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红豆生南国》之一【小说月报4期精彩】
2017年伊始，作家王安忆的新中篇《红豆生南国》发表在《收获》杂志。写作这件事，已经是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新春几乎都有她的新作问世。略有不同的是，此次她的写作又回归了中篇小说。从考验智商和耐心的长篇小说《匿名》回到中篇，王安忆称这是“一种写作的调剂”，但《红豆生南国》浮现出一种得心应手———那种对叙述节奏与语言的掌控能力，在《叔叔的故事》《小鲍庄》《文工团》《逐鹿中街》等中篇名作中似曾相识，这一切都是“非常王安忆”的。
《红豆生南国》讲述了一位出生在内地沿海草根阶层的男孩子，跟着养母去港岛寻找阿爹，在香港求学时经历了青春的虚无与狂飙，并作为新移民生存下来，因缘际会间，他的人生似乎正在背离初衷……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王维的《相思》，在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王安忆的新小说以此作篇名，并以“相思”二字结尾，这二字代表的既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也是他的原罪。熟悉王安忆的人都知道，她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上海和乡村，《红豆生南国》则是她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据王安忆透露，《红豆生南国》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现在的人谈及相思，好像总觉得是男女之情。很少有人会认为相思也可以是一种恩情。小说的男主人公，一生欠下很多情，好像人生处处在欠债的样子。”
去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日子，她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在纽约的生活，一切变得简单，少了日常琐事的打扰，她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写作里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后的一次‘喘息’。”她告诉记者，在纽约时她还构思了另外一部小说，回国后写出来同样是一个中篇。这个名为《向西，向西，向南》的中篇小说，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钟山》杂志上。
《红豆生南国》里的男主人公没有名字，同样的，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多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他们”“阿姆”“同学”“前妻”……为什么都没有取名字？王安忆说：“给小说里的人取名是件苦差事，当我笔下的人物是一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时，当我在他身上寄予比较多的时候，我通常不给他(她)取名。”
王安忆讲到，她早期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倾诉，但渐渐就感觉到了不满足。如今，她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世事的理性关照和细微洞悉。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式的视角得到充分体现。小说中充满了诸如“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二男一女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羞怯的少年爱恋，‘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不止作用于假象，有利舆论，更可以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被双方拉拢，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之类的笔触。
