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社会要有起码的公平正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对积极的社会管理的提法很感兴趣。这里发的是原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四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此后便没有在正式学术刊物发表过文章。所以我说，我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退出学术界】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理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群体生活，群体生活必须以基本的秩序作为保障。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管理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强调，则源于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的不断增加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冲击。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现在对社会管理的刻意强调，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风险的挑战。事实上，与传统社会相比，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趋势主要源自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再分配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调控机制的间接化和复杂化，而且，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由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制，外部因素“楔入”内部结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复杂。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生活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四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分化，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五是快速的城市化。与简单的乡村社会比，城市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社会结构都是如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风险在明显增加。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系统风险的增加。而社会的转型，无疑又为社会风险增添了新的因素。简而言之，上述几方面因素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才能协调各方关系，应对复杂的局面，提供社会生活的秩序。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这种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做出回应？如何形成能够面对复杂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来自何方？这样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对社会管理的误解，即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鉴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经历，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很容易的。就此而言，将社会管理区分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理是很有必要的。消极的社会管理是以被动防范为手段，以维护现状为目标。而积极的社会管理则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目标。虽然在积极的社会管理中也要努力应对和化解现实中某些消极因素，但它的目标更具有进取性。从长远来说，积极的社会管理无疑有着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也是我们应当着力倡导的。这里之所以提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理的概念，是为了避免一个误区，即在种种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之下，片面的从消极社会管理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管理，并在实践中将社会管理变成片面的社会控制。前一段时间，有两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一件事情是福州大学部分学院实行的恋爱实名制，另一件事情是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个人出行等情况。这两件事情，看起来都是细微末节的小事，但经媒体报道后，有的已经取消了类似的做法。但这两件事情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逻辑，或一种治理社会的方式，特别是在举国上下都在强调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两件小事所隐含的意义便凸现出来了。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做法具有一些共同的制度性特征：都是以实现某种管理为目标，而以控制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控制的具体途径是以公权力介入个人的私生活，在公共权力和私生活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在权力介入个人私生活的时候，相关法律是被弃置一边的；这种介入的过程，都是可以解决某方面的问题为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手段是服务于目的的。这两件小事提醒我们，在面临加强社会管理的现实因素面前，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积极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积极的社会管理旨在改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来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换言之，管理本身不是目的，管理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偏离这样的基本目标，社会管理就会误入歧途。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是，前一段各地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则纷纷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作为规划的目标和施政的导向。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一次，他们不但很早就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而且制订了系统的幸福指数，以作为对政府和官员的具体要求。用他们的话来说，在其他地方还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广东已经在开始发展经济了。而在其他地方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时候，他们已经将提升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了。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地方政府也提出增强居民幸福感的目标。比如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重庆提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地区，不少省份纷纷放缓了生产总值增速，同时不约而同地调高了城乡居民收入预期目标。将增进居民幸福感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幸福感理念的复兴，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生活进行反思的结果。而这种反思的背景，是我们人类在追求幸福感的途中，将手段误当做了目标。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8年写过一篇在今天读来仍具有意义的文章，《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从16世纪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积累和科技发明出现了。这两个因素使得人类进入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于是，凯恩斯乐观地预见到：“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他接着写道，“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作牺牲。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回顾和反思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从历史上的积贫积弱的历史走过来，就是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阴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生发出对发展的追求与甚至是对GDP的崇拜。就此而言，我们获得了成功。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100倍，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社会财富看，有人委托专业机构测算广州和深圳房地产市值。按照最高的价格计算值两城市各达到50万亿元，去掉可能的水分还各有30万亿元[

短短16年，美国经济远超欧盟，为什么16年前，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旗鼓相当。但如今，美国经济比整个欧盟的总和还要大50%。现在，全球十家市值超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创造了其中9家，欧洲是零。为什么美国和欧盟在16年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Lehmann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欧洲的监管文化制造了一个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欧洲正被繁琐的官僚流程所淹没，就业法使招聘和解雇变得极其困难，税率压垮了小企业，要求符合规定的成本扼杀了创新。在法国，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国只需要4天。监管文化让欧洲丧失了创新的氛围和环境。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斯德哥尔摩，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相同的反创业心态。创始人常常受到质疑，因为“企业家”

2016年2月24日，我在微博上转载了下面的官媒消息：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1月25日至26日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握大局大势，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抓好落实，务求工作实效，激励广大离退休干部为“十三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接着，在这条微博的后面，我又发了下面的几条评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政府有花不完的钱。养了很多机构和人员。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企业负担重，社会失业压力大，真的养不起了。在这种情况下，精简机构势在必行。老干部工作系统即是其一。老干部享受许多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和民众意见的重要原因。实在没有必要再继续维持这样一个机构了。促进社会公正，是本届致力的目标之一。平等、公正的理念已经写进核心价值观。撤销老干部工作系统，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的实现。二是可以为精简机构开一个好头。精简机构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总得有一个突破口。至于老干部发挥余热，可以通过社会途径。在相当一部分老人，尤其是农民，养老金非常微薄，而老干部已经享受优渥的退休待遇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再设一个专门的老干部工作机构为其提供服务呢？对于一些现在还不能不做的老干部工作，可以交给工会。反正工会也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工作。随着养老退休制度的并轨，这项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觉得，现在是需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了。实际上，在过去这些年，有关的呼吁就不绝于耳。广东省原省长朱小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干部局正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部门，要尽快革除，不然既跟不上形势，也对不起人民。改革时代的公共政策，要向多数人的利益倾斜。实际上，放眼全球，当今世界各国都找不到老干部局这样一个专门为退休老干部这样一个群体服务的机构。经济学家贺阳曾说，第一，我对老干部这个群体充满敬意。我的祖辈、父辈就有离退休干部。第二，我对离退休干部工作者充满敬意，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老干部局应该全部撤销了。贺阳说，全国有多少在老干部局工作的公务员？不知道。我了解的编制最多的一个老干部局，编制超过一百，抵得上一个副部级国家局的编制。别的不说，眼下，在土地财政的终结、地方债务压力沉重、由经济疲弱导致的税收下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处于相当紧张甚至入不敷出的状况。不少地方，发工资都已经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精简机构已经势在必行。上面微博的内容是2016年发表的，距今已经8年的时间。这件事情应该做了。推荐阅读：【八面来风】这几年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世界的张力在积蓄，在积聚，在增强孙立平：关键是两个地方转不动了孙立平：假设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欧洲能不能独撑乌克兰？变数是哪些？【八面来风】这些年形成了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批评，甚至容不得讨论孙立平：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八面来风】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孙立平：上一波发展，始于一个基本的定调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巴菲特到底看到了什么人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最近，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最新的财报。令资本市场不安的一点是，尽管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第三季度上涨了超过10%，巴菲特却选择继续减持苹果股票。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共减持了约三分之二的苹果股票，卖出金额超1000亿美元，也使得他的现金储备达到了创纪录的3250亿美元。苹果公司作为伯克希尔最大的单一投资，持有时间已经长达8年。2016年第一季度，他们便购买了10亿美元的苹果股票，并在之后不断增持，到2020年底已达到约9亿股，投资总额高达311亿美元。随着苹果股价不断上涨，他们的收益已在400%以上。巴菲特在今年年会上提到，目前的资本利得税率相对较低，但未来可能会上调，因此现在出售部分股票可以帮助公司锁定利润、减少税负。这可能也是他卖出股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巴菲特可能还对于宏观环境有所担忧。当未来市场风险较大时，单一股票在投资组合中占比过高，显然也不是个合理的配置方式（王煜全《再抛售千亿美元！巴菲特到底看到了什么？股神要失算？》）。简评：摘引这条消息，主要是向读者朋友提供或强调一个信息，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尽管我本人对资本市场并不太懂，但还是能感觉到其中的几个信息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巴菲特的公司不仅持续减持苹果股票，同时也大举减持了美国银行的股票。第二，最近高盛预测，未来10年标普500指数的年平均回报率将仅为3%。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集团的预测也显示，未来10年，美国大型股的年回报率在3%至5%之间。第三，有人评论说，巴菲特看到的可能是经济大周期。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七八年了。也许在今后的若干年，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激进与猛烈。米莱改革出现曙光《阿根廷国家报》12日报道称，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当天举办的Endeavor阿根廷企业家峰会上发言表示，10月阿根廷通胀率为2.7%，系三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胀下降速度远超预期。米莱强调本届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将使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并承诺将坚定推进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他嘲讽左翼政府与凯恩斯主义者的“游戏结束了（Game

不时代，人们清醒到可怕现在的人已经清醒到可怕了！1、面包也卖不出去了，啤酒也没有人喝了，碳酸饮料，牛奶都不买了。不捐款，不献血，不围观，不贪便宜，不管闲事，不信专家，不听鸡汤，不谈对象，不看新闻。2、也不盲目接受吃苦的PUA了。当有人说，如果你觉得生活累，请去凌晨四点的菜市场和医院的急诊室。立马就有人回复说，觉得累应该去休息，而不是去看谁比自己更累。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几十亿人就最累的那个配喊累了。人这一生，真正让人大彻大悟的不是别的，就是以下这四件事：经历的事、吃过的亏、后过的悔、受过的伤。寒门难出贵子，富家弟子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一辈子都比你有钱，不用想，世代积累的财富。固化的阶层让穷人失去上升的通道，所有的底层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会沦为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不信，你去看看老百姓的孩子就算再优秀，考上985，211，可是毕业之后还是去打工，也许工资会高一些，但是想要实现阶层跨越，还是不可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要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真的太难了。原本以为可以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学历来改变人生的命运，然而寒门出贵子的时代早已过去。刘震云说：“如果吃苦可以赚钱，农民工早就成千万富翁了；如果执着能够发财，乞丐早就发家致富了；如果勤劳能够翻身，快递员早就身价百万了。”（网文《为什么现在的人不捐款，不献血，不管闲事，不信专家了？》）。简评：这是一篇很短的网文，但却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记得前些年，机场和火车站里的小书店，最醒目的地方摆放的就是成功学的书籍。尽管我对所谓成功学不以为然，但不能否认，成功学在社会中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即人们渴望成功，对成功抱有热切的希望。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一代，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部分我们年老的一代，在对很多问题说不。一连串不的背后，实际上是不信任，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在进入一个不时代。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消费的疲软，背后都有这个背景。特朗普和平方案最大死穴是库尔斯克根据一些媒体透露出来的信息，特朗普乌克兰和平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冻结当前战线，各自退出一定距离，设立一个1300公里长的非军事区，由外国军队来维和。乌克兰承诺20年内不加入北约。在这个前提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援，来防止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这个方案最大死穴就是库尔斯克。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以现在的战线就地停火，那么乌克兰是不是还要继续占领着库尔斯克8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呢。如果乌克兰继续占领，是不是也要双方后退建立非军事区呢，那么要不要欧洲派军队维和呢。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在俄罗斯国内的宣称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还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缓冲区，还要让欧洲军队来自己的领土维和，普京的面子往哪里搁，他会答应吗，俄罗斯的民众会答应吗（老高随笔《和平计划疑云

一个简化而夸张的故事，虚拟的这是一个虚拟的故事，一个夸张的虚拟的故事。而且，很可能连故事都算不上。但尽管简化和夸张，它却蕴含了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症结。这么说吧，假设有这么一个家庭，其最近几年消费或支出的情况是这样的：2020年，买了一套房子，10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1年，房子装修，3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2年，买了一辆车，1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3年，没有添置什么大件，只是日常生活开销花了10万元。汇总一下，这个家庭在那4年时间每年的开销分别是：2020年110万元、2021年40万元、2022年20万元、2023年10万元。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开销是逐年递减的，而且递减的幅度很大。这个虚拟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理解很多东西。第一，这个家庭的日子还可以，但有两个地方转不下去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上述的消费过程，在过去这些年是非常常见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缩影。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考虑现在，其实这个家庭的日子还算可以：该买的东西基本都买了，该花的钱已经花了，现在正常过日子就行了，至少不会比原来差。但这个家庭可以，整个社会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个地方受不了了。首先是企业受不了。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每年的开销，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企业当年的营收。也就是说，企业这4年的营收分别是：2020年110万元、2021年40万元、2022年20万元、2023年10万元。企业就是靠这个营收运转的。但在4年的时间里，将近90%的企业营收没了。这意味着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东西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员减薪。甚至，企业说不定就倒闭了。当然，最终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家庭的就业与收入。这是后话。其次，是政府受不了。我们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说。假如，企业营收的30%用来缴税。那这4年间政府的税收分别是：2020年33万元、2021年12万元、2022年6万元、2023年3万元。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呈断崖式的下跌。当然，实际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说了，我是用夸张的方式来说的。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事情缘起于2020年故事缘起于2020年。这一年，这个家庭花100万买了个房子，此外还有10万的日常开销。这里的2020年和房子其实都是一个隐喻。2020年指的是一段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而这里说的房子实际上包括房子、汽车以及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这些开销有如下特点：第一，购置这些东西，用了三笔钱。一是以前挣的钱，积蓄；二是现在挣的钱，现金；三是未来可能挣的钱，按揭。第二，购置的这些东西，基本都属于耐用消费品。房子也可以视为耐用消费品，当然，你将其统计到投资里去也无所谓，反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花钱。什么是耐用消费品？就是得用一段时间，不能今天买明天扔的东西。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其内容就是房子、汽车以及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而这里的2020年，指的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1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个消费过程规模之大，时间之集中，可以说空前绝后。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消费过程，是三个因素相遇的产物：一是由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形成的生活补课，二是从再分配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三是熊彼特所说技术创新后的商业革命与消费革命。第三，这样的消费过程还可以重来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消费过程还能不能持续？还会不会重来？答案是确定的，不可能。所以我说是空前绝后。这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房子（包括装修）、汽车都是差不多同时买的，在这些东西都买了之后，很难想象这个家庭短时间内还会像前几年那样花钱了。第二，在买房买车的时候，不但花完了以前的积蓄，可能还欠了债，未来的几年还要逐步还债。我只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刺激或者拉动他消费？实际上是拉不动的，也刺激不起来。即使一时拉动了，也不过是把明年的消费挪到今年来。有人说，还可以有其他的消费啊，旅游啊，健身啊，提高生活品质啊。在理论上说，这都是成立的。但别忘了，到2021年的时候，企业的营收就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只有上年的三分之多一点。这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进入困难时期，赢利也在下降。企业赢利下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降薪、裁员。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的收入也可能在减少。第四，麻烦还不止如此2020年的那个消费高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留下一堆非常麻烦的后遗症。一个非常重要的后遗症，就是产能过剩。前面说，2020年的时候，家庭的支出是110万，对应的企业的营收就是110万，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年要有110万的产能。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那样的年份，为什么到处是一种热气腾腾的大干快上的景象。对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干什么都能挣钱的时代。由此形成的，就是严重过剩的产能。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发达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你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走完的路，就意味着，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贵州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总共修了3000座桥，但过去的几十年就修了三万座，还能再继续修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在收支两方面发生的变化。到了2023年，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支出可能还是10万元，但其中可能包括了还按揭款2万元，物业费两千元。也就是说，原来口径内的日常生活支出不到8万元了。同时，由于经济的低迷，企业营利能力的下降，家庭成员也遭遇企业减薪，原来每年的收入是12万元，现在的收入降低到10万元。这还是在没有遇到失业的情况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消费降级是怎么回事了。请问，这时的消费你如何刺激，如何拉动？第五，从微观到宏观上面的故事是虚拟的，是极度夸张的，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如果我们将上述的道理和逻辑从微观推论到宏观呢？这就要用到我原来讲过很多次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比喻，一个说法是：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无论原来多么落后，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比喻：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就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了：第一，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波动与阶段性瓶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阶段性转换或阶段性瓶颈，而不是周期性。一个家庭买衣服的消费可以看做是周期性波动。第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修复，而不是大干快上。出清过剩的产能，修复和涵养民众的消费能力，化解经济扩张期留下的种种后遗症。现在需要的不是大干快上，也没有这个条件。即使勉力为之，也可能是欲速则不达。通过修复和涵养，才有可能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推荐阅读：孙立平：假设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欧洲能不能独撑乌克兰？变数是哪些？【八面来风】这些年形成了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批评，甚至容不得讨论孙立平：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八面来风】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茶人茶厂箱底货挖茶俱乐部回馈各位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世界上“倒退”最快的国家：从发达国家到一贫如洗，只用5年时间南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黄金和钻石的储量惊人。曾经一度，南非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钻石出口国，吸引了无数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前来淘金。依靠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南非迅速积累了财富，经济得以腾飞，成为非洲大陆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这种“靠资源吃饭”的发展模式也为南非埋下了隐患。随着全球矿产价格波动和资源枯竭，南非的经济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的困局。一旦矿产价格下跌，南非的收入来源便大幅减少。同时，过度依赖矿业导致其他产业发展滞后，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始终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全球化浪潮袭来时，南非的传统工业在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方面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许多工厂被迫倒闭，工业空心化问题逐渐凸显。虽然南非早已在1994年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但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伤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愈合。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少数群体占据了南非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黑人则被边缘化，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种族和经济的不平等持续积累，为今天的社会问题埋下了伏笔。在种族隔离结束后，南非新政府虽致力于推动种族和解，试图通过政策手段弥补历史上的不公，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黑人群体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失业率高企，贫困问题愈加严重。而白人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由于对南非未来的担忧，选择移民海外，导致大量技术人才和资本流失。人才外流的结果是，南非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创新能力下降，经济复苏之路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南非国内的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峻，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犯罪率高居不下。枪支泛滥、暴力事件频发，曾经美丽的“彩虹之国”逐渐被阴云笼罩（资料来自网络）。简评：在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在发展的洪流中往往是此起彼伏，有的国家跃升了，有的国家沉沦了。如果靠近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有的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很快。但也问题多多。而沉沦，当然有时是由于问题的困扰，但也有许多时候，是因为对问题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方式。所以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中国的大学毁了学生的创造性？近日，一项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的机构共同发起的测试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在这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学生学业表现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跟踪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并比较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最后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统计来看，中国精英院校学生在入学时评分为1.612，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0.741，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水平。但在大学四年结束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了1.339，能力下降17%。普通大学学生评分更是直接下降为0.234，能力下降68%。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大学四年，学生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两者的区别仅是下降速度快慢而已。如果该项研究证明无误，这对于中国本科教育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哈佛大学的HarryR.

