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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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德里达

2017-11-08 哲学园

揭开《金瓶梅》的神秘面纱

走入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日常生活

结合原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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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野史

30位思想大师的趣闻和传说

马丁·科恩著

邱炳译

文末有往期链接

哲学家是一群善良好心的家伙，他们愿意帮助他人进入“理论”，但除了他们的“荒谬而又呆板的严肃性和重视理论的态度”，还有些关于他们的疯狂事迹。他们同情那些过去的人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完善，并且不可能有公正的客观性的理论体系里。但当你询问他们关于新的体系时，他们总是用相同的借口搪塞你：“不，还没完全准备好。新的体系就快完成了，或者至少是正在构建中，将在下个星期天前完成。”

——索伦•克尔凯郭尔

解构德里达 - 30

“我加入左派，最大的愿望是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够为政治化服务，因为斗争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美国，我希望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使左派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到某种程度，至少变得不再是简单的学术。”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世纪60年代创造了“解构”这个词（事实上到处都能找到这个词的根源），如果不是有点过时（借鉴一个法语单词“Passe”），当时的学者们正准备革新传统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学者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打算抛弃哲学的一切成果：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所有成果。毕竟，这些都是根植于错误的对当法（opposition）的世界观的产物。

假的对当法，诸如科学范畴内的“是与不是”的问题，“过去与将来”的继时性问题，道德范畴内的“好与坏”的问题。德里达认为其他一切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发现都不过是玩文字游戏——他们在欺骗我们。

安德鲁（Andrew Cutrofello）在《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中以简明的散文题材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

德里达认为应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来质疑西方哲学传统，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作品能够被理解。解构主义是一种对未思考过的领域的探索，主要研究“所有其他”这一范畴。德里达曾质疑“存在的形而上学”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自我统一的价值判断，由力图阐明主体论的“说应优于写”的一系列尝试来支撑。粗鲁地排除不同物能够使差异性突出，德里达曾试图赋予语言迥然不同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从差异的既约性（irreducihility）开始区别于原有概念，相应地，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也会有全新的定义。

哲学故事

法国政治哲学在1789年为世界贡献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他们以此为傲，他们还激发了在巴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19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体系——结构主义。不足为怪的是，当时在法国，自萨特起的所有哲学家都期望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象却使政治哲学有衰退的趋势，因为它的对手变成了大众，而大众并不认为任何事物都带有政治性。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加入了国立巴黎高等学校（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与他的同时代人不同，德里达没有加人这个党派，即法国共产党，而是保持距离，就如他自己在《解构与实用主义》（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中所述，他把自己划为“左派”。在一本杂志《莫斯科回去》（Mascou aller-retour）对他的采访中，德里达曾向俄罗斯人民许诺“尽管所需时间过长，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证明斯大林是个逻各斯中心论者（logocentrist）”。

这种观点惹恼了他的法国同人，但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受到了欢迎，在美国以工作为中心的学者们并不急于加人激进的团体，但他们还是期望看起来很激进。在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一大堆相似的知识分子一起的时候，德里达成为许多新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当代欧洲思想”。

不是采用政治的方式，德里达急于采用结构主义“所有理论都是独立运用的”的行为实际上和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观点一致，都是“帝国主义”者，压制思想和文化。结构主义却向世人表明，这个世界太微妙太复杂，不能用简单的理论来阐释。

德里达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加人了“摧毁”的概念，海德格尔曾向愿意倾听他的人提过这个概念。“解构主义”会戏谑地标明其他理论的矛盾，动摇他们的教条，从而摧毁其他理论模糊的等级限制。

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对象是并不存在的——隐藏的或被压制的思想。德里达发现“排除”的第一个对象是写作本身，写作曾被哲学家当作是一种与演讲相似的形式。

德里达解构了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的描述，在找出写作与演讲的区别的过程中，结构主义之父无意中列出了思考的许多特性，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物质的和相对的，在演讲和写作中运用得一样多！于是写作和演讲的区别变成了一种哲学解释。（你能看到解构主义是怎样狡猾地揭露出文中隐藏的假设，然后使它们变得对己方有利。）

伴随对演讲与写作的区别的成功解构而来的是笛卡尔的灵肉合一的终结；由思考获得的知识和由观察获得的知识的碰撞；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之间，自然创造物和文化创造物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等种种对立事物间的差别的碰撞……还有：

所有二元论，所有关于灵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论，与一元论、唯心论、唯物论、辩证法一起都是形而上学的独特主题，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都被迫尽力抹去这些主题的轨迹。“出席”附属的轨迹在它的标语里可以见到，写作比演讲次要，这样的屈辱渴望得到平复。这些都是神学需要的东西，它们决定了考古学和末世学意义上的“存在即出席，即基督再临”，生死没有区别，活着只是死亡的另一个代称，以上帝的名义掌管生死，不过是历史的转喻。[《论文字学》（OfGrammatology）]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德里达至少在一个方面失去了激进精神。在为纽约的一位观众上的一堂以公平为主题的课上，他认为在所有独特的理论、概念中，公平是西方哲学（也是这本书的）的起点，但它（像苏格拉底）是不可解构的。他故意用一种模糊的文体来对这一点进行阐述：

