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流浪人生，从瑞典开始 | 童言专栏

原创：童言三明治 2018-10-31

编者按：

我一直有意回避写大学毕业后的经历，无论可告人的还是不可告人的。直到有一次和朋友聊起，她说：“你过的才叫青春啊！”想想也是，鲁莽，任性，自我，但同时对世界好奇，奋不顾身去闯荡，不就是青春的定义吗？

那就，先把可告人的写出来吧。

2006年8月16日傍晚五点三十分，我终于到达目的地，瑞典Arlanda机场。

从午夜香港出发，到巴黎等转机，我整整24小时未眠。可我一点也不困。24岁，第一次踏上国际航班，背包暗格里的护照，还带着新鲜印刷墨香。

海关官员向我招了招手。我走上前，小心翼翼呈上签证。官员核对了信息，又翻了翻后面基本空白的页数，

“啪！”

印戳一落，一年居留许可，正式生效！

一出到达大厅，我就和中介安排的接机女孩接上头。简单自我介绍后，女孩领着我走去机场门外的车站。乌普萨拉（Uppsala）离机场还有快一小时距离，乘专线巴士可以直达。我们等了一会，车就来了。

虽已是瑞典夏末，太阳到7点还没打算下班。那天刚下了一场雨，云像棉花糖一样，丝丝缕缕撕出一片蓝天。那片天蓝得真透彻，就像刚洗过的衬衫，随风晾在阳光下。因为没有任何楼宇掩盖，车外是一览无遗的绿地。公路从中蜿蜒，仿佛再开一会儿，就要到地平线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还在北京的培训生同事，还有贾莹，和带我走过店的理货大姐们。这个点，北京凌晨了，他们可能有些还在超市督促堆头。我很想给他们打电话，描述我眼前的北欧风景。可又觉得内疚，就像自己是一个逃兵。为什么不能忍下去呢？只需熬几年，就能像他们，像身边同学，升级加薪。也如母亲所愿，好好供个房子，嫁个人。但我却撒手一推，走了。是太懦弱，还是太勇敢？

到了乌普萨拉市中心，我们还要倒一趟车才到住处。我略略扫了扫这个叫“皇后街”的广场，圆周上都是欧式建筑物。商店橱窗都关闭了，只有几个行人与流浪汉，还有零星几只鸽子，在碎石路缝隙中觅食。

一个可以用“魁梧”来形容的中年女人，已经在车站等着了。这是房东，女孩说，叫Monika。Monika有瑞典人标志的金发碧眼，但五官看起来并非那种棱角尖尖细细，刀光剑影。她的笑有点笨拙，嘴巴一咧到底，还得意指着自己T恤图案说：“看，这是来自你们国家的，dragon！”

女孩走后，Monika给我介绍她的房子。不大，100平米上下，宜家风浓郁，屋内弥漫着水果味蜡烛香气。属于我的卧室，点着两盏小台灯。睡前拉下灯光时，我看到窗上，绣满了点点繁星。

第二天醒来，我提议去市中心逛逛，顺便找学校位置。Monika说她没事做，自告奋勇当我的导游。

创立于1477年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是北欧最古老的学府。其最出名的乌普萨拉大教堂（Uppsala domkyrka), 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教堂建筑。大学出了许多世界殿堂级人物，如提出“摄氏度”的天文学家摄尔维斯（Anders Celsius），还有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医生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

因为是大学城，Monika一路指给我看各个院系：经济学，法律，生物。最后，我们在一个叫“旧广场” （Gamla torget）的地方，找到一个入口，门牌上写着 Institutionen för freds- och konfliktforskning （和平与冲突研究）。或许正值假期，门还缩着。我摸了摸牌子上的白底红字，就像当年收到北外录取通知书一样期待。

探路回来后，Mronika特意花半小时，教会我如何用洗衣房。洗衣服这种私人日常，在瑞典属于公共行为。大部分住宅楼都按住户人数配置洗衣房，里面洗衣烘干熨烫，一应俱全。但洗衣服不能随心所欲，要提前登记。星期几几点到几点，每家每户写清楚。Monika还叮嘱我道，用完要记得打扫，以方便其他住户使用。

我的时差还没倒过来，晚上八点就犯困。我到客厅和Monika说晚安，却发现她已铺好床铺，准备在沙发上过夜。我突然想起早上，Monika的床铺也放在客厅。屋里不是还有另外一间空房吗，为什么Monika不住？

