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照片留下30年来最拼的一群人! |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Vol.15 罗更前
罗更前,资深体育摄影记者,新华社摄影部体育新闻摄影采编室主人。从事摄影工作26年,曾采访过三届夏季奥运会、两届足球世界杯、两届冬季奥运会、三届亚运会,有着丰富的大赛采访经验。罗更前的个人体育摄影史也可以看作是变革时期的中国体育摄影史。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罗更前和陈小波之间的谈话。
和大罗说话,我不能插话,他思绪缜密,而且手舞足蹈,我只恨不能拿录像机把他的动作表情录下来。也难怪,大罗的人生故事中有一段是侯马市宣传队相声演员。为了完整性,这篇我采取了和其他访谈不同的形式。就让大罗尽情地、不打磕地说吧!——陈小波
从区乒乓球亚军到草原上的马倌
陈:大罗讲他少年、青年时的故事,讲了整整两个下午。讲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想:大罗为何成其为后来的大罗啊,早在少年时就埋下了根儿啦!
罗:“罗更前”的“前”是按我们罗氏家谱排下来的,“更前”有积极向前的寓意。叔叔,姑姑家兄弟都是“奋前”,“超前”,“挺前”。在那样一个红色年代,名字始终是和时代一起进步的。
我今天能长到1米86是因为我生下来个人就打,9斤。当时因为难产,大夫问我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毫不犹豫:“当然保大人!”我呢,不保也活了,那大夫真棒!我刚出生时,丑得让人尴尬,每每有同事到家里看望,父亲趁说话的空儿,一脚把放在竹筐里的我踢到床底下。人家都是女大十八变,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相貌个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的运动天赋遗传于父母。父亲学生时是天津16中篮球队的,母亲曾是天津市少年组跳远冠军。对母亲灿烂过去,我有一段时间保持怀疑,直至后来搬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镀金金属盒,盒盖儿上刻有跳远冠军的字样和母亲的名字,才相信她不是吹牛。那时父亲是天津工学院的老师,母亲是天津工学院图书管理员。
上四年级时,中国乒乓球开始火了。这时出现一个人——天津工学院学生、天津市大学生乒乓球单打冠军。他有些驼背,握拍子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挥拍动作幅度特大,像抽人嘴巴子。我就是觉得他帅,不但学他的样子拿拍子,还学他穿衣服。连驼背和走路姿势也是从他那学来的。在偶像的带动下,我的球技猛长,小学五年级进了业余体校,六年级拿到了红桥区单打亚军。
上了中学——大名鼎鼎的耀华中学呀,居然会有体育馆!有天早上我听到体育馆有响声,从门缝一瞅,校篮球队在训练,篮球撞击在地板上的声音让全身汗毛都竖起来,那声音简直是享受。我当即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加入篮球队。
平静日子没过几年,“文革”开始,母亲被剪了头发和父亲一起关进“牛棚”,孩子们变成了“狗崽子”。 1868年9月,我去内蒙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插队,做了一名马倌。我们队养了五六十匹马。队里把它们交给三个马倌。我们拿的鞭子是用牛皮做的,长一丈二左右,末梢扎着一小撮叫“响尾”的马毛。鞭子一甩起来,清脆鞭声响彻山谷。为了把马鞭打得更响我苦练,不久马鞭甩的游刃有余。喜欢脱离集体的马,只要刚露出脑袋,就在马屁股上狠狠来这么一鞭子。一年后我荣升大马倌,别人每天挣10个工分,我挣14个。
