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吴天跃：韩国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塔和石造阿育王塔研究

韩国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塔和石造阿育王塔研究

文 / 吴天跃

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与人文学院美术史系 讲师

原文载于《美术学报》，2019年第5期

摘要

五代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崇信佛教，曾效仿古印度阿育王，在位期间广造“八万四千塔”，相传曾流传至日韩两国，之前国内学者囿于种种限制对吴越国阿育王塔的东亚传播现象鲜有研究。本文整理了韩国的相关考古报告和历史文献，辅以实地考察，详细介绍了韩国所藏吴越国钱俶造乙卯岁铜塔和韩国东国大博物馆所藏忠清南道天安市发现的石造阿育王塔的基本情况，并联系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佛教交流的文献记载，得出初步推论。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佛教交流非常密切，高丽国曾派遣沙门谛观法师前往吴越国遣送天台散佚教卷，韩国出土的钱俶所造铜塔可能与谛观法师往来吴越国有关。韩国出土的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上的图像显示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一步“本土化”。但该石塔未必直接模仿自钱俶所造的金属制阿育王塔，不能排除模仿中国东南沿海宋元时期石造阿育王塔的可能性，显示了东亚佛教物质文化交流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吴越国；钱俶；乙卯岁铜塔；朝鲜半岛；石造阿育王塔

壹

吴越国与朝鲜半岛

佛教交流的文献记载

20世纪上半叶（具体时间不详），在韩国发现了一座 “德”字编号吴越国王钱俶¹（948-978年在位）所造乙卯岁（955）铜塔，该塔由伊东槙雄所藏。1967年，在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发现并清理出了石造阿育王塔²的残片。种种迹象表明，除了远播日本³，钱氏吴越国所造的阿育王塔可能曾经流传至朝鲜半岛。可惜，史籍中未曾找到关于吴越国王钱俶所造塔流传至朝鲜半岛的一鳞半爪的记录。这里有必要对10世纪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背景作一简单梳理。

吴越国与一水之隔的东邻朝鲜半岛，在政治、商贸和佛教文化交流方面都有密切往来。10世纪，当中国正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之时，朝鲜半岛也进入了战乱不息的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的后三国时代。

吴越国与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官府间的往来，主要指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907-932年在位）之际，史籍多有记载。⁴公元923年至926年，钱镠“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⁵。927年，钱镠又劝甄萱与王建和解，从中为高丽、百济两国调停。说明吴越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非同寻常，较之中原朝廷和其它小国，联系更为紧密。后三国之中，地处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后百济（900-936）与吴越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自唐以后，后百济一直是与中国进行海上交往的前沿。到唐朝后期，从长江流域到后百济的海上商贸交通蓬勃发展起来。936年，后高句丽的王建吞并新罗，以开城为都建立“高丽”，再度统一了朝鲜半岛，王氏高丽政权一直延续至1392年，推崇并大力发展佛教。

除政治、商贸上的往来之外，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佛教交流也很频繁，显然继承了唐代以来的传统。宁波天封塔地宫中发现了据传为统一新罗时代（8世纪）的金铜佛像，近年多次在浙江省博物馆的佛教主题展览中展出，印证了当时两地文化交流的活跃。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二载，935年吴越国天台沙门子麟，曾访问过高丽和百济，“传授天台教法，高丽遣使李仁日送麟还吴越国”。⁶

其中，吴越国王钱俶听从天台山螺溪传教院净光大师羲寂之言，遣使往日本、高丽搜求天台教卷一事，在佛教史上传为美谈。《佛祖统纪》卷四十有载：“初天台教卷，经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俶遣使之高丽日本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中国。”⁷高丽国派遣了沙门谛观前往吴越国遣送天台散佚教卷，日本延历寺僧日延就是有史可查的负责遣送天台教卷的僧人之一，高丽人谛观法师扮演了与日延同样的历史角色。关于谛观，《佛祖统纪》卷十有传，可作补充：

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⁸

针对钱俶遣使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天台教卷一事，韩国学者崔应天指出此事发生在高丽光宗十二年（961），正值钱俶所造乙卯岁（955）铜塔完工之后，再加上后来在南韩确实又出土一座“德”字编号钱俶所造铜塔，而粗率得出“五十种宝物”中包含吴越钱俶造铜塔的可能性很高的结论。⁹事实上，关于“五十种宝”，史籍没有详细罗列，有待考证，暂备一说。