我到达的第二天下午，接我的女孩再次出现在Monika家。这次大包小包地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中国男孩。

男孩叫小赵，会说瑞典语。一打听，原是北外校友！经历也与我相似，工作一年后辞职来深造。他说那时在旅行社工作，带的都是瑞典来的农民。太没劲了，还是喜欢生物，所以干脆来瑞典，从大一读起。“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彻底！” 他说。

小赵就是Monika的另一位房客。知道小赵会说瑞典语，Monika像碰到老乡，整天和小赵唠家常。关于Monika的一些事情，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原来Monika患有某种疾病，算不上低能儿，但读书比别人慢，长大后也没有固定工作。幸好是在瑞典，从摇篮到坟墓，享受各种补贴。加上她父母留给她的这套房子，出租掉两个房间，一个月净赚一万瑞典克朗（相当于一万人民币）。

“怪不得她宁愿每晚当（客）厅长呢！”我说。

“对啊，这种国家就会养出吃福利的懒人。”小赵说。

我点点头，很是感慨。还在雀巢时，方主任为了让促销员开会准时，规定迟到者自罚50块。那些北漂女孩们，每月刨去衣食住行，口袋就没剩多少，还要时常担心被罚钱。而在地球的另一边，Monika在家躺着，收入自动滑进银行。真开眼界了！

我们用中文讨论，但为了避嫌，只在厨房吃饭时聊。小赵炒了个肉菜。他厨艺比我好多了，每次做饭香得能把Monika引进来瞧瞧。但那肉切得比柳条还细，还不能天天吃。瑞典物价多贵啊！五花肉一公斤60克朗，上等里脊肉还一公斤164克朗呢！而且这边可不像国内，火锅羊肉串，随叫随有。我们俩只好靠臆想八大菜系来安慰自己。一天早晨，小赵又欢喜又惆怅地和我说，他梦见Monika的冰柜里，放了一整个猪头肉。他急着过去拿，快到手了，却醒了。

“要是那不是梦，该多好啊。”

幸好，没多久就开学了。油水不足，还有墨水来补救。

我学的和平与研究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分支，主要分析战争发生原因及后果。学位分四个小学期完成，除了第一学期的概论和最后写论文，剩下为自由选课。我选了犹太人大屠杀历史和外交决策分析。

班上二十来个同学很多元，瑞典，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还有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亚洲面孔，则只有我和一个日本女孩。课不多，一星期就三四节。但阅读任务很重，一周阅读一本专业书，并完成一篇5000字的英文论文。要是需要准备小组presentation，同学间会碰个面，或者一起喝杯咖啡。但大部分时间，大家各自各精彩，和我习惯的“以班级为单位”概念相去甚远。

重返校园真好！每天生活就是为了学习，总有新知识在充盈。班上好几个同学都曾在其国家的政府部门实习过，而且饱读国际关系经典，分析问题专业得像政治评论员。我只有听的份，只有讨论到中国，才勉强插上话。真后悔本科时没下功夫，所以现在趁着还有机会，一放学就到专属我们系的图书馆查资料。那是以一名瑞典外交官命名的图书馆（Dag Hammarskjöld Library）。我最喜欢里面的阁楼层，可以光脚到处行走，或在沙发上看书，或低声交谈。我可以泡上一整天！

但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Monika家有点远。虽说来回大概40分钟，可瑞典坐车不方便，车票也不便宜。几经打听，刚好一个朋友要让出自己在学生公寓里的房间。那儿离市中心步行距离，租金也比Monika这儿便宜。我恨不得马上般，但拿到房间前，

还需要一个条件——转学生俱乐部。

摄影：林晋

学生俱乐部（student nations），乌普萨拉历史最悠久的特色传统，几乎与大学同龄。Nation前身就像我们的同乡会，给来自不同省份学生聚会联谊，所以nation都以瑞典各省名称命名。例如Gotlands nation，就是指瑞典的哥德兰岛。经过几百年变化，nation不再局限于老乡，所有在读学生都可以成为会员。他们还发展出自己的餐厅，酒吧，有些还管理一大批宿舍，只有会员才有资格申请。我本加入了以开趴出名的nation。为了房子，我转投阵营。

手续花了不到两星期就搞定，房间随时可入住。我却又掉进雀巢辞职的怪圈。人家小赵住在Monika那儿，不也挺好的嘛。我为什么非要折腾呢？就在我前后犹豫时，发生了一件小意外。

