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大白楼——光华路旧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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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学那年正是大白楼启用的头年——1991年，想必大楼的设计一定是百年建筑的计划。到头来却发现，计划又一次没赶上变化。该楼从1991-2005年用于本科教学工作十五年，从1991-2011年投入使用二十年不到，拆了！
但是大白楼在当时的亮相还是非同凡响，有一定的感染力，令美丽的东三环路增光添彩。
我个人认为大白楼的设计一定受了当时正当红的被誉为“白色派”代表人物——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作品的些许影响，至少在造型上确实如此。这是一个贴满了白色面砖的建筑，拔地而起的楼体在顶部有明显的收分处理，且那一部分没有开窗，形成了一个被大家称为“奔儿头”的造型。在传统观念里，这个“奔儿头”很重要，又叫印堂，是形象辨别中的第一要素。主持这个设计的两位青年教师后来都去了日本留学，这其中倒也有些逻辑关联。比如说建筑主体落地的地方有一组伸向校园外市政绿地的构架，像昆虫的爪子，锲而不舍。我猜测这种做法肯定也受了当红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的影响，是个洗脑后的结果。
在今天回想起来，它还像个预言家。因为大白楼不仅向上猛蹿，它也在努力向下狠挖，最终掏出一个地下展厅并且勾连着户外的下沉广场，形成一个人工的第二地表，妄图借此去除因标高形成的空间阶层。它基本上完整地展示出这块土地未来的建造模式，给十年后的CBD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同一个校园内，继六号灰楼之后，一个教学楼再一次向空中发展已经属于第二次创新了。我们这个族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知道将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于是一而再地想拼命长高，以逃脱被压制的厄运和落伍的尴尬，进而保全自己。
这座教学楼高十五层，把不同的专业和职能沿着垂直方向摞了起来。和八十年代灰楼的使用功能排布一样，套路依然是头重脚轻，学生们最密集使用的空间被安排在顶层，越往上人口密度越大，越喧闹；越向下使用率越低，愈安静。大白楼的功能安排从上至下依次为：十五层——天窗的素描教室，十三、十四层——基础部，十二层——服装专业和史论系，十一层——染织系，十层——专科班，九层——装潢系，八层——工业设计系，七层——环艺系，六层——装绘，五层——陶瓷系，四层——党办和科研办，三层——财务和国际办，二层——马列教研室和研究生教室，一层——门厅、展厅和传达室，地下——展厅和库房。把最喧闹、最爱折腾、鬼点子层出不穷的一年级学生放在最高处，也有冒险的地方，有一年基础部学生罢考，就有好事者在顶层打出巨幅标语，这标语在工艺美院上空一出现，聚集在校园里和领导们对峙的学生群体顿时情绪高涨了起来，仿佛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一般。
高层建筑的标准层由一条南北向的走廊统率，两边并联着功能用房。东侧是办公室和教室，西侧是电梯间，防火楼梯，厕所以及少许的教室和办公室。由于是框架结构，两侧的空间分割有一定的自由度。走廊北端有窗，南端是一个疏散楼梯，可以说是两头都有自然采光，因此身在其中并不感觉压抑。每一层的走廊都是自我宣传的展廊，满是从膝盖到直通天花的大玻璃展，进深超过一个结构柱的尺寸，可以布置从平面设计到建筑模型，从家具到雕塑的学生作业。展窗的照明虽然没有商业化的射灯，还是采用了当时算先进的日光灯管和铝合金隔栅，挺符合学院朴实无华的气质。
大白楼用垂直性安排替代传统水平方向的排布，在管理上简单易行，但是这种安排对大白楼的功能运行再一次提出了挑战。因为教学课时的安排最严谨，要求学生和老师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抵达指定的空间。因此每天早上八点左右，众师生争抢电梯就像打仗一样，体力好的男生索性就放弃了幻想，直奔藏在电梯后的楼梯而去。于是相对封闭的楼梯间就成了一个生物发声装置，杂乱的脚步声咚咚作响，像擂鼓一样。为了鼓励男生们这种爬楼梯的行为，学院曾举办过一次跑楼梯大赛，巧妙引导并极大消耗男生们过剩的精力。
但是若换个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透视大白楼垂直方向的功能安置，也会发现另一种逻辑，并且这个逻辑还挺现代化的。教育像一个工业生产的流程，比如面粉厂，水泥厂。这些车间中生产的空间逻辑也是自上而下的，底部是成品汇聚之处。你想想，从造型基础到专业学习，再到毕业展览和答辩，这样的时间轴对应的是从上而下的素描教室、专业系科、展厅，十分顺理成章。
