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力学最内核是灵魂力学，最柔软却又是最核心，扩张性最强的部分。这部分伤了就会很难治，但正确激活后身体和精神运动能力都会高度提升，「精神运动能力瘫痪」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症候，这不现代，也不古典。

参见，张旭，访谈“我们为什么那么迷恋福柯”，载于澎湃新闻网（2014年12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9930

本文原刊于《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8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贺晴川授权转载！相关阅读：贺晴川

本文为2019年11月清华大学“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古典与现代”会议论文，以“晚年福柯的真理谱系学与哲学考古学”为题刊于《世界哲学》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英雄》中的秦王嬴政（陈道明饰）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2期，感谢华东师大历史系王锐老师授权转载！1973年8月，正在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一批与法家有关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了章太炎的《秦政记》。[①]一个月之后，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专门提到：“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②]在这里，毛泽东所表彰的以秦始皇为象征的“秦政”，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开创了中国的统一之局，设官分职，广修驰道，将各地联系起来；二是制止了地方上出现带有世袭性质的割据势力，在古代（而非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保证了基本的社会流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单从历史遗产的角度来理解，应该指的是这两个方面。就这样，《秦政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当然，在章太炎的众多文章著作里，这篇发表于1910年的文章也颇令人“费解”。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变革的主流话语，基本上强调未来的制度建设应取法西方，并与中国自秦以来的典章制度相决裂。“秦政”与“西政”，在时人看来几成高下立判、绝对相反之势。所以谭嗣同在戊戌年间疾呼：“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③]在这样的时代语境里，章太炎却撰文声称秦政自有其优良之处，比如人才选拔体现了循名责实、社会流动；秦代强调“法”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平等，因此很难受到足够的“了解之同情”。在钱基博看来，由于章太炎“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所以“时论多诋秦政，而炳麟不然。”[④]将章太炎称颂秦政归结于他的个性使然。而晚近以来，在长期流行的线性“现代化”史观主导下，对于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基本上是从告别旧物、汲取新知的“启蒙”视角出发，来分析各种时代思潮与主张，以此作为近三十年流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论者认为，章太炎“不仅在现实问题上走向了完全否认议会制度的极端，而且在历史认识上走向了歌颂封建君主绝对集权的荒谬地步。他在辛亥前写的《秦政记》，便是突出例证。”[⑤]在章太炎看来，历史是“国粹”最主要的载体。而他所强调的历史，除了“语言文字”与“人物事迹”，便是“典章制度”。[⑥]依他之见，全面梳理、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不但是明晰中国历史大势与近代世变的极好切入点，而且能够从中总结归纳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而成为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⑦]这一主张也与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息息相关。《秦政记》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因此，从章太炎思想的自身逻辑，以及他在当时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分析出发解读《秦政记》，不但可以更为深入的理解其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关于历史与时势的思考，还能以此为视角，进一步探寻以秦政为代表的中国两千余年来政治运作的内在原理与特色。01撰写背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⑧]因此，分析《秦政记》的思想意涵，或许应先勾勒出章太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他如何融入、反思，甚至对抗这一环境的过程。众所周知，法家学说为秦政的立国根本。章太炎亦自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⑨]虽说如此，但他对这些学说的认知与阐释，却经历了一番转折。曾经与章太炎关系要好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写道：“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⑩]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11]当时人们不满于君主制度，认为此乃致使神州陆沉的祸首。因此对宣扬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以及以法家学说立国的秦政极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是如此。这一思想氛围的另一面，即有识之士多青睐源自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后者从制度层面实现了通上下之情、保护工商阶级利益，甚至是有效动员与激发广大民众爱国之心，进而让中国能摆脱危局，走向富强。[12]章太炎则不然。他认为此时“晞民主”、“张议院”，将“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百里也。”一旦付诸实践，会导致“域内抢攘，流血漂卤”。因为“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此乃“审于变法之先后也。”[13]基于此，他认为秦政及其背后的法家学说实不可轻易否定。在初刻本《訄书》中，他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矣。”[14]中国历史上的良法美制，法家因素颇为重要，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繁琐矛盾。同时他强调：“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15]法家绝非君主的帮凶，而是自有一套为政之道。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庚子事变，中国险遭列强瓜分。章太炎对清廷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入侵深感失望，开始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与昔日一同致力于维新变法的诸同志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也纷纷行动，纵横捭阖，发表各种主张，希望能力挽危局。[16]不过虽然表面上各方势力各有离合冲突，特别是革命党、保皇派，以及体制内的改革派之间的分野。但他们基本都认为改变中国的制度刻不容缓，理想的效仿对象，便是西方列强，以及模仿列强而日臻强大的日本。这背后的集体心态，正如张之洞所言：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17]在这一点上，章太炎并未自外于时代潮流。在重订本《訄书》的《通法》篇里，他认为汉代地方行政体系里，有类似于西方的议员与贱民，前者能参与世务，使地方建设能有效进行，此制值得今人取法。[18]很明显，这种诠释，基本是先有西洋政治制度盘于脑中，然后再去以此审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比附之意至为明显。