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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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确立就是：伦理，附带包括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亦即在经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等领域复活了。有人可能会说，在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它们是受人厌弃的民主化手段。依靠风险推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共讨论。风险的确立是一种共生现象。它尚不为人所知，亦有待发展。这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乃至利益和事实的共生。
风险同财富一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也都可以构成某种处境，即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然而无论在哪里，一旦涉及分配问题，风险和财富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利益与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人们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作为对比，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风险必须得到重新解释，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对立，一方是肯定性的获取逻辑，另一方是否定性的处置逻辑，包括回避、否定和再解释。收入、教育这类东西是可消耗、可获得的，但风险和危害的存在与分配原则上需要由论证作为媒介。无论是健康损害，还是自然破坏，都难以通过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识别。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某种社会建构，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些危害，这样的危害越来越成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危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会显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还有一些危害，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性物质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而这类放射现象本身却是不可触知的。因此，在三英里岛事件这样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处在专家的裁决、错谬或争执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把分开的因素合起来思考：因果假设光靠知识依赖和不可见等性质，还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文明的风险处境。它还包括了其他要素。有关危害的陈述，无法简化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就其构成而言，危害陈述既包含了理论要素，也包含了规范要素。有些科学发现，如“儿童身上显著的铅浓度”或“母乳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本身并不比河水中的硝酸盐浓度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风险处境。只有在加入因果解释之后，上述现象才算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副作用。因此，对社会公认的风险来说，现代化进程的执行机构和行动者，包括其中牵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赖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这个前提同损害和威胁的现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即使两者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基于这种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里给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马丁哺乳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工业，与那些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方针驱使，过度施肥并批量生产的专业化农户，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寻找副作用的半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开放。最近，人们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过量的DDT。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其次，现代化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于是，在现代化风险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了一起，并被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至少从休谟起，我们就知道，因果假设原则上脱离于我们的感知。因果假设是理论。它始终需要依靠联想，以便假定为真或信以为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多少总是短暂而不确定的。就此而言，这种日常的风险意识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意识，进而也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意识。就算是用因果假设把制度上分离的因素关联在一起，这也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风险。对风险的体验还预设了一种规范性视域，即安全感丧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风险依旧在那里，它披着数字和方程的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原则上，它离不开与特定地点的联系，它也是对有价值人生之受损图像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只能被相信，换言之，无法被直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乌托邦的客观化底片。在这张底片上，人类或其残迹历经现代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并重获新生。这种规范性视域首次明确了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尽管还有点难以辨认，但这种视域最终也不会被数学或实验所祛除。在所有这些客观化的背后，有关接受度的问题迟早都会走上前台，并重提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何以为人，何以为自然，它们的哪些特质应该得到保留？由此可见，围绕“灾难”的广泛传言是一种夸大、极端而日益具体化的表述，即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人是什么？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学之间来回摇摆。在文明发展最为进步的阶段，这些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它被戴上数学方程和方法之争的隐身帽的地方。
所以，风险的确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一起，并构成新的形态。它们不再因专业化而分离，也不再只按自己的理性标准进行发展或确定规则。风险的确立要求通力协作，这就需要跨过学科、市民团体、企业、行政和政治的鸿沟；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风险的确立借此碎裂成对立的界定或界定之争。这就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后果：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性垄断诉求破灭了。现代化的执行者和受害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利益和观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他们被迫从原因和结果、发动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共同界定风险。没有什么风险专家。很多科学家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情绪激昂，动力十足，力求客观理性。科学家的界定工作越是具有较多的政策内涵，他就越是追求研究的客观性。但在其工作的核心领域，科学家仍然依赖于社会性的、预先给定的期待与价值：划分尚可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暴露量的界线在哪里，如何确定？向预先设定的标准让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例如，为了满足经济利益，我们应该接受可能的生态灾难吗？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假定必不可少的？又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存在变数的？科学理性宣称可以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这种主张总是不攻自破。首先，这建立在思辨假设的空中楼阁之上，完全是在概率陈述的框架内展开的，严格说来，其安全预测甚至不能被实际出现的意外所驳倒。其次，想要有意义地讨论风险，人们必须采取某种价值立场。风险确立的基础在于数学上的可能性和社会利益本身，特别是当风险的确立和技术上的确定性一道出场之时。科学在应对文明的风险时，总是抛弃其实验逻辑的基础，而与经济、政治及伦理建立一种多配偶婚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生活在“没有证书的事实婚姻”里。只要科学家还在谋求垄断理性，上述受到掩盖的外部决定要素终究会成为问题。有关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局限于评估某种可量化的风险，其依据是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的维度从一开始就限制在技术性管控问题上。某些圈内人认为，技术上不可管控的风险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科学计算或司法裁决领域确实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些不可计算的威胁拼凑成一种未知的残余风险，成了工业化捐赠给所有人的礼物，无论它在何方。大部分人，包括反核人士，主要关注核能利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事故概率多么小，其代价都是巨大的，因为一次事故会带来毁灭。可量化的风险概念专注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否认其中存在的差异。譬如，空难与核电站的爆炸就存在着差异，前者影响有限，后者虽然看似不太可能发生，却足以影响各国尚未出生的数代人。此外，在公共讨论中，风险的特质所扮演的角色还完全没有得到风险研究的认真对待：核武器的扩散；化学或核技术从民用转军用的可能性；一般产品和军工产品之间的灰色地带，它会随风险产业和市场的扩张而扩散到全球；人性（错误、不足）与安全的矛盾；重大技术决策拿未来数代人的生活当儿戏，而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且不可逆转。没有完美的系统，也没有完美的人，足以符合这种必然性。甚至建立完美系统的尝试，也仅仅意味着建立完美的控制，建立某种日常的独裁。换句话说，风险讨论清楚地表明，在应对文明受害的可能性方面，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双方都试图绕过对方。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答；另一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无法缓解公众的焦虑。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也以各种方式保持着相互的交织和依赖。严格说来，即使想要维持这种区分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科学关注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事实上也依赖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视域，这就像社会对风险的讨论和感知有赖于科学的论证一样。风险研究曾被要求阻挡“技术恐惧症”，如今却只能尴尬地紧随这种恐惧，并从中获取了超出想象的物质支持。公众的批评与不安主要源自专业知识和反专业知识之间的辩证对立。没有科学论证和对这种论证的反科学批判，公众不免兴致索然。事实上，公众常常对其批评和忧虑的对象或事件缺少感知，因为它们大多是“不可见”的。这里我们可以修改一句名言：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这里并不旨在描绘普遍和谐的景象。恰恰相反，这里关注的是围绕有效性而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不同理性诉求。每个阵营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因而也会相应地发起变动或维持不变。就变革的优先性而言，其中一方可能看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另一方可能看重事故概率在技术上的可管控性。*本文摘自《风险社会》，原标题为《论现代化风险对知识的依赖》，经授权摘编；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一本。
《风险社会》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名作，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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