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书小书｜陈亮：《中世纪晚期欧洲语境中的西亚金布：维也纳不赛因织物——王公葬礼和文化迁徙》

中世纪晚期欧洲语境中的

西亚金布

维也纳不赛因织物

——王公葬礼和文化迁徙

Cloth of Gold from West Asia in a Late Medieval European Context:

The Abū Saʿīd Textile in Vienna: Princely Funeral and Cultural Transfer

文 / [ 德 ] 马库斯·里特尔

译 / 陈亮

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纺织品是在欧洲受到追捧的来自伊斯兰国家——如出自伊朗的一幅14世纪早期书籍插图所示（图 13）——和拜占庭的一类奢侈品，它们随处可见，肯定给当时的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流动的物品，它们促进了宫廷文化母题的交流和传播，这些母题有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中保留了类似的意义，也可能在每个新的语境中得到不同的理解。目前的学术研究也将这些物品视作一种文化迁移的现象。¹

图13 头戴皇冠、身着织金锦的统治者，铭文和装饰条纹交错，侍从身着有金色图案的衣服，条纹织物和有图案的织物可以在欧洲教堂宝物和礼拜法衣上幸存的蒙古金布中找到对应物。不赛因苏丹时期在伊朗制作的细密画细部，大蒙古版《列王纪》（Great Mongol Shahname）中的书籍插图，大不里士，约1330—1335年，佛罗伦萨

图1 a) 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公爵墓室于1739年开启时的状态，版画作者为萨洛蒙·克莱纳(Salomon Kleiner); b) 公爵墓室中鲁道夫四世公爵的墓葬细部，尸体穿着尸衣，以带子包裹着，平躺在敞开的皮囊中，剑和铅十字架放在尸体上

当 1739 年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公爵墓室被打开时（图 1），马夸特·赫尔戈特（Marquardt Herrgott）对鲁道夫四世（生于1339年，1358—1365年在位）的墓如此描述道：

能看到整个尸身被一块缎纹布（attalicis teli）所覆盖和装饰。鲜艳的织金依然光彩夺目，上面可见人物形象，哥特字母与那些刻凿于石板上的字母并非迥然有别；如果有人想细细探究以验证其读法，则它们看起来不过是织物的一种艺术手法。事实上，用衣服（vestis）一词并不恰当，因为它是围绕着尸体缝制的，所以手如同臂一样，都被包裹在内。²

1754 年地下墓室整修后，鲁道夫被安葬在一个新的金属棺材里，他的裹尸布和随葬品都完好无损。1933 年重新打开棺材时（图 2），裹尸布被移走，此后一直在维也纳大教堂博物馆展出（图3）。

图 2 鲁道夫四世被包裹在织金锦尸衣中，与剑和铅十字架一同收在巴洛克时期的金属棺中，1933年开棺时的情形

图 3 2008 年陈列在大教堂博物馆玻璃柜中的织金锦；可能产自伊朗大不里士，根据铭文是1319至1335年间为伊尔汗国君主不赛因所做，维也纳大教堂博物馆，藏品号Inv.Prot.L—7

巴洛克时期的赫尔戈特将其描述为带有“人物形象”（figures）和古代的“哥特字母” （Gothic letters）的纺织品，因它是一块条纹织金锦，上面有巨大的阿拉伯文铭文、小幅的狩猎饰带和动物母题（图 4—9）。该布料的裁剪由一块躯干—腿片（173×90厘米）和两块袖片（30.5×76.5厘米和30.1×74厘米）组成。2008 年，纺织品修复师雷吉娜·克纳勒（Regina Knaller）进行的一项研究对原本的织物进行了复原（图 8、图 9），并证实这三块保存下来的布是依照身体和四肢的尺寸进行裁剪，然后缝在它们周围的。这种“尸袋”包裹住除了头部之外的整个尸体，几乎就像一件圣人遗物一样（图 14）。³如下文所述，这种织物在葬礼中被用作合身的裹尸布，在去往维也纳的路上展示死去的王公，而不是作为仅仅蒙在或裹在尸体上的尸布（grave cloth）或柩衣，也从未被用作一件衣服（garment）。⁴

图4

图5

图6

图 4 鲁道夫四世的织金锦尸衣，躯干—腿部分

图 5 鲁道夫四世的织金锦尸衣中央细部，金线光彩夺目

图 6 鲁道夫四世尸衣上孔雀、卷须、椭圆形花叶饰

和菱形构成的重复图案

图 7 鲁道夫四世尸衣的狩猎饰带上的猫科动物和羚羊

图 8 基于尸衣现存的三片布对原本织物的部分复原，250 厘米长；织物的完整长度可复原为 380—403 厘米。

作者 2008 年绘制线描图

图 9 对鲁道夫四世尸衣中原本织物的颜色和纹理的复原，对颜色的分析证实红色复原无误，并显示绿色部分原本可能是蓝色。Ramsebner 完成数码复原

图 14 鲁道夫四世公爵身着尸衣下葬的模型，雷吉娜·克纳勒指导按原尺寸复原；模型用厚棉布制成，标出了铭文条纹的轮廓

作为一件便携式物品，这件织物至少在中世纪晚期两种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中获得了各种功能和意义。首先，它曾是西亚伊朗的一个伊斯兰国王宫廷中具有代表性的奢华纺织品，上面绣有统治者的名字和称号的大幅铭文，而且肯定不是用来下葬的。其次，一代人之后，它在中欧奥地利一位基督教王公的葬礼上被用作丧葬纺织品。第三，在从伊朗到维也纳的途中，这块布可能被用于另一种语境，即作为一件政治和外交礼物，这将在下文中提及。最近，它在一个引用铭文的艺术装置中进一步获得了一个现代的语境；其已经被纪念碑化，并被转移到壁画媒介中，宣传了收藏该纺织品的大教堂博物馆。

为苏丹不赛因制作的提拉兹纺织品

及其在伊朗的功能

虽然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这件纺织品在欧洲基督教语境中的使用，但有必要回顾一下它最初为伊朗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制造时的情形，以及它与伊斯兰艺术中的纺织品有关的特点。⁶

