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跃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铭记历史

作者简介吕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刘天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

《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一辑（总第十三辑）目录政治学理论“亚洲价值观”——东亚政治文化述评

2022年1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明德国际楼408室成功举办。本届对话以“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校内外近900名师生以现场和网络参会的方式共同参与了本届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首先致辞。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秩序始终是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世界秩序的相关研究。杨光斌教授以“三百年、三个民族、三个叙事”为主线谈了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几点看法：过去三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秩序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为主导分别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而面对当前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到来将改变以西方为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并有助于终结霸权时代。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致力于全球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演绎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这有可能改变过去三百年形成的国际秩序。本届对话包括四项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李巍主持第一项议题“转型中的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以“国际关系中的进化与层化：几点思考线索”为题进行了发言。王逸舟教授认为，对国际政治进化或者退化的现有研究都较为线性，而地质学中的“层化”概念有助于以一个更加丰富的视角理解全球政治和世界政治。“层化”概念在原始意义上指沉积岩的一种特殊结构，用来描述一个多形态、高复杂性的长时段地质演进过程。在研究当代世界政治重大命题的过程中，“层化”的视角能够对这些命题加以深化和延展。王逸舟教授以主权、外交和海洋法的演进为例，说明了这几个范畴正朝着更加多元、多维、多层的金字塔形状发展。王逸舟教授认为，“层化”的观念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世界政治中的细小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以进一步落实学科内的宏大命题，从而使得新时代的世界政治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以“扩展国际社会的理念：对世界秩序的反思”为题，从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对话的角度，阐述了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看法。袁正清研究员回顾了以布尔、怀特和沃森等学者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概念的研究，指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更加强调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自我和他者的框架来理解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基于对英国学派的反思，袁正清研究员进而探讨了当前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当前对国际社会的扩展需要批判吸收西方的经验教训，除了探讨对国际社会的存量互动，更要探索如何对国际社会进行增量供给。中国应该改变原有国际社会的排他性、等级性和唯一性，提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以“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为题进行了发言。方长平教授对比了布尔的秩序观和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二者都强调了均势、合法性（或正义性）以及权力的重要性。虽然布尔的秩序观基于欧洲均势，而基辛格的秩序观基于美国霸权，但二者都具有共同的西方价值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此背景下，方长平教授提出了世界秩序观演变的三重逻辑：第一，冷战结束前的世界秩序主要聚焦战争与和平，行为主体主要是大国，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二，冷战后世界秩序聚焦治与乱，参与主体既有大国，也有中小国家，G20机制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三，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社会对人的安与危高度重视，世界秩序需要考虑人的安全问题。在中国崛起、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世界秩序观既要考虑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要考虑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治理问题，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安危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以“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路径与动力”为题，阐述了他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思考。孙学峰教授阐述了既有对秩序界定的几种思路，并认为秩序本身更加接近于布尔提到的行为模式。从这一思路出发，地区安全秩序是在这一地区或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或相关行为体在维护自身或地区安全的稳定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又可以分为均势和权威两种基本类型。冷战后的均势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大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发生了一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大国竞争的非极端化和由此导致的中小国家选择空间的扩展。孙学峰教授还认为，对于中小国家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是未来国际关系学同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之间的学科交叉点和潜在的合作点。第二项议题“大国与世界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韩冬临主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就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美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选择进行了发言。达巍教授阐述了中美俄对于世界秩序看法的共性：三个国家都认同当前的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改变，都认为自身处在被挑战和受威胁的状态中，并且都认为未来十年会是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和俄罗斯对于未来的战略认知是较为清晰的：美国试图维持一个有边界的自由国际秩序；俄罗斯则更加坚持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力图保持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中国的战略认知却相对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期待何种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研究员以“欧亚空间与地区秩序”为题，从大欧亚、小欧亚这两个概念出发讨论了俄罗斯的秩序观。庞大鹏研究员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的发展历程。大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反映了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即西方主导时代即将结束；现有体系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建设新的世界秩序。俄乌冲突实际上是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延续。庞大鹏研究员认为，小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国家安全相互影响，反映了俄罗斯的欧亚秩序观。俄罗斯在小欧亚地缘空间的对外战略面临三组关系的挑战：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独联体内部独和联的关系及“俄罗斯世界”与“去俄罗斯化”之间的矛盾。庞大鹏研究员认为，从俄罗斯秩序观的发展变化看，第一，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优先于发展利益；第二，与西方首先是欧洲建立某种形式一体化关系的前景最终消失；第三，俄罗斯对于欧亚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在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赵晨研究员讨论了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困局。赵晨研究员提出，自由国际秩序至少涉及国内政治层面、国际经济层面和国际合作层面三重含义。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强调主权原则的1.0版本，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是淡化主权的2.0版本。欧盟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综合的、宪政式的自由主义，其相较美国有更强的嵌入性。当前，欧盟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内部民粹主义、“非自由国家”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的挑战，这使其会有三种可能的前景：要么可能会从弱化主权的2.0版本重新回到主权优先的1.0版本，要么可能会重新回到保守的欧洲壁垒，要么可能会走向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赵晨研究员认为，无论哪种前景，在当前的多极化背景下，欧盟都没有做好成为世界一极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以“日本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为题做发言。张勇研究员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体系层次，而对秩序外交研究更加集中单元层面的行为。张勇研究员辨析了日本秩序外交目标的几种观点，包括将国际秩序视为工具、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实践、追求多极格局的确定性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等。日本语境下的秩序外交是在特定的国际秩序偏好下的特定国家行为，将秩序视为一种应然性愿景，以国际秩序的名义介入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然后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用于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从外交实践上看，日本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非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这一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在于日本的历史传统、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要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尹继武主持了第三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就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进行了分析。他的发言包括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变化和未来展望的趋势以及基于外交学视角的思考四个部分。首先，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体现为国内工作重心的连续性、领导集体的连续性和对外政策连续性。其次，中国外交的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和大国外交理念的发展。第三，未来中国外交发展具有五大趋势：大国外交更加自信、推进与现有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策更加明确、大国担当更加积极、大国特色更加突出、强调斗争的外交风格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张清敏教授从外交学的视角对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提出了思考：大国外交需要大国心态，要摆脱“弱国无外交”思维惯性的影响；外交斗争需要遵循外交的本质和规律，在话语权上变被动为主动；在确定对外政策上明确判断“是非曲直”原则的依据，做好底线思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张胜军教授以“多边秩序的分层与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为题进行了发言。张胜军教授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呈现出了分层化的新趋势。基于生物学界的适应周期模型，目前的多边秩序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分别居于第一层至第四层，四个不同的层级分别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张胜军教授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二层国家将随时间推移成为未来的主流。面对这样一个分层化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也需要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这种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会对中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赢得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二是让中国获得弱连带优势。由此，张胜军教授提出，中国当前践行的国际秩序并非建立在对抗西方的基础上，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自然秩序，中国需要争取对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日强教授探讨了核武器与东亚秩序演变的相关话题。吴日强教授回顾了核威慑理论，从相互确保摧毁和核升级难以控制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核大国无战争这一假说。吴日强教授探讨了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提下，影响核危机的的决心因素和力量对比因素，并指出力量对比因素还可进一步分为常规力量对比和核力量对比两个方面。由此，在过去的核危机中，美苏的决心对比和力量对比实际上影响了历次核危机双方的战略行为。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下，中美双方面临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决心对比都难以判断。吴日强教授强调了判断对方意图在中美未来互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双方意图的判断影响了中美博弈到底是一个安全困境还是会走向零和博弈。目前双方对于对方行为的吓阻都做的很好，但在保证层面尚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以“在世界变局中思考中国的方位与应对”为题进行了发言。罗建波教授阐述了当前中国外交所面对的身份压力，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所需要思考的战略价值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外交的杠杆，从而撬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展。但是，当前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倒转，这对学者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在此背景下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而是需要换位思考，做好三组关系的统筹：积极进取和战略审慎的关系；中国倡导、中国主导和中国参与的相互关系；战略导向和市场导向的辩证关系。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外交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求我们加深知识储备，抱有敬畏之心，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国情和面临问题的复杂性。第四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东亚区域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编辑左希迎主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题做了发言。吴志成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创设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东西形成的整体系统。吴志成教授指出，积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国际力量的变化，全球治理的理念陈旧落后，现有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存在着不足。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其次，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不足、高端人才短缺和规则设置能力有限等相关方面。再次，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负责任的体现，要系统优化全球治理战略的设计，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玲教授以“大国竞争、地区韧性与东亚可持续和平”为题讨论了东亚地区秩序的相关问题。魏玲教授认为，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东亚区域的和平与地区的战略韧性息息相关。这一体系的战略韧性类似于一种社会安全网络。魏玲教授提出，处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秩序需要从合法性问题入手，以开放性的过程引导秩序建设，并基于特定地区本身的文化背景来完成主动塑造。在东盟的实践过程中，其至少有三个阶段主动塑造了区域秩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着不同的地区压力，东盟分别实现了不干涉规范和协商一致的地区方式的确立，强调包容性的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以及基于地区文化的国际合作的确立。魏玲教授由此指出，东亚的情况更加类似于一个“意大利面碗”式的网络，因此其开放性和平等性要更强，东亚地区需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研究员以“东亚海洋秩序的历史及未来”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基本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秩序，随着英国的海洋权力上升，单极海上权力在19世纪末达到了巅峰，而在1945年之后，随着技术发展和武器的进步，防御变得更加容易，单极主导的海上秩序变得更加困难。展望未来的东亚海洋秩序，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第一，东亚海洋秩序的维持和发展仍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特别是中美的海洋力量对比；第二，东亚国家在21世纪以来走向了群体性的崛起，东亚海洋力量得到了显著上升；第三，海洋问题的丰富性得到进一步拓展，在军事和渔业之外还增加了油气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第四，当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满足海洋问题的现实需求；第五，中美以外的行为体也会对东亚合作的规范造成显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以“新时期我塑造周边安全之需的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必要性来看，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要应对包括QUAD、AUKUS等在内的周边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在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方面做文章，当前的俄乌冲突也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协调带来了挑战。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美俄两国都重视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也都注重对安全资源的投入，但美俄也存在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国对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权衡不同，以及对软环境及软实力的重视程度不同。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王俊生研究员对如何塑造中国周边安全秩序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中国应该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应该增加在安全资源方面的投入；第三，中国应该综合运用安全和经济手段，坚持综合性安全、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加强产业供应链的融合；第四，中国应该塑造软环境和软实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主编田野做了会议总结。田野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第一，本届对话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核心要素在秩序研究上的反映，本届对话涉及的秩序包括作为观念的秩序、作为行动的秩序和作为结果的秩序；第三，本届对话从多个学科视角切入对秩序议题的研究，甚至不局限在社会科学学科，吸收了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营养；第四，本届对话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讨论了秩序，从而以理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探索了未来可能的世界秩序。在热烈庄重的气氛中，本届对话圆满落幕。《世界政治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来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已经举办五届，前四届的主题分别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Sangh，RSS）是领导者和主力军，印人党的教育改革则在其中发挥着扫除政治障碍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印人党前身即人民同盟（Bharatiya