大白楼的门厅入口朝东，由一水儿的茶色铝合金框架和玻璃组成，它被紧紧夹在十余步花岗岩台阶和悬在空中的多功能厅之间，仿佛被沉重的体量压扁的一张嘴，艰难地吞吐着进进出出的师生。门厅的装修简洁明快，再一次摒弃了工艺美院惯用的装饰手段。地面铺着芝麻灰的花岗岩，墙面使用的是一种比较便宜的白色大理石。在重重压迫之下的天花就是一个大平板上嵌着十余盏筒灯，没有任何造型，十分干练。
传达室在门厅入口右边，面积很大且有套间。它有一扇很宽的窗户对着并不算小的门厅，两张漆成灰色的办公桌拼起来紧贴着窗台，桌边坐着一个虎视眈眈的看门人。那时的校园并不算大，却有许多看门人。校门、男女生宿舍、工艺楼、图书馆都设有看门人，浴池更是如此。尽管职能不同，但看门人是标配。当时校门还不止一个，主门冲西，另有一个北门在成教部和图书馆之间。守卫校门的门卫态度尚可，其余全都是难缠的对手。大白楼那位粗壮的年轻看门人更是如此，小伙儿年轻气盛，经常和学生们斗气，除了出言不逊，有一次在与学生发生冲突中居然抽出一把军刺威胁学生，最后受到相关部门严肃处置。
书归正传，容我继续描绘空间形象：门厅正中矗立一根结构柱，环绕一圈漆成黑色的金属座椅。铁椅的结构形式稍显夸张，底部粗壮的支撑结构和座椅形体的比例略显失衡。东侧墙下也有一排同样的座椅，这些座椅的功能是非常实用的。这样，一些约会就可以在门厅里进行，避免了上上下下的忙碌。
展厅北门,图片源自《光华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影存》。
两部电梯承担着垂直交通的主要职能，它们正对着入口，两扇不锈钢的电梯门不停地开合，像一座活生生楼体的两只鼻孔，交替的呼吸着。时不时地也会门洞大开，露出复杂的机械装置和正在忙碌的工人的半个身体，这显然是建筑的现代化玩儿砸了造成的穿帮。还有一部货梯隐藏在这两部电梯的南侧，和其身后的疏散楼梯共用着一个消防前室。
传达室正对着的南墙上，在东窗和包着紫红色人造革的展厅门之间，垂挂着一幅挂毯。典型的中央工艺美院风格，画面上日月山川、都市交通、文化科技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大千世界，蔚然壮观。这应该是前辈的作品，看那几抹土红色，感觉像是张仃先生的画稿。
如果说教学楼是各种教学现象汇聚的空间，那各学部和系室就是加工人才的车床。教学楼在趾高气扬地昭示理念和态度，属于和道旗一样的行动模式，它需要被人仰视。而在各层水平方向的观察则是美术学院教学活动的剖面，生动而具体，激烈而有趣。只有深入其中，方知其奥妙。
由于基础部的存在，加之当年工艺美院每年全国招生也就一百人多一点，这样进入各专业学习的学生其实并不多。每一个系大多只设三个教室，每个班多则十五六人少则八九个。因为需要天窗形成稳定的光源，素描教室设在大白楼的顶层，但据说一直没有启用。基础部占据的十三、十四层里聚集了百十位活力四射的一年级新生，这两层氛围比较特别，新生们野性未脱，个个生龙活虎，整体氛围显得躁动不安。读书的时候很少上去，留校后给一年级学生讲授《专业制图》时，才在那里逗留过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从电梯里一出来就能感受到一种顽劣和对抗性，那个时候美术学院里男生占有绝对高的比例，电梯厅的白墙上有不少脚印，地上不少烟头，有点工读学校的味道。学生们都会冷冷地打量新来的老师，常常带着怀疑和不屑。一次赶着去上课的时候我跻身已经塞满了学生的电梯轿厢，不一会儿听到几个学生的对话：
男生回答：“制图课！”女生又问：“谁给你们上哪？”男生不屑地回答道：“一个小孩儿！”女生再问：“谁？”男生再道：“苏丹，刚留校的一个小孩儿！”我操！我才知道我在这帮孙子眼中的形象……
95级甲班学生向朝晖、王睿、王大海在课上手绘的漫画，由苏丹收藏。
和基础部相比，各系楼层则雅致了许多。德高望重的系主任坐镇一方，运筹帷幄。专业教师们各怀绝技，在课堂上或口若悬河，或大显身手。教师们的办公室多由工位隔断分割成若干细腻的小空间，码放整齐的书籍，摇头晃脑的专业灯具，点缀贴切的精致工艺品，各教室也因固定而有了营造的动念。
走廊是各专业花枝招展的门面，自然是倾囊而出、精挑细选，令通顶的玻璃橱窗内琳琅满目。主干课程的作业陈列也是对外展示的主要内容组成，吸引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兄弟院校师生在此驻足观摩。大白楼落成启用后的头几年里，造访的客人的确不少，每天都是门庭若市。可见，这种垂直安排各学科的空间模式还真属于一种创新，使各专业的独立意识得到了强化。
虽说剖面中各层级的物理格局是统一的，但由于学科和专业性质之间明显的差异，每一层的风景气象自然是大相径庭。
环艺系办公室守在东北角正对厕所的一间小房间里，设一名系秘书和一名干事；环艺系系主任的办公室在西南角，是个里外套间。系主任在里间，外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生。系办公室和系主任办公室处于矩形平面的一个对角线上，路线最长，好在每层面积不大。