如果能对现存的公平进行解构，它必须从一种无限的“公平思想”出发，必须是无限不可分的。它不可分是因为“其他”，所有“其他”,在这一思想提出来的时候，“其他”总是伴着“其他”。不向怀疑主义屈服……“公平思想”看似不可解构……

如果当今世界没有公平，那么什么都没有，唯思想永存，毕竟思想是不可摧毁的。

到底是谁在欺骗我们

似乎是德里达在误导我们。这是个不小的玩笑，关乎“意义”与“理想”以及先验与经验的平行关系问题。

关于差别性的这个游戏只在综合体和转介产生效应，综合体和转介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单独的元素被单独呈现或仅与它自身相关。无论是在写作还是演讲的论述中，从没有一个元素能不与其他元素发生联系而单独发挥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就像织布，一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的产物。不管是元素之间还是系统内部，都不存在简单的“出席”或“缺席”。差异和轨迹无处不在。[《符号学与文字学》（semiology and Gramatology）]

或许德里达所说的不存在“意义”就如语言的大网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一样，实际上在生活和思维里也是如此。一切都是虚幻的，或者更糟糕，是我们的政治与性的幻想杂揉起来被生活糟蹋过后的残渣。“是”与“非”抗衡，“我”与“你”相对。我们必须毁灭这种文字的网！

要赞同德里达的话似乎有点难。先验的事物又是什么？德里达喜欢提出矛盾却拒绝解释。他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坚持认为解构本身不是一种手段或一种行为，只相当于一门学科中的某一篇文章。他在《致日本朋友的信》（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曾说，绝不能说“解构是怎样怎样的”或“解构不是怎样怎样的”，因为这个句子本身的结构就是错的。创造一个新词语然后拒绝接受他人对这个新词语发表的任何声明，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确定的立场。我们还能采用更为间接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德里达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启发，使用他的“摧毁”理论作为工具，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解释西方文明和“人性”的完全丧失，他的哲学研究项目叫做“解构”，意如其名。

［事实上，在那之前，这个概念来源于一家由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表弟主编的纳粹精神病治疗杂志。世界真小！］无论如何，海德格尔的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在我们的头脑里、笔底下，当我们将这个世界结构化的时候，它强调并挑战时间的角色。看看德里达的作品，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原创的。他最主要的原创性恐怕是创造了“解构”这个词。事实上，创造新词并不难，难的是使它们有用（很搞笑，在德里达的祖国法国，至今还没有这个词）。

从海德格尔那里，德里达也引用了“存在”的概念，而他认为对该概念的解构才是哲学的核心任务。海德格尔的足迹也包含了“存在”的概念和存在（beings）与存在（being）的区别。海德格尔将这种区别称为“实体存在的区别”，并在《认同性与差异性》（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动人的描述。德里达在他的《写作与差异》一书中一度模糊地提到这一点，在那里，他将区别定义为本体的与本体论的区别之前的状态。

他的“先验现象学”的思想来源于胡塞尔（Hussel），胡塞尔还提出，“理性就是历史上产生的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术语，意为世界的规律性）。”它用自身来反对存在，从而彰显自身，也就是把自身表现为逻各斯……通过写作的方法来使它自身被看作是理性的历史。因而，为了延长自身，它使自身与自身不同。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延异”（differance）的起源，延异是德里达最喜欢的双关语短语之一，它有两层含义，即地点（空间）的“不同”和时间的推迟——“延期”。

翻译者艾伦•贝斯（Alan Bass）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认为德里达“很难读懂”。这不仅由于他的风格，还因为“他对改变已有的、支配着我们的阅读观念有着强烈的欲望……有些困难可以通过提醒读者‘德里达常常参照他自己的作品，反对他人的作品’来解决，而从不直截了当地说明……再综合古典哲学术语的频繁使用，也不会出现任何直白的解释或参考。”（早期，我们见到了一个物体的降临——基督再临（Parousia），一个由存在支配着的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的希腊单词。）

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一个影视传记——《电影德里达》（Derridathe Movie）在2002年发行了。它把德里达描述成一个诙谐的人，就像“我们中的一个”。他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以他的贝果（bagel）早餐展现给观众；他的自我怀疑性格主要表现在他对自己衣服的色调搭配上。有一个画面描述的是摄像机跟着他进人了他的图书馆，他把上千本书装人包中，哲学家被问道：“这里所有的书你都读过吗？”“为什么没有？”德里达回答道，“只有其中的4本我读过。但是在读它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地认真。”

我们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关于德里达的所有知识我都读过吗？为什么没有？只读过一小部分篇章。但是我读得非常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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