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免税店打工,发现店里导购一半以上是中国留学生丨三明治
文 | 路易吉
编辑 | 鸽子
路易吉是五月每日书(传送门)的学员,在她的每日书里星罗棋布着几个小系列,如《在德国的打工生活》《在意大利坐廉航》等,又时不时夹杂了她在书写当下的日常和感受。透过她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孩在吃饭、睡觉、给猫洗澡的间不容发里,专门辟开一个空间,用来畅想自己当年留学在外的艰辛甚至是艰险。那些甚至算不上是“好”的经历,在平淡日子里却分外迷人。
我选择了其中几个章节,想从“行”、“吃”和“打工”三个侧面来展示。我也想感谢她的每日书,让我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延续冒险的一种可能。
大二那年暑假,我去德国做了一个月的交换生,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杜塞尔多夫是个很好逛的城市。不论你喜欢文艺范儿的教堂博物馆,浪漫撩人的莱茵河夜色,大快朵颐的午后草地烧烤,热闹的跳蚤市场或是高冷的奢侈品商店,它都能满足你。你可以在没什么人的公交车上发呆顺便环游整个城市,也可以独自穿过凌晨两点的寂静街道,去热闹的酒吧点一瓶啤酒。
德国的公交车票很贵,一张成人票接近两欧元,折合人民币也要十几块钱。所以当地人基本都会购买月票或年票,还有专门的学生票。但查票员的出现也是随机事件,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上车。如果逃票,不仅要罚款40欧,还会影响信用记录。
月中的时候,两个在其他城市念书的朋友来杜塞看我。市里的公交车很少查票,两个朋友偶尔就会默契地省下票钱。那个晚上也是这样。
“不买票罢。”朋友互看了一眼,低声交换了意见。
我有些忐忑,虽然我有学生月票,并不会被波及到,却仍然觉得心虚。想张嘴劝阻,又想起自己也曾在邻市逃票,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车上空座很多,我却怎么都坐不安稳,总在心中默数着站数,眼睛也紧紧盯着车门,巴不得公交车长出翅膀直接飞到家门口。终于到了倒数第二站,还来不及松口气,穿着制服系着腰包的查票员女士从天而降:“劳驾,检票。”
我大脑一空,不知道是怎么把月票递给她检查完,然后几乎是夺路而逃地跑到了后门。查票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查完我邻座的一位疑似艺术家的长发男子,继续走向了我的两位朋友。
“车票请出示一下。”
“我不知道……”不知道要买票?这理由太烂了吧。我两步冲回去打断了朋友的话:“ 她们有票的,今天上午买了一张可以坐四次的车票。”朋友的确买过一张可供多人使用四个单程的便宜票,限制是每次最多坐三站。这票其实是昨天买的,本来早该用完了,但上次并没碰到检票员,也就没打票。
“哦,票呢?”检票员女士面色严肃地唔了一声,看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
“她们是跟我一起的。”邻座的艺术家可能看出我们面色犯难,主动站起来解围道:“我的票可以带一个人。”他晃晃自己的月票。
检票员摇摇头,替我们拒绝了来自陌生人的好意。
朋友将身上的口袋和背包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那张揉成一团的便宜票,小心翼翼地展开递过去。检票员接过空白的车票,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去打票吧。”
我才发现背后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在国外念书的那两年,可能是我迄今为止做饭频率最高的时候了。我出国之前几乎没自己做过饭,是个连西红柿炒鸡蛋都能炒成一锅黄心番茄酱的“厨房杀手”。但吃多了学校食堂的土豆泥土豆块土豆酱蒸土豆烤土豆炸薯条,我的中国胃就开始想念起美味的红烧排骨回锅肉,还有家里楼下早市的煎饼果子和肉夹馍了。
那时,我和朋友们的约会总是围绕着同一件事,那就是聚餐。我们甚至直接把见面地点约在超市,买好肉菜米面,再去亚超补充一番特产和调料(比如老干妈、豆瓣酱和上海青),就可以推着满满的购物车来到其中一个人宿舍的厨房,伴着厨具叮当响的声音开始切菜炖肉,用一整个下午拼凑出一桌大餐,温暖而热气腾腾。
