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眼中的素颜中国

微信ID:ibookreview

『每个早晨，与583000人一起阅读』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李零希望回归土地，寻找答案。他游历中国大地，详参地上遗址，考玩地下文物，苦读传世文献。从“茫茫禹迹”，追问大一统的形成；“周行天下”，寻访古今变迁；做“大地文章”，考察山川乡土；绘“思想地图”，剖析国民心灵。四卷本的论文合集，每一集论题相对集中，四本之间形似散漫，实则按照由中心到地方、由古及今的顺序，统摄于“我们的中国”这一主题之下，诚具规模。学者李零，是有野心的。 学者李零的这份“野心”是由他讨论的主题赋予的。 在6月18日一场座无虚席的新书座谈会上，李零开场第一句话便明确表示：“我这四本书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任何一位敢以“中国”为思考对象的学者，都不能说没有野心。李零尝试以两次“大一统”和一个“文明的旋涡”来解释“中国”的形成，想要解决的是中国人的根本问题，涵盖并超越了民族、国家、文明等概念，在静态的地理基础和动态的历史变迁中定位中国的边界与内核，并探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这种野心之下，李零还选择了一条“野路”。他无视现代人文学科的壁垒，漫游于历史、地理、考古、文学诸界之间，亲身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与思考方式。于是，他虽然放弃了以“纯史学”的方法来书写历史，却找到一条更接近于纯真历史的途径，力图穿透各代历史书写的伪装，重拾“我们的中国”。
那么，李零讲述中国的“野心”实现了吗？
仅凭《我们的中国》一书，很难得到答案。李零在四册书中收录了自己不同年份的论著、学术随笔和考察笔记，虽经过精心编排，并以四篇序言领起文章，有了一个大概的共同指向，但文章之间屡有论述和观点的交叉，仍属文集，而非专著，且对于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的而言，每一篇文章的可读性也不尽相同。
这样一套学科杂糅的文集，由背后一个统一的核心问题意识有效地凝聚起来：“咱们的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个问题本身就蕴含了对“中国”的主体性和“中国人”所有权的认可。中国是自己的中国，是“我们的中国”。李零的新书四册，既是在回答，也是在论证。书中对历史叙述的质疑和辨析，对地理文化的观察和思考，其实都是在为我们寻找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如果中国不是我们的，还会是谁的？

撰文：修佳明

打碎常识：为什么“历史”不可靠？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

李零在《茫茫禹迹》中发出的这句感叹别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并非仅仅是充满趣味和悖论的历史本身，更是后人对历史的书写和建造。李零直言：“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豪华，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豪华。”历代修撰的官家史书和广为流传的历史常识，总是化过妆的历史面目，从来都不见素颜。

就拿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来说，李零就在书中为后人对他的诋毁鸣不平。说“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汉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锅甩给秦始皇？李零解释道：“当时，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于是，秦始皇就变成了一只“出气筒”。

秦始皇肖像

秦始皇身上最大的“污点”，莫过于“焚书坑儒”，这是汉代人骂他的话，一直在正史中流传至今。即使是这种看上去不容诡辩的历史“定论”，背后也存在着曲解和误会，绝非历史记载中那样简单粗暴。让我们来看一看李零在书中对“焚书坑儒”的解说：

其实，“焚书”、“坑儒”是两码事。“焚书”指禁止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这是针对“文学士”，事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坑儒”指活埋了460多个“诸生”，则是针对“方术士”，事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焚书”并不都是儒籍，还包括其他的诸子之书。“诸生”也不是儒生，反而是替他求仙访药的燕齐方士。这些方士，阿上所好，骗取了大笔经费，最后什么也没找到，无法结项。他们不但把钱卷走，溜之大吉，还骂领导专用狱吏，冷落文学博士，也不重用他们这些专家，什么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根本不配给他寻仙访药。秦始皇派御史查办他们的贪污案，他们互相揭发，咬出460多人，真正活埋，其实是这批人。现在，大家很能联想，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所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不对。

