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在考察中，习近平赞扬了清华大学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又红又专在清华扎根和开花，是因为清华有深厚的革命根基，有悠久的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组织就很严密，清华园甚至被喻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1948年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清华大学170多名正、副教授只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外国人。5个院长，一个也没有去台湾。由此可见，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清华大学培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因此，新中国科技事业在70多年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我国知识分子自觉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分不开的。1981年，邓小平特地强调指出：“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因此，“两弹一星”元勋们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经历，对今天的科技强国、科技创新都仍有极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选择了为新中国服务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潮。但在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腐败，广大知识分子的“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屡遭挫折，尽管有时也能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难以真正施展才华。著名科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贫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1941年考入了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邓稼先和那些纯粹埋头读书的同学不一样，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对政治相当关注。他经常找些进步的报刊杂志看，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1944年，盟军在各条战线取得了节节胜利，唯独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却日益显露出腐败和每况愈下的危机。这一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其中有：“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邓稼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展开热烈的讨论：“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邓稼先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战取得了胜利，邓稼先也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邓稼先亲眼看到，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蒋介石摘取了胜利的果实之后，接着就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开始。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情况很糟，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老百姓活不下去，许多大、中学生因为无钱交纳学费，面临失学的危险。在全国范围内，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邓稼先积极参加这些运动。这个时期，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这时，他要用自己的全部才智为祖国效力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历了一次飞跃。年少时他听从父亲的嘱咐“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那是少年时的一种普遍认识。后来是“看来关键是政治”，这是他在透彻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之后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再后来就是“建设国家需要人才”，这是他认真考虑后作出的对自己如何奉献给新中国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是有利于他自己发挥个人专长的一种选择。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试并于1948年秋赴美留学。为了学好本领为新中国服务，他在普渡大学夜以继日地学习，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了博土学位。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要带他到英国去继续做更深入的研究。但邓稼先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犹豫，没有经历抉择时两难的内心体验，当即谢绝了这位名教授的好意。他要抓紧时间，回到中国去。邓稼先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决定尽快回国。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1950年8月29日），他就在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集体。从此，他投身核武器研制28年，直至1986年积劳成疾因病逝世。清华大学校史馆关于他的事迹中他的那句话：“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一直感动着和激励着无数参观者。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机械系，后转入物理系。1938年初，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他总想为抗战做点事，就到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成都无线电厂，做飞机上的导航设备。有一次，国民党引进了美国的导航台，在重庆，让他去装。装好后，厂领导要他把导航的方向指向西边。他立刻感觉不对头，因为日本人当时并不在西边，而西边是延安。于是他产生了离开那个工厂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陈芳允于1944年底去了英国，在一家工厂的研究室做海用雷达的工作，1948年回国到上海后，国民党希望他去飞机场工作，他不去。国民党又让他去南京。此时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下定决心，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为此目的，他想出了一个不去的办法。他的岳父是医生，他就让岳父把他左脚的大指甲盖给拔了，达到住院的目的。1956年，陈芳允参加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并参加了新电子所的筹备工作。1965年，陈芳允开始参加空间技术工作，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控方案以多普勒测量为主，并在卫星入轨点附近的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加以双重保证。陈芳允于2000年4月去世。1998年8月，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对于个人，我在‘一二·九’运动时，只是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受到同学的启发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解放前夕我从国外回国，就想方设法不为国民党效力。全中国解放以后，正是我的壮年时期，自然力求以所学的专业为国家作一点贡献，学用结合，边学边用，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是我的志愿。”解放后的经历更坚定了他们走红专道路的决心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强国梦的希望。“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后来回忆：“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不久，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照片，感动得不得了。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第二张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王希季回国后，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换了人间，日新月异的情景，认定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于是在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在大学教学岗位上的科研项目即将出成果之际，组织上调他去一个陌生的岗位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新的岗位并接受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任务——研制运载火箭。他下定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边学习边设计边生产，全身心扑在这个新的专业上。几经挫折后，1960年2月19日，王希季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4个月后，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里，毛泽东一走进大厅，就径自朝探空火箭模型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科技人员生活现状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道：“这家伙能飞多高？”讲解员回答：“8公里！”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仿佛有点遗憾，但他很快便笑了，挥了挥手中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晚年的王希季回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时说：“毛主席的话使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王希季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后，王希季接着主持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任务。后来又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1975年，王希季和同事们取得新的突破，实现了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顺利升空并成功回收。他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而取得成功的经历，展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刻听从党召唤，以身许国不畏难的坚定信念。正如钱三强指出的：“在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大家都推它一把，这就是红。”“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1930年留学德国，1947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12月，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接到钱三强的信，请他到北京参与研究原子核物理。他后来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变化，使我对发展祖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充满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知识分子尽快适应新形势，党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和促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其中，在知识分子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直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使他们受益终生。对此，王淦昌感受尤其深刻。他在晚年回忆说：“解放初期，有两项工作对我教育很大，这两项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1951年5月，王淦昌参加了川北土地改革工作队。他小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但是，对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并不了解。通过参加土改工作，他了解到旧社会种田的农民没有田，或者只有很少的田，霸占了田地的地主富农，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最可恨的是恶霸地主，他们不但勾结官府，还自己豢养打手，欺压农民，霸占妇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土改队一下去，首先访贫问苦，跟他们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工作队深入细致的工作，农民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世道真是变了。通过访贫问苦，王淦昌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不搞土地改革，农民别想过好日子。参加土改的经历使王淦昌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土改，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贫苦农民才能真正翻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才能实现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王淦昌还亲眼目睹到土改后农民迅速提高的生产积极性，欣欣向荣的农村新气象。他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1952年春天，志愿军发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其炮弹威力很大。他们怀疑是原子炮，要求国内派科学家到朝鲜去进行实地考察。完成土改工作回到北京的王淦昌，受命和吴桓兴教授等一共4位同志奔赴朝鲜前线。王淦昌感到非常高兴，他感到能够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直接作贡献了。为了保密和安全，他们4人分两批行动，王淦昌和吴桓兴先走。到了丹东，来到鸭绿江边，已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当他们换上军装后，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终于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了。俩人特地拍照留下永恒的纪念。进入战区后，看到公路两边被打坏的美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王淦昌感到志愿军很厉害，他们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了不起！◆王淦昌经过实地考察和检测，王淦昌一行确定这种杀伤力大的炮弹，属于一种称为“飞浪弹”的新式炮弹。此项工作完成后，王淦昌等参观了战俘营。战俘中有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士兵，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战俘营里可以打篮球，做一些体育活动，生活很愉快。这使王淦昌感受到志愿军“仁义之师”的一面。一次休战期间，前线部队的一位首长请王淦昌一行到前线去参观。他们看到志愿军战士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在前线，王淦昌等看到了更多的被打坏的美军坦克，他再一次被志愿军“正义之师”的英勇战斗精神所感动。在朝鲜战场工作的四个多月时间里，王淦昌感觉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回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给他颁发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他终生都将这枚纪念章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1997年，即王淦昌去世的前一年，他在回忆走过的道路时，深情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我想做的研究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王淦昌是1979年入党的。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0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他3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入党，但他们在与党同心同德方面并不逊色。例如彭恒武，是我国在国外获得教授职位第一位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1963年秋冬之交，他在青海湖畔金银滩基地搞核试验，当看到所有科研人员全部住在暖楼里，而基地司令员等领导干部都住帐篷里时，“一股热浪涌上他的心头：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他决心要千方百计确保任务在“党中央提出的期限内完成”。后来他在总结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经验时，感慨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相信群众相信党是坚持又红又专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党不能离开人民，人民不能离开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基本原则。因此，“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是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法宝。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震惊世界，全国欢腾。按照学校老师的布置，“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的儿子所在学校的学生就此写一篇作文。被誉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众帅之帅”的朱光亚看了儿子的作文后，马上严肃地对他说，核试验的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2021年8月22日，一位老工人逝世的消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他叫原公浦，是入选中国核工业功勋榜的技术工人代表，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操刀人。钱三强曾经这样形容他：“他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新中国创造的任何奇迹，都是由千千万万这样具有螺丝钉精神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螺丝钉的位置的同时，也视其他同事为不可缺少的螺丝钉。所以很多老一代科学家，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总是怀念当年从上到下都人人献计献策，处处大局为重；盛行学术民主，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作风。◆钱学森1966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将负责组织继续研制“两弹一星”的重任托付给钱学森。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领导人的崇高威望，尽管在那段时间“两弹一星”的研制和一些科学家也受到过冲击，但党的领导仍然确保了国防科技不断取得显著业绩。当时“两弹一星”元勋们面对复杂情况，在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方面的事迹，至今令人钦佩不已。1993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振宁纪念邓稼先的文章。文中写道：“‘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当年在九院院办工作的张彩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67年初，传来一个重要信息——法国人也要在今年进行氢弹试验，我们怎么办？人们都在思考这个极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那时，单位食堂里经常举行自由论坛，大鸣大放，理论部的同志介绍法国人要试验氢弹的事，论证我国氢弹能否提前赶在法国人前面进行试验。我站在那听得心潮澎湃。从食堂出来，正巧遇上朱光亚，我就对他说我们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氢弹。朱光亚鼓励我，并且让我们科办赶紧联系院外各协作单位，希望得到全国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接和协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项生产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收获是明显的，所有协作单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颗氢弹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两弹一星”元勋，时任九院副院长的陈能宽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情景。他后来感叹道：“事实证明，民族利益高于—切。中国人民在民族利益和荣誉面前，是会放下争论和争议的。”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淦昌负责组织这次地下核试验。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地下核试验的理论设计工作在于敏的领导下很快开展起来并及时地提供了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后，王淦昌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去，与试验人员、理论设计人员一起进行方案的讨论、测试等各项工作。当时，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混乱状态。王淦昌心里非常着急，反复地向大家作动员，讲述地下核试验对国防建设的深远意义，劝说大家必须抓紧时机，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他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去做说服工作：“我们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大家想一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他还到职工宿舍去，一个一个地动员科技人员、工人。当回到北京时，遇到基地的人，他就告诉他们：“要做地下核试验了，快回去吧!”有回家探亲的，他就到他们家里去动员。他还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作业队的队长、副队长。最后，连基地食堂的炊事员都被他感动，主动把热饭热菜送到现场。中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终于圆满成功。王淦昌后来深情回忆：“这些同志真不错，他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为国家的强盛多作贡献。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别看他们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双方辩论起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钱三强曾指出旧中国科研难出成果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性；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以进行集体合作。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相信群众相信党完全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这两个弱点。党的领导，可以确保计划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相信群众，可以确保全国性的集体合作，即各行各业的大协作。因此，又红又专的道路是新中国的科技人员建功立业的一条光明大道。在新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继续提倡，坚持下去。编辑｜侯梦玮责编｜王媛媛编审｜项东民投稿邮箱：dsbc_163@163.com欢迎订阅《党史博采》邮发代号：CN13-1117/D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众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然而，在星光璀璨的将帅中，被中央军委确定的、享有“军事家”称号的仅有36人（不含以后在讣告或悼词中被称为“军事家”的），其中在建国前牺牲的有11位，方志敏就是其一。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赣东北、闽浙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土地革命中后期任军团领导，经历革命战争的千锤百炼，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创建了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闽浙赣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方志敏是其主要创始人。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屠杀，全国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危难关头，方志敏坚信革命必胜，秘密潜回家乡领导武装起义，开始探寻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道路。他与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员一起，克服环境封闭、没有外援等困难，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创建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逐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方志敏等人开创的根据地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发展过程。其鼎盛时期，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大小共6