那时的我疯狂迷恋烘焙。在假日的午后,一个人在家打发蛋白和调面糊,烤出一只不太好看但柔软耐撕的戚风,拿油纸包起来带去小Q家,用手撕着吃掉。她家门口是一片森林,踩在柔软的土壤和咯吱咯吱的落叶上,好像随时会变成一颗人参果陷下去。几人高的大树用茂密的枝叶遮挡住了大部分天空,偶尔露出明亮的蓝。
室友艾拉平日里是个酷女孩,做起饭来却一板一眼得很。切胡萝卜丝要将萝卜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四分为八,非得保证每根萝卜丝长得一模一样不可。
第一次去亚超时,艾拉就怂恿我们买了一大袋几斤装的兰州拉面,吃了小一年才见底。作为一个兰州人,每次煮面时她都要跟我们科普其实兰州拉面不叫拉面,而是叫兰州牛肉面,还有二细三细和一百五十八细的各种区别。
艾拉姑娘志不在厨艺——我印象中她做过最复杂的菜是可乐鸡翅。她深谙做饭的真谛是喂饱肚子而非折腾自己,于是各种快手炒面和老干妈蛋炒饭应运而生。但她从不吝于在我们折腾的时候施以援手。小Q有次聚餐的时候做大盘鸡,从超市买来半成品的面卷,艾拉像衣架一样张开双手,让我们把切成一条条的宽面全都挂在她胳膊上。
我和艾拉阿青合租公寓时常常一起做饭,有时是烧菜炖肉再焖上一锅白米饭,有时是超市的烤鸡翅和烤鱼排,或者每人一盘中式炒面或芝士肉酱面。端上餐桌打开电脑边吃边一起看美剧或者韩综,笑得前仰后合。碰上剧荒的时候就点开一集《非诚勿扰》,对着里面的男女嘉宾评头论足,绝对下饭神器。
在“学校—图书馆—家”三点一线的日子里,重口味的料理是最好的心灵慰藉。我们曾经用火锅底料自制麻辣香锅,丸子肉片豆腐青菜腐竹西蓝花,只要能想到的全都扔进锅里,导致差点翻不过勺。吃了整整两天才吃完,又迫不及待地想再来一次。
德国的商店通常晚上七点关门,一年只有一天除外,那就是十一月底的“Buy Night”。所有商店都会营业至凌晨,老城区的街道上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几乎能够赶上圣诞市场的人潮了。其实大家也并非有什么东西要买,只是这样热闹实在太少,才不容错过。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煮了火锅吃。一口小锅,一包底料,围着咕嘟咕嘟冒着香气的炉灶美美饱餐了一顿。还意犹未尽,决定把剩下的锅底小火烧滚,晾凉后放冰箱明天再吃,就出门狂欢去了。
到家时已经是接近凌晨了。电梯里有股浅浅的焦味,我们掏出钥匙开门,调笑着说不知是谁家煮夜宵没控制好火候。刚推开门,烧焦的气味和呛人的浓烟就扑面而来,我们三个面面相觑,这才记起出门前谁也没想起关火。
赶紧顶着浓重的烟雾冲进厨房关上炉子,又忙着开门开窗通风,还止不住地咳嗽打喷嚏和流眼泪。等到屋里的浓烟终于散了些,才看着熏红的眼圈和一身狼狈相视苦笑起来。阿青撕下一张便签纸贴在门上,郑重其事地写:“出门三注意:关火、关灯、关煤气”。末尾打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
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的衣服、房间和床铺都充满了挥之不去的焦呛味,锅底烧焦的汤锅直接进了垃圾箱。用了一天把电磁炉上的焦黑痕迹擦干净后,我们终于可以假装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除了在看到门上的便签纸时。
过了刚出国的适应期,学习和生活逐渐进入正轨,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开始摩拳擦掌地找法子挣钱了——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总跟家里要钱多不好意思。正好有朋友说她打工的机场免税店正在招人,我便得到了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
免税店的老板Jennifer是个三十多岁的德国美女,长得很像《屌丝女士》的女主角。更巧的是,她说自己的确认识扮演“屌丝女士”的Martina Hill,还兴致勃勃地问我们,若是把她请来店里做客和签名,会不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光顾?