我们就当做是探讨一种可能性吧，因为所有的问题目前都是假设的。但我想，这些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当中涉及的一些因素的认识。第一个变数：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会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大选，还要几天才能出最终结果，因为在投票结束之后，计票还要几天的时间。所以，特朗普如果重新入主白宫，是否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本身就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在大选期间，特朗普解决俄乌战争的方案已经大体浮现出来。其基本内容大体是：第一，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第二，按照当时的俄乌双方的战线，各自后撤等同的距离，形成非军事区，由“欧洲军队”进驻将俄乌双方隔离开，进行维和和隔离任务的是“欧洲军队”，而不是北约军队或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三，如果乌克兰不接受该方案，美国将减少甚至取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智利向左阿根廷向右，千载难逢的国家改革对照实验智利和阿根廷，地处南美洲的最南端，中间隔着一条安第斯山脉。我们都知道，经济问题无法进行社会实验，因为影响因素非常多，不可能单独控制某个变量来观察结果的变化。而且一个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无法重复，也无法对一个国家和社会进行大范围实验。但是这次，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可以通过智利和阿根廷来做一个对比观察。简单来说，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往左的是智利，它们在2022年选出了一个36岁的年轻总统博里奇。这位旗帜鲜明的左翼“粉红”总统，出身于学生抗议运动领袖。他的执政理念是，带领智利摆脱以高度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往右的阿根廷，它们在2023年年底选出了“电锯狂人”米莱。米莱同样旗帜鲜明，不过他是右翼，出身于经济学家，秉持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观念。米莱的执政理念和智利总统恰好相反，他要带领阿根廷重新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让阿根廷人通过市场来致富。这个对比观察将会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两个国家在此前几十年的经济政策，方向也恰好相反。（张是之《智利向左阿根廷向右，千载难逢的国家改革对照实验》）简评：对于阿根廷，无论是过去的繁荣还是后来的衰落乃至目前的米莱改革，人们都比较熟悉。但对于智利，人们并不是很了解。其实，比较应该有一种历史感。在1973年前的若干年时间里，智利也曾经经历一场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实验，结果是社会动荡，通胀高企，民不聊生。反倒是在政变上台的皮诺切克独裁统治期间，实行由一批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化改革方案，才获得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在此期间，贫富差距也是快速拉大，于是钟摆开始摆向另外一边。李开复：我坚信公司只有两种命运—全面拥抱AI或破产出局在10月30日的FII

英特纳雄耐尔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放学之前都要唱《国际歌》。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挺激动的。但实际不太懂其中的意思。实际上，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意思。但懂的也就仅此而已，但国际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还是懵懵懂懂。后来才明白，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前些年，曹征路曾经写过一篇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叫《那儿》，就描写了懵懵懂懂的耐尔到了老年时如何变成了那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无祖国。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有祖国，而工人无祖国。因为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需要矿山、厂房，因而资本是离不开祖国的。而工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国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具有了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历史是个幽默大师。后来的演变却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过程。从工人无祖国到资本无国界事实表明，在之后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无国界的并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作为资本象征的华尔街，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别不明晰的存在。这源于资本的基因。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逐利性，哪里有钱挣，它可能就会去哪里。而发达的金融业，仿佛为资本打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直通车。资本变成一组数字，瞬间到达，毋须走路。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实际上，都不用说资本，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存在了某个银行里，现在有个银行有一种利率更高的储蓄品种，你也会把钱转到利息更高的银行里去。然而问题是，劳动力与居民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有明显差别。相对而言，作为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得多，因为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的，其流动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与居民不能伴随资本流动。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抽离与结构的坍塌。资本抽离和结构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背景时提出来的。美国上次的总统大选，即特朗普获胜的那一次，彰显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的抽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坍塌，被全球化抛离的那部分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管理一个财富社会比管理一个人头社会更难现在我们把话题稍微变换一下，范围也再扩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财富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过程当然与房地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财富社会。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赤裸裸的没有财产的人。而后者管理的是人与财富。这两种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国籍而且不能化整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头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别人还可以替你管。而财富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还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甚至是无形而隐秘的流动性。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使得这些财富能安安稳稳地在你这个社会里待着？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头时代，把人管住就是了，这种管理权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个财富的时代不同了。在一个财富时代，也许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使财富不至于跑冒滴漏的容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推荐阅读：【八面来风】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恩怨：历史与现实间令人感叹的纠葛建议有关部门在敏感的经济领域慎重出台这些不是当下必需又容易引起人心波动的政策措施孙立平：上一波发展，始于一个基本的定调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顶级生茶正宗墨江凤凰山原产地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中国经济靠什么复苏？税收从哪来？就业从哪来？外贸的订单从哪来？这一切当然是民营在主导。专家谈民营经济，总是归结为：信心比黄金珍贵，是因为民营失去了信心。民企为什么失去了信心？其实，民营企业谈不上失去了什么信心，民营失去的是信任与基本的市场信用。你说什么，它也不信了。干过民营的人都很清楚，从开始创业的第一天，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愿赌服输，有没有信心都要坚守，不是有了信心，就可以发财；也不是没有了信心，你想退就能全身而退。这与股市是一样的，说什么信心比金子珍贵？完全说反了。老胡入市以来，妥妥地挨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月线级别也破位了，老胡的信心分文不值。国家队入场托底了，自然就是一个反转。什么是信任与信用？是政策的一致性，是法权高于行政权。民营投资人对政策的信任比金子还珍贵。社会舆论又在重提剥削、剩余价值、消灭私有制，那还创什么业？这就是信任与信用的问题了。市场信用链打断了，合法性不再具有权威性，那投资人相信什么？（戈多的叹息《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简评：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民营企业的问题，并把民营企业的问题归结为信心的问题。这篇论述并不是很充分的短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现在民营缺乏的不是信心，而是信任与信用。我很赞成这个说法，信心的背后是信任。那信任的背后是什么？也许就是法治。因此，中国经济要真正复苏，需要的不是具体的刺激政策，需要的是可以形成信任和预期的大环境。贾康：以短期政策发力衔接中长期改革攻坚这样的组合拳它是属于快变量，很快就体现出它的效应。我们注意到在9月24号货币政策放大招之后，马上在最敏感的股市产生了显著的效应。其他手段配合下，又在有风向标作用的一线城市，"冰火两重天"格局中的火的一边，也迅速产生了显著效应。比如说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它结合着增量政策明确宣布取消住宅行政限购，十一长假期间出现了一般人预料不到的交易爆棚的热烈场景，售楼处晚上无法关门，买主彻夜排队落实交易；这样的效应又迅速传染到还没有完全取消限购的深圳:据报道，深圳十一长假期间售楼的交易成交是翻了四倍以上，50%左右的购房者第一次到售楼处就马上出定金要完成交易。有人问，是不是真正的牛市？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从2700点上到3000多点，最高摸到3600点，按照大家公认的定义--股市往上走就为牛，它显然是牛市特征，但是还得承认，现在这种牛市，还是过去我们就知道的政策牛、资金牛、消息牛、板块轮动投机牛的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以后的表现，至于说大家期待的健康牛、意愿中间的慢牛，能否真正形成？需要依靠什么？我认为不能只靠政策，一定还要靠改革，要靠改革使广大的企业，以上市企业为代表的这些市场主体，真正活起来，真正形成更高的绩效水平，这样形成整个经济基本面对于股市可持续的长久支撑，那才有希望对接于健康的慢牛。实体经济的层面上，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真正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高标准营商环境打造出来，实话实说，还有一系列的堵点和困难必须化解（贾康《以短期政策发力衔接中长期改革攻坚》）。简评：再一次重复我的观点，出台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不要有过高的期望，也不要提出过高的目标。对于未来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修复。修复过剩的产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结构的均衡；修复透支的消费能力，涵养新的消费能力；修复在经济扩张期留下的其他后遗症。更重要的是，修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切记，现在不是大干快上的时候，就是未来，拼规模的发展模式也会被淘汰。不能轻易没收老百姓一个月收入才能购置的东西最近，国家消防救援局李万峰表示，在“电动车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过度严苛、吹毛求疵的做法，特别是不能轻易没收老百姓一个月收入才能购置的电动车。这种没收行为不仅显得不人性化，更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因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于尊重并顺应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在电动车管理中，山东淄博的管理模式可资借鉴。对于无牌电动车，淄博市政府没有采取禁行、罚款、扣车等严厉措施，而是积极提供现场免费上牌服务。针对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者，淄博市政府没有直接进行罚款，而是提供了低价头盔购买渠道。对于超标电动车等违规行为，淄博市政府以教育改正为主，不直接进行罚款或扣车。简评：有资料显示，全国现有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为4亿辆，近3年相关火灾年均增长20%，3年发生10051起火灾，死亡35人！这个问题确实应当引起重视。但我们还要知道，全国汽车保有量为3.3亿辆，但是因汽车造成的伤亡的，肯定远远不止35人。因此，对于电动自行车存在的问题，应当有恰如其分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在便民与规范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现在的很多规范，都给人一种以罚款为目的的感觉。而且在罚款时，不是以使你得到教训为止，下手之重，仿佛是毁坏你的生活才是目的。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是一个好的开端。执法，是需要铁面无私，但同时也要有人情味儿，与人为善。推荐阅读：恩怨：历史与现实间令人感叹的纠葛建议有关部门在敏感的经济领域慎重出台这些不是当下必需又容易引起人心波动的政策措施孙立平：上一波发展，始于一个基本的定调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终于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了。有人说，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冲突，也许要进入收场的阶段了。这真是一场富有仪式感的冲突，不可调和而又有所克制。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小视频，《欧洲茶坊》中的。讲的是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在历史上的恩怨纠葛。那位博主很博学，讲得客观、理性、清晰，而且很生动有趣。在今天，以色列与伊朗是一对红了眼的仇敌，甚至一方想把另一方从地球上抹去。对于这一点，可能不会有人否认。然而，历史也有其另外的一面：波斯人曾对以色列人有大恩，以色列人对此也并非没有感恩之心，在大部分时间里，两国的关系都相当不错。这一段历史，过去我也不知道，看了这个小视频之后，去查找了一些材料，整理在这儿。我没有新的发现，也没有独到的看法，就是一篇学习资料的笔记。先说最基本的背景，以色列人和伊朗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属于闪米特人种，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东部，是幼发拉底河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后来，他们迁徙到迦南地区（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和黎巴嫩一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当然中间曾有过颠沛流离的历史了，大家都知道，不赘述。而波斯人则是雅利安人种的分支。雅利安人原本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在远古时期，一部分雅利安人到达南亚大陆西北部，即今天的伊朗地区，形成了波斯人的祖先；一部分雅利安人来到欧洲，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日耳曼、拉丁、斯拉夫三个民族。概括地说，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近亲。而伊朗人与前两者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在地缘上，以色列与伊朗并不直接接壤，中间隔着伊拉克和约旦呢，打仗时，飞机和导弹都得从其他国家领空飞过。彼此打了几十年的是有着近亲关系的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争端基本是因为土地问题，其间宗教的因素并不强，因为以色列人的犹太教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也是同出一源，历史上基本也是相安无事。从历史的渊源看，波斯人曾有恩于犹太人。事情起源于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古犹太王国。公元前586年，古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灭了，大批犹太人，就被抓到巴比伦当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可以说，这也是犹太人苦难史的开端。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掉了巴比伦王国，解放了所有犹太人，允许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教的圣殿。而那些没能返回巴勒斯坦继续生活在波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也得到了比较宽容的对待，政治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自治，宗教信仰，也得到了尊重。后来，拜占庭帝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很多犹太难民就逃到波斯，就是伊朗，但也受到厚待。至今，伊朗境内还有不少犹太人，即使是在两国剑拔弩张的眼下，也没听说伊朗境内的犹太人受到迫害。宗教，在这当中一言难尽的瓜葛。伊朗的前身波斯古国信仰的是拜火教。那个时候，拜火教是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新信徒非常多。后来，古代波斯帝国又将拜火教奉为国教。后来，阿拉伯帝国灭掉了波斯帝国，波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在武力的驱使下，波斯人不得不放弃了拜火教，改信了伊斯兰教。伊朗的伊斯兰教属于其中的什叶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成为以伊冲突的主要因素。前面说，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同出一源。而且，在事实上，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伊朗是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大国。此后，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一种很好的关系。从政治上说，在冷战期间，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建国后的四次中东战争，伊朗都没有参与。在经济上，伊朗成为以色列的主要石油来源，两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展开了密切合作。但两国关系的交恶，又确实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推翻，霍梅尼上台，什叶派掌权。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将反美、反以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霍梅尼政权不承认以色列，也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两国由友好关系变成了仇敌。如今的伊朗政府，将反对以色列作为自己最大的政治正确之一，反以，已然成为了伊朗哈梅内伊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与美国的关系都成为阵营划分甚至国家间亲疏的重要因素。下面，我摘引那个小视频博主的几段话，供各位理解以伊关系的参考：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不同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即便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报复，大概率也不会有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那种烈度。即便以色列有实力，也未必下得去手。因为伊朗人的老祖宗波斯人对犹太人有过很深的恩情。对居鲁士大帝的感恩怀德，已经写进了犹太人的《圣经》。如果犹太人按《圣经》行事，就不会攻击居鲁士大帝的子孙。今天的伊朗之所以反以色列，是由其国家性质决定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王朝亲美、亲西方、亲以色列，因此，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这是现在伊朗立国的基础。每逢波斯新年，以色列官方都会祝伊朗人民节日快乐。在当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以色列往往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就是攻击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个人，而避免伤及伊朗平民。基于犹太人与波斯人的历史过往，以及以色列对未来的期待，可以推测，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是可控的，当然，出现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概率非常小。推荐阅读：建议有关部门在敏感的经济领域慎重出台这些不是当下必需又容易引起人心波动的政策措施孙立平：上一波发展，始于一个基本的定调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富含花青素的紫鹃白茶花青素是当今人类发现最强效的自由基清除剂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辜朝明：中国轻松实现了股价上涨的目标，但如果实体经济没有复苏，股价无法维持9月24日宣布的第一批措施似乎显然是为了提振股价。它们的核心是央行提供大量低息贷款，从而使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更容易买入股票。这些措施的目标更多是股市，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此外，潘功胜的评论中提到，如果有必要将提供更多资金，这表明政府希望看到股价上涨。因此，股市的反应是合乎情理的。中国提振股价的措施让人回想起日本政府30年前实施的“维持价格操作”（PKO）。最初，这个缩写指的是联合国开展的维和行动，但在当时的日本，它被用来指政府旨在支撑股市的措施。然而，日本的PKO比中国当局采取的大胆公开方式要低调得多。金融当局悄悄敦促机构投资者购买更多股票，询问他们为何不抓住低价机会。与30年前日本当局零散且效果有限的PKO行动相比，最近中国的举措成功实现了其初步目标，因为政府站到了前台，宣布将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股市对这一公告的快速反应也表明，最初的买家大多是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这意味着最初股价上涨中涉及的政府资金很少。从这个角度看，当局在未战而胜。但如果实体经济没有复苏，股价无法维持。尽管中国提振股价的措施迄今为止取得了成功，但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刺激经济。人为的股价上涨可能会暂时推动经济，但无法带动经济复苏。简评：在股市刺激措施实施之后，股市已经做出了预期中的反应。这时股民的问号是，这波牛市会持续多久？更多人的问号是，股市的反应能否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要有过高的期望，也不要提出过高的目标。我觉得，能达到两个目标就可以了。第一，形成初步的启动性信心。第二，为经济的修复提供基本的保障。否则，欲速则不达。美国：我们摸透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上月，美国重要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在对中国11个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进行超过20个月的调研后，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了一场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中国在核电和电动汽车（含电池技术）领域领先，机器人技术、显示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接近领先，而在化学制品、机床、半导体和生物医药领域则相对落后，半导体行业因出口管制而发展受阻。作者通过大量证据表明，虽然中国尚未在整体上占据领先地位，但已建立了一个市场需求导向、正向循环的创新体系。正如过去的欧美跨国巨头，中国企业的巨大规模、全球战略和研发投入也帮助其成为创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信奉“向科技无尽探索”的欧美，似乎越来越难实现“创新-市场变现”的闭环。因此，至少数百家在中国“卷杀”出的强势企业正意图“占领”全球市场，有望在十年内赶上西方领先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优势将因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而放大，不仅能依靠国内实现创新循环，还能通过“低成本”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和失去先进制造能力的发达国家推广，最终实现全球技术经济权力中心的转移——几十年内，可能会是中国对美实施出口管制。简评：最近一段时间，西方一些主要智库和媒体，都在讲中国在一些产业和科技领域领先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对于中国这些年一些进展的中肯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夸大其词。所以有人怀疑，有为严格的限制措施造势之嫌。其实，美国这个国家一直有夸大对手成就的倾向。我的看法是，不用在阴谋论的意义上理解这些研究，更应当注意是，是其应对措施中政策和体制层面的变化。周天勇：资源部门没有必要登记居住权资源部门登记的是不动产权，居住是一种行为，不是资产，也不是资源，因此没有必要登记居民的行为权。政府需要保护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财产权，即用益物权和建筑产权。至于用益物权拥有者，他将其拥有使用财产权的住宅、宅地和承包耕地等，出租甚至免费让谁来居住和耕种，时间长短，那是他们相互之间约定的的事情，是市场调节的事，并不是政府应当干预的事务。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想租用的人就有居住权和耕种权，没有必要再用一个法来进行这种权力的登记、保护或者约束。居住权实际没有用益物权，不是资产。它不能抵押、不能投资、不能财产继承，想长期持有的居民不会购买这种权益。比如，居住权为10年，你想改造装修抵押贷款，银行不会贷款，居住者也不会改造和很好地装修。耕种权10年，耕种者不会保护提高地力和建设用电用水设施。因此，如果是居民的宅地和住宅，没有必要再登记居住权，让租赁、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调节就可以了。政府没有必要登记居民的居住权，这可能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简评：其实，我不怎么关心居住权登记这个问题本身。我查了一下其他国家的资料，确实有国家是存在这种制度的。对此，人们的看法完全可以见仁见智。让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有关消息出来后一些民众的反应。据我了解，不少人是似懂非懂，我看后也是一头雾水。本来，现在房地产就是一个很脆弱的领域，人们对与此有关的政策变化更是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一会儿是人们看得云里雾里的居住权，一会儿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住房养老金，一会儿是耸人听闻的独生子女不能继承全部遗产，这几天又有人重提房产税，这些做法很不利于人们形成对房地产的稳定预期。建议有关部门在敏感的经济领域慎重出台这些不是当下必需又容易引起人心波动的政策措施。即使要出台一些政策，也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其说得清清楚楚。推荐阅读：孙立平：上一波发展，始于一个基本的定调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不一样的香醇，熟茶之母谭梅老师制作超高性价比的一款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在《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中，我曾讨论了上一轮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三个底层逻辑。其中，关于第二个我写道，当时对于国际形势有了一个新的定调：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就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定调，后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的超高速发展，根本无从谈起。最近读了何方先生的《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访谈录，对这个新定调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有意思。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通常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始于1978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实际上，那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何方先生讲到，在1979年ZY战争之后，邓小平跑了一些地方，心情很沉重。他说，现在我们农民生活一个人一年平均一两百块钱，不像话。全国吃饱饭的人不多。这种状况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背景。但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当时的主导性判断主要是两个，一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二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个判断的结果当然是还得准备打仗。而最基本的战略就是联美反苏。何方先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办法。但实际上，当时邓小平的心里也在嘀咕。所以他说，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一开始，他说推迟5年时间总可以吧，争取推迟10年时间，20年。到后来，他自己也反问，20年之后就会打仗吗？这说明，这个新的定调，包括在邓小平在内，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好在当时思想解放已经蔚然成风，讨论的氛围是很浓厚的。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据何方先生介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宦乡就曾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提出国际形势正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报告也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氛围中，上层的思路进一步明确。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最终，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判断。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这个转变，这个新的定调实在是太重要了。何方先生说，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我们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参加到全球化里面，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我4年多前写的一篇文章《不要过分渲染战争氛围》。推荐阅读：孙立平：早下了一个出口：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比方孙立平：我想用一个虚拟的例子来理解收缩期的逻辑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八面来风】空转：免责文化与留痕文化的流行【八面来风】M0、M1、M2已无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看樊纲、陈淮几位学者今年夏天在博鳌辩论我们是否会失去多少年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引起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他们辩论的问题之一，是中日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具体说，日本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经历了一个停滞的30年。而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似乎也在进入一个瓶颈期。这两者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我们是否也要经历停滞多少多少年？这就是他们辩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被介绍到国内后，类似的议论就开始出现了。为了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思路，我先把此前我的两个说法重复一下：第一个说法，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看来的。多少年前，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按熊彼特的说法，关键是取决于科技创新。后来我加上了一句话，这时遇到的问题远比创新麻烦得多。第二个说法，是我打的一个比方。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甚至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甚至，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这两个说法，强调的都是阶段性的转换。也就是说，要明确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阶段性转换。这几天，我又想出第三个说法，其实也是一个比方：我们是从高速公路上下来了，但早下了一个出口，甚至可能还不是一个出口，而是两三个出口。也就是说，那段高速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完。一个最直接的指标就是，日本是在人均三四万美元的时候下高速的，日本人均GDP在1990年是2.5万美元，1995年是4.42万美元。而我们是在一万美元的时候下高速的。当然，这么比还是太简单化了。但这个比方还是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阶段性转换的认识更深化一些。如果一定要和日本做比较，可以说，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的方面，还都没有走完那条路。换一个更便于理解的说法来说，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有点提前。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就此得到几点启示：第一，一个后发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过程后，经济进入一个瓶颈期，这是许多国家都遇到的事情。但不同的国家，在进入这个瓶颈期时的具体情况会有明显不同，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明显差异。第二，这意味着，当我们面临这个瓶颈期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条件，远不如日本。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老龄化又比日本来得早。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是在1995年前后，而日本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08年，2009年后开始持续减少。在2008年时，日本的人均GDP是

