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自己身上获得安身立命的力量？｜约翰·穆勒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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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著名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诞辰210周年。他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先驱和代表，书评君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代表著作《论自由》当中的名篇《 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穆勒在19世纪担忧的、人类个性的消退，在今天的中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当下的学校教育指向将人培育成千篇一律的成功者，但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如何真正在自己身上获得安身立命的力量？如何唤起自身真正的生命力和责任感？

这些问题正是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重读约翰·穆勒、重读《论自由》的原因。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约翰·穆勒出生于英国伦敦，他一生致力于哲学、经济学研究。是19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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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认识到，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幸福首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认识到它不只是与文明、教导、教育、文化那些名词所指内容相配合的因素，而它本身就是这些事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条件，那就不会有低估自由的危险，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作出调整，也就不会有特别的困难。但糟糕的是，在一般人的思维模式下，个性的舒展几乎不被认为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值得为其自身之故而予以些许关注。大多数人以人类现有习俗为满足，盖现有习俗即是大多数人所为之。

没有人否认人在年轻时应该接受教育与训练，让他知道并受益于人类经验业经确定的结果。但是，当一个人各项能力已臻成熟，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和解释经验，乃是人之为人的特权与固有条件。他人的传统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乃是经验教给了他们哪些教训的证据；作为有事实依据的断定，正因如此有理由要求人遵从。

不过，第一，这些经验有可能太过偏狭，或他们给出的解释未必正确；第二，即便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但却并不适合于他。习俗适宜寻常情境与寻常性格；而他所处情形或他的性格却或许就是非同寻常的。第三，即便习俗足够好并且也适合于他，然而仅仅因其为习俗即要他去遵从，就不能使他作为人类天赋异禀的任何属性得到培育和发展。

人类的诸种能力，如感知、判断、识别、心智活动以及道德倾向等等，只有在有所抉择时才能得到运用。如果仅仅是循规蹈矩，那他就没有做出任何抉择。既无抉择，对于分辨与要求最佳的事物，就没有得到实际的锻炼。心智与道德的能力，跟体力一样，只有运用才能得到增强。如果仅仅因他人有所行动自己就去仿效，这跟因他人有所相信自己也就相信一样，人的能力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运用。

人们大概能够认可，值得让人去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对习俗作理智的遵循或偶尔有意的偏离，这总比盲目和简单的机械服从为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会承认理解应该出于自身；可一旦说到人们的嗜欲与激情也应出于自己，或说让人保有任何出于自身而又有力的冲动根本没有什么危险或害处，人们就不会同样情愿地予以承认了。

《论自由》

作者: [英] 约翰·穆勒 

译者: 孟凡礼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然而欲望与激情，跟信仰与克制一样，同为一个完整之人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失去适当的平衡，也即当一组目标和倾向发展出力量，而另外一些本该与之相反相成的目标和倾向仍处于衰弱无力的状态之时，强烈的冲动才是危险的。人之为恶，并非激情如火之故，而是因为良心孱弱。而且，并非只要感情强烈，良心必定孱弱；相反，缺乏血性与良心孱弱倒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子。若说某人的欲望与情感，较之他人更为强烈而繁富，也无非仅仅表明其人于人之天资禀赋，具备更多的质料，因而，其可能更有能力便于为恶，却也当然更有能力便于为善。血气之刚无非是精力充沛的另一说法罢了。

富于精力固然可能为恶，但更多的善举总是出自活力充沛的性格，而非出自萎靡怠惰者之手。那些极富自然性情的人，也总是能够习得最强烈的文明性情。恰恰是这种令个人欲望鲜活而有力的强烈情感，也能令人产生最炽烈的好德之心以及最严格的克己之仁。社会必欲尽其职责而保卫自身利益，唯有通过扶植培育这些性情，而不能因不知如何塑造英雄，就把塑造英雄的材料一并抛弃。一个欲望与激情出于自己的人——这是他自己天性的表现，尽管这种天性经过了自我修养的发展和陶冶——才可称得上有性格。而一个欲望与激情不能由自己决定的人，毫无个性可言，跟一台蒸汽机之毫无个性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的情感不仅出于自己，而且强劲有力，并受着坚定意志的统属，那么这个人就是具备了旺盛饱满的性格。