作者简介汪万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崔戈，大连理工大学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冷佳蔚，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内容提要美国全球卫生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和健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应对全球艾滋病危机。2003年，小布什提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作为史上最大规模针对单一疾病的倡议，其标志着美国全面开启全球卫生外交。虽然PEPFAR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然而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PEPFAR已经处于下行阶段。不论是从健康层面还是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当前艾滋病防治的效果并不理想，美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当前明显陷入困境，这将对2030年终结全球艾滋病的进程产生巨大阻碍。【关键词】：

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是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世界秩序开始走入变革与重构时期。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秩序的变革。当今世界秩序的变革与重构为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举办第五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主题为“世界秩序：变革与重构”，聚焦如下四个基本问题：（1）转型中的世界秩序；（2）大国与世界秩序；（3）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4）世界秩序与东亚区域秩序。《世界政治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来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将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对话强调前沿性、思想性和创新性，以促进世界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协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承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时间2022年11月6日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会议议程8:00-8:30

作者简介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内容提要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既有古老的政治思想渊源，也有着当代崭新的思想内涵。但在全球主义的发展和运用中，其内涵具有丰富性的同时也呈现出歧义而多面的特征。如果对全球主义进行梳理和概括，至少有这样几个面向：作为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以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的全球主义；作为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表达的全球主义；作为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的全球主义；新科技革命视角的技术全球主义；作为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予以批评和变革的全球主义。当代全球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经历了从全球意识到全球治理实践的蓬勃发展历程，当前，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实践正面临巨大波折，全球主义也在各种民粹主义泛滥、反全球化呼声不断和去全球化政策频出的夹击中暂时进入低潮。反思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及未来出路，我们对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治理功能保持理性的认知：一是全球主义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也决不应该否认全球主义在人类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中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在全球主义占有道德制高点的议题领域，人类对于任何全球主义治理的“庞大社会工程”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审慎。在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走向衰落的同时，全球主义有必要重置其价值根基以超越长期以来其所内嵌的“西方之思”；在国家主义日益勃兴的时代，如何与国家主义相调适将决定全球主义未来的存在和发展。【关键词】：全球主义；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问题；全球主义反思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既有古老的政治思想渊源，也有着当代崭新的思想内涵。当代全球主义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环保主义的政治觉醒之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迅速地由一种政治意识转变为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主义治理实践。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里，全球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是治理实践，在现实政治中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在这种新的挑战面前，全球主义究竟走向何处？本文拟从全球主义的内涵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入手，通过考察当代全球主义从全球意识到全球主义治理实践的发展历程，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主义在一路狂飙突进的发展中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一、全球主义的内涵及其思想源流全球主义概念的内涵有歧义而多面，本文主要从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的角度，关注其中几个主要侧面。如果对全球主义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概括，至少有这样几个面向：一是作为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从古希腊斯多葛派提出世界主义理念开始，超越国家和地域身份局限的个体权利的价值主张和对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就具有了全球主义的初始形态，到后来康德提出世界民主联邦和永久和平的理想设计，再到国际政治实践中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建立超国家机构——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的主张，一直到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各种规范理论学说，如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价值，各种各样的全球正义理论以及全球宗教界倡议的全球普遍伦理，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解放等，都属于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范畴。二是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这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他们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市场自由放任、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干预。有些时候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寻求最佳投资场所引发的关注更为亮眼，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的全球主义或者跨国公司全球主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说的全球主义，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的全球主义就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和全球市场自由主义。三是以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的凸显和核武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日益加剧，以及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人们对这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日益重视，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种新的以地球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全球意识和以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整体观，塑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主义。四是作为一种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的全球主义。在当前全球治理的所有议题领域，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全球金融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臭氧层破坏的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极地与太空治理等，都能够看到显性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机构，或者无形的原则、规则和规范网络等。这些由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构成了约束或者导引国家治理行为的指针，引导着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偏好，走向以全球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治理行动。五是作为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表达的全球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全球主义既可能是各种利益主张者，如资本力量、劳工阶层、各种行业和职业群体甚至是政党和政治组织追求自我利益而进行的跨国联结和利益表达，也可能是一些特定利益和价值观追求者（如环保组织、反核与和平运动、人权与人道主义倡导者、女性权利运动、少数者权利主张者甚至是极端组织）表达利益和发起行动的方式，还可能是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作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六是作为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的全球主义。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最早兴起于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和各种新技术的问世，世界各大洲之间商业贸易和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类生活中的各项公共事务，如邮政、电信、度量衡等领域的服务需求日益跨越国界，迫切需要跨越国界的服务和管理，于是像国际电报联盟（1865年成立）、万国邮政联盟（1874年成立）、国际计量组织（1875年成立）等在各个领域逐渐成立，此后在卫生、农业、关税、铁路、航空、商标、专利权、著作权等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行政联盟，提供跨国的服务和管理。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成立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将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推向了顶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将超国家主义治理拓展到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再加上联合国体系之外成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各个领域开展的治理活动，使得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成为当今全球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对超国家机构治理弊病的批评越来越多，各种超国家治理机构也开启了新的全球治理变革议程，如世界银行提出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倡议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提出的全球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全球层面多部门（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系统性反馈与联合决策尝试，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G20）的统筹协调能力，等等。七是新科技革命视角的技术全球主义。早在21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论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给全球相互依赖带来的影响时，就提出了基于信息全球化革命而出现的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形态问题。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在科技和通信领域取得了如闪电般的迅速进步，使得“全球化滑入飞行的时代”，个人电脑、视窗操作系统、万维网、开源代码和各种电子联络方式等，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世界正在被抹平”！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下一代通信网络（5G/6G）、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让当前的世界经历颠覆性技术变革，一种技术全球主义跃然而现。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信息化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全球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国家科技政策之争就开始出现了，技术民族主义者主张保护和补贴，而技术全球主义者则主张技术的全球融合与竞争。当前作为一种思潮的技术全球主义认为新科技革命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人和物空前地连接在一起，“地球村”的理想在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世界各国应该从全人类共享科技发展成果的角度考虑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统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充分利用、全球技术产品生产与共享机会（消除技术鸿沟）问题，最终期望一种人类共享技术进步成果的全球技术共同体的到来。八是作为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予以批评和变革的全球主义。这种全球主义既包含了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等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批评，也包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以“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推进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等政治经济诉求。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世界掀起了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使得发展中世界日渐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和生产性需求的核心区。于是发展中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片面地强调自身经济独立地位的要求，也不再单调地将自身看作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而是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依托自身的发展能力提出塑造和变革全球化的新主张。发展中国家对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各种不同的新主张、新方案逐渐汇聚成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新全球主义。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倡导世界开放经济，成立新开发金融机构，发起“一带一路”等新南南合作倡议，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这些以发展为核心的倡议和行动生动地诠释了发展中世界所主张的发展主义内涵和诉求，为发展中世界唱主角的新全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方向。由上可见，全球主义的概念的确是有歧义而多面的，从整体上全面概括全球主义的所有方面是困难的，但事实上，在现实中不同学科也只关注全球主义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本文的重点还是把全球主义看作与片面地以民族国家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取向相对应的，超越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局限，以人类共享安全与福祉为中心的一种全球意识、价值主张和行为规范。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观念和价值主张并不排除世界各国及政府的官方立场和观点，但是它更为典型地体现在以全球绿色运动、全球绿党为代表的众多以全人类整体利益和价值为宗旨的各类组织的政治主张中，同时它也远远超出了全球生态绿色运动的范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人类活动的全球化领域，都显现出与片面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具有的显著张力。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卷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空间，全球主义所内含的全球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已不只是一种价值主张和行为导引，还更具体地化为复杂稠密的国际法律和规范网络，而且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落实为如全球碳减排、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具体的责任和行动。因此，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意识、观念和价值，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同时还更具体化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系列国际行为和治理实践。考察全球主义的思想缘起，从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我们也能找到它的一些踪迹，比如古希腊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思想中，其宇宙整体观、世界公民观就包含了这样一种超越城邦局限，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更好的城邦生活的观念，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思考全球主义的思想背景。再比如世界帝国理念，无论是但丁的世界帝国论，还是罗马万民法，实际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贬低城邦和单个具体国家的局限，将一种世界国家看作解决现实政治纷争的一种理想范式。再晚近一点关于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更是成为当今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如圣—皮埃尔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书，卢梭提出的欧洲邦联思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设计，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缔造世界和平、构建超国家治理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来源。在现当代思想史上，我们更能够发现全球主义比较完整的呈现：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伟大思想之中，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市场观念和阶级观念等，都不是以国家为单元，而是以世界为单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人类解放，也是以人类为整体的解放观念。其次是全球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体现。威尔逊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国际联盟的建立，都将在全球层面建立一种永久和平机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政治安排，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思路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等一系列超国家机构的设计。再次是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某些个别主张也具有些许以全球整体为思想范畴的观念，比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大陆腹地说以及斯比格曼的边缘地带说等，都不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最后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甚至包括相互依存理论等，它们在经济领域的视野基本上都是以世界为单元，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中不可避免地以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但其理论视野都是覆盖到全球，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和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正面临巨大波折与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掀起贸易战和科技战，支撑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制因美国的阻挠陷于停摆。在政治思潮的发展上，近年来各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排外主义思潮泛滥，再加上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的推波助澜，各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现象不断上演，反全球主义大有来临之势。中美两个主要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考量对全球相互依赖与合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再加上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升级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经济全球化面临被割裂的风险。一时间，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向何处去成了很多人的重大疑问。事实上，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扎根于人类技术进步产生的协调和管理相互关系的需要，产生于国家间经济交往的相互需要，产生于资本和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只要人类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经贸往来仍在发展，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就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即使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打断过，但是战后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仍然在技术、市场和经贸需求的推动下再次发展起来。况且在今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在向深度发展，数字科技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仍在深化。全球发展中世界在新世纪里的新一轮工业化方兴未艾，市场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经贸往来的需求仍然强劲，部分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政策对全球化的阻碍仍然有限，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将会借助新科技革命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而获得新的形式和内容。