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律宾音乐人的闪电跨国婚礼 | 三明治
9年前的3月中旬，相识不到4个月的我和V预定了在2010年的6月19日在香港大会堂结婚。
这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年毕业了继续留在香港工作的我，还没有要离开香港的意思。这位菲律宾男朋友既然是因为想和我在一起而需要一张签证，我们何必要两周跑一次澳门这么折腾呢。结了婚不就有了居留的自由了么？
对。
那时的我已经听了John Lennon的《Imagine》好多年，从来都不认为国界是人类或地域的第一分类方式。结婚不就是一张可以递交给出入境的纸么，我在网上预订日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一起选了日子，好像比网购还简单。竟然是免费的！按了确认，继续干活。
预定了日期，V就回菲律宾宿务了，我们也预定了6月18日他再次返回香港，次日和我成婚。当然当时这些事都没有告诉我们的父母。
当我们在香港大会堂填写信息的时候，双方父母的信息栏里出现的都是星星。当然一年多后（和很多年后），父母们都为此挺恼火的——这一点他们还挺统一的。
但老天爷永远都是最狠的。本以为会是很轻松的一件可以自己做主的事，上天硬是安排住在上海的我母亲和整年都在集装箱货运船上工作的他父亲都在那一天双双出现在香港。
V爸爸的船在6月18日凌晨抵达了香港。Maersk的船员可以申请家属上船探访，所以他邀请了我们过去。就这样我们还邀请了一位波兰建筑师朋友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四人一起去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我们问他何时会离港，他看了看时间表，说是次日中午。我们便没有提出邀请他来参加婚礼。后来才知道上货卸货拖延到19日晚下午才离开。
在V爸爸的船舱里，他送给了我们一对在希腊停泊时买的蓝色毛线冬帽，我们私下决定用这对帽子用在信物交换环节。后来也确实在宣读了誓言之后为对方戴上了这顶帽子。让证婚人惊了一把，问我们这是哪里的习俗。
而我妈原本要在6月初赴德国，顺便来香港转个机，怎料被冰岛火山爆发给不断地停留在香港。
19日结婚那天，我和妈妈说是要去学校做助教的工作，我妈竟提出要与我一起去！她还要帮我梳个头！放在平日里，我肯定会拒绝梳头这一遭，但是虽然不能邀请母亲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还是有点感谢老天安排我妈妈在这天为我梳头。我拿起手边的录像机把镜子里的我们录下来，我妈还特别耐心为我打了个麻花辫。她没有发现我湿润的双眼。
我妈送我到学校以后，那时已经过了8:30，结婚典礼预定在10:00。我去办公室里静坐了5分钟，然后继续踏上这条闪婚的不归路：打车去接V再一起去大会堂。
遗憾，还是因为我妈的性格，要是让她知道我和V成婚，她肯定会把大会堂炸了。
3月的时候，我妈来香港看过我，我也是很诚恳地让我妈和V见了面。可笑的是，这样重要的聚会我竟安排了在一家即兴酒吧Sense99。这是我在香港唯一去的酒吧，二楼有架子鼓等一堆乐器，来者自嗨，我和朋友们经常去那里玩音乐。我妈的下巴大约有10分钟一直没收上来。那次见面收获了四个字：坚决反对。
有人说我一生孤独，没说错，就拿和V结婚这事来说，我就挺“目中无人”的。
因为619的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签证手续，我感觉大部分朋友也一定会反对我如此闪婚，于是乎连告知的步骤都省略了。到了最后几天，我开始考虑证婚人的事。
完成婚礼，需要两个证婚人签字，通常这任务是交给双方家长的，而我需要考虑的是两个愿意来签字的人。
证婚人一号当然是带我去宿务做项目的丹麦姑娘Christina，没有她的项目就压根不会认识V了。她也早在三月、我网约之后就为我捏把汗，但承诺我会来的。
另一位则是在婚礼几日前，我一拍脑门想起来的。当时的港岛地铁线东头还只是以上环为终点，我在港大办事从薄扶林乘小巴下山，要走一小段去地铁站。
我走在熙熙攘攘的皇后大道西，念着香港的朋友们，可惜没有一个能邀请。就怕他们会相互告知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我父母那里。
我得再找个外国人，哎，那法国艺术家朋友Sebestian不就住这里附近么，一直邀请我去玩却还真没去过，打个电话问在不在家——巧了还正好在家，对着小街名字和门牌号，我就上去了。
聊了没几分钟，我就说了来意，Sebestian和太太Julie在那老房子的小露台上和我举杯，笑我疯狂，不过欣然答应来证婚。
从小受外公的军事化教育，我在认识V之前就没留过超过齐肩的头发。自然也不喜欢不习惯穿裙子之类的。
但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两年期间，因为结识了瑞典环保朋友Amanda，协助她创办二手裙再设计再利用的项目而开始在自己家里屯了许多二手裙。
