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1977考上大学那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说到止庵，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读书人，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是一位传记随笔作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40年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试的止庵，进入的是当时的北京医学院。按照既定的轨迹，他本应成为一位口腔医生。

止庵现在还在想，如果当初没听父亲的话，报考文科，是不是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他说，“我这一生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了”；但他也说，学医让他受益终生。

在那一场注定永载史册、改变了几十万人命运的高考中，像止庵这样既收获了荣光与梦想，又经历了意外与弯路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我的高考”系列专题之03期

采访对象  |  止庵  

（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止庵，本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著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等二十余种作品。（摄影 |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望京家中，止庵把客厅改造成了书房，一排排书架上，多年的旧书按照类别和年份排列整齐。阳台上种些不知名的花草，墙上的老钟停止摆动，时间仿佛静止。

在那块事先准备好的小黑板上，止庵写给自己的高考寄语是：“学医出身，不务正业。”他写了擦，擦了写，三次之后才满意。

自四十年那场高考起，止庵学医五年，做医生两年，当记者五年，外企工作十一年，之后回归书斋，研究张爱玲、周作人，读书，写作，兜兜转转，终于算是“绕了回来”。

从1972年开始写作，1979年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止庵称自己始终是个“读书人”。他在做记者期间“读遍先秦”，外企工作时，出门办事还不忘在放公司资料的箱子里塞一本罗兰·巴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便如此，他仍反复感叹、遗憾：“我父亲一直觉得我应该在文学上有小小天赋，结果直到他1994年去世，我已经41岁了，什么天赋都没表现出来。”

“我这一生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了。”直到今天，止庵还在想，如果当年没听父亲的话，高考报考了文科，会不会一切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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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采访作家止庵。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那年我18岁，为自己想出了一条路

1977年，止庵在北京市第79中学读高二，按常理应该下一年高中毕业。那一年，原本下乡的哥哥病退回家，姐姐还在乡下，按照政策规定，全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家。这次轮到止庵了。上中学时的止庵，单杠、双杠、跑步之类的运动都不行，跟随学校到工厂学工劳动，把钢锭搬到车上，跟车回厂里，风一吹，就病了，“下乡肯定就是要死的”。

就在那一年，高考恢复了。

在此之前，学校里没人好好读书。考试都是开卷考试，带书过去，把答案抄在卷子上，就算过关。每回考试，止庵写完答案，卷子就被抢走，一排人传着抄，有时候他们抄完还把他的卷子丢到窗外。上课时吵吵嚷嚷，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学生动不动就和老师打架。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学校，北京市各中学开始动员。79中全年级闭卷考一门语文、一门数学测试学生的水平，止庵两门都考了满分，被分进快中慢三个梯度中的快班。在快班，所有人都一门心思复习高考，上课时再没有打闹吵嚷，“一点声都没有，变成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小天地”。班主任姓陈，教数学，几次考试过后，他注意到了总考第一名的止庵，在班里说：“咱们班要是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就是王进文（止庵原名）。”

被寄予厚望的止庵，和当时大部分准备高考的人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考什么。“我们家1949年以后就没人考过大学，距离1965年的高考已经过去12年了，没人知道考什么，连老师都不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猜”，老师把猜到的题目刻在蜡板上，油印分发给大家，当做复习提纲。

解决了考什么的难题之后，第二个难题是要确定报考文理。止庵知道自己擅长文科，却被父亲劝阻了。

止庵与父亲沙鸥。

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文革”期间赋闲在家，就在家里给止庵几个兄弟姐妹讲授文学。他一课一课地讲，怎么写诗，怎么写小说，怎么写剧本，详细分析《水浒》这类的作品。父亲一边讲，孩子们一边做笔记，“语文方面算是受过正经八百的家庭教育”。

新月弯弯，
像一条小船。

我乘船归去，
越过万水千山。

花红，夜暖。
故乡正是春天。

你睡着了么？
我在你梦中靠岸。

写出这首流传甚广的《新月》的沙鸥特地从重庆写信给儿子，一封接一封：“文科是没有用的，不能当职业，只能当爱好。”“你得学门本事，文学不是本事。”在父亲看来，所谓本事，就是不管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医生还得治病救人，工程师继续建楼搭桥。

止庵听懂了。

12月考试，此时已是8月，止庵一个人坐在家里，为自己想出一套复习方法。语文和政治是他的强项，语文不用复习，政治只在课上听。他制作出一张表，把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列在表中，以天为单位标出详细的复习进度。他把这张表挂在墙上，每天复习到哪里，就在哪里画一条线。冬天，家里冷，止庵坐在书桌前，脚上长了冻疮。他在身边放一个纸篓，验算完一页题，丢进去，一天就满满一篓。

