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 李清泉：一幅上党壁画与一个吴地传说

一幅上党壁画与一个吴地传说

——壶关上好牢1号墓“管仲鲍叔”壁画内容与故事来源考

文/李清泉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山西壶关，古属上党，因东依太行，地势高显，固有“与天为党”之谓。2012年，《考古》杂志公布了新发现于壶关县上好牢村的一座被断为宋金时期的壁画墓(M1)[1] 。其更为确切的年代实际应在金初。墓中前室后壁门洞东半部的一个画面，在以往发现的墓葬壁画中从未一见。有趣的是，这幅出自宋金时期晋东南地区的墓室壁画，却连着前后流传于苏州、绍兴和淮安一带的一个民间传说。借助这段至今存活在江南地区的民间传说，不仅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幅近千年之前的壁画内容可以得到完整的解释，历史上晋东南与吴越地区之间曾经有过的密切关联似乎也可以获得一次清晰的显现。

一、 壁画的内容

这幅壁画分为两段，中间隔着一道彩绘立柱。立柱西侧绘两名行在山路上的褒衣长者，其中左方一人侧身向右，左手捋须，右手前指，作似有所语之态；右方一人正身向前，眉目低垂，左手触额，右手下垂，呈若有所思之状；两人的背后还跟着一名身背布囊的僮仆；画面右上榜题“管仲鲍叔”（图1）。

图1 上好牢1号墓前室后壁东侧壁“管仲鲍叔”与“耨夫”壁画

榜题文字提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管鲍之交”故事：春秋时，齐人管仲与鲍叔牙相知极深，年轻时一起做生意，管仲本金少而分红时拿钱多，鲍叔牙知其家贫，故不以其为贪，甘愿让他多得；管仲帮鲍叔牙出谋做事，可常常把事情做得更糟，鲍叔牙从不说他的主意不好，而说做事的时机不合适；管仲屡曾为官，而又屡遭罢黜，但鲍叔牙不以为他缺乏才干，而认为他没有碰到慧眼识才之人；管仲从军打仗，却每每临阵脱逃，鲍叔牙知其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故不认为他是贪生怕死；齐国内乱时，管仲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小白，二人各为其主，小白登齐桓公位，辅佐公子纠的管仲遂成阶下囚，鲍叔牙非但不以管仲为耻，还力保其不死，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宰相，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国的春秋霸业。管仲在有生之年曾留下一句感激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2]

正史当中有关管鲍之谊的记载，大抵不外乎上述内容，而且依据的都是管仲个人的自述。那么上述画面所绘究竟是管鲍故事中的哪一个环节，看上去却颇不明朗。从画中两个主人翁和一个僮仆的组合来看，似乎应该是表现管鲍合伙做生意的。可是画中却没有凸显出他们如何分钱的场面，而只是描绘了他们一起行走在野外的情形；如果说画中那位双目炯视前方的僮仆即是故事当中猜嫌管仲贪财的仆人，那位右手前指、作似有所语之态的老者即最有可能是对仆人有所训示的鲍叔牙，可是这位老者却偏偏背对着僮仆，手指指着相反的方向；而且，沿着两位主人目光和手指会聚的方向我们发现，就在他们身前的地面上，竟然还绘有发掘报告中未曾提及的一个图像——一个十分规则的长方形条状物（图2）。这个物件，仿佛正是画中人物为之莫名所以的原因所在。但遗憾的是，仅仅凭借图像，我们既辨别不出这个物件究为何物，也便无从知晓管鲍到底在做什么。

图2 上好牢1号墓前室后壁“管仲鲍叔”画面中之不明条状物

现在再来观察立柱东侧的下一段画面，即榜题文字所提示的“耨夫”一段。该段画面绘一男子头戴黑色软巾，上身斜披白色单衣，袒胸露臂，下身仅系一白色牛鼻裈，双腿裸露在外，其左肩扛着一把弯柄锄头，锄上挂着一个陶罐——显而易见是一个农夫的形象；从其面向左侧、右手侧举的动态来看，仿佛是在向左边的人物打招呼。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位农夫的右侧，却盘踞着一条正张口吐信相向而来的大蛇（图3）。

