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解释说，我们既可以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养成饮食习惯，又可以通过观察周围朋友的饮食方式或他们上传到网上的照片来学习，还可以通过无意识地记录其文化中的微妙暗示来习得。我能接受曝光是给社会传染的传播创造机会这种说法，但此后一个人该如何抵御意识？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将自己封闭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
歌德曾写道：“从本质上讲，万物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可能存在于所联系的事物之前，或旁边，或暗含其中，或覆于其上。”对这些联系日渐成熟的认识让我认真思考杰拉尔德·拉塞尔所描绘的奇特传染的鲜明画卷，解释了一点点的曝光就可能产生像全球流行暴食症这样的巨大效应。我发现要综合理解意识的全部不良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拉塞尔解释说，我们既可以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中的人物养成饮食习惯，又可以通过观察周围朋友的饮食方式或他们上传到网上的照片来学习，还可以通过无意识地记录其文化中的微妙暗示来习得。我能接受曝光是给社会传染的传播创造机会这种说法，但此后一个人该如何抵御意识？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将自己封闭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5位青少年卧轨自杀的案例中，我看到帕洛阿尔托正试图抵制意识。起初，学生们把纪念丝带系在铁丝网门上，在学校建筑的木墙上贴满手写留言的折叠卡片。棒球场铁丝网围栏上插满了一束束野花。校园走道上用粗粉笔为他们的朋友画上纪念画。为他们逝去的同学撰写文章、发表评论。但是精神健康专家很快指出，承认自杀事件是冒着将影响的种子传播给他人的风险的。纪念仪式扬言要把死者当作殉道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一些人的欲望，他们希望能以相同的方式获得同样的关注。这似乎很荒诞，但是我们越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在此事上向人们暴露得越多。讨论自杀是很危险的。如果意识是社会传染最大的媒介，那么缺乏意识应该能阻止自杀的发生。然而，这种提法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愤世嫉俗者急于脱身、渴望离去：对像暴食症或群发性自杀这种奇特传染事件保持沉默仅仅忽略了一个问题，但这些典型的问题却不会自行消失。和拉塞尔谈过之后，我找到一份20世纪80年代早期写的论文的副本，其中包括首次提到类似暴食症的症状，还有针对该症状的有效治疗。作者是心理学家黛博拉·布伦纳–利斯。她曾在纽约的一家饮食失调诊所工作，现在在旧金山经营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 暴食症，是一种进食障碍，其特征为患者会尝试在暴饮暴食后试图进行净空行为。 © Maharashtra Times
布伦纳–利斯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陈设就像是电视节目里心理学家的工作室，摆放着豪华的沙发、宽大的扶手椅，这些刻意的陈设为的是能激发一则对话、透露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忏悔。布伦纳–利斯身材纤瘦，下巴较小，脸颊突出，肩膀窄细，脸上的皱纹很深。她详细叙述了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关于暴食症的起源和传播的故事，以及她自己所做的关于暴饮暴食和清肠的早期文献的探索。和拉塞尔、贝克尔一样，布伦纳–利斯也发现，一旦这种情形开始在媒体中出现，就会毫无节制地传播开来。她强调：“作为研究人员和医生，我们治疗暴食症的意图是好的。”“我们希望通过宣传，让专业人士了解它的存在，群策群力，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一项任务，要想办法找出阻止其传播蔓延的方法。当布伦纳–利斯向我讲述早期阻止暴食症的尝试时，我回想起1720年法国马赛的一个故事。当时商船大–圣–安图望号装载着国外的丝绸、棉花和一具死于鼠疫（黑死病）的土耳其乘客的尸体抵港。刚一停泊，船只就升起了亮黄色的旗子。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检疫旗。船上升起旗帜警示乘客，商船在接受疾病检疫。尽管已采取隔离措施，但是几天之内不断有新疫情暴发，医院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居民死于疫情。