该布料采用彩花细锦缎（lampas）技术织造；底子为缎面斜纹织造，图案纬线为成对的金属线（图 10、图 11）。线由两面镀金的银箔围绕丝芯纺成（图 12）。三条原本是绿色或蓝色的条纹，上面有大幅的阿拉伯文铭文，与两条红色条纹交替出现，红色条纹上有卷须和孔雀相重复的金线花纹，每条条纹两侧都有表现羚羊和猫科动物的狭窄狩猎饰带（图 5—7、图 9）。织物上的铭文证明，这种珍贵的纺织品是为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利汗国统治者、穆斯林苏丹不赛因（Abū Saʿīd，1316—1335 年在位）制作的。皇室的称号将制作时间限定在1319年至 1335 年，可能是在伊朗西北部伊利汗国王室的主要所在地——大不里士（Tabriz）的一个宫廷作坊制作的。

图10

图11

图12

图 10 维也纳的不赛因织金锦中的织物组织，莲花和椭圆形饰图案细部：花瓣中以成对的金属线织成的水平纬纱花缎；花瓣周围区域的斜纹编织；椭圆形饰外的经纱缎纹

图 11 维也纳的不赛因织金锦中动物饰带上的细部：以成对的金属线织成的水平的纬纱花缎；纵向的经纱缎纹。图中左侧可见一条通过缠绕金属丝延长的金属线

图 12 从织物的破损处支出的一些金属线，左上方的黑线对应长度为 1 毫米，这些线由围着一根丝线缆心缠绕的镀金银片构成，镀金很大程度上由于银的氧化变得晦而不显

鲁道夫四世的裹尸布中存世的三块布，可以证明是由同一块布切割而成的。它们合在一起使用了250厘米长的布料（图 8），根据对铭文的修正，可以计算出整块布的长度为380—403 厘米。保存下来的织物边缘表明它的宽度为90厘米。就现存部分来看，这批纺织品是以未经裁剪的布匹的形式传到欧洲的，以前并没有作为衣服使用过。所有裁剪和缝合的痕迹都是该布在维也纳用作裹尸布时留下的。

这种设计与蒙古各国、马穆鲁克王朝（Mamluk）的埃及和奈斯尔王朝（Nasrid）的安达卢西亚的纺织品中广泛使用的长条形图案有关，这种图案的特点是将阿拉伯文的铭文条纹与各种母题相结合。然而，它代表了一种变体或与特定功能相关的独立类型，因为文字条纹的规格异常大，并在设计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变体的一个要素，也是一个罕见的特征，就是重复性祝福文字的特殊性。与其他条纹织物上的短小、程式化、匿名的文字不同，它是个性化的，而且格外长且详细，给出了伊利汗国统治者的名字和称号：

赞美我们的主，光荣的苏丹，最光荣的王中之王 (shāhanshāh)，世界和宗教的至尊，巴哈杜尔汗不赛因（Būsaʿīd Bahādur Khān），愿真主使其国祚延绵。⁷

这段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尽管这块纺织品可能源自讲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环境。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文化中使用阿拉伯文来书写这种官方铭文是常见的，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使用拉丁文一样。

它带有其他阿拉伯文铭文条纹的纺织品所没有的一个设计特点，即文字方向的改变。在复原的布料上，文字从窄边的两头开始，向中间交会，字母以一种精心构思的和谐形式连接起来，一如现存部分所见。这说明其最初的用途和功能，是将整块布从中间垂下或挂起。它从来没有被打算用于墓葬，伊斯兰法律本来就禁止在墓葬中使用带金的布。就技术而言，织工和金属线的质量都是最高的。三条铭文条纹中的文字在重复之前有117厘米长，这意味着织物的图案序列极长。

像不赛因纺织品这种类型和质量的布料，应该是专门为统治者及其宫廷生产的。在伊利汗的统治下，只有皇家作坊的纺织品才被允许在金布上加以铭文。⁸带有统治者名字的纺织品铭文被称为“提拉兹”（ṭirāz），生产这些铭文的皇家工场也用这个词命名。⁹这种铭文具有官方性质，因为它们显示了对统治者的忠诚，带有这种铭文的物品被作为皇家礼物来馈赠。向统治精英赠送金布，这是蒙古人的传统，而阿拉伯和波斯统治的习俗是以皇室服装授衔和作为礼物。¹⁰关于埃及，源自13世纪和14世纪的消息说，只有苏丹和宫廷高级成员才会穿带有提拉兹的金袍。¹¹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年）解释道：

在丝绸、锦缎或他们准备穿的纯丝绸服装上绣上统治者的名字或他们的特殊标记，是皇室、政府排场和王朝习俗的一部分。文字是通过编织金线或其他一些与织物本身颜色不同的彩线产生的。（其制作）取决于织工设计和编织的技巧。王室服装上绣有这种提拉兹，以提高统治者或穿着这种服装的地位较低人士的威望，或当统治者想向他们表示敬意或任命他们担任王朝的某一职务时，将自己的服装赠送给他们，以提高他们的威望。¹²

伊本·赫勒敦想到的可能是服装上加以单独的铭文，如中世纪细密画中所描绘的佩戴在上臂的带子。铭文作为构成织物图案的几条相同条带的重复母题，则是一种不同的情况。不过，带有诸如不赛因称号等铭文的纺织品，其官方性和代表功能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图 15 织金锦织物，上有阿拉伯文铭文“reperto A”，出自维罗纳的坎格朗德一世墓。维罗纳，老城堡博物馆（Museo di Castelvecchio）

图 16 织金锦织物，上有阿拉伯文铭文，覆盖在阿方索·德·拉塞尔达的石棺上。布尔戈斯，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修道院

与之相比，其他被认为是蒙古汗国的长条状金布纺织品，在技术、质量和风格上都有所不同。它们的起源不确定。它们使用平织或纺成的镀金膜金属线。例如在维罗纳（图15）、布尔戈斯（Burgos，图 16）、雷根斯堡、但泽（Danzig，见本卷中的 von Fircks和 Borkopp-Restle 的论文）¹³和哈尔（Hall）等地的纺织品中，图案的特点是细条纹和宽条纹密集交替，并使用了各种几何纹饰和源自中国的动物图案，结构呈长方形。在蒂罗尔州（Tyrolia），哈尔所谓的“黑德维希的彩色祭披”（Chasuble of Hedwig）及其圣带（stola）和左手饰带（maniple）的布料，呈现出蓝色和红色交替的条纹，边上是绿色的细条纹（图 17—19）。¹⁴金色的装饰显示出长方形的几何图案，方形和长方形块面中的龙、狮子和山羊，以及莲花、结、圆形图案和猫科动物猎兔的饰带。这类纺织品上的铭文是不具名的，由简短的一般性祝福套话组成。它们更适合于大量生产和出口贸易。

