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门惨案凶手竟成知名作家，文学艺术有包庇罪吗？

灭亡惨案凶手，被抓时已成“知名”作家，并在作品中宣称用写作挖掘社会现实，甚至和“人性”。你有没有感到背后一凉？

前段时间，安徽一件悬了22年的灭门惨案，凶手被抓：一个是企业老总，而一个是“知名”作家刘某。你可能知道，此事一经曝光，唏嘘一片。刘某曾创作过不少作品，包括挖掘人性的《难言之隐》。如果不是和“作家”的身份扯上关系，这一案件也不太可能引起一场剧烈的职业怀疑。

怀疑文学，怀疑艺术，怀疑它们的虚伪。是这样吗？

的确，即便是逼近黑暗现实的文学艺术，不也是向往美好的吗？不止于此，作家和艺术家在一些集体叙事中，被赋予了这样或那样的使命感，同千百年来的“文以载道”一起构成一种规训和想象。群星闪耀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更是诞生了一大批控诉中世纪的作品，它们追求更美更好的生活及其方式，且直接推动了“人性”的发现，将“人”本身的价值推向崇高的地位。

欧洲电影《邮差》（1994）贯穿着海浪声和浓浓的诗意。邮差本来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因为要追求他心爱的姑娘开始写诗，最后真的成为一位诗人。它满足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美好想象。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1483 - 1520）的画作《圣母子》。

如果凶手和作家合一，如果罪恶可以隐身到文学作品当中，用作家这一件看起来“崇高”衣服的做庇护，文学就背反了道统吗？文学是不是有包庇罪？

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书评君和你们一起深思文学和“道统”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了：任何用单一的职业身份标签来认识一个人，终将导致思维迷乱。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和道德撇清的时刻，就宣告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来临，它即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学着接受，职业同附加的人性想象只是两回事。没有绝对崇高的职业，只有崇高的人，没有绝对美好的职业，只有更基础的法律。现在跟着书评君，来看看本文作者用文学视角提出的一种看法。

撰文  |  宫子 

残酷的黑暗

艺术和人性在现实中是有裂痕的

现实生活中的文艺与人性道德两者，并不像文艺作品那样融为一体，而是存在裂痕，这条裂痕意味着古典理想的碎裂，且随着时间轴向现代移动，这条裂痕可能越来越严重，随时导致一个更宏伟建筑的倒塌。这是一场人文信任的危机。

德国哲学家、《存在与时间》作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与纳粹的微妙关系一度备受争议。

艺术家或思想家的生活总是很容易受到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通常趣闻横生，同时也矛盾重重；每个文艺者身上的“污点”都会被后人拿来津津乐道，例如“诗意栖居”的马丁·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迫害导师，并且终其一生不曾辩护或道歉；萨特的寻花问柳以及卢梭的冷漠无情；超现实鬼才达利得知签名可以赚钱后就一直不停地练习直到手腕抽筋；散文大师周作人在国家大义面前投向了日本人……再到今天的成名作家居然在22年前做下一桩灭门惨案，这些事情总会让人特别关注。

假如只是停留在“情爱出轨”的阶段，人们还可以用“私生活”的方式将其与文艺作品割裂，但涉及杀人、侵害他人生命，这种行为流露的人性之恶却无法等闲视之。它与相应的人文作品产生了强烈矛盾，更糟糕的是这矛盾还来自创作者内部。

美国作家Curtis Dawkins，曾在喝伏特加喝到烂醉的情况下上街射杀路人。目前他一边在密歇根服刑一边写小说，并表示“我是应当进监狱，但不应该让监狱统治我的余生”。来源：Guardian。

每一次关注其实都是一次审视。当我们关注这些裂痕的时候，不仅将目光从独立的作品中脱离，凝视创作者生而为人的一面，同时也在凝视他们头顶上那个形而上的身份，以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的身份进行评判。

最后我们发现，这些花边轶事或许能让他们为人的形象饱满一些，但他们的身份却越来越混淆。在古典时期谈论作家，圣勃夫还可以娓娓动听地说，“古典作家，在他的特质之中，有那么一点特别，就是爱他的祖国，爱他的时代，看不见任何更可慕、更美好的东西了……”；而后来艺术渐渐与尼采的“疯癫”和波德莱尔的“病态”并存；如今这条裂缝可能更大，人们能从文艺者身上窥见许多非道德的因素。

