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下）（潘家洵译）

Samuel Johnson 黄灿然小站 2019-04-14

人们经常争辩，莎士比亚的卓越成绩是否来自他的天赋才华，还是得力于一般学校教育、文艺批评法则和古代作家的楷模。

经常流行着一个传说：莎士比亚没有学问，没受过正规教育，他的古代语文知识非常有限。他的朋友琼森①说，他只懂一点儿拉丁文，希腊文完全不懂。琼森不但没有任何想撒谎的理由，并且他说这话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声望和成就已经尽人皆知。所以，除非别人能提出同样有力的反证，琼森的证据应该可以决定这种争辩。

① 本・琼森（ Ben Jonson，1573－1637），英国作家。

有些人自认为，他们在莎氏模仿古代作家的许多作品中发现了高深学问，然而就我所知的例子都是从当时翻译的书籍中援引的；再不，就是一些思想偶合，这些偶合在考量同样问题的人们身上极容易发生；再不，就是一些在谈话中流传的人生批评和伦理法则，以谚语形式在世间辗转传播。

我听人说过，这个重要句子“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就是从I Prae， Sequor ①翻译过来的。有人告诉我，卡列班②做了一场好梦之后说“我想再睡一觉”的时候，作者是在模仿阿那克里翁③，这位诗人，像别人一样，在同样情形下抱着同样愿望。

① 拉丁文。

② 卡列班（Caliban）是莎氏戏剧《暴风雨》中角色。

③ 阿那克里翁（Anacreon，公元前563？－478）是希腊抒情诗人。

作品中有几段文字可以算是仿制品，然而数量太少，只能说明它们是例外；那些词句是作者从现成引文或是口头交谈中偶然获得的；既然他利用了已经获得的东西，如果他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一定也会利用。

《错误的喜剧》被公认为来源于普劳图斯①的《孪生兄弟》，这是当时有英译本的普劳图斯的唯一戏剧。他既然模仿这部作品，就可能模仿其它作品，然而那些没有英译本的作品无法利用，这岂不是很可能的情况？

① 普劳图斯（ Plautus，约公元前254－184）是罗马著名喜剧作家。

莎士比亚懂不懂近代语文，我们无法断定。他的戏剧里有法国场面，这个事实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他不难请人代写，并且，即使他大致懂得一点法文，也未必不需要别人帮助就能下笔。据说，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的时候，他采用的是英译本，与意大利原本有出入；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也不足以证明他不懂意大利文。他要模仿的，不是他自己知道的东西，而是他的观众知道的东西。

很可能，他的拉丁文学到足以了解语法结构的阶段，然而从未达到可以随意阅读罗马作家的程度。关于他的近代语文程度，我没有充分根据来作判断。然而既然我们并未发现他写过模仿法国或者意大利作家的作品——虽然那时意大利诗歌很受重视——我认为，英文之外，他不大阅读别种文字，并且，他也只采用有英译本的外国故事。

蒲柏说得很正确，莎士比亚著作中到处都是知识，然而那些知识常是书本里所没有的。你想了解莎士比亚，切不可满足于坐在书斋中研究他的作品，你必须有时在野外运动中、有时在商店货品中探索作者的用意。

然而我们有充分证据相信，莎士比亚是个十分勤苦好学的人，而且当时英文书籍不贫乏到如此地步，使他必须涉猎外国文学才可以恣意满足求知欲望。许多罗马作家和一些希腊作家的作品都已译成英文；宗教改革运动使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研究神学的人；大部分研究人性的题目都有英国人写文章；诗歌的研究不但十分努力，并且成绩斐然。这么些知识，对于这样一个善于吸取和利用知识的人，是足够用的。

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大部分是他自己天才的产品。他看见英国戏剧情况极其粗陋；无论在悲剧或是喜剧方面，都没有人作过尝试，使我们可以发现悲剧或是喜剧究竟可以提高到什么赏心悦目的程度；那时还没人懂得性格和对话，莎士比亚可以真正说是把这两件东西介绍给我们的人，并且在他戏中一些巧妙场面里把性格和对话提到极高的境界。

他用什么方法逐步进行提高，这却不容易知道，因为他作品的年代次序还没确定。罗武①认为，“我们也许不该，像对待其他作家的作品一样，在他最不完美的作品中寻找他的初期著作；他的成就中，艺术占的分量极小，天赋占的分量极大，就我所知，他年轻时期的作品最好，因为它们最活泼有力”。然而天赋只能相当地运用从勤劳中取得或者从机会中得来的材料。天赋无法给人知识；在学习和经验把意象集中之后，天赋可以帮着把意象联系起来，加以使用。无论莎士比亚天赋多厚，他也只能把学到的东西使用出去；既然他像别人一样，必须逐渐积累，才能丰富思想，所以，他也像别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聪明，对生活越熟悉，就越能把生活描写得更好，并且，他自己受了更多教育，就越能更有效地教育别人。

① 罗武（ Nicholas Rowe，1674－1718）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编辑者。

有一种严密观察力和精确辨别力是无法从书本中学习的，这是几乎一切优异禀赋之来源。莎士比亚观察人类一定非常精辟透彻，非常细心注意。别的作家从前人作品中剽窃一些人物，只在外表给它们安上现代面貌，衣服虽然有些不同，身子还是一样。我们这位作家却既有新内容，也有新形式；除了乔叟①——从乔叟身上，我想，莎士比亚并未吸取多少东西——没有别的英国作家，或者也许没有几个用近代文字写作的作家，像他这样真实地描写生活的本来面貌。