这是一个虚拟的例子。而且，假设的是一种简化而夸张的情形，因为简化和夸张，可以把道理说得更凸显一点。假设有这么一个家庭，其近几年的消费或支出的情况是这样的：2020年，买了一套房子，10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1年，房子装修，3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2年，买了一辆车，10万元，加上日常生活开销10万元。2023年，没有添置什么大件，只是日常生活开销花了10万元。汇总一下，这个家庭在那4年时间里，每年的开销分别是：2020年110万元、2021年40万元、2022年20万元、2023年10万元。也就是说，开销是逐年递减的，而且递减的幅度很大。对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以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过去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基本结束，甚至，在短时间内都不会再来。那现在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在2023年，这个家庭的开销虽然远远低于前三年，但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吗？没有。甚至，其生活水平可能比开销最大的2020年和2021年还要高一些，因为那时车子还没有买。而现在，房子已经买了，汽车已经买了，不用在这个上面再花钱了。当然，这只是就一个孤立的家庭来说的，而且，账只算到了2023年。如果再往下推演，情况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现在我要提出第二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是挺好的吗？答案是，不对。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个地方受不了了。首先是企业受不了。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每年的开销，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企业当年的营收。也就是说，企业这4年的营收分别是：2020年110万元、2021年40万元、2022年20万元、2023年10万元。4年的时间，将近90%的企业营收没了。这意味着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东西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员减薪。甚至，企业说不定就倒闭了。其次，是政府受不了。我们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说。假如，企业营收的30%用来缴税。那这4年间政府的税收分别是：2020年33万元、2021年12万元、2022年6万元、2023年3万元。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呈断崖式的下跌。当然，实际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说了，我是用夸张的方式来说的。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再提出第三个问题，如果上述情况出现，意味着经济不能正常运转，社会不能正常运转，那如何遏制这个趋势？这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房子（包括装修）、汽车都是差不多同时买的，在这些东西都买了之后，很难想象这个家庭短时间内还会像前几年那样花钱了。第二，在买房买车的时候，不但花完了以前的积蓄，可能还欠了债，未来的几年还要逐步还债。我只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刺激或者拉动他消费？实际上是拉不动的，也刺激不起来。即使一时拉动了，也不过是把明年的消费挪到今年来。那就束手无策了吗？也不是的，这就是我最近经常在讲的，我们需要修复和涵养民众的消费能力。靠什么修复和涵养？一个是就业，一个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即使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工作机会分配的调整，促进就业情况的改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而收入分配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些问题都讨论过，不赘述）。当然，即使这样，也很难想象，在短时间内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消费浪潮会重新出现。但稳住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复和涵养，就有可能为进入正常的消费阶段奠定基础。消费毕竟是人的本性。推荐阅读：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八面来风】空转：免责文化与留痕文化的流行【八面来风】M0、M1、M2已无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八面来风】只要按下印钞机按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八面来风】衰败启示录：从发达到国穷最快五年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一些地方70%的工作是为了免责现如今的国央企，工作可太忙了。忙什么？一为证明自己做了工作而忙，二为避免被问责、被背锅而忙，三为应付推诿扯皮而忙，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避免被过度追责而忙。过度追责的盛行催生了“免责文化”，还由此衍生了留痕文化、推诿文化、躺平文化等多个变种，免责文化：举个例子，采购一个苹果，事前要有请示，为什么要买这个苹果，买苹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苹果的大小型号规格品牌，预算几何，怎么采购；事中要有招标，找供应商，入围、资格审查、考察、比价、考察报告、入围审批、招标文件、评标定标、合同签订；事后要有审批，买苹果、领苹果、吃苹果要拍照，领取记录要有台账，付款要有费用请示、合同付款流程...为了避责，将与苹果采购事宜稍微有点关联的部门都加入审批流，以达到“法不责众”的效果。最后一个苹果采购下来，至少得花十天半个月。留痕文化：不为做事而做事，为证明做了事而做事。现如今的国央企，讲究“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事无巨细，都要留痕；事无大小，皆有凭据。最典型的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这种氛围下，为了免责，工作全面脱实向虚，以前工作是为了“办成事”，现在都是为了“证明做了事”。躺平文化：有些企业，问责泛化，出了错就全盘否定其他所有工作，将问责视为推动工作的万能钥匙；有些企业，制度、标准模糊不清，一些正常的工作失误或风险、一些人为不可控的因素也纳入追责范围；有些企业，套用现在的规定，去问责过去的事情，动不动“倒查**年”。这种风气之下，基层单位动辄得咎，“避责”和“不出事”的思维也越来越占据主导（东坡小姐《现在的国央企，70%的工作是为了免责》）。简评：免责文化与留痕文化是两个很好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无论何种组织何种机构，其工作人员能够负责任有效率地工作，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免责文化和留痕文化盛行，看起来人人都在努力工作，实际上，这样的组织或机构已经是在空转。揭秘社区衰败的隐忧你是否曾留意过身边的小区，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住宅区如今却显得沉寂而破旧？它们的绿化带杂草丛生，公共设施老化残破，邻里间的互动日渐稀疏。这样的小区衰败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上演，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悄无声息地蚕食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与未来憧憬。那么，小区衰败究竟为何如此严重？它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的未来？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生活写照：身边的衰败实例。想象一下，你所居住的小区内，儿童游乐场的滑梯锈迹斑斑，健身器材损坏已久无人维修；夜晚路灯昏暗，行人步履匆匆，安全感缺失；原本绿意盎然的花园沦为垃圾堆积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些看似日常的生活细节，实则构成了小区衰败的生动画面。以美国某城市为例，一项针对老旧小区的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间，该市超过30%的居民小区出现显著衰败迹象，居民满意度大幅下滑，房产价值缩水，社区犯罪率上升。简评：小区衰败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首先，人口老龄化是导致小区活力下降的重要原因。随着年长居民比例增加，社区活动参与度降低，公共空间使用率减少，进而影响小区的整体氛围。其次，经济变迁如产业结构调整、房价波动等，可能导致年轻家庭迁离，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失衡。再者，物业管理不善也是小区衰败的关键因素。长期缺乏有效维护和更新，使得基础设施老化，环境品质下降。简评：这里最重要的是机制。在开发商陆续撤出、小区环境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的背景下，如何形成小区环境维护的持久机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小区的衰败是必然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居民的自治结构以及居民自治结构如何与政府治理机制的衔接与配合。陌上紫藤：川普为何会横空出世？准确来说是先有奥巴马，才有川普。在奥巴马们的眼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白人对少数族裔和原住民的迫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天，成了美国人的忏悔日，所以这一天应该改成原住民日。谁若在这一天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谁就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谁就要承受道德鞭鞑，谁就要被社死。其实，我们都可以大方承认刚到美洲那片土地的白人确实做了伤害原住民的事情。但轻舟已过万重山，历史早都不知翻过多少篇了，美国也成了文明的灯塔，今天还去揪住几百年前白人的罪过不放，不就是没事制造矛盾吗？不就是为了少数族裔的选票而煽动仇恨吗？纠结历史不会有未来。再则，不能只看到几百年前白人对原住民的伤害，而看不到白人对美洲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如果没有白人，那片土地可能依然是一片蛮荒。时代是不断进步的，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先人。如果没有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奥巴马们说不定还真在非洲呆着，又怎会有今天的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陌上紫藤《川普为何会横空出世？》）简评：和很多朋友一样，基于对乌克兰局势的关心，我不乐于见到川普当选。但同时必须承认，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某些主张自有其道理。他们在面对一些更深层更长远的问题。而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极端化，可能恰恰说明其面对的问题的艰难。问题是，有时事情的轻重与缓急不是一回事。推荐阅读：孙立平：下一步会怎么走？三个层面的思考【八面来风】M0、M1、M2已无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八面来风】只要按下印钞机按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八面来风】衰败启示录：从发达到国穷最快五年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股市的活跃，使得日益沉寂的经济泛出微弱的热度。不少朋友在问：下一步会怎么走？我想从三个层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表层：稳住经济大盘，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我原来曾经用高速与国道的关系来形容我国经济的阶段性转换。我们面对的不是周期性的波浪，而是阶段性的转换。但我们还得看到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还是用高速与国道的比喻来说，我们是在面临这个转换，但早下了一个出口，甚至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日本是在人均三四万美元的时候下高速的，我们现在也不过是一万美元出头（这个问题我将在近日另文讨论）。这意味着什么？两点。第一，说明我们高速发展的这段路还没有完全走完，我们在面对阶段性转换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力和空间的。如果要和日本比的话，我们在经济上还没有他们当时那样成熟。第二，这意味着我们在经历这个转换期的时候，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条件远不如日本。同时，在阶段对应的意义上，老龄化又比日本来得早。这告诉我们，在转换期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比日本更为严峻。日本到了这个时候，吃老本都可以把日子过得不错。而我们连这个老本都还没有。所以，眼下最紧迫的事情，首先是要平稳地度过这个转换期，或者叫收缩期。这个转换期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即人们说的下跌螺旋：即由经济不景气，导致社会需求减少，商品价格下跌，引起企业利润减少，导致失业和员工工资下降，从而抑制消费，引起了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企业利润进一步减少。然后又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减少，投资下降。如此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的刺激措施是必要的。尽管我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拼经济刺激大招一直抱谨慎态度，但我认为确实需要一定的刺激措施。甚至在4月份，我就提出先救股市。道理很简单，事情只能从最直接的地方做起。而且，救股市效果是即时的、直接的。打个比方说，如果今天你的股票挣了两万元，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的情绪，说不定晚饭就会加两瓶啤酒。但如果今天你的房子涨了10万元，可能你什么明显的感觉也没有。中层：需要的是修复，而不是大干快上如果我们意识到现在不是周期性波浪而是阶段性转换，那么，在转换期需要做的，就不是拼经济，就不是大干快上，而是需要进行多方面的修复工作，从而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基础。修复什么？最主要的是三点。第一，出清过剩的产能，促进结构性均衡。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转不动了。从供给侧来说是产能过剩，从需求侧来说是需求不足。我最近有一个说法，过剩产能出清之日，真正的拐点才有到来的可能。所谓日本失去的几十年，实际上就是一个出清的过程。我们要意识到，现在一些产能已处于绝对过剩的状态，如光伏板产能过剩到全球两年都用不完，价格便宜到有的欧洲人买去当围栏用。同时，还要意识到，世界市场也是有限的。不知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我们一些重要的出口产品，出口量在大幅上升，而出口额在明显下降。出口的东西比原来多，而卖的钱比原来少。说明国际市场也在卷。所以前些天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真正的拐点才有可能到来。第二个需要修复的，是消费能力。产能过剩的反面就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国内的消费疲软。但这个消费的疲软，绝不是刺激和拉动所能解决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消费已经处于超前、过度、透支的状态。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现有的情况下使经济能够转起来。这当然涉及到生产和消费，或者说企业和消费者两个方面。但在这两个方面当中，我的看法是消费或消费者要排在优先顺序的前面。我这样说，企业界的朋友别不高兴。即使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只要东西能卖得出去，有市场，就会有人来生产，来提供产品。用什么来修复消费？最主要的一是就业，二是收入。有人会说，现在企业这么艰难，就业能增加吗？收入能提高吗？不错，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总得有个可以着手的地方，总得有个逻辑的起点。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民众的消费能力得到修复。这当中的逻辑顺序可能是这样的，运用种种措施使民众的收入得到些微的改善，消费的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企业产品的销路好一点，就业的情况改善一点。以此，实现良性的循环。第三，修复在经济扩张期留下的其他后遗症。篇幅的关系，就不多说了。深层：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无论是稳住经济的基本盘，还是进行转换期的修复，都是要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基础。而且，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实际上是提前下了一个或几个路口，这说明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底层逻辑的层面营造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过去几十年，也就是上一波的快速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曾从底层逻辑的角度，讨论了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哪来的。其中最主要的，说了三点：把解决吃饭或民生问题作为我们的目标；用一种新的思维看待外部世界，争取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用松绑的方式激发各个经济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如下几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在发展中，真正以民生为导向，将发展的成果向普通民众倾斜。在国与国之间竞争加剧，高科技发展又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这一点就尤为重要。否则，即使是一时经济指标上去了，甚至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了，还是难于实现经济的顺畅循环。第二，真心融入世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种好的国际环境。在上一轮发展中，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是凭智慧争取到一种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应该是争取并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现在一些地方的地缘政治日趋紧张，我们不能被这种氛围裹挟进去。第三，营造一种宽松而有秩序的发展环境。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最应该宽松的可能并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压抑的社会氛围。在几年前，我就在讲，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真正法治的基础上，通过真正法治，保护各个经济主体及个人的权利，给人们一种踏实感、安全感、希望感。这也是社会信心的真正来源。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刺激才会真正起作用。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刺激的机会也就不多了。推荐阅读：【八面来风】M0、M1、M2已无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八面来风】只要按下印钞机按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八面来风】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八面来风】衰败启示录：从发达到国穷最快五年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向松祚：M0、M1、M2已失去代表性，没办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货币供应量指标（M0、M1、M2）失去代表性，它没办法描述如今的经济活动。传统经济学者讲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没办法描述今天的经济活动，不是一个好指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很多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货币，虽然没有体现为现金，或是其他被看到的量，但实际上诸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也在参与经济活动，但这部分数据M2、M1、M0都没有统计进去，所以这个指标是有缺陷的。第二，我们通常对M2理解有误，我们认为广义货币量就是代表流动性，其实不是，这个概念需要坚决修正。否则，M2突破300万亿，这么大的量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胀？其实，广义货币量不是一个好的概念。现在社会上对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的理解，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说中国M2已经是300万亿，央行印钞机已开到最大，这完全是一个误解。M2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M2的增速远远大于M1反映了当下中国经济的活跃度不够，死钱多于活钱。在经济学和金融学看来，钱如果没有流动，它对经济没有任何意义。所以，M2的总量越大越不是好事，大部分钱没有参与流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向松祚《M0、M1、M2已失去代表性，没办法反映如今的经济活动》）。简评：通缩的问题已经议论好几年了，政府的刺激措施针对的也是通缩。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可能不在钱的数量。向松祚教授一句死钱多于活钱，道出了问题所在。为什么死钱多于活钱，是瘀滞了。瘀滞在什么地方？政府收储商品房并非化解房地产危机好方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政府收储商品房，意味着政府将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商品房的价值往往数以百万计，政府收储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改善民生、发展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如果用于收储商品房，无疑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此外，政府收储商品房可能导致市场信号的扭曲。政府收储商品房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政府将干预市场，保护开发商的利益。这一信号可能导致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下降，进一步加剧市场的动荡。更重要的是，政府收储商品房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商品房往往是高端市场，其价格远超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政府收储商品房，意味着将这部分高端资产纳入公共领域，而这部分资产原本就不属于广大民众。这样的做法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引发民众的不满。（《政府收储商品房并非化解房地产危机好方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简评：昨天的《八面来风》讲到陆挺先生的两个观点，一是房子卖出去了但没盖完的问题远远大于盖完了卖不出去的问题，二是保交房应该优先于收储。政府不得不出手的，应该是保交房，确保购房者不至于花了大笔的钱拿不到房子。至于盖了卖不出去的，应该主要由开发商承担吧。文森特·施特劳布：重新定义男子气概人口学家安娜·罗特基尔奇（Anna

