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2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约翰逊表示，英国疫情形势严峻，英方正在研究借鉴中方有益经验，采取科学有效防控措施。几小时后，伦敦当地时间3月23日晚，约翰逊发表电视致辞，再次要求民众留在家中，并强调将会动用警察以维护规则的实施。他强调，“如果您不遵守规则，警察将有权执行规则，包括罚款和驱散聚会。”英国政府将在三周后再次审查这些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否届时能够放宽规则。正好在英国访学的我，见证了鲍里斯今年以来的防疫措施，发现这个看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不少共通点的英国首相（都是金发微胖，不按常理出牌，喜欢“语出惊人”），在抗击新冠肺炎的问题上却有很大差异。特朗普仍然是一贯地“不靠谱”，而约翰逊则小心谨慎得多。
有英国媒体评论说，约翰逊最明智的抗疫决定就是选择让流行病学家克里斯·惠蒂教授出任英国首席医疗官。事实上，自疫情暴发以来，约翰逊倒是出人意料地一直谨遵惠蒂教授和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的建议，坚持走“科学”防疫路线。
约翰逊和克里斯·惠蒂教授（左）、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右）出席每日疫情通报记者会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截至2020年3月23日，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6650例，死亡335例；而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214例，死亡533例。考虑到美国是英国人口的5倍，确诊病例是英国的6.5倍，似乎英国防疫效果略胜一筹。
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出门开始戴口罩
“唯科学论”防疫，偶尔为政治让路
自3月2日就疫情召开第一次“眼镜蛇”紧急内阁会议以来，约翰逊在解释其抗疫路线时始终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以科学证据为指导（guid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新冠疫情伊始，首相约翰逊就只提醒人们洗手，而不鼓励大家戴口罩。这一建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也是保持一致的。意大利3月7日封锁北部伦巴第大区和周边11个省，12号宣布封锁全国。但在此期间，搭乘意大利--英国航班入境的乘客并没有在机场遇到任何检疫人员，也没有接受任何体温测试。而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只有1/3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会表现出体温升高的症状，所以哪怕测量入境旅客的体温，也会漏掉那些没有发烧的感染者。虽然英国早在3月3日就颁布了抗击新冠疫情的“作战计划”，但直到3月12日宣布进入第二阶段“拖延”之前，英国在整个第一阶段“遏制”期间一直走的是“佛系抗疫”的路线——政府只致力于早期发现并隔离新冠感染病例。而约翰逊的封校决定则来得更令人迷茫一些。自3月16日英国政府举行每日疫情通报记者会开始，约翰逊和首席医疗官惠蒂教授、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爵士每天都被媒体提问什么时候会采取封校措施。而两位科学家的回答一直都是：目前缺乏证据表明关闭校园对于传播新冠病毒有作用，而且目前的证据显示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较成人要低。再加上封校会使NHS等“关键人员（key worker）”因需要在家照看孩子而缺席工作，所以整体上得不偿失（more harm than good）。然而仅仅2天以后，约翰逊就在3月1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将从周五起关闭全英国的所有学校，但向“关键人员”的孩子则继续保持开放。他给出的理由是：数据显示英国的新冠疫情走势已经进入“快速上升期”，所以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extra bit）来进一步“压平曲线”。事实上，促使约翰逊做出封校决定的一个更为可能的理由其实是：当天签名请愿要求学校停课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5万。
英国教师工会呼吁首相关闭学校，防止疫情扩散
至于3月18日作出的关闭全国所有餐厅、酒吧、咖啡馆、剧院、健身房等休闲娱乐设施的决定，自然也是基于数据而做出的。自3月16日起，约翰逊就多次反复呼吁民众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接触，尽量在家办公、减少出行，甚至还在19号发动女王也加入了呼吁的队伍。然而遗憾的是，连续四天的恳切请求并没有产生约翰逊所期待的效果。多家媒体表示，特别在伦敦，酒吧的人流并未明显减少，不遵守社交距离的聚集现象比比皆是。民众需要减少75%的出行并持续两周，才能对疫情的走势产生明显的影响。而数据显示民众自觉减少的出行量远未达到抗疫所需的比例，因此约翰逊3月20日才不得不宣布关闭全国所有不利于减少社交接触的营业场所，并“威胁”英国民众：如果不遵守政府的防疫建议，他很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禁行措施。
3月22日记者会后，英国又有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约翰逊将在24小时内对伦敦实行封城或宵禁。其实约翰逊已经把他的政策思路讲得很清楚了：封城与否就是取决于数据。如果监控数据显示在关闭全国所有休闲娱乐场所之后，民众减少出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抗疫所需的75%，那么大家的生活就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民众不听从政府建议，那么就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毕竟“新冠支持部队”已经到位，能够保障相关措施的实施效果。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点是，英国是现代公共卫生医学的发源地，英国政府曾经采纳的“群体免疫”本质上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一条基于人类过去与传染病斗争经验的、经过科学计算的防疫思路。但该思路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新冠疫情，却是政治家面临的关键决策。据《泰晤士报》称，把约翰逊拉回“拯救生命优先”的防疫正轨的，则是3月16日帝国理工学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建模预测了不同措施下英国疫情的死亡人数，即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英国将有51万人死亡，而采取缓解措施的情况下将有25万人死亡，并证明“群体免疫”实际上并不可行。而英国近十日来在防疫策略上的明显变化，正是基于该份报告作出的调整，目的是将新冠肺炎的预期死亡人数降至2万人。自疫情暴发以来，约翰逊非常难得地坚守了自己的位置，始终“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各项抗疫政策。在所有记者会上，他总是把全部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都抛给医疗官和科学顾问去回答，绝不越界，这实在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根据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首席医疗官惠蒂教授在所有政府要员中获得了最高的信任率，52%的受访者认为他对疫情的处理得当，只有14%的受访者对其防疫工作持批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约翰逊“科学”防疫路线的成功。
到目前为止，约翰逊的防疫路线虽然“科学”，但都是被动的、回应式的，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没能在吸取他国战疫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先发优势，而是被疫情发展牵着鼻子走，这不能不说是其“科学”路线的一大缺陷。作者赵璧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目前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来源 |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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