图17

图19

图18

图 17 织金锦制成的祭披背面，哈尔（蒂罗尔州）的女子修道院

图 18 织金锦制成的祭披、圣带和左手饰带，细部，哈尔（蒂罗尔州）的女子修道院

图 19 哈尔的祭披，细节

成为欧洲已故统治者的裹尸布

在中世纪的欧洲，为死去的君主穿上奢华的衣服加以展示，以及保存君主的尸体，是常见的做法。只要统治者还没有下葬，他就像活人一样参加仪式。因此，他需要被穿戴得体、有代表性地（译者注：英语原文 representatively，汉译难以达意，意为如同本人在场）展出。¹⁵

金布是中世纪晚期王室和王公服装中最珍贵和最受推崇的一种纺织品，对死者也是如此。在乔叟写于 14 世纪末的《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中，死去的皇家骑士阿赛特（Arcite）在葬礼上被用金布覆盖：

在这之后，忒修斯又下达命令，

叫人准备好一副棺椁，棺椁里

铺着他最好的金布，极尽华丽。

他给阿赛特穿戴得同样精妙。¹⁶

文学在此反映了现实。1307 年去世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送葬时，身上盖着一块金布。¹⁷1313 年皇帝亨利七世在锡耶纳去世后在比萨被展出，他身上盖着一块红色、金色相间的布，上面有鹰和狮子的纹章图案。¹⁸关于鲁道夫之死少有报道。1365年7月27日，他在访问意大利北部各盟国国王时去世。6月14日，他在维罗纳受到坎西尼欧尼奥·德拉·斯卡拉（Cansignorio della Scala，1365—1375年在位）的隆重接待，并在那里住了两天。此后不久，他成为米兰的贝尔纳博·维斯康蒂（Bernabò Visconti，1354—1385年在位）的客人。6月的某一天，他在这里一病不起，直至去世。鲁道夫被以最尊崇的规格（cum maximum honore）临时安置在米兰孔卡区的圣乔瓦尼教堂（Church of San Giovanni in Conca）。¹⁹贝尔纳博曾将教堂改建成与宫殿相连的私人小教堂，并为他自己建造了一座带有骑马像的墓碑。²⁰秋天，鲁道夫的遗体被运往维也纳；史料称维罗纳、克劳森（Klausen）和诺伊马克特（Neumarkt）是沿途的站点。来自维罗纳的一份编年史报告说，鲁道夫在拱门缘饰中的圣彼得教堂（Chiesa di San Pietro in Archivolto，译者注：此为今日名，该教堂当时名为 Sancti Pietri Archivolta）安息，坎西尼欧尼奥和社会名流以及普通市民向已故的君主表达了“最大的敬意”。鲁道夫在12月初或之前被安葬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公爵墓室里。确切的下葬日期和同时代对葬礼的记载不详。²¹

这一过程表明，为死去的统治者精心选择织物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在经历了一场持续数周的疾病之后，鲁道夫之死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和他的心腹为他的去世作了安排是有可能的，也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来为遗体的转移和在维也纳的安葬作准备。在维罗纳，他安息时享有王者的尊荣。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其他各站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鲁道夫那用金布做的裹尸布完全适合这个用途。它可能是在米兰缝制的，或者最迟是为维罗纳的葬礼展示缝制的。此前，鲁道夫的遗体一定是在死后马上做了防腐处理或整体被保存起来，以使其展示和运输成为可能。教皇博尼法切（Pope Boniface）在1299年和1302 年禁止了以前常用的通过煮熟尸体（more teutonico，或“按照日耳曼习俗”）去除皮肉，只留下骨头的方法。²²

事实上，裹尸布的切口及其手臂和腿部的尺寸表明，虽然尸体的体积缩小了，但它是完整的，而不仅仅是一捆骨头。雷吉娜·克纳勒在对纺织品的研究中发现，三块布上的所有针孔都与该织物作为裹尸布的用途有关，而且其中一边上的缝合间隔与对边上的缝合间隔一致，表明它们是缝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用厚棉布剪裁和缝制出包裹住尸体的完整裹尸布的精确复原模型（图 14）。

维也纳的葬礼语境

鲁道夫四世的“公爵殿下”头衔和他晋升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principes），是他的政治地位和展示主权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即使在他临去世时和去世后，也要清楚地说明和让人记住他的公爵等级及其意义。他生前就开始筹划丧事。在 1359 年开始的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建设过程中，鲁道夫令人在唱诗班的圣体（Gottleichnam）祭坛下面修建了公爵墓室。他试图通过大力收集圣人遗物，并将圣斯蒂芬大教堂晋升为有附属大学的教堂（church with collegium，译者注：这里的大学指维也纳大学的前身，隶属于教堂，但并不在教堂里面）来提高该教堂的声望。地下墓室的规模表明，它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设想为一个家族墓，将教堂变成一个王室和王朝的建筑。²³著名的鲁道夫肖像画（图21）上有他的新的大公王冠，画挂在靠近他坟墓（apud suum mausoleum）的教堂中，正如编年史家托马斯·埃本多弗（Thomas Ebendorfer）在146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而后来的一份资料说，它在唱诗班的南墙上，更靠近主祭坛。²⁴无论如何，埃本多弗的这句话表明，肖像画及其位置可以理解为与地下墓室具有视觉关联。

图 21 奥地利的鲁道夫四世公爵画像，身着一件织金锦制成的衣服，约 1364—1365 年，维也纳大教堂博物馆

地下墓室的布置、装饰和铭文程序可以看出鲁道夫其人和他的墓葬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最早的泰斯塔雷洛（Testarello 1685）、柯勒（Choler 1721）和赫尔戈特（Herrgott 1772）的描述中得到了印证，而这一切都发生于地下墓室在巴洛克时期重建之前。我们最好的资料是地下墓室最早的图像——萨洛蒙·克莱纳（Salomon Kleiner）1739 年的版画，与赫尔戈特的描述一起出版（图 1）。²⁵它显示鲁道夫的墓位于地下墓室中轴线入口的正对面，靠着东墙，在一排后来的墓的中央。天花板上的石浮雕位于穹顶的中心点，从入口处看去，与鲁道夫的墓对齐；浮雕由一只伸出食指和中指的右手组成，向鲁道夫的安息地做出祝福的手势。手上的铭文更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信息：奠基者在此（Hic iacet fundator）。²⁶这只手还标示着一个涂成红色的十字架的中心，十字架的各臂横跨整个穹顶，横臂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地面。²⁷