① 乔叟（Chauer，1340?-1400），是英国作家。

那时，人性善恶的争辩尚未开始。人们还没企图分析人的心智、追究情欲根源、阐述善行与恶行的原动力量、推测感情对于行动究竟有多大推动作用。在人性成为时髦题目之后有时做得非常细致、有时却做得琐碎无聊的那些研究还没人动手尝试。知识幼稚时代认为满意的故事只揭示行动的表面现象，叙述其事实而省漏其根源，故事的编制是为满足喜爱新奇的人而不是喜爱真理的人。那时，不能坐在书斋里研究人类；要想了解人世，必须自己搜集材料，尽量参加大众的工作和娱乐。

博伊尔①出身名门，深自庆幸，因为他的身份有利于他的求知欲望，并且使他易于与人接近。莎士比亚占不着这种便宜，他到伦敦的时候是个闯荡江湖的穷汉子，有一段时间干着低微行业过日子。许多天才或者学者的作品是在似乎非常不利于思想或是研究的生活情况下写成的；这类作品数量这么大，考量过它们的人会这样想：他眼见进取和坚韧的精神压倒一切外来力量、拒绝帮助、排除障得。莎士比亚的天才不会被贫穷压倒，也不会被穷人命中注定的狭隘交际所限制；他甩掉命运中这些累赘，“如同狮子甩掉鬃毛上的露珠一样”②。

① 博伊尔（ Boyle，1621－1679）是英国贵族和作家。

② 见莎士比亚剧本《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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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遭遇那么许多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中，得到的帮助又那么少，他还是能正确认识许多生活方式和许多天生性格类型，把它们千变万化，把它们精细区别，并且用适当配合形式把它们清清楚楚表现出来。在工作中的这一部分，他并无别人可供模仿，而他自己却成为后来一切作家模仿的对象；并且，从在他之后的一切作家身上可能收集的理论知识格言和实用处世法则是否超过他一个人给予英国的数量，也还是个疑问。

他的注意力并不限于人的行动；他也是一位非生物界的精密观察家；他的描述总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从实事求是的事物观察中得来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国家年代最老的诗人名声历久不衰，而后辈才子一度出名之后就变得默默无闻。前一批人，不管他们是谁，必须直接从生活知识中吸取他们的见解和描述；所以他们的模仿是正确的，他们的描述是人人亲眼证实的，他们的见解是人人心里同意的。那些看见他们出名而发生羡心、去做同类研究的人一半模仿他们，一半模仿自然，结果是，一个时代的著作，在另一个时代眼睛里，代替了自然而成为权威，这样辗转模仿，每一次模仿总不免走一点原样，最后会变成捉模不定、毫无准则的东西。莎士比亚，无论描写人生或是描写自然，交代得明明白白，他的材料都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自己获得的物象转述出来，并没因为通过另一个人的脑子而遭受削弱或是歪曲；他的描写，在平常人看来也是正确的，在有学问的人看来是完美的。

除了荷马，也许不容易找到一个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创造丰富，像他那样把自己研究的科目大步推进，或者把那么许多新鲜东西注输给他自己的时代或是自己的国家。英国戏剧的形式、角色、语言和排场都是他的创造。邓尼斯说，“莎士比亚似乎是在我们英国悲剧诗格中极有创造的人，这是指常用双音节或是三音节结尾变换的无韵诗体而言。这种变换使无韵诗体与英雄诗体有了区别，使它因为接近普通用途而更能引人注意，更能适用于舞台动作和对话。我们写散文时候用这种诗体；我们平常谈话时候也用这种诗体。”

我不知道这种称赞是否十分正确。被这位批评家拨归戏剧的双音节结尾，我想，在《高布达克》①里找不出来，大家公认这个戏剧写在莎土比亚之前；可是在《哈伊罗尼莫》②里却找得出来，这个剧本的年代不能确定，然而我们可以相信它至少与莎士比亚最早的戏剧同时。然而这一点是确定的：莎士比亚是第一个使悲剧或者喜剧能够舒畅精神的作家，他并没袭用前辈有名作家的舞台技巧，他采用的是一些只有考古家和藏书家才知道姓名的作家作品，那些作品，因为稀少，所以必须搜求，并且，如果它们是受人重视的作品，就不会稀少。首先发现可以把英文融化到怎样流畅和谐的程度——这个赞扬，除非斯宾塞可以跟他分享，必须归于莎士比亚。他的某些言辞，有时某些场面，具有罗武的精巧细致而没有他的柔靡气息。他通常力求用对话的魄力抓住人心，然而他最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在他试图用柔和笔调使人获得安慰的时侯。

① 《高布达克》（Corboduc），是最早的英国悲剧之一，写于十六世纪，剧中事实用无韵诗体叙述。

② 即汤姆士・基德（Thomas Kyd）的《西班牙悲剧》。

然而归根结底必须承认：虽然我们得到他千般好处，他却也得到我们一些好处；如果他得到的许多赞扬是用观察和判断换来的，同时，许多赞扬也是习惯与崇敬送给他的。我们的眼睛盯住他的优点，避开他的缺点，在别人身上我们厌恶鄙视的东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容忍。如果我们容忍而不加赞扬，为了尊敬我们这位戏剧祖师，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原谅；然而我在一本近代批评家作品里看见作者收集许多不合规格的词句说明莎士比亚任意败坏文体，然而崇拜他的人却把这些词句收集起来作为光荣标记。

莎士比亚的戏剧确有无可怀疑和永久不朽的优越品质，然而其中没有一部戏剧，如果现在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的作品演出，观众会有耐心看到终场。我绝无这种想法，说他的作品是按照自己理想标准写出来的；他的作品能满足观众，就满足了作者。尽管有些作者好名之心胜过莎士比亚，也轻易不会十分超越他们自己的时代标准；只要稍微添上一点优秀东西就能赢得当世称赞，并且，那些已经获得盛名的作家宁愿相信别人称赞的话，而不愿自己操心、多找麻烦。

