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的中国式生存｜封面

失去了讽刺感的脱口秀不再锋利，收入和渠道也暂时限制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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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天下（ID：cjtxzk）  文｜叶丽丽

编辑｜唐晓园

今天（4月20日），喜剧文化公司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笑果文化”)宣布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2亿，黎瑞刚领导的华人文化领投，南山资本和上轮投资机构游素资本、普思资本等跟投。

笑果文化近来最火爆的产品当属网综《吐槽大会》。数据显示，该节目第一季收官播放量总和超过14.5亿次，其中单期播放量最高达2.1亿，微博同名话题#吐槽大会#阅读量近11.5亿。

脱口秀进入中国至今，一直是小众的存在，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行业公司，试图打造脱口秀爆款来推动行业发展，过亿资本涌入，美式脱口秀在中国离春天还有多远？

破旧的椅子，狭窄的过道，门的边缘有腐朽的痕迹，房间里除了椅子外，一块大幕布盖住了杂物。张绍刚、李诞和池子正大口吃着蛋挞和奶茶。他们的经纪人一边催着他们吃这些点心，一边跟他们对着当晚见面会的流程。

▲李诞

这里是上海一所大学的礼堂后台。三个人很快将和大学生观众见面。池子的脸上还冒着几颗青春痘，主持人张绍刚刚从北京飞来上海，上身穿着棉衣外套，下装是一条鲜绿色的裤子。一切看上去很接地气。直到他们上了台。

来自大学生的欢呼声和舞台的灯光，给他们加上了光环。他们开口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台下热烈的回应。这一切，是《吐槽大会》给他们的。

《吐槽大会》是目前当红的喜剧脱口秀节目，它为人熟知的版本是美国喜剧中心《吐槽大会》，这档美国喜剧中心有线电视网络2003年推出的吐槽系列节目，平均每年一场，每场100分钟左右。形式是一个主咖和一群吐槽嘉宾，先由嘉宾团对主咖进行吐槽，最后主咖上台反击。由笑果文化公司出品、制作的国内版《吐槽大会》自今年1月正式开播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网综爆款，同时也让李诞、池子两位常驻的脱口秀表演者，短短几个月内收获大量粉丝。

生于1995年的池子，是从2015年3月开始上台说脱口秀的。2015年他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北京脱口秀俱乐部（以下简称北脱）创始人西江月的演出视频，形式与他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脱口秀节目相似。他第一次知道，国内有这么一群人在进行脱口秀表演，看到当时北脱正在招募新演员，他就去参加了北脱的“开放麦”——一个鼓励观众上台进行脱口秀表演的环节。

▲池子

此时，脱口秀表演这种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已经将近6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脱口秀表演，是指一个演员拿着一个麦克风，站在舞台上以讲段子的形式进行表演，源于欧美的“Stand-up comedy” （单口喜剧），与主持人和嘉宾访谈的脱口秀形式有所区别。

池子的第一次表演全凭感觉，并无技巧和章法。他太过紧张以至于语速很快，看上去“暴躁”，但这却成了他的表演风格，《吐槽大会》上用“暴躁95后”来介绍他。

池子是幸运的，第一次上台就收获了笑声，这让他很快爱上了“脱口秀”这种表演形式，每个星期两场开放麦，他连续去了一个月。每次回家路上还在想着自己下一次的段子怎么写。

池子很快崭露头角。2015年5月，距离他在北脱第一次表演两月有余，北脱举办了首届中国脱口秀艺术节。池子在最后一场演出中上台表演，他发挥了自己“炸”的风格，收获了很多掌声。

那天，当时《今晚80后脱口秀》的总策划李诞和幽默小区创始人Tony Chou都注意到了他。

Tony Chou本名周广超，但他更愿意用Tony Chou这个“更国际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他创办的幽默小区是一个在北京的脱口秀表演俱乐部，没有固定成员。Tony Chou很快邀请池子来幽默小区演出；李诞则邀请池子加入电视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

▲Tony Chou

池子选择加入《今晚80后脱口秀》。之后，在《吐槽大会》筹备阶段，他被选为常驻嘉宾。从线下剧场到脱口秀节目，池子走得很顺，而这条路，他的先行者们，则花费了数倍的时间。