正如章氏所自称的，“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9]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反对立即践行西方代议制度，并非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而是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像近代西方那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因此必须循序渐进。在此基础上阐扬作为秦政指导思想的法家学说，也基本着眼于后者有一定应急救世的价值，而未曾过多分析其内在的实践原理。这一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章太炎对历史的理解。正如论者所言，清末的各种历史论述深受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支配，许多新的历史议题皆由此展开，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20]在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看来，叙述历史大势，“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21]西方的历史发展，以及根据西方历史发展总结升华的各种理论话语，已经日渐成为当时中国士人分析历史与时局的重要思想工具。特别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等人将中国的制度视为“专制”，这一观点，通过日本学者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政治表达与历史论述，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立论前提。[22]在风靡一时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当中，夏曾佑认为秦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忽忽之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因此，“以秦、汉为因，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23]言下之意，秦代开后世“专制”政治之先河，中国今日之危肇因于此。与之相似，章太炎认为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24]所以，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需“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25]本此见解，他草拟了一份《中国通史》的目录，与秦政有关者为“秦帝记”、“秦始皇考纪”、“李斯别录”。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中国通史》并未撰就，但以章太炎当时的学术主张，其关于秦政的论述，在分析理路上，很可能不会与当时流行的各种见解相差太多。1906年，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终于得以出狱，并再次东渡日本。此后他的思想，较之先前，一大变化就是开始深入反思西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适用性。他认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26]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27]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不能轻易用“专制”二字简单概括，而是应探寻其中的历史沿革与内在原理：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28]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是“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明晰当下具体的实际形势，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评当时作为引进西方政经学说之代表人物的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即将西方的历史进程视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而遮蔽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现实的独特性。章太炎指出，这一认知模式，“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29]作为被近代西方所宣扬的带有规律性的“条例”，主要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生，特别是被用于向非西方地区宣扬西方文明的进步性与普世性，究其实，并无放之四海皆准之理。[30]认识中国问题、解决时代危机，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从中归纳总结蕴含原理性质的、具备解释力的“条例”。当时无论是革命派或立宪派，包括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官员，都认为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应借鉴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只是存在着认同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之别。而章太炎则一反潮流，主张代议制不可照搬于中国。他认为施行这一制度不但不能恢廓民权，反而会从制度上将乡里土豪与资本权贵对广大民众的政治与经济压迫合法化，[31]并且无助于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将各地民众动员凝聚起来共承救亡重担。而章太炎分析政代议制之所以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便从历史流变入手，指出近代西方议会中的上议院成员（或曰“贵族院”）继承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与地位，议会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先前封建制度的遗产，而非与之断裂，因此，代议制的出现，与西方中古以来的政治与社会情状息息相关。[32]中国两千余年来并无与之相似的历史过程，所以不可径直照搬，否则方枘圆凿，会产生许多弊病。在这里，历史论述成为章氏表达政见的主要论据。[33]相应的，他批评当时讲政治的新派人士“法理学、政治学的空言，多少记一点儿，倒是中国历代的政治，约略有几项大变迁，反不能说。”[34]本乎此，在1908—1910年间，章太炎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章，如《官制索隐》、《五朝法律索隐》、《说刑名》等，努力挖掘其中蕴含的平等、重视弱者生命、抑制权贵等因素。[35]《秦政记》也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而他批评前文提及的夏曾佑之书，认为主要缺点便是“典章制度，全然不说。”[36]值得注意的是，《秦政记》1910年刊于由黄侃主持的《学林》杂志。《学林》的办刊主旨，在称赞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同时，一方面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诸师”治学“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造成中国历史文化虚无化的危险，另一方面批评一部分谈“国学”之人“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言也。”其后果，“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37]这一指控，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的国粹派而言。后者虽然提倡“国粹”，但在知识结构与论述主题上深受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学”思潮以及经由日本转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影响。不可否认，章太炎亦活动于这一“意识形态环境”里，故也汲取了不少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色。