如果有人认为不应鼓励发展个人独具的嗜欲与激情，则无异于说社会根本不需要强而有力的性格，众多富于个性之人充斥于社会反而不是什么好事，人们较高水平的平均活力亦无足取，世间岂有如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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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从社会的最高级到最低级，每个人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目光与令人恐惧的审查之下。不光在关涉他人之事上，而且在仅仅关涉自身之事上，个人或家庭也不敢依照自己的意见问一问什么才是我想要的？什么才适合我自身的性格和气质？什么才能让我身上最优秀与最高尚的东西得到公平发挥，使之得以茁壮成长？他们问自己的反倒是，与我的身份相符合的是什么？与我地位与财力相仿者通常都做些什么？更糟糕者，要问比我地位与财力更高者通常会做些什么？

我并不是说，他们本有自己的好恶，只是在做选择时屈从于习俗。其实他们除了从俗之外，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嗜好。于是，心灵本身也向束缚低头：乃至寻乐自娱，首先想到的也是要从俗合流；他们乐于混迹于人群之中；即便有所选择，也是在诸多众人惯行之事之间选择而已；独特的品味，反常的行为，在他们恰如犯罪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开始只是搁置自己的本性而不用，最终至于根本没有了可以遵循的本性，因为他们身上为人类所独具的性能已经枯萎乃至衰竭了：他们已无能力再生出强烈的愿望与固有的快乐，而且一般也丧失了根于自身或可以归之于他们自身的意见与情感。

约翰·穆勒

即便仅仅以人们的品味爱好而言，其纷繁多样，已经构成不可企图用一个模子来塑造他们的足够理由了。更何况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条件以成就其精神发展；在一种相同的道德氛围和风气之下，人们不可能健康地生活，这正如所有各种各样的植物不可能在具有相同空气和气候的自然环境下健康地生存一样。同样一种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有助于其培养更高的品性，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就会构成障碍；生活方式亦然，同一种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刺激，可以令其行动力与感受力都发挥到最好的程度，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会成为遏制乃至摧毁其一切精神生活的繁重负担。

既然人类无论在快乐源泉还是痛苦感受上，以及在苦乐对不同肉身和道德主体的作用上，都有如此多的差异，如果不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也对应着相当的多样性，那么他们既不会得到应有的幸福，也不能将自身的智识、道德与审美能力提升到其天生所能达至的境界。然则，为什么只要关及大众情感，宽容就只能扩展到受大众支持而强令他人默从的生活趣味与方式而止呢？

目前公众舆论的趋向有一个特点，即对任何显著的个性流露都特别不能容忍。人群中的庸常之辈不独智力有限，其癖好倾向亦不鲜明强烈：他们根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欲与愿望让自己投入任何非常之事，因此也就不能理解具有这种强烈嗜欲与愿望的人，而把所有这种人都归入他们素来表示鄙视的野人或狂徒之列。

现在，除了这一普遍的事实，我们只需设想一下，一个旨在提升道德境界的有力运动便会到来，这显然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结果。如今这种运动果然开始了；在增加人们行为的规范性以及阻止行事偏激方面，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实绩；并且还到处表现出一种仁爱精神，因为对于仁爱精神的实践来说，再没有比提升同胞的道德与智虑水平更具诱人田地的了。当今时代的这些趋势，比以前大多数时代都更倾向于促使公众指定行为的一般规则，竭力要每个人顺从其所认可的标准。并且这种标准，明言也好，暗示也罢，就是要求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抱有强烈的欲望。其理想的性格就是没有任何特出性的性格；就像中国女子的缠足一样，通过压制束缚来摧残人类天性中每一个格外出众的部分，务将外表轮廓明显不同的人们驯服成毫无个性的平庸之辈。