陆挺：保交房应该优先于收储第一，持续萎缩的房地产行业是经济下行压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者说也许就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房地产正在形成对经济的第二波冲击。首先对财政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有些地方的趋利性的执法，远洋捕捞式的执法对企业家信心带来的冲击。第二方面对国民财富的影响。我们的房价还在下跌，过去按年度来看房地产的价格下行大概在10%左右的年化率。第三，对整个中国的信用和信贷体系的冲击，因为我们抵押品的价格在下行，流动性在上升。第三，房地产怎么样止跌回稳？是收储还是保交楼？从短中期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保交房优先，保交房应该优于收储。在我们脑子中间，我们认为的房地产的问题是房地产盖了太多的房子没有卖掉，但是实际上是盖了也许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而是卖了那么多房子还没有盖完。现在我们很多政策目标都放在收储上面，很多人认为3000亿不够，应该变成3万亿，在我看来

冯玉军：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反美主义与亲美主义的各自占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主义”在俄罗斯占绝对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亲美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因为俄罗斯人一直在模仿美国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希望世界繁荣且受到普遍尊重的强国应该做的。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中，美国人是俄罗斯人的老师，美国拥有巨大的权威，而俄罗斯在不断默默地模仿他们的行为。这如同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与瑞典人作战的同时也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一样。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总体上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否定。而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西方价值观是可以接受的，错误的是在没有充分理解和正确解释的情况下盲目模仿其价值观的行动。俄罗斯人对当今美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和推动“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三个事件，这些认识都是克里姆林宫宣传工作的结果，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侵略和扩大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了侵犯。但在对美国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俄罗斯人有意忽略了其与美国外交的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冯玉军《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简评：利比亚的卡扎菲，东边的谁谁谁，其实都有这个因素在里边。有时甚至是作为一种筹码。长城魏建军：中国电动车没什么核心技术，只有产业链领先“大家都很清楚，说内燃机我们肯定不如他们（国外），你要说电动，人家不是没技术，是没有这个战略，我们中国的电池，原始的发明技术都是美国的，起源于日本，让韩国人发扬光大。产业链中国做得最好，我们中国电动车只有这一点领先，剩下的什么电机、电控、我们用的芯片这些都是美国的。我们的算法做得很好，这点我们应该是鼓励的。”这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最近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在网上引起不少争论。一些网友认为，中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的生产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中国的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能占全球的70%，负极材料产能占全球的85%，电池产能占全球的四分之三。此外，中国在动力电池领域的技术水平也处于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专利申请，以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企业，在电池能力密度、充电速度、电池安全和成本控制上都实现了突破。在电机方面，中国新能源普遍采用效率更高、可靠性更强的永磁同步电机，这和特斯拉保持一致。而华为通过优化算法和采用先进磁路设计的DriveOne22000rpm电机，转速没有特斯拉的高，但是输出功率却一样，实现了超高的能量转换效率。而在电控方面，以北汽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超级EMD3.0电控技术，丝毫不弱于世界一流代表。国产在“三电”领域虽然起步晚，但是经过多年的追赶，已经和世界一流水平齐肩，大家都差不多。至于智驾能力，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和世界顶级的相比，都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这些就是核心技术。简评：在讨论内卷式发展的时候，我也曾经从侧面涉及到这个问题。不能否认，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我们在世界市场的优势和竞争力在凸显。但这种优势和竞争力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产业链的基础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朱海就：今年的经济学诺奖：有理论创新吗？他们的结论也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只是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经济的成功很重要。这显然缺乏新意，也不属于洞见，更不属于理论创新。自由与强制更有利于经济繁荣，这个结论还需要用实证去检验吗？奥派经济学早就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这一点，比如在一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时，他们就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这三位获奖的经济学家没有在理论上超越他们。还有，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的区分，是一个“经验总结”，而不属于“理论”，并且诺斯与奥尔森也早就进行了类似的区分（朱海就《今年的经济学诺奖：有理论创新吗？》）。简评：有朋友问我对这次经济学诺奖的看法，我当时简单地回了一句：学术无新意，实践有价值。学术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创新，但创新与实践中的价值不是一回事。反倒是一些了无新意的定论甚至常识，在实践中却有重要的意义。各有各的价值与存在理由。推荐阅读：【八面来风】衰败启示录：从发达到国穷最快五年孙立平：我们在面对着一个风险社会孙立平：全球经济正在进入金发女孩时刻？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在过剩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孙立平：我们不能是一个只知道干活的民族，没有生活，何来消费？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赵建：当前缩仍是主要矛盾，但胀正在悄悄酝酿我想提醒的是，通胀力量又开始悄悄集聚，虽然短期内不会成为主导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但可能在2年左右浮现（CPI超过3%）。事实上，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正在验证这一点。有人可能会立即反驳，说当前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大，收入下降，资产负债表衰退，信心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等等，都是巨大的长期的缩的力量，怎么可能会有胀。要知道，三年半前我提醒大家缩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质疑。反者道之动，通缩里面蕴含着胀的力量，比如供给体系被缩破坏（破产，资本支出萎靡等）造成供给不足，倒逼政府大放水等。因此大缩之后必有大胀。达里奥在其《债务危机》一书中，已经清楚的描述了在超级债务周期下半场，当债务泡沫刺破以后，一个典型的从通缩型去杠杆到通胀型去杠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转换时间，取决于国家对货币的控制能力，印钞的节奏和幅度，以及货币对生产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动员能力——这决定通胀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同样是史诗级的MMT实验，美国的货币大放水，在资本市场的水池里养出了AI科技革命，建立了除石油美元之外的芯片美元又一货币霸权。而南美的货币大放水则不一样，大通胀、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直到放弃自己的货币主权（赵建《终局，通胀》）。简评：通缩与通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是今后应当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秦逸飞、朱星宇

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风险社会》。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主要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之后他还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可以说贝克是研究风险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人们一讲到风险社会的时候，都会提起贝克这个人。而贝克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环境与生态、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进程对风险社会形成的影响。要理解“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首先应当弄清楚这里所说的“风险”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人类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系统的“风险理论”？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类社会，甚至只要有自然界，其实就会有风险。雷电是不是一种风险？是风险。飓风是不是一种风险？是风险。地震是不是风险？是风险。但是这里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指的不是这些。因为这那些风险都是外在于我们人类的，都是在那儿客观而自然的存在着。而风险社会的风险是指和我们人类的行为有关的，或者说是人类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造成的。这样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有我们的目的，但是在做的时候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的是你预料到的，有的是你没有预料到的，风险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后果造成的，尤其是由那些你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造成的。这个问题在现代的背景下就显得越来越突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在增强，人类干预自然和社会能力在提高，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个过程，也会助长人类的自负与狂妄。其结果是，人类往往忽略了我们所做事情形成的后果是长链条的。我们可以知道其第一步、第二步的后果，但是第三步、第四步……往后的后果往往是超乎我们的预料和想象的。而在我们预料之外的那些长链条效果，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风险。就在贝克的《风险社会》出版的同一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986年4月26号。事后有人计算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相当于二战期间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这次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同时造成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事故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可能很难用数字去计算，包括其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当地居民健康和生命的危害。一些不太认真的人，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作为贝克写《风险社会》的背景，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本书的出版和核事故的发生是在同一年。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当作诠释“风险社会”的一个生动案例。实际上，在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风险是越来越明显的。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的一些方面。比如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正在成为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部位、局部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而在这些影响中，有的其实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比如人们经常讲的“蝴蝶效应”，指的就是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局部微小的变化就能带来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之后，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种长链条因果引发的蝴蝶效应，往往会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指数效应呈现出来。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时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讲到了当灾难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来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都浑然不觉。而当你意识到了，要采取措施的时候已经晚了。书中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在池塘里有一朵睡莲，睡莲以每天增长一倍的速度增长着，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它会覆盖住整个池塘，闷死这个池塘中所有的植物。你可以想象，如果每天增长一倍，到第二十九天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这个睡莲还只覆盖了池塘的一半，你觉得还有一半是没问题的，你还是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浑然不觉。你觉得问题还不大，还来得及。但是到最后一天，第三十天的时候，它一下子就覆盖了整个池塘。到这个时候你想采取挽救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这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形成的机制，特别是由我们人类行为本身的后果所造成的风险形成的机制，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把风险作为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特别是要理解其中风险形成和治理的机制。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这本书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书叫《解毒剂》。这本书虽然没有前一本书那么有名，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用这样一个概念进一步说明现代社会风险形成的机制。推荐阅读：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全球经济正在进入金发女孩时刻？孙立平：在过剩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孙立平：我最近几篇还可以勉强一看的文章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股市、十万亿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不少人在议论，全球经济是否正在迎来一个金发女孩时刻？老实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做出判断的能力，但了解别人对此说了什么？对我们总是有好处的，总比对此一无所知好。所谓经济的金发女孩时刻，源于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一个被称为金发女孩的小姑娘，尝试了三碗粥，其中一碗太热，一碗太凉，而一碗不凉不热刚刚好。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就用金发女孩时刻，来指经济既不太热又不太冷，物价既不太高又不太低，利率也比较适中的一种状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非常舒服的阶段。为什么金发女孩的议论再起？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几年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一度，人们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的降临。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金刻羽是怎么说的：我们面临的有可能是经济大萧条，而不是经济衰退，是1931年的情况，而不是2009年的情况。有可能面临的是大的国家40%的产出的丧失，而不是5%的产出的丧失。最后，全球许多国家货币大放水，以挽救经济。经济刚有起色，俄乌战争爆发，逆全球化，或我说的大拆解过程开始。在这诸多因素推动之下，西方持续了几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阶段结束，美联储及许多国家的央行不得不连续大幅度加息。而中国，则开始进入通缩状态。于是，人们就开始不断谈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有的专家甚至认为，美国需要有一场“L”型的大衰退，用一轮负财富效应，来压制消费需求，以抑制通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在开始谈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开始谈论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预期中的这种衰退，似乎还没有出现。不但衰退没有出现，无论是从增长速度，还是从投资、消费、就业、薪酬增长来看，都给人一种强劲的感觉。这样，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说，也许这一次美国经济是根本不着陆，即保持一种低空飞翔状态。还有人带着疑问的口气问，有没有一种可能：美国经济就是这么好？其实，这个话题的转换，也就是说，从担心经济衰退的发生到认为不太可能发生，是发生在2023年的年底。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5%。而且，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实际工资涨幅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速度，通货膨胀正在放缓。到目前为止，这个趋势已经基本确认。最近，美国劳工部发布9月份大大非农数据，这是关于美国经济的最基本数据。数据显示，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5.4万人，远超市场预计的15万人左右。失业率为4.1%，是近年来的较低水平。同时，工资也在增长。9月平均时薪环比增长0.4%，高于市场预期。而通货膨胀率也大体控制到3%以下。这些数据都符合金发女孩时刻的特征。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金发女孩时刻？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一次金发女孩时刻的出现，是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与全球化时代的金发女孩时刻不同。瑞士信贷一位叫作Zoltan

生活小长假与消费黄金周从今天开始，十一的小长假开始了。小长假也是所谓的消费黄金周，特别是在遭逢一场井喷式的股市暴涨之后，大家的心情也会阳光不少。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小长假或黄金周，其实是来自一场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场风暴从泰国迅速波及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大幅下跌，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它在一定意义上中断了亚洲的经济繁荣。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明显影响。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与国际金融危机直面相遇。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冲击，投资下降、出口减少、失业增加、经济失速。当时，为了抵御经济不景气，增加国内消费，中国政府开始形成“假日经济”的概念。并从1999年开始，决定将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的长假，这种休假方式便被称为“黄金周”‌。‌没有生活，何来消费？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了：生活与消费的关系。消费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过剩是显而易见的，过剩就意味着你生产什么什么不好卖，这是经济疲弱的最直接原因之一。我们不从理论上来讨论过剩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消费好一点，经济就会活跃一点，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那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原因固然很多。失业、裁员、减薪、收入下降，都是直接原因；一部分人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还有不少人消费已经处于透支状态，也不可否认；还有人消费的观念已经改变，崇尚一种简约式的生活，这也是事实。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缺少生活，夸张点说，有的根本就是没有生活。有一次晚上十点左右，太太在小区里遛弯，遇到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小区里的椅子上抽烟。闲聊时得知，小伙子在附近的一个大厂上班，每月的工资三四万，这在四五年前是不错的工资了。但小伙子说，刚刚下班，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下了班，在外面抽根烟，然后马上睡觉，根本就没有时间消费。说话时，小伙子一脸疲惫。消费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生活，没有正常的生活，何来消费？我们不能是一个就知道干活的民族说到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事。若干年前，我参加了一场会议，是一个讨论中国在非洲项目管理的会。他们说，在非洲遇到了一些在中国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例如非洲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发一次工资。今天你把工资发了，明天相当一部分非洲员工就找不到了。干什么去了？花钱、娱乐、消费、享受去了。然后，过几天陆陆续续又回来了，因为钱花没了，得干活了。所以，在非洲得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今天混凝土刚刚浇铸了一半，把工资发了，明天可能没有人干活了怎么办。他们举了个例子，有个非洲工人经常是这样，中方管理人员很生气，问他这些天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又找不到你了？他说老爸死了，我总要回去看看吧！管理人员反问，你老爸今年都死了多少回了？一发工资就死。他说，以前都是最后活过来了，这次是真的死了，不信你核实去。谁去核实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国家经济肯定好不了，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们。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很难理解我们。他们说，有些非洲员工经常问中方管理人员：你们派到我们这来的都是什么人啊？是不是都是犯人啊？中方管理人员说，什么犯人啊，这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秀员工！非洲人很不理解，说不是犯人怎么会这样呢，你看他们光会干活挣钱，也不会花钱、消费、娱乐、享受，不是犯人怎么会这样呢？！当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有时很难在其中分出优劣。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们如果要真正走入经济的下一个阶段，光靠干活还是不行，还得有正常的生活。否则，别的不说，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再往前说一步，如果干活干得连孩子都不能生了，我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推荐阅读：孙立平：我最近几篇还可以勉强一看的文章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孙立平：股市、十万亿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孙立平：美国是如何走出30年代大萧条的？孙立平：消费：人们较少提及的另外四个因素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孙立平：昨天文章的表述确实有问题，把有关问题再澄清一遍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问题：在过剩的背景下，还存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总有人说，现在是通缩的问题，是过剩的问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的事情，那么大的产能，降价促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通胀？从理论上来说，从总体上来说，这话是对的，但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先看事实。2024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8%，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价格上涨0.7%，服务价格上涨0.5%。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4%，非食品价格下降0.3%。这告诉我们，在整体物价处于低迷状态的同时，食品的价格是温和上涨的。再仔细看一下。按照同比，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21.8%，鲜果价格上涨4.1%，畜肉类价格上涨3.8%，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6.1%，水产品价格上涨1.7%，蛋类价格下降3.5%。按照环比，8月份鲜菜价格上涨18.1%，鲜果价格上涨3.8%，畜肉类价格上涨3.6%，其中猪肉价格上涨7.3%，蛋类价格上涨2.8%。这告诉我们，在整体物价处于低迷状态的同时，某些食品的价格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下面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来。我们都知道，通胀或通缩，反映的都是货币与商品的关系，或者通俗但不很准确地说，是钱与物的关系，是两者之间的供求关系。钱多东西少意味着通胀，钱少东西多意味着通缩。过剩，表明商品的供给是充分的，因此，过剩压制着物价。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出，在过剩的背景下，即使你想把东西的价格炒上去也是难以做到的。就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而言，就更是如此。以汽车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前一段时间，陆陆续续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也是零零碎碎，有的地方引起一些误读，也是在所难免。恰好，最近有一个机会，和几位企业家在一起聊天，借机把一些想法捋了一遍。其实，这些想法在以前的文章中我陆陆续续都写过。下面就将聊天中的一些想法，结合原来写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整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这些看法也都是一己之见，有的也没完全想明白。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千头万绪，股市为先如果今天你的股票挣了两万元，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的情绪，说不定晚饭就会加两瓶啤酒。但如果今天你的房子涨了10万元，可能你什么明显的感觉也没有。这是我前些天在《股市、十万亿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一文中打的一个比方。意思是说，救股市的重要性。其实，在今年4月的《股市，现在不是猛药治沉疴的时候》一文中，我就说过，人们都在讲救房市、救股市。其实，这里面有个顺序的问题，应该是先救股市，再救房市。果然，突然大招出台，一周的时间，A股总市值暴涨了9.6万亿元。我原来也说过，尽管我对放水刺激一直抱谨慎的态度，但在现实中，事情确实也只能从最直接的地方做起。在评论这次行情的时候，有人用了摔杯为号的说法，是说这次行情来得之突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不免担心这样的行情用什么来持续，至少不至于大起大落。特别是，在已经有了差不多10%涨幅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人逢高套现、收割走人？在经济低迷之际，用井喷行情拉振信心，自有其道理；摔杯为号，也可以作为决心的宣示。但大体来说，我不怎么喜欢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在市场里，豪情一钱不值，有的只是风险。我们期待股市稳健向上的走势。房地产，稳住即可货币之后是财政，辜朝明更有言，在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会失灵，他指望的是财政。可以说，这是市场的期待，更是地方政府的期待。问题是财政指向哪里？现在人们议论得比较多的是房子，而现在经济的困境之一也是房地产。所以有人问，房地产会不会重新热起来？会不会重新热起来我不知道，但我的看法是，不应该重新热起来。我原来说的先救股市，再救房市，只是在两者比较的意义上说的，不是说救完股市就去救房地产，更不是说炒完股票接着就去炒房子。房子已经过剩，这是最基本的基本面。未来是两个趋势的对冲，一是人口进入下降通道，二是城市化还有一定空间。房地产未来的问题是结构。我的看法是，房地产，稳住即可。所谓稳住，一是说尽量保交楼，二是避免房地产对金融的冲击。实际上，如果大量资金进入房市，意味着这部分资金会在钢筋混凝土中沉淀下来，挤占的一定是消费。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其长期的后果可想而知（见《孙立平：关于房地产问题的八点看法》）。复苏始于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真正的复苏许多朋友都知道，近年来我强调最多的可能就是就业。上半年有一篇文章，题目上用了六个就业（见《孙立平：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包括我前一段反对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也是从就业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就业一边连着收入，一边连着信心。就业是恢复信心改变预期的最现实基础。就业问题最突出的在什么地方？青年人。记得在本世纪初，我在东北研究国企改革中失业下岗问题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五口之家，老两口、小两口、一个孩子。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老两口的工作收入情况不错，小两口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情况是，老两口处于失业状态，小两口的工作收入都不错。请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两个家庭的希望感和对未来的预期有何不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业问题涉及很多因素，这里不可能具体讨论。但我要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把什么看做是最重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五六七八的说法，说是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对这个说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体现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一种理解是，你看，民营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这说明民营企业多么重要。这是以就业为重的思路。还有一种理解是，你看，国有企业只用了20%的人，就提供了50%的税收，这说明国企多么重要。这是以税收为重的思路。所以思路最重要，看你看重什么。看重什么，资源相应地就会到哪里。信心当然重要，出清是必需条件总有人以为，只要刺激足够，只要政策对头，就会雨过天晴，就会昨日重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有一段话，我重复了很多遍：有两个相当流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为什么企业不贷款不投资，原因是企业家的信心问题；第二个说法是，为什么居民消费不踊跃，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问题。其实，这后面还有着更深层的东西。从投资的角度说，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从消费的角度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超前、过度、透支的消费之后，一部分人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另一部分人无力消费，有信心有什么用？（见《孙立平：用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用增加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其结果一定是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我们得意识到，我们已经从一个短缺的时代进入了一个过剩的时代，而且这种过剩还不是一般的过剩，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的产能是为整个世界准备的。前些天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后来，根据一些网友的意见，我把意思重新表述为，过剩产能出清之日，真正的反转才有可能。出清过剩产能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说，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经常说，日本经历了停滞的30年，那其实就是一个出清的过程。通货膨胀不能救国，滞涨才是最危险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在一些人眼里，通货膨胀似乎是重启经济的灵丹妙药。张五常更是建议，中国的央行要尽快把通胀的年率推到6%左右。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通缩则会导致下跌螺旋。一般地说，这话是对的。但有两个问题不知人们想到没有。第一，如果由于种种原因，通货膨胀没有起到助推经济的作用呢？结果是什么？就是滞涨。而我们知道，滞涨是更可怕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有时是可以用一用的，但如果凯恩斯主义失败了怎么办？第二，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就一定走不出经济低迷吗？举一个例子：日本就是在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度过了所谓失去的三十年的。“牛肉饭”是日本当地用来作为衡量日本通胀的指标之一。1990年，日本知名连锁快餐巨头吉野家的一碗牛肉盖饭售价为400日元，而在2020年，同样一碗牛肉盖饭的价格只需要352日元（折合约22元人民币）。当然，经济学家可能将其称之为通缩，但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就是物价稳定。有人会说，那毕竟失去了30年啊。什么叫失去？在这段时间里，出清了过剩的产能，实现了产业的升级，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连人们担心的社会动荡也没发生过，还想怎么样？这里有一个故事。据说，在日本的央行系统中，有一种极度厌恶通胀的传统。原因是，日本央行的首任行长一万田尚登，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常住德国，经历过德国魏玛时期恶性的通货膨胀，他目睹了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我不是说日本央行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但它告诉我们，很多教条是不能僵硬式的去理解的。深层逻辑，决定我们会走多远我知道，即便是说到这里，还是会有朋友说，还没有说到根儿上。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可以读一读我前些天发表的《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一文。那篇文章，从底层逻辑的角度，讨论了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哪来的。其中最主要的，说了三点：把解决吃饭或民生问题作为我们的目标；用一种新的思维看待外部世界，争取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用松绑的方式激发各个经济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此，经济会怎么走？归根结底，取决于底层逻辑。可能有朋友还会说，您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问题是，什么都让我说，您就不能自己想一想吗？这篇文章，几乎写了一夜。最后要推荐一下我拼配的随心白茶。这已经是第四版了，从2019年到今天。最初，这款茶是为了我自己喝而拼配的，后来茶友反应不错，市面上又没有类似的茶品，于是挖茶俱乐部的年轻人拿过去了。之所以叫随心，是来自我的一种生活理念：粗茶淡饭随心走，锦衣束人不自由。关于这款茶的介绍，见《孙老师拼配的随心白茶第四版隆重上市》，下面的是二维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现在的一系列问题，从企业的困境到个人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济收缩的结果。所以，人们期盼经济能够走出低迷，期盼能够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如何才能走出低迷从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从上一轮经济起飞中找到某些启示。那上一轮的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我想从经济底层逻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什么是经济的底层逻辑？我想最重要的是三个基础性的问题：你想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你有的条件是什么，面对的制约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前一段时间发表的《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文中，我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但三个问题只讨论了两个。本来是想继续写下去，想想还不如重起炉灶，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用一篇文章重新整理一下。以解决吃饭和民生问题为目标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不是问题，但其实是最大的问题。你想做什么决定着其后的一系列选择和做法。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家庭，日子如何过？不同的目标，就有不同的过法。一种可能是，前一段房子买了，车子也买了，现在就是想把日子过得轻松舒服一点，这是一种过法。还有一种可能是，虽然房子是不久前买的，但觉得有点小，想换个大点的，气派点的。于是说，大家节省点啊，咱们多攒点钱，过一段把房子换了。这又是一种过法。上一波经济增长是如何起来的？起点就是明确一点：吃饭、民生、生活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就是这么重要，压倒一切的重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把赶英超美当做我们的目标，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与此有关。结果，最后是一些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改革开放首先转变的就是这个，首先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此，再也不提超谁赶谁，就是一心一意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可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重申一遍，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以解决吃饭与民生问题为目标。现在许多人说，当时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还没有说到根儿上。因为经济建设也可以是为了不同的东西。根儿才是底层逻辑之所在。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民生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问题是有没有条件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涉及底层逻辑中的第二个因素，即客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你可以选择的空间是怎样的？应当说，当时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的。与苏联，关系紧张到接近动手的程度。与美国，关系虽有缓和，但仍然是结构上的对头。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帝反修。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民生上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得准备打仗呢。环境严峻是一个现实，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则是一种智慧。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真的是如此吗？当时有一个研究小组，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据当事人回忆，这个判断刚报上去的时候，连邓小平都有点疑问。他问，战争能避免吗？帝国主义存在，能不打仗吗？但不久，邓小平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判断。此后，邓小平也多次讲：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就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以宽松形成的经济活力再接着的问题，也就是第三个因素，就是怎么做？换言之，如何才能形成发展的活力？一言之蔽之，就是松绑，为经济松绑，为社会松绑，使无数活跃的个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前的经济体制，有人将其称之为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种计划经济其实也是一种管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中，权力支配着一切，整个社会就是一部机器。地方政府也好，机构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那时候也有工厂，但那时候的工厂就犹如一个车间。可以想象，这样的经济体一定会是死气沉沉。因此，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造就一种新的动力和活力。怎么造就？放权让利，废除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管制，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更让个人拥有自主权。在放权的同时，将资源和利益向社会释放，向市场释放，让地方、企业和个人成为有利益驱动的主体。宽松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在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也曾讲过两件很小的事情：喇叭裤的流行与商业广告在官媒上的出现。这两件事情也都很小，但却是一场巨大社会变革的先声。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预示着中国这个社会正在开始走出过去的僵化，从紧绷走向放松。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所体现的放松与活力，像肥料一样，滋养了中国几十年的繁荣。这三个因素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正是这三个平平常常的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底层密码。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推荐阅读：孙立平：昨天文章的表述确实有问题，把有关问题再澄清一遍孙立平：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孙立平：我最近在想，如果没有钢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八面来风】经济现处萧条阶段，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孙立平：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