图3 上好牢1号墓前室后壁东侧壁画“耨夫”

毋庸置疑，如果画中内容连着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一定与一个农夫和一条蛇有关。但画中内容与榜题文字令我们不难判断：这个画面既不是孙叔敖埋蛇的故事——孙叔敖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所见之蛇又是一条形貌奇异的双头蛇；也不是传说中的孝子尹伯奇故事——伯奇故事虽有与蛇有关的版本，但那蛇只是后母用来构陷伯奇企图戕害其亲生幼子的一个道具，且目前所见南北朝时期的孝子伯奇故事画中总会同时出现后母的形象；更不是“隋侯之珠”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蛇是衔着明珠来报谢隋侯救命之恩的……总之，在现存的各类典籍当中，似乎还很难找到与该画面内容相符的故事或传说。那它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域外的某个传说呢？很明显，以我们现今的知识，这个画面最容易令人联想到《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故事。可是，《伊索寓言》的最早汉译本（金尼阁口述译本）也不过于明末（天启年间）才出现，即便这个故事的口头传播还有可能更早一些，也不见得会早得多久，更不可能传播得多广。至此，我们眼前这两段找不到文献对应的画面，竟如丢失了灵魂一样苍白。

二、传说的两个断片

顾颉刚先生在考察孟姜女故事传说的演化时曾指出：“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3] 诚如所言，孟姜女故事如此，“管鲍之交”的故事亦复如此。

《西游记》第八十一回中写道：“沙僧笑道：兄长说那里话！无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方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沙僧在与其“猴哥”的这番话里，用到了一个“管鲍分金”的成语。可见在吴承恩的时代，“管鲍分金”的传说已为民间耳熟能详。[4] 

沿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方志资料中以“分金”为地名的现象，上起南宋，下迄明清，且尤其多见于江南吴越地区。[5] 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南宋嘉泰《会稽志》和《大明一统志》中的两段消息，此下专门列出，并略加考析。

其一，南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曰：

“

（上虞县）分金桥，在县西六十里，傍有义逊院。[6]  

按：据同《志》卷八：“（上虞县）戒德院，在县西北五十里，唐大中十年建，咸通九年赐名义让寺，治平二年改赐今额。”[7] 又据明万历《上虞县志》：“分金桥在戒德寺侧。”[8] 是知这座寺院原本名为“义让寺”，亦即嘉泰《会稽志》卷十一所称位于分金桥附近的“义逊院”。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上虞县志》有关“分金桥”的记载还言及：“在郑村，相传有兄弟分金不愿独受余赀，为建此桥。”[9] 此说与明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有关“戒德寺”的一段记述颇为相关。徐一夔《上虞县戒德寺记》云：

“

上虞县西北六十里而近，有寺曰戒德。唐大中中，居人周氏伯仲有曰元度、元庆者捐宅所建……始，周氏建寺时，工筑基，鉏入土尺咫，见赤虵一，俄断为二。徐视之，金也。伯仲相顾骇曰：“此神物也。”让，弗敢有，乃售以建寺，而用其余造桥，故兹寺初名“义让”。至宋祥符间始改赐今额，而桥名“分金”。[10] 

由此可知，当时传说中“义让寺”之得名，本是因为唐周氏兄弟动土建寺时意外掘得两截黄金，二人以其为“神物”，相互推让而皆不敢收受，于是将其资用于建寺、造桥以惠及众人的；而且“分金桥”用的即是建寺所剩之余款，与“义让寺”系同一期工程。至于“赤蛇化断金”的情节，无疑大大增加了这一传说的神异色彩和传奇性。

其二，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八记曰：

“

（苏州府）分金墩，在府城西南三十五里，相传管鲍分金处。本朝姚广孝诗：夷吾坐穷乏，叔牙计余赢；托友心相知，义重黄金轻；得利讵敢私，当道分还平；独遗一抔土，尚寄千载名。[11]

