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想让在浮躁中挣扎的人得到一种鼓励

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他们发现原来真有人是这么活着的。

财经天下（ID：cjtxzk）文｜申学舟

今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故宫九十周年纪录片在CCTV-9播出，但真正让它引爆市场的却是B站。与此前的《故宫》和《故宫100》相比，这次内容的视角变成了一群文物修复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故宫的红墙里修复着一件件价值连城的文物，默默无闻，却甘之如饴。

12月16日，萧寒导演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与之前的剧版相比，这次的电影去掉了旁白，以时间为主轴更加强化了故事性。其首日票房达到111.42万，截至发稿，其总票房达到374.54万。

这样的纪录片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导演说：“可能每个人心里，都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生活状态有过向往，但是觉得自己做不到，不现实。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他们发现原来真有人是这么活着的。当你认识到原来这种美好不是虚无的，是可以落到实处的，尽管很多人还是挣扎在自己的浮躁当中，但对自己也会是一种鼓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价值。”

EW=《财经天下》周刊

XH=萧寒

纪录片上院线

“刚开始做的时候，只要不亏钱，甚至稍微亏一点，但能让我看到它的前景和希望，大家就有坚持做下去的动力。”

EW：为什么想要把《我在故宫修文物》搬上大银幕？

XH：我从拍纪录片那天开始，我最大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希望让纪录片能够进院线，让电影市场有纪录电影这个类型。而且，纪录片的叙事往往更平实，没有那么多人造的戏剧冲突，需要更安静的场地，更真诚地用心去体会，因此更适合在电影院观看。

我在点映场时会问台下的观众：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的？差不多有70%的人举手。然后我又问：有多少人看了这个片子后会第二次第三次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差不多有90%的人举手。这说明纪录电影是有观众基础的，但他们的数量没办法突然就变大，从作品本身来讲，很简单，等有一部纪录片电影票房过亿，自然各方面的关注度、钱、人、观众等都会往这儿来。

像韩国此前的纪录片市场也不被重视，但这两年《牛铃之声》、《亲爱的别过河》等在韩国本土票房成绩都很好，后者票房超过两亿。我们一定也能够有纪录电影票房过亿的这一天，虽然不会一蹴而就，还需要契机，但我相信不会太久。

EW：决定要做电影版，你作为导演有没有过忐忑？

XH：其实一开始也有忐忑，因为相对来讲电影的节奏，或者是电影对于观影者的要求会变得更高。这不是说电影票要花钱的问题，而是因为，电影需要观众专程花时间赶去影院来看的，这其实是提高了观众的观看门槛。但反过来我也觉得，既然大家愿意在一部好电影花上时间和金钱，那么我在创作上反倒可以更侧重对情感的表达，减少对市场的迎合。

在盈利模式上，我们虽然还远没有欧美做得成熟，但也已经在努力地做各种尝试。文化产品也是产品，进入到商业领域之后就要尊重商业规律，所以这次《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从投资、出品、宣传、发行每一环都是交个专业的团队在做。

▲ 导演萧寒

目前纪录片市场还很不成熟，都在摸索前行。在一部好作品的前提下，各方都在做商业化的尝试。对于他们来讲，纪录片上院线这个事情，刚开始做的时候，只要不亏钱，甚至稍微亏一点，但能让我看到它的前景和希望，大家就有坚持做下去的动力。

不过，相比于故事片，纪录片的优势在于，首先国际发行可能会更好，因为中国纪录片是国际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是有关注度的。其次，纪录片的周期是长线的，一个好的纪录片，卖到10年以上都不成问题。比如我们去年拍的《喜马拉雅天梯》票房上达到1150万，除此之外还有版权分销，有网络渠道，还有国际的销售等，到现在也不断有播出机构机构在跟我们联系购买。

错过的镜头不会发生第二遍

“纪实电影技术层面的东西不一定是主导的。如果要说遗憾，那就是一些镜头拍不到，而且不像故事片一样可以补拍，你拍不到那就是真的错过了，不会再发生第二遍让你拍。”