九月，乌普萨拉一年一度的文化之夜（kulturnatten），是各国学生展现各自国家文化的全城狂欢。中国学生会也组织了，几个会国画和功夫的留学生，当场献艺。我带了傣族舞服装，也自荐表演了舞蹈。表演结束后，学生会主席请吃饭，慰劳我们几个“演员”。

那晚大家都像过年一样开心，在中餐馆吃了泰式自助餐，又去超市买来啤酒一起喝。说是啤酒，酒精度都在3.5%以下，（为了减少酗酒，高酒精度饮品必须到特定商店和在特定时间购买）。我自诩受过燕京的良好教育，这白开水一样的瑞典啤酒，放开肚皮喝也没关系。大家越喝越高，人也越聚越多。有的甚至还回宿舍，把珍藏私货都拿来分享了。一直欢到快12点，眼看快赶不上末班车回家了，我才和一位同路的朋友，匆匆跑去车站。

车厢都是嗨完赶着回家的年轻人，酒气嗝此起彼伏。也有几个灰头灰脸，浑身尿骚味的流浪汉，醉醺醺倒在角落。末班车司机见怪不怪了，按了按喇叭就驾着臃肿的车子出发了。

路，平坦而笔直。我的胃，因为装了许多2.8%和一些14%，车身一点震动都引得体内翻滚波浪。我想找点新鲜空气，但车窗都闭得严严实实，准备对抗严冬。我只好拼了命地咽唾沫，努力平伏胃里的涌动。不管用，液体与食物越随车往前，越搅拌充分，我已隐隐觉出风起云涌。“再坚持一会！”我往死里咬住自己嘴唇。一站，两站.......感觉像过了无数个小时，汽车终于蜗牛般爬入第三站。

我纵身扑出车外。

奇怪，我的意识，像拿着放大镜一样清晰。我知道自己吐了，不止一次。知道朋友站在我身边，束手无措——我像死了的水母一样摊在地上，大脑完全对手脚失去控制。一会儿，我听到一辆车停下来了，走下一男一女，和我朋友用瑞典语交谈（谢天谢地，朋友会说瑞典语）。然后，陌生男人的气息靠近，把我整个抱起来，塞进后座。我很想喊起来：喂，我的胸罩开了，谁快帮我扣一下！可我的嘴巴酥酥麻麻的，什么也喊不出来。世界在旋转，我歪歪扭扭跌入梦乡。

我是在自己床上醒来的，衣服裤子原封不动，连胸罩都保持在开放状态。小赵笑哈哈地跑来我房间，Monika跟在后面，说：“ Drunk woman！” 而我半夜烂醉街头的故事，也传遍了中国留学生圈子。刚开始还觉得丢人，后来一想，嘿，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可是炫耀的资本！

不过搬家的心铁定了！以后要是喝多了，扶着走都能到家，谁还要受末班车的折腾！

搬家那天，我找来班上一位芬兰同学帮忙。他有车，每个月自驾往返芬兰与瑞典。也长得壮，几下就把我的家当从Monika家二楼搬下来，又扛上公寓楼四层。

我取出还没热乎的钥匙，打开了“新家”的门。行李还没拆，随意倒在各处。我盘腿坐在地上，没说话，也没开灯，独自与空间面对面。

这栋公寓是全乌普萨拉最旧最便宜的。那些条件好的，一层只住六人。这里一层起码三十个单间，还得共用洗浴间和厨房（当然还有洗衣房）。房间里的木门木桌，纹理因失去油漆保护，全裸露在外，摸上去像是老人的手。

可我真不介意，甚至，欢喜。来瑞典这些时候，直到这一刻，我才觉得真正过上留学生的生活。Monika那儿安逸，但毕竟是别人的家，多少有些不自在。而十年住校，我一直盼望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打电话通知母亲搬家了，醉酒的事，当然只字未提。我也在MSN博客上更新近况，然后看到贾莹过来留言：

“感觉你比以前快乐了。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我也步你后尘，辞职啦！”

搬进新宿舍的第35分钟，我认识了Jane。

Jane本名叫Jevgenija。因为知道不会俄语的人都绕不过来舌头，所以逢人只介绍简易版。她也只介绍自己为俄罗斯人，再追问下去，才说是来自拉脱维亚——我很记得这个波罗的海小国，高中历史学过，讲东欧剧变时。为了应付考试，我当时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去记。那时想，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和这个名称有任何瓜葛。现在，竟还真碰到一个拉脱维亚人！