案：据明初陶宗仪《说郛》所录宋人《真率笔记》：“吴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书生于此，各以目相挑，后成婚姻，故以为名。后世误以‘婚姻’为‘分金’，且以为管鲍事，更谬。”[12] 是知《明一统志》所记位于苏州府西南的这处“分金墩”，本名“婚姻墩”，而且它至晚在宋代就已经被世人误认作管鲍分金之地了。然而令人有所不解的是，《明一统志》所引“黑衣宰相”长洲（属苏州）姚广孝的那首诗，其上半阙所言明显为管鲍分金故实，但下半阙——“得利讵敢私，当道分还平；独遗一抔土，尚寄千载名。”——隐约是在说：管鲍所分之金，是一笔路上拾得的不意之财，而且他们非但没有私匿这笔财富，反倒是当道平分之后，又将其施与一方之民，从而留下了千载美名。所言与古史记载的管鲍事迹几乎毫不相干。估计元末明初之际，在姚广孝所生活的苏州一带，民间有关管鲍之谊的传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三、两段传说的对接

将上述有关上虞县之分金桥和苏州府之分金墩的传说两相比较，前者的主人公为唐周氏兄弟，后者则事涉管仲和鲍叔，但两个故事的基本脉络都是围绕于二人意外获得黄金，最终拾金不昧、施惠于一方之民的，只不过前一传说被罩染了一笔赤蛇化金的神话色彩。有趣的是，曾经流传于上虞和苏州一带的这两个传说，竟然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了一次完美的对接。

就在距离吴承恩家乡淮安西南不远的盱眙县（旧属泗州），至今仍有两个分别以管、鲍命名的古镇——管镇、鲍集，传说那里也是当年管鲍“分金”之地。检视当地的方志数据，可以约略获见这一传说的大致源流。

明洪武十九年（1386），皇太子朱标即曾在〈泗州祖陵形胜赋〉中写道：“蠙城直北，汴河西岗，管鲍分金之地，招贤富贵之乡” 。[13] 是知这一传说明初以前已在当地存在。

又，明曾惟诚《帝乡纪略》记曰：“义市镇，旧名管公店集，一名小集，即管鲍分金之所。”[14] “管仲、鲍叔牙。仲，名夷吾，颖上人，少与鲍叔牙游。叔牙知其贤，荐与齐桓公以为相。管鲍尝寓州城北三十里，行贾分金，故店名管公，乡名招贤。高风凛凛，尚足以敦友道。”[15] 康熙《泗州通志》卷十九“古迹”项曰：“义城，以管鲍分金于此，故名。今有义城庙。”[16]（图4）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修泗州志》卷一“山川”项曰：“陡湖州东南百三十里，湖滨有义城庙，相传管鲍分金处。后人将碑碣移置管公店，而庙遂废。或曰其地即古之义城也。再考。”[17] ；光绪十三年（1887）成书的《泗虹合志》卷二“祠庙”项曰：“义城庙在管公店北，即古义城地，元延佑二年（1315）建（今圮）。”[18]  

图4 泗州义城庙（采自康熙《泗州通志》）

合并此上记载可知，“义市镇”“义城”“分金店”皆系管公店之别称，与管鲍在此“分金”的传说有关；从元延佑二年已建有“义城庙”的情况看，这一传说至少可以再上溯到元代中期以前。而且，这里的“义城庙”，令人忆及南宋嘉泰《会稽志》所记的上虞“义逊院”（或“义让寺”），从中既可见宋代尚“义”遗风在江淮地区的广泛延续，亦可见管鲍传说当时已成为中国尚义文化的经典象征符号。

虽说管公店北的义城庙早在清乾隆年间已经坍废，而始建于明的管鲍分金亭直到1959年以前还见存于管镇街西。据笔者的实地考察，盱眙县文管所旧址内仍然保存着当年建亭的石碑，石碑正面中央部位刻“管鲍分金处”五个大字，两侧刻“万历己亥岁壬▢月吉旦/知泗州▢▢▢▢/周知丁务/判官周涛/史▢▢▢”等[19] 。“万历己亥岁”即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可见分金亭正是于是年由泗州知府主持建成的（图5）。