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信奉灰色的色系，教室门、门套、踢脚线、挂镜线、课桌、课椅都刷了灰色的浑油，墙裙也是灰色的。相对于六号楼里的深灰，九十年代的灰浅了许多，有一点加了少许奶油的味道。从六号楼建设到大白楼出现十年期间一直使用灰色，应该是个一贯性的思维。
由于楼体是一个东西向的板式建筑，楼内办公和教室都朝东西方向。出于安全性考虑，每个房间的窗台都要高出正常水平三十公分左右。而因强调造型之故，建筑立面的垂直性装饰构件和形体变化中的一块块凸起，造成了窗口非常性的厚度，反而因此遮挡了西晒。
九十年代的大学教室已不再像八十年代那么单纯，是老师们“讲经说法”，学子们刻苦操练之地。课程作业摊在明面上，作业的下边就隐藏着学生们在市场上承揽的业务。正规的课程一结束，大家就纷纷翻出压在作业下边的图纸开始忙活。他们挥汗如雨、只争朝夕。这种情况令教学管理者和老师们一筹莫展，若强行的干预，显然和当时社会的倡导和教学的理念有一定的冲突。一方面艺术设计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适度的和社会需求接轨，用真实的项目锤炼学生的设计能力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这样的事情太多难免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会颠倒学院的价值观。
还有一种情况更为复杂，一个专业由很多的教师组成，而每个教师的个体能力和活动范围也不尽相同。有一些教师专心于教学，更多的教师专注于在市场上忙活，有的时候时间紧迫、人手短缺，一些老师就灵机一动，把在校的学生变成自己的临时小工。于是老师们开始给学生们派活，项目结束以后给予帮忙的学生适当的报酬。一般来讲，这些老师会选择班里个体能力突出、技艺娴熟的学生作为自己的帮工。这个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
有一些专业因为学生承揽社会业务过多干扰了教学，系主任就会适度干涉。每个系领导干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文的，也有武的。工业系校友周海广经常四处承揽业务，下课后就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室里赶工。有一次晚上，该同学正挥汗如雨干得起劲儿，冷不防系主任柳冠中先生推门进来。他顿时有点惊慌失措，觉得愧对柳先生平日里的谆谆教导。正在尴尬之时，柳先生开口了：“海广啊，这里条件不好，到我办公室画吧！”。相比之下环艺系主任的干涉方式果断、干脆利落，在反复警告无效之后，为了维护应有的教学秩序，有几次张绮曼老师操着一把锋利的裁纸刀闯入教室，在某几位学生即将完稿的效果图上横竖咔咔两下，让一单一单的业务瞬间泡汤。
院领导造访本科教室的情况不多见，所以学生们对此缺乏应对经验。个别时候领导们突然大驾光临，学生们还真有点手足无措。也有敢挑战权力的顽主，耐不住青春期的叛逆情绪耍点小聪明，但往往偷鸡不成反食把米，弄不好还会惹出更大的祸端。一次时任党委书记的昭某巡视来到环艺90级教室，正在大闹天宫中的学生们纷纷收敛起顽劣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但一个鬼点子奇多的学生邓大猫，回座位的时候却故意将一个图钉丢在书记即将落座的木椅上。和蔼可亲的书记大人一见学生们都顺从地坐下，就走到那把木椅前欠了欠身一屁股坐了下去……
自书记走到椅子前准备落座的一刻起，全班学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大家觉得要出大事儿，谁都知道这体重、这压强、这尖锐、这肉身相撞意味着什么！而且书记是个老革命，伤害老革命又意味着什么！在学生们眼中，此时此刻书记落座的动作仿佛是一个缓缓的慢镜头，带着众人巨大的心理压力坐了下去，之后必然是一声惨叫。始作俑者邓大猫也有点懵了，他后悔，但已经追悔莫及。
然而，奇迹发生了！书记坐下去后居然开始气定神闲地侃侃而谈，一会儿大仲马，一会儿李时珍的，让大家找不着北。这事儿绝对是个悬念，因为书记等人走了之后，学生们一拥而上去寻找那个图钉，结果一无所获。然后就出现两种猜测：一部分人认为，太寸了，一定是刺入人体结构的某个缝隙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书记不愧是老革命，这点痛根本算不了什么！
二楼很安静，只有我们这一拨神出鬼没的硕士研究生和隔壁的马列教研室教员。那段时间政治课是比较边缘的，除了老教师，中青年教师好像都在琢磨社会和市场。马列教研室里空空如也，经常能看到的就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女教师带着她的小女儿在那里做功课，但我敢肯定那作业一定不是政治。
