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慢到快的十九世纪小说作者：高林（克罗采和春天）“十九世纪的绘画，一个严肃的绅士，留着一丝不苟的胡子，戴着单镜片眼镜或者夹鼻眼镜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其实他们很可能是在看小说。跟我们拿手机看起点或者微信读书没什么两样。”本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发表时多有删节，此为完整版。十九世纪以来，小说阅读经历了一次从“慢下来”，到“快起来”的转折。比如很多人都记得十九世纪的小说里的对话特别长，你们有没有想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话的特殊地位，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从十八世纪继承下来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和十八世纪一样，一本小说拆成三卷本卖，目的是降低每一卷的价格。因为纸张的成本很高，装订技术落后，书越厚用的纸越多，装订所需要的人工和物料越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常篇幅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当初都是三卷本分开卖的。这种三卷本小说的长度可以参考瓦尔特·司各特那些作品，《英雄艾文荷》也好，《昆汀·杜沃德》也好，今天的中文版其实都不是很厚，但当年还要拆成三卷本卖，这就意味着它们每本都不会很大。你们可以参考1994年人民文学出的那个“法国婚恋小说十种”，那个小册子从尺寸和厚度上，都再现了十八世纪以来三卷本里的一卷的规模。“法国婚恋小说十种”这种单卷本小说在内容上的典范，十八世纪可以参考普莱沃神父的《玛侬·莱斯戈》，这本书是小仲马写《茶花女》的模版，当然也可以说小仲马是在向普莱沃神父致敬，但客观的说普莱沃神父比小仲马写的要好很多，在如此短的篇幅里驾驭了一个比《茶花女》更精彩、更复杂的故事。而且它只是普莱沃神父的《一个贵族的回忆》里的一卷。它就是一本小册子，是十八世纪“三卷本”或者“多卷本”小说里典型的一卷。到十八世纪末，贡斯当又写了一本纯浪漫主义的《阿道尔夫》，这本书并不适合大革命时期的文学趣味，但为什么书店老板买下了它的手稿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呢？就因为它刚好是一卷的篇幅。它就适合印成一本小册子，老板可能刚好有适合印它的纸！所以老板被贡斯当坑了，大革命期间出版了这本书，1830年还没卖完！同样的，书店老板也有成功的时候，夏多布里昂写了厚厚的一大本《基督教真谛》，老板说咱们先出三卷本试试看，这就是《纳契人纪事》，这个名字肯让有点陌生，但《阿达拉》《勒内》这两本是很著名的，它让夏多布里昂红透巴黎半边天。所以中文版也总是出这两本，其实还有一本《纳契族人》，这三本书合在一起是三卷本的《纳契人纪事》。而这三卷本小说都是从《基督教真谛》里抽出来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书店老板从厚厚的手稿里找出这三个可以印成小册子的故事花了多少心血。《阿达拉》《勒内》为什么要花这番心血呢？就是在传统的欧洲社会，在交通主要靠马车的社会，出版的风险是很大的。人们本能的拒绝大部头，以此来降低风险。你写了一本今天看起来正常篇幅的小说，老板要给你拆成三卷本卖。你拿出来一箱子手稿，老板也会跟你一起蹲在箱子前边，从里边找适合印成小册子的故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话”的地位是很微妙的。因为一句话要印一行。甚至半句话就要印一行。“我爱您，您答应我吧！”“…”“快说您也爱我！”“呃…”“别犹豫了，看看多美的夜晚！”“呃…”这样的对话写太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读者会在书店里问“老板，怎么这本书看起来光秃秃的？拢共没几个字呢？”但同时你的书里也不能没有精彩的、引人入胜、机智的对话，它最好还能跟故事的情节的高度契合。为什么呢？因为十八世纪的读者买了小说之后真的是要念的。他们把小说买回去是要全家连通朋友在内，每人分饰一个角色念书里的内容的。为什么十八、十九世纪，宣传一本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让作者当众朗读自己书里的一段呢？其实就是让作者自己亲自来表演：“这本书拿回家去你们可以这么念！”在沙龙里朗诵伏尔泰名著《中国孤儿》所以书的纸张、装订成本决定了书不能厚，厚了会让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一卷书的篇幅就不能长，同时为了宣传、为了打广告、为了吸引读者来买，你又必须在一本书里写出一段或者几段适合分别朗读的段落，对话又是天然的适合完成这种任务的部分。所以十八世纪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有经典的、信息量巨大的对话。我看过《玛侬·莱斯戈》之后对小仲马有偏见，也是因为普莱沃神父比他早一个世纪，篇幅比他短，但情节却比小仲马吸引人得多！那是什么改变了小说呢？是火车！火车在1816年诞生之后快速在不列颠铺开，然后渡过海峡来到比利时、进入法国、进入德意志。火车的诞生让城际快速物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午夜前定版”、“夜里印刷”、“早晨上火车”的日报可以覆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里的巨大读者群了。那每天都有几万人翘首以待要看你的报纸，你的报纸又有几十版，你都填上广告他们就退订了，你又不是国王没法保证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供应给社会，你怎么办？只能靠小说！“匹克威克俱乐部”使狄更斯一炮走红，连海外读者都翘首等待连载报纸的运达小说的爆发性增长，小说地位的提高都是这么来的。因为报纸的快速发展超过了新闻的发展，小说成了报纸的主要内容。报纸按年、按季、按月订，订户是报纸能够生存的主要保障，所以报纸就希望有能够连载一年、甚至几年的小说，这时候两个顺天应人的英雄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大仲马和欧仁-苏。你看看他们的小说，那个厚度放在书店老板面前可以把他们吓哭，书店的编辑看着这两本字典一样的书，听说它们是一本小说，就直接跪了。我怎么把它们拆成三卷本啊！但是对报纸来说这个长度太好了！只要读者爱看，这个长度可以连着登一年，报纸的编辑高兴死了！再长点、大仲马老师再长点！欧仁苏老师你的读者都要去印刷厂抢报纸啦！苏尔特元帅派了装甲骑兵护送！你能不能再写一本《巴黎的秘密》？报纸的兴起催生了高度膨胀的小说，整整一年甚至两年，只要你能写、只要你能把你写的都算在同一本小说的故事里，你想写什么都可以。这就是《巴黎的秘密》、《三个火枪手》、《布拉洛热纳子爵》能够诞生的原因。凭借《巴黎的秘密》的爆火，欧仁苏跻身1840年代的顶流作家你看看十九世纪的绘画，一个严肃的绅士，留着一丝不苟的胡子，戴着单镜片眼镜或者夹鼻眼镜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其实他们很可能是在看小说。跟我们拿手机看起点或者微信读书没什么两样。报纸成了出版物的试金石，这就好像“起点”成了出版社的试金石。但单纯的保证市场销量还不够。如果印刷和装订技术没有进步，《三个火枪手》要印成书大家还是买不起。但与火车相伴随的是印刷技术和装订技术的发展。没有火车带来的日报，没有日报上用来填版面的小说，没有火车书店，这些发展都没有意义，火车书店出现了，这些技术瞬间就爆发出了它们的作用。过去的书排版之后就把版拆掉用铅字排下一页。这时候想改是很难的，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并列“能够从排版软件里获利最多的作家”，就是因为他们俩总让排字工白忙活。巴尔扎克老师总让排字师傅抓狂但这种印刷方式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法重印。当然十八世纪一本书可能卖上几十年的情况下，比如《阿道尔夫》也不需要重印。因为卖的好别人就盗印了，卖的不好还重印什么呢？所以给排好的版作“印模”这种发明就一文不值。可是火车来了，出版社能够服务的市场大幅度扩大，报纸又给这个空前巨大的市场提供了经过验证的产品。报纸上成功的连载小说就是出版社抢着出版的对象，印模技术就有用了。给排好的版做印模，印模再去作铅版，你尽管排下一页，这个铅板可以印无数次，如果磨损了，我还可以给铅版作印模再作更多的铅板。第一版、第二版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是装订技术大幅度进步，一方面是装订所需要的物料变了，更便宜的装订方法也能做出不散架的厚书。另一方面则是装订速度变了，从人工一本一本的装订变成机器装订了。于是印刷业有了火车带来的广阔市场、有了报纸验证的成功作品、有了装订和印刷的新技术，结果就是出版业的井喷。这种井喷也从根上改变了读者和出版社对小说的态度。过去我买小说是要看、要读的，我爱上隔壁的姑娘好久了，我买了本爱情小说跟她一起读，难保就不出点什么事。那个亲戚又来了，我拿出一本讲吝啬鬼的小说跟他一起念，难保不会让他脸红。现在谁还一起念小说？大家都是回家看，见面交流。“亲爱的子爵，最近出的那本小说看了么？”“第十八章你一定要仔细看看！”子爵听完就跑回家看第十八章，原来是跟侯爵夫人幽会的情节！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无论是出版还是读者都对小说的篇幅有了全新的心理预期。这时候谁还会精雕细琢，把丰富的故事、精巧的对话塞到尽量短的篇幅里去呢？面对铁路带来的文学大潮，大家关心的是怎么把情节的浓度弄得刚刚好撑起一个巨大的篇幅，以便争取连载。于是小说进入了一个无序发展的阶段。对话也没工夫认真思考。“您答应我吧！”“…”“求求您了！”“…”“多美好的夜晚啊！”“…”“能不能说句话啊！”说完这一章就完了！作者还没凑够行数呢！怎么交稿啊！于是——“你要非问我，我想先跟你说件事！”“什么事？”“你还记得我去年买的那篇中篇小说么？”“什么鬼？”“不对是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xxx么？他呀…”大仲马老师买的一篇中篇小说就用上了！大仲马老师的春风得意时代一幅描绘皇村铁路的版画（俄国小说也有这个阶段，一方面，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和之后俄国铁路的发展，让俄国出版业也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俄国虽然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协定”，但法国巨大的出版业已经无法靠本国作家满足了，只要俄国作家的手稿没有在本国出版过，法国报纸、杂志就因为译本付费，俄国报纸杂志也是一个道理，莫泊桑、左拉、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从这种出版产业爆发增长里赚了不少钱。他们都是工业化大潮里的风云人物。）这是文学上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反过来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字的泥沙俱下”就变成毛病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者开始觉得“怎么这么啰嗦”了呢？其实也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扩大了市场，带来了印刷、装订、发行的全面进步，让出版业井喷式发展。但工业革命也重塑了读者群体。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读者大多数是城市中上层阶级，铁路把全欧洲的中上层阶级联合在一起，日报、出版社就为他们服务。《雨、蒸汽和速度——伟大的西部铁路》描绘了一辆驶往伦敦的蒸汽火车，画作右侧还有一只野兔沿着轨道飞跑但日报的时代已经有另一个阶层存在了，那就是挤在报刊栏、公共阅览室里看报纸的工人读者。欧仁苏能够成功跟这些读者是分不开的。《巴黎的秘密》被看作是一本社会主义的小说，工人的读者信雪片般飞来，虽然他们几十人在阅览室里看一份报纸，但他们构成了社会舆论。甚至有工人跑到欧仁苏门口上吊，“想要死在一个对我们心怀善意的人门口！”这些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日益壮大，开始有钱买报纸、买书了。城市中下层阶级成了新闻、出版的蓝海。但中下层阶级有钱买书，跟他们日益繁忙的工作是同步的。过去一个进城打工的小哥可能一辈子也就买一两本书，他当然希望这本书常看常新，最好能看一辈子。现在，一方面，买书的小哥爆发性增长，另一方面书也变得便宜了，第三、小哥的工作节奏也变快了。过去小哥儿希望一本书看一辈子，现在可能书还没看完，小哥就被钢锭砸死了。“怎么这么墨迹啊！”第一次成了问题。这个过程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报纸和杂志角色的转换。1840年代莫斯科的文学集会杂志曾经是文学的主要载体，这不仅仅是在俄国，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想到小说大多数时候都是三卷本小册子和杂志。比如俄国著名的文学杂志《现代人》。《现代人》的出版量不大，但每个人都知道一本现代人有几十人看。所以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都绕不过去。火车催生了日报，日报为了争夺订户、填满版面，开始连载长篇小说。同时发展的杂志没有日报那么沉重的出版负担。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成了“三卷本小说”在十九世纪的替代物，所以希望让自己相对日报更有品味，相对日报内容更丰富。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成了杂志的首选。篇幅长对他们来说不是优点了。原本报纸长篇、杂志短篇+书评井水不犯河水，那它们在文学上的选择是怎么交换的呢？原因还是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的识字率开始大幅度上升，需要做广告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商单”的需求，催生了“便士报”，也就是说报纸现在从服务愿意全年订阅的订户，转而服务在路边一个硬币买份报纸的读者了。《伦敦报童》(1893)这意味着读者对报纸阅读的连贯性大幅度下降。为什么电影里的报童总是举着报纸满街跑、一边跑一边喊“最新消息！”“号外号外！”因为这些话可以吸引那些好奇的读者，一个便士一份报纸，拿马三立的话说“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它敢印我们就买一份看看。报纸从咖啡馆、俱乐部、阅览室，走上了大街，目标人群从北铁路连接起来的几万个城市里的体面基层，变成了铁路连接起来的几十万、上百万被好奇心驱使着掏出一个硬币的读者。这时候你的版面上还是长篇连载小说？他们会问“这是什么鬼？”“谁是达达尼昂？”古斯塔夫·多雷（Gustav

科技进步对普通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道理因为青年时代的一次选择就决定他的终身。”科技进步确实有两面性。一开始它表现出来的是挤占劳动者的价值，让被机器替代的劳动者失去赖以维生的收入。比如自来水吞噬了“送水工”这个行业，汽车摧毁了马车这个交通工具，也就扫荡了原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马车夫这个职业。再比如那个经典的例子，一个巴黎的铁匠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工作，他的女朋友负责把铁条剪短，他则把这些短小的铁条砸成钉子，他们齐心协力一天可以生产七百到一千根钉子，但工厂引入了蒸汽机，蒸汽机不知疲倦而且速度更快，一天可以生产两三千根钉子。铁匠和他的女朋友唯一的机会就是降低工资跟机器竞争，结果可想而知。但是技术进步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当它挤占了一部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它也给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因为引入了蒸汽机，很多东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比如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让欧洲的粮价快速下跌，更便宜的粮食、更便宜的工业品，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人赖以实现衣食温饱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而社会整体的财富反而继续增长，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了衣食温饱之外的其他东西付费。比如艺术、比如美、比如舒适、比如有趣。比如化纤面料和机械化生产让服装的价格一落千丈，确实让很多裁缝无以为继。但同时也让一部分裁缝变成了时装设计师。当巴黎开始去工业化的时候，大型综合商场、餐馆、酒店、音乐咖啡馆、小酒吧，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地方都需要服务员。一个巴黎的铁匠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日夜劳动，无非是填饱肚子，入睡之前喝口酒缓解寒冷和酸痛。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没有机器也可以算是凄惨。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很多女性在综合商场里找到了工作，她们当中的很多人穿上了配发的工作服，而这些工作服都是模仿她们过去一辈子也买不起的最新时装制作的。巴黎的综合商场要让自己的店员都成为时尚的载体，当然不能让她们食不果腹。实际上到十九世纪末，巴黎人区分商场里的服务员和伯爵夫人的主要办法是看她们谁戴了帽子，戴帽子的就是伯爵夫人，因为店员是不能戴帽子的，其次是看珠宝，这一条不如帽子好用，因为很多商场也给店员提供了假珠宝。男性现在也可以在商场、酒吧、咖啡馆里工作。这种脱离了体力劳动的男性也开始在巴黎社会里出现。他们的相对收入和地位依然是低下的，但是相比拿锤子砸钉子的前辈，他们的处境好了很多。没有蒸汽机以前一个铁匠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有了蒸汽机他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为止。即便如此也只能吃上劣质面包、喝杯烈酒躺下睡觉。但新时代的铁匠小哥一天工作九个小时之后还有钱、有力气，去女神娱乐场这样的地方喝杯啤酒，跟姑娘一起跳跳舞唱唱歌。20世纪初的女神娱乐场技术进步让社会整体变得富裕，结果就是拉高整个社会的底线。一个无赖、一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倒霉鬼，比如保罗·魏尔伦这样的人，在十六世纪他可能被吊死了，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他可能早就饿死或者某次喝醉之后冻死在街上了，但在十九世纪末，这样一个咎由自取的酒鬼，却能住进医院、磨磨叽叽地为了四行一法郎的稿费从自己的婴儿时代开始写回忆录。那你说到底是技术进步好呢？还是不进步好呢？当然我们也应该问一句难道为了社会整体的进步铁匠就该被牺牲么？抛妻弃子与兰波私奔的魏尔伦当然不应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看得见的手”的使命。一个社会里看得见的手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公平”。当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看得见的手”应该站出来为这些人争取他们的保障。一个人勤劳肯干，只是因为时代前进了就被甩在沙滩上。社会享受着以他们为代价的进步却对他们的命运不闻不问，这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道理因为青年时代的一次选择就决定他的终身。公平就是要让这些无辜的人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他们不欠任何人的情，相反大家欠他们的，那么“看得见的手”就应该用所有人的力量去保障他们的生活。这就是公平。被时代抛下、日趋破败的曼彻斯特老城区，1965年而且依我看，不单单是那些无辜的人，哪怕一个人咎由自取，像魏尔伦那样是个恶棍、酒鬼，妻子生孩子的时候还在勾引轻浮姑娘的人，他也应该有作为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权力。看得见的手要做的就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底线，让每一个人走过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都能更自由、更不必瞻前顾后的去探索、去追求。有趣的是，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每个人更加无所畏惧的探索和追求的社会反而比每个人都觉得脚下有万丈深渊，每个人都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抓到的一点点好处藏在洞里以备“不时之需”的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最公平的社会”就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相关链接：为什么技术总是在他们那边进步