在农村觉得苦吗?想想,没有,挺高兴的。就是一拨人到了这个地方,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能从中找到很多乐趣,更别说那会儿还谈恋爱了。
我和她同在天津16中,同级不同班。她们班女生特迷我打球。我给她们班吹过一次球赛。女生篮球,裁判没法吹,揪头发、扯衣服、脚下使绊子。她运球不稳,被对方抄走球,就拽人家衣服,我吹了裁判号,她一下愣住了,神情、眼神,活脱一“傻丫头”。之后,我便开始留意她。60年代骑车上学的人寥寥无几,尤其是女生,她经常骑辆飞鸽女车,齐耳短发,那身紫色带着杏黄方格衣服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知青点起先四男三女,要恋爱,注定有个男的没戏,我自告奋勇——弃权。后来又补进两个女生。我乐了:“傻丫头”来了。
中国十年动荡,
送我一段五味杂陈的经历
陈:罗更前初二进了天津篮球业余体校。初三时个子已经长到了1米81,双臂伸展有1米90,他的教练 “坏”招特多,也恰恰是这位教练让他领悟到篮球绝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球场更像是将心理战术运用发挥到极致的战场。
罗更前享受篮球,他自认为是篮球高手,说起篮球眉飞色舞。听他说篮球,足见他的个性、智慧和生命哲学。别人用胳膊、腿打球,他用心打球、用脑子打球。
好几次我问大罗,如不做摄影记者,你最愿做什么?他回答从不打磕:“女篮教练呗!”“为什么是女篮?”“女的听话,自我发挥就少,体能、个人能力差距相对不大,因此在比赛中体现更多的是教练的意志和智慧。女篮教练好比是一只猴子领了一群羊,男篮教练就如同一只羊带了一群猴子。”
后来,大罗把打球的智慧全用到了职业生涯中。斗智斗勇,乐此不疲。他常说:动脑筋的事做着才有意思,思考是一件让人很舒服又值得享受的事情。
罗:篮球与我一生结缘。在我人生最为动荡的十年,篮球与我如影随形。有的人喜欢一个人跑跳,篮球需要球员精诚合作。我这人团体意识超强,单挑不是我强项。不管我带一个队还是团队一份子,我能顾全大局,不计较利益得失,还能为集体献策献力。我在农村、部队、大学、单位打球,都是球队灵魂。这不是我有过打篮球的经历,而是我能使球队具有凝聚力。我很早就有球星意识,篮球是众多女生追捧的比赛。如果球场外有自己喜欢的女生,我的比赛就更具表演性了。用“漂亮”来形容绝不为过。把手中的球非常理的出牌,往往是球场上意外的风景。我们有时说一球员不会打球,那是他不够聪明。任何体育比赛除了拼体力,更重要是靠脑子,球场上与对方眼神对视刹那,结果常常是“狭路相逢智者胜 ”。
中学时,我被河北青年队看上。父子间平生第一次谈话到凌晨两点。父亲希望我不要脑袋发热错失上学受教育的机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父亲一贯宗旨,没有知识将来如何在社会立足?父亲给我指了两条路:要进专业球队,可以,除非八一队或国家篮球队;如果非要走体育这条路,那考体育学院,其他选择不做考虑。
最终我没去专业队,继续读书。当奔着目标奋力前行的时候,文革开始,一切常理都没了。
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年代,我所钟爱的篮球却大喇喇地充当了主宰我命运的重要角色。先是被山西侯马青年队相中,使我从一个内蒙插队知青转眼变成了商业局职工。后来又被38军的“球探”把我“偷”到部队,对我这个社会地位低到冰点的“狗崽子”来说,真是做梦都不敢想!军装!帽徽!领涨!神奇到头了!我拼命表现,从师球队打到军球队,又从军球队打到北京军区队,荣幸地参加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谁知就在这次运动会上,被侯马市的观摩团发现了。