多年不中断地写作，令王安忆清楚了一件事情：一个故事本身便包含着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她记得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全是真实的，没有一点魔幻。其实，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充满奇花异草、奇闻怪事，事情本身就是魔幻而又真实的。一个故事带着它的模式存在了，它的模式与生俱来，并无先后。而作为作家，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便是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
——《文汇报》陈熙涵报道
身前身后都是指望他的人，依常伦排序，第一是他生母。
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难加分辨。论先后，没有生哪来养？论短长，生是一时，养却是一世。既无法衡量比较，便顺从现实，从来不提生家，一心侍奉养家。所谓养家，其实只阿姆一人。他从未见过养父，领过去时，只阿姆自己，阿爹卖猪仔去了菲律宾。那时节，人都是卖来卖去的，他的卖价是三百斤番薯丝，如今看来极贱，但阿姆骂他，是当价昂的说，意思花大钱沽他来，却不乖，又无用，可见是个赔钱货！他被骂惯了，时不时还会挨几下打，别的他不在心，唯独“三百斤番薯丝”这句，多少有些伤他，起来隔阂。虽然一上来就知道不是阿姆的小孩，也知晓即便自己的小孩，疼他也疼不过阿姆这样。但这一句，让他成了劳力，猪仔似的。六岁那年，阿姆决定去菲律宾找阿爹，与一伙同乡人付出一笔钱，夜里上一条大木船，登船时又被为难一番，嫌他太大，不是阿姆说的四岁，要加价。阿姆心疼钱，就骂他吃得多，长得快，三百斤番薯丝再提一遍。途中起风浪，木船几乎摇散，他被几个大人压在底下，听见阿姆变了腔的叫喊，应不出声。阿姆吵得太凶，受人呵斥，一艘巡逻艇突突开过去，借了灯亮，他和阿姆一上一下看见，都是惊恐失神的眼睛，仿佛分离有万万年，彼此换了物类却还认得出。
大木船登岸香港岛，一边找工做，一边打听阿爹消息，是一段极苦的日子。在新填地街租下半间屋，说是屋，其实是替人看档，夜里拉下卷帘门，铁皮柜上铺开席枕；天白卷帘门拉上去，便卷起铺盖，将柜里的干鲜货摆上柜面，大人小孩各自走开。阿姆到后面码头打杂，他则上学读书。一日里只晚饭起炊，就在路边露天点一个火油炉，下一锅面线，母子俩吃一顿热食。那两餐都是混，倒也不曾挨饿。因这条街多是水果档，垂手可拾，刀尖剜去烂眼，余下一角填肚腹。也因此，成年以后他不爱吃水果，果肉里总有一股腐味似的。街对面是一间戏院，专演粤剧，小孩子们常溜进去玩。倘有戏班住场，守门人没看牢，潜进后台。那一挂挂戏服，一顶顶头面，妆台上的镜子交相辉映，架上的刀枪，红绿缨子，空气里有一股粉香，好像天上人间。曾经从广州过来剧团，红线女头牌，天不亮就排队购票，一人只得四张。他们这伙小孩子代人占位，一个位换一角币。天热，卷帘门里，一夜睡过去，一身痱子，他们本来就睡马路。占位的收入，集起来替阿姆买一张票。那一天，阿姆早早从码头回来，煮了面线，吃毕后洗澡洗头，穿一身香云纱衣裤，摇一柄蒲扇，扇面洒几滴花露水，过到街对面，堂堂正正走进大门，看戏去了。剧团的团长是个北佬，叫他们“小鬼”，广东话里不是好话，但内地那边过来的，尤其官场上的人，有些君临天下的气派，所以就还是欢喜的。
都是苦惯的人，他又年纪小，不解事，就受得住煎熬。不知不觉间，他们从货档里搬出来，搬进一间正经屋子；又不知不觉间，阿姆自己开起一小间货档，打老鼠会得的本钱。这时候，他也大了，十二三岁的人，个头长过阿姆，穿了白衣白裤的校服，头发斜分、梳齐，骑一架自行车，游龙般出了街巷。先给食档送菜，然后上学，下学后再送一轮。这一轮就带有馈赠的性质，即将过夜废弃的菜，不如做人情。阿姆少骂他许多，再不提三百斤番薯丝的话，预见到将要靠他。菲律宾那边的人，一是无音信，二是不指望，香港是唐人的地方，阿姆和他已经住惯了。