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在《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一文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那次的讨论，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波动。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之下，对反转问题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文章发表之后，还是经常有网友问，孙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明确点更具体点？老实说，如果具体到时点，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标的意义上，我想可以这样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最近曾关注过碳酸锂的行情变化。大家都知道，碳酸锂是制造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碳酸锂的价格扶摇直上。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锂的价格就从9万元/吨飙升至50万元/吨。但不久之后，碳酸锂的价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万元/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位业内人士会跌到哪里？他回答说6万。碳酸锂价格的起伏，很简单，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处于加速的阶段时，碳酸锂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了其价格的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扩产，新的项目不断上马，甚至大量在国外收购锂矿项目。这样一来，市场中的碳酸锂，严重供过于求，这时候价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吗？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这时，如果有人问，碳酸锂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答案不是很明白吗。就是过剩产能的出清。所以我们看到，各大企业纷纷采取行动，缩产或者停产。只有出清了过剩产能，才能实现市场新的均衡，才能迎来真正的反转。于是我们看到，本月11日，一家头部企业计划停产的消息传来，当天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大涨8%。这时，才有分析人士战战兢兢地分析说，反转可能到来。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转，还要看接下来产能出清的进程。说到这里，我想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碳酸锂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对于当前经济的低迷，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在最近的几天里，话题越来越聚焦于通缩的问题，越来越聚焦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其主要论据显而易见，2024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仅上涨0.6%（其中主要还是食品价格的拉动）；出厂价格指数自2022年10月份开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2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目前五个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于是，就有了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的呼吁：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易刚的呼吁引来国内外众多论者的响应。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通缩危机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应该尽快出台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应当说，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没有不同意见。我想说的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长6.4%，出口额下降40.2%，出口价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长4.4%，出口额下降13.9%，出口价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长9.4%，出口额下降2.1%，出口价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长3.9%，出口额下降5.3%，出口价下降8.9%；套餐产品出口量增长4.5%，出口额下降14.5%，出口价下降18.2%；钢材出口量增长20.6%，出口额下降6.8%，出口价下降22.7%；铝材出口量增长15%，出口额增长10.8%，出口价下降3.7%；手机出口量增长4.6%，出口额下降1.7%，出口价下降6%；家用电器出口量增长23.6%，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7.2%；汽车出口量增长27.5%，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5.9%。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产品的价格，不但在国内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也在走低。如果我们从需求端可以解释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的问题，那国际市场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如何解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需要正视需求问题的同时，更要正视供给端的问题，即严重的产能过剩。前面我们讨论了碳酸锂的问题。碳酸锂价格的走势告诉我们，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清过剩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的供需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我知道，这样说，人们可能感觉不舒服，但问题就在那里，是回避不了的。当然，经济的问题非常复杂，至于那些更深层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下面的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推荐阅读：孙立平：我最近在想，如果没有钢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八面来风】经济现处萧条阶段，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孙立平：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次有力冲撞，可能不是一场我们期待中的产业革命，而可能是一场慢性而温和的经济衰退孙立平：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孙立平：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两款龙珠，大雪山和老曼峨，各有千秋挖茶俱乐部，五周年，半价谢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千年酝酿，一朝爆发人类文明的演变，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其中的侧面之一，就是材料，从对不同材料的利用，到人工合成甚至制造出新的材料。可以说，材料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在历史上，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钢铁时代到合成材料的时代，每一次材料的迭代都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活动、财富形态甚至生活方式。有人说，铁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神奇的礼物之一。铁的发现，可能要追溯到5000年前。在公元前大约3000年，赫梯人在炼铜或炼铅时，偶然产生了一种副产品，这就是铁。又过了很多的世代，在铁器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又出现了最初的钢。这两次偶然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材料，铁的性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作为青铜器时代标志的铜，比如，它的强度、柔韧性和耐用性等，因此其用途远远超过铜。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铁的熔点比铜要高得多，这就意味着把铁从矿石里熔炼出来，比铜要难得多。所以，虽然地球上铁矿资源非常丰富，但在很长时间里，铁是非常稀缺的。据说，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铁曾经与黄金同价。这里的关键是冶炼的方法。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把铁从铁矿石中冶炼出来主要是靠木材。而这就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但我们知道，树木的再生是很缓慢的，因此，木材的稀缺限制了冶铁业的发展。为铁的大量生产打开前景的是煤炭。1710年英国企业家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焦炭炼铁工艺，这使得大规模廉价铁的生产成为可能。1870年代，英国人亨利·科特发明了搅拌炼铁法。这样，千百万吨铁开始被生产出来，而且价格也直线下降。直到这个时候，铁才走下稀缺品的神坛，成为一般性的材料。而转炉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的出现，又使大批量的铁被炼制成性能更优异的钢材成为可能。由此，人类才算真正进入了钢铁时代。除了技术之外，是什么因素使得钢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新的技术的出现，为钢铁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现代的企业，现代的工厂。这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乔舒亚·B.弗里曼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他说，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一个由工厂做成的世界里。在此之前，即使是工业性质的生产活动，也是以小作坊的组织形式进行的，小作坊主要以手工工艺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机械化生产流程。但到1721年，事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一年，在英国的德比市，出现了一家丝绸厂，据说厂房有五层楼高，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工厂。而现代化的大工厂，则意味着对生产要素的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工厂能够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说到钢铁的大规模生产，就不能不提到卡耐基。实际上，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钢铁的生产经营都是极为分散的，这就会导致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于是，卡内基决定建立一个囊括整个生产过程的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1881年，卡内基与弟弟汤姆一起成立了卡内基兄弟公司。1892年，卡内基把卡内基兄弟公司与另两家公司合并，组成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钢铁帝国--卡内基钢铁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实际上，卡内基钢铁公司所在的匹兹堡，也称为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称。但事情还没有完。那又是什么使大现代化企业的形成成为可能的？答案是，这需要一场金融革命。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因为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这样，这些技术就很难从作坊阶段走向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产业阶段，“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只有在金融革命出现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因为工业革命兴起的新产业，其工业原料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厂房成本、设备成本等开支都十分巨大。恰在这时，英国历过了一场金融革命，包括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他金融业的变革等，这才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钢铁时代：材料塑造了世界人类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就是最近这两三个世纪的事情。而在这当中，动力与材料是两个最实在的主题。事实上，钢铁业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钢铁行业发展最早的国家。在1865年，英国铁产量为481.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极盛时期的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但尽管如此，当时英国的人均钢产量也不过60公斤。1890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大钢生产国，1955年，美国人均钢产量650公斤，钢铁帝国由此形成。在钢铁工业革命中，英国和法国这些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被美国这个后起之秀反超，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后发优势这个词。从逻辑上说，有后发优势也就应该有先发劣势。有论者认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和法国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先发劣势”：不仅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减弱，而且资本和精力主要用在殖民地获取更快更大的回报，所以对新技术的研发缺乏投入，对新装备的更新缺乏积极性。这样就使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领先的一些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黯然失色。代之而起的是美国。在钢铁工业的推动之下，到1929年，当时只有1.22亿人口的美国，汽车销量突破500万辆。1942-1945这三年时间里，美国建造了147艘航母，其零头都比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参战后直到二战结束，平均每天生产130架飞机，100辆坦克，平均三天一艘军舰，七天一艘航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强大钢铁工业的支撑下实现的。另一个后来居上的国家是德国。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表现虽然没有英法那样引人注目，但也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从1870年到1913年这一段时间，德国的煤、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增长了7.2倍、12.4倍和138.8倍，分别达到27734万吨、1676万吨和1761万吨，生铁和钢的产量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也是德国两次挑战世界秩序的基础。可以说，当今的世界，就是在钢铁的构架中形成的。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钢铁，或者钢铁不能如此大规模生产，今天的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本文关于钢铁冶炼技术方面的内容，参考了《横跨千年的钢铁历史

在《截止目前，人工智能对弱者并不友好》一文的最后，我说：直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对弱者并不友好。我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次有力冲撞，可能不是一场我们期待中的产业革命，相反，可能是一场慢性而温和的经济衰退。这个话题容后再谈。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其实很期待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因为，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上一轮技术革命的潜力就开始枯竭，新的能够促发一场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陷入停滞，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存量时代，经济增长普遍显露疲态。现在看，全球化的逆转与此也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而这当中最有希望的突破点就是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事实上，近年来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的进展，给了人们一种充满希望的图景。虚着点说，人工智能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只需要躺着，人工智能就能完成一切工作，至少是绝大部分工作。现实一点说，人工智能的进步，会促使很多行业进行深度改造，从而大幅度提高效率。这意味着，财富的创造将出现一个划时代的质的飞跃。但这只是一种前景。当这个前景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另外的一种迹象却出现了。几天前，在一个微信群里聊天时，一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学生说：这美国吧，经济增长，股市大涨，物价也疯涨，高科技金融业也处处裁人，大家日子不好过，那增长的都去哪儿了呢？孙师也给分析分析。因为是微信聊天，我又做过她的班主任，互相比较了解，我就用比较简洁又有点开玩笑的方式回复说：找完华尔街找硅谷，最后抓AI。这位学生回复说：孙老师说得对。