吴越国与高丽之间的高僧佛法交流频繁，高丽国王因诵读永明延寿之高论而钦慕，特遣使前来学习佛法。《禅林僧宝传》录有一则。惠洪记曰：

（吴越永明延寿）声被异国，高丽遣僧航海问道。其国王投书，叙门弟子之礼，奉金丝织成伽梨，水晶数珠，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相继归国，各化一方。¹⁰

此外，高丽国境内佛塔曾三次发现与吴越钱俶所造铜塔装藏密切相关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以下简称《宝箧印经》）的刻本和墨书写本。¹¹其中高丽穆宗十年（1007）总持寺印行的《宝箧印经》在版式、构图、发愿文上，与吴越国《宝箧印经》非常相似，从侧面证实了吴越国或之后的辽宋，与高丽国密教经咒和雕版印行品的交流。以上种种史料记载与实物发现，说明吴越国与朝鲜半岛政治、商贸和佛教交流之频繁，是谓钱俶所造乙卯岁铜塔与石造阿育王塔在韩国发现的历史背景。

贰

伊东槙雄旧藏韩国出土的钱俶造铜塔

1967年，日本考古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梅原末治博士在在韩国《考古美术》第八卷第四号上介绍了一座伊东槙雄旧藏韩国出土的“德”字编号吴越钱俶造铜塔。

据梅原末治博士转述，“该铜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居住在首尔的以收集朝鲜半岛古物为兴趣的伊东槙雄遗物，他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这座塔。此塔至今还可见到因出土而附带的鲜明铜绿锈，是一件破损品。这种收藏品的常例便是出土地信息缺失。此塔被挖掘之后，经由古董商入手伊东槙雄手上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笔者前年十月在鉴赏伊东槙雄收藏品的过程中得知此塔的遗存。此塔是朝鲜半岛出土这一点毋庸置疑。” ¹²

关于伊东槙雄旧藏的“德”字编号铜塔，具体出土地不明确，未见于任何考古报告与图录，现仅存拓片（图1），其余信息有待日后发现，但梅原末治博士在文中十分确定该塔出土于朝鲜半岛。据该拓片，其内壁阴刻“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4行19字题记，下有“德”字编号；其外壁阴刻图像主题，暂存争议。画面中央，一男子半跏趺而坐，一只脚伸向左下角的老虎口中。男子身旁有三位侍从，左右各一，右下角的侍从半跪，似皆面朝男子作礼拜赞叹状，历代金石著录、日本小野玄妙等佛教美术研究者均考证该图像为“萨埵太子饲虎变”¹³，最近也有学者提出新见，认为该图像非常接近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虎噬王足”图式，或可解读为《贤愚经》中的“须阇提饲虎”故事。¹⁴

图1  韩国出土的 “德”字编号钱俶造铜塔和铭文拓片，伊东槙雄旧藏。（采自梅原末治撰，秦弘燮译：

《吳越王錢弘俶八萬四千塔》，第288页。）

就数量而言，铜制塔是钱俶所造所有材质塔中最多最集中的。目前世界各地考古发现以及传世收藏共计有37座铜塔。其中，中国藏24座，日本藏11座（其中9座完整件和2件出土的残部件），韩国藏1座，美国藏1座。以1957年金华万佛塔地宫一次出土最多，共出土11座铜塔。就出土地分布而言，铜塔也是钱俶所造铜、铁、银鎏金塔中分布最广的，广布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中国境内多见于吴越故境浙江、福建两地的佛塔地宫、天宫当中。