619那天穿的行头便是这一堆二手裙中一条红白相间的80-90年代休闲款式的长裙子，从城大出来，在V暂住的地方换上，到大会堂填写表格时已经汗流浃背。写完了表格，Sebestian还没到，更是汗涔涔。再打了两个电话，终于接听了！
他们可能9:30睁开眼看到我的未接来电，才刚想起来答应了我这个大事，还好大会堂离上环并不太远，Sebestian电话里说已经在出租车里了。结果他忘记拿护照。幸而他商学院毕业的太太Julie想到要带护照，便成了我们结婚证上的第二个证婚人。
就这样五个人，四个国籍，在年轻的大会堂婚礼主持姐姐的见证下完成了一场跨国的人生宣誓。
结婚一年后，2011年8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知道我母亲不喜欢我先生，所以先问过母亲要不要这个孩子，我妈倒是完全没有嫌弃，回复“那肯定要啊！”
那时，我已经回到上海，在松江生活。原本在香港的工作需要留港的统统回绝，可以网络完成的就随缘。
当时，我父亲也提出正式申办一个艺术学校，因为这也是我自15岁以来就为自己定下的方向。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父亲能留我在松江的方法吧。母亲在那时就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可能认为父亲办校之后就会有自己的小金库，如此自己的控制力就会大大削弱，在我们提出申办学校的时候，每天大吵大闹，甚至提出离婚。我倍感荒谬，觉得自己有着身孕，不能呆在这样消极的地方，应该是在2011年11月吧，我就和先生搬去了当时父母闲置的一套房子里。我们的艺术学校也就由此租用了那个小区边上的一栋办公楼里。
那套房子两室两厅，我和先生两人住十分宽敞。因为离我父母家仅15分钟车程，我父母几乎每天早中晚三次来看望我和未出生的双儿。我先生是个从17岁起就自己租房子独居的菲律宾宿务音乐人，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呵护。
等到双儿出生前后，也是学校的装修初期试营业期间，家里更是宾客不绝。记得最有趣的是，我父母有时连续几天来我家吃饭，饭间会数落孩子他爸烧饭潜在的各种健康问题，比如炸黄鱼不能吃，蔬菜炒得有点生，汤好像太咸之类的。但是我爸妈却又觉得美味，炸小黄鱼之类的我妈还是吃得最多的。饭后他们二老又特别勤快帮我们洗碗，整理厨房，然后必然邀请我们去厨房看他们是如何安放碗碟瓢盆的。但每天放置的方式却总是不同的，让人哭笑不得。
先生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在家写歌、录音，实在难以接受创作总是被中断，于是在双儿出生一个月后的的某夜里叫了辆小货车，搬去了在月子里偷偷去市区看的嘉善路地铁站附近老小区的底楼小套间里。只有一个房间，做卧室，先生在厨房里继续写歌录音。第二张专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同时也开始了第三张专辑的创作。也是在那里，双儿和他爸见到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场雪。
在交了第三次房租后，感觉小房子太冷不宜居，开春后又会有五毒，我们就开始找新的住所。还是不想离松江很近，又最好在九号线沿线，终于搬到了桂平路某小区底楼的两室一厅。有个天井，也有了可以专用来做音乐的房间，我们都很欢喜。双儿在那里过了他的第一个生日。
自从搬离松江后，我每周五带着双儿宝宝回松江，每周日或周一又带着双儿回市区自己家。
然而这样的规律没有多久，很快又被打破了。
我妈按耐不住对我们经济来源的担忧，执意要我们去我先生的老家菲律宾，去卖中重型卡车。
现在想来，能够被我妈逼到菲律宾卖卡车，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对她说的要去靠卖车赚大钱这件事产生了信任，对自己能够卖车这件事也产生了信任。我当时还天真地想挣了她要挣的钱，就不会再来管束我，我便可以安心做学校了。我好想给自己额头上纹上大大的“太天真”！
我和母亲的价值观其实早已有巨大的区别，但是究竟为何我还在按照她这般不靠谱的规划来继续自己的人生呢？她能够在学校办公室当着员工的面用拖线板抽我，我却还听信她的建议真的去菲律宾卖自己最为厌恶的重型工业产品。
2013年9月，我和我先生一起去菲律宾代表我母亲朋友的品牌去参加菲律宾的重工展会，留双儿在我父母身边近三周。那次双儿的手足口先被误诊为湿疹，后来发展到双臂双腿皮肤溃烂，瘦了好几圈，等我们回来，他全身都还是抓痕留下的一条条疤。我和先生决定以后再也不留儿子给祖辈带。无论去哪里，双儿一定要在我们中一人的身边。
2013年12月，我退出学校的所有教学事务，带着双儿去菲律宾正式开始了卖车的时光。我记得那一天的班机特别早，雾霾严重得只能看到百米外的树，我叫了出租去机场，双儿还睡在我怀里。虽然心里对卡车行业十分厌恶，但是想想能够让双儿离开这里的空气污染，我也愿意去冒险。
母亲了解到菲律宾有一个消防车政府大订单，指示我在找中重卡私人客户的同时，全力以赴做到那个订单。她也执意要把公司开设在首都马尼拉，而不是我先生的家乡，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母亲也执意不愿意聘用菲律宾当地全职销售，执意不将厂房支持的两部自卸车用租用方式进行销售，而是租厂房摆放车辆，靠我一张嘴去说。由此，在2013年12月到2015年5月期间，双儿就一直住在宿务，而我则飞行了不下200次。