鲁道夫的遗体躺在一块光秃秃的木板或称停尸架上，双脚靠着东墙；他的脸朝向东方，朝向主祭坛和耶路撒冷，并朝向嵌入墙内的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一个十字架、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的纹章，以及两个带孔雀毛羽冠的头盔（图 1a）。²⁸碑上有铭文：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奠基者鲁道夫之墓（Rudolphi fundatoris ecclesiae S. Stephani）。²⁹木板下的地板上有另一则铭文，标明了墓葬的位置：这里安息着信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奠基者鲁道夫（Hic iacet Rudolphus fundator qui credidit in Ihesum Christum crucifixum）。³⁰

在克莱纳的雕刻中，一个大的铅制十字架³¹和一把长剑将死者仪式性地武装起来，它们被放在遗体之上，以胸口为中心。遗体被裹在一块布中，布用带子捆绑、包裹着。这个包袱放在一个外罩上，外罩打开着，沿着裹尸布中的尸体边缘略微卷曲（图 1b）。赫尔戈特告诉我们，用布包裹的尸体以20条带子捆绑着，外罩质地是黑牛皮，很可能是尸体从米兰运到维也纳途中的容器。³²

对裹尸布的躯干—腿部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带子的存在；它们的印记在强光下清晰可见。纺织品一定是先被缝在尸体上，然后再将绑带和皮革外罩包裹在尸体上。尸体躺着，双臂在手腕处交叉。这可以从手臂在袖片和躯干—腿片上部织物上留下的轻微褪色区域的位置和形状得出结论。我们新拍摄的织物照片（图 4）清楚地显示了褪色区域，从腋窝处到侧面呈曲线，然后继续向下，以及皮革带留下的水平方向的印记和褪色线。布上的深色污渍是因尸体流出的液体造成的。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黄金“鞑靼布”

用于鲁道夫裹尸布的织金锦，属于当时被称为“鞑靼布”（panni tatarici）的一类织物（图 15—19）。这类纺织品在欧洲的卓越地位源于其惊艳的外观、复杂的图案、珍贵的材料如黄金和丝线，以及无与伦比的技术质量。³³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和英国文学作品中，但丁、薄伽丘和乔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drappi Tatari ”“drappi tartereschi”和“clooth of Tars”（鞑靼织物），作为使用黄金、鲜艳色彩和大胆图案的奢侈品的同义词（已在上文中引用）。³⁴ 在 13、14 世纪的清册中，“panni tatarici”指的是实际上或据称源于蒙古汗国的织金锦，蒙古汗国当时下辖伊朗和伊拉克、克里米亚、中亚和中国的主权地区。³⁵在其中的一些地区，以及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帝国就曾制造过织金锦，在阿拉伯和波斯时期的资料中被称为“纳石失”（nasīj al-dhahab，译者注：nasīj 意为布，dhahab 意为金，合起来意为织金布，但传统上一般采取 nasīj 的音译）。³⁶它在亚洲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沿着不同的路线和地点——关于这些路线和地点，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卒于1324年）和佛罗伦萨的弗兰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1310—1347年左右）等商人曾撰写手册——交易到意大利北部和东欧，最终刺激了意大利的织金锦的生产。³⁷确定现存纺织品的确切出处是困难的，学者也常常有争议。“panni tatarici”一词也可用于源自蒙古汗国以外的东方纺织品，即使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有时也不能在这些纺织品与意大利生产的织物之间作出区分。³⁸

格外幸运的是，鲁道夫裹尸布上的历史铭文明确指出它是为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利汗制作的，因此根据历史上对这个词的使用以及现代人的理解，它是真正的“鞑靼布”。另外，鲁道夫四世的肖像画上有着他新近获得的大公王冠冕服，描绘了他身穿有花纹的金衣（图 21）³⁹形象，其图案与裹尸布上所用的不同，但重复的棕榈和飞鸟饰属于由“鞑靼布”传入欧洲的一类装饰。它标志着与那种珍贵而奢华的纺织品相关，不管画家参照的是在蒙古各地还是意大利生产的范例。

对这种布的高度推崇也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即多被作为礼物赠予教堂，裁剪为礼拜法衣，保存在教堂之中，例如德国雷根斯堡老礼拜堂（Alte Kapelle）的，或奥地利蒂罗尔州哈尔的女子修道院（Damenstift）中鲜为人知的情况（图 17—19）。这使得选择哪种纺织品作为鲁道夫的裹尸布显而易见。然而，如上所述，它的质量和类型有别于交易到欧洲的各种形式的金布和“鞑靼布”。它一定是珍稀之物，作为一种区隔的标志，这可能是它被选为王室裹尸布的原因。

欧洲中世纪晚期纺织品中的

阿拉伯文字和其他母题

从母题中或许可以找到选择这种布的更普遍的原因。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鲜亮的金色条纹和大面积的阿拉伯文铭文（见图 3—5、图 8）。虽然当时有些学者能够读懂这些铭文，但在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欧洲，这样的人是罕见的。这里探讨三种理解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中世纪晚期欧洲精英墓葬中使用阿拉伯文铭文织物的频率。带有铭文的条纹纺织品，只是传到欧洲的各种设计的“鞑靼布”中的一小部分。在沃德韦（Anne E. Wardwell）所编的目录中，现存的67件纺织品中，只有10件是有条纹的，其中 6 件有阿拉伯文铭文；在没有条纹的纺织品中，只有 2 件有文字。⁴⁰在沃德韦尔根据这一时期的清单（主要来自教堂）编纂的111处“鞑靼布”（panni tatarici）的书面记录中，19次提到了带状或条纹作为布匹的特征，但只有一次提到了文字，且不清楚文字是否以铭文条纹的形式存在：在教皇博尼法切八世的一份清单中，有一块“绿色鞑靼阿塔比布（green Tartar attabi cloth），有白色字母和狮子”。⁴¹今天，这些名单可能会更长一些，某一处或两处增加一件，但总体框架不变。

目前有记载的“鞑靼布”使用于欧洲精英葬礼上的案例有十个。⁴²其中有三件是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条纹织物。它们包括维罗纳的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grande della Scala，卒于 1329 年）墓石棺中的几件织物中的一件，这些织物中部分的来源已确定是蒙古汗国。最上层铺着一块墓布或帷幔，上面有纵向的四条文字条纹，与维也纳的织物相似，但文字条纹较细（图 15）。在布尔戈斯附近的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la Real de las Huelgas） 的皇室墓地中，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德·拉塞尔达（Alfonso de la Cerda，卒于 1333 年）也使用了非常类似的有五条文字条纹的织物（图 16）。虽然文字的形式很相似，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阿拉伯文的书法规则是个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布尔戈斯的布匹上有非阿拉伯文字的窄条，这一点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三例是 1365 年鲁道夫四世在维也纳的墓葬。在后两例中，原产地都有待证实。