我是在厨房里认识Jane的。她不仅热心帮我找到属于我的那格储物柜，还帮我从冰箱里清理出，上一个留学生留下的食物。我被她的热情感动了。初次见面，她能笑得像AK-47般哒哒哒哒，尽显身上战斗民族血统的豪迈。我就喜欢豪迈的人，所以，当她邀请我第二天晚上一起上Salsa课时，我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了。

Jane住在我隔壁的隔壁，我411，她413。穿戴好了，我就去找她。

敲门。

“门没锁，进来吧。”Jane从里面嚷道。

我进去，看见Jane还在忙。先用风筒吹干海一样的黑头发，然后用卷发器把发尾卷好。再对着镜子，画眉毛。她的眉毛真好看，精心修剪后如用小狼毫描过一般，眉峰处则突起恰到好处的媚。她的眼睛也很好看，桂圆般圆碌碌，配上沾过睫毛液的浓密睫毛，即成聚焦之处。

“好啦！”她说，最后给自己喷点香水，“走吧！”

我迟疑了。

Jane的装束和我一样，仔裤衬衫运动鞋背包。但她身上，却透着宜人的成熟。我偷偷瞄了瞄镜子，只见自己眉毛平淡而散乱，嘴唇干燥而无血色，更不用说脸上那些点点痘痘。我觉得自己就像吃了毒苹果的夏娃，突然羞愧起来。Jane还比我小两岁，怎么那么晓得打点自己？该扬的扬，该敛的敛，老练如一名青瓷器匠人！

“唇膏借我涂一下！” 我说。

Salsa回来，我和Jane已是相熟多年的老朋友了。或许因为我俩读同一个系，也或许我俩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反正就是一个火象星座碰上另一个火象星座，既能水兑油星，又能糖黏豆子。我们那层宿舍也住着其他人，但只能捕捉个背影。两个尼日利亚学生，早出晚归打工赚钱。几个瑞典学生，好久没踪影，出现时一定宿醉般懒洋洋。还有几个中国学生，“他们只有做饭时才到厨房。” Jane给我逐一介绍——她从高二就搬进来这儿住，现在大三。

Jane那时还认识一个叫Zuzanna的捷克女孩，她的朋友们是好客的一群。于是我们一头扎进捷克人堆里，蹭饭烧烤看电影，一样也不少。

有时候深夜回来，我们还要挨在一起八卦会儿。这时候，Jane总要走到窗边，点起烟。

“你抽烟吗？” Jane问。

“......抽。” 我说。

Jane把烟递过来，娴熟替我点上。

烟头很使劲地亮了。烟雾进入呼吸道，迷失方向。

吭吭吭....

“一看你就不会抽烟。” Jane说。

“很久没抽了。” 我说。其实，我只在大学里偷偷吸过几口，还是从男生那儿。记忆中，母亲每次看到女孩抽烟，一定丢下最高级别的蔑视，并迅速拉起警戒线：“女的抽烟，什么样子？！你可千万别学！”

“你轻轻吸就好，”Jane说，“不必太用力。”。说罢，她过来纠正我抽烟姿势：头要斜侧45度，眼睛朦胧看向远方。只用食指和中指夹烟，并且，抽烟时一定要坐着。这样，才像一个塞纳河畔的巴黎女人。

“这都是谁教你的？” 我不禁问道。

“我妈啊！”

“你和你妈聊这些？”我跳起来说。

“对啊！”Jane说得十分平常，好像天底下母女都应这样。她还说她妈妈给她买丁字裤，什么黑色蕾丝，枣红色蕾丝。

“不信你看！” Jane从衣柜中抽出来。我害羞地看了看，赶紧把头转开，正好瞥见镜子上面的化妆柜。那里满得都要溢出来，化妆用品，护肤品，反正大堆瓶瓶罐罐，眼花缭乱。想起自己的化妆柜，只有空荡荡的一支牙膏与一瓶润肤露。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爿野生花草，母亲从来没教我如何灌溉。

“这是啥？” 我问，从化妆柜里拿起一绿色瓶子。

“ 剃毛用的。” Jane说，“我们欧洲女生体毛多，你们亚洲女生用不着。”

“这个呢？” 我指着一小玻璃瓶。

“香体露。”