那么，这场作家杀人的事件，就已经不单具有普通公民杀人的刑事意义，它同时发酵着对人文、道德以及人性的一次质疑。

从作品到职业

我们面临一种人文信任的危机

人文信任的危机古已有之。从形式的探讨到思想的管束，早期文艺理论为创作者赋予了严格的崇高定义，在西方，文 37 36423 37 13550 0 0 4610 0 0:00:07 0:00:02 0:00:05 4610很长一段时间并非意指艺术创作，而是指为宗教服务的纪录；而在中国更不必说“文以载道”“道德教化”之类的观念，可以说，这种文学思想的认知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因而，每当有冲击力的事件爆发时都会形成恐慌或危机，这不仅仅限于“作家杀人”之类的案例。

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1887年7月28日－1968年10月2日）的作品《泉》。

所以，每一次形式上的革新也都会引起相应的危机感，比如波德莱尔的诗歌在发表初期过于惊世骇俗，官方以伤风败俗为理由把这种“堕落诗歌”封禁；美术界的冲突兴许更精彩，从印象派到野兽派到杜尚的《泉》，没有哪个画家不是带着毁灭性的危机降临的，他们做的事情比杀人更能对文艺本身产生冲击力，因为他们看起来会导致诗歌与绘画的终结。

很久之前有一个热门趣闻，说的是一个人在旧金山美术馆的空地上摆了个自己的眼镜，结果其他不知情的观众都来围观，以为这个眼镜是件作品，还有人认真地拍照。这件事一出，大多数声音基本是“这就是现代艺术的本质”“艺术本来就是那群人装格调用的”，其实这显示的就是一种人文信任的危机，现代主义的解构，光怪陆离的表现形式已经让观众感到困惑，他们甚至已经疲惫、拒绝去理解新形式的意味。

艺术是什么，艺术品究竟在表达什么深意，这些问题经过现代主义者的一番狂轰滥炸，已经完全解构，模糊难辨。当大众无法从一件作品中获得直观的意义时，他们就会对作品的价值产生怀疑与动摇——更不必说那些突破视觉底线的作品。

这种形式上的危机感要远比作家杀人严重得多。

作家杀人，意味着另一个层面的信任危机——职业。如今在中国，文艺创作者作为一种职业已然成为让大众怀疑的角色。作家杀人带来的危机感源于大众对内心那个隐藏恐慌的认证，“瞧啊这个圈子果然如此”。

人文工作者的言行相悖，艺术作品的虚伪，专业人员的不可信等等——我想，“专家”这个词汇表示的意义从未像今天这样贬义。大众对于人文领域本身就非常的不信任，他们不再意味着道德与思想的代言人，不再意味着人文意识的引导者，而仅仅是在大学或文艺圈子里混饭吃。

人们不再相信艺术能具有什么新意，也不再相信人文工作者的形象。但前者依然在解构后的废墟上生存下来，且形态更加丰富，它并没有在艺术家的毁灭性创作和大众的怀疑眼光中消亡；而后者的身份认知也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一方面，保持审慎态度分辨优劣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艺术创作者和崇高道德之间可能从没达成过统一的协议。

艺术创作者

是面包师，还是建筑师？

波兰散文家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在《带马嚼子的静物画》中讲述了一位托伦提乌斯——“堕落艺术者”的典型案例。在评述这位放浪形骸的画家时，赫贝特已经看到了艺术作品与创作者之间的裂痕，当然，他是带有毫无疑问的辩护性质的——“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失望和事业的挫折，他们在人世间的地位都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职业得到了普遍承认，就像屠夫、裁缝或面包师一样”。

《带马嚼子的静物画》

作者: 兹比格涅夫·赫贝特 

译者: 易丽君 

版本: 花城出版社 2014年10月

波兰评论家马乌戈扎达• 捷乌尔斯卡：“赫贝特最善长的是回到人本，浪漫主义者轻视这种回归，赫贝特很重视它，他认为，如果不是以人为本，就不能以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艺术。他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就是对艺术回到人本的研究，坚守人的标准。”

