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福斯特：我的信念（程雨民译）

2018-04-24 E. M. Forster 黄灿然小站

我的信念①

① 本文写于1939年法西斯主义浓云密布之际，文中许多论点都针对这一背景而发。

我不相信“信念”。但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而且有着那么多的战斗信条，所以为了自卫起见，人们也只好制定一个自己的信条。在一个充斥着宗教迫害、种族歧视的世界里，一个愚昧无知居统治，而理应统治的科学却充当奴颜媚骨的皮条客的世界里，仅有容忍、温顺和同情，已经不够。容忍、温顺和同情确实至关重要，而且它们必须赶快站出来，人类才能免于毁灭。不过目前它们不够，它们所能产生的作用，微弱得有如军靴践踏下的一朵鲜花。因此，必须把它们绷硬，哪怕这会使它们变得粗糙。在我的心目中，信仰就是一个绷硬的过程，是给心灵上的浆。这浆应该尽量少上，我不喜欢这东西。就它本身而言，我根本不相信它。这一点上我大概有别于大多数相信“信念”而且唯恐不用其极的人。我效法的是爱拉斯漠和蒙田，而不是摩西和圣保罗。我的圣庙不是建立在摩利亚山，而是在连不道德的人也能进入的爱丽赛田园。①我的座右铭是：“主啊，我不信——愿你保佑我的不信。”②然而，我注定要生活在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正是我从孩提时起就经常听人赞扬的那种时代。实际上却是极不愉快，彻头彻尾地血腥的。可我得打足精神直面人生。我从何着手呢？

① 荷兰宗教改革家爱拉斯谟和法国散文家蒙田均为人文主义者，有别于摩西和保罗之为宗教人物。摩利亚山为宗教地名；亚伯拉罕百岁得子，上帝令他带到摩利亚山去，将独子献为祭品，后因见亚伯拉罕顺从而加以制止。爱丽赛田园为希腊神话中的天堂。

②《马克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耶稣救活病孩后，其父说道：“主啊，我信……”作者反其意而用之。

从个人关系着手。在一个到处是暴力和凶残的世界里，这还是比较牢靠的。不是说绝对牢靠，因为心理因素已经把“个人”的概念撕得粉碎，而且已经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逆测之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冒出来，破坏我们正常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更不可能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怎么还能信任个人关系，在行将来临的政治风暴中依靠它呢？理论上说来是不能的。但实际上不仅可能，而且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虽然A并非始终不变地是A，B也并非始终不变地是B，但是他俩之间依然可能有爱和忠诚。为了生存，就得假定人格是牢靠的，“自我”是一个统一体，并且无视一切与此相反的证据。而既然无视证据是信仰的一个特征，我当然也能宣称相信个人关系。

从个人关系着手，我在当前的混乱中理出了一点头绪。我们为了生活得像个样，必须喜欢别人，而且相信他们，因此他们也不应使我们失望。然而他们经常会使我们感到失望。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我自己必须尽量做到忠诚可靠，而我正是这样试着做的。可是忠诚可靠不是一个契约合同——这是个人关系和商业关系之间的一大区别。这是心对心的问题，不签文件的。换句话说，除非有一种天然的热情，就做不到忠诚可靠。这种热情是大多数人都有的，虽然他们时常因为运气不好而冷却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当了政治家，依旧想要保持忠诚。而我们大家至少还能在这里点燃自己的一星光明，一点可怜见的风中之烛般的火焰，而且知道这并不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明点，并不是黑暗所不能理解的唯一光明点……

这把我带到了民主，“犹如爱情，那心爱的共和国，它以自由和生命为营养”民主其实不是一个心爱的共和国，而且永远不会是。但是它不像当代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可恶，所以在相应程度上它值得我们支持。它的出发点确实是认定个人的重要，而且认定各种类型的人均为创建文明所必需。它并不把它的公民分为治人者和被治者——正如一个讲究效率的政权经常做的那样。我最景仰的是那样的人，他们机警敏感，想要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而不以权力衡量人生；对他们说来，在民主制度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机会。他们创立或大或小的各种宗教，或者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或者从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或者也可能作为所谓的“普通老百姓”，而在各自的私生活中体现创造，例如调教子女，帮助邻居。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表述自己的意见；只有社会给他们这样做的自由，他们才能做到这点，而给他们最大自由的是民主社会。