另一个类型相似但起源不同的更早案例，是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卒于 1251年）在巴勒莫的皇家墓葬。他在死后两个月下葬，身着的一件衣服，其袖子边缘用一块布装饰，上面有一条阿拉伯文字的带子或条纹，还有一条带有圆形图案和文字榜题的条纹（图 20）。1781年开墓时对此布进行了描述和图示，但1998年重新开墓时它已无法辨认。根据早期的描述，文字中提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使用具体的伊斯兰或阿拉伯礼节。它与诺曼-阿拉伯文（Norman-Arabic）的铭文相似，表明该纺织品的来源是西西里或阿普利亚（Apulia）的皇家工场。⁴³

图 20 腓特烈二世皇帝的葬衣，袖端有阿拉伯文铭文；1781 年开启巴勒莫大教堂中的坟墓时制作的版画

将巴勒莫布与上述六块现存的带有阿拉伯文铭文条纹的“鞑靼布”加在一起，七块布中有四块用于皇室和王室的葬礼。这个比例看起来很高，因为在当时应当有很多其他的金布图案，而用于墓葬用途的只占纺织品的一小部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因为整体图景不完整，关于精英墓葬中的纺织品的知识有限，而且很少有原始的下葬记录保存下来，也很少有后来的开棺记录。尽管如此，依旧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东方的布匹中，那些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布匹是否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王公精英墓葬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维罗纳的墓葬中，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布匹只是众多纺织品中的一种，但它位于尸体最上面。

第二个方面是，阿拉伯文字可能被赋予了基督教的意义。的确，对文字的审美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⁴⁴在我们的例子中，赫尔戈特将布上的文字理解为“织物的一种艺术手法”（an artistic device of the fabric），但这是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即 18 世纪巴洛克时期。然而对于中世纪晚期，关于阿拉伯文字的基督教图像志，有人提出了两种假设。

首先，它可能被理解为古代基督教或希伯来语文字，因此与近东的神圣历史地点有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宗教主题艺术会模仿阿拉伯文字。⁴⁵另一种推测具体涉及 13 世纪和 14 世纪，即亚洲的“蒙古治世”。欧洲人误以为鞑靼人是基督徒，但碰巧正确地判定他们有容忍基督教或对之持开放态度的君主。再加上东亚的基督教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古老传说⁴⁶，可能都促成了对“鞑靼布”所给予的高度尊重。⁴⁷ 在维也纳，来自乌迪内（Udine）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roric）经伊朗到中国旅行的记载，于 1359 年由拉丁文译成了德文；他报告说，大汗在中国的部分宫廷成员是基督徒，基督教僧侣受到欢迎，经常参加宫廷宴会。⁴⁸13 世纪，蒙古人曾向教皇和英国、法国国王派出使者，致以书信，寻求结成联盟，对抗马穆鲁克苏丹对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一些伊利汗国人倾心于基督教或娶信奉基督教的做妻子。在蒙古各国，不仅有本地的景教基督徒，而且有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在伊利汗统治下的伊朗，设立了新的主教区，由教皇任命主教。⁴⁹

因此，“鞑靼布”可能被视为基督教织物，其上的阿拉伯文铭文可能被视为基督教文字，显示出与圣地或基督教贵族的关系；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出于宗教动机的对抗消失时期更是如此。⁵⁰塞浦路斯国王皮埃尔一世（Pierre I）从 1365 年到1366 年对亚历山大港、的黎波里和塔尔图斯进行的所谓十字军东征，被认为是一次突袭，一次商业—政治活动，而不是出于宗教动机。这种对阿拉伯文字的理解可能适用于纺织品以外的其他物品。此外，基督教的解释常常被赋予难以辨认的文字，或只有入教的人才能读懂的所谓“秘密文字”。有趣的是，鲁道夫四世自己也创造并使用了一种“秘密文字”。⁵¹

这里要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涉及这个时期对阿拉伯文字的代表性和合法化理解的问题。由于鲁道夫死于意大利北部，当地对已故公爵尸体按其等级进行保存和展示的做法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米兰的维斯康蒂宫廷小教堂临时停尸的几个月，以及在维罗纳的斯卡利杰里（Scaligeri）家族举行的仪式，也可能或多或少严格遵循了当地的习俗。意大利使用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织金锦的例子，如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的坎格兰德一世（Cangrande I della Scala）⁵²的葬礼和巴勒莫的腓特烈二世的丧服⁵³，可能对鲁道夫的织物选择产生了影响（图 15—16、图 20）。埃托雷·纳皮奥内（Ettore Napione）认为，曾任神圣罗马帝国摄政王（imperial vicar）的坎格兰德一世的葬礼是有意安排的，以遵循巴勒莫的帝王葬礼传统。⁵⁴

如果这种想法在 1329 年是存在的，那么它可能决定了 1365 年鲁道夫裹尸布的布料选择（见图 3）。因此，可以将其与鲁道夫的意大利政治企图以及他置身于帝国传统中的努力联系起来理解。⁵⁵例如，他在发布特赦令时提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就证明了这一点。阿拉伯文字与帝国主权之间最明显的视觉联系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刺绣加冕袍中找到的，其镶边上有阿拉伯文铭文。这件袍服是 1133 年在西西里宫廷作坊制作的，但当时人们认为它是查理曼大帝的袍服。鲁道夫的岳父，皇帝查理四世在 1350 年就拥有了这件袍服，并可能在 1355 年加冕时穿着它。从 1361 年开始，查理四世每年一次公开展示这件袍服，同时展示的还有皇室皇冠上的珠宝。⁵⁶

最后，鲁道夫作为统治者的身份也可以解释他对这件纺织品的选择。从鲁道夫亲自委托伪造的大特权状（privilegium maius）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其对与王公地位相称的服装的重视。在属于奥地利公爵的 18项“自由”中，可以注意到以下内容：“身着公爵服（ducali pilleo）”和其他权力象征物，“他应该以其他帝国公爵的方式从帝国接受他的封地。”⁵⁷虽然织物上的动物形象（见图 6—7）与文字相比，比例微乎其微，但对纹章学敏感的眼睛可能会视之为指涉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的纹章⁵⁸，从而与地下墓室中的石碑相吻合（图9a）。一般来说，狩猎场面和戴冠孔雀可以被看作皇家母题。纺织品狩猎饰带上的猫科动物，不仅可以表示哈布斯堡盾牌及其顶部头盔上的狮子，还可以表示卡林西亚（Carinthian）纹章上的豹子。带有长尾羽的孔雀，可以看作哈布斯堡狮子和奥地利三段式盾形纹章（triband escutcheon）顶部头盔上的孔雀羽。

