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不能带来自信……那就改写它！
罗伯特·弗尔福德，加拿大记者、编辑
全文约3800字，读完约需7分钟
加拿大军人杜普雷、美国棒球队经理约翰逊和公务员霍基的故事，至少在外界看来，都很像是一些想要和不舒服的生活达成妥协的扭曲的尝试，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把现实包裹进令人愉悦的谎言毛毯中，好让现实变得更容易忍受。
当对自己的真相感到信心不足时，我们可能会试着改写它，让它更接近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有时人们会即兴创作他们生活中的事实，就像一位爵士乐手即兴演奏某位作曲家的歌曲一样。对那些改编了个人过往经历的人来说，给自己添一个牛津的学位看起来总是个不错的主意，甚至还有人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在麻风病人中传教，这都属于英国人过去常说的“传奇小说家”，一个从事大量的虚构创作的人。与“说谎者”相比，“传奇小说家”是一个更有雅量的词：它承认这类幻想中往往包含着艺术与独创性，而并不一定是出于恶意或贪婪。
20世纪50年代初，加拿大人在战时欧洲的一段英勇事迹引起了纽约《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注意。这是一个卡尔加里的商人乔治·杜普雷（George DuPre）的故事，他曾在德占区的法国为英国情报部门做间谍工作，此后与抵抗分子合作期间被捕，并且在遭受盖世太保的酷刑时也没有泄露机密。杜普雷后来奇迹般地逃脱了，到现在他还经常发表公开的演讲，尤其是对青年群体谈论他的经历。他向年轻人传达了一条宗教信息——“要是没有上帝，你就没有勇气。”他对他们说。他声称是自己的信仰赋予了他力量，让他经受住了盖世太保的折磨。
他的故事激发了《读者文摘》的编辑们的想象力。他们把这个故事分配给了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他在“二战”期间作品颇丰。雷诺兹是一个和蔼可亲而又容易粗心轻信的人，他是那种典型的记者，即对故事的热爱绝不亚于对真相的热爱的记者。一代代玩世不恭的记者们流传下一条古老的规则：“绝不要让事实妨碍一篇好故事。”这话可能就是为昆汀·雷诺兹发明的。夸张和不实的话语往往就是通过雷诺兹这类记者的打字机或现在的笔记本电脑进入了公共领域。
杜普雷去了纽约，住到雷诺兹家里，并与其进行了六天的对谈。雷诺兹对此印象深刻，后来他又去了卡尔加里，见了一些认识杜普雷的人。他喜欢且欣赏杜普雷的主题，后来他还强调，杜普雷从未拿自己的经历收取或索要钱财。雷诺兹认为这个故事实在很好，于是把它写成了一本书。1953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将其出版，名为《不肯开口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n’t Talk）。
不久之后，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名退伍老兵走进了《卡尔加里先驱报》（Calgary Herald）的办公室并告诉编辑们，他和杜普雷曾一起经历过那场战争。他说，杜普雷从未离开过英国，也从未在情报部门服役。这个说法被证明属实。当面对质疑时，杜普雷坦承，他所说的故事都是他根据报纸杂志上读到的材料编造出来的。很显然，这故事已在六年多的讲述中成形了。如他自己所说：“它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再也没法控制它了。它现在控制了我。”
出版商贝内特·瑟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揭露了这一欺诈行为。他要求书商们把《不肯开口的男人》从非虚构类书架转移到虚构类书架上，从而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笑话。各家报社都对这个故事抱以同情，瑟夫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这本书在内情曝光后反而销量更好了。此后这本书的再版上就多了一篇雷诺兹描述这场骗局的导言，而封面上也多了一条讲述《不肯开口的男人》这场文学大骗局的宣传广告。
据我所知，杜普雷并没有对此事进行说明，但这也不难想象。我们可以猜想他就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家，他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能把事实整理成有序的故事，并以此来消遣自己和周围的人。“二战”结束以后，他所处的世界至少看起来到处都是能够讲述各种引人入胜的战时故事的人。当时，“他打了一场好仗”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带着刺激的冒险故事回家了。也许杜普雷不能忍受自己成为那些没有故事可讲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是在出版史而非战争史上。
一个人因为缺少一个好故事而受挫，这种念头是有些辛酸的。还没有术语能形容这种情况：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叙事匮乏，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故事贫乏者。一个好故事，对自我价值感来说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想体验那种只能靠创造一些自己虚构的故事来应付的失败感—然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能看到叙事的本能被推向极致。
1999年3月的一周，加拿大各大报纸碰巧都谈到了两个案例，它们都有各自的教益和感人之处。在相对更有名的那个故事里，多伦多蓝鸟队的经理蒂姆·约翰逊（Tim Johnson）因为改写了自己的个人历史而被解雇。很显然，他在将近30年前，也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就开始这么做了。他的故事和杜普雷的故事很像，也涉及战时的经历和谎言，但这两个故事在功用上是不同的。杜普雷的杜撰旨在让自己获得荣誉和显赫的声名。约翰逊的杜撰则是一个正以自己的能力走向显赫，但又觉得需要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证实其品格的人的作品。
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在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度过了好几个冬天，在夏天他则去打棒球。后来他成了一名中士，给其他士兵训练战斗技巧，但因为棒球俱乐部给他安排的一次延期，他躲过了现役。出于一种负罪感（正如他所解释的），他开始编造自己在越南服役的故事。他坚持了多年，1998年成为多伦多蓝鸟队的经理后，他用这些危险和死亡的故事来帮助、激励他自己的球员。也许他早已相信，自己的真实故事不足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无法使他成为这群人的领袖。因此他彻底改编了自己的故事—然而最后他还是被人抓到了把柄，颜面扫地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当他被《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曝光时，他说：“这是一个和我相伴了28年的阴影。”越南的经历并不是他唯一的虚构故事，出于某种原因，他还在自传中谎称自己曾是全美高中篮球队的球员，而且获得过加州大学的体育奖学金。这一切都发生在1998年的秋天，第二年春天，蓝鸟队就让他走人了。