很多重大的事情，对社会中不同人群的意义，往往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可能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英伟达的黄仁勋与硅谷失业的程序员的感觉一定会很不一样。我一点都不否认人工智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一点都不否认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这里的问题之一，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工智能对弱者似乎并不友好。从管理到统治有人以导航软件为例，说明人工智能是如何从对人的服务演化到对人的管理的。一开始，导航软件只是你的仆人，为你提供各种路况信息，告诉你哪儿有摄像头，但由你来决定最终走哪条路。到了某个路口，你的直觉想要往右转，但算法告诉你往左转。多经过几次你就会知道，算法比你的直觉更可靠，最好还是听它的。慢慢的，算法开始变成你的代理人。你只需要告诉它一个选择标准，比如“走距离最近的路”或者“走红绿灯最少的路”，算法就会为你自动选择路线，其他的不用你操心。这个场景在自动驾驶时代马上就会实现。再接下来，算法会变成你的管理者。假设早高峰时，环路的主路堵车，辅路相对顺畅，而每个人都相信算法的判断。这时候，算法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走辅路，那样会马上造成辅路的拥堵。算法只会让一部分人从主路分流到辅路，而让另一部分人仍然保持在主路上。这个时候，算法就不再是“你”的代理人，而是管理你的人。一位研究者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扩大或限制权力、增加或减少机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位研究者米娜迪则提出一个更值得警惕的说法：被锁链锁住的世界。她甚至认为，那可能是一种比灭绝更糟糕的命运。让我们往下看。算法对人的锁住说管理，说统治，其实有点矫情，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导航软件中的算法给你的还是一种方便和舒适。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我原来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紧生活。最典型的情景是：大厂那些带着一脸疲倦在快深更半夜才踏入家门的996们，在路口红灯转绿时第一个冲出去甚至连红灯有时都闯过去的外卖小哥们，早晨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背着书包的学生们。其实，被卷入紧生活的，又何止是他们？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所谓的管理不无关系。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被管理得越来越科学了。有人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某市的一家科创公司，给员工发了一种高科技的坐垫，并要求员工都要用。这样，就可以监测每个人的心跳、呼吸和坐姿等，可以发现每个员工在不在工位上。这就是所谓数字时代的管理。我用一个比方来形容数字时代的这种劳动管理：一个瓶子里，放几块石头，再也放不进去了，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没满。然后再放沙子，直到放不进去为止，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还是没满。接着，再往里面倒水，不少的水又可以倒进去了。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满了，没有任何空隙地满了。我们的管理已经接近这个水平。对此，外卖小哥的感受可能是最深的。有数据显示，外卖平台配送速度在不断提速。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缩减为39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的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最近几年的数据我没有去查，应该是更快了。而驱动着这种加速的，就是所谓的实时智能配送系统平台。庞大而精密的系统进行着越拉越快越来越精密的计算，然后向外卖骑手发出指令，最后的结果就是骑手像机器一样转得越拉越快，直到达到他的极限。极限就是再无余地的意思。当你被人工智能推开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曾几次讨论过无人出租车的事情。我的基本观点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开个出租车网约车，那是很多人生计最后的依托。在困难的时刻，不应该与底层抢饭碗，遥遥领先不是目的，民生才是。这时总会有人说，汽车替代马车，技术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实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有史以来都不曾面对的一种新情况。有人虚拟了一个汤姆的故事：汤姆来自一个贫穷家庭，为了改变命运，全家勒紧裤腰带支持他在顶尖商学院学习，专注市场营销领域。汤姆决定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期待能在营销领域有所作为。让人感到挫败的是，还未毕业，汤姆辛苦学来的文凭能就已经不值钱了。客户关系管理公司推出的一款AI人工智能平台，具有产能自动搜索、积累、分析、画像目标消费者个人特征的功能，并能瞬间生成商家需要的配对方案，甚至实现自动交易。汤姆在过去4年里拼命学习的知识，已经过时，他到处投递简历惨遭碰壁。几个月后，汤姆勉强在亚马逊找到了一份仓库小时工的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惊讶地发现一大批AI仓库机器人不吃、不睡、不喝且不知疲倦地接受循环工作的场景。而可怜的汤姆，只能充当他们的助理。每月那点儿微薄的收入，能维持个人生存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回馈家人对他的投资。联合国的一项预测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将有50%的就业机会会被AI取代。《科学》杂志也预测，在未来30年，中国每4个工作中，就将有3个以上会被机器取代。人工智能时代谁是弱者？本文的题目是：截止目前，人工智能对弱者并不友好。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是弱者？答案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弱者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变成弱者。人工智能意味着，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智慧笼罩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人类每日每时的生活是由一种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所设定和支配的。在人工智能面前，会有越来越大的人变成弱者。米娜迪所说的一种比灭绝更糟糕的命运是什么？也许其全部的含义我们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我这里能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存在感。我们假设一种情形，一群人在一个客厅里聊天，客厅很舒适，有茶水咖啡水果，你可以尽情取用，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你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看你一眼。这时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还有某种程度的自尊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傻子一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什么样的世界？我相信，人工智能最终最造福人类，但这可能是一个很曲折很复杂的过程。直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对弱者并不友好。我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次有力冲撞，可能不是一场我们期待中的产业革命，相反，可能是一场慢性温和的经济衰退。这个话题容后再谈。推荐阅读：孙立平：昔日的大棋，如今的笑柄孙立平：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孙立平：金字塔底层：拼多多崛起与困境的谜底孙立平：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孙立平：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有时是越辩越糊涂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苦涩后的回甘和独特的香气，资深茶客追捧对象挖茶俱乐部成立五周年半价酬谢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后来成为笑柄的那九万棵橡树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1807年，丹麦海军在哥本哈根的战役中被英国偷袭而全军覆没。为了重建海军，丹麦在战后种植下了90000颗橡树。200年后的2007年，丹麦林业局通知海军：“这批树木已经成材，可以拿去建造战舰了…”这件事情显得多少有点尴尬。后来，人们据此做了多了许多引申。其中之一是说，历史上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是在下一盘大盘棋，但到最后，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棋，甚至可能是一个笑柄。但在这个笑柄中，橡树是无辜的。因为在钢铁时代之前，橡树就是这么重要。按专家们的说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森林就意味着丢失制海权。因为那时候，战舰就是用橡木做成的。英国海军原来的军歌，就叫“橡树之心”。而一棵橡木要成为可以做战舰的板材，起码需要生长一百年。英国有一艘被永久保存的风帆战列舰，胜利号。这艘战舰在英国称霸海洋中功勋卓著。这艘名舰于1759年开始建造，1778年开始服役。据说建造时用掉了2000棵橡树（一说5000棵）。使九万棵橡树成为笑柄的是钢铁。‌世界上最早的铁船，是英国布拉德利锻造厂于1787年制造的铁壳驳船试验号。这艘船的长度为21.05米，整艘船重约8吨，满載时最多可携带32吨货物，轻载时吃水只有8-9英寸。尽管这艘船的桅杆、船帮、甲板还是用木头做成的，且动力需要外力如马匹拖拽，并不能自航，但船的主体结构是用铁板做成并用铆钉固定的。这艘铁船的出现，证明金属也可以用在船舶制造上，而且它比起木船可以承载更多的货物。这标志着钢铁造船新纪元的开始。实际上，还不仅如此，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钢铁时代的到来。原来是船是由木头做的，现在可以用钢铁来做了。原来的桥是用木头石块水泥来建的，现在可以建钢铁大桥。原来做房子是用茅草、木头、砖头瓦块，现在用钢筋水泥。钢铁成了人类社会的新骨骼。中国曾经有个事情叫大炼钢铁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大炼钢铁的往事。百度是这样记载的：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其最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前不久，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同时，赫鲁晓夫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提出各自的赶超目标，中国提出的目标则是在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而最主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六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其中的功过是非早有定论。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超英赶美为什么要大炼钢铁？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当时，钢铁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工业的骨骼。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芯片一样。从近代史看，大国的兴衰更替，无不与钢铁、煤炭等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本书，作者是美国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这本书里，戴蒙德分析了枪炮、病菌与钢铁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钢铁代表了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生产钢铁工具和武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文明在农业、战争和贸易中具备了优势。他特别举了一个战争的例子：大航海时期西班牙殖民南美时的卡哈马卡战役。当时是169名骑兵加步兵对战80000名印加土著人，结果是，西班牙人大获全胜，印加帝国皇帝被俘虏，全部黄金足以充塞满一间房间。在这场战役中，西班牙人凭借的是什么？就是由钢铁做成的盔甲与武器。可以说，钢铁带来了胜利与征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的那句话了：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一位朋友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赶英超美的口号是1958年前后提出来的，即钢产量15年赶超英国和50年赶超美国。事实上，在口号提出的15年后，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产量2522万吨，接近英国；在口号提出的37年后，中国就以9500万吨的数字超过了美国。但我们真的就凭此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了吗？推荐阅读：孙立平：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孙立平：金字塔底层：拼多多崛起与困境的谜底孙立平：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孙立平：无论战后是何结局，那都是一片麻烦的土地孙立平：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有时是越辩越糊涂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苦涩后的回甘和独特的香气，资深茶客追捧对象挖茶俱乐部成立五周年半价酬谢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前几天发过一次，后来发现有几处文字错误。但决定删了重发的理由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在于我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没有完全说清楚。尽管这篇文章我实际上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最近和几位做企业的朋友聊天，他们总是反反复复地问一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见底了没有？什么时候才会反弹？我说，我最近的文章你看了吗？回答说，看了啊。我说，你既然看了还问什么？我想说的是，那个波浪的概念，那个周期的概念，在人们的脑子里是多么地顽固。这不仅体现在很多权威机构预测的失败，甚至在一般人的思维里，一不小心就拐到这条思维的脉络上来。因此，在此强调，我想提出的是这样一种看法：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阶段性与周期性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周期而是阶段。重发一遍，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看到这可以退出略过】阶段性瓶颈与周期性危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模式经济的起伏波动，是现代经济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主流经济学中，往往是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周期来理解的。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常规发展过程，这是不错的。但这种分析模型在面对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却往往造成一种误导。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机构，包括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投资机构，在预测中国经济走向时屡屡发生严重的失误，与此不无关系。在本文中我想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阶段与周期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从库兹涅茨的一个说法说起：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后来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库兹涅茨是在强调这些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其实，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些库兹涅茨认为特殊的国家归为一类。这一类国家的发展可以描述为：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无论原来多么落后，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类国家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明显不同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提出早发外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个概念。早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内生而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周期性的波浪起伏，遭遇的问题是一种周期性的危机。正因如此，才有了经典的波浪理论，才有了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才有了对衰退和复苏的分析模型。而后发外生型的发展，至少在早期阶段，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的起伏过程。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比方来理解后一种起伏波动：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而且，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弄不好甚至会陷入泥潭（最典型的如阿根廷，直到今天还在泥潭中挣扎）。这就是我说的阶段性瓶颈。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们就理解为过收费站和进入国道前的选择相当于一个瓶颈就是了。下面我们就来理解经济上的这个瓶颈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发生的？新的窘境：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那些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长之后会遇到一个瓶颈？有时是一个漫长的瓶颈？甚至有时根本走不到国道上去？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对此，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国家此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换言之，就是既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又没有形成新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遇到瓶颈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开始起飞时已经非常不同。记得前些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敌的说法吧，这个说法虽然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情况。遇到瓶颈的时候失去的优势是什么呢？最简单说，就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极为落后的状态下开始起飞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样就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种价格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不断提升，这个优势也会不断丧失。另一个则是学习与模仿。当后发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人做出了榜样、做出了范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学习。这对于落后的国家、后起的国家来说，意味着可以省去了一个重新进行探索的过程，会节约很多的时间和成本。但随着两者差距的缩小，可以学习和模仿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这方面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小。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就是企业出海，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中去。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但在这同时，则会引发国内的就业问题。从动力到阻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是想说明，发展到天花板的时候遇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境，后发劣势的理论则是想说明，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后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后发确实能成为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会慢慢转化为一种劣势。这就是所谓对后来者的诅咒或后发劣势。沃森教授和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小凯教授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可以概括成两个词，一个叫做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个可以叫制度转型的困境。技术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别人创新的成果已经摆在那了，你可以学习模仿，而学习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重新来一遍要小得多。所以模仿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但这同时，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你模仿惯了，而且模仿代价小、收益高，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惰性。更困难的是制度转型。恢复性发展。杨小凯教授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只有自由市场，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变革，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顺利地运作的。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韩国。我们知道，韩国是在朴正熙政变后在强有力政府的强行启动的，在他执政期间，实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使得韩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这期间，韩国也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动，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动荡。但最后，韩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转型。1961年韩国的人均GDP仅为94美元，2023年达到3.31万美元。其实，在研究一些后发国家为什么在经历一段快速发展后会陷入停滞，如果将眼光完全集中在优势劣势上，还是狭窄了些。更重要的问题是，原来的动力是否释放完毕，或者是否因某些因素而中断。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其动力是直接来自三大红利，这就是和平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劳动力的红利。而现在面临的困境，与这三大红利的逐步消失，直接相关。奥地利学派：恰恰是之前的扩张造成了后来的收缩法国的克莱门特·朱格拉有句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原来总是习惯于将原来的快速发展看做是后来的基础，而忽略了原来的快速发展给后来造成的问题。如果将这些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纳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实际上，在扩张期，会由于信用的扩张形成一种市场幻觉，并导致一种扩张惯性。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大家几乎是排着队的往坑里跳。为什么？市场幻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虚假的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发出的救市能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扩张期结束之后的一地鸡毛。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讨论两个过，即产能过剩和消费过度。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两个问题，或者以为在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与后发瓶颈密切相关。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铁修完了，房子盖完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活干，但体量没有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因此，在经历一段超高速的发展之后，下面的两个问题是必然要面对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饱和。推荐阅读：孙立平：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坏事孙立平：一个无法从苦难中走出的民族孙立平：温故知新：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孙立平：俄罗斯：那厚重的沉郁与忧伤孙立平：疆域帝国、市场帝国与科技帝国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孙立平：无论战后是何结局，那都是一片麻烦的土地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由2017年春茶制成的老熟茶颜色红艳透亮，有一股木质香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现在人们都在议论经济底层逻辑的问题。但什么是底层逻辑？往往都是语焉不详。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你想做什么事情？目标是什么？目标决定了选择，决定做什么。比如说，有一个家庭，日子如何过？不同的目标，就有不同的过法。一种可能是，前一段房子买了，车子也买了，现在就是想把日子过得轻松舒服一点，这是一种过法。还有一种可能是，虽然房子是不久前买的，但觉得有点小，想换个大点的，气派点的。于是说，大家节省点啊，咱们多攒点钱，过一段把房子换了。这又是一种过法。第二，面对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假如说，一个家庭，不久前刚花2000万买的大房子。但夫妻俩的年收入是200万，虽然一年要还50万的按揭，日子还是可以过得轻松滋润。但现在，丈夫被裁员了，130万的年薪没有了，家里只有妻子每年70万的收入，去掉还按揭的，还剩20万，每个月生活费不到2万。这又是两种不同的过法。这两年，类似的情况，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绝不是个例。这就是决定底层逻辑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经济底层逻辑的变化了。改革开放，无疑意味着中国经济底层逻辑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你要做什么？目标是什么？现在人们都说，当时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还没有说到根儿上。因为经济建设也可以是为了不同的东西。根儿才是底层逻辑之所在。那么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往小里说，是吃饭；往大里说，是民生。因此准确地说，当时底层逻辑的转换，是转到以民生为基础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不仅很多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凭票凭证供应，而且，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一些农村居民不得不外出讨饭。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由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几千万年轻人无法就业。这也是一个吃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而明智的选择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决吃饭或民生问题为目标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一场大讨论发生了，这就是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现在很多人都还记得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当时还有一场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大讨论。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场大讨论始于1979年9月30日，当时的一个刊物发表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随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全文转发。由此，这场大讨论在全国展开。这场大讨论要解决的，就是要以吃饭以民生作为我们的目标。但这还不行，还有底层逻辑中的第二个因素，即客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你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你具有什么条件？你可以选择的空间是怎样的？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判断。在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与苏联，关系紧张到接近动手的程度。与美国，关系虽有缓和，但仍然是结构上的对头。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帝反修。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民生上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得准备打仗呢。环境严峻是一个现实，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则是一种智慧。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真的是如此吗？当时有一个研究小组，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据当事人回忆，这个判断刚报上去的时候，连邓小平都有点疑问。他问，战争能避免吗？帝国主义存在，能不打仗吗？但不久，邓小平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判断。此后，邓小平也多次讲：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就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推荐阅读：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八面来风】按黄金衡量，目前人均消费相当于2014年水平孙立平：两个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孙立平：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孙立平：用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用增加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其结果一定是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孙立平：用两张图，来重新说说经济预测的问题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

最近看到几个数字，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让我们一个个地来看，一边看一边想：大约100年前美国的汽车消费1929年美国的汽车年产量达到顶峰，年产535.8万辆，这个数字直到1952年才再次被超越。美国汽车千人保有量在

从小受到“劳动神圣”的教育。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表演唱。四个孩子分别扮演小熊、小狗、小兔和狐狸。狐狸挨个儿求那几位带他玩，可是他们就是不带他，因为他不爱劳动，是个懒惰的家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这样种下了劳动神圣的种子。劳动神圣这一价值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自从社会走过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开始出现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社会中人形成了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劳动，一个阶级不劳动。有闲阶级是社会上层；劳动阶级是社会下层。上层阶级中人生活轻松悠闲；下层阶级中人终身辛苦劳作，仅得温饱。上层人剥削下层人的劳动；下层人供养上层人。社会的不平感日益深重，直到爆发阶级斗争，上层人被推翻，风光不再，所有人都要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下层人扬眉吐气，劳动因此成为神圣的价值。中国1950年代工人农民翻身得解放，打倒了地主资本家。中国从一个阶级社会发展为人人都劳动的社会。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物，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劳动神圣这一价值因此成为人类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价值，一面旗帜，它把不劳动者彻底搞臭了，极端时，就连脑力劳动也被搞臭了，劳动被定义为狭义的体力劳动。从19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臭老九”，好像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是被体力劳动者供养的，是社会的寄生虫，这是知识分子的原罪。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案才翻过来，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被承认为广义的劳动。从赫拉巴尔的小说可以看到，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荒诞的阶段，书籍被大量销毁，知识分子被派去干体力劳动。当然，现在苏东和中国一样，全都为脑力劳动平反了。从极端回归到正常的理智后，劳动神圣的价值仍旧是正面的主流的价值观。除了否定脑力劳动之外，劳动神圣的价值走向极端和荒诞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就是王小波提到的他母亲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村出现的一种情况：村里世世代代都有的一百多头负重的驴子全都不见了，过去由驴干的活儿改由人来干，比如往山上送粪，过去是驴子拉车送，他在青虎山插队时是人用独轮车送。这是劳动神圣的价值走向极端的一个后果：人们用人的劳动取代畜力、风力和机械力。当时盛传的一段佳话是永贵大叔跟驴比劲儿，结果是永贵大叔赢了驴子。正如王尔德有次说的：人类已经勤劳到犯傻的程度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以机械力取代人力为目标的，由于这些智慧的发明，那些粗重的活儿由机器去干了，人可以去做轻松的活儿，或者干脆不用干活儿，只是高高兴兴地享受人生就行了。德国一位学者经统计论证得出的一个惊人结论是：当代德国维持人们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只用三分之一的人力资源就可以完成，有三分之二的人“从幼儿园的年纪就可以退休了”。这三分之二的人怎么办？劳动神圣怎么办？我能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很像）：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因为我们不能只让三分之一的人干活，三分之二的人不干活，纯粹享受生活，所以我们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样就满足了社会不分阶级人人都劳动而又人人都不太累这两个条件，比如每人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各类艺术休闲活动，画画，写诗，唱歌，跳舞，钓鱼，打麻将（尤其是中国人）。这样，劳动依然神圣，而人类也不会再勤劳到犯傻的程度了。