在国人从小的历史教育和阅读经验中，“焚书坑儒”向来是一个无理而恐怖的大屠杀，仿佛秦始皇一夜间魔鬼附体，杀光了所有无辜的读书人，又单把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切断了华夏文明的命脉。尤其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更是把秦始皇对文化的恶行彰显无遗。可是随着李零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历史的叙述有时比“焚书坑儒”更加简单粗暴。为了一个人物形象或曰脸谱的鲜明统一，史家往往不惜忽略甚至扭曲历史细节，以适应后世的需要。

对历史的雕琢，不分年代远近。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还有一个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深入人心的人造概念，就是“闭关锁国”。这个说法本服务于西方的视角。他们认为中国不够“开放”，耽误了他们来做买卖和传教，只好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西风东渐，文明进门。李零认为：“西方人一直这么讲，不足怪也。奇怪的是，中国人自个儿也给自个儿扣屎盆子，说明清两代，咱们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之林。”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个“开放的国家”，海陆两线交通，两千多年，不绝于旅，虽然偶尔有断绝关市往来，也有封禁的具体原因，如治走私、防海盗以及清朝对反清复明势力的提防等等，这与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完全不相干。李零举美国的例子说：

中国是历史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是当今最富强的国家。 当年，美国羽翼未丰，自求多福，曾实行孤立主义。近日，称雄天下，也唯恐他国抢了本国人的生意，夺了本国人的饭碗，因此限制移民，实行贸易保护，不是很正常吗？ 历史上的中国有这等举措，何足深怪！ 这种有限也有效的管控，恐怕不能叫“自我封闭”。 开放不等于开门揖盗。

“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的描述，实在是为了描述近代中国大破大立的历史进程的方便。于是可知，越“通顺”、越“当然”的历史陈述，往往越不可靠。

无论是历朝历代修史的“胜者”，还是近世观察解构中国的“西方”，都没有权力和立场来书写“中国”。回归历史，必须打碎常识，洗掉“历史”的浓妆。

于是，李零把万卷书装在心中，挂上相机，背好行囊，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他要用自己的脚步，随着大禹、周秦和孔子的足迹，用脚步丈量出“中国”的限界。

黄色旅游：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在新书座谈会的现场，李零建议现在的年轻人在“绿色旅游”和“红色旅游”之外应该多尝试一些“黄色旅游”，也就是追思人文情怀的文化旅游，“要把读和行结合起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古话说起来容易，可真的像李零一样做到的人，恐怕极少。学者孙庆伟把李零上比司马迁，理由正是钦羡他对读书和行走的并重。

他戏言：“李零和司马迁一样，都是既有自费旅游，也会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去探寻古迹，寻找历史的轨迹。”

李零

对于李零而言，行走这一动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够在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线路中，串联起地理与考古的两翼。

我认为，研究地理，走路很重要。不仅对研究山水泽地重要，就是讲政区沿革，也一样重要。
走路不光看山水，看风景，更重要是看人类活动的痕迹。中国山水，人文背景很深，研究地理，离不开考古。 考古是在地上地下做工作。考古和地理都是读地书。

地理思维对于观察历史的重要性何在？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认为，从效果上来看，结合地理对历史进行思考，会给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对于解析历史事件的细节尤其有用。如李零对武王伐纣中战略位置的分析，因地理因素的介入而比一般的历史研究更为精巧。究其原因，是因为地理本身就“暗藏着重大的意义”。

“地理”二字最早见于《易经》，据唐晓峰介绍，这是一个极其根本的思想，以天地为阴阳，超越了思维的层面，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儒家地理，将自然的地理引入社会。‘五岳’成为人文世界的标志；道家的地理，把山川变成美丽的神仙的世界；对于兵家，地理就太重要了……”

将地理抽出的历史，是抽象、单薄甚至虚假的历史。通过行走，李零将地理元素还给历史现场。如他在对“玉门”的考察中，正因身临现场，才发现玉门周围沼泽和水塘的痕迹，说明这里是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而在诸多美术学者的照片中，从来不会把玉门周边的水塘纳入景框，只呈现出表面极其干燥的极端景观，让未到此地的人很难认清玉门这一历史遗迹所处的真实环境。