二、全球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从全球意识到全球治理实践谈到当代全球主义的兴起，就要与人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全球意识觉醒及其付诸实践相关联，或者可以说，当代全球主义崛起与发展，就是从一种全球意识走向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进程。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当前的全球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非常典型的实践性。当然，作为一种思潮，全球主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存在，往往随着现实实践的发展，使得作为思潮的全球主义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与现实的全球治理实践的距离感。在20世纪中期，随着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意识的兴起，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潮和价值，在理论界和国际政治生活中逐渐得到重视。它的思想先声是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影响久远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描绘了农业领域的工业化特别是杀虫剂的滥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灭绝，最终有一天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物种都消失了，“我们存在于一个静悄悄的世界”。这部著作在整个20世纪60—80年代的影响都非常大，其中所蕴含的全球意识，从那个时期开始就被迅速点燃并传遍全球。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上升到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并被树立为合法性不可挑战的一种价值观念与理论范式，肇始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峰会（也称斯德哥尔摩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而且是以联合国这样的一种全球性机构召集，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环境问题的国际环境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明确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为后代人的环境生态留足空间。这次会议提出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7个共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26个共同原则。今天来看，这7个共识和26个共同原则，仍然处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全球治理舞台上的焦点领域。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人类环境观念的影响非常大，世界各国在会议之前设有环境保护部门的国家仅有10个，会议结束10年之后已有10个国家设立了环境保护部或环保局。在国际层面，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决议，联合国随后成立了环境规划署，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环境合作提供政策指导，审查联合国各部门实施的环境项目，评估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政策的影响，促进环境科技情报的交流。这次会议大大激发了环境保护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扩散，环境运动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在这次会议之后20年里所缔结的国际环境条约几乎都与人类环境会议存在某种联系。与此同时，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的前夕，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英国经济学家沃德等人专门为这次联合国环境大会撰写了一个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星球的关怀和维护》。这个报告以翔实的数据阐明了环境污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于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主义思潮的确立过程中真正产生巨大的持久性影响，如果我们把它确定为一个里程碑式影响的话，就一定非《增长的极限》莫属了。《增长的极限》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的首份报告，报告运用人口、资本、粮食、资源、环境污染五个方面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均衡模型，提出了“地球承载力是有限的”“均衡状态中的增长”“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等著名理念，随后罗马俱乐部的主要代表人物还在世界各地演讲中提出了“双零增长”，即人口零增长、经济零增长，一时成为全球意识的标志性口号，在全球确立了人口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地球环境可承载力之间应保持平衡的道德制高点。在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的倡导下，全球主义的意识和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持续的阐发，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1980年出版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就呼吁研究自然生态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至今仍然是对可持续发展最经典的定义。这一概念后来被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接受，成为推动全球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引。至此，我们可以说全球意识已经从一个简单的概念和词语，变成了一种价值主张、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20世纪90年代召开的里约地球峰会，则是全球主义由意识观念走向治理实践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行动议程》，154个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48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还通过了有关森林保护的非法律性文件《关于森林问题的政府声明》等一系列文件。这些宣言和文件不只是宣扬全球意识，更是吹响了将全球主义意识付诸实践和行动的号角。在这次地球峰会上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一系列全球主义行动纲领落地细化，之后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全球治理行动进入了国际社会的实践议程。比如1997年旨在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的《京都议定书》得以签署，开始在全球层面分摊减排责任，2000年的千年首脑峰会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含了八大目标，并对这八大目标的实现列出了具体的目标数据，要求各个国家结合《21世纪行动议程》，确立自己的实现目标，制定实施方案甚至是年度计划，来确保全球主义的发展议程得到贯彻落实。21世纪以后，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面临的新问题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比如恐怖主义、贸易摩擦与不平衡、SARS病毒、印度洋海啸、核扩散、索马里海盗、碳减排落地等成为全球主义治理实践的焦点。在上述全球性问题中，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防止核扩散、挽救次贷危机和扭转贸易不平衡等，都是全球治理中的“大”问题，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都难堪重任，需要主权国家甚至是主要大国承担起治理的责任，主权国家的角色特别是主要大国的作用凸显，全球主义治理开始向大国治理靠拢。2008年以后，全球主义治理的焦点进一步转向了大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主权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以及地区热点，也包括全球性问题的压力，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碳减排的压力。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国家内部的治理失效与冲突、伊斯兰国的兴起与覆灭等凸显了国家治理的负外部性日益成为全球主义治理的焦点议题；金融危机催生G20新治理机制、IMF改革，促进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达成等凸显大国在全球性治理难题中的核心角色；埃博拉病毒传播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揭示了全球性问题治理的极端复杂性；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以及俄乌冲突升级引发的西方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等，给全球主义及其治理实践的向前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伊始，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中美等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全球主义治理的超国家路径遭遇挫折，大国合作治理的基础遭受侵蚀。同时，全球化与全球主义还面临着像华尔街运动和民粹主义泛滥等来自底层的质疑和抵制，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不得不在超国家治理的退缩和国家主义治理强势冲击的狭窄通道中艰难前行。与此相对应，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政治思潮，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和价值主张也不得不在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迂回坚守，并致力于寻求新的定位，甚至不得不借助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国家主义治理优势（如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浪潮），去拓展新的治理实践空间（如“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新发展融资等）。总之，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理念，可能会随着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遇到各种其他思潮理念的挑战和竞争。同时，全球主义治理实践所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却仍然客观存在，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多，甚至更具有挑战性。回顾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历史，我们仍然会发现，国家中心主义的手段不足以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全球主义仍是不可替代的思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路。问题存在之处可能是：我们或者是过分高估了全球主义治理的功能，以至于加在其上的治理任务和问题过载，全球主义治理不堪重负（比如国家治理的失效或失败轻易地外溢到边界之外成为全球治理难题）；或者我们过分低估了全球主义治理的潜力，以至于当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时，对全球主义采取了轻易的放弃或抛弃（如各种“退群”和保护主义政策）。三、全球主义的反思如果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问世算起，当代全球主义思潮已经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了半个世纪。回望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主义的狂飙突进，正视当前全球主义所面临的低潮与困顿，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反思。第一，全球主义的确走入低潮，但不可否认全球主义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全球主义生发于全球性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生态退化、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人类的工业化和各种社会活动造成大量环境污染，海洋、极地、太空等全球公域遭受各种人类活动威胁，单个国家或者若干个国家都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领域，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仍然具有克服主权国家局限、推动国家间合作和动员各种资源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各种全球性问题领域，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以及各种国家中心主义的思路不能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出路，全球主义仍然不可替代。但在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思潮迅猛发展的现实中，全球主义的确在退潮。首先是遍布西方世界的各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泛滥滋长，严重冲击和挤压了全球主义的思想地盘和政治空间。其次是经济全球化遭到了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不少社会群体的各种质疑和抵制，经济全球化给部分发达国家内部带来了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和税收减少等负面影响，不少社会阶层由此面临各种收益和福利受损的压力，由此产生了各种反全球化呼声。这种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抗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人们对全球主义的看法和立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去全球化政策，各种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大行其道，全球主义在政策层面遭受巨大挫折。全球主义的发展的确进入低潮。但是我们绝不应该由此否认全球主义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全球主义的价值内核是人类整体利益观和人类安全中心观，其核心使命是在人类面对共同威胁的全球性问题领域指引人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在这些领域，单个国家或部分国家难以克服自身局限，也难以独自解决和应对这些难题。即使全球主义因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我们也不应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弊端归咎于全球主义。客观地说，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经济规模得到急剧扩大，全世界人民总体上受益巨大，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的受益更是远超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问题的核心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不均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急剧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鸿沟。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收益更多地集中在了资本拥有者手中，中等收入者在就业机会、福利收益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成为全球化中的“被剥夺者”。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和分配政策问题远比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更多、更为严重，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严重误读。事实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做大”与如何更加公平分配之间寻找到一种更加平衡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去全球化将导致整个世界经济走向封闭和萎缩，经济发展的“蛋糕缩小”同样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既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回避寻找解决真正问题的挡箭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该收起各种去全球化的拙劣政策，与世界各国团结一道，共同推进和改善经济全球化，共同把世界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这才是解决问题唯一的康庄大道。第二，全球主义占有道德制高点的议题领域，人类如何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审慎。当代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主要产生于人类社会对自身所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觉醒，这种政治觉醒激发了人类社会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强烈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进而使得全球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制高点。但是，在人类社会将这种具有道义制高点的全球主义意识付诸治理实践时，道义理想所缠缚的炽热情感与全球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就构成了对人类理性认知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挑战中，人类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理性来对宏大的社会工程所包含的巨大道德风险和治理风险保持足够的审慎。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中，一群怀有强烈使命感的科学家们运用复杂的动态系统模型得出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已受到严重破坏，若继续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人类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只需百年或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届时地球资源将会迅速地被指数级增长的庞大人口所耗尽，并最终导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的崩溃。在这个振聋发聩的警告中，报告提出了对人口和经济增长施加控制的建议，甚至其主要代表人物在后来进一步提出经济零增长和人口零增长的强制性控制目标。今天重新解读《增长的极限》，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是在以某种控制论的偏好倡导宏大的人类社会工程，这种宏大的人类社会工程，特别是对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的强制性控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未来风险全知全能的判断之上，忽视了全球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所具有的潜在风险。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主义狂飙突进时代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施加控制的雄心和新近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强制性碳减排工程和应对疫情的强制性社会控制工程，如何汲取历史教训和保持足够的审慎与理性以及对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敬畏，是每一位“地球公民”都值得思考的大问题。第三，全球主义的“西方之思”及其超越。当代全球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之初，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报告为基础的全球主义思潮突出强调了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与人口指数级增长这两大核心指标，控制这两大指标成为全球主义思潮的核心主张。但是我们又观察到，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发达状态，并开始了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步伐。一方面它们对资源的占有和消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规模；另一方面，其人口增长速度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趋缓。这种人口与资源紧张关系开始迎来转机的时刻，为什么却触发了西方知识精英前所未有的焦虑呢？答案不在“全球西方”，而是在“全球南方”。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南方”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亚非拉南方民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运动中纷纷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落后殖民地国家经过反殖民斗争和“不结盟运动”等政治洗礼，到70年代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南方”。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为“全球南方”迎来了和平发展和人口暴增的新景观，并且他们以新的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发起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全球南方”的兴起，其人口“爆炸性”增长，对工业化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迫切追求，这一切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忧虑。按照西方世界精英们的考虑，如果“全球南方”都像西方国家那样最终走向发达，非西方世界的人口增长及其对地球资源的庞大需求，必将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和地球系统的崩溃。而现实中的情景却是，《增长的极限》中的人口指数级增长在“全球南方”，对地球资源的庞大消耗在“全球西方”！控制工业化和保护环境是西方世界的后工业化需求，控制“全球南方”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也是西方的后工业化需求！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世界成了最大赢家，原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已不存在，将苏联东欧国家和“全球南方”纳入自身掌控的全球秩序，成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主要战略考量。于是全球主义就成了可以借用的载体，全球主义迅速地从一种全球意识演变成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美国借助全球主义的大潮再次走向了新的霸权顶峰，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迅速地扩展了其全球优势，同时也把其控制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展至全球所有地区。由此，全球主义秩序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诉求。历史进入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地位走向衰落，全球主义也在走向退缩，与之相伴随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世界开放经济体系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在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崛起的新兴国家能否为全球主义带来新的政治经济动力和价值，以超越长期以来全球主义所内嵌的“西方之思”？这考验着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生命力和未来发展的前途。第四，在国家主义日益勃兴的时代，全球主义如何与国家主义相调适？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说法是每隔20年左右，全球经济领域就会出现一股反国家主义的思潮，但是这次反国家主义的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一个超长周期，市场自由主义支配了这个周期长达40年之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掀起的“退群”潮以来，全球政治经济长周期似乎是进入了国家主义的长周期。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强势推出“再工业化”和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的一系列政府刺激和干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推出了预算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1.9万亿美元的美国纾困计划（The

