西方文论关键词| 殷企平：文化
内容提要:在以往三百年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转型问题。因此,针对转型问题而形成的文化概念的内涵,理应作为我们最关注的内容。在这一方面,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的功劳最大。说他们功劳最大,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登峰造极,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基础性工作。文化最重要的内涵演变根植于“现代性焦虑”,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一旦我们从“转型”和“焦虑”这两个关键词入手,就可以窥豹一斑,知其要略。
关键词:文化转型 焦虑 机械主义 批评 愿景
略说
“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既复杂又简单。说它复杂,是由于几乎不存在比它含义更丰富的词语了。说它简单,是因为它在近三百年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内涵演变根植于“现代性焦虑”,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一旦我们从这一焦虑入手,把握文化的反机械主义特性,就能顺藤摸瓜,理清脉络。
综述
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用的术语。然而,一说起它的定义,仍然令人生畏。恰如弗伊利和曼斯菲尔德所说,“很少有比`文化'更成问题的词语了”。(Fuery and Mansfield:xviii)迄今为止,不成问题的文化定义还未出世。爱德华·泰勒给过一个十分出名的定义,但是它也难逃被质疑的阴影。这个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养成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Tylor:1)这样的定义显然大而无当。格林布拉特就曾批评道,泰勒的定义“几乎含糊得不能再含糊了”。(Greenblatt:225)还有比这更含糊的,如在《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①一书中,上百个文化定义被逐一解析归类,“结果得出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陆扬等:3)这样的分门别类看似全面,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读者仍然找不到中心。文化的“桀骜不驯”自有其原因,威廉斯说得好:文化之所以是整个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单词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经历了好几种欧洲语言的历史演变,盘根错节,而主要原因是它目前已被好几个截然不同的学科用作重要的概念,而且被用在好几个互不兼容的思想体系中”。(Williams,1983:87)由此看来,文化定义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因学科不同而不同。
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对文化一词的拼写及其含义的嬗变作过梳理。英语culture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colere,后者几经变体,如coulter和cultura,慢慢发展为中古英语culter、colter和coulter等词,最终于17世纪初叶定格为culture,其含义也由最早的“动植物的培育”渐渐发展为“心灵的培育”等。如今常见的用法有三:一、用来形容思想、精神和审美演变的总体过程;二、表示一个群体、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三、指涉思想艺术领域的实践和成果。(Williams,1983:87— 90)这样的梳理虽然提供了几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但是未能说明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对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来说,文化概念在现代的最重要内涵是什么?
要说明上述问题,我们还得从威廉斯说起。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首次指出,19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关于文化概念演变的假说,即“一个时期的艺术必然跟该时期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结果是审美判断、道德判断和社会判断都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Williams,1958:130)威廉斯的贡献在于:他率先勾勒了上述假说的形成轨迹,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化一词的演变记录了人们对历史性变化的反应,即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作出的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该词的演变本身好比一种特殊的地图,从中我们可以探索那些变化的性质。(Williams,1958:xvi-xvii)威廉斯此处所说的重大历史性变化是什么呢?从《文化与社会》全书的内容来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的转型,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惟其转型,所以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乃至总体生活方式的空前变化。确实,在过去的三百多年中,人类社会的头号变化,非工业文明的崛起莫属。