为什么技术总是在他们那边进步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如果机器比人值钱，那就不会是技术替代人，而是人替代技术。如果人足够贱，那就不需要给马钉马掌，完全可以给马穿草鞋，配个人提鞋就行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是什么？是靠吃苦内卷，还是靠天才的灵机一动？科学家确实可以自行捣鼓出很多东西，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事实上，在不同的地方、因为需求不同，明明有用的新发明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比如十九世纪美国的工程师搞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就是在火车的轮子上装上传动组件，用这个东西可以让火车在拐弯的时候，变得更稳定。这个东西在美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在英国就卖不掉，西欧人也不感兴趣。美国人就很愤怒，我们输入了你们这么多铁路技术，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点创新，你们却不要呢？是不是歧视我们？搞贸易壁垒？于是他们决定到欧洲看一看，然后就惊奇地发现英国和西欧的铁轨几乎是笔直的，逢山开隧道、遇水架桥，地势低的地方就垫高、地势高的地方就挖沟，火车在铁轨上就是一顿猛开，实在不行才会拐弯。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Joseph

你真的爱看书吗？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把时间浪费在凑热闹上了，但他们不也过得挺欢快么？”读书日又来了，你今天看书了伐？不过今天看没看其实不重要，你想知道你自己爱不爱看书么？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能判断你爱不爱看书。那就是想想你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在干什么，看电影还是玩游戏，还是看书。如果你拿本书不是为了摆pose给别人看，而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能在一个甚至几个小时里浑然忘我，那你就是很爱看书的。同样的，你看书需不需要环境？如果你只有周末在家睡到自然醒，然后洗澡刷牙、收拾屋子，给自己上柱香、再沏壶茶，拍三十多张照片、凑满一个九宫格才能看几页书，那你就是不爱看书的。反过来，如果你觉得很累、心情不好，躺在沙发上随手拿本书，哪怕你像赫尔岑的《谁之罪》里的男主一样，很快就把书扣脸上进入梦乡了呢，你也是喜欢看书的。判断自己喜欢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浑然忘我，忘了时间、忘了日常生活，完全沉浸在这件事里。我小时候第一次玩游戏玩通宵是打md上的《太平记》，打完最难的那关之后我突然发现“大半夜的为什么这么多鸟叫呢？”于是拉开窗帘发现外边天都亮了。但自己一点都没意识到。这时候我就明白，我喜欢这个！你还可以反思一下你对理想的生活的想象里有没有书的位置，如果有那就是你喜欢，如果没有就是不喜欢。我装修房子的时候设计师说你书房本来就不宽，再装一个整面墙的书架就会更窄。但我觉得堆一面墙的书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我完全没考虑他的意见。其实除了少数能靠读书赚钱、养活自己的人之外，书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意义。读书的用处其实更多的是自欺欺人。但人生在世，其实没什么事是非干不可的。也没有什么一定要通过做点什么事才能融入的群体。你不穷、不找不熟悉的人借钱就已经是个挺可爱的人了。不需要再通过读书或者骑马、或者打高尔夫球来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别的什么样。如果你喜欢读书，这并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不喜欢读书，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一个人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已经很了不起了，要是再进一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在这件事上花了点时间，那就已经很好了。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把时间浪费在凑热闹上了，但他们不也过得挺欢快么？↙点阅读原文购买往期讲座录音

高林“为什么我们持续如此之久的和平，一个美好年代突然间就因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被终结了？”本文出自3月10日

纳粹礼的兴衰作者：理查德·埃文斯“张贴在德国大街小巷里的海报要求‘德国人使用德国式问候’，意思是那些不行纳粹礼的人就不能算作德国‘人民共同体’的一部分。”本文摘自《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纳粹在德国几乎一上台就强行使“希特勒万岁！”（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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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生活在19世纪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我们的美和19世纪的美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为2月5日高林讲座的答问部分。该讲座系列最终章将于2023年3月12日晚进行，文末可扫码报名！1、问：能不能请高林老爷用唯美主义的观点评价一下我们当代的文化产品，比如说任天堂的游戏，春节档的电影，手游。这些东西有没有唯美主义的影子？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是不是电影或者游戏？高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今天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这种认为一个正在逐渐兴起的、充斥着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的现代生活里面蕴含着我们时代的美的这种看法，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是一个特定时期里面的看法。是艺术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机械化大生产的一个蜜月期里的看法，在美好年代即将走向结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知道德加是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比马奈长寿得多，他的看法其实就已经变了，而且他的看法变了之后，其实和后起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说普鲁斯特，比如王尔德，其实和他们的观点更接近。也就是说“时尚产业就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美”其实是一个阶段里的看法。那么，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唯美主义者这个时代的看法，那任天堂、索尼、微软这几个里面，当然是索尼和微软更符合印象派的看法了，因为更酷炫的画面，更庞大的制作，更高的成本，这些东西就是最炫人耳目的那些东西。他们在绘画里面喜欢红光亮，喜欢抓人眼球的东西，喜欢赛马，喜欢超跑，喜欢芭蕾舞女演员——也就是我们这时代的嫩模，那你想想在游戏里他会喜欢什么，当然是“枪、车、球”了。《手持调色板的自画像》，创作于马奈声望如日中天的1878年所以马奈、德加这种人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他还真的玩游戏的话，他肯定是一个微软或者索尼的爱好者。德加肯定会指着那个微软的那个赛车游戏跟你说：看，这个多酷！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用下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的看法，也就是重视艺术的自由、艺术家的独立性来看待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很可能不喜欢游戏或电影。电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一门艺术吗？如果你让王尔德来回答的话——当然王尔德自己写了很多剧本，我觉得他可能说话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如果你让普鲁斯特和王尔德来回答的话，他肯定告诉你游戏这种东西，这种投资巨大的商业制作，它绝不是艺术。如果你让他们选择什么是艺术的话，大概那种独立制作的游戏，那种我们今天觉得非常有特色、但也不过如此的那种小游戏可能会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但如果你让马奈本着他有生之年的那种态度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告诉你最好的就是cod，就是使命召唤，就是战地，这个东西就是酷，我跟你说马奈肯定就是这样一个人。德加照片，摄于约1895年2、问：请问老师，为什么说左拉不理解现代的美？他在《妇女乐园》、《巴黎之腹》等等那么多小说里对新鲜事物的描写，都是猎奇性的而不能切入深层吗？高林：左拉为什么不理解印象派这种对时尚产业和消费主义里面所蕴含的时代的美的追求？因为左拉其实是一个有高度的布尔乔亚伦理观的人，他充满了那种外省的布尔乔亚的道德观。在左拉的小说里面，凡是多子的、遵守婚姻伦理的——当然虔诚不虔诚似乎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凡是过着道德质朴的，严肃方正的生活的，有很多孩子的人都是有好下场的。凡是在道德这个问题上打马虎眼，跟大家开玩笑，没有孩子，丁克的，或者说有了孩子也不认的那种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左拉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跟巴黎恶少们的趣味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感的。你别看他写了那么多关于马奈的文章、关于塞尚的小说，他其实对这些东西是不理解的。我曾经说过，他认为你们这些综合商场是在干什么？把这些东西摆得触手可及，这不是诱惑女性犯罪嘛，女性是没有理性的，她会被诱惑，她会去偷。左拉《妇女乐园》我上次也说过，你看看波德莱尔，你就明白，面对这些玩意，男性一样没有理性，一样会被诱惑，这东西就是面向所有人的。但左拉不这么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左拉虽然曾经一度是印象派的合作者，也一度是文人里马奈的辩护律师之一，马奈还给他画过肖像，但其实左拉真的跟他们不是同路人，他无法理解一个非市民伦理的新的美或者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所有这些新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们应该辨别他们，对他们进行判断，哪些东西是可靠的，哪些东西则是一种危险。左拉是这样一种看法，而马奈则是沉浸其中，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时代的美，我就要告诉所有人，这个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左拉其实是不理解印象派的这种东西的，他虽然跟印象派走得那么近，但他其实是不欣赏这些人的。他甚至用一种怀疑的目光去打量这些人，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外省的道德绅士那种态度去看待所有这些人，虽然他跟塞尚关系那么好。马奈《埃米尔·左拉肖像》，18683、问：听了老爷的讲座觉得非常新鲜、生动，别开生面，想请老爷推荐几部适合入门的了解艺术史的书，谢谢！高林：艺术入门首先还是要对艺术品本身感兴趣。你看到这么一幅画，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然后你才会去关心到底谁画了这画，这画儿后面到底在说些什么，它的作者当年是为了什么而画了这些画儿。你首先得对艺术本身感兴趣，然后才是被另一种东西所吸引，那就是用一种客观性的，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解释这些艺术的源流，比如说像丹纳的那些演讲。《艺术哲学》就是丹纳在巴黎高等美专的那个演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关于唯美主义的基本的入门书，那就是冈特的书。他有三本书有中文版，一个是《美的历险》，一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那是关于英国的学院派画家的，还有一个是《拉斐尔前派的梦》，是关于拉斐尔前派的。这三本书其实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对我们来说最欢乐的就是《美的历险》，因为他是关于惠斯勒、王尔德这些人的。然后关于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观点，其实来源于几本书，一个当然就是克拉克的《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不是写过一个长文章或小册子叫《现代生活的画家》嘛，克拉克就写了一本书讨论马奈和印象派，名字就叫《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和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虽然你也懂的，克拉克确实非常学究，但是他的很多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还要推荐另一本书。就是爱斯金写的《印象派绘画中的时尚女性与巴黎消费文化》。你对比这两本书，你就会意识到什么是聪明才智。对同一个问题的解释，他比克拉克要高明得多，篇幅也短得多，而且还更有说服力。你就可以看到在艺术这个问题上，在艺术和历史这个问题上，一个缺少聪明才智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找对正确方向的人，但却非常努力和一个比他聪明的多的人，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正确方向的人之间的差别。就是同样是一个主题，克拉克花了那么大的篇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远不如后者从社会的角度去解释迎刃而解，这真的是才能上的差异。4、问：问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时代的美，这种美之中有那种亘古不变的美吗？高林：我想说的是，唯美派的一个基本教条就是没有亘古不变的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美，希腊人的美和罗马人的美是不一样的，罗马人的和中世纪的不一样，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不一样，和19世纪的也不一样。但我还要说一点，那就是为什么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美，因为生活方式在不断的改变，那么我们和19世纪之间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其实我们今天是非常容易理解印象派，还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人对艺术的看法的，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阶段，我们只是在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扩大。19世纪的马奈这种人站在橱窗前面思考，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未来呢？而20世纪末的一群中国人站在玻璃橱窗前面，这玩意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已经出现了这种橱窗的布置，这种现代化大商场，但是中间被打断了。几十年以后，又一批人面对了这个东西，面对着这种经过设计的橱窗，当然西单商场的那玩意还非常原始，非常愚蠢，但它已经是19世纪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再现和在19世纪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近代的历史，其实是巴黎的那种生活从欧洲逐渐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我们都是比较靠后的接受到它的那些人。所以，虽然没有一种亘古不变的美，但我们的美和19世纪的美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马奈、波德莱尔对艺术、对美的看法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他们的那种生活里。当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会催生一种新的美，一种新的艺术。那个时候，我们谈论的一切都成为过去，今天我们说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人生不如一句十四行诗：波德莱尔与十九世纪巴黎社会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波德莱尔以一种小布尔乔亚的精明态度，走完了诗人那条‘通向星星的路’。”本周日，高林文学讲座系列将迎来完结篇！文末扫码可报名~波德莱尔的“阴暗面”

为什么印象派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艺术和绘画在19世纪确实有非常高的社会影响力。为什么呢？你想想看，19世纪是一个何其沉闷压抑的时代。”本文为2021年10月6日高林讲座《从印象派看唯美主义》的答问部分。该系列讲座的最终章将于2023年3月5日晚进行！1

从神话到败局：日本国营铁路为何一地鸡毛收场？萧西之水“国铁改革过程不仅是经济体制大调整，也是冷战时代日本左右之争的天王山之战和谢幕演出。”本文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本号得到授权转载。冰天雪地却空无一人的北海道幌舞车站、年事已高却失去至亲的孤寡老人、坚守岗位却遭到裁撤的铁路职工乙松先生，任何一个元素都是孤独的，而高仓健主演电影《铁道员》却把三重孤独叠加在一起，塑造了别致的孤独：那些曾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昭和时代风光无两的职业和人生，到如今，却是社会的多余物与多余人。这部经典电影映射着更加孤独的现实。1987年4月，日本国有铁道公社（日本国铁）宣布“解体”，分解为7个以“JR”开头的铁路运输公司。伴随着国铁改革，日本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废止了79条运输密度低于每日2000人次的铁路支线，总计3100多公里。《铁道员》中的“幌舞站”与“幌舞支线”虽属虚构，但在日本国铁解体后的1987年，北海道确实废止过真实存在的“幌内站”与“幌内线”。国铁改革三十年后的2017年，北海道铁路网比鼎盛时期的1983年少去六分之一，期间，不知有多少位乙松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日本国铁改革30多年以来，7家JR公司在财务报表上获得了长足发展，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当作铁路改革的范本。只是，日本越来越不乏东京车站的热闹繁华、人声鼎沸，却越来越少会有铁道员在家乡的车站上站着，对着寒风念叨“今日无异常”。铁路公司盈利的代价，仿佛便是割舍掉了昭和时代日本的热血豪迈和脉脉温情。这也是《昭和解体》这本书的基本思路：日本国铁的解体，不仅是铁路系统自身的崩溃，更是日本昭和时代的消亡。·

马洛伊·山多尔，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欧洲市民阶层最后一个荣耀的时刻。四十一年海外漂泊、七十五年笔耕不辍、八十九年的沉郁人生，他用文字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昨日的欧洲，描绘出欧洲市民主义的生活方式，刻画了市民精神的多种面向，见证并记录了市民阶层的兴衰起伏。从故乡考绍这个“大世界”出发，他求学德国，短居巴黎，游历欧洲，去往东亚，中年回到布达佩斯，继而流亡美国。他逐渐走入自己内心的“小世界”，选择用孤独的匈牙利语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开始个体生命与时代命运的对话，留下大量卓越的作品。他将自白时的孤独、沉默中的尊贵，全部都留在了二十世纪。“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真正代表其作家任务”的作品，包含《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共三部。其中，前两部是首次引进的全本（2015年版《一个市民的自白》为删减版），而第三部被视作马洛伊最重要遗稿，近年内才在匈牙利发现，此次为简体中文世界首度译介。这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亦是“一个公民的国家记忆”，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欧洲百年记录”。在创作第三部《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时，他坦言，自己像是在玩火，要将全部思想倾注于纸上，仿佛是“把火焰都投在纸上”。思想之焰，燃烧的是一个作家的生命，而他的生命与匈牙利民族的命运、奥匈帝国的命运、欧洲市民阶层的命运、昨日欧洲的命运融于一体。以身为度，他所书写的这份火烫的证词，既是为欧洲市民阶层的覆灭做证，亦是为二十世纪欧洲的沉重遗产做证。1989年2月21日，柏林墙倒塌前夜，他感到了疲倦，觉得自己“该离开了”。于是，他在美国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自由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势成为不朽。三十四年后，2023年2月22日，晚上19:00，我们在PAGEONE北京坊店，为他的自传三部曲举办首发式暨分享会。马洛伊心目中那个尊重理性与秩序的欧洲，如今深陷重重泥潭：战争，自然灾难，能源危机。此刻，我们跟随东欧文学专家高兴，著名翻译家余泽民，青年作家高林，一起重返马洛伊笔下那个优雅从容的“昨日的世界”，从漫长的“镀金时代”开始，历经斐迪南大公遇刺、一战、德奥合并、二战、布达佩斯之围，回溯欧洲大半个世纪的变迁。马洛伊曾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但后来我们都意识到，不可以沉默。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应该阅读并留下他这份“火焰般”的证词，让历史成为未来的明镜。了解更多：马洛伊·山多尔，20世纪欧洲历史的记录者和省思者！