莎士比亚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值得流传后世，他并不要求后世给他崇高名望，他希望得到的只是当世的名声和利益。他的戏剧演出之后，他的心愿也就满足，不想从读者身上再追求额外称誉。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在许多对话里一再重复同样的笑话，或者用同一个症结去缠住不同的结构，他这些手法至少可以得到某些人的原谅，如果他们记着：在康格里夫①四个喜剧里，两个的结局都是带着假面目结婚，这种骗局也许从来不会真正有过，然而，不管它近情入理与否，却不是作者捏造的。

① 康格里夫（Cogreve，1670－1729），英国著名喜剧家。

我们这位大诗人如此不把身后之名放在心上，虽然在他还没走入老境，还没精疲神乏或者因病废残之前，已经退隐家乡、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可是他并没把自己作品收集起来，也不想把那些已经出版而由于被人胡乱窜改以至意义模糊的作品整理出来，也不想把其余作品用它们的真面目刊印较好版本与世人相见。在后来以莎士比亚之名刊行的戏剧里，大部分是他去世后七年左右出版的，他生前出现的那少数几种显然是别人没理会作者胡乱刊印的，所以也许作者本人并不知道。

偷偷摸摸的出版者也好，明公正道的出版者也好，那些人的疏忽大意和笨拙无能已经被后来的修订者充分指出。他们的错误确是又多又荒唐，他们不仅把许多章节窜改得也许无法复原，并且使我们对其他章节也发生怀疑，其实我们怀疑的那些章节只是由于字句古老或是作者的手法拙劣和矫揉造作才显得意义含糊。窜改比解释省事，鲁莽的人比勤恳的人多。那批认为必须做些推测工夫的人喜欢把它做得过火一点。如果当时莎士比亚把自已的作品刊印出来，我们就可以静静坐下，动手去解开他制造的纠纷，澄清他的晦涩；然而现在我们却只能把我们无法解开的东西扯碎，把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甩掉。

这些错误超过了假使没有许多原因凑合起来可能发生的数目。莎士比亚的文章本身就不合语法、费解、晦涩；他的剧本是被也许不大内行的人抄写出来，供给演员使用；那些抄本又被同样不内行的人辗转抄录，错误越抄越多；那些本子，也许有时为了缩短台词被演员随意割裂，在后来刊印成书的时候又没经过印刷者订正。

莎氏作品之所以停留在这种情况中，并非如渥布登博士①所说，因为它们不被人理睬，而是因为那时编辑者的技术还没用在近代语文上，并且我们祖先已经习惯于印刷者的疏忽大意，他们可以十分耐心容忍。最后，罗武编印了一个本子；这倒并不是因为诗人的著作必须由诗人出版一一罗武似乎不很看重校订注释一一而是因为要使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像他的同行一样，给他刻个集子，附上一篇小传和推荐序文。

① 渥布登（W. Warburton，1698－1779）是英国主教，曾编辑莎氏戏剧集。

为了不曾做出他并没想做的事，罗武受到严厉责备。现在是替罗武说公道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虽然罗武似乎除了印刷错误之外别的错误都没放在心上，可是他做过许多文字订正，这些订正，如果从前没人做过，就被在他之后的人不加声明私自接受；如果那些人把它们发表出来，会写成连篇累牍的责难文章，指明那些错误的笨拙可笑，暴露它们的荒唐谬妄，同时还会夸耀自己有独到之见，能把新的异文解释得似乎头头是道。

像对待其他编辑者一样，我保存了罗武的序言，并且也保存了作者小传，虽然那篇小传写得并不很漂亮活泼，它却叙述了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值得保存在后来一切版本里。

许多年来，大家十分满意罗武编的本子，后来蒲柏把莎氏戏词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指出其中错误百出，并且说明有希望加以订正。他校对了许多从前没人想要审订的旧版本，并且恢复了许多字句的本来面目；然而，他采用了一个非常简括的标准，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概删掉，把割截看得比医疗重要。

我不明白为什么渥布登博士称赞蒲柏善于区别真伪。在取舍之间，蒲柏并没运用自己的见解；他接受的戏剧都是海明和康得尔①最初编辑的；他删掉的那些，虽然因为当时印刷者肆无忌惮以莎氏名义在他生前刊印，然而早被莎氏的朋友删除，在1664年版本之前从未收入莎氏集子，只是后来才被印刷者从1664年本子里抄出来的。

① 海明（ Heming）死于1630年，康得尔（Condell）死于1627年，都是莎士比亚的同台演员，共同编辑莎氏戏剧集“第一对开本”。

做这项工作，蒲柏似乎觉得委屈了自己的才干，不免流露“编辑工作是沉闷的”鄙视态度。他担任的工作性质他只了解了一半。编辑工作确是沉闷，可是，像其他乏味工作一样，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一个校订批评家除了不怕沉闷之外不具备其他远异于此的条件，他的工作一定无法做好。在披阅一段舛误文字的时候，他必须想到各种可能的意义，各种可能的表达形式。他的思想理解必须如此广博，他的语文知识必须如此丰富。从许多条可能的异文之中，他必须有本领选定与各种意见、每个时代流行的语言格式、他的作家的思想特点和语言风格这些东西最适合的一条。他必须有这种知识，必须有这种鉴别力。做推测批评需要具备超出一般人所有的能力，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的人常常需要人们的宽容。现在我们不愿再听“编辑工作是沉闷的”的说法。

