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高尔基：安东·契诃夫（巴金译）

2016-08-02 Arshile Gorky 黄灿然小站

本文前半篇是在一九〇四年写成的，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尼日尼—诺弗戈罗德丛刊》上。作者在一九一四年又续写了后半篇，从“我一连发了五天的热……”这一节起，都是后来写的。这一部分，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月号的《交谈》上面。

有一天他请我到库楚克一柯依①那个小村子去看他，他在那儿有一小块地和一所两层的白色小楼房。他带我去参观他的“领地”的时候，他热心地对我说：

“倘使我有很多的钱，我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小学教员设立一所疗养院。您知道，我要造一所敞亮的房屋，要十分敞亮，有大的窗子和高高的天花板。我要办一个出色的图书馆，还要购买各种乐器，弄一个养蜂场，一个菜园，一个果园。还可以在那儿举行关于农学、气象学等的讲演；一个乡村小学教员应该什么都知道，老朋友，什么都知道！”

①库楚克—柯依：在克里米亚南部海岸上。契诃夫在一八九八年年终买到了库楚克—柯依村那所白色小楼房。雅尔达的别墅当时还没有动工修建。

他忽然住了口，咳起嗽来，从侧面看了我一眼，露出了他的温和的、动人的微笑，这笑容有一种叫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并且使人对他所说的话加以特别的注意。

“我的幻想会使您觉得讨厌吧？可是我爱讲这种话。要是您知道俄罗斯乡下多么需要聪明而有学问的小学教员就好！在我们俄罗斯，应该让小学教员享受到特殊的待遇，而且要是我们明白俄罗斯如果没有普遍的平民教育，它就会像一所用没有烧好的砖造成的房屋那样倒塌，那么更应该尽可能地赶快提高小学教员的待遇！小学教员应当是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演员、艺术家，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却是一个粗工，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怀着仿佛充军似的一种心情去教育乡村的小孩子。他挨饿，受人轻视，担心会丢掉职业。然而刚刚相反，他应当是村子里的第一等人物，能够回答农民的一切问题，农民承认他是一个值得注意、值得尊敬的力量，没有人敢教训他，……侮辱他，像我们这儿大家所做的那样：地方警察，有钱的店老板，教士，县警察局长，学校校董，乡长，以及那种虽然挂着视学的头衔却不去管学校组织是否改善，只是专门注意当局的通令是否认真奉行的官吏，他们都是那样做的。一个被请来教育人民──您明白吗？──教育人民的人只拿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钱，这太荒谬了！我们不能让这种人穿着破衣服在街上走路，在屋顶破烂而且潮湿的学校里冷得打颤，给炉子熏得中炭气毒，感冒，过了三十岁就得了喉头炎，风湿病和肺结核。……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小学教员一年里面有八九个月过着像隐士一样的生活，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书，也没有娱乐，他就在孤寂中一天一天地变蠢了。要是他把同事们请到他家里去玩，别人又会把他当作‘可疑人物’──这个荒谬的字眼是狡猾的人用来吓唬傻瓜的！ ……这一切都叫人讨厌……他们好像居心要玩弄那个担任着非常重要的伟大工作的人似的。您知道，我碰到一个小学教员的时候，在他的面前，看见他那胆怯的样子和他那一身破旧的衣服，我就感着惭愧不安。我觉得对小学教员的贫苦我多少也有一点点责任……的确是这样！”

他闭上了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挥了挥手，慢慢地讲下去：

“我们俄罗斯是个多荒谬，多笨的国家啊！”

深的悲哀的阴影罩上了他那双好看的眼睛，很多细的皱纹围绕着他的眼睛，使他的眼光显得更深远了。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自己开玩笑地说：

“您瞧，我拿了整篇自由主义报纸上的进步文章来款待您了。来吧，我要请您喝茶去，为了酬劳您的耐心……”

他常常是这样的：他热烈地、认真地、诚恳地说着，可是忽然间他又笑起来了，他笑他自己和他自己讲的那些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在他这笑容里面还含得有可爱的谦虚和细心的殷勤。……

我们默默地缓步走回家去。这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日子；波浪正在跟太阳的灿烂金光游戏，发出了声音；山脚下一只高兴的狗叫得非常愉快。契诃夫抓住我的胳膊，一面咳嗽，一面慢吞吞地说：

“说起来很可羞，很悲惨，然而却是真的：有好些人在羡慕着狗呢。……”

他接着又带笑地添上两句：

“我今天就只说些颓丧的话 …… 这说明我老了！”

我常常听见他说：

“您知道，有一个小学教员到这儿来了……他结了婚，又生病。您能不能给他帮点忙？目前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

