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事件背后：中国院外急救成功率差欧美20倍，原因在哪？

|中国的院外急救在欧美、亚洲国家中属于最差一档；

以北京为例，如院前急救水平提升到日本、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的水平，每年可多挽救近1000人，如果提升到第一档的欧美国家水平，每年可多挽救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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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郑州市120接线员的迟钝、冷漠和不专业，导致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不到救治而离世，深深刺痛了公众的心。

不过，在愤怒之余，我们可能得想一想：只是这个接线员的问题吗？

答案不是。整个中国的院前急救系统是全面性的拉胯，成功率差着欧美20倍的距离，也远远不如东亚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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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0.57%的OHCA存活率

很多人都打过120，笔者也打过一次120，那次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急性肠胃炎，痛得死去活来。

在打120的人群中，有一类人是最紧急、最危险的，那就是心脏骤停者，心脏骤停的救治分为医院内和医院外，院外心脏骤停（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的英文缩写就是OHCA。

OHCA的救治非常棘手，能够干预的时间窗口只有几分钟，每推迟1分钟，生存率就下降10%，错过时间就无可挽回。

所以OHCA救治被称为“急救中的急救”，而OHCA救治成功率比较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院前急救能力。

郑州人民医院张思森的一篇文章，统计了郑州城区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9 日院外心脏骤停患者( OHCA) 的急救情况，共录入4317 例 OHCA 案例，而仅有 14 例( 1. 33% ) 出现自主循环恢复，其中 6 例( 0. 57% ) 出院存活。

0.57%的出院存活率！

换句话说，如果一旦有人发生心脏骤停，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办公场所，被救回来的概率可称得上“渺茫”。

郑州好歹也是个二线城市，其它更小的城市、小县城，当然也不乐观！

那么，中国的一线城市会不会好很多？其实也不是，根据统计，同时期存活率北京为 1%，浙江为0. 8%；另一项数据认为2013年北京的出院存活率为1.3%，总之都不高。

当然，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近年做了不少工作，数据可能会有可见提升。

2020年，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徐峰教授表示，中国OHCA生存率为1.3%。

目前国内这些研究的样本量都不大，数据并不全面，但中国是 “差生”是肯定的，看以下对比便知。

（以下会使用到“出院存活率”或“30天生存率”两个相似但不同的概念，概念的使用遵循资料原文，仅供参考）

2013年，马来西亚的生存率是0.5%，可以说，当年郑州和马来西亚的水平差不多；

日本的一项研究，对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9303名成年OHCA患者的统计，30天生存率为7.1％；

新加坡的数据，2014年OHCA患者的存活率为13.8%；

中国台湾的数据，近年台湾OHCA存活率在1~7.2%之间。当然，台湾市县能力也有差异，比如位于前列的新竹市2021年的救活率是31.41%，完全康复率更是从2011年的0.4%提升至2021年的8.01%。

欧美国家则做得更好。丹麦通过10多年的努力，OHCA的30天存活率从2011年3.8%提升到2014年的12.7%。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报告，2015年OHCA的出院存活率大概是10.6%。但各州水平有差异，比如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纽约OHCA患者的出院生存率为16.6%，华盛顿、西雅图等城市更优秀，在全球都是第一档，比如2016年华盛顿完整生存率高达44%。

整体来说，近年来（2017年前后）根据北美、亚洲和欧洲的报告（排除异常值），生存率低至1.1%，高至26.1%，中间有24倍的差距。

即使考虑到近年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目前仍然是最差一档。

这个数据如果换算成人命，则为北京市大概每年发生心脏骤停人数为9154人，以目前的院外急救水平（以2%计）估计只能救回不到200人，如果提升到东亚其它发达国家的水平，每年可多挽救1000人左右，而如果提高到水平最高的那档（以26%计），那么足足可多挽救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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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OHCA存活率为什么这么低？

中国的OHCA的救治成功率和发达地区差了十几倍到20倍的距离，这显然不是受中国医院或医生的治疗水平影响，这方面和欧美国家的差距没那么大。

其关键原因在于院前的救治极为欠缺和乏力。

OHCA急救的时间窗口短，而在院前救治中，有多个紧密相扣的环节需要快速启动，这些环节在业内被称为“生存链”。

OHCA的生存链包括早期识别和启动应急反应系统（呼叫120，120快速调度资源），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目击者和医护人员）、快速除颤（使用AED）、基础与高级急救医疗服务、高级生命支持和心脏骤停后救护。

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各个环节都还需要提升，但最迫切的还是前3个环节，具体来说指提高目击者参与心肺复苏的比例和质量——包括在接线员指导下的目击者心肺复苏，对公众和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没错，目前专业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质量也欠佳）、公共场所更多配备AED设备等。

根据数据，目前我国目击者参与复苏的比例仅有4.2%~11.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1.2%~73.0%，这是导致我国心肺复苏效果低下的主要原因。

公众参与心肺复苏，不仅是要进行正确的技能培训，还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难以识别心脏骤停、担心对患者造成伤害、受情绪困扰以及不愿意进行口对口复苏。

 △台湾接线员电话指导目击者进行心肺复苏，堪称教科书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接线员的技术指导和鼓励，另外，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持续宣传，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让公众养成急救的意识。

据统计，澳大利亚近80%的人参加过急救培训，急救持证率达28%。荷兰要求10 岁儿童就要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与技能。

中国只在一些大城市开设了急救知识的培训点，但参加的人数仍然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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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再说120的问题，这确实也是中国急救系统中的一个短板。

首先是资源的不足。根据数据，发达国家平均每名急救人员负责1 万人口的急救工作，而我国平均每名急救人员却需要负责约11 万人口的急救工作。

目前，各大城市救护车的反应时间仍有待提高。比如根据上述研究，郑州市急救车的反应时间相对较长，50% 的救护车反应时间超过北美地区建议的8分钟以下，这种情况即使赶到，成功率也很低，就算活过来预后也很差。

从最近郑州以及北京顺义120事件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国120接线员在急救方面的专业素养十分堪忧，这个可能已经不只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120体系的招聘、培训和运营管理的系统性问题。

通过招聘信息可知，中国不少地方的120接线员都是合同工性质——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临时工，招聘时对专业能力要求很低，甚至并不要求是医学专业。

认证为急诊医生的网友“急诊夜鹰”表示，接线员是个相对边缘化的职业，待遇也比较低，大多年收入在4-7万元。

并不是说工资低就可以没有责任心，而是说这么低的待遇，一方面能看出对这个岗位在体制内的地位，另外，这种待遇也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

种种事件都表示，120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

“急诊夜鹰”表示，诸多事件应该引起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根本性措施，实现120系统的新变革，以满足人们对于生命安全保护的期待。

希望中国的急救系统能力将有大的提升，真正和一个大国、强国的形象匹配起来。

参考资料：《Acting on the Call－ 对2016年全球心肺复苏联盟会议内容的更新》

张茂, 陈玉国. 积极推进复苏中心建设，加速急诊医学科发展 [J] .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张思森，心搏骤停患者院前急救现状调查研究[J]，河南医学研究杂志，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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