[38]但他在1908年以后开始反思这一论说方式。1908年他为《国粹学报》撰写祝辞，强调应警惕在论述中国传统之时，因为“视新学与之合”，于是简单比附，“内契于愚心，外合于殊国”，为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豪强自治”、“工商兼并”、“喻利轻义”等有利于权贵的政治宣传张目辩护，不利于平民伸张权益，致使“世受其弊”，而其作俑者，“非独新学，亦国粹之咎已。”[39]置诸时代语境，这篇祝辞更像是对国粹派的箴言。因此，章太炎在《学林》上刊登《秦政记》，或许也正是希望在国粹派式的历史文化论述之外，尝试从一种接近平民的立场出发，分析总结两千余年来由秦政所塑造的中国政治文化之特色，以及背后维系中国延续与发展的内在原理。02“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在《秦政记》一文里，章太炎开篇就指出：“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40]他以此为基准审视中国历代王朝，认为唐、宋虽然有一段升平岁月，但在制度上却不如秦、汉二代更体现平等精神。反之，明代最为不平等。因为终明之世，皇室子弟拥有极大的特权与地位，汲取了大量国家财政收入，并且倚仗权势，凌驾百官，破坏了官僚机构正常的运行。但相较秦代，后世王朝仍难达“政平”之境。在章太炎看来，“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这一举措，使得“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41]通过论述这段史事，章氏指出：“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42]秦政的特点，即抑制帝室与贵族，使之不具备政治与经济特权，这一点，依章太炎之见，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中独特的平等局面。1909年，梁启超致信章太炎，谈及自己近期的治学计划，其中包括撰写一部中国史。在回信中，章氏批评当时的作史风气是“憙取他国旁观之论以为臻宝”。[43]因此，章太炎在《秦政记》里的这番论述，在当时极有可能是回应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上有无贵族的讨论。戊戌之后，梁启超在日本广泛阅览东籍，感到眼界大开，于是运用所理解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展开一系列讨论。[44]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里，他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学界流行的政体分类学说来论述中国政治史，其中关于“贵族”的部分，他强调：“贵族何自起？起于族制，起于酋政，故地球上一切国，无不经过贵族政治一阶级。”[45]但梁氏回顾中国历史，发现“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对此他认为：“我祖国之历史，有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一事，曰无‘喀私德’、无‘埃士梯德’，此实由贵族政治之运不长所致也。”[46]只是相比于庆幸中国历史上没有导致阶层固化的种姓制度，梁启超更为遗憾的是，正因为深受秦政影响的中国历代王朝总体上抑制了贵族的地位与特权，使得他心目中的“平民政治”无缘出现。在他看来，“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47]具体言之，西方历史上正因为有贵族的存在，所以能够分享君主的权力，上下之间，建立“国宪之根本”，之后平民亦可循此途径，向贵族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且由于贵族的存在，使得君主难以一人独自占据因权力而生的神圣光环，这样平民便不会对肉食者心生畏惧，可以向其展开抨击。所以，梁启超指出：“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48]戊戌之后，康、梁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有论者指出，康有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总是要细致辨析同一问题上不同国家的不同形态，以及细致辨析为何两种被放在一起的现象往往属于不同的问题类型”，这一思考方式不是“抽象的、类型化的比较。”[49]但同一时期的梁启超却不像乃师那样，依然停留在按照根据西方历史演进总结出来的“理论”，对中西历史发展进行简单比较，把近代西方的政治社会形态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点，然后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分析中国为何不能臻于此境。而在传播方面，黄遵宪认为梁启超为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50]后者文章在清末风靡一时，许多立志于救亡图存的士人深受梁氏影响，他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论说自然也流风广披，成为人们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的知识预设。章太炎并不反对政治变革，只是如何变革，他坚持必须保障广大平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平等，即“讲求吏治，哀念民生”，[51]使得“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52]而非造成新的政治与经济压迫。梁启超式的历史论述，某种程度上是在论证当时乡绅与新兴资本家获取政治地位的合理性，即将这些群体的兴起，视为西方历史上促进民权的贵族之替代品。[53]在章氏眼里，这种政治改革，会步武当时西方与日本资本家或财阀、政阀统治的弊病，剥夺大多数个体的自主性，造就新的压迫齐民的国家机器。[54]因此他回溯历史，描绘中国历代制度中体现“损上益下之美”、“抑强辅弱之心”的因素，强调“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55]同时以此为基础，温故知新，希望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践行这样的政治文化。因此，《秦政记》中的相关观点，可以视作章氏试图从两千余年来中国典章制度的起点出发，更为深入的挖掘、阐释这一政治文化。此外，在章太炎看来，所谓平等不只是约束帝室与贵族而已，还应该体现在管理者的选拔与任用上，这也是保证在广土众民的中国，政治制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韩非子·显学》篇云：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56]章太炎由此出发阐释秦政：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4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生贺晴川授权转载！图片来自网络你们不是罗马人，不是斯巴达人，连雅典人都不是……你们是商人、工匠和中产阶级，终日操心你们的私利、劳作、买卖和收益……你们不像古人那样闲散，就不能像他们那样不断操心政府（government）；但为了使你们能减少对政府的持续关注，政府应当建立得方便你们看清它的手段，以防滥用。——卢梭《山中来信》第九封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激进民主浪潮，此起彼伏的“全民公决”即是明证。人们多归咎于所谓“民粹主义”等蒙昧时代的余孽，但少有思索这些现象与启蒙时代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2016年，塔克（Richard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前揭，页74-77；阿伦特，《人的境况》，前揭，页1-4，8-9；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页191。[20]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周玉峰先生书后学敬贺者言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2019年1月28日，是志扬先生的八十寿诞，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古典学研究-先进辑刊-寓诸无竟-文艺批评-启示与理性”五公号于1月28日分别推送“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由北向南传递后辈学人对在西学中夜行四十年，因知白守黑而归根复命的志扬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諸版本《小爾雅》為《孔叢子》第十一篇。為方便閱讀，本書將可讀性不強的《小爾雅》置於附錄，并因此導致篇卷序目與其他版本稍有差異。