官司打了将近一年,我又回到侯马。此时极度失望的我开始产生逆反心理,先是蓄须抗议,一如曾经的梅兰芳。一个讲究连衣角都要规整的人,留胡子是很难受的,胡子太长扫在胸前,使我的睡眠很糟糕。蓄须不成就琢磨着搞垮青年队,搞垮就能离开侯马。怎么搞散很容易——输球。搞散球队的计划进行顺利,我扮演自命清高的角色,每每有了球不传队友,队友负气,球队自然离心离德,哪还有赢球的份儿。既然是计划好的,肯定不能让领导看出来破绽,拿球进攻我还特别认真,特卖力气。投球不进,传球失误,借机挑衅。名震一时的侯马青年队像中了毒,逢球必输,我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球队搞散了,我是重要嫌疑犯,他们说要把我养到40岁,看那时谁还要你去打球。被“包养”期间,我生怕自己堕落,就找人学吉他、下围棋、练书法、画素描,琴棋书画真是消磨时间的好东西。对了,那时为了使自己振作起来,我大胆地跨入了文艺界——说相声,没想到一炮打红,成了侯马市文工团压轴戏,一次次返场。
1975年10月,我终于用一纸辞职报告攻破了侯马市的最后防线,辗转到天津港务局做了维修站车工,其实还是打球。但我喜欢车工,那是一门手艺。在我爱人心目中我应该当外科大夫,我的针线活做的比女生还好,缝缝补补绝对一把好手,手够稳。可我不喜欢外科,如果我要做大夫就做内科或是中医,判断病情,分析病理。
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中国动荡,送我一段并不短暂的五味陈杂的历程,做农民、当工人、经商、服役,丰富的社会角色我一个也没落下。社会大学,是我的无形资产。
考上大学,自己不给自己机会,
连憧憬未来的资格都没有
陈:恢复高考第二年,进了南开大学,大罗闻着教室的味儿了,激动啊!特为自己抓住这个机会而庆幸。班里同学大的35岁,小的16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学重要景观之一。大罗精力旺盛,分秒必争,学习、打球、跳舞、爬山什么也没落下。
罗:没有打专业队是福是祸,后来才说清楚。1979年我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时年28岁。要说能考上大学,一要感谢父亲自小惟有读书高的教育,二要感谢耀华中学的老底儿。当然,每天自带小板凳到塘沽中学上补习班的精神也是值得骄傲的。
语文卷子发下来5大张,一字铺开,和手风琴似地。父亲说,不管考什么,会的东西一定百分百做对,似懂非懂的要靠耐心。有一道题到现在都记忆深刻,一道填空题。大概原题是“毛主席辞世以后,某某久久( )立窗前,心中沉沉的哀痛在屋里盘( )不去……”,第一个空很容易,“伫”立,第二个空想了几个字都认为不合适。下了考场,问同学怎么填的,同学说应该填“盘算”。最后成绩出来,自信语文考90分的他被毛主席“盘算”一把,分数只有28分。我的分数迎风飘展80分,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很多知青错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结婚生子而放弃高考,怕考不上丢人。我是试过以后才去想结果的人,自己不给自己机会,连憧憬未来的资格都没有。
进入大学,以我的篮球技艺稳坐4年篮球队队长,率领球队拿了4年的天津市大专院校冠军。我还是全班的交谊舞教练,我跟着77级的学长学,学后回家自己悟,步子走明白再教同学。不是自夸,舞蹈老师我做得也很合格。
大学给我最多的就是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我爱人问,说中文学什么东西啊,我说学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啊。她说,是不是就是这些人来拼成一个史。我说:对对对!对对对!