问题是，一个面包师无论多么卑鄙可耻，都不会妨碍他做出可口的面包；而涉及精神领域的文艺创作者却并非如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大众眼里他们就是塑造精神形式、传播崇高与自由思想之人， “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他们作品的本质，而他们自身的行为又毁掉了依靠文艺作品支撑起来的那个“道”。

但这种关于“道”及“人性道德”的文艺观念很有局限性。首先，艺术并不遵循任何既成的法则，它创作或打破法则，艺术家是运用灵魂创造形式的人，一切理解并非基于原始的理念，而是基于创作出来的形式所带给观众的启示，假如只有道德理念，没有独特表现形式，那就不成其为艺术；其次，即使它真的有一个“道”，那么这个“道”也并非世俗社会意义上的道德，而是某种更高的、非显性的精神理念，有时候它甚至会超越创作者本人，产生连艺术家自身都无法理解的效果，即超越性。

在写完《死于威尼斯》的时候，托马斯·曼就曾感慨道，这部小说已经完全超出他的预想，最终形成了由无数切面组成的璀璨钻石，光彩夺目；托尔斯泰倒是个想要弘扬道德的人，他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初设想就是抨击不忠贞的妇人，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艺术效果。

所以，创作者未必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失控是艺术的奇妙与自由所在。我们在文学中向往的崇高“人性”，也并非一个指导艺术家创作的“中心思想”、先有这个思想而后才塑造模具。传统的价值体系很容易把作品、思想、作家视为三位一体的存在，互相制衡，最好不要有任何崩坏，所以当周作人被定义为汉奸后，连带着他的思想和作品都被打入低劣的仓库，遭到抹杀；这未必将艺术家设想的过度神圣了，或者说，神圣的是艺术作品，而非艺术家本人，就像神话里所说的那样，一旦被缪斯抛弃，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作家杀人带给我们的讨论性也正在于此，一位在小说中挖掘人性的作家，一位人文思考者居然是灭门案的杀人犯，这可能意味着整个人文价值体系的崩溃——但这也是价值评判体系重构的契机。

杀人，不会让他的作品更深邃；不杀人，也不会让他的作品更崇高。除非将来有人要为他写一本传记，或者心理分析的册子，否则这件事都没有太多的延伸意义。

关于创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裂痕，以及古典式理念的破灭，赫贝特的那个“面包师”的譬喻显然站不住脚。在现代，用“建筑师”的形象譬喻能更好地体现作家、作品、人性之间的关系，雅克·朗西埃曾在文艺评论中将雨果的小说形容为“石化的言语”，并将文学作品形容为“教堂”——而艺术家就是使用词语、音符、颜料来搬运砖块的工作者，在运用材料建筑教堂的过程中，言语本身是被石化的，它仅仅意味着一种形式（我相信一部作品从头到尾直叙人性并不会真的产生什么人性上的感动），“道”以及“人性”都是沉默的、不可言说的存在。

《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

作者：[法] 雅克·朗西埃 

译者：朱康等

版本: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词语不是通过描写获得它们的力量的，而是通过命名，通过召唤，通过命令，通过谋划，通过引诱，它们才切入实存之物的自然性，才将人类安置在他们的道路上。”

只有在艺术形式完成之后，搬运砖块的建筑师退场，剩下的只有建筑本身——我相信人们不会因为某个建筑师杀了人就认为他设计的楼房也是邪恶堕落的；艺术也是同理——这时候，观众进场，在“教堂”这件作品中感受光的声音，也就在这时候，“人性”在作为一种更高的沉默感动进入读者内心，它与创作者本身的理念，以及创作者本身没有很大关系。在这个过程里，作品，人性，作家，才达成了既独立又一体的和解。

当然，以上都是针对“艺术”和“人性”二者的基本关系所言。一切还要取决于创作者的艺术成就，但就艺术水准，刘永彪的作品恐怕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高度。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遭性侵13年后她选择了死，文学竟也是暴力的帮凶？

高校青年教师晒工资单：从不加班，因为从不下班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