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处于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阶段。中国面对世界的身份、位置和心态愈发举足轻重，这些变迁如何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去传达，是国际化展览中的中国策展人需要考量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

费俊：对，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尽管是作为威尼斯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的身份，但我是觉得其实艺术家也不该承载太多，好像你是作为文化代表去输出。我觉得它并不一定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所谓的价值观。

耿雪：肯定是有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蕴含着许多层次。比如《米开朗基罗的情诗》，影片中有多个层面和线索。你可以看到我在做雕塑的表演，其中有一种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但同时又可以看到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联。

陈琦：我这次参展的是两个系列的作品，有两大主题：一个主题是“时间简谱”，通过光影装置来体现时间、空间和生命的演化；还有一个主题是对中国传统的水印木刻进行了当代的转换，是一个尺幅巨大的水主题的作品。

吴洪亮：其实，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趋同性越来越强了，不仅仅是语言上，我们对于生活的基本逻辑也越来越相似。现在做展览的区别越来越小，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还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艺术品有温度，有情感，是人们内心需要的东西。“艺术北京”的发展让我看到大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增长。——董梦阳📽董梦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件以水为原型的雕塑。这件银色的作品，沉静之中，透露出一股韧性。

绘画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究人生意义的途径，抑或是能将自己摆渡到人生彼岸的小舟。我将绘画当作自己参悟的必修课程，绘画便是参悟，绘画的过程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探究、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解读。我想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可见的第一自然洞见不可见的第二自然，能超越有限之后的无限。当绘画不再承载图像纪录或再现浅表的生活情境，摆脱功利目的时，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宽阔的文化意义。——陈琦📽画由心生陈琦的艺术实践与他的修心历程并行相生。他的心象变迁被刻印在创作中，而那一幅幅画面，又是他深层意识流动的显影，是为心画一体。九十年代，陈琦将西方的图像概念引进水印木刻的语言中。那时他希冀木刻的媒介具有图像写实般的再现能力。这个时期他创作的明式家具、器物、风景图式、荷花，描摹细腻精微，以假乱真。风景图式

Polley的生活遇到了转机，他们一家五口人在克莱德河边的一个小村子定居。在通过相机与新的居住环境交流时，她意识到摄影可以化身疗愈的工具，成为一种与他们共同穿越动荡的陪伴。Kathryn

武艺喜欢坐慢车。同样，对待生活，武艺选择一种“慢生活”。这种慢是内心的节奏与现实生活持平的一种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平衡的状态经常会出现在他的文字里，他的绘画里。

1993年，滕菲的个展上，展出了一件有关玫瑰的装置作品——《玫瑰魂》。她传递了一个生命的始与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见证了一个鲜活而美好的生命走向干枯凝固的过程。

2010年的“上海国际双年展”，吕山川将这种绘画的现场感和新闻的覆盖性用带有行为性的绘画方式展现出来。他在同一张画布上每隔一个月画一张新的“报纸”，就如同新的事件覆盖旧的事件一样。

1982年生于江西鹰潭。职业艺术家，现生活于北京。2002-2006年就读于天津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现为江西省政协委员、天津画院签约画家、南昌航空大学客座教授、江西师专客座教授、鹰潭市青联副主席。

夏天的海是熙攘的，人们在这里嬉笑，享受大海带给他们的快乐。人们怡然的站在景色里，他们的形态、动作更像是超越物象而存在的精神载体。在场域更广阔的海中，人物被安排的越来越小，他们甚至不见踪迹，隐于海面。

当人们真正开始为生活感到艰难的时候，她开始和自然去建立联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她对细微生命的敬畏，在自然物中得到的喜悦，都是她用作品给生活的反馈。

其一，作为一位深谙西方思维方法的艺术家，跨语境的知识结构塑造了谭平独特的创作方向。他在创作中不断寻求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在东西方交错的思维中找到精准的坐标，其作品的流变也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从1996年至今，中国出现了很多赞同和应用书籍设计理念做书的人。而且他们的书，在国际上被人们认可，一大批人的作品获得了各种国际奖，他们的成功虽不是我的功劳，但这一观念影响了许多年轻人。”

这是一个“泛”文化平台，我们期待广大的电影、音乐、文学、艺术爱好者和我们一起打造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你会发现，沉浸体验式的展览越来越多，但除了让更多的受众参与进来之外，展览本身跟大众和这个时代有着密切关联，沉浸式的刺激也是为了让观众跳出被动的惯性、打开自身潜力，试炼般在感官冲击中开启对作品的探索。

“艺术的力量·中国记”采用策划、拍摄、制作、播映同步进行的方式。在一年的时间周期内，完成全部内容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