纺织品从伊朗到维也纳的迁移

随着 1335 年不赛因苏丹的去世，这件织物失去了它在穆斯林宫廷语境中直接的代表性功能，这种功能来自在编织的铭文中展示君主的名字和称号，以及一段对他的祈祷；但它仍然是一件珍贵奢侈的纺织品。我们不知道这件织物是什么时候离开伊朗，什么时候到达欧洲，然后才被用作鲁道夫四世公爵的裹尸布，以及这是一次性还是分多个阶段进行的。另一个问题是，裹尸布中的碎片只占复原的原布全长的一部分；⁵⁹另一部分在这件纺织品的历史上被用在什么地方，仍是一个猜测中的问题。

这种纺织品不是为贸易而生产的，但它可能在不赛因死后进入了贸易领域。⁶⁰它很可能是经由已知的与东方的贸易路线之一，通过意大利北部、多瑙河或波罗的海来到欧洲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等贸易城市，与东地中海和伊朗有着密切的联系。⁶¹在鲁道夫去世的意大利北部，该纺织品可能由他的宫廷获得，或者是由他的意大利诸盟友之一作为礼物赠送。然而在当时和 14 世纪中叶，伊朗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已经衰落；伊利汗的统治，在没有子嗣作为继位者的不赛因之后，瓦解成为多个小的地区性领地。⁶²

这一点，以及从 1319—1335 年这块布料的生产到 1365 年用于裹尸布之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都让人相信另一种假设，即此布料是在鲁道夫生前作为礼物送给他或他的宫廷的。这种贸易之外的迁移，可能更符合历史实情以及此纺织品的王室特质。已知维也纳与早期蒙古汗国的各地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政治接触，⁶³但在1358年和1364年，吕西尼昂（Lusignan）国王于格四世（Hugues IV）和塞浦路斯的皮埃尔一世（Pierre I）分别访问了维也纳。⁶⁴ 他们还统治着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该王国曾是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利汗们的附庸。⁶⁵1362 年，另一位特使在大主教塞琉西亚（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西里夫克，Silifke）的伊萨亚斯（Isaias of Seleucia）的陪同下前来。⁶⁶皮埃尔一世曾试图哄骗维也纳参加新的十字军东征，但没有成功。在这个框架内，较之上文提及的贸易设想，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形是，这块布最初是由伊利汗不赛因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他的附庸国亚美尼亚或塞浦路斯的，上面的金色大字闪耀着他的名字和称号，非常适合于此。它可能是在吕西尼昂使团来访期间作为礼物带到维也纳的，礼物表明了对东方统治者的了解和十字军东征的潜在成功。这就意味着该纺织品的使用又多了一个历史语境，即作为政治和外交礼物的两种情况。无论是贸易还是馈赠，都没有证据，但鉴于此纺织品的非凡品质，它直接从一个王室传到另一个王室的事件过程或许更有可能。

其他可能从东方向维也纳传送物品的人可以简单提一下，尽管是他们的可能性较小。前面提到的鄂多立克来自哈布斯堡境内的帕泰瑙（即波代诺内，Pordenone），在伊利汗苏丹不赛因时期，他与蒙古汗国和伊朗有过直接的接触。1314—1318 年间，他出使中国，1330 年返回。经由黑海边的特拉布宗（Trabzon），他到达了伊利汗国的首都——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并强调了这座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他继续经过苏丹尼耶（Sulṭānīya）、卡尚（Kāshān）和伊朗中部；在海湾的霍尔木兹（Hurmuz），登上了前往印度的船只。他在中国北京蒙古大汗的宫廷里待了几年，然后从陆路返回欧洲，可能又是经由伊朗。⁶⁷弗里德里希·克罗斯巴赫（Friedrich Kreusbach）被认为是另一个可能的传播者：他是一个到东方旅行的冒险骑士，1358 年被鲁道夫任命为狩猎大师（Master of the Hunt）。⁶⁸这些旅行者和他们的报告是文化之间的潜在媒介，有助于形成当地对东方的理解，但不确定这些联系是否也导致了伊斯兰艺术品到达维也纳。

金布与文化迁移

关于鲁道夫四世的裹尸布所使用的纺织品，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不同地方的三种甚至更多的使用语境：作为伊朗伊斯兰王室的产品；作为给东方其他王室和维也纳的政治和外交礼物，或作为贸易物品；作为欧洲一位死去的统治者的代表性贵重纺织品，用之将其在基督教的葬礼中安葬。在不同情况下，由于具体的功能和语境，这件纺织品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其共同点是由于纺织品的物质性：丝绸和黄金以及熟练的编织技术，使其成为皇室和王公的物品。在伊朗，这类纺织品具有确切的视觉和可读信息以及政治功能；它不是用于葬礼的。在欧洲，金布和“鞑靼布”是更通用的贵族身份标志，用于各种情况，体现各种功能，包括葬礼。

鲁道夫葬于地下墓室的安排是事先计划好的，遗体的转移也是精心进行的。这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其尸体在途中加以展示和安葬在维也纳时所着织物的选择，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欧洲在高级贵族的葬礼服装中使用来自蒙古汗国的织金锦，这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阿拉伯文铭文可能并没有人读，但可能带有基督教或与汗国有关的代表意义。这就使得鲁道夫四世裹尸布中的纺织品成为意在不朽的贴切织物。

托马斯·T. 阿尔森（Thomas T. Allsen）在其对蒙古文化中的金布纺织品的研究中，将纺织品使用功能和纺织技术的传承作为一种“内亚现象”作了考察，提出西亚和伊朗传统的重要性。⁶⁹如果我们将持久的影响作为这种转移的一个标准⁷⁰，那么蒙古织金锦的传播和使用，也构成了中世纪晚期从亚洲向欧洲的艺术和文化迁移的一个例子。这些纺织品大量到达欧洲；当它们迁移到欧洲时，改变了原来的语境和功能：它们对艺术产生了影响，刺激和影响了意大利的丝绸生产；它们成为文学上的一个比喻；而且它们出现在当时的欧洲绘画中（图 21）。如果说在“12世纪的浪漫故事中……骨螺紫织物的织品指代皇室，但到了14世纪晚期，更通常的做法是将皇室成员的服饰指代为‘金布’”⁷¹，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初蒙古的织金锦迁移到欧洲，可能就是这种认知变化的原因。⁷²