他上的是一间爱国学校，师生中有激进分子。“左翼”思想往往培养文艺气质，因二者都有空想的成分。具体到他，困窘的现实里，更需要开辟出另一个空间，存放截然相反的储藏，就像新填地街对面的剧院，舞台灯光里的男女丽人，上演一出出戏文。说是古事，可谁又真知道，总归和今日不同，凡不同的事物，都推到古远，三皇五帝就是至仁至德。所以，他自小往文艺青年的方向走，喜欢读书。学校邻近，专有一间书铺，租售现代文学作品。鲁迅的文章对少年人显得过于严苛；刘呐鸥一派的都会小说，在社会底层的人生又忒奢华；批判现实主义，比如茅盾的《子夜》，一方面，和前者同样，声色犬马，另方面，却有一个坚硬的壁垒，即资本主义运作体系，中学生的认识难以攻破，令他生惧，于是便退回来；巴金的《家》《春》《秋》，是他喜欢的，虽然也是离他的生活远，但因有着常情被他理解并感动，然而那皇皇巨作，众多的人物，反复的情节，社会各阶层样貌，几乎是先天的存在，非人力所创造！所以，他攫取做榜样和练习的，是戴望舒、徐志摩，还有林徽因“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说到此，就要感谢“五四新文学”，开创有白话文的诗与散文，要不，少年人的心事往哪里安放呢？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新辞，方才启动心事，否则，他们还不自知。这也就是启蒙的结果吧！
这样，他就在自习本上写下一行行句子，写海、远山、礁石般的一串离岛、天上的云——香港的天空，实在是很活跃的，氤氲集散，一忽儿推拥，一忽儿铺平，一忽儿成风，一忽儿化雨。心情也随着摇曳，一忽儿舒朗，一忽儿沉郁，一忽儿阴，一忽儿晴。文字多少是夸张的，偏离客观真实，加强主观性。他就变得多情善感，常在无人处独自出神，甚或流泪饮泣。临青春成长，一切感受格外尖锐。阿姆的粗鲁的爱折磨着他，吃不下的时候硬逼着吃，睡不着时强行关灯逼着睡；与同学争执，最常见不过了，阿姆却吵到同学家去；老师评语稍有差池，那就是全校耸动，校长都出面了。倘若不是“三百斤番薯丝”的前缘，他会与阿姆闹翻，现在，因有这项自知，便压制下来。受恩其实是屈抑的，但这屈抑帮了他，安然度过反抗期的危机。
如此的处境里，要他不去想念生父生母，也是不可能的。从“三百斤番薯丝”的卖价推认，一定是极贫寒的人家，否则不至于沽儿鬻女，所以心中并无怨艾，只好奇他们是怎样的人性，如何喜怒形状？想必不会是阿姆这样的强人，而是软弱认命的；他的兄弟姐妹——他无疑是有兄弟姐妹，否则不会养不下他，倘是有他们，就不会像如今的孤单。看街坊多子女的人家，尤其是兄弟们，呼啸而过，呼啸而往，当然的，免不了要争食争衣，阿姆却从未让他受过饥寒。这么想，并非要将两家做比较，生和养如何比较？两项缺一项，就没有他。即便在最寂寞最苦闷时，他也不曾生出过厌世心，相反，还有些享受呢！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
其时，他的有情还未邂逅革命，处在蔓生蔓长状态，仿佛天地间皆是，又仿佛，是一个空洞。如果这样无目的的阶段再延后一段时日，恋爱就会充实他的滥情，可是男生普遍晚熟，看不见，甚至害怕，为了躲避还要绕道走。要过若干年，方才醒悟，然后勇进，这且是后话了。如今，他的知己是同性朋友，和情欲无关，而是同道的性质。这位同学少他一岁，因他晚读书一年。同学籍贯浙江慈溪，以乡土论，应是蒋系三民主义，可偏偏追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爱读书，读的是哲学和政治，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同学的说话，他多半不懂，说的人自己也不全懂，但辞藻是华美的，共和国，放射光芒，仿佛海上生明月。两人都激动着，湿润的海风吹拂脸和身子，云一层一层垂下来，最顶上的一层，镀有金边，是落日的余晖，海鸥就在金边上下飞。离岛在暮色中忽隐忽现，忽起忽沉，天公顺手撒下的一串碎石，带着人家、稼穑、渔猎。渔火闪烁。再一会儿，云层与海平线合拢，满天星斗。演说结束，一片静谧，一个更宏大的华美笼罩下来。他们站起身，回家去了。
同学的父亲，在码头拆船厂做工，一口养活几口，家境甚至不如他，但有父有母，又有兄弟，气势就磅礴了。再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贫穷是常态。外头说香港势利场，其实是胼胝手足，打和拼。有一阵子，他近乎艳羡，看同学慷慨激昂。两人个头高矮一般，但那一个手脚比这一个粗壮，声气也是粗壮的，一双细目炯炯有神。而他，此时已戴上近视眼镜。视力，也是性格，使他行动、反应都要迟缓一步。看同学大敞衣襟，任风吹起额发，张开双臂，像是迎接时代，又像时代迎他走来。
