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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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谈论“人口拐点的到来”。
据估计，“十四五”期间，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3亿，生育率走低趋势难以根本扭转，我国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拐点将到来。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我们能否以教育提升人口质量，以制度促进自由流动，为正在到来的老龄时代做好准备？计划生育40年之后，我们希望重新认识人口。
中国的人口拐点，或者说中国的人口危机到了吗？不管是悲观的“已经到来”，还是乐观的“没有到来”，乃至折中的“正在到来”，我们都要依据人口形势做判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99年，日本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提出了“人口世纪”的概念，他把1950年-2050年这100年称之为“人口世纪”。为什么称之为“人口世纪”，因为他认为在人类人口史上，这是空前绝后的100年。这100年里，人口这个变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独有偶，西方的经济学家伯尔丁也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是人类社会“巨变”时期，其背后也有人口因素的影子。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人口学的解释当然很简单，就是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实际上就是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水平转向低出生、低死亡水平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会带来人口自身的变迁，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
就世界整体而言，它不是整齐划一地变化。在世界人口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端，发达国家作为另一端，形成了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如今，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主流，主导着世界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一些人口事实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下面这幅图描述了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的变化。由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了人口转变，所以人口变量开始由惰性变量转为活跃变量。进入20世纪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加快了，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可以看到人口的增长率——也就是自然增长率，即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在60、70年代达到了最高20‰左右，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水平。而年均人口增长量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则达到了每年8000万左右的峰值，这就是我说的世界人口规模变化的一个轨迹。
我们再把时间聚焦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就会发现，世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是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导的。如下图所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二战以后，世界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50年的世界人口是25亿，2000年达到60多亿，这个世纪末大概会增长到100多亿，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引领这一变化的主要力量。
▲ 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数量变化。
那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世界上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是如何变化的，2050年其实是一个节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我们也将其称之为一个拐点。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口结构一直是一个金字塔，底部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较高，而顶部的老年人口比例较低，而在2050年这个节点出现了翻转，正金字塔转为了倒金字塔。我之前提到，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异的，发达国家已在2010年代经历了这个翻转的节点，而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到来。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黑田俊夫所说的“人口世纪”。其中，“人口爆炸”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则发生在这个世纪。但无论是数量还是结构，这100年都见证着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大变迁。
中国的人口情况又是一个怎样的变化呢？首先要明确，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变化轨迹和世界整体相比有共通之处，但因为我们所选择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所以我们人口的变化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若简洁为一则可以将其概括为“压缩型”。正是因为“压缩型”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的人口形势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如下图所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差不多用200年完成了从双高到双低的转变，从30‰左右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到如今10‰左右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就迅速完成了从40‰左右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从时间跨度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压缩型”。
刚刚我也提到，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又是怎样的情景呢？如下图所示，我们用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来反映人口转变，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在同一个起点上。到60年代，得益于中国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制度，尤其是“赤脚医生制度”惠及到了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迅速提高，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死亡水平上拉开了距离。
进入70年代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晚、稀、少”的政策影响下迅速下降，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又产生了一个分水岭。再到80年代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对中国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无论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人口转变都有其特殊之处，呈现出典型的“压缩型”特点。2016年1月1日，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但是，如下表数据所示，中国新增的出生人口数并不符合当时官方的预期，且这几年一直在迅速下降，特别是2018、2019这两年，尤其是2019年的出生数已经达到了除自然灾害三年以外的最低水平，人口总量也没有达到预期规划的14.2亿左右，2019年也才刚刚过了14亿。2020年是全国的普查年，人口数据会在2021年4月公布。但从目前各地零星的数据来看，我们对2020年的人口数据并不乐观。
