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辛格访谈（菊子 译）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和他的妻子住在上百老汇大街一座公寓楼内，一套宽敞、阳光很好的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除了大量的书和一个大电视，公寓里摆放的是伪维克多利亚式样的家具，那种曾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舒适家庭典型的摆设。
辛格在起居室内的一个窄小的、拥挤的桌子上工作。他除了访谈、访问和电话以外，每天都写作，但没有特定的写作时间。他的名字还列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差不多每天都要收到几个陌生人的电话，这些人读到了他写的什么东西，想跟他谈谈。直到不久前，他会邀请任何打电话的人来吃午餐，至少是喝咖啡。
辛格用意第绪语在带条格的笔记本上写作，不用速记。他写的大部分作品，首先还是出现在纽约出版的、美国最大的意第绪语杂志《犹太前进日报》上。找翻译来将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一直是个大问题。他坚持和译者密切合作，和他们一起反复切磋每一个字。
辛格总是穿深色西装，白色衬衣，系深色领带。他的嗓音有点尖，但很令人愉快，并且从不抬高嗓门。他中等个子，很瘦，脸色有一种不自然的苍白。多年来，他一直严格保持素食。
辛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弱不禁风、虚弱的人，走一条街区都要花很大力气。实际上，他每天要走五六十个街区，走路途中一定要停下从一个棕色纸袋里拿出东西来喂鸽子。他喜欢鸟，家里有两只宠物长尾鹦鹉，不关笼子，在他的公寓里飞来飞去。
──哈罗德·弗伦德，一九六八年
《教授的妻子》的一页手稿
《巴黎评论》：很多作家起步时，将别的作家当作模仿的样本。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对，我模仿的样本是我的哥哥I. J. 辛格，他写过《阿什肯纳兹兄弟》。我哥哥是我最好的写作模范了。我目睹他如何跟父母争斗，目睹他如何开始写作，如何慢慢成长、开始发表作品。很自然，他对我有影响。不光如此，后来一些年，我开始发表作品以后，我哥哥还教给我一些写作规则，对我来说，这些规则是神圣的。倒不是说这些规则不能偶尔违反一下，但最好是记住它们。他的一个规则是：事实永远不会变得过时或陈旧，但议论总是会变得过时或陈旧。当一个作家试图作出过多的解释、进行心理分析时，那么，他创作伊始，就已经过时了。想一想吧，假如荷马用古希腊的哲学或者是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去分析他的主人公的行为，那么，谁也不会去读荷马！幸运的是，荷马只为我们呈现了形象和事实，而正因如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我们的时代还仍然新奇。我认为这条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写作。一旦作者开始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主人公的动机，他就已经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心理小说。有很多大师把心理小说写得很好。但是，我认为让一个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去模仿他们，不是什么好事情。譬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以说他是心理派的作家；我可能不会那么说。他有他的探索，他试图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事件，但即便是他，他的基本力量也是在于铺陈事实。
《巴黎评论》：你如何看待心理分析和写作？很多作家都被人做过心理分析，并且觉得心理分析不仅帮助他们理解自己，还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笔下的人物。
辛格：如果一个作家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做了心理分析，这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他想把这个心理分析写进作品，那就很可怕。最好的例子是那个写《旋律的配合》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巴黎评论》：奥尔德斯·赫胥黎。
辛格：奥尔德斯·赫胥黎。他试图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写一篇小说。我认为他失败得一塌糊涂。这篇小说现在这么老，这么陈旧，即使在学校也无人问津。所以，我认为，当一个作家坐下来进行心理分析时，他是在毁坏自己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有一次告诉我，你读的第一部小说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
辛格：喔，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读到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么崇高，那么美妙，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再去读夏洛克·福尔摩斯，因为我担心可能会失望。
《巴黎评论》：你认为柯南·道尔对你有过什么影响吗？