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领袖，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精神遗产，博览群书、学以致用可谓其中之一。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1946年夏，国民党军占领淮南淮北之后，企图占领淮阴县淮安县（今属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区），进而占领整个苏北地区，切断华中野战军向北撤退之路。由于对国民党军作战企图判断不准确，山东野战军作战计划调整缓慢，失去战场主动权。危急之下，华中野战军主力仓促北上，也未能保住两淮。一、国民党军直指淮阴淮安泗县战斗后，国民党军由淮南增调整74师及整28师第192旅，加强淮北战场兵力。1946年8月中旬，上述部队进占安徽省灵璧县朝阳集、江苏省铜山县（今徐州市铜山区）庙山圩等地。8月19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主持高级军官会议，制定了以徐州为核心，分路挺进的第二期作战计划。8月21日，向淮北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以东进攻的12个旅，开始向江苏省睢宁县、宿迁县（今属宿迁市）方向和山东省峄县台儿庄方向推进。1946年9月初，蒋介石限令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各路部队，在月底前攻下苏北各重要城镇，为全面进攻山东解放区创造条件。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为了达到“迅速攻占淮阴、淮安，歼灭苏北共军”之目的，决定执行第二期绥靖计划。具体作战部署如下：（1）以第7军东渡运河，攻占江苏省泗阳县，向淮阴县渔沟镇突进，掩护整74师的左侧安全。（2）以整74师配属1个工兵团担任主攻，沿运河西岸南下，限9月16日前攻占淮阴县。（3）以整28师第192旅为预备队，在整74师之后跟进，掩护其右侧背。（4）各部队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苏北绥靖军总司令李延年统一指挥。◆国民党主力部队整编第74师。1946年9月10日，国民党军整74师、整28师由宿迁县西北地区隐蔽进到泗宿县埠子集、泗阳县洋河镇、仓集（今均属宿迁市宿城区）一线，会同由安徽省泗县经泗阳县临河集进至运河以东的第7军，夹运河分别向泗沭县众兴镇（今属泗阳县）、淮阴县来安镇（今属泗阳县）及南新集、马头镇等地猛攻。1946年9月14日，在第7军之后，整74师以第58旅、51旅为第一梯队，以第57旅、整28师第192旅为第二梯队，经泗阳县南下，沿运河南岸猛攻，并出动飞机助战。9月15日，国共军队对峙于淮阴县杨庄、马头镇、小桥之线。我第9纵队和地方武装节节阻击，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二、山东野战军主力迟缓南下1946年8月下旬，山东军区判断，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部队继续东进，有控制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东段，分割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然后再行向北打通，南北夹击进攻，达到各个击破的企图。因此，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山东野战军目前在淮北无好仗可打，应将主力北靠陇海线休整，准备消灭东进的整28师及整74师，以使陇海铁路东段打通。这样便于将来山东野战军对华中、山东作战机动，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亦有配合。对于山东军区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十分赞同。1946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并告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治委员黎玉：“现在秋高水落，正是歼敌时机。薛岳手中有三十几个旅，我军不论在津浦线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总之，必须寻找机会，歼灭薛部正规军八个至十个旅（刘邓则须歼灭刘峙八个至十个旅），方能初步解决问题。请你们考虑切断津浦，调动敌人打野战，是否尚有希望？如有希望，则以切断津浦执行原计划为有利；如无希望，则须考虑是否有被东进之敌将我主力隔断于陇海路南之危险；并请考虑在睢宁、宿迁地区歼敌较之在陇海线上歼敌孰为有利？如无隔断危险，并在睢、宿歼敌更加有利，则可在该地歼敌；如有隔断危险，且在陇海线上歼敌亦属有利，则以照张黎宥（26日—笔者注）电主张行动为宜。”◆津浦路和陇海路示意图。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一个月之计划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态势，山东野战军集结于睢宁县，积极寻觅战机，准备歼其一路。由于国民党军前进慎重，队形密集，难以分割，战场狭窄，不便回旋，加之雨水影响，一直未获战机，睢宁县、宿迁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1946年8月底，山东野战军除留部分武装坚持淮北敌后斗争外，主力转移至泗阳县以东地区休整。1946年9月2日，国民党军整74师、整69师进至睢宁县至宿迁县一线，第7军进至泗阳县西北的洋河镇、临河镇一带。国民党军一面积极部署进攻淮阴，一面却向江苏省沭阳县方向进行佯动，企图威胁苏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为确保苏鲁解放区的联系，陈毅决定移师沭阳县以南地区，准备歼击可能由宿迁东进的国民党军。1946年9月4日，陈毅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提出3个作战方案，并指出各自利弊：“第一案，北移沭阳，迎击东进之七十四、六十九师，可保持鲁南联系，但只能留九纵守泗阳、众兴，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案，就地出击洋河，估计要打桂系两个师，必拼消耗，不合算；第三案，留现地待机，桂系来攻，可予以歼击，桂系不来，则待蒋军分路东进后，北打蒋军为有利”。◆陈毅与粟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在苏中接到华中分局转来的陈毅宋时轮作战方案，反复研究认为不妥。他们认为，淮阴淮安是华中解放区的首府，又是苏中前线的后方，苏中战役能够顺利实施，得助于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于淮北，保障了华中野战军侧翼与后方的安全。现在，如果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于泗阳、众兴的国民党军以打击即转至沭阳县作战，有使国民党军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华中解放区沦陷的危险。因此，他们连电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先在泗阳县寻机歼敌。1946年9月8日，粟裕和谭震林致电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顽七军全部及九十九军、七十四军各一部，集中洋河、埠子、宿迁等地，顽四军已开始接替淮南防务，二十六军集中于马集（天长南），视此顽有集中二十六军及二十五军重向我邵伯、高邮进攻，顽七军等则东攻泗阳、众兴，直扑两淮。如两淮一失，高邵不保，整个运河线丧失。顽从两淮窥盐阜，从高宝进窥兴化，将我苏中主力迫至东台一蠡之地，此为华中最坏前途。因此，我苏中主力决心放弃围攻海安，求得十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泗阳地区，求得给桂顽以打击，稳定华中局势。但休整与行动，必须有二十天之时间，才能集结于泗阳阵地。否则顽逼近两淮作战阵地，已失主动，且西转也无能矣。”电报中的99军即整69师，74军即整74师。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省定陶县取得大捷，全国解放区振奋。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告张云逸、黎玉：“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1946年9月10日，陈毅、宋时轮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与各师会商，均不主张在泗阳作固守防御，故采取由北向西的作战方针。执行此办法，泗阳可能失守，估计敌未到达淮阴之前，我军西攻奏效，则淮北局势改观，两淮仍能保持。”当天，国民党军第7军、整74师、整28师第192旅共6个旅（师）开始进攻。194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一天之内连发两电，调整兵力部署。第一电，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到达后如北面南下之敌已歼灭，则在两淮休整待机，或配合二、七、八师全力打开淮海局面，或向南攻取扬泰线，或向淮南路东歼敌。”第二电，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毅重新调整作战部署：（1）以山东野战军主力南移淮阴县、泗阳县之间运河以北地区，求歼由泗阳县东进的国民党军一部。（2）以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在泗阳县以西构筑两道防线，在淮阴县南新集一线构筑第三道防线，抗击由运河南岸东进的国民党军。（3）华中野战军第5旅、第13旅由苏中地区星夜北上，至淮阴县以西、运河南岸设防。（4）华中野战军主力第1师、第6师北上，会同山东野战军在淮阴附近歼灭国民党军。1946年9月11日下午和傍晚，陈毅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称已与张鼎丞、邓子恢商定，“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以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两淮保卫战中9纵的守备命令。当天晚上，粟裕致电陈毅宋时轮，并报中共中央、张鼎丞邓子恢：“敌人以三个军（师）向两淮进攻，仅以九纵及皮旅（尚未到）势难阻滞敌人前进。如五旅赶到逐步增加兵力，只能起补疤作用。因此，在一、六师未到前，建议山野主力依靠泗阳正面阻击或以翼侧向敌作反突击，歼敌一部，以挫敌锐。待一、六师到齐后，两个野战军配合击敌，效果较大。如山野单独挺入敌后，恐难于短期转变战局，亦不易调转向两淮进攻之敌。据此间经验，敌后之工事十分强固，且火力甚强，决非短时间所易克。如此，则两淮有失守可能，则我山野及华野两个部队配合作战，亦将增很大困难。”194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陈毅和粟裕的意见，致电陈毅：“你们务必在泗阳、淮阴之间歼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锋，以待粟谭主力到达，歼灭余敌。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但是，陈毅调整部署尚未就绪，国民党军已经逼近了。1946年9月12日，国民党军第7军已东渡运河，攻占泗阳城，进逼淮阴城。山东野战军主力由沭阳县急速南返，在运河以北、淮阴县渔沟镇、来安一线数度组织反击。因国民党军反复采用收缩集结战法稳步推进，山东野战军未能达到歼敌的预期目的。第9纵队被迫放弃第一、第二道防线，转入第三道防线。仅第7师第20旅在泗沭县众兴镇击退国民党军第7军的连续进攻，对其以较大歼击。陈毅决定由谭震林组织指挥所，统一指挥第13旅第18团、第5旅、第9纵队及淮宝（淮阴县、淮安县、宝应县）地方部队，担任保卫两淮和淮宝地区的作战任务。以山东野战军主力第2纵队、第8师、第7师第20旅阻击可能由众兴东进的国民党军第7军。他指令谭震林：“为防万一，请准备随时能炸毁淮阴北大桥。”三、华中野战军主力紧急北上1946年8月31日，苏中战役结束。9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并告陈毅：“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中共中央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进的国民党军以相当打击，然后集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国民党军。但是，苏北地区国民党军仍在调整部署，大举进攻两淮的迹象越来越明显。1946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纵观全局，作出新的决定：“粟谭部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攻取海安，即时休整”。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谭震林，正式通知：“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9月10日，谭震林由苏中前线到达淮安。9月11日，鉴于国民党军已经开始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北上。华中野战军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后，立即收拢队伍，冒着酷暑大雨，昼夜兼程北上。紫石县海安镇距两淮约250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值天雨不断。预计先头部队一周到达，大部队要两周才能到达。1946年9月13日深夜，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机关到达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富安镇。他们没有停留，立即乘汽车北上。9月14日下午，他们到达华中军区驻地淮阴县城东10余公里的马厂王高村（今属淮安市清江浦区）。1946年9月15日傍晚，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致电陈毅并中共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主力南移淮阴附近作战。1946年9月17日拂晓，粟裕由华中军区驻地马厂赶到淮阴指挥作战。粟裕、谭震林致电山东野战军：“为便于今后作战及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和平起见，我们决心坚守淮阴，惟弹药太缺恐难持久。因此，仍恳请山野主力早日南来（最好今晚，渔沟作战部队于今晚先开来淮阴），以便围歼进犯淮阴之敌。”当天，成钧率第5旅到达淮阴，第6师先头部队到达淮安城北郊板闸墁。1946年9月18日，陈毅先后3次致电粟裕、谭震林。第一电说：“为保卫淮阴，决以二纵全部六个团今（十八）星夜赶赴淮阴，协助守军（皮旅、五旅、九纵）歼击七十四师，以七、八师仍于渔沟、来安间阻击桂顽”。要华中野战军“无论如何坚持两天，韦（国清）到即分配出击任务”。第二电说：“桂顽三个团猛攻渔沟，我各部遂加入战斗”，“但仍尽可能一二个团今夜南下淮城”。第三电说：“决派十九旅五十六团明晓赶到王营”。粟裕得知陈毅决定第2纵队全部来援，立即调整作战部署，以一部分兵力转入敌后，给第2纵队援军让出阵地。1946年9月18日下午，他在发给中共中央并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的电报中说：“今淮阴危机已屡祈救，念我六师一个旅今晨可到板闸墁，军长已决定派四、九两旅来援。因此我们明晚即可转入反攻，首先歼灭敌人之一个旅，而后再歼其全部，详情待后再报。”中共中央连夜复电：“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完成歼敌任务。”1946年9月19日3时，粟裕派参谋张剑到淮阴以北迎接第7师第19旅第56团南下，并要他转交一封亲笔信。该信写道：“团长、政委同志：欢迎你们南来参战。特派张剑参谋前往迎接。你们到淮阴后，找五旅联络，归成钧旅长、启民政委统一指挥。预祝你们胜利。”张剑骑马走过淮阴城北的盐河，看到王营大桥已经修复，桥面上铺上了木板和柴草。他在王营以北接到56团，随即把他们带到淮阴城下。但是，1946年9月19日凌晨，整74师所部突进淮阴城关，由两个连迅速扩大到1个团。谭震林赶赴淮安督促第6师先头部队北开，粟裕在淮阴城郊的洪福庄（今属淮安市清江浦区）坚持指挥。粟裕考虑到淮阴守军经过一周激战，极其疲劳，而且华中野战军主力、山东野战军援军均未赶到，再打下去要吃亏，决定主动撤离淮阴，到淮阴、淮安以东地区休整。1946年9月19日晚18时，华中野战军撤离淮阴城。山东野战军亦撤出战斗，转移至江苏省涟水县境内休整待机。9月20日，国民党军第7军占领淮阴县渔沟镇。9月22日，整74师继续南进，占领淮安城。至此，国民党军基本上控制了运河以西地区。在两淮保卫战中（1946.9.10-9.22），山东野战军主力与华中军区部队一部歼灭国民党军整74师、整28师、第7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四、两淮失守的影响淮阴淮安失守的主要原因：第一，兵力部署不妥当。整74师附第192旅是主攻部队，淮阴淮安是主攻方向。第7军是助攻部队，沭阳县以南、泗阳县以东是次攻方向。然而，山东野战军未能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方向，寻机歼击整74师及第192旅，而是先后在沭阳县以南地区、泗阳县东南地区与第7军纠缠，造成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进攻两淮的可乘之机。第二，情报获取不全面。隐蔽作战企图是战场取胜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军进攻两淮也是一样。但是，由于情报侦察工作落后，山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进入睢宁至宿迁线之后的作战企图不清楚。此后，对于国民党军主攻与佯攻方向也不清楚，造成作战行动步步被动。第三，协同作战不到位。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一直处在战略配合状态，保卫两淮则成为战役配合。然而，两野战军没有隶属关系，作战行动要通过华东局、华中分局、中共中央军委协调，程序多，进程慢。在战场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直到淮阴城破之时，山东野战军主力还在南下中，华中野战军主力则还在北上中。放弃两淮是一件大事，国民党军大吹大擂自不待言。但是，国民党军骄狂之气上升，由此更盛也是事实。两淮失守，不仅造成该地区失陷，而且造成苏中根据地孤悬敌后，对华中野战军后勤补给和兵员补充都带来不利影响。由于未能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部队指战员认为打了败仗，士气十分低落。华中党政军民希望像保卫马德里那样坚守两淮，结果仓促撤退，大量财产损失，群众也甚为恐慌。中共中央不认为这是一次败仗，更关心的是部队撤出两淮地区后的安全和未来作战。194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张鼎丞、邓子恢：“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据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惟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粟裕认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撤出两淮，绝对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国民党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他说：“首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的战略方针。经过七八两个月的初期作战，我军分别在几个方向上迎击敌人，以暂时撤出部分土地和城市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十余万人的重大胜利。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其次，回想当时的战场实际情况，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敌先头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的条件。后来在孟良崮能够歼灭它，是我军经过宿北、鲁南、莱芜三个大歼灭战，我军的装备、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积累了大歼灭战的经验，才以五倍于它的兵力，达到全歼该师的目的。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即使第1、第6师赶到淮阴，并在淮阴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粟裕对两淮保卫战的评价与中共中央是一样的，并不单纯地认为失守就是败仗。编辑｜郭小丽责编｜陈彦如编审｜项东民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党史博采》邮发代号：CN13-1117/D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习仲勋与齐心结为夫妻，并将爱情融入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心心相印，患难与共，携手度过58个春秋。他们是光荣的，他们是幸福的。齐心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义。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由相识到相知习仲勋与齐心是在陕北的绥德相识、相知、相爱的。绥德在延安以北，原名“绥德州”，素有“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之称。当时绥德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地区，但又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受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时间较长，政治情况较为复杂。1943年2月，党中央调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主持绥德地委工作。毛泽东亲自同他谈话，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在此之前，习仲勋任关中分区书记，工作成绩斐然。1939年，毛泽东曾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写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习仲勋将题词长期带在身边，作为鼓励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就在习仲勋走马上任的一个月后，齐心也来到了绥德。那时，齐心虽然还不足20岁，但已有5年的党龄。1923年11月，齐心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齐德安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有学识，重情义，为人厚道，深受相识人士和邻里的尊敬。