Jennifer是个很有商业眼光的女子,她将店里的潜在顾客群明确定位为:中国游客,并为此做了许多功课。比如,店里的导购一半以上是中国留学生;商品是深受中国顾客欢迎的“德国特色”——爱他美奶粉、双立人刀具、WMF套锅、珐琅铁锅、瑞士军刀和各种颜色的Lamy钢笔;就连商品上新都会实时同步到微博、公众号和朋友圈里。
导购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商品和收银。平时在超市看收银员都是噼里啪啦打几下键盘就好,自己操作起来却复杂到让我怀疑人生:登录选择操作界面、扫商品条码、输入件数、付款方式和优惠类型、跳转刷卡页面、打开钱箱、勾选员工折扣……我记了满满一张纸的中文笔记塞在收银机下,像考试前在抽屉底下藏小抄似的,可还是免不了手忙脚乱。
我第一天上班的同事是个罗马尼亚姑娘。那天客人不多,隔三差五才进来一个。若进门的是外国客人,她就迎上去。若是亚洲脸,就扬扬下巴示意我。我自诩对中日韩的脸孔有些判断力,便向着一个戴棒球帽的亚洲男子迎上去:“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结果他连连摆手:“sorry,I can't speak Chinese, I'm from Korea.”后来朋友知道了骂我:“这都能认错,不知道戴棒球帽的都是韩国人啦!”
店里除了两个全职导购,其他都是兼职的留学生。德国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欧多,按每天上五小时班算,一天能挣50欧。对比每月几百欧的生活费,已经非常可观。全职导购一个月大约1600欧,除去房租和生活费还能有些积蓄。
午餐的时候,我通常就买个炸鱼汉堡或三明治,坐在大厅角落里边刷手机边吃,享受没人打扰的清净时光。可有次还没吃完,就有个土耳其男子坐过来搭讪,问我是不是在这家店上班。还将他操作的一人多高的自动清扫车指给我看。我有些莫名其妙,但觉得拒绝别人聊天总归不礼貌,就收起手机跟他说了几句。谁知他的手便不老实起来,边说着话边摸摸我的手碰碰我的腿。我只觉得一股恶心感从他碰到的地方传来,心里害怕又不敢大声呵斥,只得慌乱地跳起来说要回去上班,还被他要去了联系方式才走掉。
回到店里钻进柜台,赶紧把他的号码拉入黑名单。看着他打来的一连串电话被自动拒接,未接来电的红色数字不断变大,我才觉得心中的郁气稍消。用颤抖的手指给朋友发微信,朋友恨铁不成钢地骂我:“这种动手动脚的都可以直接报警了,就算不真报,说出来吓唬吓唬他也行啊!”