信心往往是成功的结果。那些因为有了某种成就而大受赞扬的人容易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蒲柏编的本子未能得到他预期的成功，他被人指出工作做得不够还须别人补充之后，非常生气，在他后半生里，他在字句批评问题上一直采取敌对态度。

他的注释我全部保存，不让这么一位大作家的片纸只字湮没遗失；他的序言文字优美，见解正确，并且还包括一篇全面评论莎氏的文章，详尽得无可增益，正确得无可争辩；然而每个编辑者都想把这篇序言删掉，可是每个读者都要求把它编进去。

蒲柏的后继者是席遏博得①，此人见解狭隘，学识浅陋，既无先天纵横才气，又无后天学问修养，只是一味孜孜不倦，在细目小节上追求精确。他校对过许多古本，改正过许多错误。这么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本该可以多做出一些东西，可是他做的虽然不多，一般都是正确的。

① 席遏博得（ Lewis Theobald，1688－1744）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学者。

他报道的许多抄本和版本，我们不能不加审查就信以为真。有时他泛泛说到许多抄本，其实他只有一本。在他列举的版本中，他说两种“第一对开本”最可靠，其次是第三种对开本；然而事实是，第一种本子跟其他一切本子并无不同，它们跟第一种本子的出入只是产生于印刷者的粗心大意。除了那些只由于版本重复而发生的小出入之外，我们只要有任何一种对开本子就什么都有了。开头时，我校对了各种本子，后来我只用第一种。

他的注释，我一般保留他本人在第二版里保留的那些，除非它们已经被后来注释家驳倒或者过于繁琐没有保留价值。有时我也采用他恢复的一个逗号，可是并没采用他自己表功的赞词；他的枝蔓繁芜的字句常常被我修剪，他自以为能压倒蒲柏和罗武而得意忘形的狂言有时被我删除，他的使人齿冷的夸耀往往被我隐饰；可是有些地方，为了使读者舒服，我举例说明，某些注释的夸张空洞可以证明把其他注释缩短是正确的或者可以原谅的。

尽管席遏博得如此鲁钝无知、卑鄙寡信、急躁浮夸，可是幸而得与蒲柏为敌，所以在这项事业上，他——并且只他一个人——侥幸没挨骂。世人非常乐意支持乞求恩惠的人，不喜欢强索敬意的人；没人羡妒的人最容易受到称赞。

接着，莎士比亚落到了汉莫①手里。汉莫是牛津编辑者，据我看，他生来非常适宜做这类工作。他具备校订批评家的头号必要条件：那种能迅速发现诗人意旨的直觉和能用最容易的方法完成工作的敏捷智慧。毫无疑问，他博览群书，风俗掌故、百家之言，他似乎都很熟悉，并且常常有学问而不卖弄。他不懂的字句轻易不肯放过，总要试图找到或是创造一个意义，有时却急于创造而不去寻找稍稍多用一点工夫就能找到的意义。他急于把他不能确定作者是否想写成合乎语法的句子改得合乎语法。莎士比亚把整串意义看得比个别字句更为重要；他的文字本来不是准备给读者坐在书桌前琢磨的，如果它能把作者的意思传达给观众，它就完全满足了作者心愿。

① 汉莫（T·Hanmer）是莎土比亚全集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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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莫在韵律上下的功夫曾经遭到非常激烈的责备。他看见莎氏作品中那么许多章节的韵律被有些编辑家悄悄修改而别的编辑家加以默认，因此，他觉得自己也不妨把到目前为止还没挨骂的放肆行为推进一步；我们必须承认，他做的修改大都是正确的，竭力避免违背原文。

然而，他把自己的校订文字，不管是捏造的或是抄来的，都插进原文，并不提起各种不同版本，这样，他就是盗取前人的辛苦，并且使他自己的辑本变成一件缺乏权威根据的东西。他的自信和对别人的信任的确都有点过火；他以为凡是蒲柏和席遏博得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他似乎从未想到批评家也会犯错误，因此，他要求别人待他也像他待别人那么慷慨大方，这是说得过去的。

因为他不经过细心探索、冥想苦思绝不下笔，所以我把他的注释全部保存，并且我相信每个读者还会想多看一些。

最后这位编辑家，谈起来比较困难。高位必须尊敬，当代名人必须体谅，天才和学问必须敬重；然而他无法怪罪别人对他不客气——那种不客气态度他自己就时常用来对待别人——他也无法把别人对他做的注释的看法十分放在心上，他本不该把那些注释当作自己的正经事业，并且，在文兴阑珊之后，我想，他也未必会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得意文字。

他的注释的根本主要错误是：不肯改变第一次想到的念头；自恃才思敏捷而轻率冒失；自信过深，根据表面观察就轻易动手去做只有深入钻研、刻苦用功才能胜任的事。他的注释有时颠倒原意，有时荒唐无稽；有时他把原句没有的深奥意义强加给读者，有时他把别的读者都看得非常明白的字句说是荒唐可笑。可是他的校订也常恰当正确，他做的一些晦涩字句的解释也够得上渊博精辟。

他的注释中，我剔除不用的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大家反对的，一类是本身显然不合条理，并且大概作者本人也不愿保留的。其余那些注释，有一部分我非常赞赏，把他的异文原样插进正文；有一部分似乎有理然而可疑，我把它留给读者自己判断；还有一部分我却亳不客气地严厉批评，然而我绝无恶意，并且我想也不是任意侮辱。

