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爆炸三年之后的红姨，67岁的初代丁克 ｜吴楠专栏
爆炸发生时，红姨老两口正在煮面条。红姨老伴在卧室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因为老伴的耳朵有些聋。红姨习惯了这样的吵闹。那个爆炸声，沉闷而巨大，好像是龙在低吼，又像是雷从远处传来。老两口都愣愣，但都没当回事。也许半分钟不到，整个房子晃了一下。如果不是黑色铁炒勺里滚着花的水斜着泼了出来，红姨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地震了！红姨第一个念头就是往客厅跑，把老伴从薅起来。可是她刚跑到卧室门口，既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晃动。红姨问老伴，地震了吧？老伴说他不知道。火！红姨忽然想起来没关火，急忙跑回厨房。就在这时，有人在楼下院子里喊起来，爆炸了！
每次回忆起这一段，红姨都喜欢用一句“老娘命差点没了”。可惜红姨不是任何人的老娘，她是个丁克。67岁了，也许称得上东北初代丁克。
大概二十多分钟后，红姨家的房门被敲响了。声音很大，敲门声很着急。红姨的老伴有些不高兴，“是什么事！这么闹腾！”老人的传统认知里，只有遇到了坏事情，才会这样急三火四地砸门。等红姨开了门，就看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声说，“阿姨，快下楼，不安全！”红姨也没明白，怎么不安全？小伙子也没回答，着急地转身往楼上走。楼上还有一家是孤寡老人。每次社区有点大事小情，这种没有孩子的老人，都是重点关注对象。
“别吃了。”红姨对老伴说，“让赶快下楼。”老伴还没放下饭碗，他站起来时，抓了一枚水煮蛋。红姨去拿存折，和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她的金项链和金戒指。老伴说还要拿两件衣服，红姨抓起羽绒服，给他披上。两个老人都觉得自己的动作很快。可等到了楼下，这一栋楼里，他们是倒数第一。老邻居拉了红姨的袖子，“怎么才下来！多危险啊！”红姨没明白的时候，另外一个老邻居说，“你们还不知道？我儿子都知道了，还打电话给我了！”红姨心里不舒服，这又是显摆自己有儿子！
这是老小区，快三十年。现在住的以五十岁往上的老人为主。红姨甚至算里面年轻的。年轻人少，和这个地点没有地铁、又很难停车有关，更和这里的房子老旧，冬冷夏热有关。1990年代的房子到了2020年代，昔日五十平的“大房子”成了如今的“蜗居”。在这里出生的80后早就走向了更大的世界，此时统治这里的是白发族和成百上千只麻雀。
红姨对这样的“老年王国”说不上喜欢，但也无法厌恶。从下岗开始，这里的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齐刷刷地被扔到了社会浪潮中去自学游泳。
按理说，红姨是不应该经历下岗的。1990年代的尾巴，红姨还在辽河油田下属矿区的幼儿园当阿姨。那时不叫幼师，都叫阿姨。哪里想到进入2000年，红姨所在的矿区忽然撤销，离开的是拖家带口的油田职工。撤矿返农，剩下了很多磕头机（油田里常见的老式钻井设备，因为机械臂一下下地升降，好像在磕头，得了这样的绰号）。曾经兴旺了三十年的油田小镇，忽然没有了矿区子弟，也没有了人气。红姨则没了工作。
红姨老伴最开始只是钻井队里的临时工。没啥技术，但有力气。老伴一直觉得红姨能“农转非”是他的功劳。红姨本是当地的农村人，大个子，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勃勃。老伴一眼就相中了。老伴是下乡知青。1977年冬，农村变成被雪笼罩的一整片白。老伴前几次走两三里路“路过”红姨家，红姨看到了，又羞又气。连红姨的老娘都忍不住，“这小子怕是盯上大丫头了。”大丫头，是红姨的小名。当年的审美，壮实、屁股大的那才是美女，这意味着能下地干活、能生儿子。红姨妥妥属于这一类。但红姨看不上老伴，怎么看都没出息。红姨琢磨不如找个附近村里的壮劳力，结婚之后还能照顾家。跟知青结婚，干农活需要技巧，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学会的。又回不去城里，整个人生悬在半空。