其母邓跃珍是一位刚强正直、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子女先后参加革命后，她也于1940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齐心从小受到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有决定性影响并把她引上革命之路的却是姐姐齐云。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在已参加革命的姐姐带领下，离开日寇占领的北平，来到太行深处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名八路军女战士。经历战火的考验,她于8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为正式党员。而后奉调到延安学习、工作。1943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开展学生工作。齐心是主要带队人。到达绥德后，编入绥师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当时，绥德师范与绥德地委所在地相距不远，都在“九贞观”。齐心刚到绥德，便看见墙上有“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区主持工作”的标语，由此，“习仲勋”这个名字便闯入了她的记忆。不久，习仲勋来绥德师范作报告，坐在下面的齐心虽然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但生动精彩的报告与年轻有为的书记还是给齐心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他们有了第一次相遇。习仲勋在绥师谈完工作返回地委，与迎面走来的齐心邂逅相遇。齐心习惯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看了看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微笑地点了点头。齐心后来回忆:“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习仲勋主持地委工作期间，正逢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以致逼供信、假坦白之风在绥德蔓延开来，绥德师范也深受影响，一时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对此，习仲勋非常重视，直接指导绥德师范的运动，多次把齐心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习仲勋一次，在习仲勋办公的窑洞里，当齐心汇报到绥德师范出现的问题时，习仲勋说道：你们对运动要保持头脑清醒，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听了这番循循善诱的谈话，齐心心中的困惑与苦闷一扫而尽。她望着墙上挂的毛泽东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一种敬佩之情油然升起。齐心回忆道：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一样严肃认真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两颗炽热的心却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也一步一步地加深。然而，他们的恋爱依然带有战争年代的特色，按照战争年代特有的方式进行着。习仲勋让齐心写了一份自传交给自己。他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齐心的经历很简单，用齐云的话就是：“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只有短短的一两百字。有趣的是，当习仲勋看到自传中写到，为早日参加革命，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着对齐心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相比之下，齐心对习仲勋的历史却不甚了了。一向谦虚严谨，不愿张扬的习仲勋在给齐心的信中，只轻描淡写地写道，“我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这时，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的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齐心及其家庭的情况，信中特别说道：齐心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习仲勋与齐心夫妇。经过全面了解和认真考虑后，习仲勋给齐心写信：“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一下子上升到“终身大事”，齐心既感到顺理成章又感到有些突然，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粒石子而泛起涟漪。为理清思绪，齐心还是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一起学习的姐妹，大家都支持她的选择。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他们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这在战争年代实在是太“奢侈”了，“奢侈”的足以令所有的人羡慕。 1944年4月28日，他们幸福地结合了。婚礼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绥德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前来庆贺。何长工当证婚人。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地区保安分处副处长布鲁还特地为他们拍了两张新婚照。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同志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齐心后来评价：“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千里有缘来相会。一个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一个从北平来的城市姑娘，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结成革命的伉俪。那一年，习仲勋31岁，齐心21岁。“这哪里是普通的信件，是革命的两地书呀”在婚后温馨幸福的气氛中，习仲勋郑重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齐心理解丈夫的意思。她知道丈夫肩上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很难过多的关照自己；她更知道作为领导干部的妻子更应自重自强自立。是年夏天，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即被派到沙滩坪第一乡政府当文书，乡政府设在郝家桥。后来又担任义合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委副书记，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而习仲勋则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冬，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中央决定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习仲勋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习仲勋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泽东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只开了五天。五天会议，简单、平稳、顺利，波澜不惊。会议闭幕当天就发表了三中全会公报。但是，它向关心政治的人们表明：重大转折已经发生，而且，这是一次堪比遵义会议的重大转折，因为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之门。一石激起千重浪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重大历史转折，都是从思想上的转折作为先导。三中全会实现重大历史转折，首要的，也是思想路线的转折。这就是：抛弃“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公报还号召，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要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引人注目的是，公报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些内容，今天的人们很容易理解，但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在当年字字千钧，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抛弃了一度盛行于全党的“两个凡是”，回归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转折。而做到这一点，决非轻而易举。◆1976年10月24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重大变化往往起于青萍之末。党的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重大转折，但是重大变化是在三中全会前开始的。说到这里，不能省略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掀起的揭批“四人帮”运动。那场运动批的是“四人帮”，而“四人帮”是靠搞“文革”起家并受到信任爬上高位的，批“四人帮”自然要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诸多问题。同时，今后中国的道路向何处走、怎么走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还在提“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狠批‘四人帮’”，但同时发出大量要抓经济建设的信息。当人们困惑于怎么把抓阶级斗争与抓生产联系起来时，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又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任何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从更高视野启发人们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图为大会现场。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根本任务和基本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僵化，它的存在必然导致认识混乱和手脚的束缚。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当时，很多工人反复思考百无一解的是：我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很多农民为自己吃饱饭搞一些副业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担忧，很多“解放”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一边干工作一边心里嘀咕：会不会有一天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再次被打倒呢？◆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也没有想到，揭开矛盾、打破僵局的，竟是一位小人物。他叫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位教师。他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点写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接着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及新华社予以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一石激起千重浪，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高层不同反响。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关键时刻，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理论大讨论在全国展开。说它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不是危言耸听。在当时，中国到底是拘泥于“两个凡是”，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特别是“文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中国的道路怎么走的重大问题。可喜的是，经过艰难曲折历程形成优良思想作风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拥有很高认识水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思想统一。在新中国历史上恐怕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陆续公开表态或发表文章，支持《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员文章。这一情况表明，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在认识上达到了初步统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是它却为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思想路线重大转折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三中全会公报在重新确立并明确表述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彪炳史册的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将讨论价值予以提升的一段话，一字不差地写入全会公报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谈到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无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因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仅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更是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重大问题的前提，是开启改革开放之门的先决条件。只有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大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三中全会到今天，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的提出和阐述，无疑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但是，实事求是这个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点始终不渝地被坚持。由此可以看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所在。中央工作会议“摆开来讲”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两段话：“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两段话，标志着三中全会已经把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对实行这一重大转折，作了很多论述，包括对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论述，对二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成就的论述，对国内外形势的论述等等。公报中写入这些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做解释、铺垫的论述，本身就表明，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经历了艰难历程。回顾这段历史，要提到真理标准讨论所催生的“摆开来讲”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否定真理标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支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同志的意见受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议论纷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意见：“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叶剑英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成。邓小平说：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华国锋、李先念同意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意见。“摆开来谈”，就是要开党的会议。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并参加为邓小平起草会议讲话稿的于光远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于光远这些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地位及与三中全会关系的正确评价。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有这样两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两段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对三中全会基础作用的肯定。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没有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为议题。原定的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会议开起来后，没有按照原定议题和预定议程展开。会议最先讨论的，是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发生这种重大变化，是有原因的。粉碎“四人帮”后，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央内部一度产生过分歧。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后，在党内民主风气初步形成之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建议。与会者经过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到意见统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这212人的意见统一，对于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成为全党共识。有了这个坚实基础，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自从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许多风浪，经受了很多考验，但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包括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的历次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写明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意义重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开启改革开放之门在确定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怎么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也就摆在面前了。此前，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因袭守旧的模式和方法。现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因袭过去僵化的体制不变，还是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实行改革开放？这关系到今后我们党搞经济建设会不会重蹈覆辙的问题。限于历史条件，三中全会没有对过去的僵化体制和旧的建设方法作出梳理和分析，但是明确作出了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这说明，三中全会不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为解决这个问题交出了合格答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中全会公报中还没有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的词汇，但是，三中全会已经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却是毫无疑义的。三中全会公报写下了这样一段表明我们党已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话：“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仍然应该溯源于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清楚阐述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脚于“向前看”，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携带核弹的中、远程弹道式导弹的发展，美国和苏联开始着手研究如何防御对方的导弹武器对自己本土的袭击。