“涂腋下的？” 我问，“你也得了臭狐狸的病？”

“什么病？” Jane瞪圆了眼睛问。

那是刚上初一，母亲从我衣服上，再也嗅不出小女孩香甜的气息。由此，她断定女儿得了...狐臭。买来100块一瓶的外涂中药，忧心忡忡叮嘱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

“拜托，那是汗臭而已，人人都有。” Jane说，“喏，洗澡后涂上香体露，全身就香喷喷啦！”

第二天一放学，我马上跑到超市，买了人生第一瓶香体露。

一天，我照例没敲门就大步迈进Jane的房间。

“Privet！”我操着Jane教我的俄语，高声问候。

可房间里很黑，灯没开，隐隐还听到有人在哭泣。

我在床上找到Jane。她偎依在墙角，眼睛大而空洞，泪水像伤口一样止不住地往外流。

“怎么了？” 我关切地问。

Jane没有反应。我再问一次，又推了推她胳膊，她才吐出几个字：

“Tong，我难过。”

Jane不止难过，她抑郁症犯了。平常开心得总像架在世界之巅的人，突然会如没了筋骨，软软躺在床上，对什么都不敢兴趣。Jane说，她是来瑞典才得的抑郁症。这个病在冬天，就像传染病，身边好几个朋友也在吃抗抑郁药品。

我能理解。你看这天，下午三点就全黑了，光明要在第二天九点才重新降临。屋里几盏昏黄台灯，人不自觉就想得消极。而且寒冷与黑暗，如高压锅，把瑞典人的真实都压出来。本来已经有距离感的瑞典人，现在更不爱搭理了，纷纷撤退至内心角落。无家可归的，则流连在商场门口，靠着香烟与免费暖气过日子。世界都在羡慕瑞典的创新与高科技，但没有经过寒冬，又怎能知道这个国家黑暗的一面呢？

过了几天，我看光躺着也不是办法，便硬拉着她去采购。她一进超市就直奔糖果柜台，往嘴里猛塞几块后，说感觉好点了。我看瑞典人也很喜欢吃糖果，是全世界消耗第一的国家。在漫长的隆冬夜，或许几剂量sugar rush，能让他们短暂逃离。

瑞典人，挺可怜的，我想。

圣诞假期终于到了。Jane一早就订了机票，头也不回地回拉脱维亚看父母。我则要开始首趟欧洲之旅。

这可是个大工程！在国内买票，有代办，也有父亲。现在从机票到青年旅馆，全得靠自己。2006年，我还未曾从网上订购过任何东西。所以购买Europass欧洲火车通票时，我一手托住父亲给我的信用卡，另一手小心输入卡号。前后复查了十几遍，才颤抖按下提交。电脑屏幕上已显示 “Thank you！”，可我心里还是空空的。直到通票最后拿到手，才觉得踏实。

我先坐大巴，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过24小时到达布拉格。这是捷克女孩Zuzanna建议的。她说这样既省钱，又能从陆路角度看从北欧到东欧的变化。可一天一夜的车程，大部分都在黑夜中度过。我什么都没看到，只记得车厢后排，都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瑞典酒贵，他们等车一到丹麦，就迫不及待地在休息空挡囤积啤酒，再一路喝个畅快。

离开布拉格，我又坐上火车，来到一个叫Rokycany的捷克小镇。这是Zuzanna的家乡，她邀请我一起过圣诞。Zuzanna和父母，妹妹，奶奶，住在一幢红砖二层房子里。她父母花了三年时间，自己一手建造。吃圣诞晚餐时，Zuzanna的奶奶专门拿出水晶玻璃杯给我看。她让Zuzanna翻译：捷克盛产水晶。然后，老奶奶两只杯子相互轻轻一敲，只听到“叮”的一声，清脆纯净得如深山里的雪水。

元旦，我来到巴黎。去了巴黎圣母院，参观了蓬皮杜艺术中心，还有幸在协和广场，见证了法国人的浪漫。那是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几十辆小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而几对男男女女耐不住寂寞，跳下车即兴跳起华尔兹。眼看前面车子要开动了，这才神情拥吻离去。