作者简介马嘉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2021年的德国大选开启了德国政治的“后默克尔时代”。自2005年由德国社会民（红）与绿党（绿）组成的红绿政府结束以来，社民党虽曾三次作为“小伙伴”参与大联合政府，但其支持率和影响力都十分不足，不断遭到来自左翼右翼政治力量的持续围堵。默克尔治下的16年，社民党在惨淡经营中艰难图存。这届由社民党、绿党、自由民主党（黄）组成的“红绿灯”政府，是联邦层面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盟。此前，社民党与绿党、自民党分别组成过联盟：1969-1982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长达13年；1998-2005年与绿党联合执政过两届政府。但是，同时与一黄一绿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却是社民党的一次全新尝试。时隔多年，社会民主党重回权力中心，是否意味着“后默克尔时代”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归？它能否重新开创上世纪70年代的“黄金时代”？对未来问的回答须从历史中找寻。【关键词】：后默克尔时代；百年大党；德国社民党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阶段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它近160年的发展见证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然而，这个党的历史却近乎是失败的：它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曾遭受俾斯麦的打击；在“一战”时期遭遇工人运动的分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傀儡执政；在希特勒时期被驱逐流放；在冷战时期面临两大阵营对峙；新社会运动以来，又不得不应付来自绿党的竞争。回顾社民党的历史，可以看到一条核心的线索，那就是在坚守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与实用主义政治妥协之间的平衡，这条主线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具体特征。社民党从“纲领党”到“选举党”的变迁可大概分为以下三大历史阶段。1914年以前是社民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线索主要表现为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之间的争论。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63年成立，作为首个工人阶级政党，联合会的初衷是联合工人力量，维护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其创始人拉萨尔试图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争取普选权。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经历了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打击后，社民党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在第二国际开创了欧洲社民党的典范。1912年，社民党更是凭借34.8%的选票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第一大党。《爱尔福特纲领》原本将党的政治目标确立为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但是随着改良实践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革命的话语开始显得不合时宜。社民党忙于建立自己的文化传媒和基层组织，在帝国内逐渐塑造出相对隔绝、自给自足的政治文化网络，却对帝国的权力政治并不热衷，很难在议会中争取到更多回旋余地，更不用说策划现实的改革策略和推动专制国家改革了。囿于能力的限制，社民党只能在帝国议会中扮演一个反对党的角色。这一切并不仅仅因为“经济宿命论”束缚了社民党的政治行动能力，也绝不能用“改良主义”腐蚀了政党领袖的理想信念给出简单的解释。毋宁说，社民党自建党以来，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在政治上身处边缘，却在社会政策方面长足进步的路径上。在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下，威廉帝国时期的工人从每天16个小时的工时减少到了10小时，既没有经受大规模的失业，又获得了实际工资的提升。这一系列改良成果既是社民党获得成功的经验，但也成了它的枷锁，主要表现为党逐渐工会化的趋势——随着工会财力、人力和在议会的话语权上升，经济的、行政的逻辑日渐取代了政治的、革命的逻辑，左右着社民党的工作内容。1914年至1969年是社民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线索是坚守社会民主主义信仰与现实中缺乏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坚信“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社民党，背弃了国际主义信条。战争后期，党内不满的反战人士独立出来，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主张颠覆政权的激进左翼力量则进一步分化为德国共产党（KPD）。被激进力量抛弃的社民党，转而与旧统治精英妥协，于战败压力下结束了威廉二世的统治。然而，取得政权的社民党并没有如它几十年来宣传的那样开启推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进程，甚至很多帝国时期的高级公务员仍继续担任之前的职位。对旧体制的依赖源于社民党长期将自身政治活动范围限定在社会政策领域，因而既没能在治国理政经验、人才储备上有所积累，也未能通过巷战或地下运动锻炼出一支革命的队伍；其与独立社民党的左派、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等主张革命的力量，也始终未能协调一致；点滴改良的成功驯服了工人群众，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升为工人贵族，这一切共同造成了1918年德国革命的偃旗息鼓。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民党依然专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化传统，将自己封闭在未来拯救的希望里。正如理查德·亨特（Richard

作者简介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李俊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是大国主导、中等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中小国家或者经济体作为参与改变者的多元动态博弈过程，主要在两个层次展开：一是亚太地区主要战略力量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多元跨期动态博弈；二是亚太地区非战略力量关键经济体参与或者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贸易与投资博弈。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障碍，有效化解多元动态博弈风险和大国竞争博弈陷阱是中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关键词】：亚太自贸区；多元动态博弈；大国竞争博弈陷阱；政策选择一、引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作者简介黄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T.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形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观，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了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到改革者角色的转变，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都有所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全球治理观，涵盖了全球经济治理、安全治理、人权治理、生态治理、卫生治理以及公域治理等不同领域，对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创新：器物、制度、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非凡理论勇气、深厚天下情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亲自领导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其中最光辉的篇章，就是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也浓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

勿忘国耻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衰退还是复兴？李巍重大产业现象的背后往往都有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美国实施产业战略（industrial

Review等核心期刊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印度政府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叙事与我国的应对研究》主持人。

Review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书籍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19-2041-7

作者简介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内容提要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与历史双主修实验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裘援平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22年9月24日杨光斌院长、朱浒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历史学”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启动暨双主修实验班开班仪式。作为在外交外事和海外战线工作40多年的老兵，作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曾经的博导，我对培养国际关系领域复合型人才的积极探索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国家的需要、是必然的趋势！同学们或者刚刚走入大学的校门，或者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入实验班，都将跨进同一个门槛，这就是国际政治或称国际关系领域，下面我统称国际关系领域。我想从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角度，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国际关系，怎么学习才能入门，如何拓展才能成才。不当之处请指教。第一，什么是国际关系？在外行人眼里，国际关系可能就是国际上的人和事，对国际时事新闻，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想怎么看怎么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绝对真理和权威看法可言，网络上、手机里、出租车内，个个都是国际问题评论家。但是在内行人眼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门大学问，重大问题和重要关系上的形势误判、战略误断、政策误读，可能招致飞来横祸，甚至灭顶之灾、败国之恨。国际关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离出来的，其渊源就包括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有90多年学科独立发展历史。是以整个人类社会或者叫国际社会为研究背景，以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各类行为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对一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件事都未必能了解清楚，更何况是由200多个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主权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国际社会，及其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各种复杂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庞杂多维嬗变的巨系统，学习这个专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具有无限的认识和探索空间。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大家最终是要走向社会的。无论你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教师还是学者、外交官还是企业家、当记者还是搞国际传播，都必须落脚到自己的国家，搞清楚国际关系及其与中国的关联，想一想中国应该怎么看、具体应该怎么办。所以通俗地讲，学习国际关系是为了能科学理性地认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且能运用专业知识和客观规律，解释清、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本体和主体意识一定要树牢！看看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全球变局加速、民族复兴在即、中美博弈激化，“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到处跑。面对这么一个动荡和分裂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在重大关键节点上，如果看不准、把不住，就会走偏前进方向、影响国运盛衰。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大的难题之一，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力的精英人才，壮大我们的外交和对外工作队伍。无论将来你们的个人志向是什么，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能通过几年扎扎实实的专业学习，拥有了历史素养、哲学头脑、战略意识和理论基础，就有可能获取高于常人的社会思想力，具备更强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发光出彩成才。欢迎你们加入这个国家求才若渴的专业领域。第二，专业学习如何入门？刚从中等教育毕业的学生，一下子进入这个世界知识万花筒般的专业领域，让他们在国际关系各相关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是不行的，本科教育也难以承担如此多元而有应用需要的培养任务。怎么才能找到有效的启蒙之路，获取科学认识世界的第一幅路线图，不在专业上迷失方向、迷失自己？我作为学生和过来人，有四点个人体会：一是要通晓历史；二是要掌握方法；三是要关注现实；四是要活学活用。一是通晓历史。这个专业的知识结构，打好底子和底色很重要。首先要设计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哪些课程是最核心、最基础、最实用的，注重以精读为主的知识转化，“扣好专业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让本科毕业生乃至硕士研究生掌握自主学习、持续拓展的路径和初步能力。切忌“散养”或“揠苗助长”，被晦涩的学理和无用之功所牵绊或误导。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规律的科学，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鲜活政治，理论问题是由常识性和经验性问题引发的。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迄今为止的所谓理论，都是对历史和现实实践的总结概括、解释提炼等规律性认识。实践先于理论，理论落后于实践，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特别是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变局，以及中国崛起和中美博弈的突出矛盾，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明显不足或者陷入悖论，特别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史鉴今回应现实问题，增强洞察和预判形势能力，学习历史、温故知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问题在于，要打通历史与现实的“断头路”，真正让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现在常常提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至少要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搞清楚为什么叫大变局，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导致历史的变迁，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呈现出什么新的样貌和特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和启示，我们应该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诸如此类事关时代和国际体系变迁的问题，都与世界历史有关，也与中国百年复兴史有关。国际上、外交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否定历史、割断历史或无视历史，就无法正确认识现实问题，还可能出现战略和政策“急转弯”造成的对外关系颠簸。只有把重大国际事件和各种复杂关系放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看清楚事务的来龙去脉，才能作出合理解读并把握基本规律，使现实问题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依据和参照系，避免直观地、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所以，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需要反复通读并努力做到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新中国外交史等烂熟于心，培养起以史为鉴、从实际出发的历史观和基本的专业素养，遇事先搞清来龙去脉。读历史比啃理论书籍要容易和轻松，由史起步、以史为线、循循善诱，把我们引入浩瀚的大千世界，再深化理论学习与感悟。这既符合学生由易到难的学习规律，更是被学习和对外工作实践证明是十分有益有用的。某种程度上讲，历史比某些所谓的理论要有用和可靠的多，对外工作战线需要一批熟悉国际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专业人员。二是掌握方法。本科阶段要培养的是学生掌握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素质，学会用专业眼光看世界、看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需要从主导性的方法论“本源”入手，系统掌握“母学科”的精髓，了解基本概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等等，并学习如何正确使用一些研究工具。那么什么是中国国际关系专业学习的“本源”和“母学科”，这关系到毕业生从业后，用什么基本的思维工具去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仍在探索的关键性问题。设立这个政治与历史双主修班，是一种积极探索。由于国家外交需要，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科教育中，出现一些国际关系+N的实验，+外语，+经济，+法律，+新闻传播，+金融等等。这是要通过学科交叉和“配偶式”学习，闯出一条国际关系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我在对外工作中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外交其实不缺外语人才、事务性人才和对外传播与交往人才，缺的是兼具理论、战略和政策素养，兼具战略谋划和实践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我始终认为，中美博弈最终拼的是战略谋划力，看谁能把准世界大势和发展方向，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犯颠覆性错误。到底什么样的专业配对更适用，我认为这项探索还在路上。以往国际关系专业的“母学科”，主要是西方国际关系或称国际政治理论，因为这个领域的世界主流思想理论源自西方，先后以欧洲、英国、美国为本体和中心发展起来，形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美国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建构者，掌控着国际关系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所谓理论高点，带有明显的学术和话语霸权特征。

