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间的八卦纠葛，总是格外抓人眼球。在阅读写作之外，他们与同事、上级、家人、朋友乃至敌人的相处，为我们了解他们的人生、性格与经历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视角。

鲁迅和章士钊，都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两人却总互相看不顺眼，甚至还闹了一段著名的公案。1924年至1925年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动摇了北洋军阀政权。章士钊下令停办女师大，甚至派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女师大被解散之后，为了维持校务，成立了校务维持会，鲁迅则在维持会中任委员。

章士钊认为鲁迅此举为忤逆犯上，不服从教育部命令。其时，章士钊任教育部部长，鲁迅则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一个小小的科长，何以能告赢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部长？

今天我们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老先生为我们还原这场公案。其中的许多史料与考证都极为珍贵，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有勇有谋、在权势面前大无畏的鲁迅。

本文由陈漱渝老先生一字一句写在纸上，后由陈老先生的学生录入为电子版。图中为陈漱渝先生写作本文时的手稿留念。

民国时期的一场“民告官”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撰文｜陈漱渝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作家、学者）

说这是民国的一场“民告官”，这里的“民”是指鲁迅，“官”是指章士钊。1925年，即92年前，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状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并取得了胜诉。有人说，鲁迅兼任教育部佥事，这不是相当于四等或五等文官吗？其实，“佥事”只是一种职位，而不是职务。这种闲差跟准确意义上的“官”有很大差别。

在我的印象中，章士钊早年倡言革命，提倡共和。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作为律师曾为被国民党逮捕的陈独秀公开辩护,四十年代中期力促国共和谈；直到晚年，八、九十岁的章士钊还在为祖国统一而奔走。章士钊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有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我的同乡，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二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作为中央文史馆的馆长回故乡时，曾请我的外祖父、湖南文史馆馆员王时泽吃饭。外祖父很兴奋，半个世纪之后我还记得他当时那得意的表情。

然而鲁迅对章士钊却一直没有好感，甚至一提到这个名字就摇头。章士钊一提鲁迅也有一种“被迫害”感，摇着头连说：“荒唐，荒唐。”

案件中的两个主角：一个鲁迅，一个章士钊。两个人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章士钊官居高位，在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当过秘书长，在段祺瑞的执政府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教育部部长）。

冲突发端

章士钊免去鲁迅职务

鲁迅跟章士钊的矛盾主要发生在1925年和1926年前后。当时章士钊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主要幕僚之一。鲁迅在30多篇杂文中都提到章士钊，主要内容是反对他当时“尊孔复古”和“整顿学风”的主张。不过其中也有情绪化的表现。比如有一个成语叫“每下愈况”，指情况越来越糟。章士钊写成“每况愈下”，多次被鲁迅讥讽。鲁迅是根据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其实，后人引用《庄子·知北游》，把“每下愈况”讹作“每况愈下”的比比皆是。鲁迅想出国学家章士钊的洋相，就故意把错用成语的恶名栽到了章士钊一个人身上。在《从胡须说到牙齿》这篇杂文中，鲁迅坦然承认了这一点。

鲁迅跟章士钊矛盾白热化源于1924年至1925年发生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动摇了北洋军阀政权。女师大学生运动就是当年群众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些年有人认为女师大风潮背后有国共两党政治人物的鼓动，这倒是确实的，但也是正常的。章士钊当年停办女师大，甚至派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应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女师大被解散之后，为了维持校务，成立了一个校务维持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在阜成门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继续办学。校务维持会的委员除鲁迅之外，还有陈启修、许寿裳、马裕藻、林语堂等十余人。章士钊“深恐群相效尤”，致使“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章士钊致平政院的答辩书》），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呈请北洋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头衔。

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共8卷）

作者:  陈漱渝 / 肖振鸣 
版本: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关于罢免鲁迅职务的理由，章士钊在十二日致段祺瑞的呈文中是这样陈述的：“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谨呈临时执政。”十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十四日，鲁迅日记记载：“我之免职令发表。”