1992年东欧剧变，其中苏联的解体震惊世界。学院里反应很快，先是在礼堂召开了时政通报大会，会上有一个镜头记忆犹新，一位有关部门到场介绍情况的中年干部，身着灰色派力司短袖衬衫，梳着小分头，当他说到苏联职能部门错过了几个可以扭转乾坤的时机时，猛地拍了下大腿大声惋惜道：“就这点事情，我们一个科长就可以解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然后各部门组织讨论，研究生的讨论会是在二楼教室里进行的。大家正襟危坐，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的姜老师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指挥大家逐个发言。我们同届的一位周姓同学声色俱厉地说道：“别人乱，我们不要乱！要挺住，给老子挺住！”。另一位西安籍的同学说：“过去我一直以为苏联老大哥，挣钱特别多，骑了辆摩托车，就来到莫斯科。苏联老大嫂，挣钱也不少。戴了块罗马表，她来到了彼得堡。现在，我们宁要摩托车也不要罗马表！”
九三级研究生入学之后，学院里研究生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且随着社会发展，学院办学理念也在变化，对研究和实践的位置关系不再像过去一边倒了。研究生中有许多是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设计师，年过三十五的也不在少数，他们都是因人生或工作中的困惑而来求学的。这些人大多志向远大，在考研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一路泥泞，也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能安心做研究。
九三级新生入学不久，院领导居然破天荒要举办一次召集所有研究生的座谈会。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院领导集体前来二楼研究生教室，小屋子里顿时蓬荜生辉，众人蠢蠢欲动。常院长让每位研究生都做个自我介绍，好戏由此开始。大多数同学只是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就坐下来等待院领导们讲话和提问。座谈会的气氛在极其平淡中进行着，像一场波澜不惊的出游。但是当一位来自海南岛的大龄同学站起身一开口，浪头终于来了。这位衣冠楚楚的老兄，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一个挂职锻炼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只见他站起身深情地望了一眼领导席上，然后声情并茂地说道：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望眼欲穿，希望有机会能和院领导进行一次交流。而直到现在，我终于等到了。我是从巍峨的五指山脚下开启人生的旅程的，曾经坚定地循着清澈的万泉河水地来到大海的边上。在那里，我看到沙滩上到处都是美丽的贝壳，于是自己附身捡拾，并串成一挂项链戴在胸前。有一天我戴着这串项链走在海口的大街上，遇到几个东北人，他们看了我一眼笑嘻嘻地说道：“这逼挺有钱啊！……”
在1993年后半年的整整半年时间里，我都在这个小教室里准备毕业设计作品。这是难得的半年寂寞时光，和我朝夕相伴的还有现在北大任教的翁剑青同学，翁同学大我十岁，但性情活泼。我每天在画图，他在一旁画画。设计图绘是经济学的延展概念，绘画则是个人情趣、审美的实验，二者相去甚远。老翁每天对此满腹牢骚，一边画画一边抱怨价值分配的不公。但我们二人还是在那一时段里交流甚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美术学院的教学和创作离不开展览，展厅的品质非常重要。此外展厅也是唯一具有公共性质的空间场所，虽然在校园里，但基本上是对公众开放的。
我们的展厅是个复合空间，为全楼形态最生动之地，共有两层。东侧是贯通了一层和地下一层展厅的共享空间，并由一整面巨大的玻璃连结着户外下沉广场的景观。广场中紧贴着落地窗处有一个景观水池，中间摆放着一件几何形雕塑。
每年的本科、硕士毕业作品展都会在这里举办，这也是全年中高潮所在，作品数量大，风格多元，质量良莠不齐。有时也是答辩现场，一些专业会把毕业答辩设在此处，目的是方便于针对现场的作品提出质问和进行诡辩。研究生毕业展始于我们那一届，当时负责研究生管理的姜老师争强好胜，于是就不断鼓励我们扩大展览的区域。最终我们不到十个人的毕业作品展览，占满了两层空间。