因为选修了“犹太人屠杀历史” （Holocaust），我去了课上讲到的柏林郊区集中营，也去了勃兰登堡门南边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那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全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二犹太人被杀害了。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也为了让世代记住教训，他们制定了反对否定犹太人屠杀论条例（law aganst Holocaust Denail），即任何否定这段历史的人，都会被受到法律制裁。教我这门课的教授，则编辑了“犹太人屠杀历史”的入门读物。这书在瑞典，几乎人手一本。我不由想起在亚洲，二战中的多少伤害，至今还未结痂。

旅行结束，我回到乌普萨拉。还是这个房间，出发那天匆忙换下的睡衣，依旧尴尬团在椅子上。我没有去收拾，倒是从背包里拿出一路斩获的明信片，窝在床上慢慢回味。然后，我一张一张贴在床头，就像在地图上开出的一扇一扇门。我已经开始计划，下次要去南欧看看。

世界那么大呢！还有好多入口，等着我去发现。

乌普萨拉天天下雪时，已到春节了。尽管温度已坠入零下20度，但被白雪覆盖的大教堂，像披上了婚纱一样美得惊艳。

大年初二那天，我在“外交政策分析课”上做presentation。陈述前，我祝全班同学春节快乐。教授被逗乐了，说教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学生这样来开场。一些同学也来祝我新年快乐，还问我应该吃什么应节食物。他们能描绘的中国，大概只有豆腐块般大小，就像瑞典报纸上出现关于中国的新闻，多是无足轻重的奇闻异事，永远只占据边角。

Jane送了我一个布娃娃，因为她父亲叮嘱，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送礼物。我们还去了市中心中餐馆搓一顿，以示庆祝。那天雪花漫天飞舞，落在Jane墨黑的眉毛，头发，和大衣上，天然一副美丽的黑白照片。我马上掏出相机拍下来。

我拍摄的Jane

“你真应该去当摄影师！” Jane说，喜滋滋地看着照片中的自己，“看你平时拍的那些，太特别了！”

我摆摆手当她开玩笑。

“真的，Tong！” Jane停下来面对我说，“你很有天分，再去学点技巧，保证你会成为最出色的摄影师！”

“你哪儿看出来的？” 我问。

“You can’t see what I can see！”

好像雪还没看够，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刚来时，Jane因为表白失败，又经历了一段短暂抑郁。不过这次幸好有梁静茹。她说她听不懂歌词，但那首《崇拜》，尤其适合她的心情。

瑞典的春天真美，遍地小碎花，阳光毫不吝啬地泼洒下来。哆哆嗦嗦了半年的瑞典人，终于迎来温暖的机会。男女老少豪不害羞地脱去衣裳，在城市每一个有草地的地方，尽情敞开身上白花花的肥肉。

一个周六早晨，我和Jane在宿舍阳台享受阳光。一会儿，手机响了。一看短信提示：今天下午，学生会组织去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机。

2007年，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诞辰300年。乌普萨拉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庆祝活动，中国也派了官方代表团来参加。我想这可是百年一遇的好事，而且还管饭！天掉下来怎么好的馅饼，岂能独享？

“要不你也和我一起去？” 我提议。

Jane摇摇头，“你们都是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就我一个外国人，岂不很突兀？”

“你也是黑眼睛黑头发呀！”我开始发挥想象力：“就说你从小被中国家庭收养，可他们住在俄罗斯，所以你不会说中文！”我又专门打电话给学生会主席咨询，他说没问题。于是，我就带着Jane，一起上了组织去机场的大巴。

进去停机坪需要安检。轮到Jane时，保安看了她一眼，问：“你们一起的吗？”

我赶紧说是，正准备补充编好的理由，保安挥挥手，让Jane过了。

停机坪里只停着一架国航飞机，是代表团的专机。尾部印有一面很大的国旗，在蓝天下红艳得几乎要飘起来。我们站在离专机不远的地方，人手举着小五星红旗。那天的风特别劲，旗子吹得噼里啪啦作响。

代表团还没到，穿西服的使馆人员走过来和我们交代：“待会不要激动，不要争相握手。”可代表团一出来，我们都像失控的火，手臂乱七八糟哄上去。代表团十分有耐心，保证和每个人都握了手。带了照相机的，从左到右，由上至下，所有角度都拍了个遍。等代表团在国歌声中登上飞机，我才想起，咦，Jane去哪儿呢？

她一直原地不动，挥着小旗子，静观我们释放热情。回家路上，她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真好，你们国家。我们俄罗斯裔人，从不觉得拉脱维亚是我们的家。” Jane脸上带着淡淡忧伤，不过很快，她又活泼起来了：“哎，刚才的葱爆羊肉，可真好吃！”