毕业时,学校希望我考研究生,不仅仅是可以留校再打3年的篮球,招研究生的老师也看上了我。这时,新华社的通知到了。
一个人的世界杯
陈:新华社前前后后都可以省略,这里重要表的是大罗的世界杯。从这儿可以看到新华社给机会,而个人是如何把握住机会,让自己获得更多机会。
1994年,大罗一个人被派往美国报道世界杯的时候,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什么是冷、什么是饿、什么是孤军作战了……
罗:进新华社,我先到刚成立的《瞭望》当文字记者。但当摄影记者的心根本没死。当时袁苓是《瞭望》的摄影组组长。袁苓是战地记者,我很崇拜。袁苓50年代被派到前苏联学习,还写了本关于体育摄影的小册子,成为最早的体育摄影教科书。我到瞭望,想干摄影。袁苓说:“你想好了,来这儿,首先要做图片编辑。图片编辑是有能耐的人不愿意干,没能耐的人干不了的活儿。再有一个,摄影地位不像你想像中那么高。新华社对摄影还是没有重视到这个程度。摄影能够被人重视,就靠你们这些志愿军。就是明知道摄影是这样的位置,还愿意为他献身的人。”听了袁苓老师的丑话,我反而下定了决心。
在《瞭望》先干文字,后干摄影,这期间,当编辑、做策划、拍照片,走近当时社会上已经站在前沿的摄影者,大概有3年时间,我的摄影开始上道了。1987年,一张《两弹先驱王淦昌》、一张《中国先锋郑海霞出场》分别获得当年全国新闻摄影评选银奖和铜奖。1993年,我打球打断了跟腱,卧床休养时写了篇文章《体育摄影魂系何处》,正版登在《中国摄影》报不久,我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当时的摄影部,只有胡越、官天一、程至善几个人搞体育摄影,还没有体育采访室。
1994年一天,副主任林川把我找去:“大罗,英语怎么样?去世界杯吧,就你一个人。”我楞了一下,赶快答应。我这外语,吃喝拉撒睡没问题,走不丢。但到了美国,感觉自己被扔大海里了,遭遇热、冷、饿等等窘境。开幕式那天,芝加哥40度高温,为了有好位置。我排队两小时,等两小时,开幕式又两小时,整个人都热傻了。球赛开始时,人已晒晕了,矿泉水供不上。我旁边一个女的,“咔”拿出一瓶水,说:“half,”——一半儿。我“咚咚咚”喝了一半。她估计也没见过我这样的傻子,那么早来干嘛啊。
挨冻。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坐8小时火车,夜车可以在火车上睡,没想到火车空调太好,美国人真不吝钱。冻得我根本就不敢睡,睡了就冻病了,可又困……旁边一女黑人,带仨孩子,她找人要了毯子把孩子放毯子里,一二三并排着。孩子把毯子蹬开,睡得满地都是,我眼睁睁看那毯子,心说你不盖我盖啊。最后没敢动,怕起国际纠纷。
挨饿是常事。从达拉斯到新泽西赛场。为了多睡会儿没吃早点。中途倒机都一个人,要排队去买什么就得拿着所有行李,上厕所要占残疾人的座儿,地方大,所有东西都能堆进门里,怕丢。上飞机我饿了,不是饭点儿。要了咖啡加四包糖,灌了一肚糖水。比赛开始,拍着拍着就不行了。人饿的时候,这两块肌肉(两侧腰间)在颤。球一踢到那边,就撑着独角架蹲下来捣气儿,心想可别再踢过来。熬到中场,够呛,要晕这儿了。我想到外边喝水,抽烟,只要过嗓子的就解饱。这时看到过道放四个餐盒,大老美那聊天呢。我背着他们,拿独脚架把盖儿挑开了,里边一汉堡,一薯条,一大苹果。我把汉堡塞腰包,一拉,走了。这时俩香港记者也朝那餐盒去了。直接就掀,老美急了,喊:Don’t touch, my dinner。细嚼慢咽不顶饿,我一整团,“唔”地塞进嘴巴,使劲一咽下,能感受到那东西从嗓子滑到胃里的全过程才踏实。
到决赛,没票。还跟人家急,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一名摄影记者,那时候就会那几句外语啊,说全中国人民都在等我的照片。国际足联那张铁脸:“sorry sorry sorry。”我只好给家里发电报说用法新的吧。不死心,本来来拍世界杯,大力神杯长什么样没看见。幸亏文字记者说有张看台票,我拿着就从旁门左道混进了摄影记者场地。刚弄一座,国际足联发票那人来了,挨个问怎么样啊,舒不舒服啊?有说有笑。我心想,大爷的,要发现了。我赶紧把帽子一压,假装整胶卷。整场比赛我动都不敢动。巴乔点球罚飞的时候,裁判挡着我,可我屁股不敢离一步。