据笔者统计，钱俶造乙卯岁铜塔铭文题记有金、万、了、大、三、化、安、上、仁、乙、向、小、人、尔、已、全、礼、保、十、德等编号。伊东槙雄旧藏的这座铜塔，是仅存的“德”字编号铜塔，可惜是一件破损品。目前留存的是该塔四个版，四版各自分开。此塔基座的内侧四面上各有一个“德”字。关于铜塔上的编号，薮田嘉一郎认为，“人”、“向”“安”“仁”“大”这些字当作“寺名”、“所名”较之“人名”更恰当，而“化”这个字很难看成是人名。¹⁵石田茂作认为这些字是表示造塔次第顺序的千字文编号。¹⁶黎毓馨也认为编号应是千字文编号，并认为“八万四千塔”可能并非以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虚指，或许每种编号铜塔复制了百座。笔者仔细对照了千字文编号法，钱俶乙卯塔上的铭文未能与千字文编号的个别字相对应。这些编号用以区分不同铜塔无疑，也为了便于分版铸造。薮田氏提出的“寺名”、“所名”的代号之说，笔者认为目前所发现的不同寺院分到同样编号的铜塔的情况比较常见，而寺院一般不会是生产铜塔之地，所以此说可能性不大。综合起来，施舍愿主或铸造师的姓名代号的可能性较大。

叁

韩国东国大博物馆所藏

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

除了吴越钱俶所造的乙卯岁铜塔，在韩国还发现了一座钱俶八万四千塔式的石造阿育王塔，韩国现存的这类石塔，仅存一座。1967年9月下旬，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发现了四块花岗岩石造阿育王塔的塔片，后入藏韩国东国大博物馆。随即韩国学者李殷昌在《考古美术》第九卷第三号（1986年3月）发表了《天原大坪里寺址的石塔材》的论文，对这一发现作了介绍。稍后，日本学者坪井良平从考古学角度对寺址情况、石塔材、石塔构造展开了分析，并进行复原。¹⁷2010年，崔应天辨识了石塔上的所有图像，并与中国阿育王塔舍利容器图像作比较。¹⁸此前中国学者并不熟悉韩国存世的这座石塔，对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很陌生，鉴于韩国发现的这座石塔的唯一性和重要学术价值，在此综合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笔者2019年2月在韩国的实地考察¹⁹，再作介绍补充。

石塔出土地所在的废弃寺址位于韩国西部忠清南道天原郡北面大坪里的“塔之谷”中，北面是高峰，东西面也被群山包围，而前方（南面）横亘着一条小河。当地人称这是高丽时代留下的“九龙寺”，无法确知。坪井良品认为大坪里寺址是高丽时代兴盛一时的大伽蓝，而石造阿育王塔也是高丽时代的遗物。崔应天进一步精确石塔制作的时间，应不晚于11世纪。当时的大坪里寺院所在的地区虽然远离高丽都城开城，却很可能是后三国时代到高丽初期，在与吴越国文化交流中起着“窗口”作用的地域。忠清南道沿海的瑞山、唐津，处于航海便利的要冲位置²⁰，为接受吴越国传来的佛教物质文化提供了基本条件。

目前东国大博物馆重新组装拼合成的石塔（图2），高1.9米，由基坛、塔身、屋盖石、山花蕉叶等四部分组成，相轮部分佚失，可能原先应置基台石或莲花座，现亦不存。塔身石的中央，有直径7.0厘米，深6.0厘米的舍利孔。

图2  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韩国忠清南道天原郡北面大坪里塔谷出土，韩国首尔东国大博物馆藏，国宝209号。（采自秦弘燮编著，孔泰瑢訳，《国宝：韓国7000年美術大系》巻6.塔婆，图209，第171页。）

基坛部分，每面雕有二佛并坐像。塔身和山花蕉叶部分的图案，与目前所见吴越国钱俶所造阿育王塔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宋元时期的石造阿育王塔有较多差异，说明当时的高丽匠人或未按照既定的图稿制作，而是根据佛教经典的内容重新设计雕刻而成，或有其他的图稿来源。

塔身部四面雕刻的本生故事，经崔应天辨识，分别为大光明王本生、萨埵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和须大拏王本生。与一般所见差异最大的是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图和须大拏王本生图。尸毗王本生图（图3），以立式秤为分界线作黄金分割式构图，将画面分成左右两边。秤的左边是试验尸毗王的帝释天，合掌而立。秤台分两端构造，下方的秤皿之上是由帝释天的臣下毘首羯摩天幻化的鸽子。尸毗王坐于席上，正往小腿上割肉，头戴的宝冠最富韩国特色，冠上刻有“王”字。以往中国出土的不管是金属制阿育王小塔，还是福建、广东一带发现的宋元石造阿育王塔，尸毗王本生故事均以尸毗王为中心作众星拱月式构图，且尸毗王的坐具通常是束腰跧蹄座。