柳田国男的友人帐作者：柳田国男当时芥川和菊池二人编辑出版了《小学生全集》，我比较好奇他们为何会编辑这类读物，芥川无辜地回答道：“那都是菊池君让我做的，他比较强势，啥都让我做。”本文摘自《故乡七十年》。岩波书店的杂志《图书》刚出版时，嘱我写点东西，我比较诙谐地将文章命名为《我的出版事业》。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有做书(book

血色要塞：泛斯拉夫主义的折戟之地作者：Astoria7月17日，正是沙皇俄国对无辜的中国人屠杀开始的那天。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算上中俄时差，沙皇正好在18年后的同一天遭了报应，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一、兵家必争之地普热梅希尔是奥匈帝国边境的一座要塞，这座要塞把守着一个重要的地区————加利西亚（Galicia）。加利西亚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所处的欧洲中东部地区一直是文化的十字路口。近代以来，该地区成为冲突频发的地域，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碰撞的地点。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日后的波兰、乌克兰，都宣称这片土地属于自己。普热梅希尔的风景明信片，制作于一战爆发之前“泛斯拉夫主义”的旗手，是统治俄罗斯帝国的罗曼诺夫皇室。讽刺的是，这个曾以铁腕手段统治了俄国300多年的家族，从1762年起就被置换成德国血统。一直以来，君权神授，正统主义，才是罗曼诺夫皇族的统治基础。沙俄一直自封为欧洲宪兵，奉“神圣同盟”为丹书铁券，对欧洲各国进行武装干涉。只是因为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俄国开始被西欧诸国孤立，才开始拥抱民族主义。在他们统治下，连俄罗斯人，都没有得到所谓的自由和自治的权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为了缓冲统治合法性的衰落，俄国在西部边疆地区对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推行俄国化。可以想象，对俄国人来说，战争胜利之后，将加利西亚省的西部纳入俄国的版图，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14年8月，当俄军部队越过加利西亚的边境时，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Николай

爱情帮助我们战胜死亡？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爱情这件事里其实涵盖了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绝大部分解决方案。门槛低、参与度高，人人都可以分享。同时还从延续生命到战胜死亡的两个角度全方位地回应了死亡这个人生的最大难题。”人类的知识、财富、权力截至目前为止都无法解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死。因为有死这个必然到来的结局横亘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走在一条从摇篮到坟墓的单向旅程上。一个不可避免的同时又完全未知的结局在等着我们。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花费最多时间、金钱、精力也没能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所有的宗教都在向我们许诺一个死后的世界。西塞罗说“哲学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不再畏惧死亡。”但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客观地看它们近几千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其实还是相当有限。既然谁也无法让大部分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坦然而无所畏惧地在通往坟墓的道路上狂奔，这时候爱情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无论身份、地位、财产、权力上相差多少，爱情里的两个人至少在生命的角度上是平等的。在人生这条单行道上有人和我结伴而行，当我闭上双眼沉入虚无的时候有人会守在我身边。有人会在我的身体化为灰烬之后在他/她的余生里记得我。这些都意味着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战胜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其实代表着人性里最基本的一个需求，那就是对死亡的抗拒。人类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比如说立德、立言、立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宗教的解脱也是常见的一种。在所有这些方式里爱情的优势在于它门槛最低、群众参与度最高，同时取得的成就又最坚实、最让人踏实。你站在聚光灯底下，享受着人们的掌声，那一刻你觉得你战胜了死亡。你看着自己的书被印出来摆在橱窗里，一本又一本，你觉得它们应该一时不会被做成纸浆。虽然你不是萨福，但你也可以相信“在另一片星空下，有人会谈论我们！”这一刻你也觉得自己战胜了死亡。但曲终人散的时候呢？当你在人们的掌声中离开，然后半夜醒来想起自己的什么东西丢在会场里了，你自己开车回去，看到空荡荡的会场，没人收拾的垃圾、宣传单页被随手扔在地上或者椅子上。那一刻你环顾四周只有不耐烦的工作人员，你还相信自己战胜了死亡么？你看着整条街橱窗里的灯光渐渐熄灭，路灯的光照在你的书上，拖出一条长长的阴影，覆盖在一本《弃儿汤姆·琼斯史》上，然后你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本书里的任何一句话。你终于想起“特洛伊城破之后经年累月，谁为英乂，览人众之殊俗，睹城市之异制”。然后你发现这还tm是用文言翻译的。你觉得你还能战胜死亡么？即使再怎么花团锦簇，人终究是孤独的。有再多人对我们微笑，再多人为我们鼓掌，再多的支持者、朋友、知己，我们终究是孤独的。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只要没能适时地睡去，我们就难免会陷入孤独。而一旦陷入孤独，我们就会从白天的外壳里蜕出来，回归到那个软弱、孤独、忧愁、对死亡战战栗栗的内心。这时候爱情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这时候只有爱情这个借口可以让人陪伴在我们身边。当你看着灯火阑珊的城市的时候，只有爱这个理由可以让一个人站在你身边。万事皆空，但爱情相对不那么空，至少欺骗性更强，这是爱情能被抬到这么高的地位上的另一个理由。爱情的另一个优势是虽然科技进步已经让它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漠了，但人们总归还是会觉得生命是爱情的结晶。在人类的社会里生育是最大的奇迹，也是唯一可见的创造生命的奇迹。创造生命就等于战胜死亡。这是生殖崇拜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爱情这件事里其实涵盖了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绝大部分解决方案。门槛低、参与度高，人人都可以分享。同时还从延续生命到战胜死亡的两个角度全方位地回应了死亡这个人生的最大难题。所以爱情的地位想不高也难啊。要让爱情回归生殖冲动，剥离全部光环，恐怕只能等科学战胜死亡之后了。↙点阅读原文购买往期讲座录音

怎样在明晚捡到新手机？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第一波儿行情出现在明天晚七点到九点之间的写字楼的停车场！自从捡手机文学流传开来，逢年过节想要捡到全新手机、LV、绿水鬼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明天更是一年中捡手机的大日子。但我觉得想要在明天翻垃圾桶捡到手机，不能光靠攒rp，你也得对这件事做一个系统的分析，简单地说就是搞清楚我们想捡的这些玩意到底为什么会被扔！那明天这个时间节点，原因再明确不过了——表白失败或者惨遭分手。已经买了的东西怎么看怎么堵心，索性扔了泄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什么人被分手、被拒绝的概率最高。穷苦人当然概率最高，但我们穷人赚钱太难，买个iPhone就算被拒了也不见得就舍得扔。虽然我们穷人基数大、被拒的概率高，但舍得扔的人也少。这类人基本上就忽略了。忽略了吾辈穷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公交站、马路边的垃圾桶就别费事了。因为有钱人都是开车的，尤其是明天这个节点！就算明知道要喝酒，也一定会开车去的。这就意味着第一波儿行情出现在明天晚七点到九点之间的写字楼的停车场！因为这个时间正是有钱人接人吃晚饭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六点呢？因为我们要找的是被拒的人。要拒绝人肯定不会第一时间出现，甚至压根儿不会出现，找借口让等人的等不到。他等不到就扔东西泄愤，你这个时间侧耳倾听，一阵轰鸣的发动机声！奔过去一看，对吧！那么本着这个原则第二波行情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明天晚上碍于面子、跟扔东西的人吃了顿晚饭，但却“十动然拒”的那种情况。这又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随手就扔了，那大庭广众之下我们是捡不到的，另一种是回到车上怎么想怎么来气，一把扔了开车就走。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人群！细分下来，这种人又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吃完晚饭被拒，一种是逛街被拒、一种是对方实在磨不开面子连酒都喝了还没鼓起勇气，最后给拒了。还有一种是虽然第一时间就被拒了，但借酒浇愁或者找人倾诉，倾诉完准备回家的时候看见哪个糟心玩意，一时上头给扔了！所以明天的第二波行情应该出现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之间的各大商圈、酒吧街的地下停车场！希望明天人人都能捡到新手机！↙点阅读原文购买往期讲座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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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犯了什么致命错误？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帝国这种神妙莫测的外交是怎么来的？”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国力直追英国的德意志帝国究竟犯了什么致命错误？导致它最终走向末路？许多人认为这个错误是发展海军、挑战英国，但其实发展海军是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最简单、最没有风险、还最能争取大多数支持的政策。因为发展海军意味着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属于德意志整体的海军上。跟分属四个王国的陆军不同，单只这一点就能争取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其次海军意味着争夺海上霸权，海上霸权意味着炮舰外交和殖民地。殖民地意味着海外市场和原料，这些又是对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有利的东西，可以争取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然后建造军舰需要钢铁、机器和武器，这些可以满足工业家。同时也可以让重工业不断发展，维持就业。对工人来说同样有利。“永远的提尔皮茨”！军舰造出来需要人去驾驶、需要军官去指挥。但驾驶和指挥都需要专业技术。指挥无畏舰和巡洋舰可不能光靠大呼小叫，所以容克贵族干不了。海军军官团是军官阶层里属于中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园地。可见发展海军几乎可以满足帝国所有蒸蒸日上的新阶级。从工业家到工会，从市民知识分子到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巨头，从金融家到越来越多的白领，人人都能从海军里得到好处。那发展海军怎么就成了错误呢？看起来它最大的错误在于会挑战英国的底线。英国需要保证自己不被别人从海上入侵，所以要独霸海峡和北海。但事实上如果英国独霸了北海，也就掐断了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德意志帝国发展海军，争夺出海口，势必要挑战英国的安全底线，所以德国这样做就是把自己推到了与英国一战的道路上。但是对德意志帝国来说，与英国一国交战是什么大事么？事实上如果英国没有法俄作后盾，它是很难有勇气去独自挑战德国的。威廉（右）与小他九岁的表弟尼古拉（左）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走向衰落的老大帝国。它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花费最少的维持现状的方式。英国在亚洲被俄国威胁、在非洲被法国威胁、在美洲和美国虽然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随着美日矛盾的升级，加拿大对日英同盟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时候你给英国一个机会跟德国妥协，满足德国的殖民需求，换取双方暂停海军军备竞赛，其实英国是很愿意的。那怎么就不但没有搞成，反而英国站到法俄那边去了呢？原因就在于德国根本说不清自己的海军计划到底是想干什么。你说海军计划是为了殖民地吧，这殖民地到底在哪？亚洲？非洲？还是帝国千里迢迢去封锁过的南美？这些都拿不到的情况下巴格达铁路怎么样？德意志帝国什么都想要，没有任何主次取舍。造舰队挑战英国只是它众多事业里的一个。因为帝国需要贷款，怕沙皇抬高利息，就禁止给沙皇贷款。因为俄国粮食冲击贵族收益，就对俄国搞贸易战。为了一个朦胧的愿望就搞巴格达铁路，三位一体地挑战沙皇。威廉在丹吉尔本来跟法国已经是世仇了，但还要在非洲跟法国人对抗，先派皇帝去丹吉尔招摇，之后又派炮舰去阿加迪尔。能把原本在非洲你死我活的英法给怼成盟友。能把专制暴君的沙皇怼到在《马赛曲》里给三色旗敬礼。德意志帝国要是一心只想怼死英国、或者法国、或者俄国里的一个，它的命运绝对完全不同！可惜，帝国每件事都想干、每件事都没商量。1912年明明大家都清楚帝国的财政已经支撑不了海军扩张了，英国人赢了。但就是不能承认，不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咱们别造了”“歇歇吧！”明明妥协可以创造机会，你也应当妥协，但就是不！除非英国人答应保持中立，否则帝国就算没钱了，也绝不承诺暂停军备竞赛！问题是1913年您自己就把军备竞赛停了，还什么都没换来。宁可失败也不妥协！酷！那德意志帝国这种神妙莫测的外交是怎么来的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不以议会多数票的支持为前提。虽然它的各项政策都需要议会多数票支持，但即使得不到支持，大不了帝国宰相再想别的办法。皇帝和帝国宰相实际上是超越于帝国的各个阶层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小集团。民意、各阶层的利益，只是他们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里的一个而不是他们政策的基础。威廉赶走了老宰相，但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布朗基的理论，国家、政府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这种理论被马克思继承发展成了阶级专政理论。但事实上，从1848年开始，欧洲就有一种特殊的政府，它们是专制的、是暴力工具，但它们却并不服务于特定的统治阶级。它们首先服务于自身，然后利用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而德意志帝国刚好也是这样的政府。如果德意志帝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心甘情愿地充当容克贵族的暴力工具，普鲁士国王是王国之内的首席地主，那它根本不会去建立帝国。有汉诺威卡在两部分领土之间，可以保证法国的革命病毒不至于传染到东部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即使1848年的革命证明市民的威胁不容小觑，那正确的选择也是组织德意志范围内的神圣同盟。大家团结在皇帝的旗帜之下一起镇压革命。就算建立了帝国，如果这个帝国是君主、贵族、地主、教会一边倒的，它也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那就是当一个中欧强国。管束好不安分的市民，推进宗教教育，大家多种地、多练鹅步、多祈祷，忠君爱国，一起防止革命。这样的帝国不会掐俄国的贷款也没什么进口粮食的需求，跟俄国争夺一下英国市场、法国市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德奥俄三个君主国的保守同盟可以成为欧洲秩序的基石。俄国向东扩张可能真的就跟英国打起来了。这样的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也没有兴趣，天主教徒还不嫌多么？所以法德矛盾也不一定激化。而且这样的德国说不定不但不反对波旁复辟，还支持亨利五世。那时候法国也成了君主国，欧洲大陆神圣同盟都有可能。法俄竟然能够结盟，放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如果是自由党联合天主教党占了多数，对地主不感兴趣，大搞海外扩张也没什么不可以。因为那时候英德矛盾升级，但德国大刀阔斧的工业化进口俄国粮食、对俄国输出资本。俄国就不需要捏着鼻子去求法国人了。也就是说只要德国有一个或者几个势力集团说了算，能够形成一个服务于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的政策，它就有目标、有权衡、有取舍、可以交换、可以妥协。只有当所有人都在野，没有人说了算、也没有什么执政联盟，只有执政者可以拼凑出来支持自己的“议会多数”，它才没有目标、没有意图、没有取舍、没法妥协。在德意志帝国里政党不是执政用的，它的政策、主张都是空谈，因为它根本没机会执政。帝国议会没有提案权、连不信任案的权利都没有。它只有否决权。1906年的帝国议会政党的主要参政方式就是在议会里喊“不！”那为什么要联合起来？为什么要组织联盟？因为分裂开。每个人都变着花样地喊“不要！”但只有你喊出花来，喊成“霍尔维格！老子告诉你，海军预算不可以！”大家都听乐了给你鼓掌。帝国宰相才会来问你“怎么回事啊，小老弟？”所以保守党分裂成仨，自由党分裂成四个、天主教党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俩，中央党和巴伐利亚党，中央党自己还有一个不信天主教的汉诺威党在里边。除了spd人人都觉得单过比较好。而执政者则根据这些人叫声的大小来对他们进行满足或者进行打压。而执政者又有自己的利益。他要么需要为自己的地位服务，要么必须完成皇帝的使命、或者得让皇帝开心。而皇帝自己呢？第一代皇帝是个保守而沉默的老人。第二代皇帝亲英可惜只统治了几个月。第三代皇帝是个情绪化的残疾人，虽然讨厌英国但自己就是半个英国人。情绪化的残疾人和他不幸的父亲结果是皇帝觉得“宰相在政治上负全责！”宰相觉得“我是皇帝的忠实臣仆”、议会觉得“反正他们不听我们的！”于是帝国就成了一个人人伸手、人人喊话，却没有人掌舵的大船。这时候你让谁跟它妥协恐怕都不容易。只有奥匈帝国意识到这个帝国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感，可以成为自己欧洲扩张的后盾、甚至是打手，才冒险跟它合作。结果是奥匈帝国指明了方向，德意志帝国一边支持一边全力撞击另一个方向，既满足了奥匈帝国、又坑死了奥匈帝国。这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意大利人聪明了，把自己挂在一艘没人开的巨轮后边真的不能挂得太紧。|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走亲戚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吗？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过年串亲戚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有作为重复美好的一年的仪式性意义、宗教性意义，又有检阅人马、展示队伍、炫耀武力，告诉邻居“别打算欺负我，我有人！”的实用性功能。文末附高林桑讲座通知。在春节假期中听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文学讲座，或许不失为治疗疲惫的法门，望大家多多支持~春节走亲戚这种事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它是大部分农业社会的共同现象，中国之所以显得很特殊是因为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农业社会的文化还没有消失。农业社会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但土地的利润率一直都很低，到19世纪经过一系列农业技术革新和农田水利建设，普鲁士地主的地产收益率也只有3%到4%。也就是说一个普鲁士大贵族的地产收益也就跟今天的定期储蓄差不多。而且还要考虑到这是近代国家兴起以后的十九世纪，在近代国家兴起以前，农田的收益率会因为农业技术的原始而更低，因为人力的缺乏使土地无法被充分的开垦。贵族固然可以通过多侵占一些农民的利益来加以弥补，也可以逃脱税收，但邻居贵族的侵占、阶段性的战争频繁发生，遭遇天灾人祸时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也几乎为零，这些的成本也都要地主从土地的收益里承担。所以即使我们按照土地最好的收益率4%计算，一片土地的投资也需要风调雨顺、老爷一家不吃不喝、没有外敌入侵、没有邻居来打劫、没有地方官来横征暴敛25年才能回本。到第26年才能有利润。但你想想这可能么？所以在历史上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土地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利润的。老弗里茨鼓励大家种土豆！一个地主老爷，他督促农民种地，逼迫农民在最忙碌的季节里来给自己干活，用尽所有办法来增加自己仓库里的粮食。这些粮食能干什么？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理解。所以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们在十九世纪利用银行的贷款、德意志关税同盟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庄园，把他们的农产品从过去“生产出来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对了土豆可以酿酒！”变成了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他们种麦子是为了卖面粉、进口饲料是为了养牛养羊，然后卖肉。他们成了所谓的“农业资本家”。但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连玩《牧场物语》都能明白的销售主导的生产方式，却是十九世纪的新鲜事物。●在土地的利润如此微薄、利润本身又几乎没有再投资的渠道的时代，地主老爷拿着它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就决定了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首要敌人是应付随时可能打上门来的邻居。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争夺珍贵的水源、牧场、森林，人们随时可能需要跟邻居战斗。而在没有快速射击武器的时代，战斗的最大资源就是人。保证足够的人、而且这些人都跟自己关系紧密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股神曾经说如果伊莎贝拉女王不把自己的珠宝给哥伦布而是用来买IBM股票，她的收益率从1453年到今天将是一笔天文数字。但问题就在于古代没有IBM也没有股市。所以人们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宗族、附庸的维护上。天使投资人与招摇撞骗者宗族附庸换个更有战斗色彩的叫法就是一族郎党，一族就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郎党就是家臣，你种我的地、水源没了你怎么活？所以如果他们来抢，咱们凑在一起就是主从十余骑，就是很威风的一支队伍，可以拉出去跟他们拼命。那怎么向周围的邻居炫耀武力呢？就靠逢年过节。平时大家都忙着干活，到了冬天闲着也是闲着，亲戚来给我拜年，这就是一族。农民来给我拜年，我看里边有没有壮小伙子，能骑马能放箭的我拍拍肩膀“跟着我干吧！”这就是郎党。这是拜年么？这是炫耀武力、检阅队伍。为什么人越多越开心？为什么别人都不能空着手来？这都是封建秩序的一部分。大到诸大名登城贺年、小到串亲戚，虽然规模不同、仪式繁简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东京建都三十年，大名参勤交待的表演至于为什么这么重视仪式？因为在古代人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对手，那就是天气。自然灾害虽然不像邻居那样天天盯着你，但一旦降临你就血本无归，甚至可能大家一起玩完。可古代又没有气象知识，没有天气预报，搞不清地震、洪水、干旱的原因，怎么办？那就自己脑补。今年很好，但去年更好，我爷爷那一代简直不要太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本分、肯干、与人为善。我爷爷抓住邻居没有砍了他的头，反而把他放了，邻居都对他感恩戴德。所以才会风调雨顺！那咱们都照着他老人家那样生活不就行了么？老王你能不能也来我这踅摸点什么，让我逮住，然后我把你放了以德报怨呢？最好把最理想的一年不断重演。天人感应，我们都像圣人那样生活，那自然也就会跟黄金时代一样对我们好。洋人笔下的康熙帝春耕仪式所以很多人觉得朝廷是因为失去了实际的权力才会让政治变得仪式化、甚至表演化，认为政治可以表现的像舞蹈一样。但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政治本来追求的就是不断重演最好的，那重演这事就不能事无巨细，就必然要仪式化，甚至舞蹈化。去年不错，去年有的今年就一定要有，去年不错，去年没有的今年最好也不要干。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废背后的逻辑在这里。所以过年串亲戚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有作为重复美好的一年的仪式性意义、宗教性意义，又有检阅人马、展示队伍、炫耀武力，告诉邻居“别打算欺负我，我有人！”的实用性功能。它在农业社会当然非常重要，甚至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但是随着现代生活的兴起，随着投资渠道的扩大和科学的发展，这两个功能的价值都在下降。社会保障越发达，人就越原子化，原子化的人连家庭都不再需要了，就更不需要什么宗族、郎党。一个陌生人来我家白吃白住白拿，然后他说是我“七叔”，“你从哪论的七叔？”不过更可恨的是吃完了之后嘴一抹说“我是源氏谱代家臣？”“你tm谁啊！”同样的，今年发大水？那是气压问题、台风问题，跟我唱卡拉ok有什么关系？跟我过年不招待亲戚朋友有什么关系？地被水淹了？大不了我去打工咯。这些才是从根本上决定“走亲戚文化”的命运的东西。|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本期节目是忽左忽右与译林出版社合作的“畅聊英格兰”系列直播的直播录音，文末附高林最新讲座信息。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5分钟老大帝国退场的经典路径与英帝国的“美妙”崩溃高林我们谈到帝国的衰落内心是有预期的。当我们谈论一个帝国的终结，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更多是历史上典型的帝国的终结，像古典时代帝国的终结，一个城市的毁灭、一种文明的终结、迦太基被夷为平地、波斯帝国被征服，伟大的国家从此荡然无存，伟大的城市被夷为平地，还要被撒上盐，罗马人自己都会为之动容。大西庇阿看这个场面的时候，他跟旁边的人说，“终有一天，特洛伊还有持矛的普里阿摩斯人民都将灭亡。“这个时候他的老师就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当我看到迦太基的灭亡，我就想到了罗马。”