或者：

“听我说，高尔基，这儿有一个小学教员想认识您。他不能够出门：他病了。也许您能够去看他吧，好吗？”

又或者：

“有些女的小学教员要求送点书给她们……”

我偶尔在他那儿遇到他的“小学教员”，照例，那位小学教员坐在椅子的边上，因为自己的举止笨拙红着脸，有时候为了找话来说急得额上直淌汗，而且他一心一意想把话说得流畅，“文雅”；或者，他带着一般病态地怕羞的人故意装出来的那种放肆，竭力不要在作家面前显得愚蠢，他向安东·巴夫洛维奇发出一大堆的问题，那些问题以前恐怕就没有到他的脑子里来过。

安东·巴夫洛维奇注意地听着这些临时杂凑的话，他那对忧郁的眼睛里不时地闪出了微笑，他两边太阳角的小皱纹微微地颤动，他用他那深沉、温和、不太清晰的声音，并且用了一些简单、明瞭而又是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话说明他的见解──这些话马上使那个跟他谈话的人变得简单朴实了，那个人不再勉强装出聪明的样子，却反而显得聪明、有趣多了。……

在那些小学教员中间我记得一个瘦长的人，他有一张黄色的饿瘦了的脸，一根长的钩鼻子悒郁地垂在下巴上面；他坐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对面，那双黑眼睛呆呆地望着安东·巴夫洛维奇，他用了忧郁的低声说：

“在一段儿童教育期中的得来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印象积起了一个心灵的聚块，它完全毁灭了客观地认识周围世界的一切可能性。显然，世界不过是我们自己对于它的概念……”

他一下就跳进哲学的领域里面去了，他走的是一个醉汉在冰块上走的那种步子。

“请告诉我，”契诃夫温和地小声打断了他的话，“在您那个县里谁打小孩？”

小学教员从椅子上跳起来，愤怒地挥动他的胳膊：

“您说什么！我吗？绝不！打人？”

他受了委屈地从鼻子里发出响声。

“您不要生气，”安东·巴夫洛维奇带笑地安慰他说。“难道我是在讲您吗？可是我记得在报上读到过在您那一县里面有人打过小孩……”

小学教员又坐了下来，揩了他脸上的汗，放心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深沉的低声说：

“这是真的。有过这么一回事。这是玛卡罗夫。您知道，这不是什么惊人的事！这是野蛮的举动，然而也是可以解释的。他结了婚，有四个孩子，妻子生病，他自己也有病，肺病，薪水只有二十个卢布……学校像一个地窖，教师只有一间屋子。在这种情形下面，谁也会打一个没有做错事的天使；况且，请您相信我，那些学生跟天使差得实在太远！”

这个人起先正要拿一大堆聪明话无情地压到契诃夫的头上去，可是现在他突然凶恶地摇着他的钩鼻子，用石头一般沉重的简单明瞭的句子讲起话来，而且很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可怕而可诅咒的真相。……

小学教员告辞的时候，他把契诃夫一只指头细细的瘦小的手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用力地摇着说：

“我到您这儿来的时候，就像到上司那儿一样，又胆小，又打颤。我装出自尊自大的样子，我想让您看到我不是一个笨蛋……现在我离开您回去的时候，我好像离开一个什么都懂得的又好又亲切的朋友。什么都懂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谢谢您！我走了。我带回去一个又好的又愉快的思想：伟大的人比那些跟我们一块儿生活的无能的人更单纯，更能了解人，他们的心灵同我们更接近。别了！我永远忘不了您。”

他的鼻子颤动着，善意的微笑使他的嘴唇皱起来，接着他加上了这句意外的话：

“老实说，下流人也是不幸的，让魔鬼抓他们去吧！”

他走的时候，安东·巴夫洛维奇用眼光送他出去，一面带笑地说：

“这是个好孩子。他不会教多久的。……”

“为什么呢？”

“他们要陷害他……赶走他……”

他想了一会儿又用温和的低声说：

“在俄罗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倒有点像看妈用来吓唬小孩的扫烟囱的人。”【小站按: 意为有点像扫烟囱的人，被保姆用来吓唬小孩】