注释

[1]此稿件是基于 2011 年在里吉斯贝格（Riggisberg）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并扩展了我在Cat. Vienna 2015 中的词条。我很感谢菲尔克斯（Juliane von Fircks）和朔尔塔（Regula Schorta）将这篇文章收录到本卷中，我也感谢劳伦斯（Lisa Lawrence）翻译了一个早期版本。关于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纺织品的地位，参见 Ettinghausen 1983, 65-71；关于10—12世纪宫廷艺术流动物品中母题的可移植性和再语境化，参见Hoffman 2001, 17-26；关于基督教语境中伊斯兰艺术的非纺织物品，参见 Shalem 1996；关于中世纪文化迁移的理论化，参见Gerogiorgakis / Scheel / Schorkowitz 2011。

[2]Herrgott 1772, part 1, 183（拉丁文本由笔者翻译）。

[3]关于对此织物及其铭文的研究项目，及其在伊斯兰艺术史中的形式和功能有关的问题，参见 Ritter 2010。更多文献参见Ritter 2010, 107, note 11；以及 Ritter 2012；关于鎏金金属线，参见 Járó 2010。我非常感谢克纳勒对该纺织品的技术和保护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她即将出版。

[4] 以前有些作者将其描述为墓布，例如，Demel 1933, 33；Kuba-Hauk / Saliger 1987, 10（“Leichentuch”）；另有一些人称其为衣服，例如 Baum 1996, 100（“Gewand”, “Kleid”）。

[5]约翰娜·坎德尔（Johanna Kandl），“Nah am Text（接近文本）”，2014 年。该作品于2014年8月绘于大教堂博物馆内因修缮工程而竖起的施工围栏上，展示了铭文带和一旁的狩猎饰带，参见 Cat. Vienna 2015, 55，以及 Borchhardt Birbaumer 2014。栅栏和彩绘铭文高约 2.5 米，长约 20 米，而织物上的原始铭文的宽度只有 16.1 厘米至 18.5 厘米。艺术家采用我们研究中的比例线描图（见本文图 8）为模板。

[6]这个标题下的内容简要总结了Ritter 2010年的一些发现，见注 3。

[7]阿拉伯文写法的解读及其译法，参见 Ritter 2010, 111（德文译本中缺少“王中之王”的称号）。

[8]Serjeant 1972, 68.

[9]Ibn Khaldūn [1967], 220.

[10] Allsen 1997, 12-26, 81-84; Springberg-Hinsen 2000, 246.

[11] Mayer 1952, 15, 34.

[12] Ibn Khaldūn [1967], 219-20.

[13] Wardwell 1988/89 根据技术标准，将维罗纳和布尔戈斯的条纹织物（“category I”，见下文注 42）与雷根斯堡和但泽的条纹织物（“category V”）归为一类。雷根斯堡 , 老教堂（Alte Kapelle）：cloth Ia-c, IIa-b (Wardwell 1988/89, figs. 23-25; Baumgärtel Fleischmann 2002, figs. 161-662, 164-66)。Cloth Ib、Ic 和 IIb 的多块残片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 Baumgärtel Fleischmann 2002, 386-87, note 719 中提到过），Ib 的一块残片在维也纳工艺美术博物馆（Ritter 2010, fig. 14）。但泽：柏林，国家博物馆群，工艺美术博物馆，藏品号 inv. nos.75, 259 和 75, 260 (Wardwell 1988/89, 106-08, figs. 41-42 and 75; von Wilckens 1992, 50-52, cat. nos. 82-83)。

[14] Griessmaier 1959 和 Gottschalk 1966 关于小品的论述（Wardwell 1988/89 中没有收录）。他们没有提到与“黑德维希的彩色祭披”一起存在的，还有用同一块布制作的圣带和左手饰带。这三件都见于图 11。2009年5月，雷吉娜·克纳勒和笔者对这些纺织品进行了初步研究。

[15]Brückner 1966, 29-30.

[16]英文原文取自 Hodges 2014, 15（译者注：译文参照上海译文出版社黄杲炘译本，而略作修订，将“锦缎”改作“金布”，因为相应的英文为“clooth of gold”）。感谢丽萨·劳伦斯（Lisa Lawrence）提醒我注意这段话。

[17]Childs 2008, 282.

[18]Brückner 1966, 67.

[19]Kurz 1821, 300, note 2；Baum 1996, 307, 308, 313.

[20] 该建筑今仅存地下墓室。

[21] Kurz 1821, note *** on pp. 300f.

[22] Brückner 1966, 29.

[23]Schwarzmeier 1988, 11-23（关于圣人遗物的收集）; Baum 1996, 101, 182; W. Wagner 1999, 193-95; Dahm 2000, 339. 奥地利的历史研究（例如 Grass 1966）强调圣斯蒂芬大教堂类似于主教座堂，并且作为“奥地利王室教堂”（capella regia Austriaca），是一座可与布拉格——帝国皇位所在地的圣维图斯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l）和巴黎的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相媲美的王室大教堂。

[24] M. Schwarz 2015, 37.

[25] Testarello 1685, in Kleindienst 1889-1908, 1(1889): 7-8. Choler 1721, 12, 126-27. Herrgott 1772, part 1, 178, 183; part 2, pl.16.

[26] Herrgott 1772, part 1, 178.

[27] Choler 1721, 12.

[28] Herrgott 1772, part 1, fig. on p. 177.在新的巴洛克式地下墓室中，碑文被放置在鲁道夫四世石棺右侧的壁龛中。

[29] Testarello 1685, in Kleindienst 1889-1908, 1(1889): 8; Herrgott 1772, part 1, 178.

[30] Herrgott 1772, part 1, 173.

[31] 十字架图见 Herrgott 1772, part 1, fig. on p. 184。

[32] 雕刻和赫尔戈特的描述让人毫不怀疑，皮革底层原本是身体的完整外罩。其他作者的描述不太清楚，例如 Testarello 1685, in Kleindienst 1889-1908, 1 (1889): 8; Choler 1721, 127。根据 Brückner 1996, 29，牛皮的使用在葬礼上很常见。

[33]Von Fircks 2008, 55-56, 61; Von Fircks 2014, 73-76.

[34] Toynbee 1900. Allsen 1997, 1-2 引用乔叟另一首《骑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中的诗（参见上文），提到印度国王埃米特里乌斯（Emetrius）身着“金布”和“鞑靼布”。

[35] Wardwell 1988/89, 134-44，附有清单中的一系列文字证据。

[36] Allsen 1997, 2-3.