辛格：没有，我觉得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实际影响。但我可以说一条──从我的童年起，我就热爱一个故事中的悬念。我喜欢一个故事应当是一个故事。故事应当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还有一种最后会发生点什么的感觉。这个规则，我到今天还在遵守。我觉得，到我们这个时代，讲故事已经差不多成了一门被遗忘的艺术。但是，我在尽力不要感染上这种健忘症。对我来说，故事仍旧是一个故事，在故事中，读者聆听故事，然后想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读者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那么，即使叙述很好，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故事。
《巴黎评论》：诺贝尔奖颁给了S. Y. 阿格农和奈利·萨克斯，你怎么看？
辛格：关于奈利·萨克斯，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阿格农。从我开始阅读就知道他了。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作家。我不会称他为天才，不过这年头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天才？他是老派作家里面一个很扎实的作家，这一派作家的作品，一翻译就失去很多东西。但是，仅就希伯来语来说，他的风格简直就是美妙。他的所有作品，都和《塔木德》《圣经》和《米德拉什》有关。他写的东西都有许多层面，特别是对那些懂希伯来文的人来说。翻译之后，所有这些层面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纯粹的写作，不过，这剩下的纯粹的写作也还是很好。
《巴黎评论》：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说，他们是在将诺贝尔奖发给两位反映以色列声音的犹太作家。这让我思考，你如何定义一个犹太作家，而不是一个碰巧是犹太人出身的作家？
辛格：在我看来，只有意第绪语作家、希伯来语作家、英语作家、西班牙语作家。整个犹太作家或天主教作家的概念，在我看来都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承认有一种叫犹太作家的东西，我可以说，他必须是一个真正浸染在犹太性中的人，懂希伯来文、意第绪语、塔木德、米德拉什、哈西德文学、卡巴拉，等等。然后，如果他还写有关犹太人和犹太生活的作品，或许我们称他为犹太作家，不管他用什么语言写作。当然，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直称他为作家。
《巴黎评论》：你用意第绪语写作，今天，能读意第绪语的人已经很少了。你的书被翻译成了五十八种文字，但你说过，你对这个事实很忧虑，就是你的大多数读者，你的绝大多数读者，都是从英文或法文等译文中读到你的作品的。没有几个作家能读你的意第绪语作品。你是否觉得很多东西在翻译过程中损失掉了？
辛格：我的意第绪语读者没有我期望的那样多，这个事实确实使我感到忧虑。一门语言在走下坡路，而不是上坡路，这可不好。我想让意第绪语蓬勃发展，就像意第绪语学者们号称它确实是在蓬勃发展的那样。不过，就翻译来说，很自然，每个作家在翻译中都有所损失，尤其是诗人和幽默作家。还有那些与民间传说密切相关的写作者损失也很大。不过，最近我在帮助别人翻译我的作品，由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加倍小心，不要损失太多。问题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为一个成语找到一个完美的对应词非常困难。当然，我们都从翻译中学习文学，这也是一个事实。大多数人都是从译文学《圣经》的，从译文读荷马和所有的古典文学。翻译虽然会损害一个作者，但不会杀死他：如果他确实优秀，即使是在翻译中，他也能够出类拔萃。我在我自己作品的翻译中也见过这样的情形。此外，翻译在一个方面也对我有帮助。我在编辑译文、和译者合作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自己的作品，我在这么做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作品中所有的缺陷。翻译帮助我避免一些陷阱，如果我用意第绪语写一部作品，然后就发表它，而不是因为翻译逼着我再读它一遍，那我可能就无法避开这些陷阱。
《巴黎评论》：听说你停止写作五年，因为你觉得你没有为之写作的读者，这个说法对不对？
辛格：我来到美国以后，确实停写了几年。我认为那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读者。读者多得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移民，是一种危机。我有一种感觉：我的语言丢失了。我的形象也不存在了。事物──我看见成千上万的物体，波兰的意第绪语里没有它们的名称。拿地铁举个例子吧──我们波兰没有地铁。意第绪语中没有地铁这一名词。突然，我得应付地铁、穿梭火车和区间火车，我的感觉是，我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也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当然，此外还有谋生、适应新环境的麻烦……所有这些事情交织在一起，那几年间，我不能写作。
《巴黎评论》：你觉得意第绪语有没有未来，还是觉得它很快就会完全成为一种死亡的语言？