轮流举办教师作品展是一楼展厅的常态，这里是基础部和装绘系教师轮番亮相的地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整个中国艺术展览的条件还是停留在建国初期的水平上，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地面铺着花岗岩，墙面裱着麻布，安装着挂镜线的展览空间算是相当好的了。所以在那时还真有一些高水平的展览在这里举办，我记得入学不久就是袁运甫和常沙娜两位前辈的双人展，之后还有吴冠中先生的个展，以张仃先生为首的焦墨创作群展等。有一个外展印象深刻，是一个跨媒介的设计展，模糊地记得是来自德国或奥地利的。
教师职称评定时的个人申报材料展示也在这里进行，届时老师们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和作品毕恭毕敬呈现在此，交予评审委员会审查。有一段时间这种展览采用了开放的形式，使得好奇的学生们也可以进去看看平日里装腔作势的老师们到底有些什么家底儿。
展厅中最盛大的活动就是一年一度的本科毕业季，届时每个学生和指导教师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专业表达。总体上看，美术学院重视动手能力，因此毕业作品中实物占比较高。老师们基本都是按照摆出来的作品去评价学生的理念、方法和技能。这时一贯高冷肃穆的展厅里气氛转向活泼、热烈，展品的密度陡增。我总觉得毕业展有一种创意集市的味道，这一点没什么不好，是一种真实状态的客观表现。这主要是由于作者思想多元，作品类型丰富和密集引起的联想。有的时候各系还会因展览位置和面积发生争执，每逢此时各系主任一个个坐怀不乱，稳坐在办公桌前给教务部门施压。年轻气盛的老师则扯着嗓门和展厅工作人员交涉，学生们则在嘻嘻哈哈相互挤兑。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显要位置充分展示自己，不管留下的是夺目的光彩还是一团令人疑惑的暗影。
工艺美院有个中等规模的阶梯报告厅，它像块豆腐一样高悬在一楼入口的上方。报告厅是思想的圣地，也是外部世界的窗口。能在此处发声的人要么是海外来交流的专家学者，要么就是在本土赫赫扬扬的大佬。
各学科代表着不同的领域，影响着不同的地理区域，风水轮流，总有惠顾。从对学术话语空间的占据时段来看，九十年代当属于环艺。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环艺系组织的学术讲座特别多，活动也多，受关注度很高。除了在读的本科和硕士，校园里还寄居着数量极为可观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生。每逢环艺范畴的讲座总是人满为患。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有来自欧美、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之外如加拿大建筑师埃里克森、池上俊郎等，也有国内知名的教授，比如关肇邺先生的“晚期现代主义”讲座，吴良镛先生的“旧城保护”等。
袁运生从美国归来的那次讲座最为盛况，吸引了中国美术界众多的人物到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运生先生本人，过去只听到过关于他的传说，六楼的研究生们会谈到他出神入化的白描功夫。那天阶梯教室人气爆棚，座无虚席，连最后排的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袁先生和他的胞兄袁运甫先生并肩坐在一起，但二人气质上相去甚远。袁运甫先生看上去仁慈，行事稳重，而其胞弟则刀走刚猛 ，剑走偏锋。那天的袁运生先生穿着一件浅色的风衣，留着长发，那感觉很像电影《风暴》中的施洋大律师。当时受电影文学中的故事的影响，加上陈逸飞、丁绍光在大洋彼岸所受到的热烈追捧，美术圈里的人对出走异国他乡的同胞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想象，而袁先生此番客观的表述却给众人展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一次在阶梯教室听讲座已是二十世纪末了，主角是本院的李燕先生。在整个九十年代里，李燕先生都非常活跃。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除了精通各门类中的曲艺，还擅长用周易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困局。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也不停地在坊间流传，他能掐会算，经常为美院同事解决生活中的焦虑。最神的一次是在1992年举国关注的悉尼奥运会申办过程中，投票前夕的一个下午，李老师摇着扇子逍遥自在的来到环艺系闲聊，老师们纷纷起哄让他预测一下中国申办的结果，只见他老人家沉吟半晌，最后抬起头环顾四周无奈地说道：“不行啦，差了两票！”。几天之后，中国代表团以两票之差惜败蒙特卡洛。
