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1971年圣诞节（黄灿然 译）
人们老是问住在贝尔法斯特有什么感觉，而我总是说在我们那个城区事情并不太糟：一种随口说出的安慰，意思是说，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不必想到会被交叉火力打中。这种简略的表达方式可避免解开那些疲倦地缠绕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心中卷拢起来，像一个用铁钩和铅锤串成的圆球。我已经倦于不断在创痛与不公之间作出裁决，一会儿被种族与愤怒的长尾巴摆弄，一会儿被那些比较可接受的怜悯和恐怖的情感摆弄。我们生活在电视屏幕那病态的光中，用一块自私的玻璃板隔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苦难之间。我们逃过了爆炸和葬礼，继续跟那些被炸碎或坐牢的受害者的家人一起活着。
我们还得跟军队生活在一起。今天早晨我和我三岁的儿子在福斯路被截住，然后被强行带去了附近的警岗，因为我的汽车税已经过期。我的抗议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因为负责这件事的警察说：“好啦，你要么到路边警察局去，要么让我们带你去好莱坞。”──他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管辖范围。这还不叫戒严，但那感觉就是。每到一处总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看着你──这就是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在街上，在街头拐角处，在门口，在受破坏地点的水坑边。到晚上，会碰见没有亮灯的吉普车和装甲车吼叫着经过；或者遇到竖起的路障，然后又是动辄数小时的拖延，在枪支和火把中搜查和签字。当你驾车离开，你又会撞上专门为了在你开快车时让你翻车的坡道，说不定还会瞥见道路远处一两个把双手搁在头上的少年在那里被搜身。全是见怪不怪的事儿。与此同时，在那些受扰攘的私家公寓前，街灯不见了，正好为狙击手和神枪手的夜间瞄准器提供更大的方便。
如果不是军队的截查，就是治安委员会。他们都经过有效的组织，堆起用新木做成的障碍物，头戴看守人的帽子，手持茶会志愿服务员花名册，保护这块土地。如果十点钟拐过街角走向香烟售卖机或炸鱼薯条外卖店，则会碰到持手电筒的先生们，老成持重，态度坚决，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们与街道尽头墙上的宣传标语所表达的感情有多大程度上的一致，这我倒没有探究。“乌尔斯特属于新教徒”和“黑人和芬尼亚主义者滚出乌尔斯特”却提醒我这里的态度岂止是防御性的。那些直到凌晨时分都还在喝茶和咨询的哨所则更好地说明另一个标语：“六郡并入二十六郡行不通。”我打道回家──“晚安了，先生”──经过一家在两个月前被炸毁的银行和一间三星期前被炸掉的汽车陈列室。没有人丧生。那些地点之间的窗户大部分仍然被封死。我们这个城区事情还真不太糟。
夜里路上的行人是够少的。那地方开始弥漫一种恐惧。谁将成为临时派成员的下一个目标？谁知道报复行为不会降临在你站着的地方？酒吧更清静了。如果你带着一个包裹你就要把它紧贴在身上，否则它会被怀疑就快爆炸了。最近，在女王大学的教员休息室，一个炸弹拆除小组奉命前来拆除一摞书，后来才发现那摞书的主人在隔壁喝酒，还没喝完呢。但是当你想到麦克古克酒吧瓦砾中的尸体，这种谨慎就绝不是什么玩笑。
还有就是逛百货公司的风险。上星期六我在马莎百货商店买袜子和睡衣时，还没付款就差点被一次爆炸吓死，而在辛基尔路却有四个人就给糊里糊涂地炸死了。一名警卫员在罗克商场把我妻子逼到一角盘问──她事后想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她有一个计时器，尽管只是在拍卖场上买来的旧钟，放在她的购物袋的底部。数日前某个人的计时器曾把她吓个半死，她刚步出大学道一座办公楼，那里便发生了爆炸。
几乎看不到什么童话式的彩灯，或者圣诞树，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将没有圣诞卡。后者是公民抗命运动组织者要求的结果，目的是要在这个快乐时节尽量让邮政局无利可图。如果人们非要寄卡，他们就会被要求购买由“人民民主”和“阿多伊内救济委员会”制作的反拘留卡，以接济朗格克什拘留营那些被拘留者的家属和其他人。巧得很，那个拘留营肯定是乌尔斯特最明亮的地点。当你在入夜后驱车经过它，可见到它矗立在霓虹灯下，明亮如机场。发炎的漆黑郊区。那是我们的军事装饰的另一个例子。
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又将听到季节性的呼唤，但是否能适当行使美好愿望却要看是否获得某种自尊。对这个社区的某些人来说，向统治阶层行使美好愿望一直受到他们被要求跨越的心理圈套的阻挠，也受到他们生活其中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亦即英国的实际环境的妨碍。这里的统治集团对作为爱尔兰人这个概念寄托的一点儿美好愿望也会在这个少数民族中引起某些意想不到的反应。即使是现在，也很难对我们之中那一百万人的困境寄以充分的同情，他们会要求另外五十万人以低声下气来提高自己。听我说吧，我有一位绝对不怀偏见又富于同情心的朋友，他搜索枯肠要找一句话来形容他对临时派成员的厌恶，竟无意中说出一句很贴切的话：“这些……这些……爱尔兰人。”
很多人家将刻意不去摆放圣诞树，人们将代之以在窗口点燃传统蜡烛。我想起了路易斯·麦克尼斯的诗句，“生于圣公会环境，永远被禁止点爱尔兰穷人的蜡烛”；还有威·罗·罗杰斯，他的《诗集》在圣诞节出版；以及约翰·休伊特，这位“殖民者血统的乌尔斯特人”的诗歌许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乌尔斯特新教徒的意识。这三个人都是生来就具有“两个民族”的意识，在他们富于想象力的努力中，有一部分乃是阐释他们对爱尔兰的感情，对将近四百年前麦克摩里斯在环球剧院向弗鲁爱林提出的“我的民族是什么？”①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作为北方新教徒，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他们与那只吃自己猪仔的老懒猪的关系。他们并不自视清高而与另一窝拉近关系。不过，事实上我这辈子从未见过猪仔被懒猪吃掉；反而时常是猪仔自己吃掉另一只猪仔的耳朵。
上星期六，在大学一次各教派联合主办的礼拜仪式上，我被安排诵读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片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民族能够站起来，充分实现它自己的信条的意义”──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能够完全领会这一古老精神的含义：“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全能的上帝啊，我们终于自由啦。”但我记得我去年在加州做过的一个梦，它与这一前景所具有的充满希望的自然韵律迥然不同。我正在浴室的镜前剃须，突然瞥见镜中有一个受伤的男人向我扑下来，举起血淋淋的双手要撕碎我或者哀求我。
你以前能够预料到圣诞节之后的情形：“圣诞节过得怎样？”“啊，很平静，非常平静。”现在可不那么好预料了，除了你可以预料警笛的刺耳声将送掉旧的并且没迎来什么新的。在这个地方的某些区域，他们会在“圣司提反日”②杀好鹪鹩。在一些家庭里他们仍然会希望新年第一位来客给他们带来转运。
① 环球剧院，以上演莎剧著名。弗鲁爱林和麦克摩里斯皆为莎剧《亨利五世》中的人物。弗鲁爱林是威尔士人，亨利军中的军官，在法国作战，故有这番诘问。
②指12月26日。
（郑春娇 校）
原刊于《听众》，1971
选自《发现者，保管者：希尼三十年文选》，谢默斯·希尼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待出）
预读/校对：Turquoise、zzj、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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