辛格：它不会成为一种死亡的语言，因为意第绪语和五六百年的犹太历史，非常重要的犹太历史，联系在一起。任何想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必须学意第绪语。我开过一个玩笑，我从意第绪语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人口只有三十五亿，但一百年以后，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千亿，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想想看，意第绪语对所有这些找题目的学生们该多有用处。他们会挖出所有跟意第绪语有关的东西，分析它，写与之相关的东西，文章啊，那些你为大学写的东西──论文啊。因此，我觉得它不会被忘记。举阿拉米文作个例子吧。犹太人不用阿拉米文有两千年了，但语言却还在那里。它现在成了希伯来文的一部分。阿拉米文现在用于证书和离婚文件中。犹太人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尤其是不会忘记像意第绪语这样有这么多创作、起过这么大作用的语言。
《巴黎评论》：我们想想用意第绪语写作的当代作家时，马上想到了你。但是，然后就很难找到任何别的名字了。还有别的你比较推崇的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吗？
辛格：我比较推崇的作家有一个。确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名字是阿哈龙·泽特林。这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才夸奖他。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作品和托马斯·哈代的诗歌有同样的价值，而我对哈代的评价是很高的。其他的……还有其他一些意第绪语作家……有些人比较有名，比如肖勒姆·阿施。还有大卫·贝格尔松。还有个叫A. M. 富克斯的很有力量的散文家，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作家，但他总是写同一个题材。他用一百万种形式讲述一个故事。但我得说，意第绪语写作中有一种非常有效却非常老派的东西──因为现代意第绪语作家不写真正犹太的东西，尽管事实上他是启蒙的产物。他是在这种观念中成长起来的：要脱离犹太性，成为普世的人。正因为他这么处心积虑地要变得普世，反而变得褊狭。这就是悲剧所在。不是所有的意第绪语写作都这样，但很多是这样。感谢上帝，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避开了这个不幸。尽管我常常受到劝阻。他们说，你干吗写恶魔和小鬼啊。你干吗不写写犹太人的处境，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工会、裁缝们应该涨工资，等等，等等。但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拒绝干这些。他们向我抱怨，说我过时了。说我退回到已经消失了的那几代人那里去了。说我差不多算是个反革命派。但是，青年作家有时候十分固执。我拒绝走他们的路，我后来感到庆幸，我有这样的个性，没有做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这种写作到了如此过时和陈旧的程度，问题已经不是找到意第绪语的翻译，而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翻译的东西很少。
《巴黎评论》：你说“这种写作”的时候，指的是关于工会的作品和……
辛格：关于工会，关于移民，关于进步，关于反犹主义。这种新闻记者式的写作，作者有创造一种他们所称的更好世界的欲望写作。让世界更好，让犹太人的处境更好。这种写作在二十年代很时髦，我得说，意第绪语作家实际上一直就没有从中跳出来。
《巴黎评论》：你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辛格：我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不认为一个坐下来写一篇小说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小说家能取得什么成就。更好的世界是由很多人，由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造就的。我不知道谁会去创造它，也不知道是不是终究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唯一确定的，就是小说家做不到这一点。
《巴黎评论》：超自然在你几乎所有作品中，尤其是你的短篇小说中屡屡出现。你为什么这样关注超自然？你本人相信超自然吗？
辛格：绝对相信。超自然之所以总是频繁出现，是因为它总是在我的头脑中。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称自己为神秘主义者，但我总是觉得我们周围环绕着力，一种神秘的力，它在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心灵感应和千里眼在每个爱情故事中都起作用。甚至在生意中也起作用。在人类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都起作用。几千年来，人们曾经穿羊毛衣服，晚上他们脱衣服的时候，会看见小火星。我不知道，几千年前，当人们脱衣服时看见这些小火星，他们怎么想？我敢肯定，他们假装没看见，如果小孩子们问他们，“妈妈那些小火星是什么呀？”我敢肯定，母亲会说，“都是你想出来的！”人们肯定是不敢谈及这些小火星，免得被人怀疑成巫师和巫婆。不管怎么说，人们假装没看见小火星，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并不是幻觉，这些小火星背后的力，就是如今催动我们的工业的力。我还要说，我们每一代人都看见这样的小火星，但我们忽视它，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的科学和知识的图画。我认为，作家的责任，以及作家的乐趣和功能，就是引出这些小火星。对我来说，千里眼和心灵感应……恶魔和小鬼……所有这些东西……
《巴黎评论》：鬼魂？