▲ 2016-2019年中国人口情况。
再说中国的人口结构，这个变化就更有意思了。如果按照发展中国家60岁老年人口的标准，我们其实在2017年，或者说更准确地说是2018年就已经发生了翻转，也就是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如果用发达国家65岁老年人口的标准，这个翻转的交叉点则会发生在2027年、2028年左右（如下图所示）。
▲ 中日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
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比如公认的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日本在1970年达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在1998年经历了人口结构的翻转，中间间隔差不多25-30年；而中国则是在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将在2027年左右经历人口结构的翻转，差不多也是25-30年。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点，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使用的是联合国2019年最新的预测数据。而这些对中国的预测数据，无论是中方案还是低方案都有所偏高。所以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比日本进入翻转期会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所有人口总数超过1亿的人口大国中，中国毫无疑问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少子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不是之一，是最快。再往下看，劳动力人口又是怎样的情景？如下图所示，在2010年，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占比处在74%左右的高峰，然后一路下跌。之后20年，我们进入这四个国家中的最低。我为什么要把这四个国家放在一起做比较？这些都是21世纪所谓的大国，从领土、人口、经济规模、军事实力，乃至文化实力的影响等方面，这四个国家都具有相比较的意义。
▲ 中印美俄四国劳动力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变化趋势。我们通常会和美国比，因为这是我们追赶的目标，同时我们也会和印度比，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中印比较中，我们常常会说这是龙象之争。可以看到，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具有巨龙的特质，龙腾虎跃，跳得高，也降得快。而印度的变化趋势则如同大象，看起来笨拙，但非常稳健。仅从这一点来讲，即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劳动力人口占比迅速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并不利于中国整体实力的持续增强。
那么，面对这种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冲击，我们准备好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说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显然我们准备得还不够。从物质财富上讲，我们是未富先老；从制度政策层面讲，相配套的制度还不健全，我们是未全先老；而从观念层面讲，社会的新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达成共识，我们是未立先老。
我们再看一组中日对比的数据，如下表数据所示。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彼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日本在1970年进入老龄社会，人均CDP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中国在2014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10%时，当年人均GDP刚过8000美元，日本则在1985年达到这一水平，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1万美元。再往下预测，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14%时，中国大概在2025年会达到这一数值，那时中日的差距就更大了。对比可以看出，这就我刚才说的未富先老。
再说制度上的未全先老，2019年我国发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但实际上，日本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健全了与高龄社会、少子化社会相关的对策基本法。可以说，我们的制度准备还远远不够。再说到观念，我们国家已经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那与之相应的新观念建立了吗？可能要打个问号。从2020年开始，60后们就开始陆续步入60岁的退休老年生活了。我们常说，60后是最后一批和兄弟姐妹一起赡养老人的子女，同时也是第一批转向无子女依靠养老的父母，而社会也无法为这拨人兜底。像过去这种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观念，放到新一代老人身上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们准备好迎接这样的转变了吗？并没有，很多新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未立先老，我们仍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纪是人口大变迁的世纪，人口作为变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都在急剧变化，中国尤其是如此。我刚刚没有提中国的人口总量，但其实并不乐观，也许这两年就会进入负增长。而现在，出生人数已经进入负增长，劳动人口也已经进入负增长。结构变化则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都是重大的挑战。这不仅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个重大挑战，对于中国，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这么注重人口这个变量呢？因为人口变量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变量，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量，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人口迅速下降，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升高，这种趋势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其次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因为我们的适婚人口性别比是严重失衡的，这会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同样，还会影响国防安全，因为兵源人口规模迅速下降，导致部队常说的招兵难，进而带兵难。最后，还会影响文明的继承和传承。中国的儒家文明建立在包含多样性的大家庭结构之上，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愈发趋向单一化和小型化，曾经承载其中的文化元素就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总的来说，人口的变化会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而也会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的实现。因此，人口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变量，我们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十八大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既然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变量，我们应该将人口建设也纳入其中，因此我提出应该是“六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即人口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六位一体”总布局的发展战略。
以下为本次活动现场回放，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本文整理自南都观察年度对话“人口拐点临近，我们准备好了吗？”，经嘉宾确认。此为第一部分，其余部分将于近日推出。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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