作者简介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内容提要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已具有极化趋势，表现为两党精英及其选民在某些对外政策上的对峙，并致使相关议程陷入困境。与国内政治极化不同，美国对外政策极化更多体现在手段更具变动性，外交议程被颠覆性调整但未彻底停滞。二战以来国际角色变化、国内政治极化、越战与反恐战争以及特朗普政府极端的对外政策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极化的现象。这一现实趋势降低了美国兑现对外承诺的能力，也破坏了美国对外行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侵蚀了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判断力，并使选举政治因素掺杂其中。目前，拜登政府在区域战略、对华政策及应对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上已受到极化的影响。【关键词】：美国；对外政策；国内政治；党争极化；拜登政府“政治不过海”（politics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在全球治理领域，全球公共产品的跨国界供给并非简单的经济与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民族国家国内与国际利益平衡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内涵、类型与供给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然而，主流理论大多基于经济学逻辑，侧重分析消费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该逻辑关注了“经济市场失灵”的供给问题，却忽视了全球“政治市场失灵”的竞争问题。实际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并非完全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维展开，其中更牵涉多个供给者之间的合法性分配与领导力竞争。审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全球化是一个分化与整合并存的双向过程，由此产生的全球问题一部分源于国内问题的跨界“外溢”，另一部分源于自然环境体系本身的失衡。此外，还有一些全球问题根植于国际制度的失灵，例如国际金融危机、非人道主义干涉、核扩散等。全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流理论大多从消费侧定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作者简介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内容提要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关键词】：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理论；殖民地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卷入同一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据说这个“世界是平的”，所有国家可在其中实现民主与经济发展。事实却是，罕有国家实现发展。中国是显著的例外，在保持国家自主前提下对外开放，初步实现现代化，而美国却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吗？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民族、国家陆续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的结构如何？是不是道德的、公正的？更公正的体系应当是何种结构？处在体系不同位置的不同思想力量、政治力量与学术流派，均做出过不同描述、解释和判断，从而形成多样的世界理论范式：第一种是帝国理论，常与白人基督教种族主义理论合流。它相信强权就是真理，认定白人应统治世界。当代欧美右翼普遍以此看待世界，宣称美国是，且应该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第二种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论。它一方面把人自然化、原子化，认定其有自由交往、自由贸易的自然权利，据此断言世界是平的，所有人在其中的收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构建出“文明等级论”，认定文明者有责任教化野蛮者，必要时可进行武力强制，从而呈现为“自由帝国主义”。当代美式自由主义同样呈现了这种“两面性”：一面是政治自由主义构建了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命题，这是自由帝国主义的新版本；另一面是曾经宣告“世界是平的”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为美国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找到如下理由：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安排的角色是生产“浅层产品”，不可“越界”生产关乎“价值观”的“深层产品”。可见，欧美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交相为用、殊途同归的，共同维护其国家在各方面的世界性支配与垄断地位，共同遏制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独立与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权利和努力。以下四种理论范式则对世界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第三种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考察了帝国主义支配体系的形成和结构，从中看到多重矛盾、斗争以及裂变之势，指明革命和反抗之方向与方法，引领众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而实现自主发展。第四种是世界体系理论。以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为代表，依附性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不平等发展理论、欠发展理论、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也可归入这一谱系。这一理论范式刻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与其世界性支配、剥削机制，批判了二战后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取向的现代化理论、转型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帝国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解释了欧美的繁荣与美洲和广大第三世界的贫困与欠发展。第五种是各种后现代的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针对冷战后美国的行为构建出超级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等概念，批判性分析美式新帝国主义，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法律帝国主义、数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新型支配现象。第六种出现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认为，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转型，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转向中心—边缘结构，二战后其内部的不平等则趋于弱化。杨光斌倡导构建“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提出世界政治理论，重点研究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该理论比较重视列宁思想及其改造现实的力量。比较而言，列宁的理论最为独特：其他理论皆出自书斋学者之手，列宁却是实践的革命家，构建理论不止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主义理论也确实引发和指导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尤其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明政治方向，使其在独立建国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谋求自主发展，这些一波又一波地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支配，从而证明了其理论之科学性和有效性。苏东解体后，人们一度对此有所怀疑，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为其再添新证。尤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中国谋求自主发展的努力，遭到联合起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然、系统的遏制，从中清晰可见其帝国主义式政治价值与行为策略。由此回望全球化进程，可见帝国主义从未退场，只不过改换形态，更为灵巧和隐秘。因此，列宁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其实始终是高度相关的。据此，本文重返列宁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对其进行重述，尝试构建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modern

作者简介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内容提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理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对解析地缘环境变化与地缘冲突的独特视角。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渊源和地缘战略的逻辑，系统梳理了俄乌之间的政治关系、文化渊源，探讨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以期为大国博弈与小国安全提供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剖析。【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战略三角关系；俄罗斯；乌克兰一、引言乌克兰地处东欧平原，南接黑海，东连俄罗斯，北与白俄罗斯毗邻，西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诸国相连。乌克兰人口规模为4400万，主体民族由两大族群所组成，其中乌克兰裔约占78%，俄罗斯裔则占17%，俄罗斯裔族群主要集中在东南部近2000km的俄乌边境线上。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石和锰矿石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油气资源相对匮乏，国内所需石油和天然气的70%依赖进口，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位于欧盟与独联体的交界处，为天主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交汇处，是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亦是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战略前沿，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政治竞斗进入更激烈的新阶段，而乌克兰被卷入大国政治的旋涡无疑是悲剧性的结果。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内容提要在近代海洋商业文明和海洋工业文明向海洋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转型的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全球海洋治理呼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治理观，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秩序。海洋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时间—空间—自身维度海洋观的三位一体：从时间维度看，人类迈向深海时代，海洋推动了工业—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扩张，塑造了海洋型全球化，呼吁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从空间维度看，海洋是大陆和岛屿天然的联系纽带，是人类命运的载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打造陆海联通的全球伙伴网络；从自身维度看，海洋自身是地球最大生态体系，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涵义可概括为：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体，人与海洋是命运共同体，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克服中国传统上的以陆观海、以海观洋的内陆文明思维，确立以洋观洋、以天下观天下的新海洋观；同时也要走出西方“陆权—海权”对抗论，杜绝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陆地灾难在海洋重演，避免数字海洋时代继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悲剧。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树立人海合一新文明有助于解决工业文明时代遗留的海洋权益争端、海洋霸权等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应对数字文明观下的“数字海洋”的新挑战。【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海合一；蓝色伙伴关系。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有150个国家的领土直接与海洋相连，被称为“沿海国”。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陆海内外联动，内陆与沿海的区别不再明显。随着陆地资源日益稀缺，人们开始把目光越来越投向海洋。海洋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同时，海洋关乎世界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的走向。目前，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环境面临“圈海运动”“印太战略”等严峻挑战。海洋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调节体，关系所有国家的命运。因此，海洋治理、海洋秩序何去何从？这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固有领土”叙事是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不相容的叙事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记忆的路径依赖、对无形价值的情感框定、“自我—他者”二元话语结构，强化了负面叙事黏性。那些积极的叙事“推动者”会将“固有领土”话语建构成一种延续性的叙事模板。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纷争等危机中，东南亚声索国对中国维权行动施加了负面锚定。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的关联逻辑可以为中国主动应对南海舆论压力提供政策启示。【关键词】：南海争端；历史记忆；“固有领土”；叙事黏性；中国崛起一、引论长期以来，南海声索各方基于历史权利、情感记忆与国际法规，就南海岛礁主权、油气资源开发与水域权利归属等问题展开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各执一词，危机冲突下的指责、愤怒等修辞与和平合作背景下的友谊、睦邻等话语交织混合，构成一场“叙事战争”。其中，“南海岛礁的主权不可分割”与“固有领土”等叙事逐步形成一种叙事模板，具有较强的话语惯性与叙事黏性。例如，中国将南海称为“祖宗海”，以距今600多年的渔民手抄《更路簿》等文献作为中国经略祖宗海的物证；越南教科书与主流媒体反复宣传，国家领土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南海争端各方各执一词，这种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叙事所呈现的主权想象、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相互碰撞，形成一种非物质性的话语冲突。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领土完整的叙事话语与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直接关联。如大卫·米勒（David