我有一个印象：每个人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起一种愿意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自己的欲望，我不止一次地在那儿看到人们怎样地抛掉那些书本上的词句和时髦的用语做成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以及所有其他的廉价的货色，这些东西原是俄罗斯人想装扮欧洲人①时用来装饰自己的，就跟野蛮人用贝壳和鱼齿来装饰他们自己一样。安东·巴夫洛维奇不喜欢鱼齿，也不喜欢公鸡毛；凡是人用来装饰自己让自己显得“更重要”的一切花花绿绿的、大吹大擂的、外来的多余东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并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见人这样漂亮地打扮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想把那个人从这种重而无用的漂亮衣服中解放出来，这种衣服反而损害了那个跟他谈话的人的本来面目同活的灵魂。契诃夫一生都是依靠着他的灵魂生活的；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一部分的人所期待于安东·契诃夫的和另一部分的人（比较粗野的人）所要求于安东·契诃夫的究竟是什么。他不喜欢那些关于“高雅的”题目的讨论──这一类的谈话却是我们一般善良的俄罗斯人非常爱好的，他们忘记了：目前连一条像样的裤子也没有，却只顾争论将来穿天鹅绒衣服的问题，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可笑的举动。

①这里的“欧洲人”指西欧人。

他单纯到了美的境地，他喜欢一切单纯、真实、诚恳的人和事物，他有他自己的使别人变得单纯的方法。

有一天三个打扮得很华丽的太太来看他。她们把整个屋子都装满了她们绸裙子的沙沙声和浓郁的香水气味以后，便很有礼貌地在主人的对面坐了下来，装出对政治很关心的样子开始“提出问题”。

“安东·巴夫洛维奇！您以为战争将来怎样结束呢？”

安东·巴夫洛维奇咳了两声嗽，想了一会儿，随后温和地用了认真的、亲切的声调答道：

“大概是和平……”

“当然啊！可是哪一方面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以为是强的一方面胜利……”

“那么照您看来，哪一方面是强的呢？’’三位太太齐声问道。

“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一方面……”

“啊！多聪明！”一位女客大声赞美道。

“您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啊，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另一位太太问道。

安东·巴夫洛维奇和蔼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带着一种亲切的、温和的微笑回答她道：

“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它吗？”

“很喜欢！”太太兴致勃勃地嚷道。

“它多么香啊！”另一位太太认真地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活泼地谈起来，并且显出她们对于这个蜜饯的问题有着非常广博的学问和精细的知识。她们显然很高兴：现在用不着再费脑筋装出对于她们从未想过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事情真正关心了。她们离开的时候，快乐地答应安东·巴夫洛维奇：

“我们要送蜜饯给您。”

她们走了以后，我对他说：

“您谈得多漂亮！”

安东·巴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他说：

“每个人都应该讲他自己的话……”

另外一次，我在他那儿看见一个年轻而漂亮的检察官。他站在契诃夫面前摇着他那鬈发的头起劲地说：

“安东·巴夫洛维奇，在您的短篇小说《凶手》里面，您在我的面前提出了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要是我承认杰尼斯·格利戈利耶夫有意做坏事的话，那么我就得无条件地把他关进牢里去，社会的利益要求我这样做。然而他是一个未受教育的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犯罪的，他使我生了怜悯心！然而，要是我认定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理解的人，而且我顺从了我那怜悯的感情，那么，我怎么能够向社会保证杰尼斯不会再拔掉铁轨上的钉子使火车出轨呢？问题就在这儿！那么怎么办呢？”

他不作声了，却把他的上半身向后一仰，用一种问询的眼光望着安东·巴夫洛维奇。他穿了一件崭新的制服，制服前胸的一排钮扣跟这位年轻的正义拥护者干净的小脸上一对眼睛一样自负地、迟钝地发着光。

“倘使我是一个法官，”安东·巴夫洛维奇认真地说，“我要释放杰尼斯……”

“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要对他说：‘杰尼斯，你啊，你还不够成熟去做一个自觉的罪犯，去，去成熟吧！’”

法学家笑了起来，可是立刻又恢复了他那庄严正经的表情，他又说：

“不，可敬的安东·巴夫洛维奇，您所提出的问题只能够从社会的利益这个观点去解决，我是有责任来保护社会的生命和财产的。杰尼斯固然是一个野蛮人，不过他又是一个罪犯。这就是实情！”

“您喜欢留声机吗？”契诃夫突然和蔼地问道。

“啊！是的！非常喜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啊！”年轻人快活地回答说。

“可是我却讨厌留声机！”安东·巴夫洛维奇忧郁地承认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说唱啊，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从它那儿出来的一切都带着漫画的样子，死的样子……至于照相呢，您玩照相吗？”

这位法学家原来是个照相迷；他马上热心地谈起照相术来，他虽然说过“了不起的发明”的话，可是他对留声机完全没有兴趣，契诃夫倒正确地、精细地看到了这一层。于是我又看见一个活泼而且相当有趣的小小的老好人从制服里面钻了出来，这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像一只年轻的猎狗一样。

安东·巴夫洛维奇把这个年轻人送走以后，便带着忧戚的神情说：

“就是这种生在……法官位子上的脓疱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又说：

“检察官们非常喜欢钓鱼。尤其是鲈鱼！”