我在修订自己的刊本时候看见许多笔墨浪费在互相批驳上头，心里很不好受。如果我们想想学术的变革兴替以及才人学士殚思竭虑的大大小小那些问题，我们一定会慨叹研究之徒劳无功和真理之进步迟缓——每个作者的大部分力气只是用来推翻前人。建设新机构的人首先关心的事是破坏现存的建筑。为作家做注释的人首先想做的事是指出别的注释者如何把作家原文搞得错误百出、意义晦涩。一个时代认为可以当作确定真理看待的意见在另一个时代会被驳倒抛弃，再过一个时代又会抬头受人欢迎。这样，人的脑子不停地转动而不前进。这样，有时真理与错误，有时错误与错误，互相进攻，夺取彼此的阵地。一股好像是知识的潮水把一个时代冲盖起来，到了另一个时代，潮退水落之后，它又是光秃秃的一无所有；突然出现的智慧流星好像把光辉射入昏暗地区，突然又收敛光彩，让世人再在黑暗中摸索。这种名声的升降和学者必须遭受的反驳批斥——这种命运最高超最聪明的人都无法逃避——注释批评家一定容易耐心忍受，因为他们只能把自己算作作家的随从。阿喀琉斯①对他的俘虏说，“如果你知道了现在你要遭受的只是将来有一天阿喀琉斯必须遭受的命运，你怎么还能哀求饶命？”

① 阿喀琉斯（ Achilles），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人物。

渥布登博士的声望足够使自抬身价跟他作对的人出名，他的注释引起了一片乱嘈嘈的吵嚷。他的两个主要敌人是《批评法则》和《莎士比亚本文评论》的作者①。一个用轻浮急躁的心情嘲笑他的错误，这种心情非常适合这场无聊争论；另一个抱着阴沉恶意攻击他的错误，好像正在把一个杀人放火的凶手拖进法院。一个像苍蝇似的叮你一口，吸一滴血，欣然飞去，回头再来；另一个咬人的时候像条毒蛇，不把你咬得红肿溃烂绝不甘体。我想到第一个人和他的伙伴的时候，我记起了科利奥兰纳斯遭遇的危险，他生怕“女孩子用唾沫纸团、男孩子用石头打仗时候伤害他的性命”；②另一个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时候，我想起了《麦克白》里的怪事③：

一只苍鹰盘踞在高傲的枝头，
遭到了隐伏的猫头鹰的猛袭而遇害。

① 分别指英国批评家、诗人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1699－1757）和英国古典学者、藏书家本杰明·希思（Benjamin Heath，1704－1766）。

② 见莎士比亚悲剧《科里奥兰纳斯》第四幕，第四场。

③ 见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二幕，第四场。

然而我应该给他们说句公道话。一个是才子，一个是学者。他们俩都是目光敏锐，足以发现错误，并且都在一些意义不明的字句上做出了可能的解释。然而在他们一心要做推测和注释功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自己的估价多么错误，并且，他们做出来的那一点点东西可以教训他们对待别人的努力应该公平一些。

在渥布登博士的本子之前，遏普登①先生出版了他的《莎士比亚评论》。这位先生精通语言，博览群书，可是似乎天赋不高，鉴别不精。他的许多解释细致有用，可是，虽然他口头也反对编辑者的轻浮自信，自己恪遵古本，然而他并不能抑制校订热情，虽然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每个经验主义者，只要做出一次成功的实验，就会兴高采烈变成一个理论主义者，一个勤勉的校对者一不凑巧也会玩弄推测花样。

① 遏普登（John Upton，（1707－1760），英国教士、学者和批评家。诗人斯宾塞作品的早期重要编辑者和注释者。

葛雷博士①还出过一部《莎土比亚考据评论笺注》，他博览英国古籍，所以发表了一些有用的意见。他要做的事都做得很好，然而因为他没打算做评校工作，所以他只使用记忆而没使用智力。我希望那些学识并不在他之上的人努力学习他的谦虚。

① 葛雷（Zachary Grey，1688－1766），英国神职人员，英国教会保守派代言人。

在我之前的所有编辑者，我可以非常诚恳地给他们下这样一句评语：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莎士比亚的——我希望后人也会把这评语用在我身上——并且，从他们每人手里我都得过帮助和好处。凡是我从他们手里拿来的材料，我都注明原作者姓名，当然，凡是我没注明名字的材料，我在下笔时都算是我自己的。有些话也许别人说在我前；然而如果有人发现我僭用了别的注释家的言论，那么，无论荣誉是大是小，我愿意把它归还第一个立言者，因为他的权利——并且只有他的是不容争夺的；第二个立言者只能向自己证明不是抄袭的，有时连他自己都没有充分把握究竟是自己的创见还是记忆别人的话。

我对他们都采取公平态度，他们互相对待却并不很公平。一个训诂家为什么会生来这么刻毒，这道理不容易明白。他讨论的题目很不重要，既不牵涉产权，也不牵涉自由，也不能照顾党派利益。各种抄本的异文，一段文字的不同解释似乎都是需要理智而无须牵动感情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因为“小事使小人骄傲，浮夸之徒爱抓小题目”；或是因为意见的反驳，即使在理曲词穷的时候，也会使狂妄之徒发怒；总之，在注释文字中，我们常常发现一股天然的谩骂和蔑视气息，比最凶狠的政治辩论家在被人收买诽谤敌人时候的气息更激烈恶毒。

也许正因为事情轻松，所以动作越发猛烈；人们在发觉真理的分量小到几乎不存在而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就要发狂喧嚷企图扩大它的体积；原来大家冷淡的事情，如果把它跟一个人的名声连缀在一起，也许就会引起注意。一个注释家常常忍不住用横暴补充威严之不足，把自己手里的一点点金子锤成一大薄片，把技术再高、功夫再勤的人都无法酿酒的材料打成泡沫。