作者简介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内容提要随着美国的仓促撤军，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在过去近20年中，分属两党的四任美国总统及其决策团队共同导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截然不同的总统及其团队在不同时间节点所做出的决策很难用小集团思维全部解释，其中的差异性因素需要进一步深究。在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框架下，总统及其团队在经验、忠诚度等维度上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群体互动，导致小集团思维、多元思维或其他非典型思维模型，产出相应决策结果。通过对四个决策个案的研究发现，四任总统的决策过程并非全都陷入小集团思维。不同经验与偏好的四任总统及其所决定的具有不同经验和忠诚度的团队先后形成了“导师团队”“对手团队”“合伙人团队”以及“助手团队”四类非制度化的群体互动，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模型与决策结果。人事即决策，总统依照个人风格与政治需求所决定的团队构成一定程度上设定了未来决策的生态与方向。基于总统制的纽带作用，美国国内政治发展也正在明显牵动其对外政策的选择与走向。【关键词】：美国对外决策；阿富汗战争；群体决策；总统角色；群体互动一、引言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塔利班快速占领喀布尔、取代加尼政府并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地区。这一事态发展很快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其国力有限性乃至霸权终结的激烈讨论。关于拜登及其团队决策失误、失职的批评与指责不绝于耳。客观而言，虽然拜登对阿富汗战争的立场广为人知，但相对熟悉外交事务的他做出如此争议性决策仍令人意外。对此，较具代表性的解释即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内容提要人类历史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此起彼伏，古有“十字军东征”，今有“文明的冲突”，都是过于强调自己价值观，对不同价值观包容性不够。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以所谓的普世价值面目出现，滥用于世，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一、普世价值的虚伪“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幻觉，经历了从赤裸裸的基督教一神论到现代性、全球性的变迁。“普世”的概念源自一神论的基督教。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被荣称为“普世牧首”。那时的“普世”原文是oecumenical，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概念，但是，这个世俗化的“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爱因斯坦相对论，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起作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如果不是近代欧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主导了全球化，普世价值论也就不会滥用于世。细究起来，普世论有三大把戏：其一是把偶然的说成必然的。欧洲领先于世界，源于工业革命。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把它当作历史的必然，笃信历史的“线性进化论”，甚至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产生“李约瑟之谜”“大分流”理论等伪命题。其二是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欧洲人倡导普世价值，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将欧洲的地方性价值观，说成是世界性的、先进的，完全是自欺欺人。其三是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五百年前谁著史？欧洲近代领先世界，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的周朝，但是普世论者将这种短暂领先包装为永恒，似乎原本如此，且永远如此，只能是在制造神话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说存在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因而是虚伪的。美国对内秉承“天定命运论”，对外倡导“美国例外论”，就是这种悖论的体现。欧盟的铭言是“多元一体”，也是对内高喊“多样性”，对外高喊“普世性”。费孝通先生指出：“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传统的基督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彼此体恤相爱，耶稣把爱人如己作为最大的诫命之一，要求基督徒遵行，强调不光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以爱相待。西方基督教的“兼爱”思想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几乎丧失殆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也就变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景。更何况基督教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我们一他者”（us-others）的分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基本语境是指基督徒。宗教共同体解体后，取代宗教成为西方精神武器的是普世价值观，不接受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和群体即被视为异端和非人，像这样极化的二元主义是一神教的固有矛盾，当今世界的诸多争端皆源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了西方“我们—他者”的二元区分，以最大层面的包容——万教归一，帮助西方和世界找回早已丢失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基础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在世界整体内在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为唯一选择的全球化时代，游牧、农耕、商业乃至工业文化的差异消失了，世界面临共同的文明挑战。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认为，中国是欧洲文明的“福分”，中华文化一直为西方文化提供滋养。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历史，更不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德国哲学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与“伙伴”的交流，开放对话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互融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一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一人”关系。今天，这种“引人入胜的时候”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将三大世界级文明：中华文明（着眼于“人一人”关系，强调做人）、印度文明（着眼于“人一神”关系，强调做信徒）及西方文明（着眼于“人一自然”关系，强调做事）再次融通起来，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在21世纪再现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的文明历程，对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和合气象。当然，中、西、印文化的命运观是不同的。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强调必然性。它起源于希腊人“moira”（命运）观，与早期的圣地空间结构相关，后来又与“logos”（逻各斯）联系起来，最后在理性化升级中，成为与“law”（自然规律）类似的东西。对西方文化来讲，命运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彰显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缘起型命运建立在印度哲学的空—幻结构中。它关注现象上的每一因素、条件，注重在时点上偶发的各种互动即所谓的samutpāda（起），命运就在偶然的缘会中产生（起）互动。中国的命运观则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中国人的气化万物中，具体之物因天地之气化而生，称为“命”；一旦产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质，称为“性”。产生之后，开始作为具体之物有了生、长、亡的过程。人的这一过程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互动而进行的，受天地运行影响，天地运行称为“运”。中国的“命运”内涵既有宇宙生物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产生之后在与天地的互动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两者合一构成中国的命运观——既承认必然性，又注重灵活性。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也可概括为：一神论、多神论、无神论。一神论虽也宣称多元一体，但本质是同质性文化，主张普世价值，唯我独尊，造成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多神论主张生命轮回观、价值相对主义，很难团结；无神论既世俗化又尊重不同信仰，利于大一统，能够实事求是，倡导“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关系，即任何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其特殊性和它所处环境的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中国天下大同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宗教文明和民族国家。世俗文明是人间主义，不是不信仰宗教的世俗化（secular）的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和复兴，彰显了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是尊重信神的自由。也尊重不信神的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俗伦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中，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讲的“贵和”理念，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贵和”的内涵是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调共存，这种智慧或许能为未来的多文化、多神信仰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界，人间不否定神，可以有多神，但主要是人的世界，而且可以天人合一。人间烟火，常识理性，都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实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又驯服了资本，驯服了技术，驯服了神；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又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既反对霸权体系，又超越霸权，开创了没有霸权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实现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心。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都是一条龙，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要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去霸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The

作者简介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知识基础，然而作为学科的政治思想史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虽有很多学者从议题和方法层面进行了反思，但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一学科的价值究竟何在？到底如何判断一项研究的价值和创新？本文剖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难以证明自身价值、影响知识积累的四种表现：“思想介绍”、“贴标签”、“虚构思想史”和“替代政治史”。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倡导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一分为二”，确立经验导向和规范导向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经验导向旨在还原历史真实，可以在“思想—思想”、“社会—思想”、“思想—社会”等三个方向做出解释；规范导向旨在提出新的命题，以发现“更优的规范性概念”和“更好的论证方式”等两个方向为评判标准。更合理的政治思想史学科体系，不仅有助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真正形成知识积累，也将为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关键词】：学科建设；政治思想史；价值危机；经验规范古今中西的学术和实践告诉我们，政治思想史汇聚了历史上有关政治的伟大思考，是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一。然而，近年来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却呈现出巨大颓势，不仅青年学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许多资深学者也察觉到如下的危机：学术规范远未健全（1），不少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是作者的读书笔记，这种以读书笔记代替研究论文的现象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很罕见；研究对象高度重复（2），年轻学者要么重复研究经典思想家，要么被迫选择边缘人物；评价标准极其模糊，很多研究者都对同一位思想家或者同一个命题做出了解读，但常常缺乏明确的标准去判断哪种解释更可靠；学科身份十分尴尬，不仅在政治学学科内部，政治思想史研究难以承受政治科学研究的挤占（3），在学科外部，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历史学学科的思想史研究、哲学学科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也难以证明自己的独特意义（4）。进一步看，这种危机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学界，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目前政治学规模最庞大、专业分工最成熟的美国，迄今为止也没有以“政治思想史”（history

作者简介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内容提要国家联结人民为一体之主要机制是宗教和政府，宗教作为“铺轨车”所塑造的两者关系，决定国家形态的深层结构。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在西方，神教贬抑世俗政府，政府缺乏道德正当性与政治自主性，也就缺乏必要的覆盖和穿透力量，故其在古代无法抗衡教会，形成神教统治秩序；进入现代，仍不得不借助神教构建国民，结果形成了自我神圣化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教会转化为社会，社会自我神圣化、抗衡政府权力，结果形成了自由主义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关键词】：文教国家；神教秩序；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国家理论过去百余年间，中国致力于构建足以应对外部危机、实现文明复兴的国家形态，相关历史性和规范性研究成为学界中心议题。中国是因为失败而被纳入世界体系的，所以学界常以西方为尺度进行历史性研究、做出规范性判断：传统中国是天下秩序，应转型为西式民族国家形态；传统中国实行王权专制统治，应转型为西式自由民主国家形态。

作者简介徐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外交学系副主任。内容提要文化遗产外交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新创设的一个学术话语，旨在描述围绕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合作及协同治理的外交行为。在学术层面，它是遗产人类学与外交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因文化主流化在国际发展议程中的凸显，文化遗产外交与国际援助中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援助开始紧密相交。多边文化遗产外交实践呈现出多元行为体依托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协作助推国际援助，实现贯通文物保护、人道救援、社会发展、灾后重建等多个领域的跨国治理；双边文化遗产外交则因欧美主要国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被全面纳入其官方发展援助之中。尽管文化遗产外交的基本表象因其扶危救困和助力发展国际援助的特性而广受好评，但在其积极正面的外观之下也隐含着特定主权国家精细计算之后的多重外交考量。对在文化遗产外交领域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携坦荡历史促多边文化遗产外交，以双边文化遗产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启对文化遗产外交的总体战略设计和相关跨学科研究，应是中国文化遗产外交实践与学术探索的可行进路。【关键词】：文化遗产外交；文化主流化；国际援助；人道主义救援；发展援助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传承与持续演进的重要成果和物证，也是实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独特载体。因其“穿越时空”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视。然而，由于暴力冲突、自然灾害、资金与技术能力所限等众多原因，世界上从史前遗址到标志性古迹等众多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乃至损毁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常常与冲突和灾害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与之伴生的贫困、失业等社会发展问题彼此交织。随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出，文化遗产保护首次被纳入国际发展议程。在这一背景下，由西方主要国家主导和参与，由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推动，将文化遗产保护治理纳入国际援助之列的文化遗产外交实践，在近年来异常凸显。这一凝聚全球各类行为体之力，横跨文物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灾后重建和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的跨国治理行为，虽然大多数呈现积极、正面的表象，但在实质上却隐含着主要西方国家的多重战略考量。从文化遗产外交的基本概念和具体实践切入，探究主要西方国家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治理表象背后的真正战略意图，应成为中国开启自身文化遗产外交顶层战略设计的起点。一、相关概念阐释与主体作用明晰由于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清楚解析文化遗产外交的内涵，需汲取遗产人类学、外交学及国际发展研究等多个相关概念，并明晰文化遗产外交实践本身的重要实施主体。（一）遗产外交、文化遗产外交及其与国际援助的交叉性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相关界定，“遗产”（Heritage）是指由人类文明的创造和自然界的变迁而形成的杰出艺术典范和致美自然奇观，它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貌似与“遗产”相去甚远的“外交”，是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而进行的各种外事活动的总称，也是国家阐述、协调和确保自身特定或更广泛利益的手段。“遗产”与“外交”这两个名词对搭，已然成为近年来西方学界生发出的一个全新学术话语。它给人的某种陌生感和新鲜感，一方面说明从属于人类学的遗产人类学与国际关系学项下的外交学之间总体尚有距离，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业已开始。最先提出“遗产外交”这一话语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提姆·温特（Tim