由于理想之事的通常情形是，值得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半被排除在外，所以当前所认可的标准也就只能产生低劣的半截仿制品。其结果，无论受蓬勃的理性所引导的旺盛精力，还是受良善意志严格约束的强烈情感，都渺然而不可得，得到的只是淡薄的情感和衰颓的精力，因而其除了能坚持在表面上顺从规则之外，不具任何意志或理性的力量。堪配精力充沛的性格正日益变得因循蹈矩。如今这个国度里，除生意场以外，精力可谓几乎毫无出路。

消耗在商业上的精力应该说还是相当多的。而商业消耗之外尚余的少许精力，才被用于某种个人爱好；其也许是一种对人有益甚或是可称善举的爱好，只不过终究是仅此一事而已，并且一般说来终嫌其格局太小。

3

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进步都是一种持久的障碍，因为它总是不断地反对志在发现优于习俗之物的那种气质，根据不同的情况，该气质或被称作自由精神，或被称作进步或改良精神。进步精神并不总是同于自由精神，因为它可能会将进步之事强加于未必情愿的民族；而自由精神，为抵抗这类企图，也会与反对进步者结成局部或暂时的同盟；但是进步唯一可靠和恒久的源泉却是自由，因为只要有自由，有多少个体，就可能会有多少个独立的进取中心。

然而，进步的原则，不管它表现为爱好自由还是崇尚进取，其与习俗的统治权势总是相反对，起码含有要从那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意思；而进步与习俗的斗争，就是人类历史主要利害关节之所在。确切地说，这个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历史，因为那些地方习俗的专制都相当彻底。

整个东方就是这种情形。习俗在那里是一切事情的终审裁决，所谓的公平和正义意指与习俗相一致；只要以习俗为理由，除了醉心于权力的暴君之外，就没有人还会想到反抗。而我们已看到它的后果了。那些民族必定曾经拥有过创造力；他们不可能一开始就生活在一块物阜民丰、文化昌明的土地上，而且凭空通晓多种生活技艺，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开创的，并由此将自己造就成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的民族。而他们现在又如何呢？竟成了异族的臣属或附庸；而当东方民族的先祖已经拥有了高堂大庙之时，那些异族的祖先还在丛林游猎穴居野处呢，只是对那些异族来说，习俗仅仅施行了部分统治，自由与进步亦作为规则与之并行不悖。

《约翰·穆勒自传》

作者: 约翰·穆勒 

译者: 吴良健

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10月

看来，一个民族可能会在一个相当时期的进步之后，陷入停滞：然则停滞始于何时？必是在其不再拥有独立之个性的时候。如果相似的变化降临到欧洲各民族之上，其外在情形却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对这些民族构成威胁的习俗专制，恰恰不是静止不变。其排斥的是立异，却不阻止变化，只要是所有人一同改变。我们已经废弃了先祖们既定的服饰；虽然每个人的穿着仍必须与他人一样，但款式时尚却可以一年变上几次。因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便其有所变化，也只是为了变而变，而不是出于什么美观或便利的观念；因为同一种美观或便利的观念，不会在同一时刻为全世界所折服，也不会在另一时刻为全世界所一同抛弃。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变化而无进步：在机械方面我们不断有新的发明，并一力维持，直到它被更好的发明所取代；在政治、教育乃至道德方面，我们也未尝不孜孜以求改进，尽管我们关于道德改进的理想主要在于劝服或强迫他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反对的不是进步；相反，我们还自我夸耀，说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进步的民族。

我们所不容者乃是个性：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们将自己变得彼此完全相同，就是做出了惊人的奇迹；却忘记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一般来说正是最能吸引彼此互相注意的事情，他们会因此注意到自己的缺陷及对方的优点，也会因此有结合各自的长处而产生优于双方任何一个的新品格的可能。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这几乎是一项即便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之下也必须承认的圣哲之士开创垂范的功业。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运用杰出的手段，竭尽可能地将他们所拥有的聪明睿智深印在社会的每一个人心中，并且确保最富智慧的人占据尊贵显要的高位。想必能有如此成就的民族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

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使人民彼此完全一样，用同样的训诫与规则支配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正是英国的仁爱之士所勤求致力于之的希望，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然超乎于此，然而他们的结果却是如此糟糕。