观众期待的是郭德纲和赵本山

2007年，台湾出现了卡米地喜剧俱乐部，香港出现了Take-Out Comedy 俱乐部。2009年，深圳“外卖脱口秀俱乐部”成立，成为大陆最早的脱口秀俱乐部。

程璐是早期“外卖”的成员之一，他和一些脱口秀爱好者凭借着自己对脱口秀的理解，模仿着外国的脱口秀节目，进行了“中国山寨版”演出。

▲程璐 

程璐的太太王思文向《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回忆，她第一次去看先生的演出时，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他们实在说得太差了，我当时就在嘉宾环节把每个人吐槽了一遍，结果我成了讲得最好笑的人。”

当时的“外卖”实行会员制，不断有人给王思文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入会，半年500元左右的会费，听上去就像健身会所拉会员。这让王思文觉得这个地方有些“LOW”。

但程璐交了会费，结果大半年也去不了一次，原因就在于表演没有吸引力。

2010年在北京建立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西江月，也对吸引不到观众这件事感触颇深。最开始，他选择和美国同行一样，在酒吧演出。但不同的是，美国几十年的脱口秀文化催生了很多单口喜剧俱乐部，俱乐部演员到酒吧去表演是有酬劳的。而在当时的中国，脱口秀是一个新生事物，酒吧管理者并不认为这能带来客人，西江月需要交场地费，以获得登台表演的机会。

“观众看你觉得很奇怪，不像相声，也不是评书，一个人站在上面，不穿大褂也不拿快板，说的段子也不好笑。”西江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台，预先准备了2小时的草稿，结果太紧张45分钟就说完了。虽然台下只有5位观众。

一开始，中国脱口秀在内容上的摸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西江月对观众表示自己将演出一出喜剧时，观众对他的期待是郭德纲和赵本山。

而西江月还想靠自己看美国脱口秀节目学到的东西来表演。他讲的内容很杂，从时事到日常生活，段子之间并没有关联。一个段子讲完了，观众没反应，他又急着抛出下一个，缺乏技巧和节奏。

实际上，脱口秀与相声小品等国内传统的喜剧形式截然不同，它的节奏更快，段子更短，平均15秒左右就有一个包袱，同时要求演员和观众互动。西江月记得，早期这种互动常常是失败的，观众总是没反应。

尴尬持续到第三个月，西江月开始摸到门道，他发现观众开始对他的表演有反应了，有人开始常来看他的表演。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北脱的几名成员开始做推广，方式是上街发传单，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活动信息。渐渐地吸引了一些脱口秀爱好者加入，也拥有了观众群，但依然是极其小众的存在。

▲西江月

转机出现在2013年黄西回国。

这一年，也被Tony Chou称为脱口秀在中国成气候的一年。

2013年，留学美国的黄西回国，这是一个通过努力，最终在美国白宫记者会进行脱口秀表演的中国演员。黄西在白宫的表演视频2010年在国内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通过这段视频了解脱口秀的概念。因此黄西对于国内脱口秀圈子来说，是一个标杆般的存在，也给了不少国内脱口秀表演者继续站在舞台上的动力。

“很多演员是受到黄西的影响才加入这个行业。”TonyChou说。

程璐也记得，这一年，他和几位同伴，离开了“外卖”，重新组建了“逗伴脱口秀俱乐部”，想要认认真真将脱口秀作为事业来经营。

黄西的回国对于北脱产生了更为直观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知名度的上升和团队的壮大。黄西偶尔出现在北脱的演出现场，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一定程度上，他成为北脱为人所知的媒介。

另一方面，微博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脱口秀的流行。2011年开始，深夜脱口秀粉丝谷大白话开始在微博上听译美国深夜脱口秀节目，并在微博上发布，成为很多人接触脱口秀节目的窗口。加上黄西在微博上的宣传，脱口秀这个概念开始普及。

2013年10月，西江月觉得，无论是作品，还是演员的水平，都达到了可以开始商演的程度。

北脱开始在北京宣武门的繁星戏剧村尝试第一次商业演出。连续三天的商演，效果比在酒吧火爆。

西江月觉得，这是因为，买票来看商演的观众，是热爱脱口秀表演的核心观众，与酒吧的观众群体不同，他们对于这种表演的回应更投入和热烈。而2013年7月在深圳成立的“逗伴”脱口秀俱乐部，也开始每月举行一场脱口秀的剧场表演。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好兆头——脱口秀表演者能够走进剧场，而不再局限于酒吧和咖啡馆。但它离成熟还很远。比如，表演者的收入水平。