民主还有一个好处。它允许批评，而假使没有批评，就必然会产生捂起来的丑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新闻界谎言连篇、庸俗无聊，我还是相信它的原因，也是我相信议会的原因。议会时常受到嘲笑，因为它是空谈场所。而我所以相信它就因为它是空谈场所。我相信那些令人感到头痛的“非保守议员”。他们受到斥责，被称为性格怪僻，或者孤陋寡闻。但是他们确实揭露了一些否则将无人提及的弊端，而屡见不鲜的是弊端一经提及即行纠正。偶尔，也会有好意的公务员因追求效率而弄昏了头，以为自己是万能的上帝了。这种公务员内务部特别多。好吧，早晚议会中会对他们提出问题，而一经提出，他们就得小心行事了。议会究竟是不是代议机构，或者是不是有效率的机构，那是值得疑问的，我看重它是因为它批评和议论，是因为它的说长道短都广为报道。

所以要为民主欢呼两声：一是因为它承认多样性，二是因为它允许批评。两声就已足够，第三声就多余了。那第三声只有“爱情，那心爱的共和国”才敢当。

然而武力又怎么着呢？正当我们努力做到明智进步、温厚容忍的时候，却冒出了一个令人扫兴的问题：不是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武力之上吗？假使一个政府不能指望警察和军队的支持，它又怎么能希望进行统治呢？而假使一个人会受到当头棒击，或被送进劳动营，那么他的意见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两难问题并不像某些问题那样使我担忧。我了解所有社会都建立在武力之上。但是所有伟大的创造活动、所有体面的人际关系，都是在武力并不处于显著地位的间隙时间创建的。起作用的是这些间隙时间。我要它们尽可能地出现得更频繁，持续得更长久，并且称之为“文明时期”。有些人把武力加以理想化，不是尽可能地推迟它的出现，而是崇拜它，促使它走上前台。我认为他们犯了错误，不过我认为他们的对立面神秘论者，当他们宣称并不存在武力的时候，犯的错误更大。我相信武力是存在的，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要让它出笼。它迟早总会出笼的，到那时它就会消灭我们，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多亏了强有力者的愚蠢，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出笼的，不妨想一下他们在《尼伯龙根的指环》①里的表现。剧中的巨人有枪炮，或者说有黄金；但是他们不去用它，他们没有理会到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结果是灾难得以推迟，而辉煌却又摇摇欲坠的天宫瓦尔哈拉得以屹立于风雨之中。法夫纳盘绕着自己的宝藏呻吟叹息；我们今天也能在欧洲的地下听到他；树林里的叶子已经在颤抖，那“林中鸟”已经徒劳无功地发出警告。法弗内将要消灭我们，但是多亏上帝的安排，他既愚蠢又迟钝，因此创造活动得以在他口吐的毒雾范围之外继续进行。尼米派促使鬼怪前来，神秘派说他不存在，但是比他们俩更智慧的沃旦却赶在大祸临头前创造战士。“女武神”不仅是勇敢，而且是智能的象征；她们代表了不失时机争取机会的人类精神，其中一人居然还找到时间谈情说爱。布伦希尔特最后的一支歌赞美了爱情的再现，而且因为夸张是艺术的特权，所以她进而宣称爱情永远是凯旋者，它以自由和生命为营养。

① 《尼伯龙根的指环》为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以中古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为依据。众神之王沃旦出于利己的打算，把尼伯龙根家族的指环和其他宝藏赠给巨人法夫纳。从此巨人变成一条龙，日夜据守在宝藏左右。为了守卫天宫瓦尔哈拉，并使神界免受侵扰，沃旦创造了智勇双全的“女武神”。其中的布伦希尔特却爱上了沃旦留在尘世的子裔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杀死巨人法夫纳并夺得指环。但指环经过诅咒，持有者必得厄运。布伦希尔特因受骗，误使齐格弗里德死于非命。发现真情后，她旧情重燃，决意随齐格弗里德而去。她从他的手指上夺过指环，纵火自焚，并使瓦尔哈拉宫化为灰烬。临终时她歌唱爱情，赞美它使她与旧世界同归于尽。