但到底该如何理解这种潜能与非潜能作为整体的可能性呢？这就牵扯到对必然和偶然的理解。按照传统哲学，实现乃是必然，潜能乃是偶然。阿甘本对偶然的理解，遵循了晚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司·司各特（Duns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出版之后所遭受的声讨大概与当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不相上下。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的《友爱的政治》是最近的一本与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针锋相对的解构之作【Jacques

*本文为2017年5月6日北京民生美术馆“民生理论讲堂”的“哲学的现在：阿甘本思想论坛”的讲演稿。（以“阿甘本论例外状态”为题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第119-127页）。

近日，法国著名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吕克·马里翁教授访问中国多所大学讲学，“先进辑刊”特推送中国人民大学张旭老师的《马里翁哲学导论》一文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张旭

页，注释从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旭老师授权“先进辑刊”转载！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由于中译本各版页码不一，本文随文注释页码为中文版页边的德文页码，如用“SZ，6”表示德文本第6页。

Seienden)之分显示出来（第2节，第44节，第83节）。最后这一点更为重要，但在《存在与时间》中却并没有被加以重点论述，它直接通向《存在与时间》之后的《献给哲学的论稿》的思想转向。

这样一个所谓主权者和例外状态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对于超验权威和暴力的过度强调，遗漏并且神话了今天真正支配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即体现于财富和资本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内嵌于法律之中，并且依赖后者而存在。

结尾放一个罗岗老师喜欢的。最近去世的歌唱家王昆在《东方红》里演唱的《农会歌》，真正的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