直到腊月里，知青们跟矿区的采油工人们一起忙活时，不知道谁，没有用螺丝锁紧钢索，近三米高的采油机上，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钻头掉了下来，不偏不倚，砸在了红姨老伴左耳朵后面，一个血窟窿，绽放出了一朵鲜艳的血花。
开采油田的地方都是野外，没什么医疗救护的设施。老伴当时还是小伙子，这一下也被砸得够呛，但人还清醒。可那血止不住，又是在脑袋，采油队决定将人送到一个名为“黄金带”的医院。
这是距离采油队最近的医院。几个医生围拢上来。一位医生说这都砸到骨头了，需要缝合。另一位医生说，肉都砸没了一块，皮也没了，往哪里缝？第三位医生说，这血止不住，怕是要失血过多了。没有检查设备的医院里，医生们好像想起来什么一样，“病人家属呢？”“没有家属，一个知青。”听到这话，有一个医生开了腔，“出了事你们采油队付得起责嘛！”
这句话在当年，有点病危通知书的意思了。采油队有一百多号人，采油队长也算是有些权利，让人去找知青点，知青点里已经有不少知青返城。点长无心管这件事，又没办法通知到家里人。好多知青知他喜欢红姨，就让人去把红姨接到了医院。
红姨那个时候也是二十岁的小姑娘。被人拽到医院，看到一脑袋血、被人围住的老伴，有点懵，“这是咋了？”红姨还以为这个男人快死了。大家架着她，“他就信你，你就说治还是不治？”“不能看着他死啊！”红姨说。
老伴命大，活下来。接下来，大家都把红姨和老伴看成了一家人。红姨还是不情愿，老伴也怕这一砸留下后遗症，于是去采油队找。几次之后，采油队接收了老伴，有了工人的身份，算是“当家作主”。红姨也终于同意和老伴结婚。
可红姨没生孩子。老伴话里话外，红姨欠了老伴的。老伴生气了，就会说自己这么好的男人没有孩子，还坚持跟红姨在一起，红姨应该伺候好自己。可矿区取消，采油队搬走，已经发展起来的石油小镇不到一年就还原成了1990年前的模样：以当地的农民为主，大量的矿地变成农田，种上了水稻和玉米。红姨和老伴虽然住在楼房，又不习惯，两个人商量，索性买断工龄，来到老伴下乡前生活的省城。老伴的父母留了一套小房子给他。
一晃二十多年。红姨仰着头看向自己家阳台时，心里想的是入冬了，北阳台还没有糊上塑料布，怕是再过一个月，就要灌北风进来。不仅是自己家，很多老邻居的家也都是疏于修整的。尤其是阳台，大部分还是木头框的。红姨平时除了买菜和跳广场舞，几乎不下楼。周围的老人更多的是在带孙子，从这里出去的年轻人从事的多半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工作。把孩子送回老小区的父母身边，看起来也是合适的。
有不到六十岁的年轻老人开口问了出来，“是哪里爆炸了？我们这房子还能住吗？”红姨一听，这是问到了七寸上。“不能住的话，我们先到孩子那里去住啊！”红姨刚高兴起来，又瘪了下去。
老伴和别人说，他俩没孩子是红姨生不了。可他们结婚五年多的时候，还没有孩子，老伴不好意思去医院，让红姨自己去看。红姨在医院里，没查出啥问题。这成了她最大的问题。红姨要强，坚持说是自己不想要孩子。
“我来和大家说一下。”社区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了老人们。“这个房子暂时不要住。”老人们一听都着急了，半辈子的家就这么不让住！后来听说爆炸的地方距离这几栋老楼足足一公里远呢！老人们七嘴八舌地喊起来。
“想当年我可是劳模！放到现在，那可是省长级别的待遇！”红姨的老伴因为被砸，被采油队推荐到了辽河油田，当年评上了先进工作者。这成了红姨老伴一辈子的骄傲。在他的嘴里，这件事也越说越大，从工作者到劳模，现在则夸张成了“省长待遇”。“现在还要住这样的房子！都没人管！”红姨的老伴越说越气。可周围没人搭理他。
这里是老年乐园，也是吹牛乐园。老年人没有别的乐趣，吹牛都在不经意间挥斥方遒。这里都不是有钱人，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做生意的。1990年代下岗时，这一帮子人都不敢做买卖、怕赔钱，也没有啥本钱，索性到处找工作去给别人打工。红姨在2005年前后来到这里时，第一波第二波的下岗浪潮已经过去，严格意义上来说，她和老伴经历的撤矿，并不是下岗。但遭遇是一样的，都没有了工作，都去给那些敢于做生意的老板们打工。