辛格：鬼魂和所有这些人们今天称之为迷信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今天正在忽视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觉得它们将来能从科学上得到解释吗，就像今天可以用电来解释小火星？
辛格：我觉得，科学的概念──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的──是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有很多事实，不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但它们仍旧是事实。你不能在实验室里显示曾经有过一个拿破仑，你不能像证明电流那样证明拿破仑的存在，但我们知道确实有过一个拿破仑。我们今天称作鬼魂、灵异和心灵感应的东西，也是那种不能准备、不能进行试验的事实。但这并不说明这些事实不是真实的。
《巴黎评论》：那恶魔呢？在你很多作品中，恶魔是主要角色。
辛格：自然，我将恶魔和小鬼当作文学象征来使用。这是真的，但我使用它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他们有感觉。如果我对这些实体没有感觉，我便不会使用它们。我仍然恪守这条信念，就是我们周围环绕着各种力，我是在这种信念中长大的，如今我还坚持这种信念。倒不是我刻意而为，而是它们附着在我身上。如果你关上灯，我就在一个黑屋子里，那么我就会感到害怕。就像我七八岁的时候一样。我和很多理性主义者说过这个，他们都觉得这太反逻辑了，不过，当我问他们会不会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和一具尸体睡在同一间屋子里，他们便会发抖。每个人都害怕超自然。既然我们都害怕超自然，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利用它。因为假如你害怕什么东西，你在害怕这桩事实，就说明你承认它确实存在。我们不会害怕不存在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是唯一一个写魔鬼的犹太作家。即使是希伯来文学也避免恶魔题材。
辛格：意第绪和希伯来文学都确实经受了启蒙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都是现代类型的文学。作家们在成长过程中，相信他们已经在中世纪里沉沦太久，也相信既然现代文学应当是理性和有逻辑的，他们就应当面对真实世界。对他们来说，当我刚开始写作时，我像是一个最反动的作家，一个想回到黑暗时代的作家。但是，如我所说，青年作家有时候是十分固执的。对你来说是黑暗，对我来说是真实。他们都为此而谴责我。但是今天，既然这种写作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也设法接受了它。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如果什么事情能行，那它就能行。事实上，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人能够对我那种写作感兴趣。我感兴趣，这对我就足够了。
《巴黎评论》：你对仪式和迷信这么感兴趣，那你对你自己有什么仪式和迷信吗──特别是有关你的写作和写作习惯？
辛格：我确实相信奇迹，或者说，天上的恩典。但是，我相信的是生活所有领域的奇迹，单单除了写作。写出好作品的唯一途径是埋头苦干。口袋里装一条兔子腿，靠这个是不可能写出好故事的。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动手写小说的？你是不是像一个记者那样随时都在观察？你记笔记吗？
辛格：我从来不出去寻找故事。我记笔记，但从来不是像记者那样。我的故事都是基于生活中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而不是我走出去寻找它们。我记的唯一笔记是关于一个故事的想法。但这个故事必须有一个高潮。我不是那种写生活片段的作家。如果我有了一个故事的想法，我会把它写在我随时携带着的小笔记本上。最后，故事要求被写出来，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
《巴黎评论》：除了写故事和小说以外，你还多年从事新闻行业。你还在给《前进》当记者。
辛格：是。我是一名记者。每个星期，我写一到两篇新闻文章。意第绪语新闻业和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的新闻业有很大不同。在美国，一个记者要么完全处理事实，要么就政治局势发表评论。至于意第绪语报纸，虽然它是日报，实际上，也是个每日杂志。在《前进》上，我可以写关于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文章，或者写你不应当自杀的文章，或者是关于小鬼和恶魔无处不在的专著。我们读者的习惯，主要是从广播、电视和每天晚上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得到新闻。当他早上买《前进》时，并不是为了新闻；他想读文章。所以，如果我是记者的话，我也不完全是那种比如说给《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
《巴黎评论》：你认为给《纽约时报》那样的报纸工作，对于想写小说和故事的人是不是很好的背景？
辛格：我觉得，人，尤其是一个作家，任何信息对他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当记者对一个作家不会有坏处。
《巴黎评论》：你认识别的作家吗？
