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鲁迅：八十年无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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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今天，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鲁迅先生的一生就这样定格在1936年10月19日，但关于他的纪念与评说，却远未定格，而是在此后的岁月里风起云涌，不断变迁。
1936年3月的鲁迅
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一个四十年（1936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他不断被笼罩上政治色彩，直至文革期间被搬上神坛地位；而在逝世的第二个四十年（1976年10月至2016年10月）又被还原为一个“人”。今天书评君要和大家一起来回看的，是这第二个四十年间，人们对鲁迅的印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曾经，这个国家需要他是神圣的；后来又需要他：时而是反叛的，时而是励志的；时而是文学家、思想家，时而是艺术家；时而是严肃的，时而是有趣的；时而是一个完整的鲁迅，时而是一个碎片化的鲁迅。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对鲁迅印象的变化，见证的是中国在变、我们在变。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第一个十年（1976-1985）鲁迅不再是一个神

历经十年的文革，在1976年的10月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本叫《鲁迅批判》的书迎来了它新的可能。这一年，距离鲁迅的逝世刚好四十年整，而文革期间由最高领袖题词宣传的《鲁迅语录》，即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退却。 这本《鲁迅批判》写成于1935年，作者叫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为特别的文学史学家。李长之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认为鲁迅在情感上“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在性格上“坚韧、固执、多疑”，注定写不好都市素材，而写农村才能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鲁迅先生不仅过目了李长之的手稿，还特地寄去了自己的照片做印刷的封面。

李长之《鲁迅批判》，1936年

但次年出版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国民党统治时期，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被列为禁书；共和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文革来了，所在的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就罪该万死！”李长之不是被攻击的唯一一人，成仿吾等人同样因此遭到批判，全国各城市新华印刷厂翻印的《攻击鲁迅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揭发批判成仿吾攻击鲁迅的错误言论》将这一波批判浪潮推向了高峰。 文革结束的当年，一家出版社敏锐地察觉到了历史的趋势，联系李长之再版《鲁迅批判》，但仍需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等温和的词。性格耿直的李长之不同意修改：“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鲁迅批判》没有能再版，李长之两年后逝世，结束了他因评议鲁迅而经历的动荡一生。
尽管此后这本书常常被研究鲁迅的学者所引用，但我们查阅四十年间的图书出版，再看到以《鲁迅批判》为本名的中文版本，已是2003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艰难可见一斑。文革的影响仍然在，彭定安在1982年出版的《鲁迅评传》还是烙上了较深的意识形态，在书中将周作人和鲁迅对立起来，被认为全盘否定周作人而塑造鲁迅的绝对形象。

《鲁迅批判》作者：李长之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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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些年，神坛上的鲁迅毕竟是被摇晃了。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神坛的意识形态基础走向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向。俞芳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在1981年再次面世，作者是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时的邻居，回忆真切感人，特别是对朱安的很多回忆称得上仅有的史料。这些触及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的文字能出版，昭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期。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作者：俞芳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10月

  第二个十年（1986-1995）“重返文坛”

走下了神坛的鲁迅，将前往何处？ 在1986年，王富仁出版了他的论文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鲁迅和作品《呐喊》和《彷徨》做出学理性的阐释，退去笼罩在鲁迅身上的意识形态，把他从政治框架拉回到了文学和思想研究范畴。第二个十年就这样到来了，而王富仁本人据此也被认为是鲁迅的解人。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王富仁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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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学者们已经在反思，鲁迅不能被当做鲁迅来理解的时候，对作者、对读者都是伤害。但首先站出来做出这些反思的，是研究文学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文学批评家、文化学者或哲学家。既可以说，鲁迅本身是一个做思考和写字的文人，退回到文学的学理研究范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也可以说，对鲁迅与前三十年的反思还主要局限于文化精英的思想领域而尚未波及到普遍民众。 不管怎样，王富仁等学者在1988年翻译谢曼诺夫的《鲁迅纵横观》（浙江文艺出版社）已说明，鲁迅是可以被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在此情形下，的的确确是涌现了一批产生较大影响的学理作品，也成就了汪晖和王晓明等学者。
汪晖在1991年的《反抗绝望》把“鲁迅的精神结构”和“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及两者复杂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但揭示了鲁迅文化、心理结构在大时代中的内在矛盾，也勾勒出一个充满矛盾且反抗此矛盾的鲁迅形象。王晓明在两年后出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择了同样的切入点，将鲁迅的灵魂挣扎剖给世人看，不为贤者讳，不夸张，不矫饰，呈现出矛盾话语下的激愤不安，以及强硬伟岸背后的温柔与脆弱。