由它引起的社会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现代性②问题,自然激发了文人学者们的回应,其内容和性质恰恰在文化概念的演变轨迹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概念的最重要内涵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虽然它还有许多其他内涵,但是上述内涵跟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我们的文化之旅从社会转型开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文化是焦虑上文提到,威廉斯对文化概念演变的追踪紧扣社会转型这一线索,但是他在文字表述上没有直接使用“转型焦虑”这样的字眼。倒是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的有关论述更为简明扼要:“到了穆勒、阿诺德和罗斯金的时代,出自对于文明的肤浅及其悖逆自然的效应的焦虑,开始赋予`文化'一词新的价值含义。”(Hart-man:207)此处的关键词是“文明”和“焦虑”,也就是对于工业文明的焦虑。另一组关键词是相关的人名,其中又以阿诺德最为关键。当今西方世界,凡是探讨文化定义的论著,几乎言必谈阿诺德,以及他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该书前言中有一段引用率很高的概述,涉及文化的性质和功能:
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虚幻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弥补过于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我们所推荐的文化,首先是一种内向的行动。(阿诺德:208)
在这段文字中,引用率最高的又要数提及“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的这一句,而且常常被单独用作阿诺德关于文化的定义。事实上,这一句名言一旦成为“孤家寡人”,就毫无意义。换言之,对它的理解必须结合上下文,尤其是对机械主义的批判———光是上面这短短的引文中,“机械”一词就出现了两次:“我们……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和“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机械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遍布《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全书。例如,该书第一章《美好与光明》中这样强调:“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在紧接着的一页,阿诺德再次强调:“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阿诺德:11— 12)“机械”和“机器”等词语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自然有其深意。阿诺德是要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推崇文化,是因为他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问题,即新兴的工业文明仰仗的是机械力量和物质力量,缺失了精神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要用文化来“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里要冲击的,正是前文所说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也就是说,文化诞生于焦虑: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或者说机械文明引起的焦虑。机械文明带有盲目性,其后果之一是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过快,导致新旧世界之间的断裂,即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而新体制和新学说还来不及诞生。这一情形在阿诺德的著名诗句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去,
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我的头脑无处依靠… … (Arnold,1965:288)
透过这些诗行,我们看到的是深深的文化焦虑:新旧世界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的畸形发展,也就是前文中哈特曼所说的“悖逆自然的效应”;而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原因,又跟上文讨论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密切相关。
在世界文化史上,阿诺德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并非用文化冲击机械主义的第一人,称得上第一人的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虽然如前文所示,哈特曼没有提到卡莱尔,但是后者表达的对于机械文明的焦虑,更早地赋予了文化一词新的价值含义。事实上,卡莱尔最早明确地把工业化时代称作“机械时代”,这一命名首次见于他的名篇《时代的特征》:“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我们没法把它称为`英雄的时代'或`虔诚的时代',也没法把它称为`哲思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的时代'。”(Carlyle,1967:169)至于“机械”的含义,卡莱尔作了迄今为止最精辟的解释:
目前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 …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而且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光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Carlyle,1967:170— 73)
在他的另一部名著《拼凑的裁缝》中,卡莱尔干脆把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深不可测的蒸汽机”。(Carlyle,1987:127)这些批评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被威廉斯点破:
在卡莱尔那里,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明显地得到了新的增强。这种文化观是他抨击工业主义的基础:一个社会若要名副其实,维系它各个组成部分的就应该远远不止是经济纽带,应该远远超越那种以现金支付为唯一联结的经济关系。(Williams,1958:83)这段话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1、“现金联结”(cash-nexus);2、“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熟悉卡莱尔的人都知道,“现金联结”也是他的名言之一,被用来描述19世纪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靠现金来联结的社会,所奉行的正是单向度发展的机械主义原则,而一个民族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多向度的,是讲究整体性与和谐性的。换言之,对于这种机械式文明的焦虑,从卡莱尔起就已经渗入了文化概念内涵的演变过程中。
当然,卡莱尔并非凭空就具备了回应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的能力。就思想源流而言,卡莱尔直接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柯勒律治的影响。关于浪漫主义诗人对工业化的回应,以及柯勒律治对卡莱尔的影响,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特别指出,虽然柯勒律治没有直接使用culture一词,但是他笔下的cultivation就是文化的意思,而且“就是从柯勒律治时代开始,文化概念决定性地进入了英国的社会思想”。(Williams,1958:59— 62)需要补充的是,卡莱尔还深受哈曼、赫尔德和雅各比等德国浪漫派思想家的影响,后者曾经掀起一场“反启蒙运动”,其宗旨跟机械主义思想正好相悖。①还须指出的是,在卡莱尔之前,歌德、席勒和诺瓦利斯等德国文学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直接表述过对于以“机械的崛起”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焦虑。譬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曾经指出,现代文明的特点是“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 …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 …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席勒:29— 30)不过,卡莱尔是明确地把工业化时代称为“机械时代”,并对其全面解剖的第一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居功至伟。
更确切地说,作为批判机械主义的基础的文化观在卡莱尔那里已经成熟。如前文所述,这一文化观经阿诺德之手得到了充实。这种充实在阿诺德之后并没有停顿,而是一直延续至今,途中参与充实的文人学者可谓群星灿烂,其中必须一提的有英国的罗斯金、莫里斯、利维斯、艾略特、考德威尔、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安德森,以及意大利的葛兰西、法国的布迪厄、美国的格林布拉特、德国的本雅明、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等等。经他们之手,“文化”不断改头换面,并派生出诸如“文化霸权”、“文化唯物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工业批判”、“文化诗学”、“文化无意识”和“文化资本”等新术语,还引起了层出不穷的纷争。①以笔者愚见,“文化”万变不离其宗。就其“转型焦虑”这一主要内涵而言,文化概念形成的基础性工作在19世纪已经完成。对这项基础性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的,不光有前文介绍的卡莱尔和阿诺德,还有罗斯金和莫里斯。
虽然罗、莫二人没有像阿诺德那样,直接以“文化”为标题发表过专论,但是他们的文化观几乎渗透了各自的每一部作品。跟阿诺德一样,他们几乎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都提出了与社会转型有关的问题,而且在具体表述上也跟阿诺德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例如,罗斯金在《给这后来者》一书中有一个论断:“治理与合作在所有事情中都是生命法则,而无政府状态与竞争则是死亡法则。”(Ruskin, 1997:202)这里说的其实就是文化问题,其实质曾经被威廉斯一语道破:“(罗斯金的这个论断)再次把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对照,只不过这一次的措辞直接对19世纪工业经济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挑战。”(Williams,1958:143)威廉斯这里指的是罗斯金和阿诺德之间的巧合,后者的代表作题目本身就是《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类似的巧合还出现在莫里斯和阿诺德之间。跟阿诺德的诗句“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样,莫里斯也在文字上直指社会转型:“我们觉得自己身处新旧世界之间……期待着变化的来临。”(Morris,Vol. XXIII:122)这些巧合表明,跟阿诺德与卡莱尔一样,罗斯金与莫里斯的文化情结中也带有浓浓的转型焦虑。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焦虑不但导向了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实践,而且最终化成了有关理想社会的愿景。这也构成了本文下一小节的主要内容。
批评与愿景
上一小节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即文化是什么?任何有关文化概念内涵的探讨还须回答另一个问题:文化能做什么?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当我们强调文化是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时,同时也暗示了文化的功能,即化解这种焦虑的功能。