他有一种随地发现和暴露“庸俗”的技巧──这种技巧是只有那些对人生有很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够有的，而且只能够由那种想看见人变得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对于“庸俗”他永远是一个严厉、无情的裁判官。

有人当面告诉他，一个平常老是宣传爱邻人和怜悯心的某通俗杂志发行人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铁路上的乘务员，这个人平时对待部下也十分粗暴。

“这是自然的事，”安东·巴夫洛维奇带着阴郁的微笑说。“他是一个贵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进过神学校！他的父亲从前穿树皮鞋，他现在却穿漆皮鞋……”

他讲话的腔调立刻就使“贵族”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可笑了。

有一次谈到某一个记者，他这样说：

“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总是写得那么高尚，那么人道……那么甜。可是他在人面前把他的妻子当傻瓜看待。在他家里老妈子住的屋子却是那么潮湿，所以老妈子经常害风湿病……”

有人问他：

“您喜欢某人吗，安东·巴夫洛维奇？”

“是……很喜欢。很好的人，”契诃夫一边咳嗽一边同意说。“他什么都知道。他书念得多。他借了我三本书，始终不还来。他常常心不在焉。今天他会对你说你是一个出色的人，明天他会告诉别人你偷了你姘头的丈夫的袜子，有蓝色小条纹的黑丝袜……”

有人在他面前抱怨那些厚杂志的“正经文章”栏实在沉闷，而且使人感到厌倦。

“可是您不应当去读那些文章，”安东·巴夫洛维奇用了确信的声调劝告他。“那是朋友文学……同人文学。是红，黑，白诸位先生的创作。第一位写一篇文章，第二位反驳他，第三位出来调和前两位的冲突：他们好像三个人在打‘温特’①。可是这一切对读者有什么好处，他们全不关心。”

①温特：这是四个人玩的牌戏，还有一个空位，由三人中任何一个代理。

有一天一位长得很丰满、穿得很漂亮的美丽、健康的太太来看他，一坐下便“契诃夫式”地谈起来：

“人生多么无聊，安东·巴夫洛维奇！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啦，天啦，海啦，连花也是一样，在我看起来都是灰色的。没有欲望……我的灵魂里充满了痛苦。……这好像是一种病……”

“的确，这是一种病！”安东·巴夫洛维奇带着深信地说。“它还有一个拉丁名字：morbus pritvorialis①。”

①“假病”、“装病”的意思。拉丁文morbus，就是“病”。

幸而这位太太不懂拉丁文，或者她是假装不懂也未可知。

“批评家好像是打扰马耕田的马虻，”契诃夫露出他那聪明的微笑说。“马作工的时候，它全身的筋都像大提琴上面的弦一样紧张起来，可是一只马虻飞来停在它的屁股上，使它发痒，拿嗡嗡声去吵它。这匹可怜的马便不得不皱起它的皮，摇动它的尾巴。马虻究竟在嗡嗡些什么呢？不用说，连它自己也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它永远安定不下来，而且它想使别人注意到它：‘你们看，我也活着，对于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嗡嗡几声啊！’二十五年来我读了不少别人对我的小说下的种种批评，可是我记不起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提示，我也没有听到一句好的劝告。只有一次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批评①──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说我会醉死在墙脚……”

①指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一八八六年批评《五颜六色的故事》的文章。斯卡比切夫斯基是个有自由主义和民粹派倾向的文学评论家。

在他那忧郁的灰色眼睛里面差不多老是闪露着一种精细的讽刺，不过有时他的眼光又变成冷漠、锐利、严厉的；在这种时候他那柔和、亲切的声音里却带了一种刚强坚定的调子；这使我觉得这个谦虚温和的人在他认为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站出来坚决而勇敢地跟一种敌对势力对抗，并且绝不屈服。