“你没有孩子。”那时还都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们围着红姨感慨。“你没有孩子。”如今邻居还是这样说。当年大家觉得她没有孩子，不用像别人那样下班还要照顾孩子。现在大家觉得她没有孩子，是没了去路。红姨早就不慌了。她习惯了到最后社区一定会考虑怎么帮助她这种“孤寡老人”。红姨不喜欢这四个字，太惨了。她更喜欢“丁克”。红姨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明白啥意思，别人告诉她，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要孩子的人”。她好喜欢这个词。
当天中午，社区工作人员拿来了盒饭。下午，社区联系了一家快捷酒店，据说也是按照区里的决定，70岁以上免费住，60岁到70岁的老人象征性地付三十块钱。老人们舍不得，不愿意去住。社区保证第二天联系更便宜的，毕竟已经入冬了，不能长时间在外面冻着。
第二天社区联系了一家养老院，接收红姨这样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他老人如果子女不在身边，可以暂时住在养老院。老人们一听，低声嗡嗡起来。多半是觉得丢人。“子女不管？那不就是被抛弃了？”“我儿子在北京呢！一时回不来。”有老人验明正身一般声明。“我家闺女在上海。”另外的老人附和。“一个人一天才八块钱，其余的社区补贴！”社区工作人员是个90后，怕是会错了老人们的意。这次可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脸面。
“我不去养老院。”别的老人还在联系子女，看有没有更好的去处时，红姨对老伴冒出这么一句话。老伴惊讶且不高兴，“不去养老院，你要去哪里？”老伴一直认为自己对红姨“有恩”。老伴在和红姨结婚后不久，凭借采油工人的身份，将还在种地的农村户口的红姨安排到钻井队幼儿园当阿姨，成了城镇户口，吃上了国家粮。尽管红姨没生孩子，但红姨一直听老伴的话，从做饭到收拾卫生，一直伺候着老伴。怎么如今冒出来“不去养老院”这样的抵抗？
“阿姨，这家养老院挺干净的，住宿和吃饭分开收钱。你和叔叔这样一家人还可以安排到一个房间。”社区工作人员到底还是太年轻。红姨对老伴说，“这房子反正不能住，还不如出去自己住。”
“自己去哪里住？”“反正不去养老院。”“养老院有啥不好？”“我又不是没有家。”“这不就是你家？”“我弟还活着呢！”红姨顶嘴。老伴哑口无言。老伴作为男人，父母去世，没有退路。但红姨还有，她在老家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老伴不肯去。“我给你交钱，你去养老院等我。”红姨递出了银行卡。社区工作人员有些为难，“阿姨，你们没有微信或者支付宝吗？”能独立操作智能手机的老人很少，红姨也不例外。于是社区工作人员给养老院打电话。养老院一听，有好几位老人是无儿无女的，有点不乐意，“这种人，我们要担风险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几个老人听到，不高兴起来，嘟嘟囔囔的，又不敢大声说，怕被听见了，连这样的去处都没有了。
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老人们去了开车要半个小时的两三个银行。附近的银行因为受到爆炸影响，暂时也不营业了。红姨和其他老人一起取钱。她取了五千块给老伴。自己留了五千块。她又办了一张新银行卡，取了五万块钱放在里面。然后把旧卡一起交给老伴。
住养老院很简单，就跟拎包入住一样，只是房间不新，还透着一股老人味。红姨从养老院的小院子往外走。院子里坐着几个老人，被新来的老人们吸引，往屋子里张望。走到院门口，红姨回头，发现老伴已经在屋子里乐呵呵地坐着了，并没有望向自己。红姨有些失落，也很轻松。
到了火车站，红姨一件行李都没有，她脑子还想着回了老家，要给弟弟的孩子们包几个红包。忽然又想到，不能这样冒然地过去。她一直把弟弟的手机号记在自己的老年机上。她摸出来，打过去，好久才有人接。红姨说了弟弟的名字，对方说，“老年痴呆啦！不认识人啦！你是谁啊？”红姨没吭声，她不知道说什么。