世界杯,反正什么都让你赶上了。一个人的世界杯折腾完了。摄影部主任徐佑珠说,有这碗酒垫底儿,大罗以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后来几年中,我参加了四届奥运会,五届亚运会、两届世界杯、一届女足。锦标赛就多了,一次世界游泳锦标赛、两次世界田径锦标赛,小的比赛和牛毛一样多。
打造国家摄影队
陈:2000年,摄影部成立体育采编室,大罗担任体育编辑室主任。这是几代人新华人的梦想,袁苓、陈正青、刘东鳌、胡越、官天一……但是50—90年代,国家体育一年参加不了几次国际比赛,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高,用不了那么多的体育摄影者,更不需要一支队伍。到了新世纪,奥运在家门口开了,大罗把队伍拉起来了。
罗: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慢了,国家体育上的速度比新华社体育摄影上的速度要快多了,咱们已经有点跟不上了。但这个事儿啊,跟我关系很啦,迫在眉睫。我就开始琢磨,新华社体育摄影队的整体实力,怎么才能达到世界通讯社水平。那时候我们肩负着全国体育报道任务。到了2008奥运会,各报都用新华社照片。我们拿出什么样的体育照片给人家?刚成立就赶上了悉尼奥运会嘛,小波,你忘了?当时你是体育室副主任,咱俩搭档,我去了悉尼,后方编辑全交给你了。第二年申奥成功,一阵傻高兴过后,顿时感到了肩上的分量。
当时我们目标很明确,就是以体育新闻采编室为龙头,以分社摄影记者为依托,全力打造一支专业化体育摄影采编队伍。我想2008怎么也要有50个能给上劲的摄影记者,30人守阵地,20人打机动。老记者官天一说,培养一个成熟的体育摄影记者至少得5年,我掰指头一算,来得及!
申奥成功后,新华社投入了较大财力,大大增加了出国采访国际赛事的机会,而摄影记者最需要的就是机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老中青帮带,摔打几年,上战场没问题。
在锻炼记者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现场编辑队伍。戚恒2002年世界杯报道回来,说老外编辑在看台上,拿着望远镜,哪出新闻,拿步话机一喊,几号几号位有什么情况。站在瞭望台拿望远镜和步话机的,就是大编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编辑——现场编辑。记者在现场是不写说明的。电脑里呼呼就往里进照片,你知道是谁啊,发什么啊。这就是现场编辑的作用,即拍即传,这边按快门,那边就能收到。编辑要能迅速编辑照片,对现场比赛规则及运动员熟悉,而且外语要相当好。因为抢稿时,是先抢英文。没有英文的东西,怎么能让人觉得你有世界性通讯社的报道实力。
我们招了一帮电脑好、外语好、学什么都学得快的女孩子。为什么啊?男孩你让他坐那儿当编辑他不甘心啊。给这些女孩机会拍照。让她们夺去现场,让她们出国单独执行采访任务,你要真拍成腕儿了,我也乐得落一女腕儿。拍不成腕儿,当个现场编辑总是一把好手吧。说心里话,我爱看她们像假小子似的架着大炮拍照的样子,更爱听她们敲打键盘的声音,“哔啦、哔啦、哔啦”,像炒豆似的,那叫快!从此体育摄影编辑室有了新华社第一批会拍照的编辑,而且是擅长在现场为抢发照片的编辑。
还有更重要的呢!传输技术!光编得快,还得传出去呀。这就必须有戚恒,李岳这样的人,能拍能编还精通传输技术,要紧紧拉住技术的手。我们每次出去,都有技术局工程师跟着,一定让他们做强大的技术后盾。记者的传输能力,编辑的操作能力必须强大起来,拍、编、发,不再是以前概念,是现代化概念的拍、编、发。
2008年奥运会,我们打造的国家摄影队整齐亮相,十几个编辑,65个记者。记者拍,编辑在看台上。从拍摄到签走,几分钟的事儿。
带人吧,不能说每个人都那么细地去带。就和一家有三个孩子,把老大带好了,然后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要的是整体氛围。发稿标准摆在这里。法新路透照片都在咱们库里,孩子们天天编法新编路透,眼睛都看高了。这就是新华社的优势。年轻记者会拍照是因为他们看好照片看得太多了,天天看。这是一种熏啊。