有时候我觉得在他对人的态度里面隐隐地含得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

“俄罗斯人是多奇怪的东西！”他有一天对我说。“他跟一个筛子一样，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年轻的时候，他贪馋得不得了，只要是他碰到的东西，他都抓来填塞他的心灵；过了三十岁以后，这一切都光了，就只剩下一种淡灰色的杂拌儿。人要活得正派，活得像一个人，就得工作。带着爱和信仰去工作。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不知道这样做。譬如一个建筑师，他修造了一两所像样的房屋以后，便坐下去打牌了，他会打一辈子的牌，不然他就会跑到戏园的后台去鬼混。又如一个医生，要是他有了主顾，他就不再研究科学了，他除了《治疗新报》以外什么书报都不看，等着他一到四十岁，他就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病都是由感冒来的。我从没有见到一个官，他知道一点点他自己工作的意义的；他们通常都是坐在首都或者省城里面起草公文，送给兹米耶夫或者同莫尔贡去执行，至于那班会被这些公文夺去他们的行动自由的人，那位起草公文的官却很少想到，就像无神论者不会想到地狱的苦刑那样。又如一个律师，在他由于一次胜诉成名之后，就不再去维护真理；他只知道去维护财产权、看赛马、买马票、吃牡蛎，装出他对一切艺术都是内行的神气。又如一个演员，要是他扮演两三个角色演得还不坏，那么以后他就不再用心研究他的角色；却戴上一顶高帽子，自以为是一个天才了。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又贪又懒的人的国家。人们拼命地大吃大喝，喜欢白天睡觉，闭上眼睛就打鼾。他们结婚是为了需要人料理家务，他们找情妇，是为了想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方便。他们有着狗的心理：挨了打就轻轻地叫几声躲到自己的窝里去；得到爱抚就仰面地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摇着尾巴……”

这些话里面有一种冷漠而忧郁的轻蔑。可是他一面轻视，一面也怜悯；安东·巴夫洛维奇要是听见谁在他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他马上就要替那个人辩护道：

“您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他是一个老年人。他现在七十岁了。……”

或者说：

“可是他还年轻呢，这只是由于他糊涂……”

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厌恶的表情……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他来说，“庸俗”不过是一种有趣的或者无关重要的东西；可是它逐渐把人包围住，它那灰色的雾像毒药或者炭气一样地浸入了他的脑子和血液，这样一来他就变得像一块起了锈的旧招牌：那上面一定写得明白是什么行业店铺，然而究竟是什么呢，却已经认不出来了。

安东·契诃夫在他的初期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能够在那灰色的“庸俗”的海洋里面看出来它那些悲惨阴暗的玩笑；我们只要细心地读一下他那些“幽默的”小说，便可以明白这位作者怎样悲哀地发现了那么多的可憎可恨的残酷的东西，但是马上又不好意思地用一些滑稽的词句和情景把它们遮盖起来了。

他是很谦虚的，他的谦虚差不多到了贞节的地步，他不肯高声地、公开地对人们说：“啊，你们应当……更正派点！”他白白地期待他们自己明白多么应当变得更正派些。他憎恨一切庸俗、肮脏的东西，他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微笑来描写了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表下面，看出那个严厉责斥的含意来。

一般可敬的公众读着他的《阿尔比昂的女儿》的时候会发笑，他们很少注意到在这篇小说里面一位调养得很好的绅士极其可恶地戏弄一个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很生疏的单身女人。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每一篇幽默小说里面，我都听见一颗真正仁爱的心的轻轻长叹──这一声寂寞痛苦的叹息是为着怜悯人们而发的，就是怜悯那样的人：他们不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格，毫不抵抗地服从暴力，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并且除了相信每天必须喝油多的白菜汤以外就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害怕挨到更强、更无礼的人的鞭打以外就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人像安东·契诃夫那样透彻地、敏锐地了解生活的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在他以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混乱中间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

“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了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就是在那些第一眼看来好像很好、很舒服并且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出那种霉臭来。……然而“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报了仇：就是把他的遗体──一个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辆运“牡蛎”的货车里面。

这辆货车的肮脏的绿色斑点，在我看来，好像是“庸俗”对它那个疲乏的敌人发出的胜利的狞笑，而那些在街上叫卖的报纸上发表的无数《回忆》文章都不过是一些虚伪的悲伤，在悲伤的后面我感觉到那个“庸俗”的又冷又臭的气息，它正在暗暗地高兴着它的仇人的死亡。

我们读安东·契诃夫的小说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在一个悒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切都是奇怪地孤寂的、静止的、无力的。空漠的青色的远方是荒凉的，并且跟苍白的天空融合在一块儿，朝那盖着一片冻泥的大地吹来一股彻骨的寒气。作者的心灵跟秋天的太阳一样，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踏坏了的路、曲折的街、狭小龌龊的房屋，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给倦怠和懒惰闷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的房间里充满了使人打瞌睡的胡乱的骚动声音。在这儿，像一只灰色小老鼠似地焦急地踱着那个“宝贝儿”①，一个又温和又可爱的女人，她能够那么深而又那么卑屈地爱着人。这个温顺的奴隶，要是有人打她的脸颊，她连哼都不敢哼一声。忧郁地站在她旁边的是《三姊妹》②中的奥尔加：她也能够爱得深，她毫不抱怨地顺从着她那个不中用的哥哥的庸俗卑鄙的妻子的古怪脾气；她看见她两个妹妹的一生在她的眼前毁掉，她只有哭，她对谁也不能够帮忙；在她的心里就没有一句有力的活的抗议的话来对付“庸俗”。