辛格：很少，因为在美国这儿我发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和他们碰头。住在波兰的时候，我曾经在作家俱乐部里出入。我每天都去那里。但美国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基本不认识别的作家。偶尔，我会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认识一些作家，我也喜欢他们；他们是很好的人。但不知怎么的，我们从来没有超出那种点头之交。对此我觉得很遗憾。我想和其他作家更友好一些。
《巴黎评论》：很多当代作家都在大学里教书。你如何看待在写作的同时以教书为生？
辛格：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当记者是个比教书更健康的职业，尤其如果他教的是文学。如果教文学的话，作家习惯于时时刻刻地分析文学。有个人，一个批评家，告诉我，“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我刚刚写下头一行，就已经在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
作家同时又是批评家，又是作家，这样不好。如果他只是偶尔写一篇评论，甚至是写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文，这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时刻进行这种分析，分析变成他每天的口粮，某一天这种分析也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这非常糟糕。他在为他的主人公写文章，而不是在讲故事。
《巴黎评论》：你能跟我们谈谈你写作的方式吗？你是不是每天都写作，一个星期写作七天？
辛格：哦，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总是有点想坐下来写作的愿望。大多数日子，我确实写点什么。可是，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有时候我得给《前进》写篇文章。偶尔，我得写一篇书评，我被人采访，我总是被人打扰。不管怎么着，我坚持写点什么。我不用逃走。有些作家说，他们只有到一个遥远的岛上才能写作。他们会跑到月球上去写，免得被人打搅。我觉得，被人打搅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被人打搅是有用处的，因为你中断了写作，你休息的时候，你在忙着做别的事的时候，你的视角会发生变化，或者视野会变得开阔。关于我自己，我能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像一些作家说他们自己那样，平平安安地写作过。不过，不管我有什么想说的东西，我坚持说下去，不管周围有什么干扰。
《巴黎评论》：你觉得写作最困难的是什么？
辛格：故事结构。对我来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如何安排一个故事的结构，使它有趣。实际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倒容易一些。一旦我将结构安排好了，写作本身──叙述和对话──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巴黎评论》：大部分西方作品的主人公是超人，普罗米修斯的性格。而意第绪语小说、犹太作品的主人公，似乎是小人物。一个贫穷而骄傲、永远在挣扎的人。你自己的小人物的经典范例是傻瓜吉姆佩尔。这么多意第绪语小说的主人公是小人物，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辛格：嗯，意第绪语作家确实不是在英雄观念中长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中，英雄很少──很少骑士、伯爵、决斗的人物等等。至于我自己，我不觉得我是在按照意第绪语作家的“小人物”传统在写作，因为他们的小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反犹主义、经济状况等等的受害者。我的人物，虽然他们不是在世界上发挥很大作用那种意义上的大人物，但他们仍然不是小人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有性格的人物、有思想的人物、有伟大的苦难的人物。傻瓜吉姆佩尔确实是个小人物，但他不是肖勒姆·阿莱汉姆笔下的特维那种小人物。特维是一种欲望很少、偏见很少的小人物。他想做的一切，就是谋生。如果特维能够谋生，他便不会被赶出自己的村庄。如果能将他的女儿都嫁出去，他就会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在我这里，我大多数主人公都不会仅仅满足于一些卢布、或者是满足于得到在俄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居住的许可。他们的悲剧不同。吉姆佩尔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傻瓜，但他不小。小人物的传统，是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回避的东西。
《巴黎评论》：如果你大多数作品涉及一个没有权力、没有土地、没有国家和政治组织，甚至没有选择职业权利的人民，而这些人却还有着伟大的道德反应和热忱的信仰，你是不是实际上在说，犹太人在受限制、受歧视的时候更好？
辛格：我觉得，毫无疑问，权力是很大的诱惑，那些有权的人，迟早都会陷入不公正。犹太人两千年没有任何权力，这对犹太人民来说是个好运气。他们拥有的那一丁点权力，也跟别的任何有权力的人一样，被滥用了。但是，将近两千年来，我们一直幸运地根本没有权力，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像那些有权力决定别人生死的人那样罪孽深重。不过，我提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讲道。我从来就不认识很有权力的人。除了我描述波兰人的时候，或者我偶尔描述一个富人，他的钱就是他的权力。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人也没有富裕到能够行使很大权力的程度。