收入和渠道

北脱的成员宋启瑜记得，一次演出后，西江月给团队的每个人包了红包，一人几百元。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很大的改善。

深圳“逗伴”的情形也没有太好。程璐记得，刚开始商演时，票房时好时坏，卖不出票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贴钱请朋友来看。商演的收入杯水车薪，仅能覆盖场地费。

虽然北上广三地的脱口秀俱乐部每周都有固定的商演，但这类演出一直局限于小俱乐部，没有能力走进大剧场，票价也一直在百元左右徘徊。

线下脱口秀有了相对固定的团队和观众，但它依然小众。

《吐槽大会》的出品、制作方笑果文化CEO贺晓曦对《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表示，线下的剧场模式，之所以从诞生至今依然没有大众化，是因为缺少大众化的通路，这条路，从美国的发展来看，应该是脱口秀节目。而线下的脱口秀爱好者们无法自己搭建这样的通路。

▲贺晓曦

“我们将线下表演比喻成根，而线上节目则是开花，只生根不开花是无法令人注意到这个行业的，长期的剧场演出并不是解决大众化的方案。线下演出一定要跟线上相通才能得到关注和资源。”贺晓曦说。

《今晚80后脱口秀》算是通路之一。这档节目在2012年开播后很快火了，其主持人王自健也因此走红。节目被证明是有市场的。

它给了脱口秀演员们参与节目制作的机会。《今晚80后脱口秀》以几百元的价格收集段子。“逗伴”的成员从一开始就给这个节目投稿，由于段子被选中的概率越来越高，他们成为节目的核心写手。

这档节目令程璐感到惊喜，这是在中国电视上出现的最接近美式脱口秀的节目。“我们当时觉得挺神奇，我们十几个人在玩的东西，突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节目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段子和我们感觉也很像。”程璐说。

但更多的人参与的是各种冠以“脱口秀”名号但实则与单口喜剧相差甚远的节目。

西江月回忆，2014年左右，北脱的成员开始参与到脱口秀节目的幕后制作中。“那时候很多节目称自己是脱口秀，但其实做得不太像。就算我们当编剧写稿子，也没有什么用。”西江月记得自己参与过一个节目，当他看到女主持穿着套装端庄地坐在台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节目组对脱口秀的理解完全偏差了。 “整个电视节目制作产业，也没多少人懂脱口秀节目怎么做，出来的效果非常拧巴，所以很多节目都消失了。”

虽然以幕后形式参与形态各异的脱口秀节目，并不是西江月们热衷的事，但它却能让俱乐部生存下来。

西江月发现，靠着参与脱口秀节目的幕后制作，北脱可以实现盈利。目前他一手创立的北脱传媒，5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参与幕后节目制作。

近两年电视上出现的各式喜剧节目，让更多的脱口秀表演者，从兼职的爱好者，开始成为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和编剧。

上海“茄子脱口秀俱乐部”的成员，一部分加入了恒顿传媒，他们制作了综艺节目《食在囧途》。而2014年成立的笑果文化，则签下了《今晚80后脱口秀》的核心写手，程璐等人都加入了。

从爱好者到全职演员和编剧，脱口秀演员终于能够以此为生，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美式脱口秀节目这块蓝海，开始有专业的制作公司进入掘金。行业急需一个引爆点。

爆款的诞生

《吐槽大会》的出品、制作方笑果文化，是《今晚80后脱口秀》的原班策划编剧班底组成的，它在成立之初创建了“噗哧脱口秀”—— 一个致力于线下的脱口秀俱乐部。目的是创建一个喜剧脱口秀平台，孵化脱口秀演员和编剧，同时在线下对不同的脱口秀形式进行尝试。

利用《今晚80后脱口秀》的影响进行导流，“噗哧脱口秀”的微信公号有过百万的粉丝，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将会成为线下脱口秀表演的观众。

“我们在线下做脱口秀表演，对这个行业研究了一年多，我们觉得这个行业需要有一个头部的爆品，才能够推动行业的发展，才有机会反哺到线下做更好的表演。而不能像美国那样发展一百年等待行业自然开花结果，我们反过来。”贺晓曦说。