①“宝贝儿”：契诃夫短篇小说《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阿林卡，“宝贝儿”是她的外号。

②《三姊妹》：契诃夫的四幕正剧。奥尔加是三个姊妹中的大姐。

还有那个爱流泪的拉涅夫斯卡雅和其他的“樱桃园”①过去的主人──他们像小孩那样地自私，像老年人那样地衰老。他们到了应该死的时候而没有死，他们悲叹着，对他们四周的一切完全看不见，完全不了解；他们是一群不能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者。那个毫无用处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劳动的必要，同时却过着寄生的生活，他为了排遣寂寞便不留情地挖苦那个拼命工作来使那班不做事的人过得舒服的瓦利雅。

①《樱桃园》：契诃夫的最后一个剧本。

韦尔希宁想象着三百年后生活会是十分地美丽，却不想到他四周的一切全在崩坏，而且就在他的眼前，索列雷因为厌倦和愚蠢正准备杀死那个可怜的屠旬巴赫男爵。①

①他们都是《三姊妹》中的人物。韦尔希宁是陆军中校，索列雷是二级上尉，屠旬巴赫是中尉。最后索列雷在决斗中杀死了屠旬巴赫。

一长串一大队的男男女女走过我们的面前，有的是自己的恋爱的奴隶，有的是自己的愚昧的奴隶，有的是自己的懒惰的奴隶，有的是自己对于财富的贪心的奴隶；他们对生活有一种阴暗的恐惧，他们带着一种动摇不定的惶恐心情，他们觉得“现时”里没有他们的位子，所以拿一些关于“未来”的不连贯的谈话来充实他们的生活……

在这灰色的人群中间有时候会响起一下枪声：那是伊凡诺夫①或者特列普列夫②，他们后来明白了他们应当做些什么事，他们便自杀了。

①伊凡诺夫：契诃夫的四幕正剧《伊凡诺夫》中的男主角，最后用手枪自杀。

②特列普列夫：契诃夫的四幕喜剧《海鸥》中的男主角，最后用手枪自杀。

他们里面有不少的人高兴地梦想着两百年以后生活的美丽，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是我们只限于梦想，那么谁来使生活成为美丽的呢？

在这一群软弱无力的人的厌倦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对一切都很注意的人；他观察了他祖国的寂寞的居民，他露出悲哀的微笑，带着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的调子，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绝望的苦恼，用了一种好听的、恳切的声音说：

“诸位先生，你们过的是丑恶的生活！”

我一连发了五天的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睡。芬兰的淡灰色的雨在地上洒了一层潮湿的尘士。英诺炮台上响着大炮的声音，人们在“试炮”。夜里探照灯的长舌头舐着云，这是令人厌恶的景象，因为它使我们不能忘记魔鬼的把戏──战争。

我读着契诃夫的小说。要是他没有在十年前去世的话，战争①也会把他杀死的，它会先拿对于人的憎恨来毒他。我记起了他的葬礼。

①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契诃夫在一九〇四年去世，他死在德国的巴登维勒尔。

这个被莫斯科“深爱着的”作家的灵柩是放在一辆绿色货车里运来的，车门上用大字写着“牡蛎”。到车站上来恭迎作家灵柩的小小的一群人中间有一部分竟然跟着从满洲运回来的克勒尔将军的棺材走了，他们很奇怪契诃夫的送葬行列中怎么会有一个军乐队。后来大家发觉了错误，几个兴致好的人就吃吃地傻笑起来。

伴送契诃夫的灵柩的人至多不过一百的光景。我特别记得两个律师；两个人都穿着崭新的皮鞋，结着颜色鲜艳的领带，好像新郎一样。我走在他们的后面，听见那个叫做符·阿·马克拉科夫的律师谈到狗的智慧；我不知道另一个律师的姓名，他在夸耀他的乡下别墅是多么舒适，四周的风景又是多么美丽。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太太，打着一把带花边的阳伞，正在努力说服一个戴角制镜框的眼镜的老年人：

“啊哟！他是多么和气，多么聪明啊！”

老年人带着一种不相信的神情咳着嗽。天气很热，尘土又多。一个肥胖的巡官骑着一匹又白又肥的马威武地走在送葬行列的前头。这一切和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都是极其庸俗的，并且跟一个伟大而精细的艺术家的纪念很不相称。

在写给年老的阿·谢·苏沃陵①的一封信里，契诃夫说：

“再没有比这种平凡的生存竞争更无聊，也可以说是更少诗意的──它破坏了生活的欢乐，把人引到冷漠无情上面去。”②

①阿·谢·苏沃陵（ 1834—1912）：新闻记者，反动报刊《新时代》的出版人。契诃夫后来就跟他疏远了。

②指契诃夫在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一日给苏沃陵的信，一九一四年在《海湾》杂志上发表。