[37] Jacoby 2010a. 

[38] 如 Wardwell 1988/89, 134 根据同时代的目录资料所示。

[39] Kuba-Hauk / Saliger 1987, fig. 2; M. Schwarz 2015, fig. on p. 29.

[40]Wardwell 1988/89, 147-65 （目录在插图中）。

[41] Wardwell 1988/89, 135-44，对1295年至1380年期间的11份清册的评价；这里指 nos. 9-27和 no. 70。

[42]有阿拉伯文铭文的条纹布：(1) 坎格兰德一世（卒于1329年），维罗纳：“reperto A”，here fig. 10 (Wardwell 1988/89, pl. VIII A, fig. 14; Frattaroli 2004, 87, figs. on pp. 84, 86; Frattaroli / Cervini 2004, 283-84)。(2) 阿方索·德·拉塞尔达（卒于 1333 年），布尔戈斯：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修道院 (Wardwell 1988/89, fig. 13; Herrero Carretero 1988, 117)。(3) 鲁道夫四世公爵（卒于1365年），维也纳。织金锦被认为是有其他母题的“鞑靼布”。(4) 哈特曼主教（卒于 1286 年），奥格斯堡：重复的雕像图案，带有波斯故事中巴赫拉姆·古尔和阿扎达（Bahrām Gūr and Azāda）的图案（Wardwell 1988/89, figs. 47, 47A）。(5) 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卒于 1307 年）被人裹以金布抬去下葬（见注 17），但不清楚这是不是“鞑靼布”。(6) 桑乔四世之子佩德罗一世·德·卡斯蒂利亚（Pedro I de Castilla，1319 年卒），布尔戈斯：重复的鸟类图案（Wardwell 1988/89，fig.12；Herrero Carretero 1988）。(7) 葡萄牙的布兰切（Blanche of Portugal，卒于 1321 年），布尔戈斯：图案与 6 号相同（Wardwell 1988/89, 150, fig. 12）。(8) 坎格兰德一世（卒于 1329 年），见上文 (1)：“reperto D, D1, E, F, G, H”（Frattaroli 2004, figs. on pp. 90, 95-96, 98; Frattaroli / Cervini 2004, 285-90）。(9) 布拉加大教堂大主教唐·贡萨洛·佩雷拉（Dom Gonçalo Pereira，卒于1348 年）：图案如 (6)、(7) （Von Fircks 2014, 75）。(10) 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一世（卒于 1307 年），布拉格（Cat. Prague 1995）。

[43] Daniele 1784, 103 f., pl. R；对文本的解读，参见 Daniele 1784, 104, note o，作者为德国东方语言学者蒂克森（Oluf Gerhard Tychsen）。关于诺曼 - 阿拉伯铭文的措辞格式，见 Johns 2004, 37。其他现存的 13 世纪的纺织品以简短的阿拉伯文铭文为次要母题，以前被归于巴勒莫的皇家工场；条纹纺织品不在其中。Von Falke 1921, 20-22, with pl. V and figs. 155-56, 163。1220年，腓特烈将他的宫廷作坊从巴勒莫迁至阿普利亚的卢塞拉（Lucera），见R. Bauer 2004a, 121。

[44]Ettinghausne 1983, 63; Shalem 1996, 137, 171.

[45] Ettinghausen 1975, 14; Ettinghausen 1983, 62 f.; Mack 2002, 52, 72.

[46] Schmieder 1994, 89-109; Jackson 2005.

[47] Von Fircks 2008, 59; Von Fircks 2014, 72-73.

[48] Strasmann 1968, 7-9, 102-05.

[49]Bausani 1968, 541 f.; Boyle 1976; Lane 2006; Preiser-Kapeller 2014, 264-92.

[50] 最后一次得到教皇支持的十字军东征是由英国王子，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在 1270—1272 年进行的。1291 年，马穆鲁克人征服了十字军在阿克里（Acre）的最后一个据点。

[51] Müller 2015.

[52] 译者注：“坎格兰德”即蒙古“大汗”一词的意大利文对译，反映出当时欧洲深受统治欧亚广袤土地的蒙古汗国的影响。整个称谓意为“斯卡拉家族的大汗一世”。

[53] 两者均见上注28。显然对米兰维斯康蒂家族的丧葬纺织品尚一无所知。

[54] Napione 2004, 31, 33.

[55] Baum 1996, 109, 277.

[56] R. Bauer 2004, 89-90.

[57] Baum 1996, 88.

[58] 如苏黎世纹章（1335/1345）中的代表，见 Runge 1806, nos 17, 34。

[59]参见上文注6。

[60] 后者由 Demel 1933, 36 提出。

[61] Jacoby 2010a.

[62] Wing 2014, 315-317.

[63]  Von Fircks 2008, 59 认为与蒙古汗国的政治—代表关系是裹尸布使用的原因，然而这在鲁道夫四世的例子中却很难找到证据。而且，当时蒙古伊利汗的统治已经不存在了。

[64] W. Koch 1967, 127; Baum 1996, 164.

[65] Dashdondog 2010, 219, 224; 也参见上文注49。

[66] W. Koch 1967, 195. 1365 年，阿帕米亚（Apamea, 位于叙利亚）名义上的大主教奥托夫（Ortolf）在维也纳。

[67]Strasmann 1968, 8, 42-45. 关于大不里士作为与欧洲—基督教和蒙古—穆斯林联系的贸易中心，参见 Blair 2014a and Preiser-Kapeller 2014。

[68] Kuba-Hauk / Saliger 1987, 10; Baum 1996, 124.

[69] Allsen 1997, 71-98.

[70] Gerogiograkis / Scheel / Schorkowitz 2011, 413, 419.

[71]Hodges 2014, 20.

[72]译者注：该文原文为英文，载Juliane von Fircks and Regula Schorta (eds.), Oriental Silks in Medieval Europe, Abegg Stiftung 2016 (Riggisberger Berichte; 21), 231-251。中文版在英文版基础上作了多处修订，并在文字和图版上皆有所增加。马库斯·里特尔（Markus Ritter）博士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伊斯兰艺术史教席教授。他此前在德国班贝格、埃及开罗和伊朗德黑兰求学，曾就职于德国法兰克福、维也纳和瑞士苏黎世的研究机构。他出版有多本著作，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早期阿拉伯建筑、伊朗中世纪至近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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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张鹏   编辑推送 | 傅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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