在线下演出了大概一百场后，笑果文化选择了最适合的脱口秀形式和上电视节目的人选——最后的选择是《吐槽大会》，上台的演员选择了李诞和池子。

“我们为什么敢在《吐槽大会》里这么捧池子，是因为我们在线下做了很多演出，看了很多他的演出数据，他的表演稳定性，受观众的欢迎程度，都是被验证过的。”贺晓曦对《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说。

“吐槽大会”这种形式，早在2013年6月，在“逗伴脱口秀俱乐部”就已经有人尝试。当时程璐王思文夫妇结婚，作为结婚礼物， “逗伴”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吐槽大会”。

脱口秀表演者梁海源是这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制作的海报，名字叫做《致我们终将失去的节操》。刚开始他有些担心。 “我们互相之间不知道吐槽的内容，怕有些刻薄重口的内容会激怒别人。因此我们一直互相强调，都是玩笑不能生气。”梁海源说。

于是，这个吐槽大会上演了段子式的吐槽大战。肥胖、土气、屌丝、戴绿帽……槽点除了外貌的调侃，还有不少无中生有的段子。 “有些段子就是硬编出来的，我除了身高以外没有什么槽点，所以所有上台的男演员都说和我有暧昧关系。”当晚的女主角王思文说。

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欢乐。这次吐槽大会的视频被梁海源配上字幕放到了网上。而这段视频成为了笑果文化决定制作喜剧节目《吐槽大会》的导线。

和梁海源一样，笑果文化也有过担心。担心惹恼圈内人，更何况，这个节目要请的是明星互相吐槽。

笑果文化先做了一期样片，吐槽的主角是王自健，吐槽的嘉宾是自己公司的编剧和一些节目主持人。最终样片得到了一些行内人的肯定。

贺晓曦觉得，选择这个时机制作《吐槽大会》，是因为娱乐文化大环境也已经开始改变。明星不再被包装成完人，自黑自嘲，有时候反而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但节目的边界探索依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线下的吐槽大会的内容，很难直接搬上荧幕。如何让节目搞笑又安全，这是笑果文化担心的问题。 “线下小范围开玩笑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既然我们想做一个爆款，就要考虑到广泛传播后各个年龄层的适应度，这是一个大众化节目必然要探索的一个过程。”贺晓曦说。

最终，正式上线的节目，与美国版本的《吐槽大会》在内容上相差甚远，重口味的段子全部消失——比程璐他们在线下玩的段子“纯洁”很多。

节目组对内容控制得很严格，比如第二期曹云金即兴发挥，开沙宝亮的玩笑，“沙宝亮以前练杂技的，他参加比赛获奖，奖品是一辆自行车，宝哥站着好奇，自行车不会骑啊，最后拆成两个独轮车骑回去了。他喜欢骑那种一根棍的东西。”他还调侃演员周杰鼻子大， “我知道大家是夸我们俩人，大鼻子是好词。”

“一根棍” “大鼻子”，这两个词，在给曹云金的剧本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带点“污”的内容，节目组在考虑了很久后，才没有将其剪掉。

用词被不断调整。前期出现在节目中一些词语，在后面的节目中消失不见，或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比如我们想吐槽一个嘉宾不够‘man’，我们不会直接这样说，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的事情，他看到后会在沉默中流泪。’”梁海源说。

“节目首先要存活下来，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在安全范围内也能够创作出搞笑的段子。”程璐说。

这很考验编剧功力。王思文是编剧团队少有的女编剧，《吐槽大会》的女嘉宾几乎都由她来对接。她根据女星的性格来写台词， “见面前我们对明星有判断，但是见面后发现性格并不是原来理解的那样，需要重新调整段子，这样他们说起来才会舒服。”王思文说。

为了保证上台的效果，除了为明星量身定做段子外，更重要的是教这些没有说过脱口秀的明星们，如何说好脱口秀。

负责女嘉宾表演指导的王思文觉得这个“速成培训辅导员”并不好当。 “一个脱口秀演员要经过多次训练，才能掌握好抖包袱的节奏，而明星来上节目只有一次，所以需要前期多次训练。”王思文说。

《吐槽大会》所有的内容、表演方式，都有限定的台本，很少有明星即兴发挥的空间。明星上台后会发现，他们要一个人站在麦克风面前讲段子。一些轻视前期练习的演员会在节目中表演僵硬，不断看提词器。