前有章士钊亲自出马，后有段祺瑞坐镇撑腰，来势不可不谓不猛，压力不可谓不大。但鲁迅不屈服于压力，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并赢得了奇迹般的胜利。这场诉讼案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将行政诉讼与普通民刑诉讼分离，于普通法院之外又设立了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平政院。平政院置院长一人，评事十五人，共分三庭，每庭由评事五人组成。又设书记处，掌握诉讼记录等事务。

女师大校门旧址。

其审理职权包括: 

   一、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陈诉者；

    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依诉讼法之规定，诉愿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而陈诉者。

根据当时的诉讼法，行政诉讼的程序大体是：

1、原告不服上级之违法处分时，得于处分书或判定书达到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向平政院递交诉状并具副本。

2、平政院经审查认为与行政诉讼相符决定受理之后，将原告诉状副本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提出答辩书，定期依法答辩。

3、被告提出答辩后；平政院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次互辩。

 4、平政院以评事五人所组成的法庭审理裁决。裁决理由书由评事、书记官署名钤章，并另用缮本，发交原被告及参加人。

 5、主管官署违法处分取消或变更之后，由平政院呈请大总统批令主管官署执行。

原告的“进攻”

鲁迅投递上诉状，章士钊答辩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鲁迅的免职令发表不到十天，他就在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下，以原告人的进攻姿态，亲赴平政院投递了诉状。同月三十一日，又亲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九月十二日，平政院正式决定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

鲁迅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是《文官惩戒条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当时文官分为四种九等，除特任官外，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文官的惩戒处分又分为褫职、降等、减俸、申诫、记过五种。其中褫职处分期限为二年以上，六年以下，在此期间，不得复任。但惩戒必须按一定的程序，先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进行审查，而章士钊在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前，并未交付该会审查，因此不符合惩戒的法律程序。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

作者:  陈漱渝 
版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4月

鲁迅递交的控章士钊诉状原件，今已难于查找，但这份诉状的要旨，却保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平政院的裁决书里：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鲁迅

平政院将鲁迅的诉状副本送交章士钊后，章士钊以教育部名义进行了答辩。鲁迅保存了这一答辩书副本的抄件：   

“查周树人免职理由，本部上执政呈文业经声叙明白，兹更为贵院述之：

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执政训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当委部员刘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务均极重要，乃于本部执行令准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教务维持会名义，妄自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据接收委员会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查《官吏服务令》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

陈漱渝先生本文手稿

第二条：长官就其范围以内所发命令，属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里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此周树人免职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原诉状内有无故免职等语，系欲以无故二字遮掩其与女师大教习学生集会违令各行为，希图脱免。

至追加理由所称本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稿件倒填日月一节，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周树人不得引以为口实。兹特详叙事实答辩如右。”

据理力争

针对辩护，鲁迅进行了第二次互辩

十月十三日，平政院给鲁迅送来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并要求鲁迅在文到五日之内答复。针对章章士钊的答辩，鲁迅进行了互辩。鲁迅博物馆现存一份鲁迅亲自收藏的互辩书草稿。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其“要旨”是：

一、查总长妄称□□（按：系“树人”二字，下同）以部员资格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等语，全不明言勾结何等捣乱分子及不良学生何人，□□主张何事。信口虚捏，全无事实证据，殊不称长官体统，有玷人格。况各部职员兼任国立各校教员不下数百人，□□为女师大兼任教员之一。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

二、□□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此次女师大应否解散尤与□□无涉。故该总长对于该校举动是否合宜，□□从不过问。现该答辩内有“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一言可知从未干预。至□□在女师大担任教员职务，一方关于教课，固为个人应负责；一方关于公众，又为团体共负之责。若由团体发表之事件，应由团体负责，尤不能涉及个人，更不能专诬□□一人而加以非法（处分）。譬如现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公然反抗，是为团体行动，岂北大教员之兼教部职员者将来负其责耶？

章士钊

三、该答辩称‘据接收委员报告的确有种种不法行为’，试问报告委员何人？报告何在？□□盘踞何状？不合何事？概未明言，即入人罪。且说教员维持校务为伪托，伪者何在？抑凡为教员者于法不得维持校务耶？

 四、答辩又称“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校务维持会公举□□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预知将举□□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何能为□□之罪？