图5  盱眙管镇明代分金亭旧址残碑

颇富意味的是，为恢复和保存这段历史记忆，2002年，当地政府又在明代管鲍分金亭原址附近起建了一座造型别致的新亭。这座新亭，亭身基座的四面矗立着四尊高大的铁铸人像，其中南北两面分别表现年老封侯后袖手而立的管仲、鲍叔牙；东西两面则分别表现年轻时一起做生意的管仲和鲍叔牙，两人手中各捧着一块熠熠发光的金条（图6）。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新亭基座周围四个门洞两旁的八个壁面上，还分别以浮雕手法表现了“拾金”“待领”（图7）“留仆”“化蛇”（图8）“分金”（图9）“赠金”等（图10）八个画面。这一新景观中手捧金条的管仲、鲍叔牙塑像，特别是“拾金”“待领”“分金”“赠金”等八幅浮雕，绝非雕塑家一夜之间灵感偶发的妙思别构，而是依据了当地的一个看似不经的民间口传故事。

图6 管鲍分金亭（江苏盱眙管镇，2002年建）

图7  管鲍分金亭浮雕故事之“拾金”与“待领”画面

图8  管鲍分金亭浮雕故事之“留仆”与“化蛇”画面

图9 管鲍分金亭浮雕故事之“分金”画面（局部）

图10  管鲍分金亭浮雕故事之“赠金”与“流芳”画面

有关管鲍分金的民间传说在北方一带虽有所闻，但版本不同。1993年，由盱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的《盱眙县志》，其中如此记述道：

“

春秋时期，管仲、鲍叔牙合伙经商。一天，他们走到现名管镇这地方，巧遇路边有一根闪闪发光的金条，但是谁也不肯拾取。怎么办呢? 只有坐等失主。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有人来找。他俩叫从人看守，自己到附近村庄住下。从人见主人离去，心生歹意，欲取金逃走。谁知腰刚弯下，金条忽然不见，却有一条赤蛇扑来，吓得他连呼救命。适逢一位农夫路过这儿，急忙挥动锄头将“蛇”断成两截。从人趁机溜之大吉。第二天，管仲、鲍叔牙来到原处，见人走、金断，十分诧异。路边的一位农夫得悉这种情况，说：“天赐黄金，何不分取?”鲍叔牙将长的一截递给管仲，认为他家穷，自己则留短的一截，管仲坚决不受。他们又想到，天赐金于地，应归于当地老百姓。结果两截金条分别送给两个村落的农民。后人为纪念此事，这两村就叫“管公店”(后称管镇)和“鲍家集” (后称鲍集)，还另建管鲍分金亭。[20]

这个故事版本令我们豁然领悟到：上好牢1号墓壁画中的“管仲鲍叔”与“耨夫”画面，其中那块令人莫名所以的长方形条状物——即是一块金条（见图2）；且画中描绘的管仲、鲍叔、僮仆、金条、耨夫与毒蛇等形象元素，与这段传说的基本内容刚好吻合，实际上正是表现了这段传说。可见同一版本的相关传说早在该墓建造之时已在上党一带有所流传。

四、故事之外的故事

其实，令人讶异的还不止于此。发现于该墓的两处断发文身的相扑人物画面，不仅令人联想到历来备受异议的吴越习俗，而且也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宋金战争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

这两幅相扑人物画面，一处位于前室西壁拱券门洞南侧的砖砌棂窗上方，绘全身裸露、体态壮硕的两名相扑男子：其中一人弯腰侧身，双手紧抱对方的大腿；另一人，左手扣住束在对方头部的丝带，右手紧紧抓住其束在腰间的牛鼻裈；两人皆头蓄短发，四肢和胸前部位还绘有密密麻麻的鳞介状纹饰，宛若龙蛇之属（图11）。另一处相扑图绘在西侧室的北壁，以并排悬挂的两幅挂轴形式出现：其中，位于西侧的挂轴，绘一名头束白带、下体仅穿牛鼻裈的裸身男子，正斜举右臂，侧身面向东方（图12）；位于东侧的挂轴亦绘有一个头束白带的短发人物，其面部呈四分之三侧面，从其眉眼的细秀和上身似佩有璎珞衣饰等情况来看明显是位女性形象，她右手侧举过头，左手斜搭于身前，仿佛侧身蹲踞在画面的中央，应是正式相扑比赛前做开场表演的“女飐”角色（图13）。