“我发现，越是对这个舞台有自信，觉得自己不用练习也能够说好的，上台效果越不好。”王思文说。

像曹云金这样什么都愿意被吐槽的嘉宾，段子花样百出，还会频繁提到他和郭德纲的往事，犀利的吐槽和回击听上去也很过瘾。这个舞台上除了曹云金，王刚、唐国强等人的表现也堪称惊艳。

《吐槽大会》如笑果文化期待的那样，成为了一个爆款，无论是播放量还是关注度，在国内综艺节目中都创下新高。“按照美国的发展规律，应该是爱好者在酒吧练习……脱口秀节目做了几十年最后再做出吐槽大会来。这太慢了，我们一开始就要做个爆款，线上节目先出，带动线下演出市场，推进脱口秀产业的发展。”李诞说。

戴着“镣铐”的产业

在《吐槽大会》制片人佐伊看来，中国的脱口秀产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处于刚刚起步的状况。 “我们和美国相比，就像业余球员和职业球员一样，美国的脱口秀表演者，在线下讲了十多年，再写几年剧本才可能上节目。而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四五年就算资深了。”佐伊说。

脱口秀进入中国五六年，真正坚持做脱口秀的演员，仍不过百人左右。几个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数量，也没有明显的增加，甚至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

《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采访了数位脱口秀演员，他们给出了一些解释。

收入是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很多脱口秀爱好者仅通过商演无法取得体面的薪资，这让他们大多选择兼职，而无法成为专职的脱口秀演员。

另一原因在于，脱口秀本身的门槛。它并不只是上台讲段子逗笑观众而已，国内的培养机制几近于无。怎么抖包袱，怎么铺垫，都没有系统的课程。即使是一个私下很会讲笑话的人，第一次上台多数时候也会遭遇冷场，从而打消自己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想法。

这也是国内脱口秀产业与美国的差异之一。在黄西的自传里，他写道，他冒出想讲脱口秀想法时，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的一个单口喜剧成人业余学习班，每周一次课，维持6周，课程结束后会到俱乐部进行演出验证学习效果。

但目前国内能够看到的单口喜剧培训班，只有北脱成员宋启瑜开的一家喜剧培训中心，定期组织为期两天的脱口秀培训班,教授喜剧理论，收费980元/人。

而那些不在意钱，也有天赋自学成才的人，同样可能离开。原因在于，很多人梦想成为西方脱口秀明星，而在中国，这种通往脱口秀节目的通道太少。

西方脱口秀节目遍地开花，给了不少演员露脸的机会，而国内真正能够让脱口秀演员上台表演的节目，比较出名的只有《今晚80后脱口秀》及《吐槽大会》，大多数人还只能作为幕后工作者存在。

即使是黄西，也想过放弃。好在他一路走来，向上的空间对他的推动很重要。

黄西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酒吧表演生涯，他的才华逐渐被人注意到，最终登上了一些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也参与了不少喜剧电影的演出，甚至还接到了广告。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上升机制的激励，令他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而国内这个机制并不完善。在2015年《今晚80后脱口秀》增设“卡司”环节前，国内脱口秀演员几乎没有出现在节目上，更别谈参与电影拍摄或是接广告。

Tony Chou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脱口秀进入中国的时间还很短，面临着大众化的困难，产业的完善也需要时间。目前脱口秀演员参与到喜剧节目的幕后制作，不失为一条职业化的道路。但他也担心，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消耗，繁忙的编剧工作会减少他们的线下表演。

“中国的脱口秀产业和美国的一个区别在于，美国是金字塔结构，线下的脱口秀演员人数是很多的，往上是编剧和上节目的脱口秀演员，多数人是经过长时间锻炼再上节目的。但中国是倒金字塔结构，人才储备很少，而现在需求很大。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是最稀缺的，很多人可能才讲了没多久就开始参与节目了。”Tony Chou说。

作为“逗伴”最早的成员，相比于节目，梁海源还是更愿意在线下表演。因为节目受到的限制较多，而在线下，演员们能够表达的空间较大。

在他看来，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情感，是脱口秀演员的乐趣所在。

“西方的脱口秀节目，没有什么是不能调侃的，今天谁发生了什么事情，明天在节目中就能够拿来调侃，很多是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时事。但是在中国，更多的是在节目中聊聊，谁和谁分手了这样八卦的内容。尽管可能很好笑，但是失去了评论和讽刺的感觉。”梁海源说。