EW：最开始《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选题是从何而来的？

XH：最初是我们的制片人雷建军老师，他在参与《故宫100》的拍摄时，发现原来在故宫里还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那时他就跟我说：“这个选题非常棒，我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拍。”因为，如果没有我们拍下来告诉别人，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有一群人是这样的生活，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待，直到四年后才有了这个机会——故宫九十周年。此前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已经有《故宫》和《故宫100》，都是将故宫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它宏大的历史等。而这次九十周年大庆故宫也希望能有新的纪录片呈现，我们这种关注人物的视角刚好被故宫认可，各种机缘下才有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 木器组 史连仓

EW：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比如说想达到的效果，受限于技术或资金无法达到？

XH：我拍的片子其实视角都是从人出发，从最开始的《丽江拉夫斯基》，到去年的《喜马拉雅天梯》，再到现在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的片子其实资金和技术倒不是最大的障碍，都能解决，况且纪实电影技术层面的东西不一定是主导的。如果要说遗憾，那就是一些镜头拍不到，而且不像故事片一样可以补拍，你拍不到那就是真的错过了，不会再发生第二遍让你拍。

但总会有拍不到的，也没办法。比如我们在拍《我在故宫修文物》时，很想将整个四季都呈现出来，但故宫只能给我们4个月的拍摄时间，已经是最长的期限。另外，很多拍摄涉及到安保程序，就得不断地去申请。我很想拍他们的地宫，但这个地方审批很严格，好像一直没有哪个摄制组能进去。你想象一下，一件文物从地宫里拿出来，已经蒙上灰，很陈旧得需要修复，再送到修复师傅手里，最后焕然一新呈现在展厅，这个过程光是想象一下就很兴奋。

这种美好并不是虚无的

“所有的电影一定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如果我们的情感能够影响到他们，其实他们就会影响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EW：你觉得为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能够那么火？

XH：在创作的阶段，我们一定是遵循创作本身带给我们的那种打动，所以我绝对不会预设某个选题能不能火，能不能赚钱。我觉得既然这个选题是打动我的，那当它以作品的形式呈现的时候，也一定能打动更多人。

具体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能被观众喜欢，感情认同一定还是第一位的。可能每个人心里，都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生活状态有过向往，但是觉得自己做不到，不现实。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他们发现原来真有人是这么活着的。当你认识到原来这种美好不是虚无的，是可以落到实处的，尽管很多人还是挣扎在自己的浮躁当中，但对自己也会是一种鼓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价值。

▲ 钟表组 王津

EW：对于你自己来说，哪个修复师傅给你的印象最深？

XH：王津老师是肯定的，也有很多观众看完片子之后成为他的粉丝。我在拍摄过程中，镜头里木器组的史连仓师傅其实也挺让我感动的。他的父亲就是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他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在这个院子里玩。然后他长大成人，也进入文保科技部，就在当年同一个院子里，工作了几十年。现在文保科技组要搬去西河沿，恒温恒湿的房间，对文物更好，但他趴在水缸边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和失落的时候，那个瞬间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当年3岁的小孩，现在他自己都已经59岁了，还有8个月就要退休。他还是会非常由衷地说，如果故宫需要我，我一定返聘。特别打动我。

EW：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引爆点来自B站这样一个聚集二次元、年轻人的网站？

XH：当时我也没想到剧版能够在B站火起来。我认为，网络等新媒体对于纪录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渠道，但不是一个最好的观影渠道。因为虽然它提供了便捷性，但观影体验肯定没有在影院好的。但对于一部片子来说，不同人群对观影渠道的需求不同，所以其实是都不能缺少的。

所以B站这次也投资了我们的电影版，我们算是一拍即合。我们第一次见面，首先让我了解到了B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的用户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也是我觉得很高兴能跟他们合作的原因，他们的用户就是我们想要找到的观众，所有的电影一定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如果我们的情感能够影响到他们，其实他们就会影响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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