转天去机场上班,又遇见那男子站在清扫车上从店门口经过,目光直直盯着柜台里的我。我下意识地低头避开,心里却有些不忿,做坏事的又不是我为什么要躲?于是摆出自认为超凶的眼神瞪回去,一直瞪到他心虚地撇开头去,才觉得自己好像扳回一城。
虽然有些糟心事,但有意思的客人也不少。比如一个在机场上班的老大爷,就常来跟我们聊上几句,再溜达到货架旁看看他心仪已久的一辆平衡车。那辆平衡车的牌子不便宜,大约要近千欧,用机场员工证打折再加上优惠,也要七八百欧。老大爷看上去衣着很朴素,甚至有些不修边幅,想来这笔钱对他不是个小数目。
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大爷,是他很开心地跑来店里说钱攒够了,然后趴在柜台上跟另一个导购边数钱边嘀嘀咕咕了半天。我还奇怪怎么结账要这么久,凑过去听了两句才发现,原来那辆车的优惠活动不久前取消了,价格比之前贵了几十欧。老大爷的钱不够,只好过段时间再来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店里上班,后来也没再见过那位老大爷,只记得他那天离开时有些落寞的背影。希望他每天踩着平衡车上下班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吧。
我的打工生活没坚持多久就告于段落。相比之下,我的朋友们做过的兼职就要精彩多了。
我念书的地方是个小城,严格来讲是座大学城,全城一半以上人口是大学生。僧多肉少,想要在城里找到份合心意的兼职很不容易。不过,还是有人独辟蹊径,找到了些“不寻常”的工作。
刚去德国时认识的学姐就在一户当地人家做Putzfrau(清洁女工)。据她说雇主要求比较严格,角角落落的地方都要打扫干净。好处是坐公交车就能到,不用乘火车转地铁地折腾到邻市。
朋友小Q是个天蝎座的女子,做事干脆毫不拖泥带水。虽然具备了天蝎座特有的毒舌,但她对朋友完全是刀子嘴豆腐心,而且还有一手无师自通的好厨艺。
她找到的兼职就更加别具一格,是给一位腿脚不便的残疾老太太做保姆。工作内容包括把老太太从床抱到轮椅上。虽然老太因为长期坐轮椅有些肌肉萎缩,要比正常人轻一些,可小Q身高近170,体重才不到90斤。面试那天,老太太看着她的细胳膊细腿一脸忧心,还忍不住抓过她手腕摇晃了两下,心里估计在想:“这不会折了吧?”
事实证明,小Q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弱不禁风。别说从床上到轮椅,就算是360度抱人转体,若有需要也能做个几组。竟完全胜任了这样一份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工作。
德国人民的福利保障的确很好,政府每月会给老太太发放一定数额的救助金,连保姆和看护也会请好,保证她的日常生活无忧。但精神生活就并非金钱能够保障的了,大多数看护都只是沉默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小Q却会在有空时陪老太唠嗑,隔三差五还会用她烧菜的好手艺做个炝锅面,直把老太太吃得心花怒放。
艾拉是个可爱的单眼皮姑娘,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好看的线。清汤挂面的黑长直发型自我认识她起从未改变。
她打工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大广场上的免税店。抬头就能看见旧市政厅大楼和女神雕像,也是几乎所有旅行团的必经之地。艾拉就在女神雕像的喷泉池下一圈圈地打转,将印满中文的传单发给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的中国游客。虽然顶着大太阳还要费好多口水,但不用待在店长的眼皮子底下,艾拉将之称为“躲闲”。不过最多一个小时,就得回到店里去跟同事换班了。
艾拉的口才超好,广场上转一圈,就能“忽悠”到不少顾客进店。我总觉得这也跟人格魅力有关,因为跟她聊天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据说,甚至还有客人想介绍她做自己儿子的女朋友呢。
免税店跟旅行社也有合作,所以会有导游直接带着一团人进店选购。当然,导游最后是要拿提成的,而且比例还蛮高。艾拉就忙着给满店的顾客介绍商品,要是想买大件,她就噼里啪啦按计算器给人算能退多少税省多少钱;要是看上了瑞士军刀指甲剪之类的小东西,就直接报店里的优惠买三赠一买五赠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几千欧的货,多半是靠了她的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让我们都连声道她不拿提成真是太可惜。
艾拉的兼职做得如火如荼,不过也是真的很累。她一天要上六七个小时的班,中午自己带饭,上下班要从小城先坐公交再转火车到法兰克福最后步行到店里。那时我们是室友,只要到了她上班的日子,就是早出晚归的一天不见人影,晚上回来直喊着累死了,还得一头钻进厨房准备第二天的便当。
有天晚上我回到家,听到她在隔壁房间里唱歌,灯都没开,屋里黑漆漆的。唱的是五月天的《如烟》。
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让险峻岁月不能在脸上撒野/让生离和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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