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比：神经症的意义（陈瑛 译）

神经症的意义

在荣格看来，神经症不仅仅是一种烦人的疾病，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他在其中还看见了积极、有利的一面，他将神经症视为人格形成的发动机。无论我们是否为了将自己的心理倾向和心理功能类型意识化，或者为了用无意识深处的东西平衡过于跋扈的意识而被迫认识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意识的扩展和深化，即人格的扩展，都是与神经症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经症视为内心的高级机构发出的警报，它提醒我们人格亟待扩展，只要我们正确地处理神经症，就能成功地扩展人格。荣格的学说可以帮助神经症患者摆脱孤立，也就是引导他们正视自己的无意识，并激活无意识中的原型，“这会触及从远古时代遗传下来的遥远的心理背景。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超个体的心理，那么人的内心中一切转化为图像语言的东西都是非个人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从永恒的角度看，那不再是我的痛苦，而是全世界的痛苦，不再是使个人孤立的痛苦，而是无苦之痛。这种痛把我们和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这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展望性

从表面看，神经症本身好像就是目的，发病就是为了让人痼疾缠身，但这只是假象，神经症谋求的是某些积极的东西，这是荣格的核心观点。“神经症将人从呆滞状态中驱赶出来，往往还战胜了人的惰性和绝望的抵抗。”意识的片面性导致能量的淤堵，日积月累，能量的淤堵又会引发或缓或急的神经症，就像一种无法适应外界要求的无意识状态。不管怎么说，并非人人都会遭遇神经症的命运，尽管患者的数量──尤其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人群中──在不断上升，在广大的西方国家，患病人数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甚至那些“原本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难以幸免，他们出于某种原因，长期停留在一个不适应的阶段”，他们的天性对此无法容忍，因为在外部技术世界的压力下，他们无法满足内心的需求。我们不能认为这背后有无意识的“计划”。“如果可能找出一种驱动力的话，那应该就是自我实现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人格的晚熟。”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神经症本身就能激励患者为人格的完整而努力。在荣格看来，人格的完整既是任务，也是目的，是一个人在尘世间所能获取的最高福祉，不论使用何种医疗手段和方法，目的都是使人格完整。

人格的发展

只有在主要矛盾的双方都相对分化时，也就是心理整体的两个部分，意识和无意识相互结合并关系活跃时，才能实现人格的完整。无意识永远不可能彻底意识化，它始终保持着较强的能量负荷，这就保证了能量的落差，并保证心理生活能够畅通无阻。完整总是相对的，追求完整是我们的终生使命。“充分实现人的完整性的人格是无法达到的理想，但无法达到不是反对理想的理由，因为理想永远不是目标，而只是路牌。”

人格的发展是福也是祸，我们必须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它意味着孤寂。“人格发展的第一个后果是个体有意识地将自己从彼此没有区别的、懵懂无知的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但人格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孤寂，它同时还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则。“只有自觉肯定内心法则的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人”，而只有有个性的人，才能在集体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只有他才真正拥有组织团体的力量，有能力凝聚人群。他不是乌合之众中凑数的分子。乌合之众永远不能像某些团体那样成为有生命力的有机组织。这样的有机组织能获得生命，也能奉献生命。这样，不论在个人的私生活环境中，还是在超个人的集体环境中，自我实现都成了关乎道德的选择，这也能为个性化过程助一臂之力。

自我探索和自我实现是承担更高义务的必要前提，哪怕只是为了最大可能出色地实现个人的人生意义，虽然这也是天性使然，但天性不负有责任，责任是神和命运专为人准备的。“个性化”的意思是“成为单独人，因为我们将个性理解为我们内在的独一无二的特性，所以个性化也就是成为自己。”但个性化绝不等于狭隘的、自私的个人主义，因为个性化只是使人成为单独人，而人本来就是单独人。人不会因为个性化而变得“自私自利”，个性化只是让人发扬自己的特性，这与自私的个人主义不能混为一谈。人作为单独人和集体人获得的完整性，通过意识和无意识与世界的完整性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只强调自诩的个性，而反对和拒绝集体义务，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个性化是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发扬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将个人道路提升为准则，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真正意图，只有这时才会与集体准则发生真正的冲突。”

自性

通过一个共同的中心将心理的两个分支系统──意识与无意识──从对峙引向结合的原型意象就是自性。它是个性化道路上的最后一站，荣格也将个性化称为“自性形成”。一个人只有找到并整合了这个中心才能称得上是个“圆满”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解决自己与自己所承担的两种现实──内心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既关乎道德，又关乎认识，恐怕只有中选的人和得到上天赐福的人才能成功完成。