图3  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的“尸毗王本生”面。（采自秦弘燮编著，孔泰瑢訳，《国宝：韓国7000年美術大系》巻6.塔婆，图版207和208，第170页。）

高丽工匠对须大拏王本生图的处理，则完全选择了须大拏王本生的另一场景，代替了常见的“舍眼”场景。最早由安真镛的东国大硕士论文辨识出该面为须大拏王本生故事。须大拏王本生的完整故事，见于《六度集经》卷二、《太子须大拏经》和《菩萨本缘经》。东国大博物馆所藏石塔的该场景表现的是叶波国的须大拏王夫妇和子女乘车入山林途中，恶婆罗门出现，向太子祈求车马布施。画面中尤其着重对车轮的表现，几乎占据了画面的一半，而没有刻画马。车上坐着须大拏王和怀抱儿女的太子妃。车旁有三人合掌站立，应是祈求车马的婆罗门。在中国同类塔的塔身图像中，须大拏王本生图像的辨识尚存争议²¹，高丽时代的这件石塔，为解决这面图像的辨识问题增加了新的案例和思考方向。如果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比较（上面铭文注为“须大拏王”本生，而图像则更接近“快目王舍眼”图式），那么高丽石塔上“须大拏王好善乐施”本生图像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非孤例，可能存在共同的经典来源。

石塔山花蕉叶（图4）的图像保留非常完整，图像清晰可辨，鉴于韩国发现石塔图像的独特价值，与吴越国钱俶所造铜塔、铁塔和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银制塔上山花蕉叶图像及其配置进行对照，能够发现高丽石造阿育王塔的特色，以及当时工匠的理解。崔应天一一辨识了山花蕉叶部分的图像，但叙述较为零散，且未与中国发现的阿育王塔的山花蕉叶图像进行严格比较。经笔者现场核实并与拓片（图5）比对，综合崔应天的部分辨识，列表1如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东国大博物馆藏石造阿育王塔乃重新组装而成，塔身与山花蕉叶图像并非原初的对应关系，此表所列为现藏石塔的相对位置关系。

图4  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的山花蕉叶。（采自秦弘燮编著，孔泰瑢訳，《国宝：韓国7000年美術大系》巻6.塔婆，图版207，第170页。）

图5 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的四面拓片。（采自东国大博物馆编《东国大学校建学100周年纪念特别展国宝展》，图51，第60页。）

如表1所示，东国大博物馆的石造阿育王塔山花蕉叶图像，对佛传故事题材的挑选比中国的同类塔更广，几乎包括了释迦“八相图”的情节。杭州雷峰塔出土的两座银鎏金阿育王塔的山花蕉叶佛传故事非常清晰，已经辨识出的图像分别是腋下降生、步步生莲、二龙灌浴、比武掷象、削发出家、连河洗污、牧女献糜、初转法轮和醉象调伏，缺少兜率来仪、魔女引诱、降魔成道、梵天劝请和释迦说法等情节。不仅如此，钱俶所造的乙丑岁（965）铁塔和银塔山花蕉叶，都有两面图像题材重复。高丽时代的石塔山花蕉叶，每一块图像都是单独题材，未见重复。

从雕刻技法来看，基本为减地平雕，风格粗犷，缺乏细节表现，带有浓郁的山东半岛一带汉画像石气息。人物服饰多见宽袖大袍，脱去西域色彩，个别甚至换上高丽王室的服饰。本生故事图像中兜形的独特帽子，被韩国学者认为与开心寺迹五层石塔（1010）的八部神宗向非常接近，说明石雕风格可能有本地工匠的传统。