这支队伍,现在很多还都是苗子,都不是成品。和Getty, 法新,路透比起来,尖端的人,第一梯队,还是少,整体水平还不够,但前途我看好。现在年轻人,只要他想,只要他喜欢,上手决不像我当时那么慢。现在机会多多了。
体育摄影记者好比觅食的苍鹰
陈: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体育记者?成为一个顶尖的体育摄影记者,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大罗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他说,我对体育的理解不仅仅是对规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理解。新华社年轻体育记者个顶个,他们已经在照片上打上自己的痕迹。
罗:不是说身高马大,胳膊腿有多粗,有多大劲儿,就能干体育记者,不是这个。一个人精力充沛,体能好,这只是身体条件,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不仅拍片得好,行动能力、应变能力、大赛经历都很重要。尤其是出外独立作战,自己就是自己的行动指挥,所有事儿都是你自己决定。一个正确决定就会给你节省很多精力,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扔你七八个小时。要有主意、能办事,能公关。
很多人上得慢,我觉得霸气不够,自信心不到位。这个气儿很重要啊。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摄影也如此,片不惊人誓不休。我要拍好照片,坐在那儿,拍不到一张满意的我绝不会走。
我讲几个新华社体育摄影记者吧——
戚恒拍体育,我说给你两年时间,你要赶上《体育报》赵彤杰,跟他打一平手。戚恒的行动能力,照片灵气,都已经显露出来了。他反应很好,属于技术型。但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快速反应部队最好成员,是尖刀班的急先锋。让他打个前站,吃住行给你弄得好好的,走哪儿打哪儿,没有他完成不了的。他这人敢想,想了就敢做。他想的比你想得难,你想不到的事儿,他能给你办成。他知道,现场拍的东西怎么用最快速的速度给发出来。摄影部戚恒的出现,把一直以来出去体育部跟在文字后边的局面给掰过来了,文字开始跟着戚恒了。戚恒到美国以后,影像上开窍了。拍的照片越来越好。
2004年雅典奥运会,部主任徐祖根让我列名单,我第一个写的是王岩,我把他写在我前边。徐祖根问,“哪个王岩?”“中央组王岩啊!”“他拍体育吗?”我说他不仅体育拍得好,他什么都拍得好。而且这人行动力非常强。一支队伍尤其在国外,要有这么一个人,走哪都不用你操心,还能给别人操心。当时我就觉得,王岩有很多人的能量,而且干什么都不咋呼,他做记者的素养一流,是佼佼者。我真是从心里喜欢这人。王岩后来在拍摄时去世,我大哭一顿。
费茂华,那真是天道酬勤,他抓住了所有机会,从他那儿,你能看出一个人,那种珍惜、那种痴迷。我带他就像傅其芳带庄则栋一样,他属于有天赋的人。有人问庄则栋曾经带他的教练哪个最好,庄则栋说:“傅其芳最好,因为他不管我”。“不管”本身就是一个好东西,孔子还要因材施教,老师也好,教练也罢,要顺应学生的发展,如果抹杀了一个人的个性,就堵住了他发展的路,天赋得不到发挥,这个人又怎么成材?费茂华一心想创新,很自由,对光影的捕捉很准确。我们就爱护他的创造性,他是在奥运会赛场上,唯一不用盯场地的记者。
我有这个度量,我不仅看自己好照片高兴,谁拍了好照片我都高兴。看臭照片,我就能感到他的心可能根本都不在这儿。好的摄影记者一定要有追求,有上进心。看着廖宇杰、李尕这样的小年轻,你看着就舒服!摄影记者有摄影记者的范儿,小伙子出来就是摄影人的样儿。我在看台上,他们在田径场里,那个姿态、那身装扮,拍照片那个样儿,跪在场地里发稿时那个忙乎劲儿,真觉得是享受。
体育记者好比觅食的鹰,我看着看着,一只只鹰飞起来了,越飞越高。
我这辈子特过瘾
