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为拐卖妇女“辩护”，引发了怎样的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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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周，贾平凹及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极花》一直站在舆论风口浪尖。《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他的“丈夫”身边。

小说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一是因为小说本身，包括故事情节设置、作家的男性视角；还有一大原因是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论：“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些话被舆论解读为是为拐卖妇女辩护。书评周刊昨日联系了贾平凹，他回应称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但他无意解释更多，只表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现实题材”及其制造的话题容易引起共鸣，但包括众多评论家在内的公众却并没有耐心进入小说文本的语境。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小说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一周发布的评论文章中，批评声音多围绕女性和乡村两大视角展开。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以采苓子《贾平凹：一个作家的思想堕落之路》为代表，作者认为贾平凹的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沦落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另一种批评声音以侯虹斌《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沈彬《我不在乎农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迟早也是》为代表。认为《极花》为凋敝乡村惋惜的同时却忽略了其隐藏的巨大罪恶，并指出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惋惜。

在现有的讨论之下，书评周刊邀请三位文学评论、女性研究、乡村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针对《极花》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力争在现有讨论之外，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有启发意义的思考线索。

从女权及城市化进程出发的两派批评意见，仍然缺少真正从底层视角观察乡村和女性困境的思考，认为乡村消失就消失，“不值得缅怀”，“无所谓”的态度本质上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在作祟。而实际上，这场不断发酵的争论背后，越来越清晰凸显的是我们面临的多种伦理困境：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女性权利与乡村婚恋问题的冲突；以及“农村剩男”焦虑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冲突。

这种种伦理困境背后，是当下中国社会两大重症－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交缠的本质。这两大重症的形成与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转型密切相关，在转型过程中农村付出的沉重代价最终转移到了底层女性身上。只要这两大本质重症不解决，“胡蝶”、“郜艳敏”的悲剧仍然会换一个名字继续发生。而被解救后的“胡蝶”、“郜艳敏”，为何宁愿选择重新回到大山之中？因为她们即使留在城市，我们现有的制度和环境也无法给予她们更好的命运。何以如此？何以改变？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痛苦和关注所在。

《极花》

作者: 贾平凹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张涛

吉林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现实题材是把双刃剑，

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逻辑不同”

你怎么看待贾平凹刚出版的小说《极花》所引发的舆论风波？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论者批评贾平凹为拐卖妇女辩护；也有评论征引贾平凹的“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批评他“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

这个舆论风波在我看来，一者是因为在一个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语境中，作家（或名人）在公众视野内的言说是极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这就是作家在领受关注度与影响力同时，必须同时要承受的事情；二者，许多人对《极花》的这两点批评均缺少文本依据，同时也未批评到关键处。如果我们完整的读完了《极花》，就应该知道贾平凹对拐卖妇女的态度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

同时，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不满意最后胡蝶又回到了黑亮家，他们觉得胡蝶应该反抗，既然逃离了就去该寻找“新生活”。我们这样来批评《极花》，是我们要求作家按照一个“理想状态”去塑造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发展和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发展是有着不同的逻辑的。小说中的人物只能按照小说本身的逻辑去发展，去呈现，有的时候作者也是无法控制，正如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说的那样：“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

贾平凹在《极花》新书发布会上

我们应该对小说中的人物或者作家为何这样塑造人物有“理解之同情”。我们面对世俗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奈、妥协、顺从，同样作家也是这个世俗中人，他同样会妥协，会退让，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只是我们彼此妥协、退让的内容和方式不一样罢了。因为“爬行”久了，我们慢慢地就丧失了“直立行走”的能力，更遑论飞翔了。面对胡蝶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反身自省，或许就不会太苛求贾平凹创造出一个激烈反抗的“烈女”胡蝶了。

批评贾平凹在《极花》中表现出了“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也未必有多少道理。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有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未庄”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这些乡土世界都是这些优秀作家的文学世界，他们看待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姿态皆出自于此。而“商州”或陕北的“乡土世界”于贾平凹而言也是如此。