失去了讽刺感的脱口秀，在西江月眼里失去了脱口秀的功能性。只讲笑话会让演员感到疲倦。脱口秀演员需要获得更高层次的成就感，而不仅仅只是让观众笑起来。

“别人通过唱歌画画来表达观点，我们通过讲笑话。但我们是最有挫折感的，因为很多人只是想笑笑而已。”西江月说。

Tony Chou认为，关键并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于表达的自由度。中国和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观众喜欢听的内容也不同。西方也有一些不能够拿来调侃的段子。

在小剧场，演员们依然有空间表达观点，毕竟只是单纯地说段子，不是很多演员的追求。但在线下的剧场里，想要将美国单口喜剧的一些做法移植过来，仍然水土不服。最直观的就是与观众的互动。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几乎没有要与观众互动的喜剧形式，无论小品或者是相声，观众都只要负责坐着笑或鼓掌。但脱口秀常常将观众作为调侃对象，很多脱口秀演员还会将“调侃”升级为“冒犯”。

在西方，冒犯观众是脱口秀演员很爱做的事情，西方观众多数也默认，去听脱口秀难免被调侃和冒犯。在BBC关于单口喜剧艺术的纪录片中，喜剧演员Scott Capurro表示，“我觉得观众应该觉得被冒犯，或者觉得不舒服。喜剧演员的任务，就是让观众重新考虑一些事情。如果一场表演结束了，你没觉得被冒犯的话，那么你的钱白花了。”

Tony Chou曾经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如果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冒犯了你，别着急，这可能是个好笑话”，他认为在这种调侃和冒犯中，会激发出不少精彩的笑话，让现场气氛更活跃。但在中国，观众常常不适应，曾经有观众因为觉得被冒犯而愤怒地想要挥拳上台。

西江月觉得很多观众是迷茫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欣赏这种形式的表演，也不知道怎么做出反应。 “他们更想安静地坐着看，不想参与，一、二线城市的观众稍微好一点，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几乎不给反应。”Tony Chou则觉得，这与城市无关，关键在于时间， “不是说中国的观众就不接受这种方式，而是需要给他们时间来适应，慢慢地他们会开始欣赏。”他说。

“国内的观众对脱口秀演员说什么（内容）期待不大，他们只关注你能不能把他们逗笑，这导致很多演员上台就想迎合观众。”Tony Chou说。他不喜欢这种迎合。在他看来，用技巧，或者说一些观众喜欢听的，这些既不能够让演员们享受自己的表演，也无法让观众真正感受脱口秀的乐趣。

Tony Chou有段时间在美国讲了一个月的脱口秀，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令他印象深刻。而当他回国表演时，他觉得“好像倒退了几十年”——台下观众坐等被“逗乐”。

看上去这些脱口秀表演者，总是希望能够将美国脱口秀的一些特点带到自己的表演中。

但博采众长看上去更容易被接受。一个例子是曾经的周立波，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自己说的是脱口秀，而称之为“海派清口”，但其形式同样是一个人在舞台上，以语言笑话为主。周立波当年的剧场演出颇为成功，他从680人的兰心剧院到9000人的上海大舞台，其“笑侃三十年”系列演出创造了票房奇迹。虽然“海派清口”几乎消失了，但它的火爆依然有其可借鉴之处。

令Tony Chou感到惊讶的是，当年周立波的观众群以中老年居多。 “如果说脱口秀的本土化，我觉得周立波算做得好的，他抓住了老上海的共同回忆，另外，他不追求快节奏高频率的笑话，而是有唱有演，也有笑话，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Tony Chou说。

目前在中国落地的脱口秀节目，也在寻找更合适的本土化路径。

西江月觉得，一个行业大众化的标志在于出现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如郭德纲之于相声，赵本山之于小品。脱口秀演员中尚未有这样的人出现。

现在池子已经有了知名度，更多的演员还在等待机会。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站到台前，取决于产业的发展速度。在采访中，一位脱口秀演员感慨，等脱口秀产业繁荣的时候，也许他已经老了，已经失去了成名的机会，真希望这一天可以快点来临。

贺晓曦觉得，节目和演员，都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从美国的脱口秀产业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市场。在中国，这还是一片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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