关于该石塔风格图像的来源，除了前面提到的韩国出土的“德”字编号钱俶塔，坪井良品提示应注意韩国感恩寺西三层石塔舍利遗物青铜制四角龛的四天王像毗沙门天（多闻天）的捧持塔的先例，正是这类阿育王塔的初始形态。而崔应天认为是应仿效自金属制作的阿育王塔舍利器，通过工匠对经典内容的再诠释，以石雕形式制作的具有韩国特色的阿育王塔。但笔者认为高丽时代的阿育王塔未必直接模仿自钱俶造的金属制阿育王塔，不能排除模仿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以泉州为辐射中心的石造阿育王塔的可能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的宋代石造阿育王塔。中日韩两国石造阿育王塔美术的内在联系和图像比较，将是笔者下一步的课题。高丽时代对中国阿育王塔图像的改造，明显不同于日本镰仓时代对中国阿育王塔的接受，从而见证了佛教美术在东亚诸国间流传时的接受与更新。²²

肆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结合史料文献与图像资料，考察韩国出土的吴越国阿育王塔及其后世影响，将其置于10-13世纪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审视，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韩国这批材料的首次整理和分析。

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之间，隔海相望，交往程度远较五代十国的其他小国深入密切。高丽国王诵读吴越高僧永明延寿的著作而生钦慕之情，特遣使者前来。高丽国又派遣沙门谛观前往吴越国遣送天台散佚教卷，谛观法师扮演了与日僧日延同样的历史角色。韩国曾出土钱俶所造乙卯岁铜塔，之后韩国忠清南道天原郡北面大坪里塔谷出土的高丽时代石造阿育王塔上的图像细部显示了高丽佛教艺术自身独特的发展，进一步“本土化”了。但高丽时代的阿育王塔未必直接模仿自钱俶所造的金属制阿育王塔，两者之间在材质、图像和表现技法上，仍存在较大鸿沟。至于韩国为何仿造石造阿育王塔，其背后的宗教信仰与思想背景，疑点尚存。这种石造阿育王塔不能排除模仿自中国东南沿海宋元时期石造阿育王塔的可能性，种种迹象显示了东亚佛教物质文化交流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备注：以上图片未经授权请勿引用，请以最终发表为准。）

注释

[1]钱俶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末代国王，原名钱弘俶，字文德。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为避赵匡胤之父宋宣祖赵弘殷之讳，改称钱俶，下文凡出现“钱弘俶”之名，为了避免混淆，统称为“钱俶”。

[2]关于五代吴越国钱俶所造塔的定名尚存争议，主要有“金涂塔”、“阿育王塔”、“宝箧印塔”和“钱俶造塔”等多种定名。下文出现的钱俶所造乙卯岁（955）铜塔，一律称“钱俶造铜塔”，韩国发现的相似形制的石造塔，与日本镰仓时代以来的石造宝箧印塔的谱系有所区别，故统称为“石造阿育王塔”。

[3]相关研究参见吴天跃：《日本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阿育王塔及相关问题研究》，载《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夏刊。

[4]统一新罗末至高丽初期，朝鲜半岛与吴越的交涉，详见（韩）崔聖銀：《羅末麗初仏教彫刻の対中関係についての考察》，《仏教美術》11号，東国大学校博物館，1992年，第109页。吴越国与后百济的交往，详见何强勇：《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264页。

[5]（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第六册，卷一百三十三《钱镠传》，中华书局，2015年，第1768页。

[6]《大正藏》，第49册，No.2035，第391页。

[7]《大正藏》，第49册，No.2035，第394页。

[8]《大正藏》，第49册，No.2035，第206页。

[9]参见（韩）崔應天著，（日）久保智康訳：《中国阿育王塔舎利器の受容--東国大博物館所蔵の石造阿育王塔を中心に》，《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 134号，勉誠出版，2010年，第60页。谛观法师入吴越遣送天台教籍发生的时间，《佛祖统纪》并无确切记载，崔应天未给出具体出处。笔者查《佛祖纲目》卷第三十五《光祚禅师住智门》条有载：“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宋乾德二年，王乃遣使，及赍韶书。往高丽国，缮写，备足而还。”乾德二年是964年，与崔应天961年之说有出入。参见续藏，第85册，No.1594，第689页。