作者简介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黄敏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民众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无知盲从的公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非理性化和舆论空间的失衡。在社会心理学中，“达克效应”被用来揭示“无知者更自信”的过度自信现象。本研究以中国普通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政治认知能力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认为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政治认知能力越高的网民则越倾向于低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在政治领域存在“达克效应”现象，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部分解释过度自信的来源。过度自信与偏右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相关，显示其在政治议题和舆论上具有一定影响。本文认为，社交媒体在拓宽大众参政议政渠道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部分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关键词】：过度自信；达克效应；政治知识；政治能力；现代国家治理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将国家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运用现代化治理方式实现现代化治理成效的过程，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层面，前者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后者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政策执行力的培育，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培育，离不开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政治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因此，俞可平指出，“除了制度因素外，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效能的，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都无法离开普通公民的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罗伯特·帕特南将这种基于信任、合作和互惠基础上的公民能力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它是民主制度这台机器高效运转的“润滑剂”。

作者简介王一鸣，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研室，部门专家，博士。内容提要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按照关键性选举理论，特朗普的出现既是美国政党体系裂变更迭的必然规律，也是两党长期回避楔子议题所引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在第七政党体系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的显著征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关键性选举相比，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成功掀起了民粹主义革命，但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出现的叛变州数量较少，选民议题偏好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尚未引致决定性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本质上是两场争议极大、影响极深、但尚未背离常规意涵的选举。然而，“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推动了两党的政党纲领同步向左右两端分化离散，促进了两党内部民粹主义派系的快速崛起，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特朗普时代”未能实现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将在“后特朗普时代”得以沿承，最终将引致一场注定到来的关键性选举。【关键词】：关键性选举；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政治极化；身份政治；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2016年，特朗普在一场极富“关键性”的选举中成功掀起了美国的民粹主义革命，将自身塑造为反移民、反建制、反全球化的克里斯玛，赤裸裸地叩问本土白人选民的身份认同，成功激发了其拥戴者与憎恶者以总统为分水岭进行选民联盟重组。四年过后，美国在一场看似同样“关键”的选举中暂时告别了特朗普时代，历经了国会暴乱与二次弹劾，特朗普在整个社会的深度分裂中离开白宫。然而，悲愤难平的特朗普选民犹在，为“特朗普主义”裹挟的共和党右翼犹在，被特朗普戳破的美国社会伤痕犹在，“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第七政党体系已然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更迭的显著征兆，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

中国经济外交夏季形势分析会“经略东南亚：经济与安全”在线举行经济外交项目组2020年7月1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主办的中国经济外交季度（夏季）形势分析会

越南经济超速开放下的“喜”与“忧”经济外交项目组2020年6月8日，越南国会表决通过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欧越自贸协定”）和《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简称“欧越投资协定”），其中前者预计将于8月1日正式生效。这成为继2018年底“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之后，越南对外经济开放历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越南与发达经济体共同达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高标准FTA，欧越自贸协定的生效不仅直接影响越南的经济利益，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该国的国内结构和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一、新协定使越南面临制度改革与产业竞争压力欧越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于2012年，并于2015年结束，此后进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存在的最大障碍在于两个协定对自由贸易与投资保护的标准定位较高，对于越南而言可能面临执行难题，而欧盟一方则对于越南的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依然存在一些顾虑。直至2019年6月，双方才正式签署协议；2020年2月欧洲议会批准两个协议，同年6月越南国会也审批通过。由于投资协定还要求得到欧盟各个成员国国会的批准，欧越自贸协定将于2020年8月先行生效。但欧越自贸协定的加速推进并未以降低标准为代价，因此越南即将面临的制度改革和产业竞争压力未有丝毫减轻。在制度建设方面，现阶段越南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限制了该国内部的市场化水平，而欧越自贸协定的高标准主要体现在，对于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越南在协定生效后必须对相关制度展开较大幅度的改革。首先是工会制度的改革。新协定要求越南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为劳工维护自身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其实早在2019年11月，为了践行加入CPTPP时的承诺，越南国会已经通过了《劳动法》修订案，新增了“允许成立独立于越南总工会及其下属工会组织以外的劳动者自己的工会组织”、“政府不干涉企业的薪酬制度”等条款。修改案的通过是越南在CPTPP压力下对有关劳工权利的制度（以允许建立独立工会为重点）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但目前的实践仅停留在基层层面，影响或效用相对有限。今后在欧越自贸协定的又一层压力下，越南建立独立工会的实践要求将进一步提高，日益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工会制度靠拢，但这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削弱越南政府介入市场的权力，顺利推进实非易事。其次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越南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发源于欧越自贸协定的施压，但该协定对于越南国企改革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协定第11章强调，双方的国有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时应与其他私营企业一样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尤其是越南国有企业的治理应该符合企业治理的国际标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欧越自贸协定对于越南的公共采购制度也作出了改进规定，即越南的公共采购项目应允许欧盟企业参与竞标。上述条款对于越南政府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政商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越南国有企业的固有优势及其在某些项目中的垄断地位。但由于当前国有企业创造的产值占越南GDP的比重高达40%，或者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越南经济的支柱，也是越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越南政府按照新协定的标准对国企进行深度改革可能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损失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在产业发展方面，越南通过欧越自贸协定向欧盟开放市场，涵盖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多个领域，这意味着越南各大产业部门及企业将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新协定货物贸易关税削减标准高达99%，在生效后10年内分阶段实现，双方货物进出口基本接近零关税。在同等条件下，欧盟一方的产品与企业竞争力相对较高，而且欧越自贸协定中的大多数规定本身就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法规为模版，欧盟企业无需耗费太多的改革与适应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新协定的红利；相比较之下，越南在与欧盟的产业与企业竞争中所占优势较小。比如在汽车行业，越南的零部件生产与组装被要求对接国际标准，并简化与规范海关程序，使欧盟的相关产品在进入越南时无需再专门接受越方的测试与认证环节，这将为欧盟汽车进入越南市场提供极大便利。与此同时，由于与欧盟相比，越南的汽车产业对外国零部件供应的依赖程度更深，而新协定的原产地原则（rules

中国经济外交2019年年度报告：从应对贸易冲突到预防经济脱钩经济外交项目组2019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相比2018年更为复杂严峻。中美贸易争端在经历了螺旋式升级之后，虽然终于在2019年年底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很少人能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持乐观态度。关于中美经济脱钩的讨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已经成为重要话题，剧烈的贸易冲突暴露出捍卫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而中美部分脱钩被不少人认为是化解中美各自经济安全隐患的一剂药方。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从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走向部分脱钩，这是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从来未有的现象，它将给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影响。而如何预防和化解中美经济脱钩的负面效应，是中国2019年经济外交的重要使命。一、全球经济体系的裂变与聚合在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的背景下，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尤其是全球制造业陷入了衰退危机，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长均面临下行压力，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挑战。此外，主要大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持续破坏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正式停摆，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压力增大，多边贸易体系面临重大危机，全球经济治理命悬一线。中国既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稳定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又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负重前行。（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2019年，世界经济陷入同步放缓境地，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是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日渐减小，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发达经济体中，欧洲整体经济增长低迷，主要国家增长势头疲弱，前景较为黯淡，IMF公布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2%，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尤其是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其国内制造业增长低迷，陷入衰退困境，2019年GDP增速仅为0.6%,，创下6年新低。在英国脱欧、贸易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也增长乏力，几乎都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英国在2019年第二季度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日本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由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消费税上调等原因，日本制造业增长乏力，出口面临困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2019年日本GDP增速仅为0.7%。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维持温和扩张势头，在主要经济体中可谓“一枝独秀”，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失业率维持在50年来最低水平，IMF发布2019年美国GDP

“中美经济走向大脱钩？”会议综述经济外交项目组2020年6月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承办的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20）发布会暨“中美经济走向大脱钩”研讨会顺利举行，相关会议综述如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在引导发言中首先介绍了经济外交项目组的最新成果《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20）：在世界经济裂变中负重前行》，代表项目组以十件大事为线索梳理了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内容，并展望了2020年中国经济外交所可能面临的三大风险：中美经济脱钩风险、产业转移风险、国际经济外交联盟重新分化组合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2020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五个主要观察点：一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及中国加大的开放力度是否能拖住美国脱钩企图；二是RCEP和中欧BIT能否如约签署；三是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呈现必要的收缩态势；四是中澳及中加经济关系可能会继续动荡；五是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关系能否实现新的突破。李巍

中美金融脱钩进行时？经济外交项目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用这句话来描述当前每天都有坏消息的中美关系可能再适合不过。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使得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中美的贸易和技术之战正在蔓延到一个新领域——金融。此次美国制裁冲击香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地位，外加此前瑞幸引发的中概股退市事件以及美方索要“国债赔款”，这一连串的事件已全面展现出2020年中美“金融脱钩”的模糊轮廓。中美打响“香港战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或遭挑战2020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中国近日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港区国安法”），公开表示“香港已不再拥有高度自治，无法再享受美国1997年7月以前一直给予香港的法律待遇”。随后，特朗普在29日专门针对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透露出美国政府将尽快公布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重新检视对香港的出口管制和签证安排，将对香港和中国内地一视同仁等。其实早在5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疫情催化国内大豆供应困局经济外交项目组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酵，各国纷纷采取封闭的防疫措施，贸易流通渠道受阻，这对全球贸易链条造成巨大冲击，农产品贸易市场也难以独善其身。过去两个月里，包括越南、俄罗斯在内的11个国家先后宣布农产品出口禁令，农业贸易中下游国家则加快粮食进口，市场投机行为增加，全球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剧烈。