《巴黎评论》：阅读你的作品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你对仅有知识甚至智慧是否足够，存有严重的怀疑。
辛格：哦，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的。意第绪语写作差不多完全是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启蒙，不管它进步多大，都不可能带来救赎。我从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主义能够拯救人类、创造出他们所称的“新人”。我和很多写这些东西的作家讨论过。我年轻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人们真的相信一旦生产力归诸政府，“新人”就会应运而生。我因为自己够聪明，或者是够傻、够怀疑主义，所以知道这是胡言乱语；不管谁拥有铁路或工厂，人仍旧是一样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拯救人类吗？
辛格：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取得很大进步，但我们会继续经受苦难，永远不会有终结。我们永远会发明新的痛苦的根源。说人会得到拯救的观念，完全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而且即使是宗教领袖，也没有说我们在今生今世就能够得到拯救。他们相信，灵魂将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拯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里表现好，我们的灵魂就有希望进入天堂。在这个尘世中建立天堂的思想，不是犹太人的，当然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一个完全希腊或者异教的思想。如犹太人所说，用猪尾巴，你不可能造出一只丝质钱包。你不能将人生拿来，然后突然把它变成一种极大的乐趣、海量的享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当人们谈起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时候，我一方面承认条件可以改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远离战争，另一方面，还是会有足够多的疾病、足够多的悲剧，人类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继续经受苦难。对我来说，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我觉得，尽管我们有苦难，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想让它带来的天堂，我们还是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人类得到的最大礼物，就是自由选择。确实，我们对自由选择的使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拥有的这一点自由选择，是一份如此伟大的礼物，它的潜在价值可以有如此之大，以致仅仅为了它本身，人生就值得活下去。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个宿命论者，但我知道，我们迄今为止所达到的这一水准，主要是因为自由意志，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
《巴黎评论》：很多读者将你当作一个讲故事大师来景仰。另外一些人认为，你在你的写作中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比仅仅是讲故事要重要得多。
辛格：哦，我认为，将一个故事写好，是一个讲故事人的天职。要呕心沥血，把故事讲对。我说的对，就是结构要对，叙述要对，形式和内容之间应当平衡，如此等等。但这还不是一切。每个故事中，我还试图说些东西，我试图说的东西，和我的这些思想多多少少是有些关联的，就是：今生和今世并不是一切，灵魂是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死亡之后是有生命的。我总是回到这些宗教真理上，虽然从教条的意义上看，我并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不恪守有组织的宗教的所有清规戒律。但是，宗教的基本真理离我很近，我总是在思考它们。我觉得，和大多数意第绪语作家相比，我更像一名犹太作家，因为我比他们更相信犹太人的真理。他们大多相信进步。进步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认为，人们要进步到这一程度，这样犹太人就会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也能够同化，和非犹太人混合，得到好工作，说不定哪一天还能当上总统。对我来说，这些希望都非常渺小、非常过时、非常狭隘。我觉得，我们真正的伟大希望在于灵魂，而不是在于肉体。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宗教作家。
《巴黎评论》：有时候，读你的作品的时候，我会想起某些远东哲学家，比如说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你受到过佛教或印度教作品的影响吗？