她在售票处大厅的墙角处，靠着窗台，站了好久。她怎么都不明白，弟弟才六十岁，怎么就得了这个傻病，不认识人了？她想回去看看，但自己这样子回去，怕是只会添乱。
“哪里暖和啊？”红姨问售票处里面的工作人员。售票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你想去哪里？”“冬天去暖和的地方。”红姨回答。
售票员给了她一张去广州的卧铺。“非常贵！三百多呢！”红姨感慨。
关于这次不抱有任何目的的广州之行，红姨没觉得自己多么大胆。她听老伴提起过，当年“大串联”时，还在读书的老伴也没带什么行李，就跟着别人一起扒绿皮火车，去过西安，还去过贵阳。而红姨的这次出行，还只是抱着“不想去养老院，别处哪里都可以”的念头。可上了车，同一个车厢的几个人都好心地问她，“怎么没带点吃的喝的？”“火车上的饭菜可不便宜。”红姨这才回过神来一样，意识到从东北到广州，是一段好远的距离。
也许是红姨看起来一脸懵的状态，加上她在短短的两天里经历了两次有家回不去的巨大变化，老人家让人难免动了恻隐之心。红姨上了火车没多久，周围的好心旅客有的给她一瓶水，还有给她方便面、鸡蛋、火腿肠的。后来有人觉得纳闷，红姨不会是老年痴呆之类的病症，一个人离家出走、误打误撞上了火车吧？于是有乘客告诉了乘警。乘警过来询问后，又联系了红姨所在的社区。等大家都弄明白了，火车早就发车了。红姨这下成了车上的重点关注对象。
红姨在卧铺上躺着，竟然有点无所事事，这是她最近三十多年里唯一不需要做饭、做家务的时间。房子不能住，人竟然自由了。这样的自由也有代价，红姨没有办法和老伴分享自己此刻的感受。
“你去广州干什么呢？”卧铺车厢里有人半关心半好奇。红姨回答的很认真，“我去看看冬天。”“东北的冬天不是更好吗？”“太冷了，我去看看暖和的冬天。”红姨说完，车厢里的人都笑了。“你胆子真大！”“你的孩子呢？”红姨不吭声了。
红姨发现，自己和世俗认知中的老阿姨，状态完全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的根源，就是自己没有孩子。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孤家寡人，在卧铺上躺的时间长了，就要坐起来锤锤肩膀，缓解浑身酸疼。“人老了，吃得少，也不经折腾。”
广州不冷，但也算不上热，红姨感觉就跟东北的五月份一样，但火车站比东北的火车站都大很多。而这些都没有广州酒店的价格吓人。这可真把老太太吓到了。“越是高楼越贵，那种矮趴趴的便宜，但也不要选特别宽的特别好看的楼。”红姨的心得是挑那种小区里面、挂着某某旅店的，最便宜，一天还不到一百块，还能在大概三四平的公共厕所里洗澡。
红姨一度担心，在这里会被人看作是孤寡老人、失智老人。可在广州没有人会关心，为什么一个老太太要到这么一个大城市里，也没有人会关心她只是想感受温暖的冬季。
红姨心疼住宿的钱，而且出门吃东西很不方便。这里什么都要手机支付，很多叽里咕噜的话也听不懂。她不敢坐公交车，也不敢坐地铁，只能在路上走一走。后来别人问她，在广州看到了什么？红姨答不上来别的。只记得广州的一碗面的价格都要二三十。红姨吃了三四天的面包，胃直反酸水。
“应该带老伴来看看。”红姨想。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广州有些浪费。关键是一百块钱一个房间，两个人住更划算些。
可红姨要学会的事情还有很多，智能手机是关键。可这对她来说太难了。红姨怎么都想不到的是，一个二手智能手机在广州居然只要六百块钱，而且还是白色的。红姨特别喜欢。这可太便宜了！二十块钱一碗面和六百块钱一部手机，红姨认为一碗面很快就吃完了，但手机可以用很久。就是手机的速度非常慢，“我老了，手机太快，我跟不上。不如就买个慢一点的。”
白色如同一块玉一样的手机是红姨在旅店旁的一个二手手机店买的，老太太和店主达成的协议是店主教她用手机。店主也不是广州人，说话南腔北调的。但肯定是南方人。四十多岁，平时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于是同意了。旧的老年机，店主说给红姨二十块钱回收。红姨迟疑了一下，舍不得，跟着她时间久了，有感情。店主听完红姨的话，莫名其妙地看着老太太。
红姨在温暖的广州足足学了四五天的手机使用，还记下很多如何操作。店老板挺惊讶的，“你居然会写字？”红姨老脸一热。