这些话表示出来一种纯粹俄罗斯人的心境，然而据我看来，这却不是安东·巴夫洛维奇的心境。在俄罗斯，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在俄罗斯什么东西都丰富，然而就缺少对劳动的爱心）。俄罗斯人赞美精力，可是他们不大相信它。像杰克·伦敦①那样的一个有行动的心境的作家在俄罗斯是不可能有的。固然我们俄罗斯人高兴读伦敦的著作，可是我并不曾看到它们鼓舞俄罗斯人的意志变为行动；它们不过激发了他的想象。②在这个意义上说契诃夫便不是纯粹俄罗斯的了。拿他来说，从他很年轻的时候起，“生存竞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采取了一种“为着每日面包的琐细焦虑”的阴郁的形式，其实这不止是为他一个人──他需要的是大块的面包。③这些没有欢乐的焦虑消耗了他的青春的全部力量，可是他居然能够保住他的幽默，倒是一件可惊奇的事情。在他看来生活好像只是一种想得到饱足和休息的无聊的渴望；他以为人生伟大的戏剧和悲剧都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厚层下面。只有等到他免去了关心他身边的人是否得到饱足的焦虑以后，他才能够用锐利的眼光看到这些戏剧的本质。

①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进步作家。

②这是高尔基的愤激之言。他在后来的文章例如《学习苏联工人阶级的榜样》里就改正了这种说法。

③契诃夫的父亲是一个解放了的农奴。他的家境很苦。

我从没有见过谁像安东·巴夫洛维奇那样深切地、完全地感觉到劳动的重要，认为它是文化的基础。他这种感觉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的一切细节，他选择物品的态度，以及他对于物件的高尚的爱心中看出来，他的这种爱心里面绝对不含有搜集的欲望，它却只是把那些物件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品来不绝地赞美。他喜欢修造花园，种植花木，装饰土地；他感到了劳动的诗意。他怀着多么感动人的关切在园子里各处察看他自己栽的果树和点缀园景的灌木长得怎样了！他修建阿乌特卡的那所房屋①的时候，他说：

“要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块小小的地上做了他所能够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土地会是多么地美啊！”

①指雅尔达的别墅，现在是契诃夫纪念馆。

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关于瓦希卡·布斯拉耶夫的剧本①，我便把瓦希里的自负的独白念给他听：

啊啊！要是我的气力再大一点就好！

我吐一口热气就会把雪融化，

我要绕行大地，把它全部耕种！

我要走它一世纪，我要建造城市，

我要修教堂，到处开辟花园！

我要把大地打扮得像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要像抱一个新娘那样地搂紧它，

我要把大地抱起来抱到我的胸上，

我要把它抱起来，送到主那儿去：

“主啊，看一下大地变成什么样子了，

瓦希卡把它打扮得多美啊！

您当它是一块石头扔在一边，

我现在把它变成了贵重的绿玉！

主啊，请看，请您高兴吧，您看

它在太阳光里发着碧绿的光！

主啊，我把它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您，

不过我的损失太大了，因为我十分爱它！”……

①高尔基大概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想起写这个戏，但是并没有写成它。瓦希卡是瓦希里的爱称。

契诃夫喜欢这一段独白。他感动地咳着嗽，一面对我和亚·尼·阿列克新医生说：

“这很好……这很真实，很通达人情！‘一切哲学的意义’正是在这儿：人把大地弄成可以居住的地方，他还要把它弄成住得舒服的地方。”

他坚决地把头向上一扬，再说一句：

“会弄到这样的！”

他要求我把瓦希里的自夸的独白再念一遍给他听，他一边望窗外，一边听着，并且给了我一个劝告：

“最后的两行用不着，这是胡闹。多余的……”

关于他的文学的工作，他谈得很少，而且很勉强；我倒想用“贞节地”这个字眼，或者还可以说像他谈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时候那样的谨慎。只有偶尔碰到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带笑地给我们说明他某一篇小说的主题──他拣的总是幽默故事。

“您知道，我要写一篇关于一个小学女教员的小说，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崇拜达尔文①，她认为应当跟人民的偏见和迷信作斗争。可是半夜十二点钟她却跑到洗澡间去煮一只黑猫来取它的‘锁骨’──这根骨头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引起男人的爱情。是的，就是这样的一根小骨头……”