[10]（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九，转引自闫孟祥《宋代佛教史》（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9页。吴越国内活跃着不少高丽僧，除了投于永明寺名下的三十六名高丽僧外，比他们早来的高僧也有不少投于雪峰义存（约822-908）门下。又如，高丽僧义通（约927-988）法师，后晋天福末年来华，从天台羲寂法师修习多年，乾德年间起程回国，途经四明（今浙江宁波）时被四明郡守钱维治（吴越王钱倜之子）礼留，在此弘法。入寂后在四明阿育王寺西北立墓塔。

[11]韩国佛国寺释迦塔出土的墨书纸片《宝箧印经》的相关研究，参见（韩）朴相国：《墨书纸片中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写经片》，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国古代佛塔地宫文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95-302页。初步研究发现，高丽版《宝箧印经》多用于佛腹装藏，基本与韩国出土的钱俶造“德”字编号阿育王塔、石造阿育王塔无关。

[12]（日）梅原末治撰，（韩）秦弘燮译：《吳越王錢弘俶八萬四千塔》，《考古美术》，第八卷第四号，通卷八十一号，1967年4月，第288页。梅原末治原文为日文，查询无果，该文后经秦弘燮翻译成韩文。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美术史学系的李梅博士协助将韩文译为中文，特致谢忱。

[13]（日）小野玄妙：《呉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小野玄妙仏教芸術著作集（第二巻）》，東京：開明書院，1977年，第615-640页。

[14]任平山：《吴越阿育王塔四本生图辨》，《文物》2019年第3期，第81页。此外，姚士宏曾明确将克孜尔石窟“虎噬王足”图式壁画列为待考图像，参见《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95、117页。

[15]（日）薮田嘉一郎：《宝篋印塔の起原，続五輪塔の起原》（第六版）之《宝篋印塔の起原》補考，東京：綜藝舎，1966年，第37页。

[16]（日）石田茂作：《那智發掘佛教遺物の研究》，帝室博物馆学报第五册，1927年，第57页。

[17]（日）坪井良平：《韓国に於ける銭弘俶八万四千塔型式の石造品》，《史迹と美術》39（3），史迹美術同攷会，1969年，第82-89页。韩国学者李殷昌的论文转引自坪井良平的介绍。

[18]参见（韩）崔應天著，（日）久保智康訳：《中国阿育王塔舎利器の受容--東国大博物館所蔵の石造阿育王塔を中心に》，《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 134号，勉誠出版，2010年，第44-64页。不过，崔应天在论文中将泉州开元寺的阿育王塔断为明天顺年间所建，值得商榷。

[19]因韩国东国大博物馆内不允许拍摄，所有图片引自官方图录。据韩国官方媒体2019年1月13日报道，该馆对所藏的石造阿育王塔稍微挪移调整，但不影响石塔构件的相对位置。新闻参见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112045200005?input=1195m 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9月25日。

[20]韩国忠清南道的唐津地区因朝鲜半岛古三国时期与中国交流频繁而声名鹊起。据清华大学黄文镐博士的推测，很可能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人物张保皋（约790-846）死后，他的残留势力暂时被强移到唐津、瑞山地域。可能性亟待考证。

[21]相关讨论参见（日）服部敦子：《銭弘俶八万四千塔をめぐる現状と課題》，《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 134号，勉誠出版，2010年，第39-42页。

[22]两宋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泉州、莆田、广东潮州等地，出现了一批石造阿育王塔，类型丰富多样，对于理解中日韩石造阿育王塔图像的交流与流变问题非常关键。2003年至2008年佐藤亚胜等中日学者组成的调查队针对中国、日本的石造阿育王塔展开了系统调查（未包括韩国），成果收录在山川均所编《中日石造物の技術的交流 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宝篋印塔を中心に——》，《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Vol.27，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7年。拟另撰文整理，本文不再赘述。另外，关于韩国的阿育王塔，方炳星指出：“大力推动政治改革的高丽光宗，对带有转轮圣王意味的阿育王塔必然十分敏感，因此对钱俶送来的‘宝物’予以‘冷处理’是很可能的，因此导致塔的传播与应用受到了限制。”不失为一种考虑东亚宏观政治局势的新颖观点。参见方炳星：《十世纪中期的东亚佛教交流——以吴越国为中心》，山东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吴天跃博士相关研究详见以下推送（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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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送 | 傅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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