再者，我们很喜欢用历史或社会的进步性去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成败。固然，展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的作品可敬，但同时那些与时代“错位”，甚至是“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同样有许多伟大的经典。文学的视角应该是“玩转曲折”的，不该是“直线进化”的。直线进化固然态度坚决，干脆明了，但往往忽略了事情的复杂情态；婉转曲折则可展现事情的百态千姿，复杂多面，正如贾平凹所言的“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

你认为小说的“功能”是什么？需要肩负对现实的呼吁与引导作用吗？贾平凹创作以“拐卖妇女”为题材现实主义小说，却认为自己“用不着和被拐卖的妇女群体接触”，你认为这里存在作家的伦理问题吗？

 

我不大想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极花》，我觉得用“现实题材”来分析《极花》可能更准确。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对作家而言，我以为是一把双刃剑。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有很大一分部分是属于现实题材或者是社会热点问题的。这是贾平凹创作中的一个持久倾向。此前的《带灯》，这次的《极花》写的均是社会热点。一个与上访有关，一个是以被拐卖妇女为主线。对现实与社会热点的关注，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现实关怀，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道德与伦理姿态。

贾平凹在《极花》新书发布会上

但与此同时，是否意味着像有些人批评贾平凹时说的那样一定要“接触小说原型”，我想未必如此的。“小说原型”对作家而言，只是一个创作的原初动力，整个的创作过程还是要靠作家自身的运思。文学本质上是虚构。作家只要营造一个适合人物发展的情境，符合人物发展逻辑的推动情节，是最主要的。至于在这些情境和情节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会有一种“教化”功能，但我们也不可据此就期待一部小说去影响多少人，去改变多少现实。诚如鲁迅所言，文学有的时候是很无力的。更何况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的今天，就不必期许更多了。

 作为文学评论者，你认为《极花》是部好作品吗？

《极花》在我看来也不是完美之作。作家面对当下的热点，很难对其进行“间距式”的审视，同时也容易顺从多数人的想法，难有独创的见解。从小说的叙述来看，《极花》的叙述太过拖沓。同时小说语言、故事显得有些粗糙。这或许与贾平凹近年来的持续高产有关。

  肖慧

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文学、性别和家庭研究

“农村为现代性悖论付出的代价

转嫁给了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你怎么看待贾平凹刚出版的小说《极花》所引发的舆论风波？

虽然拐卖妇女（及儿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正面反映这个问题的当代中国小说却并不多见。《极花》通过拐卖妇女问题切入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问题，题材的现实力度值得肯定。

然而，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言论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番言论当然体现的是极强的男性中心立场，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但它却也指向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两大症结：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以及它们之间深刻的纠缠与矛盾，而这也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困扰着自民国以来诸多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和现代文学的写作者。

日益凋敝的乡村

我们自建国以来，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经历了几次改写。如何把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在文学作品中的张力，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

建国之初的新政府就面临着这两大问题的挑战。 一方面，新婚姻法的颁布和推行旨在确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新型婚姻家庭关系，以提高妇女地位，解放妇女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一“家庭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高离婚率导致的父权家庭制的动荡，引起了农村男性的不满。

为宣传推广新婚姻法， 缓和社会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山药蛋派”山西作家赵树理发表了一系列想象新型两性婚恋关系的作品，比如《登记》、《罗汉钱》、《小二黑结婚》。这些作品将农村青年男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以劳动美学为基础的新型浪漫关系的主体。

在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改写脉络中，我们甚至看到在《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五朵金花》等文艺作品中，农村女性往往被塑造为更加激进主动的一方，具有更强烈的改变个人生活乃至乡村日常生活空间的意愿和能动性。