我引用的或者编撰的注释不外三种用途：解释难懂的字句；评论缺点和优点；或者订正错误。

从别人书中集录的解释，如果我不另外说明，我大都认为正确，至少我想用默认表示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见。

在所有编辑者的辛苦工作中，我发现许多字句似乎多数读者还难接受，因此我觉得应该把它们弄得更容易懂些。一个注释者想把话说得有些人不嫌太少，有些人又不嫌太多，是做不到的事。他只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决定什么是必要的；并且，无论他怎样深思熟虑，他最后仍会解释一些学问渊博的人认为明白得无须解释的字句，而脱漏一些学问有限的人认为需要解释的字句。这种责备只是相对的，注释者必须耐心忍受。我力求做到既不冗长繁琐，也不过于矜持谨慎，我希望能使从前看见原著害怕的人有法了解作者的意思，并且使一般读者得到合理无害的享受。

希望任何一位训诂家把一部没有系统、不大连贯、杂乱散漫、充满即兴漫笔的作品解释得十分清楚，是不可能的。一切个人意见，在姓名湮没之后，不消几年一定会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一些过于琐屑值不得法律注意的风俗，例如服装式样、应酬礼节、访客规则、家具布置、仪式惯例，这些在家常谈话中自然流传的事物——它们极不固定，极难捉摸，很不容易保存或者恢复。我们能知道的一点东西是从往往为了别的原因而去翻阅的无名佚书中偶然获得的。这种知识每人都有一点，可是谁都不多。然而如果一位作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那批能在作家身上增加一点说明材料的人会把他们的心得告诉别人，日子长了，前人无法发现的东西就会发现。

许多字句我只能留待将来，现在我虽不懂，以后也许可以解释，有些别人忽略或是弄错的字句，我有时用了类似每位编辑者都任意增添的短评旁注，有时用了似乎小题大做的注解，也许已经说明；然而最难的事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在编辑者看来，凡是足以模糊作者原意的东西都不是小事。

诗句的优点缺点，我没十分理会。有些戏剧我评论得较详，有些评论得较略，评论详略与戏剧优劣并无一定关系，这一部分工作只是我兴之所至随意做成的。我想，读者大都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意见被人预先说破；我们天然觉得自己发现或是创造一件东西比接受一件现成东西更有乐趣。判断力，像其他能力一祥，越用越会进步，勉强接受别人强加的意见会阻碍判断力的进步；正如常常使用手册的人记忆力容易迟钝。然而略加指引，也有必要；一切技能，都是一半来自教导，一半来自习惯；所以我给学习批评的后辈略指门径，以便他们举一反三。

在大部分戏剧末尾，我都附加短评，指出一般缺点或者褒扬优点；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有多少与当代人的意见符合，然而我并没标新立异，故意与大家不同。我并没逐行逐句仔细审阅，所以可以想象，在我贬抑的戏剧里有许多可以褒扬的东西，在我褒扬的戏剧里有许多可以贬抑的东西。历代编辑者致力最勤、最能滋长狂妄夸耀、最能引起尖刻讥刺的批评部分是错误字句的校订，这种校订之所以吸引群众最初是因为蒲柏和席遏博得两人在这上头打过激烈笔墨官司，接着又因为所有刊印莎氏集子的人后来都受到合谋的迫害。

毫无疑问，许多字句在所有版本里始终是错误的；要想订正这些错误，只能从校对各种本子入手或者运用智慧加以推测。校对者的道路安全而容易，推测者的道路危险而困难。然而，既然大部分戏剧只有孤本流传，所以危险不该避免，困难也不该拒绝。

在由于百家竞赛而产生的各种异文之中，我从每个本子里选出一部分插进正文，这一部分我认为充分可靠；另一部分我认为显然错误，所以抛弃不用，并且不加说明；另一部分我保留在异文里，不加褒贬，认为分量相等，取舍两可；还有一部分似是而实非，我虽然采录，可是在后面另加按语。

把别人的意见分类处理之后，我最后考量如何纠正他们的错误，如何补充他们的脱漏。我校对了所有我能得到的本子，并且希望别人多供给我一些，可是这些珍本收藏家对我非常冷淡。我把凡是由于机会凑巧或是别人好意而得到的版本编了一个细目，免得人家责备我忽视我无能为力的事情。

在审阅旧本的时侯，我不久就发现，后来的各家出版者尽管满口夸耀工作如何勤劳，在许多字句上他们却听其自然，不找根据加以证明，并且满足于罗武的辑本，他们甚至知道罗本有些说法明明武断、只消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是错误的。罗本里有些改动之处只是删去一字，用他认为比较文雅易懂的另一个字代替。这类错误我常常默默改正，因为只有不让人在作家原文中掺杂假货才能保存英文的历史和英文单字的正确意义。另外有些字句——这类例子常见——我只顺顺它们的声调或是整整它们的格律，并没在上头花费那么多力气；如果只是一字之倒置，一个小品词之多余或脱漏，有时我就听其自然，因为抄本文字出入太大，不妨随便一点。然而，在恢复了有理由证明比较可取的原文之后，我没再随便改动。

从比较各种本子得来的订正条文，我都录入正文；改进不多的地方，有时就不说明改动理由。

推测工作虽然有时不能不做，可是我做的时候并非毫无根据或者漫无限制。我的固定原则是：古本也许是正确的，所以不该为了追求优雅、清楚或是仅仅改进意义而搅乱原文。因为虽然许多成绩并不能归于初刻本出版者的态度忠实或者见解高明，然而他们眼前摆着原本，而我们只凭想像，他们的了解可能比我们正确。可是显然，由于无知或者疏忽，他们常常弄出奇奇怪怪的错误，所以我们应该做点适当批评，折衷于冒失与畏怯之间。