自由主义为何衰落？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知识改变命运+个人奋斗=什么？“新自由主义”啊！”文末附高林桑讲座通知。疫情期间百事耽搁，作为年度讲座的最后２期，还望大家多多支持。许多人都在谈论自由主义日趋衰落，可是在追问其原因之前，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为什么原先会有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高潮？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高潮，要分开看。首先看欧美，1913年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生活水平，和20世纪末的埃及人、阿尔及尔人大体相当；但医疗卫生水平却完全不如埃及、阿尔及尔，为什么？因为十九世纪的工业就是我们印象里暗无天日的重工业、制造业，这决定了它的上限就高不到哪去。那怎么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本世纪初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上去了呢？因为世界一体化导致的产业转型。低端制造业离开了欧洲，北海捕的虾空运到泰国、印尼去壳再运回欧洲，价格居然还能承受！站在堆积如山的牡蛎壳上的童工，摄于一个世纪前为了实现这一点不能光靠社会福利，也要靠新产业的兴起。数字革命、第三产业神话导致了一个吃亚洲剥壳虾的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过上和祖先不同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职业从莱茵钢铁厂里的工人变成了办公室里的白领。他们从事广告创意、时尚、互联网、金融。他们凭本事吃饭，是最时髦的“usb”型人才。他们不觉得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他们觉得是自己奋斗改变命运。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从自己周围身份相近的人组成的社交圈出发，举目所及都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改变命运。这是什么？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那反过来再看全球化的另一面，那些低端产业转入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分成了明显的两类。一类人通过参与到全球化里去，比如在国际化大企业里就职、为全球化大企业的订单寻找分包商、充当分包商，组织大批过去在种地的人以一种十九世纪的方式，在暗无天日的流水线上劳动而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十九世纪的方式”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是“这是一片勇敢者的乐园”、“一片奋斗的热土”，我敢想敢干、我抓住机遇，我改变了命运。是读书改变命运，那一年我考上了他们没考上、我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我要让我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不好好读书就要送外卖。这些玩意是什么？知识改变命运+个人奋斗=什么？“新自由主义”啊！还有那些第一代进入暗无天日的流水线的人，《外来妹》的主角们，她们真的觉得流水线暗无天日么？跟剪刀差之下的农村呢？跟没有兄弟撑腰就被邻居欺负、被丈夫欺负、被婆婆大姑子小姑子欺负相比，再苦再累，只要赚到了钱，只要赚到了大小姑子赚不到的钱，就能抬起头做人！这背后又是什么？“新自由主义”啊！福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两端同时掀起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高潮。因为全球化的蜜月期让欧洲和世界工厂的人们在各自的起点上同时感受到了“个人奋斗”的好处。理解了为什么有新自由主义的高潮，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热潮无以为继了。制造业的成本总有一天是要上去的。因为人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键盘国师再怎么叫嚣“为了祖国而进厂！”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进厂，他们本人也不会进厂。因为他们知道血汗工厂不是闹着玩的。全球化总有一天要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也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道理你考上了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比你低了几分就要啼饥号寒。全球化把农田里的人变成了可以忍受低工资、恶劣环境的工人。但人不会永远满足于这样的处境。总有一天人们会问“凭什么？”“劳动使人自由！”对这一点，全球化原本寄希望于人口差异，欧洲人就这么多，如果十几亿人加入到世界分工里来，他们当中一半变成中产阶级就是六七亿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第三产业里的消费会提供相当多的就业岗位。可是这些中产阶级的消费是被管控的，他们说“我想看老师！”“我想玩游戏！”有个声音告诉他“你不想！”他们说“我们想看漫威！”有个大手说你们想看审查之后的漫威。全球化本来就会把所有参与者的生活水平拉近，但同时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消费的时候必须心往一块想。这些都会让全球化无以为继。最终人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倒退要么向前。但无论是倒退还是向前，无论是迈向未来还是回到过去，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有了方向、要拿出对策，就必然是管控的、反自由主义的。今天自由主义的衰退，在硬币的两面分别有不同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经济基础改变的结果。全球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双方都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自由主义自然就过时了。奇怪的倒是，如今这么多人口口声声反对自由主义、口号上左得不能再左，可一旦到了分析问题的环节，谈的却都是思想和人，没有一个从经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解释的。这么思考问题的人能左到哪呢？这个问题你问马克思，马克思也得纳闷。|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2022年阅读印象记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乌克兰问题打起来的？”今年看书不太多，印象深刻的大概是这么几本。第一是《滔天洪水》，这个是答应要写个书评，结果拿到发现是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然后打算凭良心看完，却意外地发现非常好看。单从内容说这本书只是讲1917年到1930年之间这十几年的历史。但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表现的其实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美国与全球秩序的建立。罗马的霸权—〉罗马的和平—》罗马帝国这条道路是罗马人不情不愿地走完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的霸权—〉美国的和平—》美国的帝国，这个过程美国也是不情不愿的。尤其是1917年美国人的霸权其实来的非常意外，因为1916年欧洲所有的当局者在“差不多得了！”“到此为止保住我们的地位”和“我们要打到底！”之间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打到底！”才让美国突然成了全球最后的强国。到1918年底中欧盟国已经崩溃，协约国里的俄国和罗马尼亚已经战败，英法意虽然胜利了，却欠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债，用英国财政部的话说会让英国沦为收税还美国外债的“征税机器”。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国内对战后秩序的观点有几种，一种是让全世界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美国要完成威尔逊的“全球第一大舰队”，然后凭藉海上霸权去赚钱。一种是美国不能坐视欧洲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应该和英法结成跨大西洋民主国家同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而威尔逊则介于两者之间，要在尽可能少花钱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可以让美国赚钱的全球秩序。这就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要用口号满足所有对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忍无可忍的进步主义者的机构，利用欧洲的进步主义者来减轻美国的负担。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在欧洲，一个同样有趣的主张也出现了，那就是协约国的战时“进口、运输”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德国潜艇战破坏大西洋航线，协约国没有足够的信用可以在美国贷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协约国都向英国递交它们的需求，而英国用自己的信用贷款。贷款本身需要协约国整体协调，那么贷款买什么自然也要协调，买到了美国货之后美国不管运输，那么分配在德国潜艇打击下越来越紧张的运输船也需要协调。贷款之后还得还债，那么协约国有限的商品，要运过大西洋还需要协调。威尔逊在国会特别会议上也就是说到一战最艰难的时刻，协约国的原料、生产、运输、出口都已经开始彼此协调和让步。在这个政府间协调机制之外，还有美国胡佛组织的援救被占领的比利时人的救济运动，他们也需要运输能力。结果就是至少在短暂的几个月里，俄国人能不能拿到炮弹，比利时人能不能吃上饭，英国人能不能继续喝加糖的茶，法国孩子有没有新衣服，都取决于这个权力巨大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个法国官员叫让-莫内，他主张把这套战时生产、运输、销售的协调体制保存下来，扩大到美国，建立一个世界经济秩序。这个主张当然被拒绝了。但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从“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角度思考。那就是面对世界大战，对主权国家不信任的人们提出了“国际联盟”、“大西洋民主国家同盟”、“世界经济秩序”，在1919年到1939年之间的二十年里，这三个解决方案都失败了。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让-莫内但1945年以后这三个方案都再一次开花结果，这就是联合国、北约、欧洲煤钢共同体。从1919年到2022年一百零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怎么在1919年的起点上向前迈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放在最前边，因为它是一本鼓励我们思考的书。如果你觉得主权国家是各民族的必然归宿，那这本书可能让你愤怒。如果你觉得不符合“理论”的世界秩序不如“世界的无政府状态”，那这本书刚好可以给你提供自娱自乐的黑料。可假如你觉得“坏秩序也胜过无秩序”，跟主权国家为所欲为比起来，全球秩序的努力总归是一种进步，那么这本书就会让你看到一百年来人类取得的进步。1919年威尔逊总统不相信德国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但他也不愿意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监督德国的民主化改造。他连与法国英国联合起来保障欧洲秩序都不愿意。但是二十多年之后美国纳税人的钱被拿出来改造德国和日本的社会，支持欧洲重建，跨大西洋民主国家同盟建立起来了，而且不断扩大。一种真正取代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在建立。从这个角度说另外两本书都是《滔天洪水》的补充。一本是《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崛起》，这本书只有和《滔天洪水》搭配起来才好看。因为债务危机问题《滔天洪水》里也有，但作者是站在全球秩序的角度写的，而这本书则提供了德国的视角。尤其是布吕宁内阁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按小时记述的，非常有趣。另一本则是《没有魔法宫》，这是一本关于联合国的小书。1919年威尔逊总统既不想花钱又希望建立世界秩序，所以他决定向全人类唱一首崇高的歌，这就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精神是伟大的，它承认了很多联合国不承认的东西，因为它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精神上联合国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因为联合国有约束力了。联合国第一次对主权国家有了约束条款，也有了干预能力，虽然这一点也是残缺不全的，但它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而代价则是联合国在精神上严重的后退。一个在制度上要约束主权国家的组织，在精神上却处处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唯唯诺诺。但历史的矛盾性正体现在这里。未来一个新的秩序正要从国际联盟、联合国、煤钢共同体、跨大西洋军事同盟，这四个萌芽里诞生。它在精神上应该是国际联盟式的。在制度上应该比联合国更紧密，在武力上有后盾、在经济上互相协调！然后再来说说另外几本。首先是文学和艺术领域，今年年初看了一本挺有意思的书《流行的波希米亚》。关于波希米亚风格我以前写过文章，但是这本书还是让我对波希米亚有了更多的认识。作者把波希米亚人看作是一个整体，一直追溯到大革命里的“胡子帮”，把浪漫派、唯美主义者、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小群体都看作是波希米亚人，然后认为波希米亚人本质上跟资本主义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关系。波希米亚人在波德莱尔、马奈那个阶段是对资本主义充满向往的，后来又觉得自己被资本主义抛弃。作者没有给波希米亚人一个准确的定义，而是不断描绘不同阶段的波希米亚人，这不算什么缺点。即使是，也抵不过作者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比如水疗俱乐部、唯美主义者为什么推崇“歇斯底里”。然后顺着这本书引用和谈到的其他书，我又看了一本叙述性的《波希米亚：迷人的放逐》，这本书算是波希米亚人的历史，分门别类按照时间顺序写，但并不如前一本有趣。它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前女友理论”。为什么波希米亚人明明是反资本主义的，但他们却总是在城市扩展的过程里扮演一个探路者的角色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总是跟着波希米亚人跑呢？他们往伦敦港区找便宜房子，结果房地产商就跑到港区去开发loft公寓。他们跑到乡下，乡下就变成新城！波希米亚人的解释是“前女友”理论。艺术家是可以一辈子追求艺术的，反正他们的一生也不长。但前女友们不行。她们要过中产阶级生活，于是艺术家滚到城乡结合部，然后前女友们把老公带到这生活，城乡结合部变成城市，艺术家继续滚去下一个地方。但作者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里说波希米亚人和资产阶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批评资本主义但自己却依然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到乡村生活正是乡村走向城市的第一步。然后是“1913”这个主题。之前我看过弗洛里安·伊利斯的那本《1913：世纪之夏的浪子们》，印象非常好，青年维也纳菌还送了一本台版给我，名字翻译成《繁华落尽的黄金时代》。今年刷淘宝的时候赫然发现这家伙又写了一本关于1913年这个主题的书，标题是《意犹未尽的黄金时代》。于是马上买了一本。拿到的时候一口气看完，感觉这次作者比上一本要放松，不那么拘束，开始放飞自我了。比如“1913年的夏天，柏林有两百万居民、七千九百辆轿车、三千三百辆出租马车和一千两百辆出租汽车，但只有一位皇帝”这种话看起来无厘头，但在1913这个主题下绝对是神来之笔。看这个意思“1913”这个主题作者想写几本就能写几本，那不如索性多写几本！再然后是《启示的年代》，这本也是淘宝推给我的，说明淘宝偶尔也能推荐点正经书。说到书的内容，看简介很让人激动。作者从脑科学的角度解释世纪之交维也纳的思想、艺术和心理学。但实际看起来却没有那么惊艳。作者的切入点很独特，但写起来还是中规中矩。只不过文学学者认为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决定了维也纳的文化，作者则认为维也纳大学附属维也纳中心医院在脑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决定了维也纳的文化。这么看的话这本书可算是带负数的《弗洛伊德的躺椅》。但公平地说作者写的比《弗洛伊德的躺椅》要好很多，也更有说服力，毕竟弗洛伊德是施尼茨勒、克利姆特的同时代人。他和施尼茨勒、克利姆特都是同一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导致这场运动的因素所决定的对象。《弗洛伊德的躺椅》把尼采、弗洛伊德并列起来作为世纪之交维也纳的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那这么看来在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主题下最好的依然是《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出了新版但我看的是旧版，所以不能算作是今年看的。但既然谈了《启示的年代》，我还是想说在这个问题下，最好的选择是先看《世纪末的维也纳》，然后再看《启示的年代》，最后是《弗洛伊德的躺椅》。然后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主题，今年我看的书里有两本彼此可以对照起来看，一个是《血色要塞：普热梅希尔之围与欧洲浩劫的降临》，一个是《走向火焰》。《走向火焰》最有趣的其实是作者没有展开写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乌克兰问题打起来的？”利芬在《走向火焰》里提出了问题，沃森则在《铁壁之围》和《血色要塞》里描写了俄国是怎么在1914年一头扑向奥属加利西亚，要把这里“完全俄罗斯化”的！利芬认为战争是为乌克兰问题而打起来的，沃森则描写了俄国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最后我要提到两本书，它们都可以归为一类，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作品。一本是我的朋友翻译的，一本是我的朋友写的！今年青年维也纳的吕利大师翻译了《京都的诞生》。这本书本身非常欢乐，作者有很多时代印记，比如他头脑里pc硬件升级是通过外接扩展卡实现的！这一看就是一个八、九十年代受过日本pc硬件折磨的人。如果用游戏机来类比，一定是一个买了md、又买mdcd、买完CD机还需要再买32x来提升运算速度，或者买过pce全家桶的人！这本书也讲了很多虽然没什么用但却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走在平安京的街上什么样的牛车应该给什么样的牛车让路。让路的时候身份相差多少的人可以坐在车上不动、什么样的人就要在车上向身份高贵之人行礼、什么样的人就要下车行礼。这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但考虑到“与殿下争道”这一段在《平家物语》里的意义，这些冷知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再比如武士对卫门尉这个官职的热衷，作者举了“哆啦A梦”其实可以写作“道楽卫门”的梗，看到时笑了很久。那么跟“我的朋友胡适之”翻译的书相比，“我的朋友胡适之”写的书就是《德意志贵族》了。这本书唯一的遗憾是作者太学术、分门别类，把一个非常欢乐的主题写得太严肃。而且对教会诸侯在中世纪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太重视，把教会诸侯仅仅看作是贵族子弟择业时的一个出路来写。这就让在中世纪德意志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教会诸侯的光彩黯淡了许多！但总的来说这确实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尤其是关于奥地利贵族的部分还有德奥复辟派的部分让我看得非常开心。在拒绝夏尔·哈斯参加“骑师俱乐部”的时候拉罗什富科公爵说“这个世界上总该有些什么是靠成功不能换来的！”这是一句非常“跋扈”的话。但如果修改一下，变成“这个世界总该有些人不为了成功而生活！”那就非常好地概括了贵族这个小群体在现代市民社会里的意义！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2022年“我们的朋友胡适之”会跳出来写一本关于德意志贵族的书！相关链接：高林：2021年阅读印象记