玉门地区

作为“历史地理的天然盟友”，考古学与历史学也曾本为一家。据考古学者徐天进的回忆，考古和历史在1984年后才分开，可是“现在已经没什么来往了。”随着大学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像李零这样能够无视学科壁垒，“信手拈来”的学者，尤为可贵。然而考古对于李零而言，只是获得真相的一个工具。但在考古学者林梅村眼中，李零对待考古的方式，为考古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表率。“考古发掘不是简单地画一个平面图，那种工作，通过技校培训就可以做到。考古一定要有思想，没有李零这样对文化的理解为基础，考古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思考和写作，并非由地理或考古所驱动，而是以问题和思考为导向。他更接近于老派的学者，不在乎什么学科，不在乎什么规范。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这个时代，依然敢于把时间播撒在“行万里路”这种颇具象征意义与理想投射的举动之中。

李零不无骄傲地说：“孔子走过的地方，我都走了一遍。秦始皇走过的地方，能找到的我也都走到了。山川、大河都走到了。”

或许正因为他踩着秦始皇的足迹走了一圈，才让他更愿意回到历史的现场去重新体察秦始皇的功过；也正因为他拜访过孔子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才能够活灵活现地用下面这几句话，讲述孔子的周游：

中国第一个重要的旅行家，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为了找工作。他因为晚年不得意，想投奔大国，要么是晋，要么是楚。他的第一站定在晋。但是他的学生子路说：我们不能跟“坏人”合作，所以他就转去了楚。他在楚国遇到了“叶公好龙”中的叶公。孔子派弟子去和叶公交谈，结果叶公是：孔子年龄太大了，不能录用。孔子当时已经63岁了，正好到了大学教授退休的年龄。但是孔子听到徒弟传话回来，还抱怨说：你应该跟他说，我还有很多余热！总之，孔子的这次自费旅游，是无功而返，而且其实只在山东、河南二省。

重温孔子、秦始皇周游列国的路线，李零绝不仅仅是想缅怀古人、考据路线。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用双脚和文字重绘“我们的中国”。

《丧家狗》

李零 著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重绘版图：为什么是“我们的中国”？

在《我们的中国》四册书中，李零对于“中国”的界定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总结：

2次“大一统”× 1个“文明漩涡” = “中国”

两次大一统，分别是“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文明漩涡，是一个由边缘趋向中心的引力场。在李零看来，中国的版图是由两次大一统奠定的，而文明旋涡则是大一统的方式和动力。

李零在书中提到的“大一统”，有多层的含义，比如他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量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这讲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成形的“局面”或状态，是“中国”得以成立的表征。而所谓“两次大一统”，讲的则是这种局面沉淀下来之前所经历的漫长动态过程中，出现的两个总结性节点。是“国”由城市变为国家，由小国变为大国，最终汇集于“中”而达到成熟的果实。

与历史上的所有存在一样，“中国”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过程。“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正因为有这两次节点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大一统”才由两千年积累和发酵的混沌中走出，获得独立清晰的面目。“中国”也由此得以完成。

《我们的中国》

李零 著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

“中国”之名得自方位。这里的“中”并非表示一种静止的相对中心的位置，而是一种对于边缘的吸引力，象征着中国作为文明漩涡的动态意义。李零将这种文明的漩涡比喻成“引力波”、“太极图”，但根本上视为一种本能性的文化流动。

漩涡，周围的水会朝中央流。文明是一种吸引力。边缘取向中心，就想飞蛾喜欢扑灯，小虫喜欢钻洞。 文明以定居农业为中心。旁边转悠的，不是骑马的，就是驾船的。……贸易和劫掠，对他们来说，是正经营生。 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四裔趋中，所有人，脸都朝着中原，眼都盯着中原。 四裔之民，凡是前沿，即与中原接壤或邻近，可以“停泊靠岸”的地方，都是他们最发达的地区；后方，则是他们“打不赢就走”，退而自保，相对落后的地区。 中国既是万邦来朝的中心，也是众矢之的的靶心。

于是，中国真正诞生的标志，并不是征服天下、划定版图，而是引起天下人征服欲望的引力。正因如此，由周、秦主导的两次大一统，本质上是“周边”收到“中”的吸引而前来征服，最终与“中”融为一体，搅动文明漩涡的过程。“大一统”统一的不是疆域，而是世人聚焦的眼光。这种“中”的地位一旦形成，无论在这片大地上发生任何的分裂、割据与改朝换代，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始终岿然不动。