各家报纸在3月份刊载的另一个案例是有关安大略省政府的一个名叫雪莉·霍基（Shirley Horkey）的公务员所虚构的生活。克里斯蒂·布拉奇福德在《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讲述了这个女人的故事，这个人到中年的办公室职员向同事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可信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她经常提起自己的丈夫；她把三个成年女儿的照片摆在桌上；她会跟人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比如他们住的大房子和他们的避暑别墅之类的小故事。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构的。她从未结过婚，独自住在一栋联排房屋里，照片中的那些年轻女人都是她的侄女。她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模式改写了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中，她每天都要为这个富有想象力的结构添砖加瓦，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以分期连载的方式来写书一样。她的故事是一种奇特的民间艺术，而且一直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52岁时死于一场火灾，她的同事们直到她去世后见了她的亲戚才知道她的真实情况。那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这位朋友所精心炮制的虚构生活作品中扮演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加拿大军人杜普雷、美国棒球队经理约翰逊和公务员霍基的故事，至少在外界看来，都很像是一些想要和不舒服的生活达成妥协的扭曲的尝试，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把现实包裹进令人愉悦的谎言毛毯中，好让现实变得更容易忍受。
但有时，那些虚构自己生活细节的人的动机是很难理解的。要是有一个人过着富有而有吸引力的生活，但又想把它改编得听起来更富有、更有吸引力呢？在现代思想史上，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就是这样一个惊人的案例。他是一名作家和理论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做了25年的政治学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英国工党主席，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创建者之一，但他也是一个—宏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巴洛克规模的—“传奇小说家”。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一篇论述拉斯基与美国杰出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往来信件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威尔逊是这么写的：
关于哈罗德·拉斯基的大丑闻，也就是他肆无忌惮地渲染虚构的习惯，让他所有的朋友都感到遗憾，有时他的敌人也会利用这点来对付他。他会随意虚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比如他不认识的人，他会声称见过此人并曾与之交谈；与此类似的还有他没有取得过的功绩、从未发生过的场景，以及他从未读过的书。
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拉斯基认识很多显赫的知名人士，其作品也得到了广泛阅读。但在他的信中，他会声称自己见过更多的贤达，并且读过比实际情况更多的书。在一封写给霍姆斯的很具代表性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次德国之行，说自己在那次旅行中遇到了一位杰出的学者，然而很不凑巧，实际上这位学者三年前就去世了。他还描述了自己跟某人的一场网球比赛，实际上此人当时正在另一个国家，然后他还说自己赢了。他一度说自己读过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所有作品，而几年之后他又提到自己是第一次读到哈代的某本书。但这种倾向显然从未影响到他出版的作品或教学工作。
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埃德蒙·威尔逊说：“他与现实的关系中总是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拉斯基生活在一个梦里—一个真实资料所构成的梦，一个由对历史的真实把握所支撑的梦……尽管如此，这个梦并没有完全正确地处理好自身与生活的关系。”
也许拉斯基这种类型并不是那么罕见。我们往往会和自己所意识到的现实进行谈判。我们同意接受这一现实，承认它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我们接受得太多，对它谈论得太多，那我们的不适感很可能会上升到我们自己都受不了的程度，而别人也会发现我们坦率得让他们难以容忍。如果接受得太少，那我们就会转向那些会削弱我们的，或者至少会让我们感到难堪的幻想。哈罗德·拉斯基的幻想，可以被看作这个错综复杂的谈判过程中的一个故障；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只是众多类似案例中的一员，他的虚构和杜撰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他的生活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本文摘编自《叙事的胜利》；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在别处》（天地出版社）图书一本。
本书选取了独特的文化视角，罗伯特·弗尔福德穿越了一片由都市传说、《一个国家的诞生》、杰克·尼科尔森、《艾凡赫》、电视新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性丑闻与闲谈，以及《罗马帝国衰亡史》构成的奇妙图景，追溯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巧妙地将文学和电影评论结合起来，在这个大众传媒和大众休闲让我们比我们的祖先花更多的时间来吸收故事的时代，叙事的胜利是对我们最基本、最不可替代的需求之一的深刻审视。
本书作者罗伯特·弗尔福德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流的文化记者”，是《环球邮报》和《多伦多生活》杂志的专栏作家。他的著作包括《这就是博览会》《房间里最好的位子：一个幸运儿的传记》和《意外城市：多伦多的变革》等，是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