文化怎样化解焦虑呢?其主要手段有二:一是从事批评,二是提供愿景。莱斯利·约翰逊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凭证:在19世纪,文化概念大体属于文学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当时对英国社会的不满、抗议和批判主要来自他们,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传统,而文化是他们用来表示这一重要传统的术语。社会潮流的走向,让这些作家痛心疾首,而文化概念则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同时彰显了他们的社会关切, 以及他们提供的建设性愿景。(Johnson:1)在约翰逊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他们都在社会批评和描绘愿景两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鉴于上一小节已经涉及卡莱尔和阿诺德所从事的社会批评,此处只就罗斯金和莫里斯的有关工作略作补充。先说罗斯金。跟卡莱尔和阿诺德一样,罗斯金也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所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最大特征是国家以及个人身上的某一种禀性或能力特别发达,而其他禀性和能力却急剧萎缩。在《芝麻与百合花》一书中,他哀叹英国大众已经失去了许多应有的能力,尤其是阅读和思维的能力,而祸根又恰恰是对钱财的贪欲:“眼下英国公众完完全全地不可能读懂任何思想深邃的作品———他们的贪婪是如此疯狂,以致他们变得不会思考… …凡事都得有`回报'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每一项目标……”(Ruskin,1921:93)这种“反文化”现象意味着国家和个人都失去了完整性以及和谐状态,而文化则意味着对整体与和谐的追求。我们在上一小节中提到,席勒曾经哀叹现代文明把人变成了机械生活中的碎片,这也正是罗斯金焦虑的原因。比席勒更进一步的是,罗斯金把整体性的丧失明确地归咎于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
分工劳动可真是伟大文明的一大发明。近来我们把它又研究并完善了一番,只不过我们给它取了一个虚假的名字。说实话,我们并不是在分工,而是在分人———人被分成了一个个片段———分解成了生命的碎片和细屑。结果,一个人的智力所剩无几,甚至不足以制造一枚别针或一颗钉子。仅仅制造针尖或钉子头就耗尽了一个人的智力。(Matteson:299)罗斯金关注的还不仅仅是因分工引起的异化。如戴维·希克瑞所说,罗斯金的批评理论分别“由以下几组分离而生成:思想与感受分离;时间与空间分离;肉体与灵魂分离;行动与意图分离;计划与实施分离”。(希克瑞:47)换言之,罗斯金是站在整个文化层面上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或和谐性遭受侵蚀这一问题的。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批判的对象。
再说莫里斯。跟卡莱尔、阿诺德和罗斯金相比,莫里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生的主要激情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仇恨。”(Morris,1993:380)这种仇恨和批判精神在他的诗歌、小说和政论文中随处可见。限于篇幅,我们仅以他的早期诗歌为例。在《地上乐园》和《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中,我们只看到蒸汽机、活塞(这两种意象明显指涉工业革命)、城堡、塔楼和布匹劳动产品,却看不到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后者的缺席意味着创造物和创造者被无情地分割,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现象,即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错位。莫里斯表现劳动异化的手法极为生动,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频频出现的“手”的意象。阿姆斯特朗曾经对此作过十分精彩的评论:……
……手也是工具符号和代理符号,因为诗中的手总是操纵着物品,经常摆弄杯子和衣服之类的消费品,或者握有盾牌和利剑,而且总是跟身体分离,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里的“手”当然是指称19世纪的工人。城堡、塔楼和花园的建造都要依靠工人,但是在莫里斯笔下,作为建造者符号的工人全都被不祥地清空了……清空得如此彻底,以致构成了一种揭示工人遭受压制这一状况的怪诞技巧。现代怪诞艺术无法再现工人,因为工人除了缺席以外,再也没有再现自己的手段了。(Armstrong:241)虽然阿姆斯特朗未能指明工人的缺席是一种异化劳动,但是我们不难察觉这种缺席意味着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之间的分离。这种异化还由手跟身体分离的情景得到了强化:劳动者不仅远离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且连自己的手都处于游离状态,这分明是一种双重隔离和双重异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莫里斯与异化的抗衡是在批判机械文明的大语境中进行的:他曾经在许多场合反对机器统治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强调机器“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做不出艺术品”,而且机器“奴役人的身心”,以智慧式劳动为敌。(Morris,Vol.XXII:149)这些论述与卡莱尔、阿诺德和罗斯金等人的相关论述不无互动,形成了强有力的文化批评语境。
不过,批评至多只化解了焦虑的一半,另一半焦虑要靠描绘愿景来化解。上述几位批评家都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这些蓝图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共同拥有一个基本特征:它们呈现的是一个和谐发展的有机社会。还需强调的是,从卡莱尔到阿诺德,再从罗斯金到莫里斯,这些理想蓝图的艺术元素呈现出依次递增的倾向。