①查·达尔文（1809—1882）：英国科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立者。

他谈到他的剧本的时候，他总是把它们当作“开心的”东西看待，而且我相信他真正以为他是在写“开心的戏”。沙瓦·莫罗左夫①大概听见了他的这一类的话，所以坚持说：

“契诃夫的戏是应当作为抒情的喜剧来演出的。”

①沙·季·莫罗左夫（1862—1905）：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个有力的赞助人。他是一个豪富的商人，同情革命运动，捐过大批款子。一九〇五年革命运动失败后，他在法国尼斯自杀。

契诃夫对于当时一般的文学也非常注意，他对一班“新作家”尤其表示关心。他怀着极大的耐心读完了包·拉扎列夫斯基①、尼·奥立格尔②和别的许多人的大部头的原稿。他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文学还是一个新的东西，甚至是专门属于那些‘优秀分子’的。在挪威，两百二十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作家，而在我们这儿一百万人里面才找得出一个作家来。”

①包·亚·拉扎列夫斯基（1871—1919）：俄罗斯作家。

②尼·费·奥立格尔（1882—？）：俄罗斯作家。

他的病使他偶尔会有疑病患者的心境，有时甚至有厌人厌世者的心境。在这种时候他对于人和事的论断总是反复无常的，他对人们的态度也是很严厉的。

有一天他躺在沙发上，干咳着，一面玩着体温表，一面对我说：

“为了死而活着，已经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是知道了自己不免早死而活着，这太愚蠢了……”

又有一次他坐在开着的窗前，望着远方，望着海，他忽然意外地恼怒地嚷道：

“我们习惯了在期待和希望中活着──我们期待好天气，期待好收获，期待美满的恋爱，希望发财，希望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可是我从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的。我们心里想，换了一个新的沙皇，情形就会好转，两百年以后情形一定更好，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出来努力使得这种好转明天就成为事实。总之，生活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复杂，它自己向着人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走去，而人们呢，却显著地变得更愚蠢，并且逐渐地跟生活越离越远了。”

他想了一会儿，便皱起前额加了一句话：

“就像宗教行列中那些残废的乞丐一样。”

他是一个医生，医生生病往往要比他的病人生病更痛苦；病人只是感觉到病痛罢了，医生却比病人知道得多些：他知道自己的组织正在败坏下去。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我们可以说，知识使人接近死亡。

他笑的时候两只眼睛非常美，它们有一种女性的温柔，而且十分柔和。他那种差不多是无声的笑特别可爱。他笑的时候，他真正在笑中感到了乐趣，他高兴了。我不曾见过一个能够像他这样“精神上”（我姑且用这个字眼）笑着的人：

那些粗俗的趣话绝不会使他发笑。

有一天他带着这种和悦、恳切的微笑对我说：

“您知道为什么托尔斯泰对您显得喜怒无常吗？这是因为他妒忌；他以为苏列尔席次基爱您比爱他更多些。是的，是的。昨天他对我说：‘我对高尔基是不能够坦白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是我不能够。连苏列尔住在他那儿，也使我不高兴。这对苏列尔也有害处。高尔基是一个坏人。他好像是一个被人强迫修行的神学校学生，这使得他对任何人都不高兴。他有一个间谍的灵魂；他不知道是从哪儿跑来的，却跑到一个生疏的地方迦南①来了；他什么都注意，什么都留心，把什么都向他的那个上帝报告了。而他的上帝却是一个怪物，是乡下人所说的树精或者水神一类的东西。’”

①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名。

说到这儿，契诃夫笑出眼泪来了，他一边揩着眼泪，一边继续说下去：

“我说：‘高尔基是一个好人。’他又说：‘不，不，我知道他。他有一根扁鼻子，而这种鼻子是只有倒霉的人同坏人才有的！并且，女人也不喜欢他，女人就跟狗一样：她们嗅得出来谁是好人。苏列尔呢，他真正生就一种完全不自私地爱人们的宝贵特性。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能够爱，就是无所不能。’……”

契诃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

“是的，老头儿妒忌。……多么奇怪啊……”

他讲到托尔斯泰的时候，眼里总是现出一种特别的、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和蔼而困窘的微笑；他压低了声音说话，好像在谈着什么虚幻的、神秘的东西似的，需要着使用谨慎温和的词句。

他不止一次地抱怨着在托尔斯泰的身边没有一个像埃克曼①那样的人，把这个老哲人的锐利的、随时发生的、有时还是矛盾的思想详细地记录下来。

①约·彼·埃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做过几年歌德的秘书，著有《与歌德谈话录》，三卷。

“您应当担任这个工作，”他劝告苏列尔席次基说。“托尔斯泰那么喜欢您，他跟您讲得很多，而且讲得那么好。”

契诃夫跟我谈到苏列尔的时候，他说：

“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他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