历史，大约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天地人感应。这一年，世界“左翼”力量忽然积累到临界点，这股力量来自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冲撞，大约还有发育期荷尔蒙水平激增的缘故。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急躁地成长着正义的概念，理想主义各辟路径，每一个局部的孤立事件，先后成为逻辑链上的一环。刺杀肯尼迪，古巴革命，切·格瓦拉，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巴黎“五月风暴”，香港“反英抗暴”——文艺青年终于遭遇激进政治，那段日子，即便日后付出代价不小，回想起来依旧心旌激荡。罢课，游行，集会，冲击港督府，印刻传单——他写了多少文字啊！原先的风清云淡忽就变得炙热。他觉得正在靠近他的同学，同学的思想变得容易理解，更要紧的是，能量。原先他总是跟不上，就像一个气短的人，现在，他踩在同学的脚窝里。甚至，他开始，逐渐地，能言善辩。笔尖更加流畅，一向的短句延为长篇累牍，总也收不住，收不住。他的文章被校外的报刊采用，迅速传播。他来不及将草稿上的文字刻到油纸上，就有一名女生自报做誊抄公。晚上，教室里，他写文章，她刻钢板，同学呢，推油印滚筒，同时向他输送思想。这思想在递进，向着远大的目标，他险些又要跟不上了。女生的娟秀的字，刻在钢板上变得棱角分明，英气勃发，使他的文章增添战斗力。他们这三人行组，成为学校运动的核心层，当风潮平息，运动解体，三人行还延续着，结局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二男一女的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羞怯的少年爱恋，“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不止作用于假象，有利舆论，更可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被双方拉拢，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时间进行，事态发展，倘若有一天，第四个人加盟，成为二对二，便水落石出，各归各位。然而，情窦初开，往往蒙昧不明，难免清浊混沌，生出错来。女生来自上海，香港社会阶层划分，地域的因素占一定比重，江浙沪甬先天有一种优势。这靠海吃海的一带，多是以劳力谋生计，并不因此为上下，但潜在的，多少划分出亲疏远近。这样，女生和同学在地缘上就是同类，智能上也旗鼓相当。他不至于自谦是蠢物，但是，千真万确，缺乏他们那样的光彩，声色照人。做他们的朋友，他很骄傲，也很感激，倘不是被他们接纳进三人行，就连目下这一点发挥也没有了。现在，他们的出行，变两人为三人。随在那两个身后，不是跟不上，而是自觉地退一步，看着他们的背影。同学的手臂张得更开，马上要飞起来。女生飞起来的是裙裾，还有齐肩的黑发。再加上海鸟，羽翼缭乱眼睛，热辣辣的。
有一晚，他们忘了时间，埋头在工作里。忽然，教室的门推开，阿姆进来了。他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阿姆又会骂出什么不堪的言语。不曾想到，阿姆没有出声，目光扫视三人一遍，停一停，退出门去。那两个愕然相觑，他则埋下头，匆匆收拾起东西，来不及告辞一声，跟上阿姆。昏暗的星光下，阿姆快步走着，他不敢走前，又不敢落后，母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无人的街道，走进家，那小小的临街的一间屋。前面是阿姆的货摊，后面的余地相当局促，但还是隔给他三十英尺，白天收起床铺，作书房，夜里放下，是卧室，他就有了个小世界。隔着板壁，听到阿姆上床，关灯，摇动蒲扇。他不敢出大气，心中惶惶的，听蒲扇越摇越慢，渐渐止息，一夜平安。早上起来，阿姆的脸色很平静，方才知道，事情过去了。要过些时候，阿姆方才对这一晚的印象发言，大大地惊他一跳。但事实证明阿姆的洞察力，超人一等。
这一段狂飙岁月，将他们闲暇时读的书，全用上了。法国大革命，俄国民粹运动，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学，中共“九评”，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不分先后排序，一股脑进入年轻头脑的思想，一股脑化作行动，冒失的，鲁勇的，一往无前，再一股脑闯下穷祸。可是，青春要不是这样的，便是虚度，就像没有长大就老了。历史很快完成一个循环的周期，犹如风暴袭来迅雷不及掩耳，转瞬间大潮退去。市面恢复秩序，港督政令顺达，学生们回到课堂上，继续学业，为弥补荒废的功课，比之前加倍克勤。当然，事情并非说完就完，法制社会必将体现威权。体恤他们学生，正当成熟和未成熟之间，不至于入监，但相应的处置是免不了的。运动积极分子中，同学受罚最重，开除学籍；女生虽被允许在读，但终究升学失利，上了一所两年制会计学校；他呢，学校迟迟不授予毕业证书，似乎犹豫着不知如何发送才好，从严心有不忍，从轻无法向上交代。所有在港的爱国学校均受到政府挤压，面临存亡大计，一时难以顾及，于是便搁置起来。