中美经济继续在脱钩轨道上滑行经济外交项目组2020年4月，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发酵，截至4月30日，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320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超106万例。面对疫情不断蔓延的紧张态势，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国内应对不力的矛盾焦点转移至中国，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引发疫情扩散，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战，这使得中美关系竞争性和对抗性进一步加剧。作为全球公共危机，新冠疫情未能成为中美合作抗疫、缓和关系的契机，相反，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强硬政策不断升级加码，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一步步成为现实。本月，特朗普政府在金融、对华出口管制、产业链、通信等领域又有新举措或新表态，中美经贸关系再次被笼罩在浓重的阴云之中。瑞幸咖啡引爆中概股在美“信任危机”2020年4月2日，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瑞幸咖啡承认在201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期间存在伪造交易行为，涉及销售额大约22亿元人民币。这一事件使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遭遇巨大压力，瑞幸咖啡本身面临退市风险，其他中概股也受到拖累。瑞幸事件曝光后，做空机构还发布了爱奇艺、跟谁学等中资企业的做空报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杰伊·克莱顿甚至建议投资者近期不要将资金投入中概股。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遭遇“信任危机”并非首次，早在2010-2012年间，部分在美上市中企就因为财务造假问题遭遇一系列集体诉讼，导致市场大规模做空中概股，中概股股价大幅下跌，不少中国企业被停牌或退市。不过，第一轮“信任危机”促使中国企业更加重视公司内部治理，中概股海外信誉和形象逐渐恢复。然而，在中美关系紧张态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或将给予美国利用金融战工具打压中国企业的新机遇，中美金融摩擦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今后，美国或将继续利用在美上市中国企业跨境监管问题对中国施压。4月21日，美国证监会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公开发布声明，表示PCAOB难以获取中国的审计底稿，中概股存在重大投资风险，这一声明将中美在企业跨境监管领域的矛盾再度暴露出来。此前在2013年5月，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与PCAOB签署执法合作备忘录，允许PCAOB针对美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案件要求中方提供相应的审计底稿，中美正式开启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不过，备忘录并不允许PCAOB基于常规审计检查需要而要求中方提供审计底稿，这也成为美方的不满之处。2019年6月，共和党对华鹰派议员卢比奥曾提出《平等法案》，要求美国加强对上市海外公司的监管，这表现出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瑞幸事件暴露出中国上市公司合规治理的重大缺陷，中国证监会也表示将依法核查，但在中美关系愈发紧张的背景下，双方能否排除政治干扰，借此机会推动企业审计跨境执法谈判，仍是前景难料。此外，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可能成为美国利用金融战工具限制中企赴美上市、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的新节点。近年来，随着中国境外上市政策不断完善，中企赴美上市进程加快，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4月底，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共247家，合计市值约为1.5万亿美元，大批新兴企业通过在美上市获得了发展初期至关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借瑞幸咖啡事件提醒投资者谨慎对中概股投资，无疑会加剧中企在海外的负面形象，增加中企赴美上市融资的难度。做空机构也可能趁机恶意做空中概股，加深海外投资者对中企信息披露和财报质量的不信任感，增加中概股融资难度，甚至引发中企海外退市。美国除采取手段限制中企赴美上市外，还可能利用国内金融制裁法律框架对中企定向打击，双方金融脱钩的风险有扩大的可能性。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继续加码2020年4月2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防止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从美国获取民用技术以发展武器、军用飞机或监视技术等。根据美国商务部声明，具体的规则更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扩大适用许可证要求和审查政策的物项的范围；二是删除“许可例外民事最终用户”；三是修改“额外的再出口许可”。美国通过以上规则修改增加了中国从美国获取技术的难度，第一，美国扩大了部分许可证要求范围，将位于中国的军事最终用户纳入管制；第二，美国拓宽了军事最终用途和军事最终用户许可证要求的物项范围，新增物项涉及材料加工、电子、电信、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以及推进类物项；第三，美国要求对华出口物项均需要电子信息备案。美国此次修改出口管制条例，主要针对中国，通过持续加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中美技术脱钩的前景。美国出口管制最新举措主要针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此前，根据“许可例外民事最终用户”规定，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无需工业与安全局审核，美方企业可向国家分组D:1列（中国位于此列）的民事最终用户或最终用途出口受管制的物项。而今，美国删除“许可例外民事最终用户”规定，大大增加了中国民事最终用户获得美国技术的难度。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中美技术战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已采取多项措施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获得美国技术，中美科技关系或将继续向脱钩方向发展。过去，中美推进科技合作的逻辑在于，美国对华出口相对落后的技术和产品，使中国依赖美国技术，美国企业则获得用于进一步创新的资金，使美国整体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同时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然而，当前中国部分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在美国看来这将动摇其技术霸权地位，因此不遗余力打击中国高科技行业，对中国科技限制的领域扩大、方式也更加多元化，推动中美继续在科技脱钩的轨道上前行。尽管美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努力遭到国内商界以及部分盟友的反对和质疑，但是在美国技术霸权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发酵下，中国企业也将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努力，或将使双边科技关系渐行渐远。美国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新冠疫情对跨国产业链产生一定冲击，使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行业和国家受到直接冲击，对制造业存在严重“空心化”现象的美国也带来一定警示效果。美国政客借疫情鼓动中国与世界“脱钩”，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疫情有助于美国在华企业回归本土，促进美国制造业振兴和经济增长，卢比奥等提出法案，要求美国降低在医药制造领域的对华依赖程度，维护美国医疗供应链安全。2020年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公开呼吁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表示美国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将企业回流支出抵扣应税总额，这有助于减轻回流本土企业的税收负担，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回迁美国买单。近年来，由于中国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关税效应，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供应链已经发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从中国大陆转移至东南亚、南亚地区，部分以北美为目标市场的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国关系愈发紧张、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国家各自为政甚至落井下石的机会主义蔓延，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国家和企业在布局和调整产业链时或将地缘政治因素放置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分散生产基地、增加供应渠道等，降低国际政治经济紧张局势对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维护供应链安全和生产稳定性。特朗普政府一直希望美国企业能回流本土，振兴本国制造业，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然而制造业回迁成效并不突出。面对疫情，美国政客借机吸引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回本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济脱钩的风险，中国面临的产业链“去中国化”风险也在不断增大。例如，日本已推出22亿美元用于支持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回日本的企业。未来，如果中美战略互信程度继续降低，全球价值链将延续“多元化”和“去中国化”态势，其他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将更加注重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跨国企业的“回缩”可能会加剧，中外经济依存度也将持续下降。美国或将撤销中国通信企业在美营业执照2020年4月，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开展电信业务的营业执照，进一步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美国电信基础设施之外，这将加剧中美在通信行业中的脱钩。中国电信业三巨头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获得营业执照进入美国市场，中国移动于2011年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交在美国市场提供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经过8年漫长的等待后于2019年5月遭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全票否决，这也是美国政府首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一家通信运营商的服务。中国移动进军美国市场折戟而归后，已在美国扎根十余年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中国电信运营商则面临营业执照被撤销的风险。2020年4月9日，美国司法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等多个机构联合敦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其撤销和终止中国电信在美国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联邦执照，以确保美国的通信安全。4月24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命令三家中国电信企业在30天内对自己得到许可证的原因进行阐述，对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作出解释，并且回应其他美国监管机构作出的指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中国电信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和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近年来，美国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资企业赴美投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格外关注外资对美国新兴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美国还不断排除中国企业在美国电信基础设施领域的存在，2019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购买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通讯设备。在禁止中国移动在美运营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矛头指向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关闭中国电信等企业的在美业务。美国政府限制中资企业在美运营、打压中资企业的政策无疑为日益紧张的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再添阴影，增大双边经济脱钩风险。

F.Kennedy）总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冷战斗士并且亲身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获得借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为危险的时刻。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上述质疑，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已，其中多数反映了外部质疑者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体制特征的怀疑和偏见，以及内部质疑者对“一带一路”政策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无谓担忧，但是也有一些观点的确值得我们自省。

作者简介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内容提要“正义”与“平等”都是判断社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它们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平等”本身并不是社会追求的目标，人们因为追求“正义”而要求“平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一价值要求政治共同体“平等待人”。“平等待人”的政治原则包括两个部分：“地位平等”和“分配性的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所谓“地位平等”包括“道德意义上的平等”和“平等权利”，而“分配性的平等”则规定了人们对资源和机会的合法占有。前者与“分配正义”无关，而后者与“分配正义”紧密相关。正是在特定的分配正义的框架之下，人们才能对分配领域的各种平等诉求做出取舍和选择.【关键词】：正义、平等、社会分配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分配正义的热烈讨论，同时，也将“平等”这个古老的话题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纵观西方当代政治哲学近50年来的研究，学者们围绕着“正义”与“平等”两大主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然而，对于正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却还远远没有辨析清楚，下面我将尝试厘清正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一、正义要求“平等待人”在柏拉图最初的讨论中，正义与平等并非是一致的，而毋宁说是相反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将正义阐释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而与这一正义理念紧密相连的正是统治者、护卫和平民三个阶层组成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为了维护等级制的社会，柏拉图甚至不惜以谎言来为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在其编织的“高贵的谎言”中，金、银、铜、铁铸成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灵魂。可见，柏拉图在根本上认为不同阶层的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并以人们出生的不平等来论证社会的不平等。无怪乎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批评柏拉图：“平等主义是他的头号敌人，他将倾力摧毁它，毫无疑问就他的真实信仰看，平等主义是最大的邪恶，最大的危险，但他对平等主义的攻击并不足信。柏拉图不敢公开地直面这位敌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并没有完全继承老师的正义理论，而是将正义朝着平等的方向拉近了许多。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社会的正义分为三种：交换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其中，对于分配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分配给每个人符合其成就和优点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论述到：“每个人都同意根据人们的某种成就或优点（merit）进行分配是正义的，但每个人对于成就或优点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民主派认为成就和优点就是做一个自由的公民；寡头派认为，成就和优点就是财富或高贵的出身；而贵族派则认为是美德(virtue)。（1131a25～30）”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表明自己对于“何为成就和优点”的看法，但从他对贵族制的推崇来看，他应该会同意贵族派的观点，将美德作为人们“应得”的标准。由此，亚里士多德对于分配正义的原则可以理解为按照每个人的“美德”来分配，这已经包含着某种“平等待人”的意味了。

本文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长度、广度、高度和深度来说明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命运的深层关系。简而言之，政治体制好则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政治体制不好又拒不进行改革，则社会主义事业迟早必然衰败灭亡。

就共和党而言，随着“奥巴马联盟”的瓦解与“茶党”势力的崛起，共和党在中西部和南方同步且逐渐地收获了更多选民支持。比如，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2012年输掉了位于“锈蚀带”（Rust

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总之，“中华民国宪法”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坚持按照政治问题的标准（即是否有助于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来对其进行评判。以此标准来看，前期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后期其消极作用凸显，积极作用衰微。

第十一条，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11532??当前处理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政党的关系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1848年2月24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迄今已有170年。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