这就是我对武力和暴行的感想。唉，这是这世界上的最终现实，但它并非总在台前。当武力不在时，有人称之为“颓废时期”，而我称之为“文明时期”，而且认为所以要从事人道的实验，主要就因为有这些间隙期的存在。在厄运临头之前，我总是向另一个方向看。这在我身上究竟是由于勇气，还是由于胆怯，我自己也不能确定。但是我知道假使人们在过去没有向另一个方向看过，那么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所最敬重的人都仿佛自认为是永生的，而且认为社会也是长存的。这两条前提都是错的，但是假使我们要继续吃喝、工作、恋爱下去，并且要为人类精神留几个透气洞，那么就得认为它们都是真的。一千年的太平盛世不像会降临人间；更好更有力的“国联”①不会建立；任何一种形式的基督教或者基督教的代替物，都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为个人带来和谐；不会有“善心发现”这样的事。然而我们不用失望，说实在也不能失望；历史的见证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在刀光剑影下坚持创造性活动的，他们从事他们的艺术创作、科学工作、家庭活动，都是为了这些工作本身，所以我们最好也在飞机的阴影里，学他们的榜样。另外有些人比我更有胆识，他们看得到人类得救的前景，因而鄙弃我的文明观，斥之为一种“推一把就溜掉”的把戏。当然，要是说我们不可能变得更好，刚掌权才几千年的人类永远学不会使用权力，那也太武断了。我的意思无非是，假使人们继续像现在那样相互残杀，世界不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好，而既然人比过去更多了，消灭对方的手段更高明了，所以世界很可能变得更坏。人的优点——因而也就是世界的优点——就是对创造的执著，对友谊的坚信，为体现他们自身价值而表现的忠诚；因而，虽然暴力依旧存在，而且在这一团糟的现体制中，堪称是个主要伙伴，但我还是相信创造力依然存在，而且暴力一旦入睡它就会起到带动作用。所以，虽然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我却不同意索福克勒斯说的不生出来更好。虽然我也像贺拉斯一样，看不到有什么证据说生出来的人一茬比一茬好，但我不想把大门对更自信的观点关上。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太困难了，人们不免会感到沮丧、茫然，兴许还会目光短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

为了寻找寄托，我们也许会转向个人崇拜。但是我认为，在这里得不到帮助。个人崇拜是一种危险的恶习，民主的其中一个小优点就是不鼓励个人崇拜，或者说不产生那种被称为“伟人”的、无法驾驭的公民。相反，它所产生的是各种各样的小人物——那是一项更为细致得多的工作成果。但是，对生活的多样性不感兴趣而且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人，会感到不满足，他们渴望有一个英雄可以顶礼膜拜，盲目跟随。有意思的是，英雄已经成为独裁主义的生财道具的一部分。所谓的“实效政权”，必须点缀上几个英雄，来消除它的沉闷气息，否则是无法运转的——正如做得不好的布丁必须掺上葡萄干才能可口。因此顶端有一个英雄，左右手各配上一个较小号的，这就成了一种流行的安排。于是怯懦的和感到厌烦的芸芸众生也就从这三位一体中得到慰藉，顶礼膜拜，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不，我不信任“伟人”。他们总在自己周围造成一片千篇一律的沙漠，时而还有一片血泊。每当他们垮台之际，我总不禁要感到小人物的窃窃自喜。时而人们会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政变看来已经失败，海军上将托玛去处不明。”海军上将托玛可能具有“伟人”的一切资格——钢铁意志、个人魅力、冲动、资质、无性征——但是命运不济，所以他不能和同伙耀武扬威于历史舞台，只得销声匿迹了。他的失败具有一种完全彻底的性质，是任何艺术家或恋人所不会经历的，因为对后两者说来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对前者说来只有成功才是唯一可能的成就。

然而我相信贵族——假使这字眼用得正确，并且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以用它的话。不是指以等级、权势为基础的权贵，而是由敏感、体谅、有胆量的人所构成的贵族。它的成员遍布于古往今来的各个民族和阶级，每当他们相会，心头总会感到一种默契。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人类传统，代表了我们这个古怪的种族对凶残和混乱所取得的唯一永恒胜利。他们成千上万地默默死去，少数却成了大名人。他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而敏感，他们体谅，而不陷于烦琐，他们的胆量不在于虚张声势，而在于忍受力，他们经受得起开个玩笑。我不想举例子——那未免太冒险——不过读者不妨设想一下，他愿意遇到或者自己愿意做的，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否也像我一样宁愿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我本人反对禁欲主义。我赞同那主张少讲些贞洁多讲些体贴的苏格兰老人。既然身体是我们用以感受和享用外部世界的工具，所以我感到，假使我的贵族违背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就不是真正的贵族了。然而我并不坚持。这并不是一个主要之点。显然，既敏感、体谅、有胆量，而又是个禁欲主义者，这也是可能的。假使谁有前面那三项品质，我就让他参加进贵族中来！他们勇往直前——他们是一支不可战胜，而不是战无不胜的队伍。贵族、选民、精英，还有“顶尖人物”——所有这些形容他们的字眼都是错的，所有想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企图都要失败。反反复复地，权威当局看到他们的价值，均曾想网罗并且利用他们，正如埃及的祭师制度、基督教会、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集团运动”①或其他高招所企图做到的。但他们总是从网眼中溜走了；门关上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屋里；他们的殿堂，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说的，是圣洁的内心感情②，而他们的王国，虽然他们永不可能占有它，则是坦陈在我们面前的世界。

① “（牛津）集团运动”为法朗克·布克曼博士1921年创建于牛津的国际宗教运动，后于1938年扩展为“道德重振运动”。

②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曾写道：“我确信无疑的，无非是内心感情的圣洁和想象的真实。”