4

现代公共舆论一统天下的体制，正是中国教育和政治体系的翻版，只不过在形式上后者是有组织的，而前者是无组织的；除非个性总是能够成功地挣脱束缚而伸张自己，不然欧洲虽有恢宏的祖业和基督教的信仰，终将变成另外一个中国。

欧洲何以至今不至遭此命运？欧洲各兄弟民族何以成为人类的进取之群，而不为静止之邦？不是由于他们之中有着更为优秀的卓越品质，这种品质即便有，也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是由于他们的性格与教养异常歧异多元。个人、阶级和民族，彼此之间都极为不同：他们开拓出大量各种各样的道路，每一条之通向都有其可贵之处；尽管在每一时期那些走上不同道路的人们彼此都曾不相宽容，每个人都认为最好是迫使其余所有人都走上他那一条路，不过他们阻挠其他人自我发展的企图几乎没有获得过持续的成功，而每个人也总是能够随时在忍耐之余，接受别人提供的好处。依我的判断，欧洲之所以能有其进步与多方面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多种多样的路径。但是它所拥有的这种益处，却已开始有相当程度的减少。它显然正在日益向千人一面的中国理想趋近。

 
约翰·穆勒的另一代表作：

《功利主义》

作者: [英]约翰·穆勒 

译者: 徐大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围绕着各个阶级与个人并塑造着他们性格的环境正在变得日趋同化。从前，人们等级各异，邻里有别，行业与职业亦不相同，大家生活在一个可称相异的世界上；而如今，则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上。与过去相比，如今他们阅读相同的书报，耳闻相同的论道，眼观相同的事物，去往相同的地方，所抱有的祈望和恐惧指向相同的对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其主张权利和自由的手段也无往而不同。地位的差别尽管仍旧很大，但与已经消失的悬殊程度相比，也就微不足道了。何况趋同的势头仍在推进。

当今时代的一切政治变迁都在推动着这种势头，因为其总是在将低者拔高，而将高者降低。教育的每一步扩展也在推动着它，因为教育将人们置于共通的影响之下，给了人们通往普遍事实和一般情感的门径。交通工具的改进在推动着它，因为它使远地的居民进入人际交往的范围，也使异地之间的迁居更加频繁。工商业的扩展也在推动着它，因为它使舒适环境的好处传布得更广，不管野心奢望的目标有多高，都在公开的普遍竞争之列，因而上升的欲望已不再只是一个特定阶级的特征，而是变成了所有阶级的特征。而比以上数者都更为有力地促动着人类普遍趋同的力量，则是国内大众舆论的支配地位在我国和其他自由国度的全面确立。

过去人们只要托庇于他就可以置群众舆论于不顾的那些社会显要，已逐渐被拉平；而实际从政者一旦明确知道大众具有某种意志，其内心就连对抗大众意志的念头都再不会有；因此，也就再不会出现对唱反调的任何社会支持，也就是说，社会上再也没有了因反对单纯的数量优势，而愿意将那些与大众不一致的意见和趋势，纳入自己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实质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敌视个性的绝大势力，让我们很难看到个性如何还能坚持下去。个性必然要忍受这种日益增加的困难，除非能让大众中的睿智者感到个性的价值，明白歧趋各异的个性纵然不是都好，甚至在他们看来有些还更坏，容许个性差异仍然是有益的。如果个性的权利还需要有所主张的话，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因为现在的力量尚不足以彻底完成强迫的同化。

只有趁早才能成功占取对抗侵蚀的据点。要其余所有人同于自己的要求，会随着队伍的壮大而增长。如果要等到人类生活几乎被简化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才去反抗，那么一切背离模式的做法都会被视作离经叛道，甚至被视为怪诞荒谬、有违人性。一旦人类日久不见歧异，则很快就会变得连想都想不到还有歧异这回事存在。

本文节选自《论自由》（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9月版），作者：约翰·穆勒，译者：孟凡礼，文字有删节。编辑：走走，图片来源于网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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