贵族社会的鄙视链作者：陆大鹏“你知不知道男爵是什么？”“一辈子苦等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人对他说‘你’的人，就是男爵。”本文摘自陆大鹏大师力作《德意志贵族》，感谢大师赐稿，强烈推荐本书！与德意志各邦的情况类似，在奥地利，至迟到大约1400年获得贵族身份的贵族，被称为“原始贵族”（Uradel）。此后通过皇帝或国王等封授的诏书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称为“诏书贵族”（Briefadel）。奥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种说法“老贵族”（Alter

为什么叔本华可以不爱国？作者：高林“如果不知道该一起赞美谁，那就一起骂普鲁士吧！”谁都听说过叔本华的那句名言“民族自豪感是最廉价的骄傲”，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能这样理直气壮地不爱德国？原因有几个，首先叔本华虽然生在但泽，但他长大的地方是汉堡，汉堡是汉萨同盟硕果仅存的几个自由城市之一，也是德意志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从汉堡出发的海上贸易，在叔本华这个时代主要是北海贸易，而所谓的北海贸易的大头，又是对英贸易，所以汉堡是德意志最亲英国的几个邦之一。汉堡的这种亲英传统甚至到二十世纪末都没有改变，即使经历了盟军对汉堡的损失惨痛的大轰炸，很多汉堡人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被燃烧弹变成了蒸汽，但幸存者主要仇恨的依然是希特勒和柏林。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汉堡人还会说“我们看天气预报都看伦敦的！”汉萨同盟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讥笑德意志民族主义、讥笑普鲁士的机械刻板和帝国野心，不但不是什么挑衅和冒犯，相反这是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的最简单方式。如果不知道该一起赞美谁，那就一起骂普鲁士吧！另一个著名的汉堡人海涅也是典型，虽然海涅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生以“一个解放的德意志祖国”为理想，但在讥笑挖苦普鲁士人、德意志人的愚昧、小家子气方面海涅比叔本华可是刻薄多了。海涅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讲德语的时候就骂德意志人、讲法语的时候就骂法国人、去了一趟伦敦就骂英国人”这种奇妙的心态上。19世纪中期的汉堡汉堡讨厌普鲁士、汉堡讨厌德意志帝国、汉堡讨厌民族主义，这些都是叔本华讽刺态度的土壤，同时汉堡还是自由市，汉堡1867年加入北德意志联邦、1870年加入德意志帝国，但1888年才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还是为了向刚刚继位的威廉二世皇帝示好才勉强加入。这种自由市的地位是汉堡人这种讽刺挖苦的心态的最好保护伞。其次是普鲁士人自己在这个阶段其实一样对民族主义、帝国理想态度暧昧。对普鲁士的贵族来说到1850年代英国是普鲁士农产品的重要市场。普鲁士贵族依靠1807年的改革、还有之后的低息贷款建立了近代化经营的大地产，然后凭借关税同盟把粮食卖到德意志各地，但德意志这个时候还不是工业国，大家都种地对粮食的需求远不如1900年以后那么大。那普鲁士这波改革之后产生的剩余粮食能去哪呢？自然就是通过北海航线去英国。普鲁士贵族把粮食卖到英国，拿到钱改善自身生活。那1850年代全欧洲最受欢迎的奢侈品生产地是哪呢？还是英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时候正在努力地赶超英国。但轻便马车也好、香水也好、英国式礼服也好、威士忌、雪茄这些东西目前还是英国的最时髦，连法国人都以穿英国式礼服为傲的时代，普鲁士贵族没道理不买啊。遛狗的叔本华所以普鲁士贵族这时候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里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普鲁士也能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该有多好？”这就是普鲁士的辉格党贵族诞生的基础，相当一部分普鲁士贵族穿英国式礼服、买最时髦的英国轻便马车、配上同样最时髦的英国纯种马、在柏林的沙龙和俱乐部里抽雪茄喝英国酒，而且热烈支持普鲁士自身的立宪制改革。如果普鲁士能够英国化，他们这些信新教的贵族就是普鲁士的德比伯爵、格雷伯爵或者塞西尔家族。这种贵族的亲英热潮也体现在外交上。1848年革命全欧洲火红一片只有英国风平浪静。逃亡的普鲁士贵族，尤其是其中最保守的王位继承人——普鲁士王子威廉，在英国看到的是一片由大家长式的贵族支配一切的保守的乐土。于是在之后的岁月里连霍亨索伦王朝也对英国产生了一种温情。这种温情在政治上体现为威廉王子摄政之后的“自由主义新纪元”，在王朝延续上则体现为威廉王子的儿子腓特烈-威廉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大公主在1858年的结婚。普鲁士宫廷里有了一对象征着英国式未来的夫妻。亲英的老爸和叛逆的儿子普鲁士的这种亲英热潮其实并不仅限于贵族中间，随着铁路在1830年代进入德意志，德意志的很多地方都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普鲁士也不例外。既然要工业化就需要购买机械设备，无论是铁轨还是机车、还是纺织机，都需要进口，而这些东西的产地都是英国。同时普鲁士的工业家手里并没有足够的钱，所谓地主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工业领域那是工业展现出自己的效率和利润之后的事。普鲁士初步的工业化里很多都是依靠贷款。而银行的资本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所以1850年代的普鲁士，王位继承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家、王位继承人的继承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贵族里头脑活络会做生意的、有政治野心的那部分成了普鲁士的辉格党贵族。市民阶级里有胆有识、愿意冒险去追求新技术和新利润的那部分则从英国贷款、购买英国的机械设备。那些掌握着金融命脉的银行家则大多是犹太人，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还是“汉堡的罗斯柴尔德”的诗人海涅的那个叔叔。他们的生意说到底都是联通英国和德意志这两个大市场。汉堡市政厅广场附近的海涅塑像所以在叔本华有生之年，亲近英国、厌恶普鲁士的愚昧传统、讽刺挖苦德意志，这无论是在汉堡还是在普鲁士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叔本华讽刺民族主义，对普鲁士贵族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毕竟俾斯麦自己都说“我首先是普鲁士人！”感谢支持~↙点阅读原文购买高林往期讲座录音

如何理解一首古典音乐作者：乐正禾“贝多芬的伟大可能在于，他能够给自己设定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说分裂的征兆，最后还能够把这些分裂的动机全部回归为一个整体。把它扩展到一定的极端，再拉回某一个中心，这样形成的整体性，就有了更加强烈的凝聚力和张力。”本文刊载于《新京报》。12月3日（本周六）晚，乐正禾老师将为我们带来线上讲座《贝多芬与第九交响曲》，有意参加者可扫文末二维码报名~乐老师的古典音乐讲座一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钢琴家出书并不少见，书店里面的古典音乐普及类书籍也是汗牛充栋。但是钢琴家张昊辰的《演奏之外》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小的一册，却有着力透纸背的热诚与执着，张昊辰在书中鲜少谈到自己，却带着某种虔诚带领读者进行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朝圣之旅。在对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马勒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见张昊辰独特的美学和判断是如何形成，那些伟大的作品又是如何滋养了他的演奏与思考，以另一种方式，让他与黑白键的对谈中释放他的激情与理解。《演奏之外》作者：张昊辰

如果种子不死：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如何成为全世界的语言？作者：乐正禾“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艺术会让我们的灵魂飞升，它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唤醒麻木的心灵。它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陶冶和教育，而是源自历史深处的某种热情。”本文发表于《新京报》。12月3日（本周六）晚，作者将为我们带来微信群讲座《贝多芬与第九交响曲》，有意参加者可扫文末二维码报名！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艺术会让我们的灵魂飞升，它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唤醒麻木的心灵。它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陶冶和教育，而是源自历史深处的某种热情。人们相信这种艺术品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中某种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价值。贝多芬的《欢乐颂》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贝多芬，也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影响下，与这样的形象画上了等号：启蒙运动之子、与命运搏斗的斗士、浪漫主义的开辟者……《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的世界》作者：哈维·萨克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共和国建立、纳粹执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灭亡、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20世纪的欧洲，风云变幻。对1918年末的将近10万贵族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突然废除仿佛晴天霹雳。德意志贵族一夜之间失去了特权，他们怎样面对如此颠覆性的冲击？又将何去何从？从纳粹上台到灭亡的前前后后，德意志贵族扮演着何种角色？他们如何应对纳粹？1945年之后的德意志贵族融入新的生活了吗？他们到底如何自处？《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是人气青年作家、世界史研究者陆大鹏七年积淀的首部原创新作，该书聚焦贵族群体跌宕起伏的荣辱浮沉，照亮不为人熟知的欧洲历史缝隙。11月26日在线上，听陆大鹏、高林和宋晨希聊一聊德意志贵族与20世纪波谲云诡的欧洲历史发展走向……活动主题巨变：德意志贵族与20世纪欧洲——《德意志贵族》新书分享会·线上直播主办单位世纪文景、青年维也纳、单向空间活动时间2022年11月26日

足球运动的兴起与衰落作者：高林“足球是工业化的近代城市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贵族的运动是骑马、打猎和板球，足球则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那就是贵族们意识不到的工人的世界。其实，让足球能够风靡世界的原因，和导致它今天渐渐变得力不从心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近代的工业化浪潮，足球的兴起是因为工业化，足球衰落则是因为去工业化。足球是工人在工厂、宿舍、穷街陋巷里玩的运动。工会发现了这个东西的好处，首先是踢球需要业余时间。按照德意志帝国早七点、晚七点、一周工作六天的七七六工作制根本没时间踢球，要想踢球就得一起争取更多的业余时间。同时业余时间争取来了，如果工会成员各自散去该喝酒喝酒、该赌博赌博、喝多了还要打架，那就反而会分化瓦解工会好不容易团结起来的会员。如果想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又有事可干、还能各司其职，把工厂里形成的团结一致保持下来，还能摆脱恶习，该怎么办呢？还是踢足球。每个人都要投入运动，即使不能踢球也能守门，连守门也不行还能送水、提供后勤支持、什么都干不了还能站脚助威。在一场足球赛里，场上的球员、场下的教练、俱乐部、拉拉队、观众，实际上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工会干部、SPD的议员、记者、工会会员、工人的妻子儿女的集体大联欢。不但一个城市的不同工会可以靠足球联合起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会还可以靠足球联赛组织起来。当足球在工人中间流行起来的时候，最先被吸引的就是中产阶级群体。企业的管理层对工人踢球而不是酗酒打架感到很高兴。记者发现报道足球有人看。左翼知识分子发现参加足球队可以跟工人打成一片还能拿到第一手的小道消息。比如说1913年奥地利的“雷德尔丑闻”，就是当时作为左翼记者的艾贡·基施在自己的足球队里踢球的时候听队里的门将同时也是锁匠说的。这位锁匠被布拉格驻军叫去撬开雷德尔上校的保险柜，周末跟基施一起踢球时说起这件事。作为记者的基施意识到原来雷德尔的自杀不简单，于是开始发动整个记者群体去挖素材，才捅爆了战前帝国军队最大的丑闻。当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愿意看球、甚至踢球的时候，富裕阶层就被拉下水了。在小城市为主的德意志，如果一个城市里的工人、中产阶级都去看球了，富裕阶层就变得很尴尬，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被迫意识到了踢球和看球的乐趣。SPD的官方报纸一方面在前几版里猛烈攻击“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在后边连篇累牍地报道足球联赛的比分。于是工厂老板为了看比分，被迫和工人一起订阅SPD的报纸，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奇妙现象。当所有人都开始对足球感兴趣的时候，足球就成为工业化的近代城市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殖民者把贵族化的运动带到印度。欧洲的管理者、工程师、技术工人则把工人的运动带到每一个新的工业区。而足球这种对场地、器材都没有什么要求的运动也就快速在这些新兴的工业区里生根发芽。中产阶级、白领的数量随着工业化而得以快速扩大，他们是莱茵、苏格兰的大工业区的副产品。但随着工业浪潮的衰落，这种原本紧密的关系也在渐渐降温。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富裕阶层来说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都渐渐变得可有可无。对从事文创产业的中产阶级来说“工人”也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形象。当近代的工业区从进步的发动机变成铁锈带、当大腹便便吃着披萨喝着啤酒的工厂管理层渐渐被同样大腹便便、吃披萨、喝啤酒、但坐在办公室里写代码的人取代的时候，足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相关链接：高林：足球运动与近代社会的兴起感谢支持~↙点阅读原文购买往期讲座录音