各种徒劳我都不想赘述，就这样一年半里，我卖了7辆车。见证了母亲盲目的辛劳，政商的黑暗。这个行业如同我想象中一样处处是人性的弱点。政府的大单子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落空，我也感觉我已经尽力了，就到此为止吧。
2015年4月，双儿在我们宿务租住的房子里过了3周岁的生日。5月，我带他回到松江，终于了却我母亲和我自己对卖车的幻想，可以继续做艺术教育了。双儿他爸2013年则是早了两周先去宿务找房子，也在2015年6月晚了我们两周回松江。
先生V是家中长子。看老照片，他父母感情应该一直挺好吧，育有3子，V有两个分别小他2岁和13岁的弟弟。但从V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开始做船员，一开始可能是离开数月，后来去了大公司，每年便只能回家一两个月了。菲律宾的平民中，男生做船员就如女生做侍佣那样普遍。
分离太久难免生分，在V1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在一个圣诞夜相聚的日子里闹翻了。他父亲带着两个大儿子乘船离开他们当时的住处，V和大弟弟两人艰难地看着4岁的弟弟一直跟跑到码头哭喊着哥哥不要走。
他们离开的是V母亲家人住的小城市，回到了宿务后，V父亲将两个大儿子托在自己的姐姐家里，V上了一个学计算机专业的学院，大弟弟上高中，他们的父亲还是需要每年上船工作。也是从那一年开始，V和两个校友组了一个雷鬼乐队，快要满18岁的他也搬出来自己住了。
我的长辈们常用V不会中文这个理由来告诫我，V对我根本没有爱。如果爱我，为什么不喜欢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学中文。
对于这样的指控，其实挺难回应的。至少我也还没有学会Visaya（菲律宾一座岛的语言）。是否表示我也不够爱他呢？
两个人的感情，明理人都不该随便去评论吧。
V的歌曲创作大部分是英文，有Patois（牙买加的一种土语），也有Ganster（嘻哈匪帮音乐的一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总说自己是Ganstafari，就是Rasta和Gansta的结合体。Rasta是一群在牙买加深山里过着与世无争用草本和音乐疗愈自己过生活的人。Gansta则是一群在城市角落里被枪支和酒精操控命运的战士。
这些英文边缘文化的语言就需要大量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并非《My heart will go on》或者《Color of the wind》这样初浅的歌词。我一直能够理解为何在他满脑子创作的过程中很难融入中文的学习。况且在上海居住的近6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能够谈得来的中文朋友。
即使我们在香港居住的第一年，像他这样双臂纹满纹身，一头 dreadlocks 的人都会让行人弹开一米远。V告诉我，dreadlocks 是保存头发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某些信仰认为头发代表了一个人的记忆，珍视自己经历和记忆的人会珍惜自己的头发。我当时听了觉得有道理啊，年少一些时，我也经常剪发，特别是有不愉快的遭遇时剪了头发就觉得很开心，大概是把不愉快的记忆剪掉的效果吧。
而V的纹身几乎都和他的喜好和信仰有关，右臂三头是巨大的麦克风，左臂上则是头上有光的耶稣，右手肘上是象征雷鬼文化的怒吼的狮子，Haile Selassie的肖像则在左前臂。两只上臂的内侧，皮肤最为敏感的地方纹的则是他父母的肖像。V的母亲在我们认识前几个月就去世了，肖像下有着他母亲的生辰和祭日。有关我的第一个纹身也在手臂上，是我最擅长的乐器二胡。
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后，他有一次回宿务，在喉部纹了Freedom Fighter的花体字。“自由战士”，他用发声来践行。对于这样有个性的一个创作者，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所以世俗的标准从来都不能成为我看待他的依据。
后记：
我写这些回忆是2019年的6月了。今年4月底V又一次离开了上海松江，决心回到宿务去生活了。而我在6月里每天通过写作来思考是否要将双儿也送去宿务。得知每日书要发表我这些残破的文字，我有点哭笑不得。毕竟每个人的际遇是不同的，我的人生也绝不是什么好的参考。让读者见笑了。
本以为是一个树洞，没想到你是一个宇宙。点击了解：每日书是怎样一个世界，或直接联系三明治小治（little30s）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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