图11  上好牢1号墓前室西壁南侧壁画相扑图

图12  上好牢1号墓西侧室北壁西侧相扑人物壁画

图13  上好牢1号墓西侧室相扑人物壁画（女飐）

之所以说这两处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古代吴越习俗有关，理由可举以下数端：众所周知，中国古人一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而往往将“割发”“文身”（古代亦称“刺青”）视为自残乃至一种刑罚（“黥刑”）。惟吴越习俗则历来不然。《左传·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祼以为饰”[21] ；《墨子·公孟》曰：“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22] ；《淮南子·原道训》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髪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曰：“被，剪也；文身，刻画其体，内默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23] 宋程公说《春秋分记》曰：“吴之先，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24] 事实上，吴越地区的这一习俗直到两宋时期都不绝如缕。如周密《武林旧事》记临安当地每年八月的“观潮”习俗时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吴儿善泅者数百，皆被发文身……”[25] 

之所以又说这两处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当时宋金战争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理由是亦有以下数端：

一是因为相扑作为一种尚武游戏，向以军中所好为。北宋太祖总领军队时，为训练军士，曾制定过以角力斗殴分别胜负来“渐增俸缗、迁隶上军”的训兵之法[26]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驻跸临安，“殿严杨和王（杨存中）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其中即见有相扑之戏；[27] 尤其是在宋金战争期间，由于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等在军中实行以“相扑”方式选拔“旗头”、勇力出众的“旗头”还可拔升为副将的治军措施，[28] 导致以相扑能事为荣的风气大兴于军中。不仅如此，岳飞既为中兴名将，官拜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军中必不乏吴越一带断发文身的骁勇善战之士，加之其麾下所收两河义军及其他各路忠义豪杰本来多有绿林习气——如王夫之《宋论》所谓“岳侯所收群盗，力战中原，将士乐为之死”，[29] 故军中南北风习相互浸染的情况亦不难想见。可以推测，上好牢1号墓所见这种断发文身的相扑形象，正是宋金战争期间上党一带兵民娱乐活动中的一道常见景观。无独有偶，这道景观不仅以壁画的形式留存于上好牢1号墓，位于山西晋城（古泽州治地）南社村的一座宋金墓葬，墓顶南壁也出现了一幅同样题材的壁画，且其中的一对相扑人物亦头蓄断发，背部还刺有“深秋廉筹/落日楼台”的文身字样（图14）。[30] 

图14  山西晋城南社村宋墓壁画相扑图（墓顶南壁）

二是因为活动于太行山一带的抗金义军，与淮河以南的南宋抗金主力之间有不断的往来与联动。壶关位于太行山西南之上党地区上游，正当三晋两河之冲，为历代用兵必争之地。[31] 宋金战争期间（1125-1234年），以潞州为中心的太行山南部，曾是抗金斗争最为活跃的地区。北宋末年，金军南下河北，攻破太原，河北、河南不甘女真人铁蹄践踏的民间义勇之士，多聚集于此，营立山寨，建成各种抗金义军组织，四处与金军展开游击拼搏[32] 。当时较为著名的，即有王彦领导的八字义军、梁兴领导的太行忠义社和韦忠佺领导的红巾军等。及金军大举南下，汴京沦陷，东自淮河、西止大散关以北的绝大部分北宋疆域尽陷金境，宋金双方由此展开了南北拉锯争夺的长期斗争。南宋建炎元年（1127），抗金名将王彦率部将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及其所部七千人，在河南新乡为金军所围，突围后，乃进入太行山区，与太行“忠义社”各路领袖歃血为盟，一时之内，两河忠义社首领所据山寨及其兵民，率皆归于王彦麾下，盛时士兵多达十万之众，以致兵寨连绵数百里，鼓角之声相闻。这支抗金力量，即是著名于时的太行山八字义军——因官兵相率于额上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而名（亦名“赤心军”）。[33] 当时，凡散在河东、并州、汾州、泽州、潞州和河北怀州、卫州、相州一带的抗金人民武装，也大都在王彦的节制之下。绍兴五年（1135）六月，王彦以八字军万人赴阙后，抗金名将岳飞又在其数次北伐期间，与太行山八字义军和忠义社屡有密切的联动。

