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对共同富裕不必焦虑

智超讲财商 2023-09-0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何佳唠嗑 Author 何佳

近来不少企业家确实很焦虑，也许企业家们一直都在焦虑，这是一种职业病。最近我接触了不少民营企业家，也了解了一些企业家们焦虑的原因。

连续3年的疫情是一个原因，疫情使得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其实中国的中小企业一直是在挣扎，他们头上有好几把刀：劳动法、环保督察、去杠杆、税务追缴等等，疫情只是在他们头上又增加了一把刀。

更重要的原因，好像还是对共同富裕的担忧，甚至是恐惧。很多企业家出生于农村，从小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后来凭着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在大城市顽强奋斗，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他们似乎并不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运气，或者是时代造就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更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同时也是他们造就了时代。

中小企业家对共同富裕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假定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或者某个时间段，要根据某种原则实行共同富裕，再假设中小企业赚的钱都被投入到了企业，主要是用于扩大生产，设备更新等等。如果企业家不喜欢被共同富裕，运用动态规划决策原则，他们企业的估值将大幅降低，企业家最优的决策就应该是即刻“躺平”，最好是赶在市场还没有完全明白前，把企业卖掉。问题是，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或者某个时间段，要根据某种原则实行共同富裕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另外，即使这个假设成立，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动态规划决策机制也会失效。把这个世界中的游戏看成是无限的游戏就不会焦虑了。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和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的初心和奋斗目标。然而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况且这两者并不完全矛盾，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基本上是在坚定目标和努力发展的道路上前行。在这条路上前行的关键的还是毛主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才有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各个时期政策的调整（文革期间的1971-1975，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为了提高生产力，我们也经历了各种实验，例如包工包产等），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民营企业家要努力把握这种政策调整的节奏，而政策调整的基础则是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和执政基础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为什么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或者某个时间段，要根据某种原则实行共同富裕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上世纪70年代是理性预期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年代。虽然理性预期理论不一定完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理论上依然不失其光辉，同时对实践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提出了政策实施常常有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什么叫时间不一致性，简单说就是在今天承诺的未来政策在今天看来是最优的，但是等你到了那个时刻，去执行这个政策就不是最优的了。”例如，一个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承诺不会增加税负，但是他当上总统后，由于环境的变化，需要时他就会加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提出，对经济和金融各方面的问题，或宏观或微观，具有普遍意义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为美国经济的麻烦问题。当时的主流学派坚持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但其解释很难令人信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时间不一致性是欧美各国在20世纪70 年代产生“经济滞胀”的根本原因。他们也由于这个贡献加上他们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而一起分享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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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从最优控制的动态规划的角度进行研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证明，即使给定了一个明确的、有共识的、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最优控制理论仍不适用于作为政策制定的工具，而最合适的工具是博弈论。这主要是由于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是与大自然的简单博弈，而是与理性人的动态博弈，这些人能够观察并预期到政府政策会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许多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下降，从而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产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证明了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动态制定的政策不会是最优的，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经济不稳定。

说点题外话。我们这一代人在年少时曾经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于文化底子差，再努力也学不懂。我们当时也知道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当我第一次读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时，就想到时间不一致性理论似乎也为伯恩施坦的名言或者修正主义建立了“理论基础”。

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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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时间不一致性理论也建议企业家不应该“躺平”，事情永远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远远超越了共产党的初心和共产党执政基础之间的平衡。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通过1953-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还会发生1978年以来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在公有制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民营经济，并且民营经济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公有经济？在过去相对公平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变成了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应该说，这些情况都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想象，也超出了企业家和民众当初的想象，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博弈的结果。

最后，再次提一下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写于三十多年前的一本很薄的，只有6万字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如今这本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詹姆斯·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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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在读完这本书后，觉得这本书改变了他对生活、宇宙和其他一切事情的看法，即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是两种不同的游戏。理解了这两种游戏，就解除了他做决定时的犹豫。简单地说就是要选择无限的游戏。一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有限游戏以外还有无限游戏，所以总是过度焦虑，其实换一种思维，如果游戏永远在继续，就不会焦虑了。卡斯指出，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贏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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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如此复杂且有意思。我们需要细细品味这个世界，品味那些智者的思想，品味我们过去走过的历程。提升一个维度看问题也许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焦虑的啦。穿越周期方显英雄本色。当然在减少焦虑的同时，有些该做的还是要做，包括分散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