美国相继开发、研制了“奈基―宙斯”系统、“哨兵”系统和“卫兵”系统，以对抗苏联的核攻击。苏联于1956年开始研制“橡皮套鞋”反战略弹道导弹系统，1964年开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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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选举的党的新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常务执行机构，1927年党的“五大”后改称为“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届中央委员会第××次全体会议”，简称为“××届××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从党的“六大”后正式召开和命名的。最近召开的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历届五中全会何时召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简略介绍历届五中全会及其主要内容。1、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领导核心。1934年1月15日—1月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由党的临时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博古（秦邦宪）主持。博古、陈云、张闻天分别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博古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2、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相当于目前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4月4日在京召开。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和副书记的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当选中央副主席、进入领导核心，决定出版中央杂志《红旗》（《求是》的前身）。1958年5月5日—5月23日在京召开。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递补中央委员；还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红旗》杂志创刊号。八大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党内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各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届期时间不固定，全会的次数也不固定。八大之后召开十二次全会。九大之后仅召开两次全会；十大后仅召开三次全会。党内政治生活逐步纳入正规是从“文革”结束后十一大开始的。党的十四大后，中央全会一般都是开七次，而且主题基本固定，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总书记，二中全会为国家机关换届推荐人选，三中全会研究经济社会改革，四中全会研究党的建设或法治，五中全会为下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建议，六中全会研究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七中全会为召开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作准备。八大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及全会一般在北京召开。4、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并为刘少奇平反。◆十一届五中全会会场。1980年2月23日—2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以下决定：一、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十一大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加以完善解决。二、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准备将草案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四、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总结了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五、决定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六、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4位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七、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十一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贯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5、十二届五中全会：适应新老交替，调整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和中纪委。1985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期一天。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按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经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的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根椐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人选；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6、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同意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十三届五中全会会场。1989年11月6日—11月9日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全会结束时讲话。围绕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讲了四个问题：一是，牢固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二是，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作风。三是，加强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四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的工作的科学性。7、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撤销陈希同党内职务。◆十四届五中全会会场。1995年9月25日—9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李鹏同志就《建议》草案作了说明。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陈希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继续进行审查。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耿全礼、马启智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8、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十五届五中全会会场。2000年10月9日—11日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朱镕基同志就《建议》草案作了说明。全会认为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党的建设，是实现这三大任务的根本保证。会议强调，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树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着眼于事业发展和新老交替，加强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年轻干部队伍的建设，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开拓前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岳海岩、黄智权、王正福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徐鹏航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徐鹏航同志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9、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六届五中全会会场。2005年10月8日—11日在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注：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作出的最新努力）。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宋庆龄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女性，她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就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斗争中，她始终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主要的历史时期，经受了六十年的严峻考验。她与共产党的合作始终如一，把共产党视为孙中山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和领导者，并且愿为共产党的事业而奋斗。因此，她早就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首次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自己请求入党1952年10月，宋庆龄第一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对她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上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那种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得多。所以，你还是留在党外好些。”宋庆龄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她自己理解毛主席这样做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希望她留在党外，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够更好的为全国统一战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宋庆龄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上海寓所，再次正式向刘少奇夫妇提出入党1957年4月，在上海寓所，宋庆龄会见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时，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告党中央和毛主席。”宋庆龄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已完全证明她早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从1913年大学毕业投身革命起，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与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和最彻底的决裂。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爱国者，要完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必须与封建帝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反动政权和这一切的总后台帝国主义这五种反动势力绝裂，并要与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划清界限。所有这一切，宋庆龄都毫不含糊地做到了。宋庆龄一贯拥护党的方针和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同党的组织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她始终用一个共产党员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她早已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正如邓颖超在给她的献词中所说：“你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生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之中，有长期在蜕变的国民党的敌视下，能够奋勇当先，进行单枪匹马的战斗而坚持不懈，这种坚忍不拔、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不愧是人中之杰，女中之杰，伟大的革命战士。你比荷花更皎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尊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刘少奇曾经也说过，“历史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宋庆龄个人一生的光荣，也是党的光荣。但是，入党并不是目的，入党是为了革命需要。像宋庆龄这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更是要从革命大局来出发处理组织上的入党问题。在宋庆龄提出入党要求后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到上海去看望宋庆龄，刘少奇恳切地对宋庆龄说：“党中央认真的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会告诉你的，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中央的决定，尊重党的意见，暂时留在党外。此时，宋庆龄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表现了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深厚的情感和博大的胸怀。事实的确如此，宋庆龄以同党亲密合作的非党人士的身份工作，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中共中央虽然没有从组织上吸收她入党，但一直把她作为我党领导者对待。1956年邀请她列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她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都是党对她最大的信任。在五十年代，党中央决定专门送中共中央文件和外交方面的文件给她看，她按照党的保密守则亲自拆封和保管，看完又亲自加封退回。如果党内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邓颖超、彭真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无论什么问题，她都是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处理，只要是党的决定，她都是无条件地执行。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动摇她参加党的坚定的夙愿和要求。在病床上又一次向前来看望她的彭真提出入党要求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宋庆龄经常发高烧，有时就卧病不起。一些非她亲自做的工作，只得在病床上进行。◆1980年，邓小平在茶话会上与宋庆龄交谈。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她患了白血病。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校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此时的宋庆龄病情已相当严重，但为了给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最后一份力量，她决定亲自出席这次授证仪式。中央临时决定请北京医院部分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稳定她的病情。8日上午，授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参加完这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当天晚上，彭真去医院看望带病出席了学位授予仪式的宋庆龄，此时的宋庆龄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她又一次向来看望她的彭真提出了入党要求，彭真说：“你虽然没有入党，但我们一直把你当作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看待。”宋庆龄微微点了点头，对彭真所说的话表示赞同，她懂得虽然她在组织上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中央很早就把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了。但此时的宋庆龄脸上仍流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弥留之际，最后一次向前来看望她的王光美、邓颖超等提出入党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无效而恶化，突发寒战高热，体温达40.2摄氏度，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经抢救后，第二天早晨体温开始下降，神志清醒，她最后一次向前来看望她的王光美、邓颖超、彭真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经过商量，决定立即报告给党中央。15日上午十点半，宋庆龄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人。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决定称：宋庆龄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当天下午6时许，政治局会议刚结束，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就驱车赶到宋庆龄的住处，正式向宋庆龄通知了中央这一决定。她万分激动，眼含热泪，对中央表示诚挚的感谢。16日上午，邓小平看望了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的夙愿。她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结束之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廖承志就前往宋庆龄的住宅，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的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的决定告诉她，并表示祝贺。但是，这时宋庆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大能说的出话了。宋庆龄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写下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页，实现了自己弥留之际的心愿。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8岁。宋庆龄到晚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从党的事业和需要出发的。她对党的信任与忠诚，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邓小平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致词说：“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高风亮节，永垂千古。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战士。”总之，宋庆龄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共领导人没有忽略和淡化宋庆龄的伟大功绩。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她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国之魂宝”。宋庆龄同志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四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她对我党的热爱、信任和与党的深厚情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党史博采》邮发代号：CN13-1117/D