没生病，没开夜车，但也没空给自己放哪怕一天假，起床、上学、放学、回家的时间都是固定的。“那几个月过得挺成功。”止庵回忆说。

“考上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考前报志愿，止庵问母亲林薇：我应该报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在“文革”期间遭受过迫害和诸多不公正待遇的母亲没有给出答案，“她觉得自己一生走的路都是错路，出的主意都是错的”。当时盛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止庵的父母在成分上都有“结论上的问题”，因而他对高考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填报了南京药学院。

止庵与母亲林薇，摄于1993年。

父亲却对儿子信心满满，特地从重庆寄来自己写的几篇作文，帮着猜题。那一年北京市理科的语文高考只有一道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父亲寄来的文章里恰巧有一篇意思相近的，止庵就在开头写了一段，绕到父亲代写的文章上，后面就剩下默写了。规定一小时交卷，他早早写完，一到时间就交卷出了考场。

每次考试，班主任陈老师都等在考场外。见止庵出来，一惊：“你交白卷啦？”“没有啊，就一篇作文，我写完了。”止庵说。

数学考试时，止庵遇到了麻烦。由于那年高考刚刚恢复，百废待举，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普遍较低，高考试卷难度也不高。而老师提供的复习题目太难，止庵把每道题都想得过于复杂，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

时隔四十年，止庵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一生不愿意出错，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考试结束，等在考场外的陈老师问止庵那道题是怎么做的，止庵说了，老师脸色骤变，径自离开了。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陈老师没再和他说过话。“他对我失望了。”止庵说，“他一直对我寄予厚望，好多年后我们失去联系了，但我一直挺怀念他。”

一天，临近放学，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子映照在楼梯上，显出道道金黄。陈老师把止庵叫到楼梯底下，说了四个字：你考上了。

他们没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但那几个字却敲进止庵心里，时隔四十年，回想起来依然“特别激动”。

满分400分，止庵考了340分，考得最差的数学有80分。整个东城区只考上30个在校生，止庵是三十分之一。

在学校，校长通过教室的喇叭，新学年的讲话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谈止庵的高考和学校的培养。止庵家所在的胡同十几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因为成分问题每天被罚在胡同里扫街，“我们家在整个胡同里的生活特别悲惨，之后我们拆迁，我妈始终不想回去。”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会出大学生，但不管之前的关系如何，他们纷纷往止庵家送东西。脸盆、肥皂、毛巾、肥皂盒……止庵后来上大学的所有日用品，除了衣服，都是胡同的邻居们送的。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以后我什么事都没这么光荣过。”止庵说。

止庵。（摄影  |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考是考上了，通知书却迟迟不到。学校、街道都没给出解释，止庵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的录取通知都到了，唯独他没有。父亲为这事不断给国家领导人投书，止庵则不知以后的出路何在，“心情有点绝望，压力挺大”。

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信起了作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学校开学两周后，止庵终于拿到了通知书——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学院，后文简称北医）。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填报的是南京药学院，最终却被北京医学院录取。

“喜出望外。”一波三折过后，止庵成为一名大学生。

学医真苦，但让我受益终生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止庵迈入大学校园，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那种狂热”。

“同学们都不睡觉，晚自习结束了，他们也不回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在看书。”和止庵一同入学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大他12岁，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而止庵每到夜里12点就犯困，不得不回宿舍睡觉。辅导员还特地为此找他谈过话，要他“加强学习”。

1979年，上大学二年级的止庵，摄于北京陶然亭。

每天早上，止庵从寝室下楼，到校园里读点外语。北京医学院的校园很小，一二十分钟就能逛完。“食堂连房顶都没有”，止庵毕业之后才建好屋顶。

上大学那年，止庵18岁，在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同学里年纪最大的30岁。“文革”开始时，止庵读小学，这个同学读高三，两个人的年龄正好跨过整个“文革”，最终在同一所校园的同一个班级中相遇。同学中大部分是北方人，来自黑龙江、山东、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如今这些同学中有很多都成为医学领域的名医和专家。有过半数的同学定居国外，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都有。“有两位同学已经过世了，时间真快。”止庵感慨道。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新华书店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止庵买了《易卜生戏剧四种》《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莫里哀戏剧六种》等书，在学医之余开启了文学爱好者的漫漫阅读之路。

“真正洛阳纸贵的书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止庵买来一本《围城》，周末回家时落在宿舍。周一返校，书还在枕边，却厚了不少。“大家都轮着翻，把书看熟了、看胀了，都不能要了。”为什么《围城》这么受欢迎？“那个年代，文学大多面目可憎、乏味可陈，突然有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聪明人，说上这么聪明的话，觉得不可思议。”止庵解释道。

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萨特的存在主义带给国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萨特强调‘选择’，而选择的主体就是自我。”选择和自我，成了当年的流行词。在大学校园里，大家争相传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的文学作品《厌恶》《苍蝇》《间隔》《肮脏的手》等也零零散散出现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尼采最大影响，是帮助国人把根深蒂固的偶像、权威意识破除掉。而弗洛伊德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更深了，中国文学整个不一样了。”止庵说。