相对而言,卡莱尔提出的社会蓝图是遭受诟病最多的。有关他“拥护独裁、反对民主”的指责,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尽管他的社会主张有时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并非一味地反对民主。即便他那最遭攻讦的“英雄崇拜”论,也含有合理的内核———他笔下的“英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概念,而可以是一个平民,甚至是一个黑奴;他不但在文艺作品中刻画和歌颂过普通人,而且在书评中主张“人永远是人的兄弟”。① “人人是兄弟”的原则跟卡莱尔批判的“机械时代”和“现金联结”从一破一立两个方面互相呼应,是他理想中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除了人人是兄弟以外,理想的社会还需要人人热爱劳动,所以卡莱尔提出了与“旧福音”针锋相对的“工作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福音'是:了解你所要做的工作,并认真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卡莱尔:61)不过,他的“工作福音”带有苦行僧的味道,缺乏罗斯金、莫里斯所提倡的“艺术成分”,即艺术化劳动和创造性愉悦。②还需指出的是,“工作福音”若强调过头,就会不利于工人阶级争取良好劳动环境的斗争,或者会被用来作为要求被剥削阶级安分守己的借口。卡莱尔文化观的瑕疵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瑕不掩瑜,他的远景规划闪烁着真知灼见。在表达愿景方面,阿诺德比卡莱尔走得更远。
不仅仅是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而且在《当今批评的功能》、《平等》和《民主》等许多作品中,阿诺德殚精竭虑地规划文化策略,阐述文化理论,以图这些“文化理论能够跨越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鸿沟,并把两者连接起来,也就是保存过去的精神遗产,并用以统一振兴现代世界”。(Carroll:xvii)经由“文化”与过去连接并得以振兴的世界,就是阿诺德的理想世界。在这一理想境界中,人们不必因社会转型而焦虑,因为过去的优秀精神遗产都得到了保存,而且如前一小节引文中所说,人人都能“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关于此处“完美”的意思,约翰逊有过恰如其分的解说:“完美有三个层面:一是和谐,二是普遍,三是付诸行动。”(Johnson:28)也就是说,阿诺德向往的是一个和谐社会,不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而且个人的全部禀赋或潜力都能和谐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三个层面,即“付诸行动”。阿诺德常常被贴上“抱残守缺”的标签,或干脆被贬为改革的敌人,然而他并非反对改革,而是主张“在成为文化人之后,才能采取行动”。阿诺德还常常被扣上“精英主义”的帽子,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人都享受美好与光明的生活,这一点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阿诺德:31)需要强调的是,较之卡莱尔的社会图景,阿诺德的理想蓝图中多了些艺术元素,他在许多场合都流露出这样一种观念:依靠文艺想象力产生的社会图景,比依靠其他想象力构建的远景更具有优越性。限于篇幅,我们只举一例:在长诗《吉卜赛学者》中,主人公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且是唯一的抱负,即“在学成之后,向世人传授艺术的奥秘”。(Arnold:335)通过艺术传播文化,进而建设和谐社会,这既是阿诺德的宗旨,也成了他的实践,他的创作本身就是有力的见证。
在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方面,罗斯金丝毫不亚于阿诺德。威廉斯曾经高度评价罗斯金对19世纪英国人总体生活方式的关注,并认为他“对文化概念的丰富内涵的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Williams,1958:134)约翰逊也曾强调:“罗斯金的工作为文化意义的迁移提供了证据:作为个人精神状态的`文化'转变成了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文化'。”(Johnson:59)对“总体生活方式”的关注,当然首先表现为前文所说的“现代性焦虑”,但是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前文提到,罗斯金对各种以“分离”为特征的异化深恶痛绝,此处再举一例:他强烈反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家,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分离的后果,即“大众社会成员的一分为二,一类变成了病态的思想者,另一类变成了悲惨的劳动者”。(Ruskin,2005:24)为改变这一状况,罗斯金提出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者应该经常思考,思想者应该经常劳动”。不难看出,在这一理想图景的背后,晃动着卡莱尔“工作福音”的影子。不过,罗斯金明显要比卡莱尔棋高一着:他不但像后者一样注重劳动,而且明确地提出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显然朝社会民主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另一个超过前人的特点是,他有关劳动的愿景里有着更浓厚的艺术元素。他描述的理想社会不但要求人人劳动,而且讲究劳动的艺术性———劳动者应该有自由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并从中得到愉悦。他在《威尼斯之石》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比近、现代建筑更为可取,其原因是前者虽然粗糙,但是代表了人类早期的纯朴和自然状态,体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活力和想象力(此时的社会组织、劳动制度和价值取向还允许普通工匠在劳动的同时有一定的空间进行自由的想象和思考),而后者虽然精致,但是因机械的分工方式而压抑了普通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只允许工匠机械地服从设计师的规划,致使工匠失去了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余地,同时也就失去了劳动的愉悦。需要指出的是,罗斯金并非主张回到中世纪去,而是主张在未来社会里,劳动本身更多地带有艺术性,劳动者能获得更多的创造性愉悦。