为什么普鲁斯特的读者变多了？作者：高林“两千多页，从小时候辗转反侧开始！为什么我不去看点更重要的书？为什么我不去干点更重要的事？”普鲁斯特死后一百年，要找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评价他和他那本书也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别人不太说的角度，我觉得大概就是“时运”或者“时势”了。“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在我们的观念里比较流行的，但这里的英雄往往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对思想家、艺术家、作家我们往往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不但不会觉得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反而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改变时代的人。我们更愿意从文本去归纳他们的思想，然后再去观察他们的思想又影响到了ABCD。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时代出发去观察普鲁斯特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人。而且这种时代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法国发行的普鲁斯特逝世100周年纪念邮票比如说一个最接近我们的例子就是阅读普鲁斯特本身。《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眼中自带光环的，或者说是自带“经典”头衔的。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看完了这本大书呢？反正我没看完，我认识的人里也只有一个看完了，看的还是漫画版。为什么普鲁斯特这么有名，而且严格说他只有《追忆似水年华》这一部作品，大家还看不完呢？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看不完，安德烈•纪德当年就懒得看，1913年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手稿寄给《新法兰西评论》的时候，纪德毫不犹豫地就给拒了。再早一些年让•洛兰评论普鲁斯特的《欢乐与时日》的时候说“那不过是些关于优雅与享乐的琐碎小事！”1893年，普鲁斯特与吕西安•都德（Lucien

文明就是多问问“为什么？”作者：高林“要是你不想活了，那什么都行！”要区分一个人到底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在拖社会的后腿，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这个人到底是在给社会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凡是不强迫别人、给别人更多选择的，就是在给社会做加法。你原本是坐马车的。要不要试试本茨造的这个叫做“三蹦子”的新玩意？你们的牛肉原本都是炖着吃的，要不要试试殖民地人的吃法？这就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同样的，你每天开车上班不环保，从明天开始每周少开一天、否则每三个小时罚一百！你看电影都看些什么？就瞄着那些低级趣味的看？你可学点好吧。就算你不想学好，我们还怕看坏了小孩子呢，所以我们给你剪了！这就是给社会做减法。同样的，凡是讲道理、愿意跟人讨论“为什么”、“凭什么”的就是文明。凡是简单粗暴，“没有为什么”、“不为什么”的就是野蛮。说到这肯定有人跟我说“那大夫怎么算？”大夫这事王小波早几十年就已经说过了。在他的小说里大夫跟舅舅说“因为你得了心脏病，所以你不能这、不能那、不能生气、不能从事剧烈运动、更不能有x生活。”这看起来真是专横。但大夫又补充了一句，就完全扭转了他所作所为的性质。他跟舅舅说“要是你不想活了，那什么都行！”然后王小波说舅舅回到家，看到舅妈，马上就不想活了…可就算舅舅真的不想活了，也不劳大夫来替天行道，他做完所有的数学题、爬上楼梯奔回家过x生活的时候自有客观规律去要他的狗命，这就是为什么大夫只是在给人提建议，本质上还是在给社会做加法的原因。欢迎关注青年维也纳视频号，近期我们想推出一期重磅直播~↙点阅读原文购买往期讲座录音

陷入泥潭的大帝作者：[巴西]劳伦蒂诺·戈麦斯“这句话被历史上无数失败的领袖和执政者滥用：‘我在西班牙努力做的事是为了西班牙好，可人民却不理解，所以我失败了。’”本文摘自《1808：航向巴西》。在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中，画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让历史成为未来的老师，实现民族的存续”作者：[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如果换一个标签，这件作品就将在莫斯科引起掌声。”本文摘自《时间与权力》。法西斯的超级展览“法西斯革命展”于1932—1934年在罗马展出，吸引了超过350万参观者。它不是传统的展览，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体验“行进中的历史”。一个由精心排列的大厅和房间组成的巨大综合体，营造了一种“永不停歇的运动和变化”，一种“煽动、压迫和迷失方向”的感觉。朱塞佩•泰拉尼将展览左侧的一个巨大房间设计为壮观的“房间O”，与纳粹的时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空间被一面巨大的照片蒙太奇占据，它高高地延伸成一个不对称的空间。我们在图像的右下角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像波浪一样涌向两个巨大的涡轮机，大量抽象的手掌从涡轮机向左上角延伸出去，就像法西斯敬礼的动作一样，这一创意可能借鉴了布XXXX建构主义者古斯塔夫•克卢蒂斯在1927年创作的苏联海报。涡轮机沿着聚集的头和聚集的手之间的断层线拼贴，清楚地呈现出这一构图想要传达的历史动力。这与墨索里尼写给法西斯烈士母亲的一封信反映了同样的观念，泰拉尼似乎想让观众明白，不仅是政党（尤其是元首）将大量个体转变为由集体意志驱动的法西斯分子，而且这一转变也是通过涡轮式加速过程实现的。朱塞佩•泰拉尼，法西斯革命展（1932—1934）的“房间O”当然，这场法西斯展览中也有一个纪念室，即“烈士祠”，它是一个黑暗的空间，中心立着一个简易的十字架，上面刻着“为了不朽的祖国！”的文字，四周环绕着黑色金属带，上面刻着成千上万个闪闪发光的“现在！”。在这里，就像在纳粹革命博物馆的“纪念龛”一样，死者在永恒的当下被纪念。但是，这个纪念室和展览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有根本性的不同。参观展览的游客需要穿过一排“法西斯长廊”到达神龛，两旁的石柱上面刻有一系列日期：1918年、1919年、1920年等。唯一走出纪念室的道路则是回到时光长廊，重新进入博物馆的动态历史轨迹之中。纪念室冷峻的现代主义风格与其他房间炙热的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但它们的目的都是“在仪式秩序中重绘”历史的时间序列，并将法西斯夺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来呈现，从而不破坏历史本身的正统性。正如《意大利人民报》周刊的一位评论员所说，展览中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元素“象征着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力量，它将自己推上了历史舞台”。换句话说，在法西斯博物馆里，历史以时间序列的形式围绕并包含着记忆的空间；而在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博物馆”里，记忆的连续时间压倒并扼杀了历史。古斯塔夫•克卢蒂斯的著名海报。他在1938年死于大清洗这有助于解释一位法国游客的古怪言论，即法西斯展览在精神上是“如此彻底的布XXXX主义”，以至“如果换一个标签，这件作品就将在莫斯科引起掌声”。尽管法西斯和苏联的革命时间性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种动力十足的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之上。正如斯蒂芬•汉森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即“有效的革命实践靠的是利用合理的时间规律来掌握时间本身”。最终产生的是一种混合体，汉森称之为“超凡而理性的时间观”。在这种模式中，进步和历史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苏联的“反宗教博物馆”并不是简单地将现在和过去作为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进行对比。相反，他们将宗教的消亡视为一个仍在进行的发展进程的结果。1934年参观莫斯科无神论博物馆的两位法国科学家报告说，他们首先参观了“宗教在几个世纪中的演变”，从最早的人类社区到不同帝国中宗教与世俗权力的交织，随后开启了从古埃及到沙皇专制的旅程。当他们离开博物馆时，导游解说道，如果宗教信仰在苏联消失，那就是因为在科学时代，“我们不需要宗教来创造奇迹”。对苏维埃和法西斯政权来说，政党代表了历史的顶峰，历史仍然被视为不断前行的进步机器。莫斯科圣巴兹尔大教堂内：苏联时期（左）和今天（右）相比之下，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将历史视为不可阻挡的变革进程的想法的吸引力要小得多。诗人兼出版人卡尔•玛丽亚•霍尔茨阿普费尔（1890—1945）在为《大众观察》撰写的一篇关于“时间节奏”的专栏评论中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该报对时间性质的讨论出人意料地频繁。对德国人来说，季节更新和死亡的模式，即“自然中至日的两极化”，决定了生命的“脉搏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只是“永恒的一部分”；大革命——包括被公认的1933年革命——不仅是高层政治的成功时刻，而且是民族团体所有成员的“复兴时刻”，“我们每个人都以最非凡的方式感知上帝的时刻”。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并没有试图从内部彻底改变线性历史的范式，促使其适应一个全面转型的政党的需要，而是设法完全回避历史，脱离历史进入跨历史记忆的种族延续时代。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伊利亚德所说的早期人类，他们“将自己置于历史的对立面，历史则被视为一系列不可逆转、不可预见、没有自主价值的事件”，并且只能通过不受时间影响的模型来理解过去的事件和个体。希特勒本人就曾公然宣扬对传统历史形式的排斥。在《我的奋斗》中，这位未来的独裁者主张与旧德意志帝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决裂。旧历史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虚假的法律理论，其核心公理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当前人类机制中被称为国家的巨大怪物”。他声称，传统国家观念的问题在于将国家作为它的终极目的。但他认为，这一理论是本末倒置：“国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上平等的生命团体。这一维护首先包括了种族存续，因此它允许沉睡在这个民族中的所有力量自由发展……没有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国家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我们必须能够明确区分出，国家是容器，民族是内容。容器只有在它能够保存和保护内容物时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一无是处。”他断言，通过“切断”国家与“民族义务”的联系，“资产阶级世界”已经掏空了国家的意义。国家的去民族化最主要的受益者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他“能够从那些关于国家性质和目的的错误构想和观点中得出最终结论”。曾经被理解为历史变革的驱动力和焦点的东西，在这里降级为外在的工具，站到了历史真正的核心角色——人民的对立面。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将历史即进步的理念与“犹太人”联系起来，犹太人率先将自己确立为所谓“人类的恩人和朋友”，然后“突然也变得‘自由’，并开始呼吁人类所必需的‘进步’”。希特勒继续写道，通过这种方式，“犹太人”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赞颂所有的进步，但最重要的当然是会导致其他人走向毁灭的进步”。理查德•斯皮茨

怎样把《西线无战事》拍成战场嘉年华作者：高林“经过一百年的时光，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从伤痛变成了历史。”基于一种爱唱反调的恶趣味，我在新版《西线无战事》企划公布的时候曾经认真思考过怎样在纳粹对同名经典电影的全方位攻击之外独辟蹊径，找到一个前无古人的角度去挖苦它的2022版。直到我发现2022版《西线无战事》把自己拍成了《被遗忘的绝地反击》。我们把雷马克的原著放在一边不谈，单纯参照那部饱受纳粹攻击的电影。我们会发现新版把它的剧情改得面目全非。原版电影里最震撼人心的东西并不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很多直指人心的桥段。在新版里你会发现这样的桥段要么消失了，要么变得莫名其妙。比如原作里最直指人心的那个“主角和将死的法国士兵在弹坑里”的一幕就是典型。它被保留了，但它变得莫名其妙了！在原版里两个落单的士兵在弹坑里相遇，被整个世界抛弃的两个孤独的人还要互相杀戮，一个取得了胜利、却要面对濒死之人的喘息和微弱的呻吟。胜利者置身于“无人区”的弹坑里，被可怕的黑暗和更可怕的战场上的亮光所折磨。在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情况下，死亡以一种最直接、最生动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心灵被触动、他感到懊恼和悔恨、他从一个士兵变回了一个人……在旧版电影里主角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新版呢？胜利的协约国军人毫不犹豫地屠杀投降的德国士兵、甚至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他们来取乐！面对这样的场面，主角捅死了一个法国人之后居然心灵被触动了？他懊恼和悔恨自己杀了一个全无人性的敌人？这是21世纪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在旧版电影里，一个满怀爱国之情的孩子上了前线随即被战争所塑造。战争教他怎么泯灭人性、去杀戮他人。他自己既是疯狂的战场的受害者，也是无数战争狂徒里的一个。但主角身上的人性还是一再觉醒。面对同样被抛弃在战场上走投无路的法国士兵的死是一次，看到一直像父辈一样关照他们的老兵的死是一次，去偷鸡回来一起吃也是一次。在这些场合下，被战争所支配的人在短短一瞬间里重新恢复了人性。而这大部分时候被扼杀、短暂瞬间恢复的人性，最终决定了主角的归宿，他看到自己喜欢的蝴蝶，不由自主地从战壕中抬起头、伸出手，随即成为枪口下的牺牲品。透过这些简单的故事，电影告诉每一个观众，那些置身战场的人，无论他们是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的老兵，还是新近被送上前线的孩子，无论他们是被战争扼杀了人性，还是怀揣着什么质朴的梦想，哪怕他们像主角那样经历了如此疯狂的灾难却依然没有泯灭人性之光，在这场不由他们决定的战争里，他们都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他们的死还毫无意义，因为最后电影还要告诉每一个人那一天“西线没有战事”。没有战事的一天里，一个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人、一个我们始终透过他的眼睛观察、感受的人、一个离我们最近的人死了。观众在电影当中的那个“分身”死了，这样的死有什么价值呢？他最初的爱国心、他在战火中学到的一切技能和诀窍、比如“用工兵铲别用刺刀”，他在战火中看到的一切，好人的死、勇敢者的死，胆怯的死、盲目的死，所有的付出和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旧版电影最直击观众心灵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既是《西线无战事》成功的地方，也是《西线无战事》伟大的地方。整个故事都是为了向人们提这个问题，而且它并不打算给我们答案。但是新版呢？新版电影同样告诉我们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原本被吞没在漫长的战争里的人们的故事挪到停战前的最后几天里去呢？意思是如果埃茨贝格尔更有勇气这些悲剧就能避免？还是如果兴登堡不是疯子这场灾难就能避免？如果战争早结束一个星期，一切悲剧都会被改写么？从1914年到1918年有多少人毫无意义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战争早结束一个星期能拯救其中的多少呢？这样的更改有什么意义呢？除了为了让更时髦、更符合《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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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曾经封闭的、被殖民的英格兰岛国，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领土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帝国衰微的今天，又如何重新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定位自己？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局势，它又将走向何方？

从茶道的历史看酒文化的未来作者：高林“酒文化在新常态下前景堪忧。”本周日（30日）晚，高林、吕利将继续对谈“女王与英国宪制”！文末可扫码报名。茶道这个东西能够风靡一时，原本是因为它可以在“战国的乱世”里给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士提供一个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追求一下简单易懂的文化，还能顺便说点事的机会。但它能够在太平盛世的江户时代继续发展则是因为在蓬勃发展的“町人”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江户时代是阶层高度固化的“身份社会”，在这种上下、长幼、尊卑都一目了然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需要的其实是超越身份约束、平等交流的机会。而茶道刚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在狭窄的茶室里人人都可以暂时放下自己的身份去追求共同的文化趣味。北野大茶会图。天正十五年（1587）秀吉举办的不分贵贱均可参加的盛会从这个角度观察我国的“酒文化”，就能发现它的功能和茶道刚好相反。虽然大家都有一套繁文缛节，但茶道的繁文缛节目的是实现所有参与者的平等。而酒文化、“山东酒桌礼仪”则是为了凸显身份地位、明确尊卑秩序。在一个经济高增长、高流动性的社会里，权力、财富、名望被用最简单的“主位、客位、主二、主三”的方式简单明确地表现出来。“我干了、你随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表示臣服与寻求庇护的方式。那从这个角度看，酒文化在新常态下其实是前景堪忧的。和德川二百六十年太平盛世一样，因为社会失去流动性，上下、长幼、尊卑都可变得越来越一目了然，没人需要在酒桌上重新去发现它。紫光阁赐宴图卷（局部），乾隆二十六年（1762）那未来属于谁呢？我觉得未来属于一种好喝的饮料，也就是说大家聚集起来喝它是在寻求乐趣而不是表演“服毒”！而且它要便宜，不需要郑重其事，就能给人们提供“无礼讲”的平等机会。这种饮料毫无疑问是“小甜水”，但在走向“可乐文化”的道路上还需要一个过渡期，所以我大胆判断，未来白酒文化会逐渐衰退、啤酒文化会崛起。用丰富的嘌呤和泡沫，为“小甜水文化”做好准备！每到以物易物时，小甜水就会成为硬通货|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伊丽莎白二世内容：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这个多事之秋走入了历史。其中，只有她的身后评价最无异议。主讲人：高林、吕利讲座形式：微信群语音，时长约2-2.5小时，含至少20分钟交流提问时间。讲座时间：