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曾说过：“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之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之争功矣。”毛泽东常常因事择人，因人成事，用人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干部的长处，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1960年2月10日下午3时许，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陈郁的陪同下来湛江视察，这也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来湛江视察。在与湛江地市领导座谈时，周恩来特别提到30多年前曾同他一道开展革命工作的湛江遂溪人黄学增烈士，黄学增到底是什么人？周恩来在湛江仅停留了15个小时还要特别讲到他。经谭平山介绍认识陈独秀，并按陈独秀的指示回家乡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1900年9月14日，黄学增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乐民区敦文村，黄学增小名叫“阿贵”，学名叫“学曾”，后改名“学增”。父亲黄英如在家务农，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13岁时，黄学增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后转入乐民小学就读，1916年，黄学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雷州中学，当时雷州中学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谭平山。1919年底，黄学增因大哥黄学颜中暑身亡，父亲黄英如生病无钱就医，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也就在这一年，19岁的黄学增结了婚，妻子叫苏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不久，善良的村民因爱惜黄学增的才华，就联络发动遂溪黄姓宗亲捐资送他去广州求学，1920年夏，黄学增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也随处可见，从信息闭塞的粤西农村走出来的黄学增除了认真学习功课之外，也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任书记，随后，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谭平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平山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广东高等师范担任教授，陈独秀就给他写信，要他在广州组建广东“共产党”，谭平山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积极响应，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下半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公开宣告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员大多数是广东高等师范、广州一中、农业学校、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也就在这时，思想激进的黄学增也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的“看云楼”。黄学增在他雷州中学数学老师谭平山的引荐下，认识了陈独秀，随后黄学增经常到陈独秀在广州的家里请教问题。1922年，黄学增由团员转党员，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广东早期党员谭天度，解放后曾在《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发表过一篇题目为《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的文章，就提到过黄学增的名字，据文章载：“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时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人，后来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渐扩大。”1922年4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召开广东党组织骨干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等问题，同年5月初，陈独秀与黄学增等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指示黄学增返回广东南路组建革命团体，并向粤西地区的民众宣传中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7月初，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家乡遂溪，先在遂溪县六区敦文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宣传活动，同时串联六区进步青年薛文藻、刘靖绪、黄而杞等数十人，并在敦文村黄而杞家客厅成立了中国乡村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之一——雷州青年同志社，开始在雷州半岛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久，黄学增离开家乡，回到广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第三次来到广州，主持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黄学增在老师谭平山的领导下，积极协助陈独秀做中共“三大”召开的相关工作。1923年秋，黄学增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他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校友阮啸仙、周其鉴一起深入到农村，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从此，黄学增正式开始投身农民运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同宋庆龄代表广东出席国民党“二大”，会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及营救刘少奇的议案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和宋庆龄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1月18日，黄学增向大会详细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内容，黄学增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为了反击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保护农民利益，黄学增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决议案里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团局和民团武装、惩办反动防军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贷和苛捐、规定最高租额、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赋附加捐、制止预征钱粮等21项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1926年，黄学增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左一阮啸仙，左二黄学增，左三彭湃。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广东高要县地主土豪卢沂川、梁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三县民团500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3000余人，包围领村、波河、料村等地，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农会会员1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要领村惨案”。惨案发生后，黄学增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指示，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随后，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大会讨论后，认为黄学增所具理由非常充分，并准予立案，随后国民政府指派驻肇庆的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迅速出兵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领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此外，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工人运动杰出领袖刘少奇在长沙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扣押，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各界社团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但一直到国民党“二大”开幕之后仍未获释。黄学增得知消息后，1月7日，在全体会议上，黄学增斥责了赵恒惕的罪行，并指出：“湖南工人领袖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大会）应有表示”。大会讨论了黄学增的提议，认为赵恒惕扣押刘少奇是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的严重摧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通电全国，要求赵恒惕立即放人。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1月16日，刘少奇终于获释。负责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工作，成为与彭湃齐名的农民领袖国民党“二大”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7个区域，设立6个派出机关即办事处。黄学增被委派为广东南路办事处主任，同时黄学增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全面地领导广东南路农民革命斗争。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间，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就是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0年1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上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黄学增这一时期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学增领导南路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为了深入了解南路的实际情况，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南路办事处成立初期，黄学增就亲自主持了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此次调查依靠集体力量，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部农运特派员一齐参加，划分范围，分工协作。黄学增虽然眼睛深度近视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他克服病痛，带头深入到一些区、乡，找农民谈话，找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在各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黄学增亲自执笔，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写成了35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从南路各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采取可行的办法。当时整个南路，只有党员几十人，而且党组织又不能对外公开，这些党员就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或者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党员，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并秘密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经黄学增不懈地努力，1926年春夏间，阳江、吴川、梅箓、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市先后秘密成立了党支部。黄学增还充分利用国共党内合作的机遇，尽可能多的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负责重要的工作。黄学增把共产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等，安排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共产党员朱也赤也被黄学增委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县市的农协筹备工作，也都由共产党员黄广渊、黄杰、周永杰、谭作舟、陈信材、卢宝炫、邵贞昌、梁本荣、江刺横等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梁本荣也都是共产党员。为解决农运干部，黄学增仿照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学校、讲习所、补习班等形式，短期内培训了一批本地干部，学员学习结束后，被立即派出去工作。1926年4月，黄学增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了梅箓市宣传学校，共招收学员50多人，学习社会进化史、工农运动史等课程，学员每周上2次课，学习时间为3个月。同时，黄学增还在海康县城三圣宫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招收学员60人，学习时间也是3个月，主要学习的课程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此外，还在雷城举办了一期工农补习班。随着农运干部解决，到了1926年夏，南路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与此同时，黄学增还领导了吴川县农民进行“反三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吴川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土豪李咏益勾结县长苏鹗元，向农民征收沉重的蒜头捐和蒜串捐，农民饱受压榨剥削，苦不堪言。1926年3月15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联合48个乡的农民代表500多人，到梅箓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第11师政治处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黄学增亲自到县署找到苏鹗元，警告苏鹗元国民政府已废除苛细杂捐，如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此时，各区农民代表也齐集县署示威，最终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蒜串捐，还附带取消了肥料捐，最终，吴川“反三捐”斗争取得了胜利。南路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旧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反动民团的不安，他们私下串通起来势力极其强大，对农会极力破坏。面对这一情况，对农民进行纪律教育、团结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为此，黄学增经常到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中进行政治教育，批评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注意团结，服从指挥。对于违反纪律、妨害团结的现象，坚决批评教育，及时制止。面对南路农运，有的豪绅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有的则混入真正的农民协会，企图控制农会。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黄学增从1926年2月到南路任职开始，就经常深入到茂名、信宜、廉江各县农村，通过开会，演讲、演白话戏、印传单、出墙报、写标语等方式，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在黄学增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从1926年夏到1927年春得到迅速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9000多人猛增到约120000人。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八个县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其他县和北海市郊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1926年黄学增主办的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旧址。黄学增在南路任职期间还撰写了不少文章，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留下了宝贵文献资料。这包括上面已经提到的，1926年3至4月间，黄学增执笔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1926年8月10日，黄学增撰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1926年12月23日，黄学增撰写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1927年3月，黄学增离开南路，赴广州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会后，黄学增奉命留广州工作。与周恩来等同为《红旗》半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并任琼崖特委书记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济深、钱大钧等在广州组成五人特别委员会，也开始实施“清党”，史称“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黄学增随广东省委机关转移到了香港，1928年4月，省委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负责恢复革命力量。1928年6月16日，黄学增抵达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此时的琼崖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着供应补给严重困难。黄学增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特委，黄学增任书记，接着，又正式成立了琼崖苏维埃，与此同时，黄学增还开始整顿红军余部，把红军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取消西路、中路、东路红军名称，改按营连序列命名，每县建制为一个营，下辖几个连，全岛红军，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成立，由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治委员。在黄学增的努力下，琼崖党组织的力量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区委67个，特别支部10个，支部712个，党员发展到26913人，约占当时广东全省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红军也扩大到3000多人。◆小学生在革命烈士黄学增故居纪念馆聆听黄学增为革命奋斗一生的事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香港召开，黄学增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这一时期的黄学增还同周恩来、朱德、彭湃、叶挺、邓中夏、苏兆征、阮啸仙、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广东省委理论刊物《红旗》半月刊“按期供给文字，以给与全省工农兵士的切实指导”，这期间，黄学增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到湛江视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想起黄学增时，周恩来还清楚记得黄学增是“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琼崖特委书记、红军琼崖独立师政委和广东省委候补常委，1929年在海口市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了”。在琼崖工作期间，黄学增先后应约为《红旗》半月刊写了多篇文章，这其中包括《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两篇，文章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强调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1929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捕，当时担任国民党琼崖实业专员、负责监督琼崖十三县及海口市行政事务的是黄强，黄强也是黄学增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校长。黄强先派自己的秘书找黄学增谈话，要黄学增供出琼崖党组织的情况，但遭到黄学增的拒绝与斥责。随后，黄强亲自出马，想利用师生关系、同姓同宗关系“劝降”黄学增，同样遭到黄学增的断然拒绝。1929年7月底，黄学增被杀害在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牺牲时年仅29岁。【党史博采】系头条号签约作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党史博采》邮发代号：CN13-1117/D