为了控制疫情传播，警告即将进港的船只，海滨码头、洪堤、卸货平台沿线都插上了大量的亮黄色旗子。旗子随着地中海的风在渔船和商船的桅杆上飘扬，周边海域很快就全成了黄色。尽管如此，瘟疫还是蔓延开来了，仿佛是搭乘着搅起它们的微风。城里的人认为疫情是穿过厚厚的水蒸气移动而来的，为了净化空气人们开始不断燃起大火。居民们闻嗅草药，把草药碾碎、混合，然后加入蜂蜜制成膏药服用。试图用这些绝望的尝试中和这种隐形疾病的致命后果，然而，这些根本没有遏制住疫情的发展。所以马赛人在市郊建了一道石墙以隔离城镇疫情，把感染疫情的人赶出家门或活活饿死来阻止疾病传染，但马赛的石墙也没有发挥作用。疫情非但没有从城镇中被清除出去，反而让困在这道保护墙里的人们遭受了这次疫情的真正带菌者——跳蚤和老鼠——的传染。最终，在隔离区内，50000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值得庆幸的是，比起18世纪，我们现在更熟悉传染病传播的原因和方式。然而，和瘟疫不一样的是，患有饮食失调症和微生物细菌无关，比起抗生素，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事情来阻止其传播。正如布伦纳–利斯所描述的绝望的治疗暴食症的特殊措施，她讲述了一些悲惨痛心的事例。例如，她告诉我，当今社会有60%的人都接受过饮食失调康复的治疗，并维持健康的体重和正常的普通饮食。另有20%的人做了部分康复。布伦纳–利斯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杰拉尔德·拉塞尔最早写到暴食症是厌食症的可怕变体、芝加哥大学最早发表相关文章一样，布伦纳–利斯是第一批出现暴食症症状并最早接受治疗的美国患者之一。我和布伦纳–利斯开玩笑说，在硅谷，我们把那些第一次尝试新科技的人称为早期采用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就是我。”她坐在沙发椅里，身穿白色立领衬衫，边说边飞快、自信地看了我一眼。她作为最早的使用者，是一个亲测用户，是设计早期疗法的先驱，旨在阻止一场奇特的传染事件。她和我谈起她早期的强制性暴饮暴食、清肠，还有最终治疗成功的经历。她的故事非常好地体现在文化支点上：完美的模特、《花花公子》杂志中间性感女郎的插页、选美比赛的选手、电视女演员，还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让人保持姣好形象的减肥产品。媒体不仅美化了一个苗条的形象，还强调了苗条和姣好外表的重要性，通常来说，这对塑造身份、性别角色、价值观和信仰来说都非常重要。为了治疗这场可传染的体貌标准的完美风暴、严格的饮食行为的公开，以及绝望感，在适当的时候，治疗这种流行病的职业医师会引入社会媒体活动、抗抑郁药品，以及以证据为基础的心理疗法使身体康复。然而，早年间，供布伦纳–利斯选择的治疗方法少之又少。她寻找支持小组，8~10人的会议，与会者展示了与她很相似的独特饮食行为。这些团体的一些成员做超量的锻炼，还有一部分靠服用泻药来清肠。许多人都提到自己的牙齿损毁、胃黏膜被破坏、头发枯黄。尽管他们都有各种症状，但实际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场有决心、有意志的行动，他们参与到最精妙的均势当中，寻求饮食和清肠、冲动和克制之间的平衡。
▲ 支持小组是团体心理咨询的一种方式，主要是将某一类特定人群聚集在一起，分享和讨论某些特定话题。 © approby
她向我透露：“无论我们一起在那些会客室做什么，我突然感觉自己开始好转了。”这些支持小组奇妙的治疗本质远远超过了谈话、叙述个人经历、给予感同身受的理解这些内容。总有一些东西能展示在其他人面前，这些人尝试健康饮食、参与到营养活动中，这些活动也开始影响布伦纳–利斯的健康行为。这种关系紧密、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网络激励她做出积极的行为改变，激发她坚持和暴食症战斗的活力。她说，换句话说，她的支持小组中的成员，仅仅是因为参加集会而彼此之间感染了更加健康的饮食行为，通过观察和无意识镜像还从对方身上获得了动力、复原力和希望。尽管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布伦纳–利斯支持小组的成员却在和暴食症导致的社会传染，还有其他社会传染不断进行着斗争。我想，或许我们在帕洛阿尔托镇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假设我们能够确定哪些社会传染的因素掺杂其中，我们就能够运用有益的方法阻止导致自杀率上升的传染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小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受欢迎，正如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实证证据强化了可能被视为传染的好处。如今，作为一名执业心理学家，布伦纳–利斯成功地将团体治疗和同伴支持网络纳入她自己的针对患有饮食失调症的病人的治疗中。她告诉我：“我和我的团体能做的就是巧妙地发起以康复为目标的健康竞赛。”