既然有这样的人在周围活动，除非我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不能不看到他们经常在我们眼前走过，既然如此，那么对地球上的生活实验就不应认为是失败而不屑一顾。然而却可以称之为一场悲剧，而悲就悲在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把这些私人的优秀品质移植到公众事务之中。一旦当权，人们就变得心术不正，有时还要外加糊涂，原因是权力使他们高升到了不能信赖正常的诚实的境地。举例说，一个在议会前叫卖报纸的人，不妨把报纸撂在一边，旁边放顶他的帽子，然后安安稳稳去喝一杯：有谁要买报准会把钱放在他帽里。但是在议会里面的人，就不能这样相互信任，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就更加不能信任其他政府了。这里再也谈不上在人行道上放帽子，这里有的只是猜疑、叛卖和全副武装。公众生活的层次越高，道德水准越低；今天的各国相互之间的行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差，它们欺诈、掠夺、威胁、恫吓，不宣而战、尽情屠杀妇女和儿童；而这是原始民族所忌讳做的。这样的前景是令人羞愧的——尽管另一方面，黑暗越深，点点星火也就显得更为明亮，它们闪烁着相互鼓励：“再怎么说吧，至少我还在这里，我很不喜欢这一切，可是你好吗？”这就是我的贵族所具有的熄不灭的星火！它是无敌之师的信号！“来吧——不管怎么说，趁我们还可能，来乐一会儿吧。”我想他们的信号中也还这么说。

将来即使有救世主降临，也不会传布与此不同的新福音。他仅会利用我的贵族，使得现已存在的善意与和睦得以生效。换句话说，他会引入一个新的办法。在经济学中说，只要有一个新的分配方法，就不会有贫困，就不会在一地把收获的庄稼埋掉，而让人们在另一地挨饿。在道德和政治的领域也需要同样的变革。例如雅各波那·达·托代①就曾用神学的语句表达过。他说：“啊，爱我的你——请整顿这份爱心。”他的祈求未蒙恩准，而且我以为永远不会有恩准的一天，但我们或许能找到的道路却正在这里，而不在于什么更换良心。人类要把“武力”关进牢笼，不必靠脱胎换骨，而只要把他固有的善良加以整理和分配，从而赢得时间去探索宇宙，并留下自己有价值的痕迹。而现下，他只能趁暴力另有所顾，无暇问及的时候，乘机探索几下，因而他的神圣的创造活动变成了仿佛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副业。只要一旦擂起战鼓，开起轰炸机，就得赶紧收摊。

① 雅各波那·达·托代（1230—1306），意大利诗人。

正统派声称，这样一个变革只有基督教才能实现，而且还需等待上帝安排的时间：人要想调整他固有的善良，古往今来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且今后也一定如此，甚至作这样的尝试也是一种放肆行为。这样的宣称，尽管十分庄严，却叫我无动于衷。我不相信基督教有朝一日能够应付当今这种全球范围的混乱，而且我认为它在现代社会中所保有的一点影响，全靠它背后的金钱，而不是它的精神影响力。它曾经是一股精神力量，但是要能再起到平息局势的作用，它内在的精神得重加表述，而且可能还需用非基督教的形式来表述。很自然，有许多人，许多不仅善良而且能干和聪明的人，在这一点上都会表示不同意；他们会激烈地否认基督教已经失败，或者他们会争辩说它的失败来源于人类的邪恶，所以实际上是证明了它的最终胜利。他们有的是信仰，一个大写的信仰。而我的信仰却是小而又小写的，我所以涉及这点，是由于在这些艰苦而严峻的日子，人们总想趁言论还相对自由的时候，把自己所想的讲出来：可能自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以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感想，他曾一度因认为自由主义已经在他脚下崩溃而感到羞愧。随后，他环顾左右，发觉别人不论感觉如何，也都同样缺乏安全感，因此断定没有特别要羞愧的理由。至于个人主义——看来即使要摆脱，也未必摆脱得掉。独裁英雄可以把治下的公民磨成一个模样，但是他无法把他们溶成一个人，那是超出他的力量的。他可以命令他们融合，他可以诱使他们从事群体的把戏，但是他们注定是要个别地出生和个别地死去的，而且正由于这终点是无法躲避的，所以他们必然地要脱离极权主义的轨道。出生的记忆和死亡的前景总是隐隐约约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使他们相互区别，从而又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我赤裸裸来到这世上，又将赤裸裸地离去！这不失是件好事，因为它提醒我，不管我的衬衣是什么颜色，衬衣下面我是赤条条的。

选自《英国经典散文》，杨自伍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录入：晴一

预读/校对：Anton、陈涛、zzj、李宏飞、梓悦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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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也许我真的值得这样一次震撼性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