“你还知道回来。”老伴见到红姨的第一句话，就像受委屈的孩子。红姨穿的依然是之前离开时那套，只是多了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的是几件内衣，是买来换洗的。一共就去了七八天，算上路程，也不过十日出头罢了。
红姨并不喜欢老伴的状态。也许是没有孩子，老伴上了年纪之后开始表现得像是孩子。红姨并不忍心将老伴就这样抛下。但同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邻居，看到红姨，语气上有些奚落，“这是叛逆了。”“心野了。”
红姨开始还解释了几句，后来跟老伴两个人到了养老院的房间里，才说了实话，“我们还年轻，还能走，为什么非要在这里住？”“不住去哪里？老房子说是不安全、不让住。去外面住，不花钱吗？”老伴说话的语气一直没变。“那房子，社区不是说会给一个说法吗？”红姨不理解，“都这把年纪了，也没孩子，干嘛不出去旅游？”老伴一愣。这是红姨这么多年第一次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说“没有孩子”。
红姨以前不愿意把这些事情摆到台面上来说，很大程度是因为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日子就这么胡乱对付着，也能过得下去。可当那个房子因为不安全、不能继续住，生活一下变了。在哪里住，决定了接下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其他老人要么等子女安排，要么等社区安排时，红姨第一次意识到，以前嘴上说不在乎别人说自己没孩子，实际上还是怕的。红姨怕的事情太多了，怕没钱，怕被人看不起，怕将来有病有灾，没有人搭把手，活着遭罪。但这些恐惧，红姨只是在心里盘旋，说不出口，似乎不说出来就不需要面对。
“你疯了。”老伴呆了半晌，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是疯了，而是傻。”红姨想了想才说。“你这是要造反了。”老伴一改几分钟前有气无力的状态，刚才还斜倚着，现在已经坐直了，“你这几天跑哪里去了？你都多大年纪了！你是不是又跟那些跳广场舞的跑出去了！”
从没有工作、离开采油小镇开始，红姨就发现两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的差距越来越大。老伴整日说自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还会跟二十年前的钻头事件联系起来。红姨则开始跳广场舞，后来还跟几个舞伴去了华东五市跟团游。一路上，老人们都是一家一家的。导游给他们编号，分别叫几号家庭。红姨一个人独行，依旧被赋予了“六号家庭”的称呼。
一路上，团里的二十几个人都以为她是寡妇，还挺照顾她。中途上洗手间，红姨听到有人低声说，“那个老阿姨真可怜啊！一个人出来玩。”“出来散散心肯定比在家里好。”甚至进了购物店，导游都没有逼红姨消费，反而还给了她一包果脯。
那次回来，老伴就不乐意，“出去玩也不带我，也不带好吃的回来。”“是你自己不想去。我带东西回来，你又说我乱花钱。”红姨被气笑了。可这次，她挑明了说没有孩子，是为了让老伴跟自己一起走。
老伴就像小孩子一样找起理由，“我不敢坐飞机。”红姨回答，“我也没坐。坐什么飞机啊，咱们年纪大了，有的是时间。飞机票还贵，不如坐火车。”“那我也不去，出去就是花钱。”老伴继续说。“咱俩这些钱，留下来给谁啊？咱俩也没孩子。”红姨的回答随口就说出来了。她感觉很舒爽。以前怎么就不敢说“没有孩子”这四个字，总想藏着掖着的？
“到处都要用手机，我不会。”老伴想了半天，又找出了理由。红姨很自豪，拿出自己买的二手手机，“我会。我给你看。”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红姨演示了如何操作微信和支付宝。尽管红姨的微信里只有一个好友，就是那个店老板。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热衷于加别人为好友。