对于中国的行动，苏联方面在极其恼火之余也极其紧张，担心中国把它拖下水，造成苏美直接对抗，急忙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了解情况。9月6日中午，葛罗米柯抵达北京，并于当天晚上6时半至10时拜会了毛泽东。

那个时候，党内领导同志讲话很多。邓力群听了，都感到新鲜。他回忆，“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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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半年过去了，周佛海仍然按兵不动。周镐的心态也很好，在南京足足闲居了半年，还借机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的徐楚光。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1975年后曾几次来华访问。他回忆1984年8月他来华访问时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时说：“尽管已满80岁，但他（指邓小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月在龙华英勇就义。其在就义前夕写给狱中难友的《狱中诗》是：“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

但是，从这年的10月16日起，全院大部师生按照中共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赴京郊的通县农村参加“四清”（即“社教运动”），只有部分师生留校坚持教学和改革。

追求真理之路往往布满荆棘，然而，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热爱真理的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坚持真理。刘人寿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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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良一到南京，就以“姑妈”身份住进了柏焱和柯秀珍夫妇的家里，对外称“张太太”。柏焱和柯秀珍夫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柏是一个化工厂的技师，柯是中学教员。“张太太”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

1924年至1927年，中共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亦称军事部），起初由张伯简负责，11月由周恩来任部长。这是中共最早建立的军事工作部门。

李讷因病住院，毛泽东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她报真名，更不许她提是毛泽东的女儿。为了避免医院对她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就把李讷改为“沈娟”的名字。并对医院里讲她是毛泽东身边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

长征末期，红军减员严重，各部缩编，匡裕民又调到红1军团工作，历任炮兵连副连长、山炮连连长，深得军团长林彪好评。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全部红军只剩4个炮兵连，匡裕民就是4个炮兵连长之一！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中国坚决维护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不懈地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11月8日凌晨4时左右，张克侠要来吉普车，带了一个随从，向贾汪出发。当时，徐州四周已戒严封锁，等候出入的车辆拥塞在路上。张的车直开到栅门口，哨兵见他身穿将军服，马上开门放行。

