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永远成不了一个节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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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为了反抗过度消费，爱尔兰一名经济学家体验“一文不名”的生活长达一年；在上海，一位姑娘将所有家当装在旅行箱里，通过打工换取食宿和机票，环游世界。 这些实践者固然伟大，但“双十一”还是如期而至。“剁手党”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有人说，“双十一”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有人说，“双十一”不过是满足了那些压抑的自我，以及背后无法实现的欲望。还有人说，“双十一”不买就是傻，买了就是坑，似乎自己赚的钱，永远满足不了自己花钱的欲求。日本学者三浦展曾担忧，被“过度消费”奴役的年轻人成为“新穷人”。月光族、卡奴、房奴，当他们的收入无法维持这种体面的生活时，便堕入“下流社会”：收入低，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也会随之降低。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消费本身都无可厚非。书评君在“双十一”来临之际，采访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范晔、专栏作家杨时旸、心理咨询师宫学萍、和青年作家邓安庆。听他们讲了讲他们的“双十一”。

至少在范晔看来，“双十一”成不了一个节日，中间至少还差着月饼、粽子、饺子式的节日食品……

采访撰文｜张畅

新京报：你自己会参与“双十一”的购物吗？如何看待“双十一”？

范晔：会的，屯书和猫粮，哦对，还有猫罐头。

作为购物车里一堆猫罐头的既得利益者，一味做高姿态批判似乎也不硬气。我只能约束自己少买多看书……从身边人来看，购物的不少，但还没到狂欢的程度。人毕竟没那么容易就欢到狂的地步。

邓安庆：我的书友们这几天都在凑单买书，很疯狂呐~平时想买又觉得贵的书，现在都可以凑单去买。

杨时旸：想购物的时候就随时购物，便宜还是贵，随便，需要是第一位的。双十一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没功夫上网瞎搜打折产品。“双十一”是个特别聪明的构想，对于电商来说，这个营销模式和品牌打造是一个样本式的成功范例。不过这么多年了，感觉人们的热情也在消退。

宫学萍：我自己完全不去掺和。当代消费主义已经让人变得有些“愚钝”了。工业社会讲求的是满足需求，而当代这个商业社会已经到了满足制造需求的过程。随着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细致化，人和物品之间的联结其实越来越远。比如我们从前都会在家里包包子，买面粉、蔬菜、肉，剁成馅，蒸熟。但现在，包子的制作、包装、销售，每一道工序都分开了。这对于整体工业发展而言是高效的，但物品的个性就削弱了，对于个人而言就会觉得这个物品和自己疏远了，换句话说，原本依附于物品的个体存在感削弱了。所以人们只能通过购买这种方式，来填补和物品之间联结的削弱给我们心理造成的空虚。

在问完第一个问题以后，大家该跑偏的都跑偏了。跑偏后，有畅想创造不思进取节和无所事事节的范晔，跟我们一板一眼分析消费主义的杨时旸，访谈结束后还一直在和记者推荐书的作家邓安庆，以及带来全新视角能够安置我们狂欢购物后的无处安放的空虚感的心理咨询师宫学萍。我们来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范晔，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

新京报：“双十一”离真正成为一个节日还有多远？

范晔：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不了节日。因为没有节日食品！

新京报：节日食品？

范晔：月饼，粽子，饺子……

新京报：对于很多男人而言，老婆购物狂是一大灾难。你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范晔：我以前是有点蔑视我老婆的全天候淘宝，不过自从她指出我整天逛外文书网与她并无实质区别之后……

新京报：如果再创造一个节日，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范晔：不思进取节、无所事事节。

新京报：还有什么想和《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读者们说的？

范晔：节日愉快！

邓安庆，作家

新京报：平时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双十一”的广告，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邓安庆：我会想到呈现广告这个行为背后一系列的人。比如说我就想这些厂商和广告人，忙死啦。提前好久开会商议，怎么做活动啊，怎么推进啊，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做过广告行业的，对这些广告都免疫了。但作品中可以呈现这些人的状态。