“这安全吗？就用手机，钱就付过去了？”老伴这次是真的像小孩了。“有啥不安全的。”红姨回答，“我都想好了，这个手机就绑了我一张银行卡。咱们出门就带着存折和银行卡。先往银行卡里存三千，然后手机付钱。等银行卡里的钱不够了，咱们再去银行，转钱到银行卡里。”
红姨没和老伴说，她没敢安装手机银行。怕操作不好，这辈子口挪肚攒的钱就这样打了水漂。宁肯笨一点，也要保险一点。为此，红姨还在存折上写了一行字，“如果我取钱超过一万，请一定提醒我是不是被骗。”
老伴看着红姨手里的智能手机跃跃欲试，“你都会用，那我也行。”可老伴并不行，APP都按不开。越按不开越着急，越着急越使劲，反而更按不开。红姨不想打击他，便安慰道，“你手指头有点粗，不好操作。”老伴认可了这个说法，听话地点点头。
尽管红姨哄得老伴开心了，但老伴还是不肯跟红姨一起去旅游。晚饭的时候，老伴和红姨一起去养老院的大厅。那里一厅多用。吃饭的时候是餐厅，平时是休闲厅。但也没啥可以休闲的，没有扑克，没有麻将，没有书，只有一台电视机，看起来四十寸不到，摆在前面的桌子上，看不清也听不清。红姨不明白，老伴这么省钱为了什么？
晚上回到房间里，红姨翻出她的智能手机学习笔记，试着用手机搜索广州租房子的价格。她就这样一路搜索，发现有一个叫做惠州的地方，租房子一个月还不到一千块。还能看到那些房子的照片，看起来挺干净的。
红姨看到照片下面有电话，她试着打了过去。对方接了起来，一开始叽里呱啦的，红姨听不懂。后来对方用蹩脚的普通话回答了红姨的问题，又给让了七十块的租金。“你那里多少度啊？”红姨挂断电话前，问了一句。“天气吗？二十度吧！”对方回答。红姨心动了。
“你们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吗？”一大早，老伴就因为红姨依旧要去南方，两个人吵了起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听到，过来劝了几句，纳闷地问。
“本来心情挺好。”老伴这么说。红姨知道老伴是胡说。暂住在养老院的一共十七个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陆续有子女来接。那天又有四个老人被子女接走。这么一来就剩下九个老人了。老伴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估计早上的拌嘴的真实原因也是如此。
红姨和老伴之间的差距，早就越来越大。老伴整天在家看电视，红姨要出去买菜、做饭，又要跳广场舞。只有大城市里才有跳广场舞，以前的采油小镇可是没有的。
“你就想在养老院里一直住着？就因为便宜？咱俩现在还能走得动。”红姨苦口婆心地劝。“你是不是想离婚？”老伴这句话让红姨没理解他的逻辑。好端端地提什么离婚？“不离婚你为什么不想伺候我？”老伴又来了一句。红姨惊愕，又气笑了。“咱俩出去，肯定能够是互相照顾。”
这么说，红姨觉得有点别扭。老伴就是被照顾习惯了。红姨归因于自己一开始就没有工作，只能在家做家务。那个时候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一开始都不好安排工作。红姨也是在快两年的时候，才获得了当幼儿园阿姨的资格。但此前一直做家务，让红姨成了习惯。
红姨没敢让老伴知道，自己琢磨过，干脆就让各过各的。老伴喜欢养老院，那就让他在养老院住着。估计老房子的事情，过个半年也会有个结论。自己喜欢南方，那就去南方生活。虽然家里的积蓄，多半是老伴这些年的工资积攒下来的，但红姨的勤俭持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红姨之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原因是各过各的，很难过下去的那个是红姨。红姨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两千块左右。而老伴的收入在五千左右。两个人一起生活，一个月才花一千出头。但如果去南方生活，一个月至少要两千多。房租就占了一半。而这些开销，肯定不能动用存款。不用老伴说，红姨也认为，这些钱是将来的“过河”钱——遇到了突发情况，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钱。