陈:一个民族没有精气神儿就瞎了,一个民族要是没有体育精神了,真是不可想象。大罗着迷体育这种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挑战大自然的拼搏绝对精神。大罗说体育摄影,头头是道,这已经成了血液里的东西。不让他停止,他能说上三天三夜。
罗:体育新闻摄影,实际上就是三大块,而是体育、新闻、摄影。你这人在这三方面都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体育摄影记者。
先说体育,你必须是个内行。你肯定要对体育精神有理解。体育在人类到底占据个什么位置?它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已经冲入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人到底能跑多快啊,到底能跳多高啊?很多人对体育的关心,关心的是大人类的角度。说人跑得快还是野驴跑的快啊。从绝对地说,是无极限。但无极限怎么可能呢?人能跑到一秒吗?所以体育是展示人类精神的一个舞台。
体育比赛是争民气,是振国威,最后都落在民族精神上了。国歌一奏响,唤起全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和尊重。拿着相机在旁边拍,汗毛都竖起来,热泪眼眶。那种激动劲,不亚于自己在领奖台上。当人内有种神圣感之后,他才能调动内心潜质。所以人有很多力量是要靠精神去拔的。你对体育精神有了解,你的心呢,就能跟它一起跳。
然后呢,你要对每个项目都非常熟悉。你要跳出体育看体育,你还要进去看。对你所拍摄的项目不仅了解,还要爱。要了解具体规则。你知道,在平衡木上,这人往这里一站,不动了,什么意思啊,是马上就要往后翻。武术一看往那边跑,你要知道这是要往后刺。篮球空中接力,这人运球,那人一跑,你就知道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就这意思,里边有门道,你要有预测,你不懂行就没有预测。体育摄影,你反应再快,等东西出来以后再按快门,不可能了。
还要懂运动员的特性。了解他心里那点小九九。摄影厉害在什么地方?它可以那么近地推上去,立刻能看出面部表情,当时什么心态,全写在脸上了。
做体育摄影,像我这样有相当长的体育实践的人少,像我这么注重情感的人也不多。摄影到了最后,技术技巧都靠后了,你要注入情感。体育难得的是那些人、那些瞬间、那些背后的故事。 你光说角度、瞬间的创新终究是有限制的,体育中的人是无限的,体育精神是无限的。体育摄影记者心底要有人。
新闻又是一块儿,你新华社拍体育和拍挂历肯定不一样。你得知道新闻在哪儿。你得告诉人家,哪个瞬间起到了主宰比赛胜负的作用。节点在哪儿,必须抓住。比如世界杯齐达内头撞人,你作为现场摄影指挥官,集团军作战你没拿到这张照片,本身就是一个失误。要让我去指挥这场比赛,分工的时候,真别客气,绝对要有一个人,甭拍别的,就拍齐达内,一颦一笑都给我拍下来。团队作战,被分工的人是非常高尚的。他所做的,是不可能拿冠军的人恰巧拿了冠军,就保这个。新华社团队作战,有些人就是去干这个苦活累活的。有些人,他熬到那个份儿了,那光彩照人的活就是由他来干了。但是返过头来说,这光彩照人的事儿要干砸了,一下子就遗臭万年了。
摄影是一门艺术、一种技能,你是借用这门技能来报道体育新闻。Getty的体育照片为什么那么美,就是有一帮玩摄影的人在拍体育新闻。摄影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就像1988年弗兰克说的,你可以不让我干什么都行,但都夺不走我从取景器里获得的快感。真是夺不走。摄影拥有独特的表现力,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我们要知道怎么拿这个语言说话,这就乐在其中了。
我这辈子搞体育,搞摄影,特过瘾。尤其是后半截。不是我选择了摄影,而是摄影选择了我。体育摄影路上一路走来,欢笑,泪水,痛苦、艰辛。快门下的拼搏场面不亚于冠军拼搏的历程,精彩瞬间被凝固的荣耀不亚于如同赛场上奏响国歌的荣耀。
采访时间:2009、2010年
采访地点:北京宣武门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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