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一定会带来美好未来吗？
章罗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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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在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不平等，如果父母对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就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这样的教育和养育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相对起来，在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于更宽松、更自由。
就在教育部部署整顿补习班后不久，电视剧《小舍得》火遍大江南北。“你从来没想到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我就赌一次让他自己走，走弯路也没事，反正有妈妈陪着他”“我不要学霸了，我只要我儿子”等台词更是一针见血，戳中了不少网民的心，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鸡娃”是为了阶层上升或阶层保持
“鸡娃”这个词在最近一两年，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中非常流行，作为网络流行词，它的来源和“打鸡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保健方法，将公鸡血注入人体，相信这可以使人精力充沛、精神亢奋）有关，现在用来指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不断地给孩子安排课程学习和与课业相关的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以至到正常人/孩子承受的范围之外。“鸡”已经演变成一个动词。
为什么会这样近乎变态地逼着孩子读书、做作业、上培训班，占去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是想让孩子在考试中获得靠前的名次，进入重点班、重点学校……换言之，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胜出，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阶层上升，或至少不下滑。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社会上升途径，帝制时代是科举，也就是教育，少数时代凭军功也可以上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参军，高考等，但都相对固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在政治上解放了很多身份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大发展给大量普通人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他们通过参与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获得了财富与地位，达到了阶层上升。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黄金年代的过去，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的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固化，此前开放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逐渐减少。教育被视为仅存的“向上流动”的窗口，自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无数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目标。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在其著作《拼教养》中，将教育视为阶层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父母试图通过教育安排来保障下一代的“安全”。这里的“安全”不仅指孩子当下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成长，也包括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安全。资源丰富的中上阶层，积极进行“弹性资本积累（大卫·哈维提出的一种对后福特主义的解释，亦即一种机动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入的生产方式）”，通过让孩子入读名校、出国留学等方式，巩固其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支配优势。即使是缺乏资源的劳工阶层，在心理上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动，取得比上一代更稳固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
▌困在焦虑系统里的亲子关系
不过，履行亲职不只基于环境作出的决策，这些决策通常是反思（reflexivity）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反思”，通常是指客体认识社会化力量并改变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父母会根据自己的认识，把自己的过往和现在的生命经验当成对象来看待与反思，从而决定自己的教育策略。他们曾经历的过去（童年、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与现在（工作经验）都成为反思的养分。他们曾经成功通过教育竞争从同辈人中胜出，成功完成阶层上升的经历，无疑是他们“鸡娃”参与激烈教育竞争的一大动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但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物质条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却并不是家长们自身的经历可以覆盖，他们的智识可以理解并从容应对的。对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着着许多新生事物，例如由手机带来的社交网络和智能生活，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未曾经历的。虽然他们自己也在使用这些设备，但它们对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的影响和风险，父母们却不一定能充分掌控，不知道应该让它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同时，许多的现象又都在显示，社会的流动正在趋缓，甚至出现了阶层下降的趋势，许多父母感受到“鸡娃式教育”的重要性，却也因为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而懊恼，思考自己是否给了孩子太大的压力，从而感到矛盾冲突，感到焦虑。
身处在这样多重的矛盾中，不同的家长发展出不同的保安策略，来应对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试图化解“快乐童年（情绪安全）”与“幸福未来（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但这样的做法反而常常带来新的矛盾与挑战。特别是，教育并非简单的输入-反应过程，孩子不是计算机参数式的变量。“非预期后果”始终存在。当家长试着调配出一个自以为最能兼顾的策略时，事与愿违的情形其实常常发生。虽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当代父母普遍重视亲子之间的沟通，力图尊重孩子，但当孩子自主性萌发，挑战父母的意志，甚至带来“非预期后果”时，就如同《小舍得》或早前热门的《小欢喜》这些电视剧中展现的那样，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小欢喜
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时间与金钱，却得不到他们期待中的相应的感恩与情感联系，反而换来了孩子对他们控制的怨恨，造成“双输”的局面。某种意义上，和正在痛苦挣扎的孩子一样，父母也是结构性的受害者，他们难以看穿社会贩卖给他们的恐惧、不易摆脱自己成长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待，不知不觉中把爱变成焦虑与控制。父母和孩子，都受困于这个系统，苦苦挣扎。
▌主流的中产家庭教育观
对普通的社会大众而言，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期待，但若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期待未必现实，相反，教育常常成为阶层复制的途径。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特尔（Annette Lareau）曾经深入观察12个美国家庭，写成《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一书。生动描述了育儿文化的阶层差异。