就在红姨还没有想好怎么办时，老伴忽然病倒了。一开始就是头晕，后来感觉起床和走路都有些吃力。到医院一番检查，说是轻微脑梗。红姨感觉后怕，刚才自己和老伴竟然都没有叫救护车。而是两个人慢慢走到医院的。
医院收了老伴。别看平时老伴动不动就这难受、那难受，真的住院，他也很害怕，一直在问红姨，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红姨看到老伴精神状态这么差，也不敢和他说实话。于是问医生该怎么回答，医生说红姨老伴这种情况没有太大的危险，住院一周就可以出院的。
红姨就跟哄孩子一样，对老伴说，他就是着急上火，脑供血不足。老伴立刻说，“还不是因为你，家没了，你再走了，那我咋办！”红姨被他这句话弄的挺难受的。
老伴在病床上躺着无聊，红姨就把自己的二手智能手机给他用，教他看视频。医院里的病号饭需要用手机订。老伴看到红姨操作手机，惊讶极了，“谁教你的？”红姨说，“不然怎么办？出去都要靠自己。你也学吧！”“我不学，学不会。”老伴扭着身子。红姨这只老鸟不想只是在北方筑巢，她也想做候鸟。无奈的是起飞太难。
出院那天，红姨和老伴站在医院，都挺迷茫。两个人没什么行李，期间红姨回去老房子几次，取了换洗的衣服。小区没啥变化，可没了人，麻雀一群群起飞降落，愈发荒芜。也看不出来到底哪里危险？听说主管部门研究后续的补偿方案。有人猜测是赔偿动迁房，有人猜测损害赔偿现金。红姨是希望赔偿现金的。
不知道是入冬，还是因为房子一时间住不了而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导致的，又有一位老邻居脑梗了。也是轻度，走路有些吃力。红姨和老伴再不愿意回到养老院，一时间也的确无处可去。
红姨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每天在养老院的小院子里，红姨和老伴慢慢散步，来帮助老伴恢复。周围那些基本要靠轮椅行动的老人都称赞他们年轻。老伴很得意。红姨说，“他们都快八十了，可不说我们俩年轻嘛！”但老伴还没表示到底要不要去南方过冬，“可以过年的时候过去看看。毕竟身边也没子女。在养老院过年估计不能太好。”
元旦时，老伴先犯了难。他不想在养老院里过元旦，“咱俩出去吃吧？”“吃啥？”红姨不解。她的心思都用在去南方过年这件事上，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从穿到住，都需要提前考虑。“我想吃小孩都喜欢吃的汉堡包。”“那你就去吃呗！”“你陪我去，你给我买。”红姨知道，老伴用不好智能手机。
红姨带着老伴走到商业街里，就有麦当劳。点了双人餐，大部分都是老伴吃的。红姨吃多了就会胃不舒服。趁着老伴吃得高兴，红姨劝他，“吃什么不重要，吃你想吃的才重要。”老伴不吭声。
春节到了。养老院里只剩下三四家老人。红姨有些妥协了，即然老伴这么反对，不如再给他一些时间。然而，就在大年三十的前两天，养老院里原本二十多位老人，被子女接回家过年后，只剩下五六位。当工作人员来收取每人一百块的除夕到初五的伙食费时，老伴绷不住了。他终于决定，跟红姨去南方看看。但那个时候已经买不到火车票了。红姨答应老伴，一买到票，两个人就去温暖的广东。老伴像个期盼放假的孩子，每天都心心念念。红姨也松了口气。
春节就这么零零碎碎的过去了。等到初五，那些被儿女接走的老人们回来时，并没有大包小裹，仿佛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住在红姨隔壁的阿婆说，回了儿子家，反被嫌弃身上有味道、手脚笨拙、吃东西吃不干净……“不如养老院里舒服”。
而跟红姨一样，是从老房子里临时到养老院落脚的另外两个老人口中，红姨听到关于老房子的赔偿，儿女都想要钱。要房子麻烦，还涉及到老人离世之后过户、遗产税的问题，还是钱方便。说这些话时，老人们的语气很平和，听不出悲喜。
“你们要啥？”对方老人问。红姨立刻回答，“我们也要钱的。”没有子女的红姨在没有了家之后，终于开始去为过想要的日子而迈出脚步。有了钱，这一切都会更有可能。为自己活，有的人一直到老才实现这个简单的梦想，有些人则一辈子都不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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