前些天发了一篇资料性的《四天工作制的利与弊》，前天在有评论功能的《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上转发了一下，结果引起热烈讨论。其实，在那篇文章一开头我就说了：之所以发这篇东西，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四天工作制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选项。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力的被替代是早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四天工作制的利弊有所了解，对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总会有一些参考意义。果不其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质疑。下面是一些网友的发言，其实类似的看法还有不少，因为留言有数量的限制，一些重复性的我就没有精选出来：这个太超前了，我们完全不必操心。朝九晚五都做不到，还妄想四天。在996的地方，讲这太奢侈了。在很多人还每周工作六天甚至七天的社会里，讲四天工作制有点太遥远。看了这些留言，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留言当然讲的都是现实，这些留言者也都是有感而发的。但在这当中，有一个逻辑弄错了，即四天工作制与996的关系是什么？这里的实质性问题是工作分配。顺便说一句，我们通常都是讲收入的分配，财富的分配，但很少讲工作的分配。工作分配是机会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工作的分配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工作的分配直接决定着收入的分配，间接决定着财富的分配（不要一说分配就敏感，分配不一定是由权力来实施的，收入分配就是主要由市场实施的）。打个比方。假如说我们社会中，每周需要一亿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怎么对这个工作时间进行分配？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疲于奔命的996式，即每人每周工作6天72小时。按这个方案，共需要190万人来工作。另一种是四天工作制，每天8小时，即每人每周工作32小时，那就需要313万人来工作。即增加了123万人的就业。因此，从逻辑上说，缩短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有利于更多人获得工作机会，也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当然我同意一些网友说的，现在说这个还有点奢侈，现在首先要解决五天40小时的问题。以上是就逻辑说的，在现实中呢？我们再来看看两位在国外的网友的说法：我在澳洲。大部分员工已经4天工作制度，不是统一同时休3天，而是轮排，而且上4天班的每天要提前半小时到公司。老板能省少许薪资，员工也开心，实际干的活照样按时完成了。有员工不想4天工作制的，照样5天的也有几个。还有个部门，特殊，不能4天制，天天打卡。老外也有勤快的，有同事一周55小时，超过38小时的算1.5倍时薪，周六加班算双倍时薪。我在美国，家里孩子都是一周去单位两次，还有两三天在家办公……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四天工作制的僵硬看法，以为四天工作制就是四天工作，三天停产。实际上，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的影响，人们正在探索灵活的工作方式。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这是又给体制内的人出了个好点子，所以体制内人会赞同的。这句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种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中企业和行政事业机关的工作制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实行四天工作制，可能的结果是，行政事业单位不折不扣地实行了，而企业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还是有点不同的想法。目前我国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过于臃肿是一个人们公认的事实。在地方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仅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都已经在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裁员消肿已经势在必行。但大家都知道，裁减人员这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一部分人缩短上班时间，或实行弹性工作制，同时，工资也相应减少，说不定也是一种办法。下面再回过头来说说前面关于工作分配的两种方案。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将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从现实来说，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从未来看，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大量替代不可避免。在这情况下，是实行哪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一部分人996甚至896式的超负荷工作，另外的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方案是，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我倾向于后一种方案。对此，人们可能会有两种质疑或担忧。会不会影响工作单位的效率？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工作单位的层面来看，关键是具体安排的问题，对此，国外已经有许多尝试。但这个问题还不能仅仅从工作单位的层面来看。就整个社会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分裂为一部分人苦于奔命地工作，另一部分人则为失业而发愁，这个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就业者处于整天疲于奔命的状态，连正常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不想结婚，不想生育，甚至连正常的消费都没有，而作为另一部分的失业者，或为生计所焦虑，或只能靠低保为生，你就是卖力地生产出再多的产品，谁来消费？经济如何运转？就整个社会而言，你说哪个更有效率？另外的一个质疑是，工作的分配不是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吗？其实，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关乎整个国民福祉和基本正义的问题上，市场的自然决定是不够的。否则就不会有对使用童工的禁止，就不会有五天工作制的确立，就不会有对加班的法律规范，就不会有一些国家对商店营业时间的限制。最后再强调一句，尽管四天工作制还不是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能够引起我们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扩展我们解决眼前问题的思路。毕竟工作不是目的，生活才是。推荐阅读：孙立平：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孙立平：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孙立平：信息时代，技术固然重要，但决定性的还是机制孙立平：用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用增加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其结果一定是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孙立平：用两张图，来重新说说经济预测的问题孙立平：预期是个大问题孙立平：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坏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品鉴级大雪山普洱茶挖茶俱乐部成立五周年半价酬谢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去年，是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中国最火的一年。据说，在那一年，中国经济学中的博士论文，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为什么这个理论会火？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讨论的问题，在现象层面上，与中国的状况非常一致：大量的债务堆积，无论是企业、家庭还是地方政府；企业不贷款投资，家庭不贷款消费，大量且不断增多的货币在银行里空转。最新的数据是，7月实体贷款减少767亿元，是2006年以来首次单月负增长，同比多减1131亿元。老百姓提前还房贷，企业提前还贷款。所以有人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学界嗤之以 鼻。但看起来完全按照人家的路径走的，债务收缩、信用收缩，利润最大化到负债最小化。是啊，大家都在为这个问题着急上火，但好像又都束手无策。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来了，而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而且，解释得简单明了，谁都能懂：企业想的是如何早点把债还上，而不是借债投资；消费者想的是如何早点把债还上，而不是借债消费。在这样的时候，你就是把利率降得再低，人们也不会去借债，经济还是转不起来。这就是货币政策失灵。所以，另外想招儿吧。应当说，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所分析的这种现象，确实与中国很像，也可以说是说到了痛处。我们的问题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是再往下，就不行了，无论是对原因的分析，还是提出的解决之道，可以说，都是一错再错。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澄清。第一，企业不愿意贷款投资的原因是什么？是债务，还是另有原因？不容否认，债务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从我接触到的企业家来看，企业不愿意贷款投资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负债太重，而是在于如下两点。一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人们不敢投资。二是，即使是这种担心解决了，由于过剩的广泛存在，人们也不知道投什么。正如我原来说过的，现在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有人会说，那还有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啊。且不说这些行业中已经存在的拥挤和过剩，就算有机会，空间能有多大？又有多少企业能够染指？第二，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用政府举债的财政措施能够奏效吗？这也是辜朝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之所在。在辜朝明看来，在存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再起作用。那怎么办呢？辜朝明认为，企业不借钱，居民不借钱，但有人借，这就是政府。因此，这时候要依靠的是财政政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辜朝明的观点引起更大的质疑。最主要的理由是两个。一是现在政府已经是债台高筑，如何消化已有的债务都是一个问题，继续扩大举债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二是政府举债搞投资，大量的钱还会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但在这方面的空间也已经很有限。即使一时之间可能会使数字变得好看，但其经济效益的低下是想而易见的。而现在经济学家提的大招基本上是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三，财政刺激的结果，一定会在过剩的基础上形成更严重的过剩。现实的问题，是在需求端而不是供给端。按照辜朝明财政刺激的政策思路，由政府举债投资，实际上是用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是用增加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其结果一定是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推荐阅读：孙立平：用两张图，来重新说说经济预测的问题孙立平：资源：从扩散到重新积聚（22年前的一篇文章）孙立平：预期是个大问题孙立平：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坏事孙立平：一个无法从苦难中走出的民族孙立平：温故知新：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品鉴级大雪山普洱茶挖茶俱乐部成立五周年半价酬谢茶友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些天，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现在的一些机构在经济预测上为什么会错得如此离谱的问题（见《孙立平：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在那篇文章中，我首先说明了两点：第一，在近几年，有关经济预测错得离谱的，不仅有国内的著名机构，就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华尔街投行，也大体如此。第二，对于国内一些机构预测的错误，人们往往用政治正确来解释。这我也同意。但我认为，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国外的那些机构为什么也经常错得离谱。那问题在哪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模型有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来自网上，是有人在大约两三年前画的。这张图将波浪周期和美林时钟糅合在一起，将经济的波浪起伏划分为复苏、过热、滞涨、衰退四个阶段。其中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必细究，当作一个示意图就是了。我现在想说的是，在当时，甚至现在，很多人就是根据类似的模型来做预测的。他们的假定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周期性的波浪运行中，当时是处在什么阶段呢？从图中可以看出，是处在即将接近底部的时候。于是，他们脑海中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触底？什么时候触底反弹？反弹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是V型还是U型？反弹的高度是多少？然后，据此做出预测。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模型。让我们接着看下一张图：这张图是一张更简易的示意图，因为我不会画图（这张图还是学生帮我画的），只能这么简单地意思一下。这张图代表的是另一种经济起伏波动的模型。更明确地说，第一张图表明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波浪起伏的状态，第二张图表明的是另一类国家非常规性发展的起伏状态。这另一类国家，我在前面那篇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多少年后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把日本和阿根廷单独划出，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列，足见两国有违常识和理论的特殊性。如果把中国也加上，中国如果说不是更特殊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特殊。但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将上述国家分为三类，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日本、阿根廷、中国这类国家。这最后一类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后遇到一个瓶颈，在经历这个瓶颈之后，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即图中的A、B、C）。打一个比方：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公路走完了，现在要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甚至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甚至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就遭遇的问题而言，前一类国家遭遇的问题是周期性危机，后一类国家遭遇的是阶段性瓶颈。不久前，世界银行发表了《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逾百个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十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努力面临严重障碍。报告还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走出这个瓶颈是不容易的，这时，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选择什么？每个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感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我的《所谓三驾马车，也许是一个误区》）。推荐阅读：孙立平：预期是个大问题孙立平：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坏事孙立平：一个无法从苦难中走出的民族孙立平：温故知新：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孙立平：俄罗斯：那厚重的沉郁与忧伤孙立平：疆域帝国、市场帝国与科技帝国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由2017年春茶制成的老熟茶颜色红艳透亮，有一股木质香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原发于2022年4月13日，可惜不见了。因为在正在写的文章中要引用一下，为便于各位查找原文，现重发一下】北大的一位学弟转来《地缘帝国落幕，科技帝国时代正在悄然来临——后俄乌战争时代的世界格局》一文，其中，地缘帝国和科技帝国这两个词，很有启发。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提炼出疆域帝国、市场帝国与科技帝国这三个词，用以概括在人类历史上世界格局的演变。疆域帝国：盛行于农业与游牧的时代。农业与游牧时代的特点是，其收获与土地密切相关。有了土地，就可以有众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就可以种更多的庄稼，就可以养更多的牛羊。延伸开，就可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就可以有更强盛的国力。罗马帝国、蒙古帝国、沙俄帝国，都是疆域帝国的典型代表。罗马帝国在全盛时期面积达到500万平方公里。大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面积保守说也有3500万平方公里。沙俄帝国的疆域也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在那个时代，更辽阔的疆域，就是帝国的荣光。这样，也就形成一种盲目的疆域崇拜。拓展疆域，占有更大的地盘，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强烈冲动。市场帝国：盛行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重商主义流行的时期。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在整个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缩小。这个时代的财富与力量，更多地取决于制造产品的能力，而制造的前端与后端，就是原材料与市场。于是，人们对原材料与市场的兴趣取代了对可以进行种植和放牧的土地的兴趣。这就是殖民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帝国，可以以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为代表。其中，大英帝国版图最大时达到3400万平方公里。但要知道，在大英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部分，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不占领，不统治，当地人自己统治自己，但你必须加入英国主导的贸易秩序，必须向英国开放市场。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英国用的就是这样的套路：要的不是领土，而是市场，是生意。科技帝国：科技帝国是一个简称，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科技金融帝国。科技与金融的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为紧密和复杂。不仅科技的发展要靠金融市场的支撑，科技的变现，科技力量的展示，往往也要借助于金融的方式。金融帝国与前两种类型的帝国相比，与土地和疆域的关系要更为疏远。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净资产分别超过了哥伦比亚、芬兰、巴基斯坦、智利和葡萄牙的GDP，只比他的故乡南非少350亿美元。但马斯克的财富并不以特定的疆域为支撑。其实，现在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疆域、市场、科技与金融，当然是不能截然分割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重要性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吧，在疆域帝国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自愿并入另一个国家，后者可能都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但在今天，就不一定了。正因为如此，波多黎各六次公投想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却屡屡被拒。关联阅读：孙立平：不是波浪是阶段：梳理一下那个问题的理论背景孙立平：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孙立平：我写故我在：东一句，西一句，说说我写公众号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所谓三驾马车，也许是一个误区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孙立平：我写故我在：东一句，西一句，说说我写公众号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明空法师和国家一级评茶师李云贵联合制作平淡、干净、安全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在《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中，我写道：为什么一些权威机构对经济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经济之外的因素。这一点我不否认，但除此之外，与其学术资源的背景其实也不无关系。换言之，是分析模型的误用。误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周期或波浪模型为依据，努力寻找和确定探底的底部，然后基于反弹或反转的预期做出预测。其实，不仅仅在专家或机构的预测里是这样，在企业家或普通人的脑子里也往往有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图景。然而，这个模型在眼前并不适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一文想要告诉大家的。在本文中，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背后的理论背景。适用于分析常规性发展的周期或波浪理论我们知道，起伏波动，是现代经济的常见现象。对此，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都曾有过开创性的探讨。但最早的系统性解释，应该是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康德拉季耶夫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这些国家从18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物价水平、利率、工资水平、外贸等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其起伏波动甚至拐点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规律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康氏长波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左右的长期波动，而在这样一个周期中，明显存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如此的波动，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康德拉季耶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在提出长波理论几年后，康德拉季耶夫就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去寻找答案，于是，产生了太阳黑子影响农业产出学说、货币信贷扰动经济波动学说，此外，还有从战争和资源冲击周期波动等方面解释的学说。而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角度所进行的解释。熊彼特对循环的周期进行了细化，认为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分为复苏和繁荣，下跌阶段分为衰退和萧条，这四个阶段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和企业家这两个因素。具体说，推动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就是一波强大创新集群的出现，之后企业家开始大量投资，进入经济的繁荣阶段；当创新集群被逐渐消化，新的创新集群还未来临时，经济就会走向衰退和萧条。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提出，到熊彼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甚至其他的一些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其所分析的对象，都是进入成熟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是对常规性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问题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这就是所谓后发展国家。波浪或周期模型不适合分析另外一种类型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多少年后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库兹涅茨是在强调这些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后面这些库兹涅茨认为特殊的国家归为一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非常规性发展，至少是非常规性发展阶段（其中一些国家可能最后会走向常规性发展，即进入波浪式的周期）。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巴西、新加坡等。比如日本，在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40多年时间里，从一片战争的废墟，发展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进入停滞的30年。韩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GDP仅相当于朝鲜的三分之一，到1961年时，人均GDP也仅为100美元。但从6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到40年时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有巴西，在1948年至197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巴西奇迹”，之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这些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一，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开始经济起飞的。其起飞开始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往往都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因某些偶然因素。日本是始于战后的重建，韩国是在朴正熙政变后在强有力政府的强行启动的，中国是对计划经济时代落后与匮乏的反弹。但无论如何，与熊彼特所说的技术创新，都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在起飞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极为快速的发展过程，有的国家甚至能在若干年内保持10%左右的增长。技术的因素往往在这一段才开始显现出来，但其特征不是创新，而是模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第三，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几十年后，几乎都遭遇到一定的问题，开始进入一个瓶颈期。由此，发展的前景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殊，甚至是盛衰意义上的分殊。但无论是最后突破发展的瓶颈，还是陷入长期的停滞，这个阶段都意味着快速增长的阶段结束了。这就是我用的高速公路与国道的比方的含义。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开始陷入困境，如巴西等。可见，将一种分析常规性经济发展的模型应用到这些国家的发展上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呈现的并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阶段性的转换。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为什么在不久之后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原因何在？可能很难一言以蔽之。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尽管如此，下面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第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顺利地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此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报告指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的，寥寥无几。相反，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该报告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国家此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还记得前几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敌的说法吧，虽然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的，并不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所注重的是眼前的因素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之相近的是辜朝明提出的“被追赶的经济体”的概念。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大家都很熟悉。在此之后，他又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个概念。他尝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良好政策如今却不再奏效？在有的国家，大衰退为何持续如此之久？为此，他将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此时经济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体，此时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经济体，此时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投资机会较少，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问题出现在被追赶的阶段。这时，国外有了更便宜的竞争对手了，资本回报下降，资本开始出海，此时只有高端知识劳动力受益，结果是贫富分化；同时，企业对国内资金也无需求了，导致利率很低，货币政策也会失效。此时资金容易留在金融系统空转，推高资产价格，导致泡沫。对后来者的诅咒与后发劣势后发优势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后发优势的概念是对一些后发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后发优势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所谓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可以获得快速发展，并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原因。这当中核心的因素是学习与模仿。但这只是一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后发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后发的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叫作沃森的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和工业化对发达国家进行模仿比较容易，但在制度上进行模仿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落后国家往往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这样，尽管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对这个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杨小凯教授。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这两组关系上，一个是模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就是技术的模仿与制度的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就更有价值，更有普遍的意义。特别是他把这个视角应用到对中国发展的研究上来，因为就当时国内的情形来说，人们当时还是沉浸在这种模仿所带来的成功喜悦当中。我觉得杨小凯教授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可以概括成两个词，一个叫做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个可以叫制度转型的困境。技术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别人创新的成果已经摆在那了，你有东西可以模仿了，而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你重新来一遍进行创新要小得多。所以这个模仿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我们得知道，这同时其实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因为你模仿惯了，而且模仿代价小、收益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有的企业就会形成一种惰性，满足于这种模仿而失去创新的动力。制度转型的困境是第二个难题。杨小凯教授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只有自由市场，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变革，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顺利地运作的（对于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请见文末关联阅读第二和第三篇）。奥地利学派：从扩张到收缩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强调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对深入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更切中现在中国经济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启示，即用经济学中的经典研究深化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类问题的理解。米塞斯认为，在经济扩张期，核心的问题是信用的扩张，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将大量的信用倾泻到经济体中，人为压低了利率，使利率低于自然的自由市场利率水平。由于利率很低，生意人便大量投资于资本资产和货物，那些之前无法盈利的长期项目也变得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资产、耐用设备、工业原材料方面的投资快速增加，与资本资产相关的价格不断上涨，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投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扩张的冲动。罗斯巴德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书中的分析脉络，就是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关系。罗斯巴德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正是这次信贷繁荣，种下了30年代大萧条的种子。如果将这些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纳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实际上，在扩张期，会由于信用的扩张形成一种市场幻觉，并导致一种扩张惯性。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大家几乎是排着队的往坑里跳。为什么？市场幻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虚假的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发出的救市能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扩张期结束之后的一地鸡毛。在这一地鸡毛中，有两个东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在扩张期形成的过剩产能，一个是在扩张期出现的消费饱和。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铁修完了，房子盖完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活干，但体量没有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饱和。经济的扩张期，往往也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中消费过程。经济的扩张，给了人们一种强烈的预期，经济总会越来越发展，收入总会不断增加。在这种预期之下，人们在消费上会更为慷慨，甚至不惜借债进行消费。这样的消费往往具有一种超前、过度和透支的特点，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在消费进入饱和状态的时候，消费和需求就会处于一种疲弱的状态。因此，在扩张期形成的产能过剩与消费饱和，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关联阅读：孙立平：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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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因一件与中金有关的不幸事件，其最近两年所做的经济预测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一言以蔽之，可以说，错得离谱。但客观地说，错的也不是中金一家。其他的机构，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华尔街投行，其预测也大体如此。为什么一些权威机构对经济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我看了一下人们的评论，大多认为是因为经济之外的因素，或者换句话说，是明知故错。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我认为，仅仅是这样看，还是简单化了一点。树有皮人有脸，如果自己知道是错的，即便说出来，也会含蓄一点，不至于达到几乎可以反着看的程度。而且，国外的那些投资机构也并不存在这个因素啊。因此，除此之外，应该还是另有原因。这当中涉及的原因可能很多，本文只是从学术资源的角度做一些探讨。大家都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多少年后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把日本和阿根廷单独划出，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列，足见两国有违常识和理论的特殊性。如果把中国也加上，中国如果说不是更特殊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特殊。但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将上述国家分为三类，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日本、阿根廷、中国这类国家。当然，后者需要一个名字，这个下面再说。后面这三个国家，或这三个国家所代表的类型，与前两个是明显不同的。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与发达国家比，这三个国家也明显不同。第一，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开始经济起飞的，而且其起飞非常突然。第二，在起飞开始之后，往往都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第三，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几十年后，几乎都遭遇到一定的问题，开始进入一个瓶颈期。简而言之，如果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可以说，发达国家现在经历的是一个常规的经济发展过程，而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具有一种很强的非常规性。前面说过，这类国家需要一个能表明其特殊性的名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说句老实话，我一直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概念来。直到最近，我看了George