毛泽东历来主张读史要古为今用。他苦心研读《三国志》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科学分析书中有突出作为人物的成功经验，用以启迪、教育广大干部，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解决“过河”中的“桥和船”问题。

年，他病得已经相当重了。中央对黄永胜的病情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物。无奈，黄永胜病得太重了，高明的医生和上好的药物，也挽救不了他了。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故。

毛顺生心里喜滋滋的，夸奖儿子办事能干，他不晓得谷子的成色怎样，立即打开谷仓，见谷子堆高了，顺手抓了一把谷子放在左手掌里，用嘴一吹，接着咬了几粒谷子，满意地说道：“谷子搧得干净，晒得也硬，不错！”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

关露离开76号后感到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下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向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扩大会议（即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3纵的到来，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傅作义害怕其部被我3纵、7纵及随后到来的2兵团主力歼灭，加上东北野战军11纵等到达冀东，北平受到威胁，急令部队撤向保定。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宣告破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震撼了世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了各国的研究对象，一些国家的出版机构和书店开始重点介绍毛泽东的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属《实践论》和《矛盾论》。

每天傍晚，鲍君甫都会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秘书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鲍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并配合中央特科“红队”惩处叛徒。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

当然，毛泽东这次读书时的谈话不止上述内容，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仅仅举出上面一些，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书时是认真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是带着问题读的，是学以致用的。这种态度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强被任命为第385旅政治部主任，按照旅长王宏坤的指示，立即在部队中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使部队对国民党军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提高了警惕，加紧做好战备工作。

1946年9月20日，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重庆、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傅长官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邓小平戎马倥偬、治国安邦的同时，留下了诸多个性文章和写作佳话，毛泽东曾说过：“看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样，很痛快。”

各市（含定州、辛集）委党史研究室，部分宣传工作先进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省室各处室负责人共计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16年3月，梁必业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文陂乡陂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经济条件虽差，但父母诚恳、勤俭、朴实的品德，以及对子女严格的管教，都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寒门子弟的性格和成长。

7团毫不示弱，11月23日，该团出动米格-15飞机20架，共击落击伤敌F-84飞机8架，其中1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胆泼辣，勇猛顽强，积极进攻，首创一次空战个人击落敌机4架的纪录，轰动了整个空军。

此时，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惊和不安，他们眼里的共产党已不再是“癣疥之疾”，而是“心腹之患”了。蒋介石一面调集力量准备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另一方?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29年4月，当地恶霸打着“返乡团”旗号，从赣州城杀回鼎龙乡，疯狂捣毁工会、农会，四处抓捕革命志士。作为乡农民协会主席，朱明更是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放火烧了朱明一家房屋，并且悬赏通缉朱明。