五、……□□充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守上毫无关系，故对于女师大停办命令，从未一字陈述意见，亦实无陈述之职责。既未陈述，即无违反命令举动及言论可知。乃章士钊反以未陈述意见指为抗违命令，其理由何在？且又以未陈述意见即为违反服务令第一、二、四等条，其理由又安在？殊不可解。岂官吏须出位陈述职守以外之意见方为遵守服务令耶？何悖谬至此！

六、该答辩谓‘本部原拟循例呈请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呈请免职’。查以教长权力整顿一女校，何至形势严重？依法免部员职，何至迫不及待？风潮难平，事系学界，何至用非常处分？此等饰词，殊属可笑。且所谓行政处分原以合法为范围。凡违法令之行政处分当然无效。此《官吏服务令》所明白规定者。今章士钊不依法惩戒，殊属身为长官，弁髦法令。

裁决

鲁迅取得完全胜诉

互辩阶段结束后，平政院正式进行了裁决，参加裁决的是第一庭庭长、评事邵章，评事员吴煦、贺俞、延鸿、周贞亮，书记官孙祖渔。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鲁迅取得完全胜诉。三月十七日，鲁迅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三月二十三日，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理由是：

“依据前述事实，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运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用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依《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

平政院裁决结束，最后一道法律程序是呈请最高当局批令主管官署执行。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二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令文是：

“据平政院院长汪大燮呈，审理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陈诉不服教育部呈请免职之处分，指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依法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应予取消等语，著交教育部查照执行。

                                                                                                                          此令

国务总理贾德耀

教育总长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教育部颁布了鲁迅的复职令。至此，这场诉讼以段祺瑞、章士钊的彻底失败宣告结束。

鲁迅何以胜诉？

无谋之勇，决非真勇

鲁迅取得胜诉的原因，首先在于他在权势面前的大无畏精神。鲁迅曾坦率地对友人说：“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了。”（《鲁迅书信集》上卷，第73页，人民学出版社1976年版）他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目的：“不过为着揭穿老虎（按：章士钊被称为‘老虎总长’）的假面目”。（尚钺：《怀念鲁迅先生》）在《“碰壁”之余》一文中，鲁迅还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无谋之勇，决非真勇。鲁迅跟章士钊的诉讼，是在北洋军政府法律允许限度之内进行的一场合法斗争。要稳操胜券，就必须谙熟内情，善于利用对方的破绽，而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在起诉过程中，主要是利用《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北洋政府自己制定的法令，指出章士钊倒填日期，违反程序，从而将他置于非法的地位，使段祺瑞亲自批准的令文成了一张废纸。

《鲁迅家书》

作者:  陈漱渝  注释 / 校注 陈漱渝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3月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分析鲁迅与章士钊的诉讼这一案例时，不能够单纯探求诉讼双方取得胜负的主观原因，还必须进一步探求当时不同政治势力情况的变化。章士钊呈请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事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当时皖系军阀段祺瑞声势煊赫，公然扬言“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对于参加或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依法从事，绝不姑贷”。章士钊有恃无恐，因此敢于对鲁迅严加惩戒。而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时，章士钊早已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临时执政府增设的国务院中又存在着皖系、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之间的复杂矛盾。继任总理贾德耀正是冯玉祥系的人物。北方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段祺瑞执政府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夕。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被迫下野，章士钊避走天津。在这种形势下，平政院迫于舆论的压力，才决定取消对鲁迅的处分，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如果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段祺瑞执政府，那他们对鲁迅的处分是绝不可能被撤销的。

行将结束此文时还有两点感悟：

一、鲁迅跟章士钊打官司那一年，他们都只有四十四岁，按今天的标准，他们都还是中青年。此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历程，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屐痕。因此，对他们进行盖棺定论，必须全面考衡他们的历史功过，而不以一时一事作为判定标准。

二，历史的恩怨是可以消弭的。前不久，公开了一封周作人致龙榆生信札，信中写道：“日前有机缘见章行严，此人亦不恶。过去造化小儿弄人，造成种种事端，思之亦可慨也。”（七月二十五日，未注年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周作人也是批章猛将。他的这种慨叹，颇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撰文：陈漱渝；编辑：走走。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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