中产父母采取“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儿方式：他们细心规划，给孩子安排各种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孩子的能力、观点与技巧；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孩子反驳成人的意见。具备高学历的父母，比较有能力和正当性介入学校的运作，不仅经常批评学校的政策，也训练孩子采用类似的做法。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养成一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运用语言能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
劳工阶层与贫穷家庭的父母，其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孩子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父母这样的成人，而是亲戚的孩子；父母多是直接给孩子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的权威。由于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也很少有教育工作者，他们对于老师与学校心存距离感或畏惧感。尽管实际上未必同意专家的意见，他们在表面上却多表现出顺从、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感到无力、挫折，而这种挫折感也会传递给孩子。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容易养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从或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也形成一种服务于体力或服务劳动的惯习（habitus）或者说思维模式。
只是，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中产人数的扩大，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文凭的贬值，中产家庭的教养策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横的主流。这个主流的体现，在于大多数学校都在集中精力回应中产家庭的知识结构，在教材、课程或评测中忽略劳工阶级的职业技能与文化，并且预设父母们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能力来和孩子充分沟通。此外，校内的亲子活动也以中产家庭全职母亲的单一原型来设计，忽视非中产家庭、忽视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这样的主流力量中，父母如果因经济文化资本不足，无法持续参与和协助孩子的教育，就会被校方、社会舆论甚至国家福利机制归类为“不合格的父母”，如国内网络舆论场中的“养不起就不要生”。这不仅强化了阶层差异，也成为许多父母巨大的压力来源，跨阶层向上流动更因此成为许多劳工父母首要的教养目标。
然而，社会的不平等，实则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关系着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弱势家庭的教养困境是整个社会造就的，其实跟中产家庭教养孩子的方式息息相关。我们的花园跟他们的废墟，实是社会的一体两面。
▌“舍得”就够了吗？
即使现实是，读大学不再等于有好工作。甚至有些具备专业技能的水电工，他们在经济安全上不比坐办公室的白领差。但劳工阶层的父母还是无可自拔地想象并相信，中产阶层生活比较轻松，赚钱比较容易。这些想象既是某种习惯性的谬误，却也未尝不是现实。“水电工赚得比办公室白领多”毕竟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发现象。劳工阶层的职业更不稳定，经常会快速变动，工时高而工资低，没有保障。
这样的预期反映在以职业教育上，虽然社会与国家皆不断重复“职业教育也是出路”，但在资源的分配与倾斜上，职业教育明显呈现出“被放弃的领域”的形象。而父母在为孩子安排学业时，职业教育也从来不是第一选择。个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当代社会过度肯定“阶层的（向上）流动”，以至于中产父母一再强调保持现今地位的重要性，而劳工阶层的父母则不断告诫孩子：“不要跟我做一样的工作”，频频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与文化背景。
《小舍得》的最后，子悠能快乐地准备升学考试，欢欢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唱歌、画画，米桃搬家了，和爸爸妈妈住进了楼房，等待妹妹来城里读书。大团圆的结局反映出一个观念，只要家长“舍得”考试成绩，不“舍得”学习，便能得到美好的明天。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父母为孩子精心打点、极大程度地介入孩子的生活，规划出他们的学习日常，孩子却可能非预期地陷入时间上的贫穷，整天在家庭、学校、补习班、课外活动之间赶场，并且过度依赖父母，少了父母便丧失行动方向；家长们费尽心力将孩子跨区送入优秀的教育网络，却可能非预期地将孩子暴露于近距离的差距中，他们进入更好的学校，却发现自己是“学渣”，家庭是“穷人”，在同伴间感受到自身的物质和学识上的匮乏、强化童年的现实阴影。
不论如何善用阶层优势，或一心想创造阶层流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教育的“正确答案”。事实上，世界的变动往往让人们措手不及，产业与科技的发展无人能精准预测，我们甚至难以判断：未来什么职业必定会消失、什么新形态的工作又会出现。所谓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答案”。
父母必须换一个方式来理解风险与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这种失控的感觉，不再去强迫性地追求控制感与确定性，甚至理解到，这种变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才是孩子成长发展的养分。如此一来，父母与孩子才能轻松一点，达到共同成长。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说：“当一个好父母，不是把孩子变成聪明、快乐或成功的大人，而是养出一个健康、适应力强、有弹性的孩子，去面对难以预料却必须面对的未来世界。”
教育之所为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正是因为它不仅涉及资源的多寡与竞逐，也暗暗蕴含着道德价值、情绪安全的斗争。如蓝佩嘉教授所说，“主流教育方式往往有着习焉不察的谬误，如预设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专职母亲做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劳工阶级、少数族裔、单亲、隔代教养等差异处境。”
当某一种教养方式、家庭形式被社会视为正统、进步与理想的方式，就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教养方式与家庭模式被贬为异端、落后、不称职。这样的评价系统，让资源不足的养育者，经常陷在自我怀疑、困窘、焦虑、怨恨等情绪中，感受不安全，担心自己永远没办法“做对”。家长能否“舍得”孩子的考试成绩，恐怕并非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紧张，其实反映出现代性的内在结构矛盾。
作为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许多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革。这是一种“压缩的现代性”，指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上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十分浓缩的发展过程，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体系。这既使得我们的社会阶层流动曾经十分剧烈，也使得我们的流动迅速过渡到固化的状态。从教育这个透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不平等，也可以理解在全球和本土、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拉扯中所体现出来的日常生活。
德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杜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2019年出版的《育儿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中指出，“直升机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对社会与产业急速变化做出的理性经济策略；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在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不平等，如果父母对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就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这样的教育和养育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相对起来，在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于更宽松、更自由。
好的教育，不该只来自父母，也应该来自社会。在一个社会的成长过程里，教育的责任，应该由每一个人共同承担。要避免“鸡娃”带来的痛苦和焦虑，需要的恐怕不只是家长要懂得“舍得”，也不只是学区房、超前学习、掐尖录取等问题的治理。
问题的答案，或许从来就不只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