辛格：我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太晚，没有真正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当我后来一些年间读到他们时，也就是不久前，我告诉自己，我尚未读过他们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同样的思想。当我阅读《薄伽梵歌》的时候，它在我眼里是那么近，我差一点想到，我是不是前世曾经读过它。读到佛祖的言论和其他远东作品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所谓永恒的真理，确实是永恒的。它们是在我们的血液中，在我们的本质里。
《巴黎评论》：有些评论当前状况的评论家，比较有名的有马歇尔·麦克卢汉，觉得我们几百年来所知道的文学是一种时代错误，觉得它在走向末路。他们觉得，由于电器娱乐、收音机、电视、电影、立体声录音、磁带和其他即将被发明的机械交流方式，阅读故事和小说，很快就会成为陈年旧事。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辛格：如果我们的作家不再是好作家，那当然会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人具有讲故事的能力，那么，就永远会有读者。我认为，人类本性不会变到这个程度，使人们变得对想象的产品不再感兴趣了。当然，真实的事实、真正的事实，总是很有趣的。如今，非虚构作品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倾听发生了什么的故事。如果人们到了月球，记者会告诉我们，或者电影会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是比任何小说家能够写出的东西更有趣味的故事。但是，好的小说作家还是会有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任何一种报道、任何一部电影，可以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做过的事情。确实，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受了很大损失。但这不是因为电视或其他东西，而是因为诗歌本身变糟糕了。如果我们继续写很多坏小说，而坏小说家之间还互相模仿，那么，他们写的东西，就不会有趣，也不会被人理解。自然，这可能会扼杀小说，至少是在一段时间以内。但是，我不认为文学、好的文学，需要对技术有任何恐惧。恰恰相反。技术越多，对人脑在没有机器的帮助下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就会越多。
《巴黎评论》：那么，你会鼓励今天的年轻人将严肃写作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辛格：涉及生意经，也就是写作的经济方面，我真不好说。有可能，有朝一日，小说家的稿费如此之低，他不能以此为生。对此我不知道怎么应答你。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看出他有才能，然后他问我他是不是应该写作，我会说，接着写去吧，不要害怕任何发明和任何种类的进步。进步永远不会扼杀文学，就像它不能扼杀宗教。
《巴黎评论》：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在今天的美国，那些读者最多、最受尊敬的作家里，犹太作家的比例很高──你本人、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亨利·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即便是非犹太作家，也在写犹太主题，还发表了畅销书，比如说，詹姆斯·米切纳和他的小说《本源》。你认为二战以后犹太作家和犹太主题流行的原因是什么？
辛格：我认为，在几个世纪中，犹太人在文学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们总是用一种似曾相识的老套子写犹太人。犹太人要么是高利贷者，一个坏人，一个夏洛克，要么他就是一个穷人，一个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换句话说，作家们或者斥责犹太人，或者可怜犹太人。因此，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犹太人爱的方式，对人类来讲都是一个秘密。只是到了不久以前，犹太作家才像美国作家写美国人、英国作家写英国人那样写犹太人。他们讲述犹太人的所有事情，包括好的和坏的。他们不试图为犹太人道歉。他们不试图去斥责他们。我得说，正是因为人们对犹太生活有很多好奇心，犹太文学现在才这么流行。这并不说明，今后也永远会是这样。我相信，迟早都会平衡下来。有多少犹太人是好作家，有多少是坏作家，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出的好作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多。我们有很多有能力的、有才能的作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我觉得我们中的伟大的作家很少，就像在别的人群中间的伟大的作家也很少！任何地方，伟大的作家都很少很少。
（原载《巴黎评论》第四十四期，一九六八年秋季号）
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预读/校对：李宏飞、zzj、梓悦、Turquoise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
───────
本站内关键词搜索：请点击这里，看示范
───────
||关注重要，阅读更重要；收藏重要，转发更重要||
关注我，点击最上端蓝字“黄灿然小站”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