万斯被确定为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但事情肯定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我将其称之为，对两种威胁的权衡与分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头脑当中，或者说在特朗普和拜登的头脑当中，都有一个关于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威胁或危机的想象。而他们不同的政纲或主张，就是分别对这两种威胁或危机的应对。那么，他们各自的想象是什么？关于拜登或民主党想象的威胁或危机是什么？想了几天我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词儿来概括，也许是气候、不平等、地缘政治等这些基于理念的世界性议题。而共和党或特朗普的想象要更为明确，这就是美国在衰落，甚至是美国的精神底蕴在崩解。当然，你可以反驳说，美国哪里衰落了？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仍然是首屈一指。而且，美国正是当前这场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的引领者。这一点都没错，我也大体同意。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多面体，你感觉的是这一面，别人感觉的可能是另一面。起码万斯就有可能不这样想。他感受的是另外的一面，铁锈带。铁锈地带，昔日那里有过灿烂和辉煌，如今是一片破败。不但经济一片萧条与破败，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异常恶劣。万斯不是看到了这一切，而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甚至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才有了那本《乡下人的悲歌》。而特朗普之所以选择万斯，是因为他也具有同样的想象。在我们外人看来，满嘴跑火车甚至一无是处的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如此众多的人的欢迎，甚至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狂热拥戴，总是觉得有点奇怪。但如果你用想象置身于《乡下人的悲歌》的场景中，很多事情也许就不难理解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这样的口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就因为它准确而有力地拨动着这部分人的脉搏，它为这批人带来了希望。而在这背后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社会内部的断裂。在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用资本抽离与结构坍塌两个概念来描述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现在看，用三个词可能更合适，资本抽离、产业外移、结构坍塌。而在另一个层面，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外部因素的不断侵蚀。最近有两个文件广受瞩目。一个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恢复家庭作为美国生活核心的地位，拆除行政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力，捍卫国家主权和边界，保障上帝赋予的自由生活权利。一句话，复兴美国的传统价值，通过复兴美国的传统价值重新赋予这个国家以力量。另一个文件就是是刚刚通过的共和党2024党纲。其中优先的事项，就是封锁边境，阻止移民入侵；实施美国历史最大的驱逐行动。实际上，这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的另一重大挑战，这就是移民问题，以及移民问题导致的其社会更深层面的变化。对此，我曾将其称之为文明冲突的内部化。这是西方面临的更深层的危机。特朗普代表的就是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应对思路。这种思路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们爱谁谁，我也不指望你们了，我要保持美国单打独斗的能力。用我们生活中的大白话说就是，靠谁不如靠自己。从这里面就衍生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一系列与民主党迥然不同的主张与政策，比如对俄罗斯，对中东等。其核心，就是尽可能少地承担国际义务，即所谓孤立主义。但这无疑使美国要面对另一种困境。而这个困境，则是拜登和民主党所注重和强调的。前面说过，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概括民主党和拜登对所面对的问题的想象。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合适：坚持全球化时代的那些理念，应对正在形成的冷战局面，维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和共和党是内向的，拜登和民主党是外向的。但这只是我们在进行概括时不得不简化的一种图景。实际上，至少有两点是我们在用这种图景想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第一，在特朗普的所谓孤立主义中，对国际事务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不允许改变现状。第二，基于保守主义的与俄罗斯之间的一种暧昧。过去我曾将其称之为一条暗线。这两个问题以后我们找时间分析。最后引用我看到的两段话作为结尾，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上述分歧在部分国人心中的一种投射：民主党援助乌克兰表现出色，支持民主党的国际政策，同时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国内政策。如果没有乌克兰的问题，我对谁上位是无感的。但是非法移民问题在四年内几乎没可能发展到决定性程度，而乌克兰问题四年内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关联阅读：孙立平：我看到的很专业的一篇文章孙立平：这好比汽车替代马车？哪个？孙立平：无人驾驶出租车？至少现在不是时候虽然我希望他输，但是必须了解特朗普孙立平：无论战后是何结局，那都是一片麻烦的土地【八面来风】这一段，哪个年龄段的人最难受？孙立平：四段话，也许有助于对收缩型思维理解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山高路远，一片老百姓不怎么采摘的茶叶一款茶性霸气，回甘明显的优质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天那篇《那位女孩的悲剧，只从收缩型思维来说》提到收缩型思维。下面再引几段话，有助于我们对收缩型思维的理解：第一个说法，记得在若干年前，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靠的就是科技创新（有人将这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这时遇到的问题远比创新麻烦）。第二个说法，前几天一个好友和我聊到，我们只是偶然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年代。世界过上“有饭吃”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两百年，全球化欣欣向荣和平共处也就几十年。在这当中，有几个关键要素确保了人类的幸福：老天给脸（天时）、大国妥协（地利）、民众矛盾缓和（人和）。另外还有技术进步。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孙超研究员在一篇文章中说的。第三个说法，是我经常引用的话：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从7月1日开始，匈牙利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半年。我们知道，欧尔班或者说匈牙利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俄乌战争问题上，与作为整体的欧盟立场相左。而未来这半年，又恰好是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欧尔班在欧盟的这个舞台上，将如何作为？趁着这个机会，今天我们聊聊欧尔班这个人。不是出于对欧尔班个人的兴趣，因为在欧尔班这个人身上，有许多谜团甚至答案。了解这些谜团和答案，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会很有帮助，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右翼或极右翼的态度为什么居然与西方主流社会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例外）？亲俄，但他们心中的俄与我们心中的俄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欧盟中，欧尔班是普京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在欧盟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过程中，欧尔班曾多次作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的阵营中，说欧尔班站到俄罗斯一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欧尔班赴美参加保守派大会时，却受到美国保守派人士的热捧，其与特朗普，更是惺惺相惜。我们知道，当今时代最大的最现实的大是大非，就是俄乌战争了。尽管美国保守派在支持乌克兰上态度不如自由派明确，总该不会把因为欧尔班挺俄而将其视为自己人吧？在人们的心目中，欧尔班是匈牙利这个并不算大的国家的一个威权统治者，如果分个类，其与普京大体也是同一类型。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几十年前布达佩斯街头的民主抗议运动中，欧尔班是一位激进的抗议领袖。在其中一位抗议领袖遭到殴打的时候，欧尔班挺身而出，用身体帮他的同伴挡掉了致命的几次击打。在如今的欧盟中，欧尔班可算俄罗斯最坚定的欧洲盟友了，甚至不惜承受巨大的压力特立独行。但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1989年的时候，欧尔班曾发表著名演讲《将俄罗斯人送回家》，要求俄国军队离开匈牙利。在演讲中他愤怒谴责，“共产主义者夺走了我们的未来。”所以，欧尔班并不是国内一些人心目中的红色形象。其实普京也不是。如果从思想光谱说，欧尔班是属于保守派或右翼，或者说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而且，他还是苏东那场巨变的推动者之一。在欧尔班的身上特别是周围发生了什么？无疑，在执政前后，在欧尔班身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因是什么？前面提到的那位游行中受到殴打并被欧尔班保护的抗议领袖，后来成为欧尔班著名反对者的塔马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欧尔班的崛起是东欧转型幻灭的结果。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个问题：在苏东转型之后，为什么在有些国家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一种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潮？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中，原来属于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从总体说在经济上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波罗的海三国，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其中爱沙尼亚2022年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斯洛文尼亚2022年人均GDP

扭转收缩，需要一个契机不容否认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的收缩期。就业在收缩，收入在收缩，财富在收缩，消费的收缩，企业在收缩，商业活动在收缩，甚至社会心态也在收缩。。。。。。这是扩张期之后的一个收缩期。此时，需要找到一个契机，从收缩中走出。契机是什么？有人说，政府投资，上项目。但现在缺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有人说，给老百姓发钱。发钱当然是好事，直接促进消费。但我们这里说可能的，不说不可能的。退一步说，我也不觉得发钱是最好的办法。特殊的情况除外。收入与信心：收入是哪来的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上个世纪，美国在遭遇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很惨，尤其是社会下层，直接就是生存的问题。这时，最急迫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使社会中最贫困者能得到救助。救助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发钱。但当时的罗斯福政府想的是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呢？以工代赈。就是说，不是直接给你钱，而是用这个钱来购买你的劳动。或者干脆说，给你找点活干，然后给你发工资。哪怕这个活本来也是可干可不干，或者，干脆就是没事给你找点事。这和直接给钱不一样。这钱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通过劳动挣来的。别人给你的100块钱，和你自己用自己的努力挣来的100块钱，是一回事吗？不是。给你发100块钱，只是给了你一个东西：收入。而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让你挣100块钱，等于给了你两个东西：收入和信心。罗斯福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就业、就业、还是就业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也要搞以工代赈。我说的是这里面的另外一层意思，就业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业就是民生，就业就是消费，就业就是经济。这些天，穷人三件套这个词火起来了。方便面、榨菜、可乐，都在涨价，涨价说明需求在增加。而在另外一面，朋友说，牛肉怎这么便宜，朋友说，街面怎这么冷清，朋友说，很多饭馆都倒闭了。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就业。大学生就业难，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比本科生还难，一个小企业倒闭了，人们就失业了，大企业也在裁员，连网约车、外卖、快递的活也越来越不好干，人太多。失去工作，失去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信心。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能促进就业的就是好办法理论上应该怎么说，我不知道，但就眼前的现实情况说，决定经济的不是能把多少东西生产出来，这已经不是问题；决定经济的是能消费多少，是现实的消费能力。而能够打通生产与消费的，就是就业。所以我说契机就在这儿。就业的机会来自哪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大部分就业机会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它们提供不了多少税收，为国家强大做不了多大贡献，但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往往在所谓低端里，低端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而高大上往往是黑灯工厂；大力发展服务业，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人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其实也是财富再分配的一环。一个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大上，更不能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集中在高大上上。退一步说，难道高大上就不需要市场需求的支撑吗？所以，就业需要资源的下沉。国计民生，国计民生，其实，应该是民生国计。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把什么放在前边，资源集中在哪里。关联阅读：孙立平：欧洲之变：左派的王炸为何成了右派的筹码？孙立平：如果希特勒只有前半生......孙立平：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一个物种的生活被一种远远超过这个物种的智慧所笼罩和支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孙立平：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孙立平：说三件事情，不知你能解读出什么孙立平：产能战争：真正的背景是，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孙立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投资？我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以及我的一点看法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是产于贡嘎雪山西南麓的雪域红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一群人，我说的是一群都是个体的人，聚在一起，构成了社会，是为了什么？如果有人回答，是为了生活。大家都能理解。如果有人回答，是为了发展。大家脸上可能都会露出狐疑的神色，那发展是为了什么呢？但是，事情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生活需要以发展为基础。我们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匮乏时代。有时候饭都吃不上，能够生活得好吗？所以要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发展都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至少是之一。但人类最容易犯的一种傻，就是把手段当目的。于是，在很多地方，发展似乎成了目的，成了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目的。但发展真的就是目的吗？人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不惜代价地发展吗？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把生活和发展看作是续谱的两端的话，重心是在从发展端到生活端不断偏移的。当然，现在还不可能偏移到完全放弃发展的时候。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下面这种明显的差异：有的社会，发展还是当务之急。没有办法，当饭还吃不上的时候，只能首先解决吃饭的问题；而在有的社会，尽管发展也仍然是很重要的，但人们已经不愿为发展而在生活上付出过大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有的社会，如果一个人撇开家人到远方去赚钱，他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有的社会中，人们可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社会已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生存的阶段与生活的阶段。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是很简单的。复杂在，有国家这样一种共同体加入进来了。于是，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有了国家之后，发展就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一种工具。因为发展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到这个时候，发展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就在拉长，关系就在变得有点模糊。在现实当中，一个共同体如果为生活多考虑一点，似乎整个竞争力就会下降。想想人们关于几天工作制的讨论，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其实这很荒谬。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当中的底蕴，也许我们也就可以更理智地对待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议论和关心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也提醒我们这个现象的存在。但经济增速的下滑真的很可怕吗？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也许是如此，因为这涉及经济体系的运转。但如果我们在哲学的意义上来思考，答案就有了明显的差异。什么叫增速下滑？我说的不是经济衰退啊，不是不创造财富，甚至都不是创造的比原来少了，而是创造的财富的增加没有原来那么快了。不是还有5%吗？既然创造的财富没有减少，还是在增加，而且人口还有所减少，这不意味着人均拥有的财富还是有所增加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好好生活不好吗？但是好像不行，那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关联阅读：孙立平：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一个物种的生活被一种远远超过这个物种的智慧所笼罩和支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孙立平：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孙立平：说三件事情，不知你能解读出什么孙立平：产能战争：真正的背景是，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孙立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投资？我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以及我的一点看法孙立平：反思：不能能有多快就多快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美西通货膨胀，我们理解为两三年内的短期现象；中国基础物价上升，我们理解为是解决通缩的阶段性措施。但如果将眼光放长远一点，我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物美价廉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持续性通胀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资产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社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普通老百姓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本文将介绍几种关于未来通胀走势的看法，其余的问题将另文讨论。未来20-30年，全球将迎来一个持续通胀的新时代。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的判断。在《人口结构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及通胀》一书中，古德哈特根据人口结构演变的趋势做出了上述判断。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两三年中，西方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这场通货膨胀的原因，人们也其说不一。有说是在疫情期间大量发钱引起的，有说是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的变化导致的，还有说俄乌战争才是这轮通胀的原因。如果原因是这些，也就意味着这轮通货膨胀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当上述因素消失的时候，这轮通货膨胀也就会结束。但古德哈特说，不对。他认为，从2021年开始的这轮通胀可能是大逆转趋势的开始，而且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作者找到了通胀新成因——老龄化，当更少的劳动力抚养更多的退休人口时，必然会导致通胀。这与老龄化将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加剧通缩的预测不同。古德哈特认为，由于老龄化，在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中，劳动力工资都是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劳动力数量减少，那就会导致劳动力工资提高，于是，水涨船高，这将推高全社会的物价水平。反过来说，过去三十年世界通胀率下行的根本原因，竟然是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红利。但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随着老龄化到来，大概率会出现价格上涨的势头，这一方面是老年人通常需要的服务较多，这是需求层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这是说供给有可能不足，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方面。也许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可以增加供给或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目前还是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古德哈特在一次演讲中说，65岁到75岁之间的人群大概有25%的概率需要医疗护理服务，75岁到85岁之间有45%-50%的概率需要医疗护理，85岁以上的人群有80%需要医疗护理，95岁完全没有办法自理，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就是85岁以上的人群。从我个人体验来看，需要人来护理，因为需要人有同理心，机器是完全没有同理心的。我们需要有人照顾老年人，这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大幅缩小，因为需要有人看护老年人。瑞士信贷分析师Zoltan

滞涨，又称停滞性通货膨胀，是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现象。在滞涨期间，物价水平持续上升，而实际经济增长率却显著下降，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同时，失业率也可能居高不下，社会整体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抑制。那为什么物价上升与经济停滞会并存呢？滞涨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作为一种并不鲜见的经济现象，滞涨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滞涨，我将其称之为停滞--反应型滞涨。也就是说，先是出现经济停滞的现象，然后为刺激经济而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最后，这些政策措施不但没有解决停滞的问题，反而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而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的形成，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滞涨的结果。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二战结束时被打得一塌糊涂。其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这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是10978美元。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速。面对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日本的应对办法主要是两个。第一，大搞基础设施建设。1959年，日本成功申办1964年奥运会。由此，日本开始大基建的过程，扬名世界的新干线铁路，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70年代初，田中内阁开始实施“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所有城市都要建设高速铁路，所有农村都要建设高速公路。第二，特别是在广场协议出口遇阻后，当时日本政府应对的做法是：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和提高增长速度，大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调利率，结果是导致国内流动资金过剩。另外，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过大，大量资金回流到日本，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虚假繁荣之中。最后，泡沫破灭，经济陷入长达30年的停滞之中。可以说，从经济增速下滑，到基建与货币宽松并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停滞--反应型滞涨的线索。而在现在美国，专家们在担心的，也是美联储在竭力防止的，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通胀--反应型滞涨的滞涨。这是与前一种滞涨类型完全不同的滞涨，其逻辑甚至完全相反。我们知道，在新冠疫情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及西方世界陷入严重通货膨胀之中，于是，美联储及其他西方国家央行，多次暴力加息，利率达到令人咂舌的水平。然而奇怪的是，在如此的高利率之下，不仅是外国人，就是美国的专家也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美国必然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所争论的，是会软着陆还是会硬着陆？但事实是：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5%。而且，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实际工资涨幅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速度，通货膨胀正在放缓，降低利率的前景已经迫在眉睫。但进入2024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1.6%，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通胀率为3.4%，与2023年最后三个月1.8%的通胀率相比，涨幅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业人士担心，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持续飙升，美国经济正显示出滞胀迹象。而美联储现在也有点举棋不定。由此可见，停滞--反应型滞涨与通胀--反应型滞涨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尽管这两者在表象上是一样的。停滞--反应型滞涨是在应对停滞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由刺激经济政策失败引起的；通胀--反应型滞涨则是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由应对通货膨胀政策的失败引起的。关联阅读：孙立平：产能战争：真正的背景是，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孙立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投资？我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以及我的一点看法孙立平：反思：不能能有多快就多快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全新工艺制作的生茶甜凉中些许酸味，消暑助消化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