这种批评我做过一点尝试，在某一字句非常曲折难懂的时候，我设法采取最不粗暴的手段使它意义复明。然而我的第一步功夫总是：把古本原文反复审察，看看其中有无可以透进光线的缝隙；在这上头，于提斯①也不能责备我只有窜改野心而不肯耐心研究。在这项微末事业上，我并不是没有成绩。我从冒失粗暴中抢救了许多句子，使许多场面免于被窜改。我采用了罗马人的原则，“救一个公民比杀一个敌人更光荣”，我对保护工作比进攻工作更加关心。

① 于提斯（ Huetius，1630－1721），法国学者。

我保存了剧本的一般分幕办法，虽然我认为这办法在莎氏所有戏剧里几乎都缺少根据。有几个在后来一些版本里分幕的戏剧在“第一对开本”里并不分幕，有几个在对开本里分幕的戏剧在对开本以前的本子里并不分幕。戏院惯例要求一出戏有四个间断，然而莎氏戏剧难得有几出，如果有的话，可以这样适当分开。一幕代表一出戏之中时间或是地点不变的一段情节。一个停顿代表又一幕。在每个真实动作中，在每个戏剧动作中也如此，间断次数可多可少，五幕的限制只是偶然而武断的。这个道理，莎士比亚知道，并且照它编写剧本；他的剧本写成的时候和最初刊印的时候都是一气到底并不间断的，现在上演时候应该按照换景次数或者代表一段长时间的经过而插入短的停顿。这种办法马上可以消灭一千桩荒唐事情。

在恢复作者原文完整面貌的时候，我认为标点句读可以完全由我自作主张；因为，从前那些胡乱窜改字句的人绝不会关心分号或是逗号。因此，凡是需要改动标点的工作我都悄悄动手，有些剧本我做得仔细，有些做得粗糙；要把百忙的眼晴盯在容易消逝的小点上，或者把一个散漫不集中的脑子钉在容易消逝的真理上，是很困难的。

在几个小品词或者无关紧要的字眼上，我也自己作了主张。有时我增损一字，不加说明。我有时采用的方法其实是别的编辑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并且原本的情况也的确充分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

多数读者也许不责备我们忽略细节，反会诧异为什么我们在细节目小节上要如此大费力气，如此认真辩论，如此字斟句酌。对这些读者，我大胆回答，他们是在判断一桩他们不懂的行业；然而我不能十分责备他们外行，也不能向他们保证，学会了批评，他们一般地会变成更有用、更快乐或者更聪明的人。

我做的推测越多，我对它越不信任；我出版了几本戏剧之后，决定不再把我自己的异文插进正文。我幸喜采取了这个谨慎态度，因为我越来越怀疑我的校订条文。

既然我把自己的想象限制在旁注里，如果我纵容它在自己的范围里发出一些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我们不必十分责备它。推测并没有危险性，如果当作推测提出来的话；只要不损害正文，即使那些提议修改的本人都不认为必要或者妥当的修改也不妨安然提出来。①

① 小站译供参考：甚至提出者自己也不觉得是必要和妥当的修改，也不妨大胆提出来。

如果我的异文没有多大价值，那么，好在我并没拿它们当做炫耀幌子，也没硬要别人接受。我还可以写更长的注解，因为写注解这个行业并不难学。只要这么做就行：首先，痛骂以前的编辑者如何愚蠢、疏忽、无知、缺乏鉴别力，从前面到后面，指出旧异文的鄙陋荒唐；其次，提出一些见识浅陋的读者认为有理然而编辑者怒声斥责的意见；然后，拿出自己的真异文，详细推衍解释，最后，高声赞美自己的创见，并且静静地希望真正批评能够发扬光大。

这套办法可以使用，并且也许有时并无不妥。然而，我时常设想，一条必须说许多话才能证明是错误的异文可能是正确的，一条必须花费这么多力气才能证明好像是正确的校文可能是错误的。一句恰当恢复的原文，它的正确性马上会被读者接受，“你怀疑，因为你做不出来”①这句伦理格言大可在批评上应用。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水手看见堆满破船残骸的海岸而生戒心，这是自然的事。我亲眼看见这么许多批评事业以失败收场，逼得我不能不战战兢兢。在每页书上，我看见才子力求摆脱自己的诡辩，学者被自己的千百条意见搅得昏头昏脑。有时我不得不贬责我钦佩的人，我不禁想到，现在我推翻他们的校文，说不定我的校文很快地也会遭受同样命运，我修改的许多异文也许会经过另一位编辑者辩护而被认为无须修改。

“我看见过批评家把别人名字抹掉
辛辛苦苦，在原地方把自己名字填好；
他们的名字，像别人的一样，不久也要让位
或者自行湮灭而前人并不跟随”。①
——蒲柏——

① 小站直译后半句供参考：而留下最初的。

一个推测批评家时常会错误，这在别人或者自己看来都不足为奇，如果我们想想，他干的行业没有制度，也没有主要和原则性的真理可以节制附属的论点。他一动手就有犯错误的机会；一段文字看法稍有歪斜，一个短语稍有误解，有联系的部分偶然忽略，不但足以使他把事做坏，并且会使他闹出笑话；在他成绩最佳的时候，他也许能从许多可能的异文中只提出一条，而提出另一条的人就有资格跟他辩驳。危险隐藏在快乐底下，这是一桩倒霉事儿。校订的诱惑力不容易抗拒。推测给人的快乐和骄傲与发明同量。一个动手做过一次恰当修改的人高兴得想不到以后会出现什么反驳。