《五朵金花》电影剧照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文学作品中所谓“阴盛阳衰”的性别政治也重新被改写。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文学中，主人公多为男性（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代表现代启蒙理性和科技进步的前沿力量，而女性常扮演的是他的仰慕者和跟随者、传统伦理的化身（如《人生》中的巧珍、《牧马人》中的秀芝），乃至保守势力的代表（如《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人到中年》里著名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等）。

寻根文学虽倡导重返乡村，寻找中国文化之根，但他们（除王安忆《小鲍庄》外，寻根作家皆为男性）试图重建的是远离社会现实、亙古未变的、未经政治“污染”的“原初”乡村场景。这种充分浪漫化了的乡愁从属于时空未明的雄性民族史诗或神话，而女性则被刻画为神秘的地母，或原始情欲的承载体。这不仅客体化了农村，并且客体化了女性。

随着女性视角的被遮蔽，体现了“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杨庆祥语）的李双双式的农村新女性从当代文学作品中退场，不再是参与和改变历史的主体。将两性浪漫关系与改造农村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联系起来的文艺实践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凸显的城市背景下现代化和浪漫爱情的统一性。

所以，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批乡土作家在寻根文学中对乡村的怀旧，再现了现代性的逻辑下，沦为他者的“农村”和沦为他者的“女性”。那么，现代性又是以何种逻辑再生产了农村对女性的压迫？

在讨论《极花》的写作动机时，贾平凹一再强调的是他面对当代农村凋敝的痛心：“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

这种对消失了的乡村图景的叹息恰与他八十年代的获奖作品《鸡窝洼人家》（后被颜学恕改编为电影《野山》）的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的主人公是一对接受了现代文明，试图用科技进步来实现现代化的农村夫妇。

《鸡窝洼人家》

作者: 贾平凹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这一新的时代英雄的塑造也代表着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电影所歌颂的主旋律：现代化往往就意味着都市化、科技化、市场化、资本化，日益空心化的农村已不再是“希望的田野”，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唯一的“好生活”的可能, 而年轻一代的生命价值和文化想象更是已被纳入城市化进程。所以不难理解，《极花》里的农村女孩胡蝶一心向往城市文明，并因此而上当被拐卖。

在此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父权制已与资本逻辑整合为一体，不仅压迫女性，也压迫男性。既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命价值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那么无论农村青年是否爱劳动、能生产，都无法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父权体系里的爱慕对象，从而实现主体（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再生产，因此只能通过最赤裸直接的金钱和身体交换关系来达成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造成了拐卖妇女的盛行。而在此环境下，超越这种交换逻辑的唯一方法就只有诉诸女性的伟大牺牲与神圣母性了，因此我们才看到对于“嫁给大山的女人”的种种赞美和歌颂。

如果不能把改变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的地位和改造农村的性别主体、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空间重新联系在一起的话，对乡村的怀旧就只能沦落为对父权制和父权文化价值的招魂，而农村为现代性的悖论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也只会再次转嫁给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

  黄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春节期间引爆舆论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作者

“要警惕把农村底层‘剩男焦虑’

带入‘男女结构性对立’的话语之中”

你怎么看待贾平凹一部《极花》引发的舆论沸腾？小说题材似乎又唤起了公众关于郜艳敏事件的记忆。

男女问题永远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部作品，诸如贾平凹的《极花》，一个人物的命运，诸如“郜艳敏”裹胁身心伤痕出现于公众视野。在喧嚣的话语泡沫中，关于男女话题的争论，很多时候，除了加剧我们对社会的撕裂感印象，一种通过言论介入现实的无能无力，伴随观点分歧所致的戾气横行，成为每次争论过后留在不同主体内心的真实感受。

非理性讨论空间的逼仄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讨论过程中，如何警惕谈论的多重陷阱，也是一个基本前提。在时代急剧转型的当下，问题丛生的现实，早已在社会所有层面暴露其真实、严峻面目，农村底层的“剩男焦虑”和被拐卖的“郜艳敏”，不过以“男女”关系和个体的离奇命运感，呈现于公众视野，其背后所折射的真正困境，更多来自于社会的无力和整体性崩溃的危机。