进入写论文期，班上同学开始在图书馆与导师间奔波。

我选了波黑战争中的女性作为主题，从提纲开始，就需和导师进行沟通。我的导师是一位金发年轻姑娘，但鼻子上一副黑框眼镜，让她看起来有点老气。她和许多瑞典人一样，评语从来不温不火，不偏不倚，我无从知道自己写得到底好不好。想起以前的教授，可针针见血地痛快！

但唯独一次，导师明显站队了。她说瑞典议会中，女性虽占了席位中的45%。但其他职业，女性依然很难打破glass ceiling。她的语气并不冲，但我感到，她似乎在诉说自己的处境。

在翻看了几十本参考书后，我的论文终于可以送去打印了。和国内的本科不一样，这里答辩需要提前把稿子发给全班同学。答辩时，同学会提出问题。最后教授根据论文内容和答题表现来综合评估。

全班答辩结束后，教授问：“还有谁没交？。” 一位瑞典女同学举起手说：“我今年不交了，明年再看吧。” 她说得很轻松，就像上课没带橡皮擦一样无关痛痒。教授仿佛也很习惯了，挥挥手说ok。我倒很是吃惊，上了学还有不用交作业的道理？但瑞典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总有多项选择。他们从来不需体会，头破血流竞争的感受。

最后评分下来，我得了C。算过得去，反正没想再深入做学问。学校没有举行什么毕业典礼，也没有穿学士服的传统，就班上同学一起约去Nation，享用一顿有头盘主菜甜品的晚宴。Jane像嫁闺女一样，把我从头到尾打扮了一遍，还替我决定了裙子和黑色高跟鞋。

“要是喝醉了穿这个怎么回家？” 说罢，我要去拿平底鞋。Jane一下抓住我的手说：“醉了就脱了鞋走回来！那么重要的日子，从头到脚都要完美！”

我拍了照片寄给母亲。她在邮件里回复：“出了国果然像模像样！真正大姑娘啦！”她还少有地多打了几个赞美的感叹号。末了，她问：

“接下来如何打算？”

我还不想回家，却也不想待在瑞典。这里风光确实优美，大自然时刻敞开。但瑞典人却紧闭得如椰子壳，难以凿进。一年时间，我认识了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但际遇和Jane差不多，身边没有一个瑞典朋友——Jane还能说流利瑞典语。他们讲究中庸，追求政治正确，每天10点，必定茶歇，干面包早餐可以吃上十年不变样。或许就像很多人说的，瑞典适合养老。

但我还年轻。

就在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Jane和我一起加入了一个非营利组织，AIESEC （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会）。

这个组织在二战刚结束时就成立了。创始的几个欧洲年轻人认为，战争爆发是因为人们对各国文化缺乏包容心。所以AIESEC的目的，是给年轻人提供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并且，为了培养领导和管理能力，组织完全由18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人独立运营。

自从首次旅行尝到甜头后，我很想继续到其他国家看看。正好，AIESEC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设分部，分部联合当地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在AIESEC平台网站上发布实习信息。会员只要发送自己简历，一旦通过对方电话面试，即可到当地实习。

我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找到德国的DHL。简历筛选通过，却在电话面试时被刷下来。之后几个星期，我既找不到空缺职位，发了简历又没有回音，反正毫无进展。那时签证已快到期了，我有点心灰意冷。刚好Zuzanna约我去意大利爬山，我想要不当做最后旅行，然后打道回府乖乖找工作。就在开始看机票那天，我接连通过两个电话面试，一个在埃及，另一个在

拉脱维亚！

我冲出房间，在过道里就喊起来：

Jane，我要去你的国家啦！！！

临走时，父母从广州来瑞典看我。母亲也很喜欢Jane，但她叫不上英文，自作主张地给取了个中文名字：雅兰。Jane很高兴，要我写下汉字，马上视频秀给她父母。

Jane和我父母一起送我到机场。我想起刚落地瑞典那一刻，还不知道这一步是对是错。但经过这一年，我的脚步坚定了。没有工作，没有plan B，怕什么！前方有一个古老又神秘的国家，等着我呢！

“喂，喂，Jane？”

“Tong？是你吗？”

“我到开罗啦！刚才被海关扣留啦......”

“什么？我听不清！”

“我说我刚才被扣留啦....”

“Jane......J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