《反抗绝望》作者：汪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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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4年，鲁迅研究突然迎来了一个高峰。我们查询中文数据库，该年度的研究论文由1993年的五千四百篇陡然增加到八千五百篇。文学研究正是这些期刊论文的重镇，他们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做现代学理研究，意识形态变得更淡了。
同年，还出现了孙郁编写的《被亵渎的鲁迅》，选编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鲁迅批判或指骂的报刊文章。文章语言刻薄，剑指鲁迅翻译水平低“硬译”、写文章是卖狗皮膏药和汉奸倾向等。书在这年出版，通过重现鲁迅在民国时遭到的攻击，帮助阻止了鲁迅形象在后文革时期将可能面临的形象坠毁危险。但更直白的一个事实是，那些年指责鲁迅的文章既然能编辑出版，已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环境变了，鲁迅被多元解读的时代变得可能。

《被亵渎的鲁迅》编写：孙郁

版本：群言出版社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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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十年（1996-2005）鲁迅是一个鲜活的人

如果说在上一个十年，刚从神坛退下来的鲁迅可以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理研究对象了，我们查阅1996年起十年间的图书状况，探索和叙述鲁迅作为一个“人”的书籍涌现了出来。这些书不再局限于学术研究，而是一些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尽管也谈鲁迅的文学作品，但侧重已经转向了一个更日常、更生活、更平凡的鲁迅。 颜汀在1997年编的《大先生鲁迅》拉开了这一序幕。书中的文章，是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刊登在《京报副刊》等报刊的小文，为民国同时代人跟鲁迅的日常交往。通过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章，可以感受到生活在平凡日常中的鲁迅，不喜音乐，喜欢孤单闷坐而不与人攀谈，是一个孤僻的行者。这和神坛上的鲁迅形象迥异。

《大先生鲁迅》编者：颜汀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年1月

同年，还有一本叫《鲁迅评传》的书出版。尽管在史料的使用上受到了一些争议，但作者吴俊跟该时期的人一样，都在致力打破六七十年神坛上的鲁迅，使用那些退却了政治光环而不为人所知的细节来重建鲁迅。很显然，把鲁迅先生拉回到平凡的世俗世界已是这时的共同趋势，研究鲁迅与近代中国的学者纷纷撰文著书，既不同于革命叙事亦不同于前期局限于文学和思想的学理研究。

《鲁迅评传》编者：吴俊版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年1月

但将这一趋势推到高潮的，或许还是林贤治在1998年修订再版的《人间鲁迅》。这本书完成于1989年，在标题上使用了一个直白的词“人间”，既表明鲁迅是一个人而不是神，还用鲁迅那句“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象征着“人间性”或“大地性“，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为了改变旧世界而呐喊和反抗。林贤治生动刻画、真实呈现出鲁迅鲜活的思想、血肉丰盈的个性、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桀骜不驯的风骨。

《人间鲁迅》作者：林贤治

版本：花城出版社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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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浪潮下，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于是在1999年也出版了。该书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国内外数十种关于鲁迅的传记、评论中，颇显个性。作者说，他写鲁迅既不仰望，也不俯视，他把鲁迅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就正如他1933年秋亲口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这本书呈现了一个鲜活的鲁迅。