然而在学术界中，推测批评有过大用处；我也不想贬低一门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我们的时代、从阿莱里亚主教①到班特里②困惑过这么许多才智之士的学问。古书批评家，在运用才智的时候，得到别人许多帮助，这些帮助，编辑莎氏集子的人命中注定不能到手。他们研究的是语法完备、形式固定的语文，它们的结构很足以增进字义之明晰，因此，荷马书中难懂的字句没有乔叟书中那么多。它们的单字不但有一定的关连结构，并且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可以指导和限定选择范围。手稿常常不止一种，它们并不约定常犯同样错误。然而斯卡里格③还是向梭尔马休斯④老实承认如何不满意自己的校订。“我们的臆测开了我们的玩笑，我们为了这些臆测而感到惭愧，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更好一些的稿本”。并且里普休斯⑤也埋怨批评家在想改正别人错误的时候自己不断制造错误，“正像以前它被缺陷所困扰，现在它又被修正所困扰⑥”，的确，在只凭推测的地方，尽管斯卡里格和里普休斯天资聪明、学问渊博，他们的校订，像我的或者席遏博得的一样，也时常含糊不明、大有疑问。

① 指乔瓦尼·安德烈亚·布西（Giovanni Andrea Bussi，1417－1475），本人是一位大学者，曾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

② 班特里（ 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国学者和批评家。

③ 斯卡里格（ 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法国大学者。

④ 梭尔马休斯（ Claudius Salmasius，1588－1653）法国学者。

⑤ 里普休斯（ Justus Lipsius，1547－1606）比利时学者。

⑥ 原文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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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得太少，或是为了开出支票最后没有兑现，我受的责备也许会多于为了做得不好、发生错误。愚人的期望茫无边际，智者的期望常是蛮不讲理。自己不知道向别人要些什么，或是明知做不到而故意强人所难，要使这两种人满意，都不容易。其实，在我身上最感觉失望的人是我自己；然而我总是黾勉从事，小心翼翼。全部集子里，没有一段我认为错误的文字我没设法修改，也没有一段我认为含糊的文字我没努力说明。许多地方，我像别人一样，并没达到目的；许多地方，用尽力气之后，我知难而退，并且承认失败。还有些地方，读者不懂，我也不懂，我并没假装高明故意不提，无法帮助读者的地方，我老实承认自己知识浅陋。我很容易在明显易懂的地方添上一堆似乎渊博的见解；然而在不必要的地方我没动笔，或者在别人已经说够的地方我没再说，这两种情况都不该说是我的疏忽大意。

注释常是必要的，然而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坏东西。让一个还没认识莎士比亚的本领、而想从他的戏剧里吸取无上快乐的人把每个剧本从头场读到末场，完全不必理会所有莎氏注释家说过些什么。他的想象展翅高飞之后，不必俯视修订或者解释的文字。他在全神贯注的当口，不必理会什么席遏博得，什么蒲柏。不管文字鲜明晦涩，不管意义完整破碎，让他一口气读到底；让他保持自己对于对话的了解，对于故事的兴趣。等到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再让他追求精确，阅读注解。

注解可以澄清个别字句，然而足以削弱整个效果。中断使脑子冷涩，思路离开了本题；读者心生厌倦，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把苦心钻研的书卷抛开。观察全面之后再细看局部；了解一部杰作的全面结构和它的各部安排，需要保持一种理智的距离。逼近观察可以发现细致优点，然而美妙全景就会湮没不显。历代编辑家在莎氏戏剧使人喜悦的魔力方面增益甚少，这个说法有点忘恩负义。他被人阅读，被人赞美，被人研究，被人模仿，同时他的面貌被无知与疏忽的人用种种舛误涂抹得走失原样；当时他的文字尚未加订正，他的典故尚未被人了解；然而那时德莱顿就说：“莎士比亚，在所有近代或者甚至古代诗人之中，是渊博精深。自然界一切意象都在他眼前，他取用的时候并不费力，却很凑巧；他描写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不仅看得见，并且还能感觉到。那批指摘他缺少学问的人其实是在表扬他的长处；他是天然有学问的人；他不必带上书本眼镜观察自然；他向内观察，发现‘自然’即在其中。我不能说他处处都是一样；如果他能处处一样，那么，我把他跟最伟大的人物相比还是对他不起。他常是平淡无味；有时他的聪明俏皮流于俗套，有时他的严肃化为夸大。然而每逢一桩伟大任务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表现总是伟大的。谁都不能说，他抓住一个适合他的才智的题目而没把自己的工作提到其他诗人之上，‘在狼木中，松柏经常是最稳固的’①”。

①小站按：原文为拉丁文Quantum lentasolent, inter viburna cupressi. [As cypresses commonly do among bending shrubs.]意为：如同松柏经常高耸于低垂的灌木丛中。

可惜，这么一位作家需要注释，他的文字会变得这么陈旧，他的思想会变得这么晦涩。然而既然世事如此，惋惜也是枉然。由于意外情况和年代悠久而大家都要碰到的事莎士比亚也碰到了。莎氏的遭遇比自从书籍排印以来别的作家的遭遇更坏，原因是他太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或是也许因为他才大志高，看不起那些与自己本领不称的作品，认为它们值不得保存，可是后世批评家却在莎氏著作上抢做校释，博取名声。

现在我站在这批名声低微的后辈中间，听候大家裁判，我希望我拿出来的注释对得起大家给我的鼓励。这种工作天然必有缺点，只要裁判者是有才有学的人，他们的判词我不大担心。

选自《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本期编辑：陈涛

校对：西早门良，晴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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