后来回想起来，这段日子颇有一番喜剧性，在当时可是煎熬。先是阿姆怕他出事，在阿姆的经验里，所谓出事，无非是想不开寻短见。因此，亦步亦趋，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凡高兴与不高兴，他都爱往海边去，这就更令人紧张，不敢离开眼睛。阿姆这样一个女人，从命运中练出来一派强悍，太不合这意境。她哪里管这些，跟着不说，还要喊他。他就想起幼年时偷渡的大木船上，被压在人底下，阿姆在上头踩来踩去地喊他，又辛酸又厌烦，还有一种滑稽。后来，他不出门了，日日将自己关在他的三十英尺里，可是，很快就关不住了，因为阿姆要出门。出门去哪里？去学校！想不到会闹什么事，他又喊不住，只得跟着去，就变成他跟她。
阿姆熟门熟路，径直走进校长办公室，叱问为什么不让毕业，我的仔——他倚在门边墙上，听阿姆说出这几个字，耳生得很，阿姆几时曾称他作“我的仔”？称他的话有各式各样，记得最牢是“三百斤番薯丝”的瓜葛，猛听见这昵称，只觉得窘。称过“我的仔”，接下去的是一串溢美之辞。阿姆大赞“我的仔”多么乖，文章又好，放在古时，定是状元郎！她呢，就是诰命夫人。他听不下去，可谁能拦得住阿姆？不过，阿姆的策略是多变的，下一回去，便不再作声，坐在校长室的办公桌前。校长亲自奉茶，她看也不看，只喝自带的凉茶。爱国学校的校长都是有普罗思想的，阿姆属他们关怀与救赎的阶层，所以不会说狠话，而是百般哄她。不能说全是阿姆纠缠的结果，也不是一点没有，总之，学校最终发放了毕业证书，鉴定也还看得过去。此时，升学考试已经过去，只能等下一年，他不愿意继续让阿姆供衣食，也对学校生活心生厌倦，就应了一个小报校对的聘用，做工了。之前，同学凭借父亲的人脉，在一艘远洋轮当水手，头一趟出行便是往澳洲。临别前，三人行再聚，就是散伙宴了。三人都喝了酒，酒又都跑到眼睛里，盈盈的，再变成惜别的话，连他都变得滔滔不绝。事先有约似的，没有涉及过往的日子，像是要珍藏，又像不堪回首，更可能是，他们跳跃过少年时代，面临成人社会，那里有着关乎生计的严肃性，过去的都成了闲情。同学饮干最后一杯酒，说道：你们要好好的，等我回来！犹如壮士出行，二度革命即来，事实上，此一时，彼一时。借“你们”的复数，通一己私心，那女生不时低下头，避开那一双热辣辣的眼睛。他一向以为他们是一对，郎才女貌。女生虽称不上绝色，但在广东籍为众的本港，江南女子的白皙肤色和细致眉眼，亦有一番过人。而自己，总是处于陪衬的位置，一方面是守分，另方面，人在事外，从容地看与听，乐趣并不比当事人少呢！
有一日，下夜班回家，新人多是排在夜班，阿姆还没睡，告诉说女生来找过他。他“哦”一声便去冲凉就寝，阿姆还不睡，走到床跟前，说：“男追女，一重山；女追男，一层纸。”他瞌睡得很，勉强睁眼，看着阿姆的脸，不知发生什么。阿姆将一封信丢在他身上，自去睡了。睡意退去些，他拆开信，竟然是一封情书，抬头是女生的名字，落款则是出海的同学。他懵懂着，不知道两人间的私信为何落在他手里。阿姆方才的话又响了一遍，他有些糊涂，又有些明白。糊涂和明白中，夜班的困乏跑走，彻底清醒过来。他终于懂得女生的用心，可是，阿姆又从哪里悟出？她不认识字，也不认识那女生。待事情进到下聘阶段，阿姆娓娓地道来，那晚闯去学校，见灯底下他们这三人，就断定其中必成一对，这一对非别人，而是他和她。问为什么，阿姆说：世上人都看得见。问世上人是谁，阿姆说：所有人。问有没有他自己，回答有三个字：灯下黑！
他与女生之间，自然而然，仿佛已经认识一百年，再无隔阂。“电灯泡”有“电灯泡”的优势，浑然不觉中，培养出了解和好感。回想起来，发现早有交集。一并听那同学宣讲，接受教育；继而被指使工作，交代任务；然后同去执行，再行汇报。他是领袖型人物，而他们，忠诚，谦逊，崇拜精英，是他的大众。他伴在两位身边，作他们的障眼法，事实上，是给自己作了障眼法。再看笔下的文章，不都是写给一个人的？吟风颂月述的是温柔心，战斗檄文唱的是激情歌。本来这一个人不知在哪里，现在知道了，就是她！原来，他想，早就有这个人了，却不自知，是事态朦胧，还因为羞怯。许多事都被“羞怯”两个字耽误，要不是有阿姆，帮他挽回败局，人生将是另一番面目。从恋爱一路到婚姻，途中有一个关隘，有点难住他，就是同学。甜蜜中的苦涩，是愧疚又是窘。阿姆看出他的忧虑，阿姆就像先知，什么都知道。手里摇着蒲扇，眼睛定定对着前方，说道，同学是走四方的人，抛得下父母妻仔！他未及追问为什么，阿姆接着说，同学与他阿爹有同样的相，双耳紧贴后脑，前额有一对鼓，这种生相，走遍天下有人帮！他与同学相处多年，不曾留意这两点，阿姆只一眼就全看见了。更让他吃惊的是，阿姆提到“阿爹”这个人，虽然因为寻他才到的香港，可连一张相片也未留下，他从来不去想象“阿爹”的生相，仿佛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人。阿姆的话打开一扇门，放他走出情义的囚禁，释然了。
