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莫言、余华等几代作家的文字，还会影响今天看10W+长大的一代吗？
有一本文学刊物，对中国文坛影响深远。如果要列举读过它的作家，那会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莫言，铁凝……都在其中。
它就是《世界文学》。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曾经影响过莫言、余华等几代中国作家的文字，还会影响今天看10W+长大的一代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
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算是个准文学青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
“爱文学的话，到《世界文学》来工作，最好不过了，”她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的召唤。
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
解放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
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
杨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
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
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
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看得冯秀娟老师直心疼，在一旁连连说：“老杨，歇会儿，快歇会儿。”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大多只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
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妻子，一边译出和写出那么多文学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译五六百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译出了福克纳和门罗的好几部小说。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赫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
许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杨先生有一回对我说。
文学照亮了他们的内心。因此，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
瞧，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编辑。
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杨先生一些功夫。
起初，译者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了，没有韵味。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苏杭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
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韵致，弥散出艺术气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学作品的气质。
先生告诉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世界文学》首发的，译者最初将标题译为“伟大的盖茨比”。
研读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觉得这一译法尚不到位，用“伟大的”来形容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显然不恰当。“great”在英语里实际上有众多含义，既有“伟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厉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义。而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恐怕最为贴切。
于是，中国读者就通过《世界文学》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汉语译著。
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说实在的，当时，前辈们的这种认真劲儿既让我钦佩，同时又有点把我吓着了。当文学编辑，同读文学作品，绝对是两回事。文学阅读是单纯的、愉悦的。而文学编辑却是复杂的、劳苦的。
八十年代，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三十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必开例会，先是主编高莽、副主编李文俊、编辑部主任冯秀娟和苏杭、郑启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
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
（七八十年代的《世界文学》）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
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
学法语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为《世界文学》主编，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从未见过他计较什么，平时特别关照年轻编辑。
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
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每逢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
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
《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还有李文俊、张佩芬、严永兴诸位先生。
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李文俊先生时常回忆起庄寿慈先生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杨乐云、严永兴、庄嘉宁等前辈还有制作美食的才华。
李文俊先生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
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施存蜇，郑敏，徐迟，邵燕祥，邹荻帆，袁可嘉，王蒙，刘心武，陈忠实，贾平凹，北岛，林希，田中禾，莫言，铁凝，吉狄马加，陈众议，楼肇明，张玮，南翔，冯骥才，赵玫，于坚，陈超，唐晓渡，王家新，阎连科，潞潞，余华，苏童，宗仁发，西川，残雪，马原，苇岸，刁斗，郁郁，刘恪，陈东东，宁肯，车前子，毕飞宇，海子，寒烟，阿乙，止庵，沈苇，邱华栋，庞培，东西，汪剑钊，梁晓明，程巍，汗漫，小海，蓝蓝，树才，赵荔红，黄礼孩，鲁敏，沈念，田耳，李浩，黑陶，郭建强，钟立风，黄土路……
其中，绝大多数既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又是《世界文学》的作者或译者。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还有部分音乐人也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
著名音乐人李健两年前曾发微博感叹，庆幸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杂志，并直言：“文学教给了我所有的事，包括音乐。” 音乐人钟立风更是忠实粉丝：“是音乐和文学完成了我的呼吸：字吸，歌呼。……尤其是当我走进《世界文学》时，一句诗歌里的隐喻，一篇小说里的奇异幻想，甚至某位作者文笔之外的一个暗示……..都会使我找到一个新的和弦和节律调性。”
（李健在微博上推荐《世界文学》杂志）
中国作家独爱《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自创刊起，《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
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
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杜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
同样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打开眼界。
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学刊物？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见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
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不禁想起作家和学者程巍的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是残缺的，是卑微的，而我们并没有停止去梦想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种更尊严、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学》依然与这一事业息息相关。
“世界”是它的视域，而“文学”是它的立场。”
也自然而然地记得散文家赵荔红对《世界文学》的祝愿：“世界多变而恒永，文学孤独却自由”。重温这些文字时，我感到鼓舞，同时也感到惶恐。
惶恐，而又孤独。置于语言之中的孤独。置于文学之中的孤独。喧嚣之中的孤独。突然起风之时的孤独。告别和迎接之际的孤独。“谁这时孤独 / 就永远孤独”。
（改版后的世界文学）
在孤独中，将目光投向一排排的《世界文学》。六十五年，三百八十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
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林子里的每棵树都有无数双眼睛。它们一定在望着我们。一步，一步，温暖而神圣的孤独。一步，一步，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做新的开端。
谁让我们是《世界文学》人呢。
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 高兴
2018年7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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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珍藏版，
这里的文字影响过莫言、余华、北岛、阎连科等中国几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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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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