李燕老师在阶梯教室的那一次讲座让人感觉很过瘾，他既是一个博学的人，也是一个率真的人。在侃侃而谈的三个小时里，李老师从容地把握着节奏，忽而满怀深情，赞美中国传统文化，忽而针砭现实，疾呼保卫国粹。演讲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还会给听众展现“贯口活儿”，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在工艺美院这样狭小的空间中，利用下沉广场解决交通、采光、增强空间的复合性，都是一条妙计。这个小广场俗称“一号坑”，地处学院大门主交通和行政楼、教学楼交汇之处，空间上的起伏带来了视觉上的丰富性和功能上的聚集。因此，它总是充满活力。
这个袖珍的小广场设计得很棒，得体、贴切，一石好几鸟的功效。除了大白楼展厅的茶色玻璃幕墙，小广场的另外三面都是用厚重的蘑菇石砌筑而成的。地面铺着80厘米乘80厘米的米黄色釉面广场砖，墙根处留着窄窄一条花池，种植着雄心勃勃的爬山虎。可怜那些攀爬植物没等它们爬到头，楼就被拆掉了。下沉广场的存在解决了地下展厅的采光问题，大白楼的内外环境在视觉上也得以贯通。这个小广场还是一个很好的仪式空间，许多次历史性的活动都是在这个坑里完成的。
1992年装绘系师生共同完成的壁画“唐宫佳丽”的开光仪式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那一次请了一班吹吹打打的僧人为其开光，很是有创意。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穿过通透的空气撒进那个“深坑”，然后伴随着鸣奏反射出来，使校园里弥漫着金灿灿的光芒。那一次活动，下沉广场入口处立牌上的字是常书鸿先生题的。
广场内还有一次活动也非同凡响，而且是环艺系主导的。1994年系里承担了杭州西湖边上曲苑风荷景区内一个度假酒店的设计。按照常规，系领导照例组织全系教师中的名手和学生中的佼佼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效果图会战。那个阶段，中国室内设计的展示方法主要是效果图这一思维模式，这也是装饰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当时屡试不爽。当时除了环艺系几乎没有第二家机构可以一次性组织三十张以上的手绘效果图的规模，而那一次阵仗真叫一个排场，共完成了八十余张，堪称史无前例。移交投标文件的时候，系里组织为所有效果图统一拍照，冲印后再插入文件中。
由于效果图实在太多，且拍摄需要在光线稳定的户外，最后拍摄场地就选择在了地下广场。拍照那天的场景甚是壮观，广场内的地面上、台阶上、水池中人们在踮着脚平视，广场外的高台上、多功能厅的室外楼梯上弓着腰的人们在俯瞰……广场内外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把拍摄者和裱在图板上的效果图围了个水泄不通。环艺系对此似乎早有预料，派出一组学生维持秩序，再一张一张地摆，一张一张地拍。今天真是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效果图真就如此鬼魅，令人魂不守舍。
最后一次感受这个下沉广场中的场所精神，是1999年“清华大学中央工艺美院两校合并仪式”的活动。那次盛大的活动也发生在深秋，秋阳依旧，但校园里的大杨树落叶已开始飘零。在场大多数的人们带着少许的疑惑和迷茫参加这个盛典，结束和开始的接力即将上演，鬼知道未来的狂奔者是谁？落伍者又将是谁呢？
1999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挂牌仪式。杨洁萍提供。
广场中央的水池上搭建成临时的礼台，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党委书记贺美英，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王明旨，前院长、著名艺术家张仃，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和著名画家白雪石台上端坐。喜庆伴着凝重，激昂压制着迟疑，还是艺术家喜爱不确定性，场面上唯有吴冠中先生的发言令人振奋，他说：“结婚就是要生孩子的！”。苏格拉底说：“婚姻是难度最高的爱情，因为必须边啃面包边谈它！”对，结婚就是一场生命和社会中最沉重的实验。
论大白楼的倒塌是一个很无语的事情，它是由一个条件接一个理由不断延续形成的结果。像一场旷日许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是：站着开始，躺着结束……
感谢：
帅旗、杨爱民、杨洁萍、周海广提供的资料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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