三是因为宋金战争爆发后，北方兵民——尤其是太行山一带的八字义军和各忠义社兵民——曾大举南迁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安家落户。据《宋史·钦宗本纪》：“（靖康元年八月）丁未，斡离不复攻广信军、保州，不克，遂犯真定。戊申，都统制张思正等夜袭金人于文水县，败之。己酉，复战，师溃，死者数万人，思正奔汾州。都统制折可求师溃于子夏山。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34] 估计在这批来自山西南部地区的移民当中，应不乏落户于刚好处在宋金边界的盱眙军一带者（图15）。而且，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抗金名将王彦、岳飞等连结太行山八字义军和各忠义社兵民，即不断转战于淮水、长江、湘江、汉水流域；[35] 韩世忠屯兵山阳（即今淮安）期间，亦有“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36] 绍兴十年（1140），时任东京副留守的刘锜，率所部八字义军三万七千人，携带妻眷，向汴京进发，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与金军统帅宗弼的前锋部队相遇，义军妻眷磨刀砺剑呼跃道：“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37] 鉴于王彦、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大部军士与两河、太行山一带的忠义军多有乡里兄弟关系，估计先后藉此来到江淮地区的军队亲属也不在少数。

图15 黄淮流域与水系图

回到上好牢1号墓：我们从相扑场面在该墓当中的一再出现，似乎已隐约可见墓主人生前的尚武精神。耐人寻味的是，该墓后室（主室）棺床上方不见男性墓主人的尸骨，而墓壁上却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江城外柏森森；君看青史勋荣者，筭（算）来多葬北邙尘”的七言绝句（图16）。估计墓主人极有可能于宋金战争期间客死于他乡，因而无法归葬故里的一位南宋抗金将领或朝廷要员。准此，墓中所绘的“管鲍分金”故事画面，也就极有可能是意在彰表墓主人轻利重义的君子之风的。

图16  上好牢1号墓前室西壁南侧题诗

更令人深为慨叹的是，这幅千载之下的古墓壁画，其故事的版本居然源自遥远的他乡，源自千里之外的三吴、淮泗之地。

注释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文物旅游局、壶关县文体广电局《山西壶关县上好牢村宋金时期墓葬》，《考古》2012年第4期，页48-55。

[2] [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页2131-2132。

[3]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收入氏著《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163-164。

[4] 承美国莱斯大学黄士珊教授提示：清末民国苏州人氏张玉森（古吴莲勺庐主人）所藏的历代戏曲和传奇抄本中，即有明代叶良表所撰《分金记》与《分金记传奇》（收入殷梦霞选编，《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第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页149-397）。可见当时吴地民间对管鲍分金故事的知晓程度，只是其中并无多少对本文有价值的信息。

[5] 如：南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二十曰：“（钱塘县）定山南乡管里四：沙荡、胡歩、滕村、分金。”；卷二十八曰：“分金岭，在钱塘县旧治西南，到县六十里。”（[南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二十、二十八，页3552上、3626上。）再如：清赵弘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三十六曰：“分金店，在州西三十里，相传管鲍分金处”；卷四十二又曰：“管鲍祠，在颍上县，明知县屠隆建。”（[清] 赵弘恩监修，黄之隽编纂，《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卷三十六、卷四十二，页205上、357下。）

[6] [南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十一，页6921下。

[7] [南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八，页6851上。

[8] [明]万历《上虞县志》残缺较甚，此处所据系[清]唐煦春修、朱士黻纂，光绪《上虞县志》（光绪十七年刻本，上虞县图书馆藏），卷二十四《舆地志》七“桥渡”项页19对万历本县志相关内容的引述。