在今天，农村在现代化都市人的眼中，很多时候象征着封建父权制的残留。重男轻女的遗存观念造成了计划生育初期农村大量的溺杀女婴现象，和今天适婚男女结构的严重不均衡——底层出现了上千万光棍。在种种历史原因面前，似乎今天公共舆论中一谈底层的“剩男危机”就是政治不正确的。那么，面对“溺杀女婴”和“拐卖妇女”现象，我们今天该怎么谈底层的“剩男焦虑”？

农村底层的“剩男问题”，不仅仅是“男女”问题，大量消失和溺杀的女婴与此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当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底层场域的最终呈现时，“剩男”是农村经济凋敝、文化荒芜、人心涣散、组织溃败等一系列重症，在婚恋关系的终端发炎、溃烂。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让农村获得自我的造血能力，“剩男”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郜艳敏”的命运，所能导向的唯一可能，只能是换一个名字的必然。

在具体讨论层面，要警惕将“男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引向“男女”群体的简单对立，男女关系，说到底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将“共生”范畴置于“对立”层面来谈，只会带来“开撕”的视觉效果，无助于营构一个更为理性的对话空间，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大的危害在于，在话语泡沫中，容易掩盖此类问题更为本质、深层的矛盾，最后只能将问题停留于“口水化”争论，事情过后，始终难以推到解决问题的阶段。

贾平凹针对《极花》在受访时的言论“如果永远不买媳妇，那这个村子就会消亡”（暂且不考虑这句话是否是出于采访者断章取义的结果），让我们看到，跳不出“男女”关系的人伦表象正确，就算是知识精英，也意识不到自我价值观中，所隐含的冷酷和偏见到了怎样的程度。

文学作品《极花》的主人公和郜艳敏这一新闻事件的女主角作为被拐卖的妇女，最终都选择留在了大山里，和“犯罪者”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且不提文学作品的情节设置，回溯到郜艳敏事件，她的选择引发了公共舆论中典型的中产阶级式的发难——指责郜艳敏患有斯德哥摩尔综合症。社会要如何面对郜艳敏们带来的伦理困境？

以依托妇女拐卖的非法手段，目标指向解决农村剩男问题的“郜艳敏”事件为例，在进入具体的谈论时，我们要区分作为个体的“郜艳敏”和作为事件的“郜艳敏”，两者涉及到的范畴完全不同，如果将两者混淆，必然带来中产阶级发难个体的“郜艳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指责。

以郜艳敏被拐卖经历改编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因“歌颂”郜艳敏的“牺牲精神”曾引起广泛争议和批评。

我们可以通过“郜艳敏”个案，让社会关注这一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悲惨，并呼吁各方力量正视“拐卖妇女”的毒瘤，竭力从制度上阻碍罪恶发生的土壤。但在具体谈论“郜艳敏”的个人抉择时，却不能单纯以行动的正确，来替代个体复杂的情感抉择，物是人非，对女人而言，生育的影响，会让她在人生的感悟中，做出很多理智战胜情感的个人选择，就如当初的反抗真实、惨烈一样，今天和罪恶、耻辱生长在一起的，也有她亲情的羁绊和对过去伤痕的回避，对一个行动自由度有限、个人能力和社会占有资源也有限的女人而言，现实层面，留给她做出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让我们陷入伦理困境的，不是“郜艳敏”做出愿意和“犯罪者”过上“幸福生活”的选择，而是她放弃这一选择之后，是否有更好的命运，在制度和现实的保障下，让她能够彻底平复内心的隐痛？

乡村的问题，隐匿于婚恋层面，背后洒满了女性的血泪，“剩男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积重难返的社会整体就溃败到什么程度。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新京报记者 伍勤，编辑：走走。图片来源于网络，题图为拐卖妇女题材电影《盲山》剧照。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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