他们先是和同学写一封信，因斟酌字句，延宕下来。婚期日益临近，最后放弃写信，代之以一张婚柬作告知。想不到，同学竟然出现在喜宴上，加盟迎亲兄弟团。海上生活与体力劳作使他更加结实，皮肤是古铜色，双臂伸开，几个小孩攀住了打秋千，他再慢慢抬起来，举座皆惊。送亲姐妹团有好几位向他传递眼风，他则兵来将挡，水来土壅，迎拒自如。显而易见，已在风月场上有过历练。想一想，那远洋轮一出几万里，停航码头多少流莺，滋润着漂泊的身体和心。女生选择这一个，不选那一个，也是先知先觉。他逐渐明白，不止是阿姆，还有现在的妻子，女人大多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这既带给他好运，也带来烦恼。总之，过去和将来，他都要与这种异能纠缠不清，最后败倒。
虽然是阿姆热情支持的婚姻，但婆媳关系跑不脱传统窠臼，龃龉是免不了的，夹板气是免不了的，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亦免不了。日常生活的筛选相当可怕，漏去的都是好处，留下的全是坏处，因好总是细腻的，坏呢，突出、尖锐和粗糙。阿姆本就是个强人，否则的话怎能够单枪匹马，带他到今天；妻子渐渐地也显现出强来，为他所料不及。两个强人都怨他软弱，他不止软弱，更是亏负，亏负她们的恩情。阿姆赐予的毋庸说了，妻子，赐予他爱，还有子息。妻子给他生儿子，不是一个，是三个，他很高兴不是女儿，而是儿子，要不，他就又多了债主，并且三个。千真万确，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他生来就是为还报她们的施舍。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安静下来，对比双方的能量——他从来不评判是非，倘要评判是非，那么一定是她们都对，就是他错，所以，他只以强弱论。从本性说，阿姆强，妻子尚有几分温柔；从遭际看，阿姆受的苦多，磨砺也更大，妻子基本顺遂，家境不算富足，温饱还是有的，可算在和谐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和谐却在婚后被颠覆，于是崛起，所以，就这项说，妻子的个性是被阿姆激发起来的。当然，他忽略一点，三人行是因她主动，才有结果，更可能是潜在的力量型人格；人间事物其实受天意造化主宰，某一方能量上升到倾斜失衡，另一方亦会反弹，水涨船高似的。于是，对峙就保持住了。妻子本是后起，又需服从于长幼尊卑，地位就在下风，然而，一径生下三个儿子，气焰步步高升。自从生产以后，不知是荷尔蒙缘故，或者心理变化，妻子说话声音粗壮，腰腿圆出一周，脸也宽出一指，原先那个温婉的女生藏到芯子里，看不见了。现在，她们势均力敌，平起平坐。他做着评估，现实的烦恼变得抽象了，生出哲学的理趣，又不纯是思辨性的，还有一种温馨，来自于亲缘。一旦她们出现，争端挑起来，好心情烟消云灭，只觉得人生是一场折磨。
后来他与妻子分手，完全是另外的缘由。其时，阿姆已经过身，或者说，他拖延到阿姆过身，方才签署同意书。事实上，婆媳生怨，日积月累，终究消耗了夫妻的亲密。妻子离去，他心中是有遗憾的，本来，阿姆不在了，也许他们间的罅隙有机会弥合，可是，冷淡了的夫妻，再度热情起来的可能几近于无。不如好合好散，换一种缘分。
阿姆过身，妻子离婚，三个儿子都成年，只有小的还在读书，费用他包，跟母亲住。所以，房子是归妻子。他净身出户，倒也清静。经过这一段冗杂的世事，他对自由生出新的认识。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头一项要做的事，就是看望生母。
……
——摘自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原刊《收获》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4期，2017年4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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