自性的诞生不仅仅意味着意识人格心理中心的搬移，而且意味着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彻底改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变”。“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关注中心，也就是关注那个发生创造性转变的地方。这时会有动物‘咬’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会遭受无意识中动物本能的冲击，对于动物本能，我们既不能认同也不能‘逃避’。”认同就等于毫无抵抗地听凭动物本能的摆布，而逃避就等于压抑动物本能。而这里要求的是：使动物本能意识化，承认其现实性，这样它的危险性会自动降低，“因为如果在无意识面前逃跑的话，整个过程的努力就白费了。我们必须坚守阵地，认真体验从自我观察开始的整个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环节，并通过最大程度的理解，将这个过程并入意识，当然这往往会导致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因为意识生活纷乱繁杂，而无意识过程只能在内心最深处得到体验，而不能触及可见的表面生活”。所以荣格要求，不论内心是怎样的翻江倒海，习惯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一天也不能中断，因为只有经得起紧张的考验，在精神散漫的时侯坚持下来才有可能建立心理新秩序。

大家普遍认为心理发展的最终成果是消除痛苦，但是这种观点大错特错。痛苦和冲突就是生活，我们不能把它们看成“疾病”，它们是每个人人生的天然属性，是幸福的正常对立面。只有当一个人因为软弱、怯懦或愚昧无知而逃离痛苦和冲突的时候，才会引发疾病和情结。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别压抑和压制，荣格说，“压制是一种道德决定，而压抑是一种摆脱不快体验的不道德倾向①。压制会引起忧愁、痛苦和冲突但不会引发神经症，神经症始终是合法痛苦的替代物”，神经症归根到底是“非真正的痛苦”，让人觉得没有意义，对生活有害，而如果是“真正的痛苦”，我们总是可以预感其今后的意义和对心理的充实，这样看来，我们也可以认为意识化就是将非真正的痛苦转变成真正的痛苦。

① 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荣格此话。他说的“不道德倾向”当然不是指有意识的决定。我们知道，人从幼年早期就开始压抑了，在很多情况下，压抑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机制，并且对文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荣格看见的是这样的事实：人在早年遇到麻烦时出于软弱容忍这种“保护”，容忍的程度因人而异，这一方面取决于先天的性情，另一方面也受到后天阻止发展的因素的影响。

“一个人通过自我认识对自己了解得越透彻，搁置在集体无意识上的那一层个人无意识就越稀薄，这样产生的意识就不再龟缩在小家子气的、个人过敏的自我世界中，而是积极参与广阔的客观世界。这种宽广的意识不再是由个人愿望、担忧、期待组成的一团敏感、自私的乱麻，还有待个人无意识中相反倾向的补偿甚至纠正，这种意识与客观世界紧密结合，将个人置于有约束力的、不能解散的组织之中。”“人格的这种更新是一种主观状态，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能证实其存在，所有描述和解释的努力都无法成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和证实其真实性。”就像“幸福”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以衡量，但它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心理学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体验，即便是最抽象的理论也是直接来自于体验。”

我们认识的唯一的自性内容是自我。“个性化的自我认为自己是某种未知的更高级别的主体的客体。”别的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这方面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撞击我们认识能力的极限，因为自性只能体验。如果要为其定性，我们只能说：“自性是对内外冲突的某种补偿，它是人生的目的，因为它是某种命中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我们称那种组合为个体，不仅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且也是整个群体的个体。在这个群体中，个人之间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意象。”这个表述也只能是一个提示，让我们知道自性是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这个自性是我们真正的“中心”，它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被两股我们清楚感知的力量绷紧了。“它离我们这么近，但我们对它很陌生；它就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却无从认识它，它是神秘构造的一个潜在中心……我们整个心理生活似乎就发端于这个中心，一切高级的、终极的目标似乎都指向它，这听上去自相矛盾，但是在我们描述某些超出我们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的时候，自相矛盾是不可避的。”“如果自性能成为个体新的重心，那么这个人的痛苦就只停留在下层，而在上层他已经超然于大喜大悲之外了。”

自性只是一个边缘概念，就像康德的“物自体”。自性本身就是一个超验的假设，“这个假设虽然从心理学角度说是合理的，但得不到科学的论证”。它仅用于表达经验发现的过程。自性指向不能再继续发掘的心理本源，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道德目标，荣格学说要求并导向道德抉择，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自性同时又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是可以体验的，如果我们不用心理学语言，那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心火焰”、我们心中的上帝成分或者埃克哈特大师的“火花”。自性是原始基督教的天国理想，“存在于你们心中”，它是心理可以得到体验的最终的存在。