按照这个逻辑，在周、秦统一天下之前，“中国”必然已经存在，才有可能吸引他们展开征服。李零苦心钻研的《禹贡》正提供了一幅最早的“中国地图”，它将大禹治水足迹所至之地画为九州，成为“禹迹”，也就是当时理解的“天下”。九州配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成为了李零口中“最早的中国梦”。

《禹贡》划定的九州呈螺旋排列：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大禹治水始于冀州龙门口，终于冀州龙门口，于是李零认定冀州为天下中心，代表中国。而在当时，夺取天下不必占领九州，只需要得到中国。拉平时间维度，从地理角度看，夏、商、周三代，其实是居于不同地带的三族，“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商人从东往西夺天下，周人从西往东夺天下，都是以夏地即冀州为中心。他们的后代，甭管住在哪里，都说自己是住在‘禹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谁夺取了夏地，谁就得到了中国，谁得到了中国，谁就得到了天下。”

周武王克商，是东征，先在陕西崛起，依托西北，发兵东南。李零说，“秦取天下，一步一个脚印踩着周的足迹。”同样是以陕西为基地，从西北向东南夺取天下。而“辛亥之后，山河破碎，中国的再统一，竟然还是从北方统一南方……”几千年来，大一统征服路径的“巧合”，强烈地彰显出地理脉络对于“中国”构建的根本作用。

实实在在的“中国”，到底还是要回到大地上寻找。李零探寻中国的根本，便也从“禹迹”走起。他认为这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从武王东征、孔子宦游到秦王汉武的巡狩和近代山河的重整，都逃不出禹迹的引力，围绕着“大一统”而展开。而正是在与“大一统”的对话和颉颃中，李零找到了“我们”。

为什么中国是“我们的”？

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行政区域内，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的遥远祖辈参与了“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是我们的，因为中国人在“大一统”这个“几千年搬不动的大石头”之下，获得了专属于中国传统的反抗精神。

行走，让李零理解了“大一统”；阅读，让李零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发现了一种挑战精神：

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黄帝，挑战历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这种挑战“大一统”的精神，唯有在“大一统”的中国才能发生，并形成如此厚重坚韧的强度。“周边”对“中心”吸引力的回应，是面向“中心”的挑战和征服。中国是“我们”的，因为只有我们懂得什么是吸引，又该如何反抗。

近代以来，不少人随着西方以“民族国家”的概念规约中国，李零说这是“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事实上，“单一民族国家不过是神话，除了蕞尔小国，到处都行不通。”

西方列强说，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一切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近代，正是因为同他们打交道，我们才认识到主权独立、国家统一有多重要。 重整河山，并不是没有河山，而是因为山河破碎。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到毛泽东，所有中国革命都是回应西方挑战的结果。因此统统被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大帽子。
 民族主义，在现代西方的语汇中可不少什么好词。 但没有这种回应，就没有现代中国。

 李零，《我们的中国》活动现场

从李零的论述可见，从“禹迹”到“大一统”，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内核始终未变，这种精神深处的反抗力量，使得“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人的中国”。对“中国”的理解、评说，也非得由“我们”来实现。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李零说，他起这个题目的用意，就是要突出中国的“主体性”：中国是在这片大地上实实在在自发形成的，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浮和积淀，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真实而合理的存在。

西方“解构中国”的妄想，若非不可能实现，也绝不是浮光掠影的若干理论言说能够做到。历史上的“外国”不止一次试图消灭中国，但真的想要让“中国”瓦解破碎，必须首先踏上中国的大地，深入中国人的灵魂。而在那里，你将看到一个不可分割的坚硬实体——可能是阴阳，可能是太极，更可能是让你沉溺于其中而被消化其中的文明漩涡。

李零的“中国”并没有写完。他还要继续走、继续写。在《我们的中国》中，他最大的成绩，是用他的地理和考古，行走与阅读，把“中国”作为一个问题完整而有效地提到了书面。用李零自己的话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想，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其中。”而他去想了，他提了出来，他写了下来。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修佳明（新京报记者）；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挺一下坚持原创的书评君

▼

点击以下 关键词 查看精彩内容

动图

点击图片

购买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定制版《阿城文集》~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

-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