社会传染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把一个想法换成另一个想法而已——很简单。但是，对于媒体曝光、知识水平和治疗方法之间的关联，所有这一切塑造的类型和杰拉尔德·拉塞尔向我讲述的完全不一样。我向布伦纳–利斯解释了拉塞尔关于意识方面的理论，解释了拉塞尔是如何认为即使是想法和行为在无意识中曝光，也会促成这些想法和行为的蔓延和传播的。他曾说过，无论以康复为核心的想法如何支持团体活动，有时不健康的竞争还是会爆发的。对于每一个支持团体疗法的人来说，其他离开团体治疗的人会出现比当初他们加入团体时更严重的症状。暴食症如此具有传染性，以至于支持团体和帮助病人设计的治疗设施都会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进一步的探讨似乎证明了拉塞尔得出的令人不安的结论是对的。2004年，英国国家饮食紊乱中心发布报告称，住院治疗和专科病房足以创造机会曝光病情最严重的案例，使得住院患者感染更为严重的饮食失调症状、更为危险的行为模式以及对治疗更有危害的态度，这种态度远远超过正式团体的治疗。精神病学医生沃尔特·范德埃克肯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这个过程，通过仔细研究人种学报告和定向分析发现，处于近距离范围的患者向他人暴露最严重的病情，会导致其他病人无意识地与最严重的症状做斗争。他认为，考虑到更严峻更残酷的压力会落在新宿主的身上，所以治疗的害处远大于其益处。杰拉尔德·拉塞尔发现的曝光中存在威胁的地方，正是布伦纳–利斯发现治愈方法和症状得以缓解的途径。还令我感到困惑不已的是，媒体和群体曝光是为了传播还是为了治疗？她提出：“或许二者都有一点儿。”镜像和无意识竞争的相同过程允许人们从他人那里对危险思想、行为和感受进行解构，这些相同的过程可能在有益的社会传染方面也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起决定性作用呢？”她耸耸肩说：“个人的敏感性，环境，还有未知的事物。”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搭乘火车回家，到家后把新收集到的零散信息归入我设计的模式中，尝试更好地解释奇特的传染。我仔细思考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允许与众不同的人分享普遍的表达方式以及对他人类似的移情反应。自动协调引导我们对思想、行为、感受和现象做出无意识镜像，镜像让人们在一种无形、不可知的潜意识层面上共享一种可感知的话语表达。我认为布伦纳–利斯的研究发现和其他人的一样，相信意识是一种治疗手段。然而，正如拉塞尔和贝克尔所发现的，意识将会加剧奇特的传染，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传播出去的暴食症知识促使当时10到39岁女性中的新发病例增加了两倍。随着病症得以治疗，当时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是1992年，就是戴安娜王妃公开披露自己和暴食症斗争之后没多久，这一数据又一次急剧上升。她公开此事使得人们对暴食症的情况有了极大的了解。这不仅让首次寻求治疗的人数不断增加，也导致了新发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因为这种奇特传染扩散的范围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克里斯塔基斯是对的。这种设想、这种有助于引导我调查的概念性模式，相比我们的模式是非常完美的，还帮助我理解我们正在面对的动态变化。现在我已经不再感到矛盾了。看看传染性饮食失调症，我发现，奇特传染事件比我最初预期的要微妙得多、复杂得多。有时阻止一场奇特的传染，就意味着要运用缓解和传播的手段，要利用一种可以传播疾病的疗法。最终，这是一场数字游戏：挽救一些人，就会放弃另一些人，但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我们最终能获得成功。*本文摘自《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原标题为《我们应如何抵制社会传染》，经授权摘编；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图书一本。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模式，人们每天都要接受有关疫情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令人沮丧和失望，有些信息令人感动和昂扬，各种信息反复交织在信息接受者的脑海中，影响着他们的情绪。为何人与人的情绪也具备这么强的“传染性”？别人的勇气到底能不能给其他人以力量？这些或许都能从李·克拉韦茨所著的《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一书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