“学医真苦。”一学期的教材叠起来有《辞海》那么厚，需要整章整章地背下来。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学生会，没有社团，连周末食堂放电影都没人去。大学毕业，止庵像是“被释放了似的”，把教材都丢掉了，一本也没留下。

基础理论课的死记硬背苦，但对于止庵来说，更难熬的是解剖实验课。止庵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进解剖室，夕阳从窗子照进来，照到一个大池子里，福尔马林泡着一截一截的尸体，“这儿伸出来一个胳膊，那儿伸出来一条腿”。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里，止庵被熏得睁不开眼睛，看见同学都跃跃欲试，也只能强打精神。不管是实习期间解剖人的眼珠，还是去医院观摩医生解剖刚过世的人的尸体，冒着热气的肝脏、心脏和胃在他眼前传来传去，止庵都渐渐习惯了，后来可以边看尸体边啃馒头。

1982年，大学第五年，止庵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即今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实习。

学医虽苦，止庵却学到了两件让他受益终生的事——实证和逻辑。在他看来，所谓实证，就是眼见为实，不能凭空捏造；所谓逻辑，就是用实证得来的材料，科学分析，得出结论。正是这两件事，让他日后写《周作人传》、《神拳考》时，尽量从原始资料出发，做到真实、可信、逻辑严谨。

“书必须读完，才有资格说话。说话的时候不能自设前提，涉及复杂的历史人物，更不能在逻辑上出问题，不然整个文章都立不住。”比如周作人，有人因其出任伪职，就说他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研究时就将与这个结论不合的例证统统舍弃不用。

这种“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在“文革”期间尤其普遍。止庵小时候，家里经常来某些单位找母亲“外调”的人，进门便说：某某是叛徒，有重大历史问题，你提供证据吧。“一个病人来了，必须要检查、化验之后，拿着结果去分析病征，把不可能的排除，才能得出结论，再对症下药。”时至今日，止庵都感谢那段让他苦不堪言的五年学医生涯。“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庄子曰，‘名为实之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学了五年，真的懂了这两句话。”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变自己”

回看整个八十年代，止庵说：“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方式方法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需要辛辛苦苦做一些事情。”那个年代的人常把“做好本职工作”挂在嘴边，道理再简单不过：上学考试要考好，工作要尽职尽责，忠于爱情和婚姻。

上世纪80年代的止庵在公园留影。

和现在的人不同，那时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余地，比如高考，现在的人考不上最好的学校，还有次好的，考不上大学，还有大专，不想参加国内的高考，还有国外的高考。“那个时代只有一条路，走过去，就过去了”。对于止庵来说，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原来有人有座，有人站着，都是固定不变的。高考就像突然车停了，司机告诉大家，重新安排座位，有本事就能用上了。“像我这样的人，在之前的社会都是站着的，突然就有了座”。

“这四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人都很现实，没梦想；那时候为现实所迫，不能奢谈梦想。中间的那段时间大概是有梦想的年代吧。”

四十年过去，止庵58岁了，至今仍对时间怀有焦虑，“每天必须干点儿有效的事，不想再虚度时光了”。

“我这一生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那座文学的灯塔近在咫尺，止庵仰望了四十年，这次终于算是接近了。

【同题问答：高考与阅读记忆】

新京报：过去四十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止庵：《萨特戏剧集》、加缪的《局外人》、尼采的《瞧，这个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上世纪80年代都对我影响很深，虽然其中不少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读到的。

另外，格拉宁写柳比歇夫的《奇特的一生》这本书深深地影响我。柳比歇夫是苏联的科学家，他每天、每月、每年都为自己做账，他把自己的时间分为正负，用自己的正的去抵消负的，一日一结，一周一结，一月一结，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变得有效。他死了之后留了很多账本，她记得自己有天找她爸爸说话，她翻开他的账本，发现那一页是负的。他活了80岁，他做的事是一个活了200岁的人能做的事情。他说，坐地铁可以读文学作品，消磨时间；开会就不行，有人干扰，可以演练数学，外面说什么都听不见。这本书对我有重大的影响。它确实使我一生有时间焦虑，每天必须干一点有效的事，不愿意虚度时光。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写的《我的履历书》当年影响我很深。他在书里写过一件事，他和一个女人在广场上约会，时间到了，人没来，再等半小时，半小时一过，转身就走，走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看见女人来了，也没有停下来。我当年读到这儿，心想：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人是可以被战胜的，但是不能打败。

《海鸥乔纳森·列文斯顿》：对于这只海鸥来说最重要的是飞，而不是吃。

英国小说家阿兰·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一个教养院里有个少年犯，跑步特别快，教养院和社会上办了个比赛，希望他跑第一名。他很轻易地把别人都甩在后面，但离终点几米的地方，他就站住不跑了。院长特别愤怒，喊着让他跑，他看着别人超过他，也没有动。

——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去做，即使那件事是大家都期待你做的，如果你不想干，也不该干。

《奇特的一生》告诉我：要爱惜时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告诉我：一个人应当听自己的话。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编辑：汤阳、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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