[9] [清]唐煦春修、朱士黻纂，光绪《上虞县志》，卷二十四，《舆地志》七，“桥渡”项，页19。

[10] [明]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南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卷十一，页283。

[11]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卷八，页220上。

[12] [宋]缺名，《真率笔记》，收入[明]陶宗仪《说郛三种》（影印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三十一，页1456。

[13] [明]朱标，《泗州明祖陵形胜赋》，收入[明]曾惟诚《帝乡纪略》（万历二十七年本，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4] 见前引[明]曾惟诚，《帝乡纪略·舆地志·镇集》。

[15]  见前引[明]曾惟诚，《帝乡纪略·人物志·寓贤》；康熙《泗州通志》卷二十五《人物志》“流寓”项的记载与此类似（见[清]李德耀等，康熙《泗州通志》，卷二十五，康熙十二年抄本， 页116）。

[16] [清]李德耀等，康熙《泗州通志》，卷十九，页8、11。

[17] [清]叶兰等，《重修泗州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卷一《山川》，页173下。同书卷二“桥梁”项曰：“分金桥，州东南一百四十里，在管公店，即管鲍分金处。”（页190上）；卷二“古迹”项又曰：“分金店旧有庙，祀管鲍，今名管公店。”（页191下）。

[18] 据[清]方瑞兰《泗虹合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卷二“祠庙”项，页397下。

[19] 笔者曾两度赴盱眙考察管鲍分金亭。其中，2018年10月29-30日的考察活动，得到了当地司法所傅大慧所长以及熟悉当地文史情况的孙克常老先生的热情襄助；参与本次考察的还有笔者的多名研究生，其中冯达胜、陈博粤、郑玮琪三位同学协助笔者对现存于文保所旧址的三块石碑（分别为明碑、清碑和民国碑）的文字内容进行了辨读、记录和拍照工作；曹锐、施浚哲、孙婉莹三位同学协助笔者排查了当地的部分文史档案数据。另外，在方志数据的排查、调研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淮安市史志办公室罗志先生的热情帮助。于此一并致谢！

[20] 盱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盱眙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页675。

[21] 此系指先周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与仲雍让国南奔，在吴地逐渐入乡随俗的情形。见：《春秋左传正义》（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五十八，页2162下。

[22] [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十二，页235。

[23] 刘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民国丛书》第五编，第1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6），卷一，《原道训》，页12。

[24] [宋]程公说，《春秋分记》（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4册），卷三十八《楚吴》，页412上。

[25] [宋]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三，页381-382。

[26] [宋]江少虞编，《事实类苑》（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4册），卷一，页10。

[27] [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二十，页298、312。

[28]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抄》（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七，页121。

[29]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卷十，页198。

[30] 晋东南文物工作站，《山西晋城南社村宋墓简介》，《考古学集刊》第1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页224-243；另可参看：杨泓，《古文物图像中的相扑》，《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61-65。

[31] 如《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称：“盖地大力强，所以制关中之肘腋，临河南之肩背者，常在平阳也。朱温争河中，先取晋、绛，克用遂不能与抗。刘知远自河东定汴、洛，亦自晋、陕而东，及女真、蒙古之祸，平阳皆先受其毒，而后及于关洛。夫平阳之形势，顾可忽乎哉？”（[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山西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1873）；相关信息另可参看道光《壶关县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3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卷二，《纪事三十一》，页30上。

[32] 有关南宋初期抗金义军崛起之概况，可参看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31-51。

[3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六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七·王彦》，页11451；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八字军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观察彦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杀金贼，不负赵王。’故号八字军。”（[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中华书局，2000，页402）

[34]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十三，页430。

[35] 赖家度、李光璧，《北方忠义军和岳飞的北伐》，《历史教学》1954.3: 30-35；田同旭，《沁水境内梁兴太行忠义》，《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1:1-6。

[36]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六十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三·韩世忠》，页11366。

[3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刘锜》，页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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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送 |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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