新京报：那你觉得，消费主义时代对于个人生活和写作灵感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邓安庆：拿我写作的发表平台与写作者的关系为例吧。现在有很多APP，他们做广告也做内容，这个内容一块需要写作者来提供。APP肯定对写作内容的风格有所规定，写作者如果需要他们开的高稿费，自然会有所迎合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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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旸，《中国新闻周刊》主笔

新京报：互联网和电商的崛起，物流产业的日益成熟，让网购花费的时间成本变低，消费已经远远不能止步于服务自己日常的基本需要，而是成为不断膨胀的欲望。你如何看待消费对于个人心态的影响？ 

杨时旸：我觉得消费对一个人心态的影响一直存在，商品开始出现，商品社会开始形成之后，物质和欲望就已经结实地挂钩了，更重要的是，物质开始承载很多文化，阶层，地位等等象征性的内容。“物质”开始溢出原本的狭窄概念。这并非网购和互联网造就的。这只不过正中人性中的某些深层需求。

新京报：从90年代初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担忧，到21世纪初人们对商品经济中契约精神的注重，再到今天的购物狂欢，中国见证了一段经济极速腾飞的历史阶段。你如何看待这种整个社会心理的转变？

杨时旸：最初对于市场化的担忧显然是可悲的，是基于长期的计划模式和极度稀缺之后对于变化的恐惧与不知所措。实际上商品社会本身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进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唯一的途径和唯一的承载方式。“买买买”是普世的，因为欲望是普世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很讨厌道德化地规训，比如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物欲横流之类。我愿意安之若素的节俭朴素，值得尊重，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穷尽欲望，是我的权利。总体而言，这变化不过就是从孤立到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景观罢了。

新京报：如今，”双十一“已经发展成为洗脑式的输送，还会配合晚会、“狂欢夜”、流动广告等娱乐形式。你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双十一”会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吗？

杨时旸：现在不就是个盛大的节日吗？大家也都乐于多一个所谓的节日。电商能把搞晚会做推广的钱赚回来就去做呗，等消费者热情消退，平时购物和“双十一”购物并没有太大差别的时候，商家就会改变模式。这归市场选择吧。理性的人，你再洗脑我，我也不会买一个没用的东西，哪怕很便宜，不理智的人，看个朋友圈都能被骗走全部存款。没办法。

宫学萍，心理咨询师

新京报：从心理学的角度，大众投入狂欢的心理学根源又是什么呢？

宫学萍：一般来说，大众投入一场狂欢都有自己以为的某种意义感。有的人，将在“双十一”购物视为对自己的宠爱，觉得平时对自己太压抑，这一天恰恰给了一个合适的理由，释放和满足自我。有的人，则会将节约视为自己的个人价值，而商家恰好制造了一种假象：你不买，就亏了。个人的一时冲动就很容易跌入这一“陷阱”之中。

其次，很多人其实并没有享受物品本身，只是享受欲望满足的过程。通常来说，我们会因为两件事买单：焦虑和空虚。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买的不单单是衣服，而是“梦想”，是想象着自己穿着衣服的时候漂亮的样子。

事实上，当买的行为超越了“我”的时候，“我”只是消费的附属，本质上已经失去了。而这个时代倡导的正是“我花钱，我存在”。很多人是通过消费、冲动型购物来寻找自我的意义的。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购买让我们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断舍离”的理念：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要来决策究竟要不要一件物品、做一件事。

新京报：除了“断舍离”，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不在这场购物狂欢之中为了买而买，单纯为了满足欲望而浪费钱财呢？

宫学萍：如果你能享受购物的过程，或者享受所购买的物品本身，就没有问题。所以个人需要保持清醒：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的东西，不便宜也没有什么关系。不需要的东西，再便宜也是多余。

当然，幸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你享受购物，并且日后不会后悔，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幸福感的来源是自我体验，而不是外在的标准。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张畅（新京报记者）；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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