继罗斯金之后,莫里斯再次向世人提供了愿景。更确切地说,文化焦虑经莫里斯的点化,演变成了更合理、更绚烂、更完美的社会图景,在他的诗篇、文章和小说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图景。比较起来,他的乌托邦小说《来自乌有乡的消息》所呈现的愿景最为全面,也最为生动。在乌有乡里,人不再是机械主义桎梏下的碎片,而是与社会乃至自然和谐相处的、全面发展的、有艺术品味的劳动者。乌有乡的居民们往往一个人从事多种职业,同时还能兼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平衡。例如,故事人物罗伯特既是织工,又是排字工,还是数学家兼史学家,甚至兼任摆渡的船夫。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劳动场面:在这些场面里,人、服饰和大自然总是完美地融为一体。①概括地说,乌有乡的居民们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总能艺术地生活着,劳动时如此,休闲时也是如此。事实上,莫里斯有一个至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观点,即劳动和休闲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休闲是劳动的延伸,反之亦然;而艺术则贯穿二者的始终。他在名篇《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可取的生活方式》中写道:“许多最出色的工作是在人们休闲时完成的,此时人们衣食无忧,乐于表现他们的特殊才能……”(Morris,1962:17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得更为明白:“让所有的普通人都爱艺术,都坚持把艺术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Morris,Vol. XXII:134)可以说,莫里斯的艺术观、道德观、政治观和自然观在他描绘的社会图景中实现了高度的结合。露思·季娜说得好:莫里斯“把艺术的道德目的与对美的追求联系在了一起,又把它的社会目的与实现他所说的智慧型劳动联系在一起”。(Kinna:44)这样一种联系其实已经给“文化”概念注入了新的涵义,即社会主义的涵义。换言之,莫里斯的文化之旅最后通向了社会主义。让我们再引用季娜的一句评论:“莫里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在于他对文化的欣赏,以及他对文化变革的欣赏。”(Kinna:17)我们不妨反过来说:莫里斯的文化焦虑把他引向了社会主义,使他在社会主义理想中找到了归宿。
在莫里斯之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对机械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一直延续着,至今未断。后人的批判和憧憬虽然方法各异,侧重面各有不同,意识形态各自为阵,但是本质上都出于同一种文化焦虑。从这一角度看,到了莫里斯时代,以转型焦虑为主要内涵的文化概念已经确立。
结语
文化概念在现代社会的演变史,就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史。在以往三百年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转型问题。因此,针对转型问题而形成的文化概念的内涵,理应作为我们最关注的内容,在这一方面,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的功劳最大。说他们功劳最大,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登峰造极,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基础性工作。没有他们夯实的基础,就没有20世纪红红火火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自莫里斯以降,文化战场烽烟四起,从“文化”而衍生的新概念五花八门。然而,凡是卷入重要“文化之争”的学者,都怀有类似的文化焦虑,都向往和谐发展的社会,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会立场各异,甚至彼此间激烈冲突。例如,安德森和汤普森曾在上世纪60年代唇枪舌剑,前者认为“英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心缺席”,其原因是缺乏“总体社会理论”指导下的工人阶级运动,而后者坚持认为,反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传统在英国一直很活跃。(Johnson:12—14)然而他们讨论的都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都关注人类生活的总体方式。又如,哈贝马斯在跟福柯的论战中,强调“当今社会整合力量,只能来自文化”。(赵一凡:739)文化有整合社会的力量,这一观点显然与19世纪形成的文化概念十分吻合。
文化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本文展现的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我们若能紧紧抓住“转型”和“焦虑”这两个关键词,就应该可以窥豹一斑,知其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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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企平教授，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浙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海外项目评审员、《外国文学研究》常务理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邀编审等。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