转变与成熟

走“中间道路”是成熟者的使命，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心理状况。在生命之初，他必须千方百计摆脱完全处于集体无意识的幼年状态，析出并勾画自己的自我，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站稳脚跟，首先完成生活赋予他的任务：性、职业、婚姻，繁衍后代、各种各样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尽可能分化天生的优势功能，以获得站稳脚跟，适应外界的利器。只有在圆满完成前半生的任务之后，才能在适应外界的同时，开始体验和适应自已的内心。在面向外界建立并巩固了人格倾向之后，心理能量就可以转向之前未受重视的内心现实，使生活走向真正的圆满。“人生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自然目标，即生儿育女和一切世俗事务，其中也包括挣钱和赢得社会地位。这个目标达到以后，就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文化目标。”“这个精神目标超越了自然人及其世俗存在，指向远处，这是心理健康必需的目标，因为它是阿基米德支点，只有从这个支点出发才能改造世界，才能把人的自然状态转变为文化状态。”

实现人格的完整性是人的终生任务。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是在为死亡做准备。死亡并不比出生次要，死亡像出生一样也是生命不可分割的成分。如果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正确的话，是它用拥抱保护了我们。我们年龄越大，外界就变得越灰暗，我们不断地损失声色欢乐，而内心世界对我们的呼唤和吸引越来越强烈。老年人会越来越接近与集体心理相互交融的状态，而那是他在孩提时代辛辛苦苦奋力摆脱的状态，于是人生的循环就合上了，首尾两端恰好重合，这就是咬着自己尾巴的奥罗波若蛇的古老象征所显现的含义。

这个任务完成后，死亡就失去了恐怖性，就可以被纳入生活之中。但是有很多人前半生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无数幼稚的成年人都可以证明这个现象──所以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自性形成使自己的人生尽善尽美。正是这少数人成了文化的创造者，文化不同于文明，文明总是理性和才智的产物，而文化是由精神产生的，才智完全扎根于意识，而精神不然，它还包含、塑造、控制所有的无意识层面，即原始天性。历史条件、出身和时代精神也都参与决定人的心理状况，近几百年来才智的过度分化，使得西方人的本能直觉日渐萎缩，如今科技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致使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与无意识的自然联系，这成了西方人的特殊命运。所以他们现在就像波涛汹涌的无意识大海中的芦苇一样，来回地剧烈摇晃，甚至从最近发生的令人惊骇的事件看来，他们已经被风浪吞没了。“只要集体是个人的堆积，那么集体问题也就是个人问题的堆积。一部分认同上层人，不肯纡尊降贵；另一部分认同下层人，拼命想浮上表面，这种问题不是立法和耍手腕能解决的，只有大范围的观念改变才能解决问题。而观念的改变不能靠宣传煽动和群众集会，更不能靠暴力，而要从个人的改变开始，表现在个人的好恶、个人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只有将个人的改变汇集起来，才能解决集体问题。”

自性形成不是时髦的试验，而是个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对自已而言，自性形成意味着自己在客观心理的原始天性中的固着能力以及不可摧毁的永恒性，这使得个人再次进入永恒的水流中，其中出生与死亡只是两个站点，生命的意义再也不是仅限于自我。对他人而言，自性形成能使人变得宽容和善良，只有看透并有意识体验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人才能与人为善。对于集体而言，自性形成的特殊价值在于能造就有责任心的人，这样的人，从对心理整体的个人体验中知道，每个人对集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责任在个人

正是在今天这个集体精神至上而个人精神一钱不值的时代，荣格学说可以给我们以安慰和支持，它呼吁我们完成有史以来最艰巨的使命：在兼涉个体和集体的完整人格中消弭两者的对立。

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理性，即我们片面分化的意识战胜了我们的本能天性，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表现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中，也表现在攻无不克却与人的内心失去了一切联系的科学技术中，要想补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我们内心永恒本源的创造力，将其提升到理性的高度，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荣格说：“这种转变只能从个人开始。”因为每一个集体都是个体成员的总和，所以它总是带有个体心理状况的烙印。如果经过转变的个体作为“与上帝相似的形象”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那么如荣格所说，他就能成为“一个既才识过人又意志过人的人”，而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超人！

所以，未来文化发展的任务与责任都将落在个人身上。

摘选自《荣格心理学》，约兰德·雅各比编著，陈瑛译，三联书店，2018

预读/校对：zzj、tender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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