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蒂埃里·马勒雷，“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
疫情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
人们经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强大的均衡器”，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何时，疫情所到之处，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从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冠疫情绝非一种“平衡力量”，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加剧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失衡”。
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现象在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会联系较弱的国家尤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让这一切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但根据我们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观察，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认识和承认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在此之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
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58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中丧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国人、低收入群体以及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于新冠病毒并发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占比高达40%左右。新冠疫情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反映了背后的社会不公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非裔公民更加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更高，住房和生活条件往往达不到标准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脏病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困扰。对他们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
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 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讲述一个潦倒的送货司机和他妻子，只能找一些零工或者午夜倒班的工作勉强度日，因为找不到稳定工作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剧照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
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