万毅将军是少帅张学良手下最年轻的团长，是东北军的一面革命旗帜，也是从中走出的唯一一位开国中将。在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他始终心怀国家，倾心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虎将，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美誉。同时，他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被誉为“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少帅手下的“反动”团长万毅，原名万允和，字倾波，1907年8月8日生于辽宁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1925年春，万毅考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队长是张学良）学习。1926年起任副官处少尉副官、沈阳北大营军械官。1929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就读期间，他惜时如金，专心致志，1930年毕业时，考试总成绩名列第一，并领受张学良颁发的奖品。之后，万毅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旅第20团少校团副、张学良卫队统带部步兵总队第3队1营少校营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陆续撤退到关内。面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很多东北军爱国将士不解和愤懑，万毅也同他们一样，心情沉重而无法排解。1935年8月，他被调往西安张学良身边接受考察。一次，在陪少帅沿渭河边散步时，当听到张学良说要在此地建立东北新村，安置流落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家属时，万毅再也克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说：“为什么要在这里安家？咱们东北哪个地方不比这里强?”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听了这话，顿时沉默不语。过了半个多月，万毅被张学良派往驻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的骑兵第35师当联络参谋。在西峰，万毅结识了在师部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澜波，两人的家乡都是被日军侵占的辽宁，彼此一见如故。在和刘澜波的交往中，万毅初步了解了共产党，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也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是万毅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的开始，也是他认为自己“政治上走向新生的转折点”。◆万毅1936年1月，张学良决定重新组建第57军第109师。29岁的万毅被任命为该师第627团中校团长，成为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6月，在参加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期间，万毅同刘澜波有了更多接触。通过刘澜波的安排，一批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进步青年陆续从北平、天津等地，来到万毅的第627团。随着同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接触的增多，这位年轻的团长受到了强烈的革命震撼。同很多东北人一样，万毅性情率直，在很多场合都毫不掩饰爱国、抗日的情绪。10月，他乘火车去郑州出差，途中偶遇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以及与她同行并担任翻译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兆麟。斯诺夫人对这位东北军年轻团长印象深刻：“戴着眼镜，比起一般军官来显得文质彬彬。他说话洪亮快捷，不时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十分聪明、敏锐，同时又诚挚果断。”当斯诺夫人询问万毅对时局的看法时，万毅表示：如果蒋介石继续和日本人妥协，就要和一切愿意立即抗日的力量联合，打回老家去。并且，他“已决心为祖国战死沙场”，“时机一到，谁也别想阻止他”。斯诺夫人深受感染，她根据采访写了《东北军想打回老家》一文，发表在美国人办的《中国之声》杂志上，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东北军爱国军人的抗日心声。由于万毅的大力支持，第627团抗日爱国的氛围日益浓厚，1936年10月底，团里成立了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团”，万毅任名誉团长。驻团的国民党政训员与“抗日青年团”多有冲突，并秘密搜集青年团爱国活动情况准备上报邀功请赏。万毅知晓后，怒不可遏，狠狠地打了告密人一巴掌。这件事闹得动静很大，都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那个团长万毅十分反动!”要求张学良严加处置。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万毅快速反应，命令驻陕西乾县的部下严控西（安）兰（州）公路，加强警戒，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队通过。随后，又率部赴渭南前线阻击中央军。进入阵地后，在万毅的领导下，第627团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他们向对方喊话，说明西安事变真相，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缓和敌对情绪，得到国民党中央军下层官兵的理解。由于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第627团最终守住了阵地，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后，与蒋介石同去南京的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1937年2月，万毅被东北军中的反共分子扣押。面对审问，他一番“抗日难道有罪”的回答，让讯问者哑口无言。直到10月，被无理剥夺了兵权半年多的万毅，才被无罪释放，被任命为东北军第57军112师336旅672团上校团长。抗战中“不死的吉鸿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上海战局吃紧，在安徽的第112师奉命渡江增援江阴。11月27日，日军对江阴要塞发起进攻，万毅率团和其他守城部队一起，同仇敌忾，勇猛拼杀，以劣势兵力，顶住日军飞机大炮的一次次进攻，血战5昼夜，迟滞了日军西进时间。之后，第112师在镇江稍事休整后，又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由于蒋介石下令守城部队撤退，加上国民党指挥机构无能，第672团撤退中被冲散，万毅和几名士兵几经波折，死里逃生，十几天后才找到了第57军军部。1938年1月，万毅被任命为第112师334旅667团团长。春节过后，张文海和谷牧奉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来找万毅。长江局交代给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研究发展万毅入党问题，如果他符合条件，就吸收其入党，然后依托他这个团，在57军开展工作。”经过深入交谈和仔细考察，3月11日，万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生命由此揭开了崭新一页。这也被认为是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青年时期最出色的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万毅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连云港保卫战，一举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1938年9月后，第667团随第112师转战皖北、苏北、鲁南地区。1939年年底，万毅调任第111师第333旅代理旅长。在率部与日军积极作战的同时，他发现并及时处置了第57军军长缪徵流对日投降一事。这次锄奸行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打击了汉奸投降派，粉碎了日军诱降企图。万毅领导哪个部队，哪个部队的革命氛围就浓厚，再加上他的“八路”作风以及对汉奸深恶痛绝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反共分子的怀疑。1941年2月，第331旅旅长孙焕彩乘师长常恩多患病之机，密谋策划，将万毅扣押起来。中共中央闻悉，立即电告山东分局采取措施组织营救，但因敌防卫森严没有成功。之后，万毅被转押到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部，1942年8月，他趁机越狱并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当时，正逢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率部起义，万毅被上级派往111师工作。在奔赴根据地途中，常恩多不幸病逝，万毅受命代理师长，部队改称新111师。◆万毅任东北军第111师333旅代旅长时留影。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后，新111师配合八路军，两次参加了甲子山反顽作战，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外围抗日部队，初步在甲子山区站住了脚跟。根据山东分局的安排，1943年初，万毅率新111师来到莒南县，进行整训，开始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万毅以身作则，他对部下说：“我要求的事项，我自己首先做到，我还要接受你们的监督。如果我违反了，那么，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都可向我射击。”1943年8月，万毅率第111师到莒日公路以北和八路军一起执行开辟新区的任务。1944年10月20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宣布:新111师被授予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新番号;任命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从此，这支队伍正式迈进了八路军的行列，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11月下旬，诸胶边反“扫荡”作战中，万毅头部负伤，子弹穿过腮部，舌头被穿了一个洞，击碎7颗牙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获知，派著名的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连夜穿过封锁线为万毅治疗。经罗生特的精心医治，万毅伤势迅速好转。罗生特还幽默地对万毅说：“今后你会变得更加漂亮，因为你多了个酒窝。”从此，万毅便有了一个文雅的绰号“酒窝将军”。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山东代表团副团长朱瑞提名万毅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称他为“不死的吉鸿昌”，得到热烈支持。在没有与会的情况下，万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表明了七大代表们对他的信任和期望。鏖战东北黑土地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全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八路军总部“第二号命令”，其中一项内容是:“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接到命令，山东军区立即组建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为司令员，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很快，万毅便带领先遣部队于9月25日在辽宁省兴城县钓鱼台登陆，实现了多年来“打回老家去”的愿望。10月初，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要求，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第7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兼辽吉军区司令员。纵队兵分两路向敌人纵深发展，在四个多月时间里，连续转战于南起沈阳，北至吉林、长春，东起通化，西至法库的广大地区，克服了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武器弹药缺乏等种种困难，历经大小战斗27次，取得了毙伤敌人1787名，俘敌3935名的战绩。1946年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万毅率部在抚顺西北镰刀湾地区，四平附近的大洼、金山堡接连击溃北犯之敌。随即又与保1旅等部队一起投入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对手是国民党新1军，美械化正规部队，抗日战争中的滇缅远征军，战斗力十分强悍。即便如此，万毅指挥所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顶着敌机、大炮的狂轰滥炸，顽强地击退了敌人多次的疯狂进攻，给号称国民党王牌部队的新1军以沉重打击。据美联社当时发表的一条消息说:“杜聿明都不得不承认，四平街一带之共军力量其可怕处，出乎吾人意料。”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在吉林敦化组建，这支部队就是著名“万岁军”38军的前身，下辖3个师，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同时兼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务委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10月，东北局又任命其为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万毅积极贯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打硬仗”的思想，积极倡导军事、政治大练兵。他在1947年元旦给纵队全体官兵的《新年献词》中，响亮地提出了“在新的一年里，每个战斗员要抓一个俘虏，缴一条枪，每个连要歼灭敌人一个连”的号召，得到了全纵队上下的热烈响应。为夺取东北这块宝地，国民党军加紧增调部队，人数达40万之多。他们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于1946年10月向南满、西满发起进攻。11月3日，万毅奉命率部赴西满和长春以北地区参战。在东北民主联军第1、第2、第6纵队有力打击下，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南满的进攻。12月，国民党军以10万之众再次对南满临江地区大举进犯。民主联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在战役进行的几个月里，万毅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三下江南，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大小战斗11次，歼敌8200余人，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1947年，万毅（左2）任东北野战军一纵政委时与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李作鹏在前线研究作战方案。1947年5月，万毅改任第1纵队政委，李天佑任纵队司令员。随后，部队向松花江以南地区开进，先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以及强大的冬季攻势，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这其间，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和1948年2月的四平收复战堪称硬仗、恶仗。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长(春)沈(阳)铁路的中段，是重要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曾说过，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主力围攻四平，命令第1、第7纵队和第6纵队的第17师及5个炮兵营组成四平攻城部队，由李天佑和万毅统一指挥。14日20时，战斗正式打响。面对敌人森严城防和猛烈火力，广大官兵坚毅顽强，死打硬拼，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作为总指挥的李天佑和万毅，也始终与前线指挥员战斗在一起，甚至将1纵指挥所开设到了距敌200米的交通沟里。这场攻坚战打得异常艰苦，在16天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因敌人援兵临近，攻城部队被迫撤退。此役是东北野战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大大震惊了敌人，动摇了敌企图依托大城市顽抗的决心，在国内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战后，李天佑、万毅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以后城市攻坚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时隔仅半年多，解放四平的号角再次吹响。1948年3月12日7时20分，在李天佑和万毅的指挥下，第1纵、7纵及3纵一部、独立第2师、总部直属炮兵团向四平国民党阵地发起攻击。主攻部队半小时就突入城内，各部队密切协同，猛烈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很快粉碎了敌人的激烈抵抗。由于巷战进展顺利，李天佑与万毅将指挥所迁入城内。13日7时，战斗结束，全歼四平守敌1.9万余人。四平战役的胜利，一举戳破国民党中央社“四平固若金汤”的狂言，提高了广大官兵对攻坚战的信心，同时这一重要战略点的收复对于解放全东北也有着重要意义。◆1949年，万毅（左一）在平津战役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军长时，指挥部队进行实弹爆破演习。1948年3月，第5纵队在辽阳地区成立，万毅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辽沈战役打响后，年轻的5纵在辽西彰武地区阻击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天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俘敌近3000人，成功地迟滞了国民党军西进。数日后，参加黑山阻击战，万毅率部昼夜兼程，配合第6纵阻敌回窜沈阳，这对后来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参加围歼廖兵团的战斗中，5纵连续行军、作战60余小时，共毙、伤、俘敌1.4万余人，缴获火炮320余门、各种类型的枪支7000余支以及大批其他器材，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平津战役发动前夕，第5纵队奉命入关，并于12月14日完全占领铁路交通枢纽丰台，堵住了国民党军南逃去路，与兄弟部队共同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面对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连续猛攻，5纵牢牢守住了丰台，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1949年2月第5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万毅任首任军长兼党委书记，刘兴元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师。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由西柏坡前往北平途经涿州时，看到万毅和在场的42军领导，夸奖道：“你们在丰台搞得不错嘛!”“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1949年4月后，万毅先后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中央军委炮兵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设立兵器装备计划部，万毅成为首任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全军各级装备工作机构建立并逐步充实完善，装备工作规章制度逐步确立健全，装备管理也逐步走上正规化。1955年9月，万毅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为摆脱帝国主义笼罩在新中国头上的战争威胁，1955年后中共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议事日程。12月，彭德怀和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专门指派万毅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万毅很快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国内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请苏联给予援助。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来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从当年起，国防科技便被列为国家建设规划的重点。6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成立。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和黄克诚分任正副主任，万毅任委员并兼下设的军械、航空、海军装备、无线电设备器材4个组的组长，负责产品的定型和审批工作。◆毛泽东与将军们握手，右一为赛福鼎，右二为万毅。为了尽快掌握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谈判，万毅作为代表团中心组成员之一随同前往。10月15日，双方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据此，苏方派遣了一批专家，提供了一些导弹样品和有关资料，并帮助中国勘察、选择两弹（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1958年3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甘肃酒泉建设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该基地的建设和组建工作由万毅负责。鉴于基地所需人员较多，而且对人员的政治条件和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万毅提议基地各试验部所需干部和技术人员统一由军队解决并获得批准。4月，中央军委又决定筹建核试验基地。为适应武器装备建设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全军特种武器装备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特种部队的组建及其装备计划等工作，万毅被任命为部长（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10月，他应邀赴苏联某原子弹基地，参观其科研机构，以及指挥、控制原子弹爆炸的设备装置，苏方还作了指挥演习的简单讲解。为避免放射性物质在风力的影响下对敦煌造成污染，苏联专家建议将核试验基地从初选的敦煌以西移至人迹罕至的罗布泊地区。为更为准确地论证待选地的可靠性，万毅多方考量并亲自乘机空中视察，与一同考察的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都认为那里“是个好场子”。2月上旬，万毅在向黄克诚报送的考察报告中说明：罗布泊地区高空主导风为偏西风，下风450公里以内无居民，周围230公里内没有大的居民点，施工、生活用水方便，又可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力支援，有利于工程建设，提议在罗布泊西北地区建设核试验场。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1959年，(右起)宋任穷和李强、万毅、聂荣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内。为便于核试验部队组建机构、调配干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万毅还向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领导呈送了核试验场编制草案，并获批准试行。据此，总政治部从各军区和军事院校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具有良好政治和军事素质的干部，总参谋部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选调了部队，到5月底，基本完成了核试验部队的组建工作。万毅对于国防尖端科技和常规武器装备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赞其为“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1959年7月中旬，正当核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万毅得到了一个惊人消息：苏联以与美英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突然宣布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这实质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事关重大，万毅和宋任穷一起上了庐山，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汇报完后，两人被留下参加会议。万毅一生性情爽直。在7月22日的第一次小组会上，他率先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他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并明确表示:“我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这样一个简短发言，引来厄运连连。会后，万毅受到了不公正批判，被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的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离开军队下放陕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毅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他被解送到北京，开始了整整6年的监禁生活。面对拳打脚踢的逼问，万毅始终实事求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冤枉一个同志。直至1973年11月，才恢复自由。1977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情况，邓小平在信上写了21个字:“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20年的沉冤彻底平反。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因长期眼疾造成严重失明，请求退出中顾委并得到批准。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10月，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中将在北京与世长辞。【党史博采】系头条号签约作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党史博采》邮发代号：CN13-1117/D

1950年8月29日，在湘潭市执教十八年的小学教师刘天民同她的丈夫郭梓材收到毛泽东的一封来信，那熟悉的雄拔有力的行书映入他们的眼帘时，夫妻双双激动异常，高兴万分，不由得看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