为什么梵蒂冈不能发明自行车？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懒、馋、贪玩，是近代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但这玩意刚好也是有些国家千方百计要消灭掉的人类恶习。”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技术总是追赶快，发展慢？因为技术发展的最大动力其实是人类的缺点，比如懒、比如馋、比如贪玩。我不想搬这么重的东西，能不能花钱雇几个人干？他愿意出这么多钱把这点活干了，我们能不能用个什么机器省两三个人的钱？我铁轨是现成的、蒸汽机矿上一直在用、煤对煤老板来说还不是白来的一样，但马要花钱、喂马也要花钱，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蒸汽机代替马，拖着我的矿车跑？《谷物法》通过了，饲料越来越贵了，你们之前造的那个玩具一样的车头呢？快拿出来改进一下我出钱。火车就是这么来的。你们看德国佬造的这个带俩轮子的木头架子！他就想让我们骑在这玩意上用脚蹬着地跑？他是不是傻？但是这么傻的一个玩意，你别说也挺酷的。谁给他配个能拐弯的把啊？谁给他配个脚蹬子啊！谁给他配个闸啊？这玩意叫什么？“骨折车”！你敢玩么？你不敢！我敢！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你们看看本茨弄的这个傻东西，突突突冒黑烟，一个沙发配仨轮子。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不知道这叫什么玩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知道，这不就是“三蹦子”么？这玩意能有什么用？还卖这么贵？但就因为没用、还贵、还不知道能干什么，所以才时髦啊。人人都买了三蹦子你还没买么？你是不是最近财务状况不好啊？三蹦子只有仨轮子能不能改进一下啊？变四个轮子不是稳当多了么？既然稳当了能不能把速度提上去啊？什么需要更好的发动机？你们造啊！反正都是富二代买了当玩具，他们不怕最贵，只怕不是最好！你说这个新玩意什么都好，就是突突突冒黑烟，黑烟熏人不说，玩一圈下来人人都灰头土脸。一开始姑娘看我们脸上黑了吧唧就知道我们是玩汽车的“富裕小哥哥”。但现在人人都玩汽车了，怎么才能让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呢？波尔舍：“少爷我跟您说，有个玩意叫电动机！那个东西一点烟都没有，你开车的时候穿一身白色礼服、系一个白色围巾，酷极啦！”“电动机我知道那玩意不行！电池不行！”“我跟您说有一个办法叫油电混合，这玩意别人没有！”后来他给纳粹造坦克的时候还是这套词！懒、馋、贪玩，是近代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但这玩意刚好也是有些国家千方百计要消灭掉的人类恶习。比如罗马教廷，为什么它资助了这么多学者、大学，却既没有发明火车、也没发明自行车、也没发明汽车、更没有发明飞机呢？因为教士不能懒、每天早晨都要做弥撒；教士不能馋、因为那样不虔诚；教士也不能每天无聊就想耍耍帅，因为他们那身袍子已经非常帅了！可是如果有懒虫、馋鬼、无聊小哥儿，整出了这些玩意，那教皇国要买一个搞明白具体原理是很简单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技术别看原创性不足，但追赶起来总是特别快的原因。感谢支持~|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I.）下发诏书确立其大学地位；1934年改名为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日落帝国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女王的去世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进入20世纪后，英国人不得不面对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1901年初，《年鉴》认为英格兰的前景令人“充满忧虑”。几周后的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国民的焦虑更加严重了。消息传遍全国，教堂敲响丧钟，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剧场停演，交通中断。对于许多人来说，绝望中夹杂着茫然。外国观察家有时会说，君主制就是英国人的宗教，但绝非举国都是王室的信徒。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认为：“无论记者怎么说，［伦敦人］大体上没有受到很深的震动。”不过，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女王的去世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泰晤士报》宣布：“我们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势头可能已经耗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不久，有人预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也将一去不返。下议院保守党领袖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议会演说中宣布“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送葬队伍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制造商主导了世界贸易。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力的结合，使英国人能够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商品；帝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大，加上制海权，确保了商品能够安全销往世界各地。同时，英国各个殖民地利用从伦敦金融城借来的资金，委托英国公司建设复杂的工程项目。19世纪70年代，联合王国制造业总额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在20世纪初，这一数字下降到10%。英格兰再也不能自称“世界工厂”了——德美两国如今在争夺这个称号，这两个国家都因19世纪下半叶的统一而增强了实力，并在近来的战争中发展了现代生产方法。1900年，美国的煤铁产量超过了英格兰，而德国的采矿技术、电气工程和化工业则更有优势。英格兰的部分问题在于其工业化远远早于对手，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和劳工代表，都缺乏振兴制造业的远见与意愿。英格兰技术僵化，无法拓展帝国疆土，并且由于外国政府的关税而被许多国际市场拒之门外。铁、羊毛、船舶和煤炭等主要出口产业都已老朽不堪。而且英格兰还越来越依赖外国进口，更使出口额下降的问题雪上加霜。1900年后，英国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流出的钱比流入的多。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其经济增长减半。试飞中的齐柏林飞艇，1910年不久，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根支柱也倒下了。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辞去首相职务，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他的庞然体重给双腿和心脏造成了过大的压力。自从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地方自治而分裂，自由统一党投靠保守党后，这位保守党大佬就一直掌控着政治生活，16年中除3年之外的其他时间都在执政。作为老派的保守党贵族，他憎恶现代的民主倾向，认为本党的使命是代表持有土地的“执政”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维持现状。“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坏事，”这是他最著名的政治宣言，“因此，发生的状况越少越好，这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一些观察家认为，索尔兹伯里的去世正是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先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的去世再度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彻底结束了。然而，索尔兹伯里风格的保守派竭力否认旧秩序的消亡。在保守党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包括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政治，以及贵族、王室、英国圣公会和帝国在国家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虽然自由党代表了英国人口中的商人和不信奉国教者，但其内部颇具影响力的贵族成员比对手党派更热衷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三度出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1903年两党内部的被动性反映出政治制度缺乏活力。英国选举的“简单多数当选制”使得新政党几乎不可能胜选。结果数十年来都是由保守党和自由党分享权力。选举权仅限于每年支付10英镑地租或拥有同等价值土地的男性，这意味着40%的英国男性以及全部女性都无权投出选票。由于议员不领薪水，因此只有最富有的男子才有能力参选下议院。议员一旦当选，就会制定立法提案，由不经选举产生的、由保守党主导的上议院修改或否决，然后提交给君主批准。名义上的“立宪制”君主除了是英国教会、军队和贵族的领袖之外，还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之一，他或她实际上还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即所谓的“王室特权”，包括罢免和任命首相的自由。与英国的政治家不同，这里的知识分子赞美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并急切地铺陈出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计划。H.G.威尔斯将维多利亚女王比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一方硕大的镇纸……一旦被移除，他们的创意就开始在此地肆意传播”。威尔斯等激进派将“维多利亚时代”用作贬义词；而如今更公平、更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自由派经济学家J.A.霍布森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突然看似“鬼迷心窍，觉得有义务、有意愿提出令其父母震惊的问题，并坚决要求简单易懂的答案”。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帝国的目的是什么？妇女和工人阶级为何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和对策又是怎样的？被两名女权运动者纵火的圣凯瑟琳教堂，1913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团体纷纷成立，工会也蓬勃发展。一些知识分子转向神智论等宗教哲学，或致力于包括反活体解剖和反疫苗接种在内的单一议题的政治事业。许多改革者期待着科学为他们指明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虽然不同的激进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相信，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她写道，“整个国家”正在“滑向社会民主主义”。取代衰亡的维多利亚时代巨擘的人与前辈的名望并不相称。继任维多利亚的是她的长子爱德华，他年近花甲，用年轻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1841年出生的爱德华髭须浓密、身材魁梧，一看就是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他喜欢雪茄、女人、八卦、笑话和军装，但最大的爱好是美食。他因放纵无度而致病，不得不推迟加冕典礼，这为他的统治定下了基调。当时的大部分臣民都生活在贫困中，新国王惹人注目的挥霍令宫廷尴尬不已。爱德华结婚时与母亲的合影爱德华也通身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欢乐、活力和奔放。据目击者描述，他在发泄“世袭的汉诺威坏脾气”时“像公牛一样咆哮”。他的许多政治观点也表明他是属于19世纪的人。在帝国事务上，他痛恨给予殖民地自治权。然而，同他狂热的保守派母亲相比，爱德华在党派政治方面比较中立，不太愿意干涉政府和议会的事务。另一方面，新国王渴望对政府的外交事务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能讲多种大陆语言的人，一个以“优秀的欧洲人”自居的人，他倒是比大多数现代英国君主更有资格这样做。维多利亚对长子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然而爱德华亲切友善、衣着优雅又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的特点，为他赢得了无数崇拜者。他最终举行了加冕典礼，举国欢庆，他在位期间也一直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国王。在“爱德华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J.B.普里斯特利回忆起这位君主在全国上下激发的热情，认为爱德华是自查理二世以来最受欢迎的英国国王。占绝对多数的右翼英国报纸将国王树立为一个偶像，他们可以借由这个偶像，间接地享受到权力和快乐。圈中人为爱德华七世的情妇，卡米拉的曾外祖母首相职位的承袭也像王位继承一样，变成了家族事务。索尔兹伯里勋爵于1902年离任时，没有进行选举，而是任命其外甥阿瑟•贝尔福为首相。这绝非索尔兹伯里第一次在政府内部提拔亲属，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英国贵族统治阶级的霸权，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保守党的本质特性了。贝尔福慵懒的姿态和狡猾的智慧，与他所效力的国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一本名为《为哲学质疑辩解》的哲学小册子，此人热爱哲学研究，还是个修辞的天才。然而，他以这样的修辞来掌控议会，往往让人很难听懂他的要旨。贝尔福似乎从不主张或谴责某种观点；他不提出行动方案，而是倾向于分析所有可能的选择，到最后没有一个方案会显得具有可行性。这位保守党贵族不想改变现状本是情理之中，但此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怀疑一切形式的政治激情。他仿佛非常害怕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努力通过讽刺、演说甚至是强制的手段与之保持距离。19世纪80年代，作为爱尔兰布政使，他因政策严厉而被称为“血腥贝尔福”。他曾说，“允许”自治者“获胜”，“就是放弃文明……和权威”。贝尔福经常为保守派的“价值观”辩护，但他对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都没有热情。政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艺术，而不是成事的手段。亚瑟•贝尔福许多批评贝尔福的人认为这位首相软弱无能，而另一些人则哀叹他对自己统治的人民缺乏兴趣。有人说，他一辈子都没读过报纸。保守党首相对“下层阶级”几无兴趣，对“除了生产制造之外不适合”做任何事情的中产阶级唯有蔑视，他是执政贵族精英傲慢自大的集中体现。这就是带领国家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领袖吗？作者:

自由主义溃败之后的维也纳作者：【美】卡尔·休斯克“自由主义垮台这一巨大灾难，进一步将审美遗产转化成了一种敏感的神经质、不安的享乐主义和经常是极度焦虑的文化。良心在那喀索斯的神殿中的持续存在，焦虑的政治根源在个人的心灵中得到了强化。”本文摘自《世纪末的维也纳》，全文4600字，可在一刻钟内读完。如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有其反对贵族、抗争巴洛克时代专制的光辉历史。在1848年的惊人溃败中，这一时期结束了。历经磨难的自由主义者执掌大权，并且于19世纪60年代，在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立宪政权。使得自由主义者执掌国家的，并非他们自身内在的力量，而是由于旧秩序败于外国敌对势力手中。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得不同旧贵族和帝国官僚共掌权力。即使在其20年的统治期间，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基础也一直很薄弱，仅限于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尽管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他们在维持议会权力时，依旧采取了限制公民权这种极不民主的手段。不久，新的社会群体提出呼吁，要求参与政治，这些群体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斯拉夫人。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些群体组织起了群众性政党来挑战自由主义霸权，其中包括反犹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泛德意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来得很快。1895年，自由主义大本营维也纳被卷入了一股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洪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为什么“五常”拥有不受限制的特权？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联合国的宗旨相比国际联盟在很多方面是大踏步后退的。因为这种妥协是成立联合国的基本前提。”为什么“五常”拥有不受限制的特权？要解释这个问题，先得追问联合国到底是怎么来的。联合国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世界大战的产物，而世界大战不是只有一次。到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世界大战已经打第二次了。而在如何避免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讨论了。1917年英国的战时内阁就讨论过战后如何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当时莫里斯·汉基爵士给同僚们提供了ABC三个选项。莫里斯·汉基爵士A是在战争给人类造成如此惨痛的灾难之后“如和平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建立起某种世界政府、这样就可以为欧洲的和平做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B则是不对欧洲秩序做出制度性的安排、让秩序回到势力均衡的基础上。C虽然不做制度性的安排但建立起某种1815年式的欧洲协调机制。比较一下三个选项和政客们对它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A最符合人民的要求，因为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和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导致了战争的灾难，那么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就要建立起某种世界政府，对世界秩序做出制度性的安排。但这对政客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政客来说任何监督和管制无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来自世界政府的都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只想要一种东西那就是“绝对国家”，在国境线之内为所欲为。所以A被直接否决了。巴黎和会之军事代表会议B则是最符合政客要求的为所欲为的选项。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被改头换面叫做国际均势、当然也可以叫“多极化”，被完美的保留。可惜经过几年的战争这个选项骗不了人民。于是这一条也被放弃了。C那么既不约束政客又能欺骗民众的选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政府要做足姿态好像真的建立了某种“世界政府”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政府又对政客们毫无约束力。这个骗人的东西就是1919年的国际联盟。但事实上在组织国际联盟之前还有一种呼声，这种呼声不是来自老欧洲的，而是来自新大陆的。而且不是来自威尔逊而是来自威尔逊的共和党批评者的。这就是跨大西洋民主国家同盟。1918年，美军的攻势威尔逊的批评者其实并不是一群保守主义者，他们只是比较现实，认为国际联盟的理想过于远大，但约束力却不够强，所以它的理想和实力完全不对等，没有实力也没有约束力的远大理想实际上就是一张骗人的“空头支票”。世界整体的联盟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控的。德国一夜之间从帝国变成民主国家也是自欺欺人的。东欧新诞生的一大票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不可靠。只有让大西洋两岸三个比较悠久的民主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才能对任何试图在战后破坏世界秩序的国家形成威慑。这就是跨大西洋民主同盟构想。在所有四种选择当中有两种是对政府有约束的，那就是世界政府或者跨大西洋同盟，还有两种是没有约束的那就是国际联盟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试图通过巡回演讲说服国会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威尔逊而在没有约束的两种选项里，国际联盟是有欺骗性的、世界的多极化是没有欺骗性的。于是结果我们就都很清楚了。1919年政客们排斥了世界政府、否决了跨大西洋同盟，没好意思把多极化方案掏出来，于是他们成立了国际联盟。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二战问题就很明显了。1919年的国家联盟需要的是“能欺骗愤怒的人民”但对政府没有约束力。所以国际联盟一方面没有任何强制能力、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系列理想主义的主张。比如对多元文化、对少数民族的保障性条款都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但这种安排没有任何强制力。于是很快世界回到了无政府状态，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时候，其实联合国还是汉基爵士所说的国际协调机制，但如果再把国际联盟掏出来它已经骗不了任何人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国就必须对国际联盟做出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也就是说国际联盟要从一个单纯的协调机构、一个茶馆，向着世界政府的方向做一点点修正，它要有一点约束力。但就是这点约束力，如果以国家联盟提出的理想主义主张为基础对政客们来说也太过于严格了。所以你会发现联合国的宗旨相比国际联盟在很多方面是大踏步后退的。尤其是给了五个大国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的特权。因为这种妥协是成立联合国的基本前提。1919年国际联盟是民主国家的政客欺骗本国民意的工具。1945年人们真正意识到了多极化的危害，想要做点什么。1919年，走出会场的代表们于是在联合国之外，1919年被抛弃的另一个东西也被翻出来了，那就是跨大西洋同盟。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看看它们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所扮演的角色，再考虑一下世界政府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哪个更糟糕，我们就能明白有一个东西正在消亡，而另一个则正在崛起。白宫内阁办公室里的威尔逊画像1919年如果你揪住伍德罗·威尔逊的领子告诉他“你这可怜虫，你编这些话骗不了任何人。而且再过二十几年美国军队就会占领日本和西部德国”“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但要承担西德和日本的改造，还要负责西欧的重建和安全保障”。他肯定觉得你疯了。但历史就这样，无论没有想象力的人怎么打滚，从1919年到2022年，人类终究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内有高林桑对《滔天洪水》等书的解读，搭配本文效果更好~|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当评奖委员会挥舞红布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因为它有可能让诺贝尔文学奖实现跨界，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没有持续下去，否则瑞典文学院很可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坚持战胜格莱美奖！”在诺贝尔文学奖大热的今天，龚古尔奖显得有点落寞。比较一下这两个文学奖的不同命运是很有意思的。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战胜龚古尔奖，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诺贝尔奖一开始就秉承着一种欧洲性的开放态度，这种欧洲性的态度后来扩大为一种世界性的态度。而龚古尔奖虽然也在努力关注殖民地的法语文学，也选出过“为了领奖第一次踏上法国土地”的得主，但龚古尔奖依然是一种法兰西性的奖项。这就让全世界人民的参与度严重不足，知名度也就要大打折扣。不过跟心态相比，更重要的还是诺贝尔奖基金会的经营水平比龚古尔奖委员会强得多。诺贝尔是一个产业巨头，他的遗产本来就是一笔巨款，所以他能把这笔钱交给专业人士管理。龚古尔兄弟而龚古尔兄弟按照今天的标准是啃老、坐吃山空的小贵族，一辈子没搞过什么赚钱的生意。搞搞收藏、在沙龙里聊聊天、写过一些没人看的小说和文章，如此而已。他们留给龚古尔奖的是一笔一万多法郎的年金，其中六千法郎给龚古尔奖委员会、五千法郎是奖金，剩下的钱让委员会成员每月在龚古尔兄弟喜欢的馆子聚餐一次。也就是说龚古尔奖的本金其实没有多少，也就是三十万法郎上下的规模。这点钱实在不值得什么财界巨头管理，而负责发奖的委员会又是一群文人，他们也对基金的保值增值没有太多兴趣。结果就是诺贝尔奖的奖金在设立之初是一笔非常诱人的收入，在之后的大半个二十世纪里很诱人，今天也依然如此。龚古尔奖的奖金呢？最初也算是一笔钱。因为按照埃德蒙·龚古尔在遗嘱里的想法，五千法郎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两年的收入，可以让文学新人在两年的时间里衣食无忧地专心创作。但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法国在二十世纪里遭受到的各种打击。如今他们最有阅读价值的著作大概是卷帙浩繁的日记，真是八卦宝库啊到1930年代龚古尔奖还能勉强维持五千法郎的奖金，但给委员会的钱却不断缩水。而且那时候的五千法郎已经跟龚古尔设立奖金时的初衷完全不能比了。当时有一位获奖者写信给委员会说“我很高兴能拿到一笔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的奖金，但我记得龚古尔先生说的是两年的工资？”这种讽刺挖苦的态度和高傲的法国文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龚古尔奖对他们来说是更崇高的、更值得骄傲的，但诺贝尔奖的奖金真不少啊！即使是再高傲的作家面对这么一笔钱也难免喜上眉梢。而且在之后的岁月里龚古尔奖的奖金还要继续缩水，委员会的那六千已经一分都没有了。每个月一顿饭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饭馆很愿意让龚古尔委员会来自己这里聚餐。等于凭着名声白吃。据说龚古尔奖百年庆典时该店大厨拟过一份菜单：第一道向龚古尔兄弟表示敬意：亚洲蘑菇清汤；粉丝、禽肉、红辣椒和柠檬汤。第二道向《情人》（1984年获奖作品）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表示敬意：湄公河情人春卷；香酥蟹肉牡蛎；中国白菜黄瓜沙拉；芒果酸辣酱。第三道向《人的境遇》（1933年获奖作品）作者安德烈·马尔罗表示敬意：绯鲤、蔬菜、焦糖大豆和小柠檬。第四道向《天空的根》（1956年获奖作品）作者罗曼·加里表示敬意：烧烤牛柳和羊角豆木薯饼；虾仁肉汁。第五道向《一代名流》（1954年获奖作品）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表示敬意：千层派。第六道向《在少女花影下》（1919年获奖作品）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表示敬意：蘸覆盆子香槟冻的玛德莱娜蛋糕；浸帕索阿利口酒的软饼干。第七道：精致小点。但奖金也一路缩水，从五千缩掉两个零，缩成五十法郎。按照欧元支付的时候变成了十欧，跟诺贝尔奖完全是天壤悬隔。但龚古尔奖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是它所代表的是伟大的“法兰西文学传统”。但跟这个比起来更重要的是它给获奖作家带来的销售拉动效果。虽然龚古尔奖的初衷是“奖励和支持那些不受市场认可的作家”但今天它却成了法国只能拉动销售的文学奖。谁获得了龚古尔奖，他的书就能大卖，他下一本书的合同就能水涨船高。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诺贝尔奖扮演的角色其实和龚古尔奖差不多。它们都是勾引“自以为有文学品味的”读者去跟风消费的红布。从这个角度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因为它有可能让诺贝尔文学奖实现跨界，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没有持续下去，否则瑞典科学院很可能凭借自己的不懈坚持战胜格莱美奖！《费加罗杂志》评论家最喜欢的十本龚古尔奖作品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时代和有教养的市民都需要这样的红布。每年一次，当评奖委员会挥舞红布的时候，都让每一个有教养的现代公民心潮澎湃，汇成网上下单的滔天巨浪！唯一有可能在商业上战胜文学奖的事物是“世界读书日”。因为它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有着世界性的胸怀，能够在特定的时间拉动图书销售。而且它还不发奖、没有委员会，零成本！这就让它有可能在未来战胜文学奖！我们时代的伟大文学传统的基本要件就是“开放、世界性、免费”，只有读书日三者兼备！感谢支持~|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高林铁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铁路的副产品。你想想看，在人类以时速10英里的速度移动的时候，其实很难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反正交通工具都是一样的，也就是驿站、公共马车。

《世纪末的维也纳》分享活动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塑造了维也纳形象的一代人希望下海，他们的儿女则拼命上岸。《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一直是高林桑的心头好，在过去的讲座和文章中，本号也多次涉及“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一话题。感谢后浪和四季书房的邀请，在北京的读者朋友可周末前去参加活动，不见不散。地点：北京海淀区曙光街道昆明湖南路51号中关村科学城四季科创中心D座一层109四季书房时间：9月24日（本周六）下午两点这周六我们要在四季书房跟你分享一下《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后浪给它出了个漂亮新版！《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的主题一直离我们既远又近。“世纪末的维也纳”——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文化现象。熟悉本号的朋友一定对此有印象。（弗洛伊德的世纪末症候群：“精神分析学”与19世纪末的性压抑

忠义就是练好剑法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要么不要搞殿中拔刀这种事，既然搞了就要手起刀落、绝不含糊！”其实纵观《忠臣藏》的整个故事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派在这个故事里几乎都发挥出色。从反派吉良上野介的角度看，他侮辱浅野内匠头这件事“查无实据”，他被砍的时候没有抵抗、没有还击，没有越过“法度”一步。当幕府查问的时候他是“零责任”，内匠头负全责。从幕府的角度，“松之廊下事件”也好、“夜讨吉良邸”也好，两次判决都合情合理。幕府在需要上野介的时候秉公处理，不需要他的时候把他从“吴服桥”迁移到“本所”也是照章办事，吉良被斩之后处罚吉良义周还是秉公办事。德川纲吉也好、柳泽保明也好都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赤穗浪士更不用说，于情于理都是大英雄。不但赢了面子，大石内藏助的后代还成功地恢复了大石家一千二百石的家业。唯一表现有问题的人就是浅野内匠头自己。殿中拔刀的时候明明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甚至更进一步、把播州赤穗五万三千石的领地、领民，三百多个家臣的生计、家庭、前途一概弃之不顾了。而且殿中拔刀伤人本来就是出其不意的事。身为武勇传家的武士，还是堂堂的大名，做好了舍弃一切的觉悟、抛弃了祖宗、亲族、家臣、领民、个人的性命、荣辱之后，居然连砍几刀没有能够把一个毫无防备的上野介砍死！这是手无缚鸡之力呢？还是赤穗浅野家连把说得过去的短刀都没有了？内藏主要是不替他把上野介斩了，浅野家颜面何存？为什么一定要攻入吉良邸？一定要取了上野介首级供奉于亡君灵前？因为亡君太废物了！连一个老头都砍不死。好在浅野还有家臣，亡君无能还有家臣可以报仇！赤穗义士的忠义在于可以补亡君之过，内匠头该做没做到的我们去做，内匠头砍不死的我们砍死！这既是身为家臣之“忠”、也是身为家臣之“义”。在《忠臣藏》的故事里，主君之仁就体现在“要么不要搞殿中拔刀这种事，既然搞了就要手起刀落、绝不含糊！”而家臣的忠义则体现在可以为主君弥补生前之过，内匠头砍不下来的，我们拿长枪挑着送到泉岳寺。尊严与封建

尊严与封建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当每个人觉得自己遇到不平可以拔刀相向的时候，‘士可杀不可辱’这种规则才可能存在。”明治时期的歌舞伎表演《忠臣藏》的时候，增加了很多既不见于史料、传统的表演里也不存在的情节。比如在松之廊下，吉良不但对内匠头恶语相向、百般辱骂，甚至还朝内匠头脸上吐吐沫。虽然歌舞伎是“庶民”的戏剧，但这样的情节还是让很多观众感到不快。那么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情节呢？原因就在于伦理观的转变。在武士的世界里“侮辱人”和“杀人”是没有区别的。单纯的骂人就可能招来刀剑的报复。因为对武士来说“荣誉”是和“生命”同等重要的。你骂我，我就斩了你。而这种宁“砍”勿“骂”的规则要能够流传下来形成风气，其实依靠的是基于“武力自卫”的“习惯法”。因为“侮辱”这件事从来都是最难把握的一种行为。对一个旁观的执法者来说要确定“对一个人的侮辱”是很难的。说什么算是骂，说什么算是“口头禅”是无法区分的。对方怎么算“侮辱”其实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所以只有当整个社会的执法权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每个人觉得自己遇到“不平”可以“拔刀相向”的时候，“士可杀不可辱”这种规则才可能存在。日本从平安晚期就是一个缺少中央集权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安全、每个地方的秩序都需要人们自我捍卫。所以才会形成武力捍卫尊严的传统。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进入到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通过禁止带刀、禁止决斗和报仇实现了官府对暴力的垄断。这时候单纯因为骂人就挥刀取人性命对明治时期的观众来说已经是难以理解的事了。于是面向大众的歌舞伎，不得不让作为大反派的吉良上野介做出他根本不可能做的坏事“吐唾沫”来羞辱浅野内匠头。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产生“哦这真的很过分！”的感受。世界读书日，我们不荐书

查理三世是个好名号吗？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选择查理三世作称号其实是一种让所有人放心、‘我没打算折腾’的姿态。”查尔斯王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查理三世”作为自己的称号。很多人觉得这个名号不好，但事实上选择查理三世作为国王的称号并没有什么不好。固然查理一世搞出了问题，但查理二世其实是一个抓紧时间享受自己的好运气的国王。他确实报复了一些人，但并不太在乎此前他吃过的苦。据说革命时期逃亡中的查理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藏在橡树上得以避开搜捕或者说正因为他吃过苦，所以更加不愿意为了虚幻的东西去冒险。他安心当一个“快乐”的国王，享受王朝血统带给他的一切，并不去做什么大刀阔斧的事情，跟他的臣民和桀骜不驯的贵族之间彼此相安无事。选择查理三世作称号其实是一种让所有人放心、“我没打算折腾”的姿态，应该能让不少人松一口气。跟1901年王太子阿尔伯特宣布选择更加英国味的“爱德华”作为自己的称号一样，其实是老太子向所有人示好的一种姿态。BBC剧里设想的剧情：即位后的查尔斯引发宪政危机选择查理三世至少说明国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的。当然别人怎么理解就不一定了。尤其是查理二世的生平不在中学教学范围内的情况下就更不好说了。至于很多人议论的乔治七世我觉得只要新国王脑子还清醒就应该不会选。乔治四世固然是个会玩会享受的国王，但乔治五世、乔治六世连续两代国王已经为这个名号塑造了一种道德方正、严肃质朴的形象。未来的伊丽莎白二世和祖父母乔治五世夫妇在一起选择乔治七世，只有少数好古之人才会联想到“摄政时期”的快活作风。绝大多数人还会拿国王跟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去比较，更加突出了国王身上的劣势和缺点。其实如果没有爱德华八世这个先例，用爱德华这个名号其实更好，更符合查尔斯王子的形象。|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历史的脚步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一位君主的葬礼是他为王朝作出的最后一个贡献。”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逝世是今天最大的新闻，但这个新闻跟最近的众多热点相比似乎又显得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位君主逝世的消息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显得自带历史感。在每个人都在为你回顾这位女王的一生、她的统治和她的私人生活的时候，我想跟你说一个不一样的，或者说最浅显的问题，那就是女王逝世这件事本身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前在某处说过，比战争这种明面上的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那些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世界的东西。比如技术的进步、比如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在女王逝世这件事背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同样是这两样东西。此时此刻透过社交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已经开始自发地向这位君主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这位君主漫长的统治时代里，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从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的时代走进了社交媒体的时代。伊丽莎白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她的加冕典礼是通过大众传媒向人们直播的。今天当她终于以君主的方式卸下王冠的时候，普通人已经在用手机转发“女王死了！”这是时代变迁的体现，伊丽莎白二世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变，她的精神世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但时代却把这样一位二十世纪中期的君主推进了二十一世纪。1901年当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的时候，继位的爱德华七世也好、他的首相和大臣也好，都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去字斟句酌。当王家侍从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吹响号角。然后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向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宣布“女王死了！国王万岁！”的时候，当这个消息要透过报纸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广场上聆听的人们其实也做好了自己的准备。但今天除了几十年来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的查尔斯王子之外，恐怕没有谁有机会做好准备。无论是聚集起来的人民，还是刚刚继任的首相。每个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为眼前发生的事做好自己的准备。时代留给每一个人思考和判断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别人的看法，如此依赖互联网，因为世界转动得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无暇思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这个自带历史光环的时刻，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时代的变迁。那就是君主政体本身不但已经社交媒体化了，其实它也被迫二十一世纪化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立宪政体而言，君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淡漠了。君主和人民之间其实已经只是“通庆吊而已”的关系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王子、公主已经显得既遥远又陌生。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王室能够在民众面前扮演绝对主角的机会，其实就只是出生、婚礼、加冕和葬礼这几个场合而已。而其中最能天然地强化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的纽带的其实就是葬礼。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在这里其实可以反过来说，那就是“当人们哀悼他们的君王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沉重和王室是相似的，可当他们为王室庆祝的时候，他们却可能和君王有着完全不同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位君主的葬礼既是他为王朝作出的最后一个贡献，也可能是他一生中为王朝作出的最大贡献。当他加冕的时候人们并不一定为他感到愉快，但当他走向坟墓的时候，大部分臣民一定会为他感到沉重。但女王本人其实就在提醒我们一点，那就是对王朝来说“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当历史上的查士丁尼皇帝想要逃离君士坦丁的时候，他的皇后对他说“对君王来说，死是告别御座的唯一方式！”这句话放在今天却不成立了，现代医学让君王的生命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考虑其他的方式了。在这位女王统治的漫长岁月里，其他国家的君主们纷纷选择以“退位”的方式告别紫袍，唯有她信守“服务终身”的承诺直到最后一刻。|青年维也纳微信群讲座|主讲人：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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