《鲁迅评传》作者：曹聚仁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年4月

到了新千年，对鲁迅的解读又迎来了一些变化。在2001年，钱理群先生告别了在北大讲坛，做了被赞誉是“天鹅的绝唱”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试图把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之中，对其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一并进行“文本细读”。这期演讲被整理成文《与鲁迅相遇》在2003年出版。

《与鲁迅相遇》作者：钱理群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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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两年，他的《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5年面世，通过“我之鲁迅观”来实现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探索，而“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站在背后的正是变动的时代。钱理群从一个特定侧面，呈现出了中国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鲁迅的认同与辩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钱理群自然不是这时才研究起鲁迅的，而是说，他的思考引领了对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关注，这种关注亦折射了当下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识和思索。

  第四个十年（2006-2015）及今个性化和世俗化的鲁迅

到了第四个十年，距离文革结束已整整三十年。鲁迅的研究，在现代学术撰写体例下，变得越来越精细，而那些重大的突破基本已完成。在此情形下，孙郁等在2007年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回顾了前二三十年的研究。这时期，像这样渴望做出一个回顾性评述的，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比如还有同年王光斌等的《误读的批判——鲁迅解读和接受的反思》（云南人民出版社）等。
但围绕鲁迅的解读倒是涌现了许多非常个性化的图书，吸引了大批读者。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由文学领域的人完成，而是一些公众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或艺术家在做。 陈丹青先生在2011年的《笑谈大先生》横贯古今中外的材料，看起来颇具主观个性，评价鲁迅先生好玩，“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行文直率潇洒，打上了陈丹青本人的性格。这本书洋洋洒洒，副标是“七讲鲁迅”，而在2007年香港牛津大学已出版过“三讲”。2015年一本叫《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书，也使用了类似的脉络，但略微沉重。作者李静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和困惑的心结，描绘出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鲁迅。

《笑谈大先生》作者：陈丹青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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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波大潮中，网络上还兴起了花样解读鲁迅的文章或图书，标题随性而吸引人，比如“大先生老男人”。这些文章截取鲁迅传记的一些片段，重新整理成文，于是鲁迅爱吃甜点，爱看电影，爱喝点酒，爱吃点肉，爱母亲，爱老婆，有撒娇，爱孩子，爱朋友，爱开玩笑……他是设计师，是广告达人，甚至是一个有点邋遢的老头。 这种个性化或片段化的解读，是这时期兴起的一个趋势，但不是全部。鲁迅的同时代人许寿裳写的《鲁迅传》（东方出版社）也在2009年出版，展现了鲁迅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刘再复的《鲁迅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同样在次年出版，评价鲁迅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深层文化心理，是一种光辉不灭的坐标。

《鲁迅传》作者：刘再复  林非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4月

显然此时的鲁迅形象，已很多元。既是严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有趣的平凡却又伟大的人，还是一个被“卡通化”的风趣平凡人。四十年间，鲁迅的形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版机构，由文革的各城市印刷厂，到学术研究出版社，到市场化的各类出版公司，再到互联网。作者，由文革结束早期的文学家，到后来的哲学家，再到艺术家，以及普通的作者。 倘若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现在的多元局面意味着什么？前三十年的政治实验成为陈年历史，认识鲁迅，既不是疯狂的崇拜，也不是走向批判或反感的一面。致谢四十年间为重建一个真实鲁迅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变得贴实，心态上也更平和。但查看“百度指数”和“微博搜索”等数据，结果却有点令人担忧。往回推一年，百度指数关于鲁迅最高的，是围绕“鲁迅简介、故事或作品理解”的知道提问，或是为了应对统一答案的考试、作文或初级创作而百度一下。微博上出现大批量鲁迅故事碎片化的励志故事或名言，但我们仍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否定个体的心灵或励志需求，但始终警惕那些为了迎合这种需求的资本权力；我们需要一个有趣的、完整和鲜活的鲁迅，不是就不需要《恋爱中的鲁迅》或《鲁迅故事》，但这显然不该是全部。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罗东；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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