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able of the Stork and Other False Sexual Theories作者：琼·柯普洁（Joan Copjec，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介系）引用：Joan Copjec; The Fable of the Stork and Other False Sexual Theories. differences 1 May 2010; 21 (1): 63–73.“为什么会有两种性别（sexes）？”我捍卫“性别差异”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这是我时常思考的问题。今天的“理论”（theory）领域往往就是以前的哲学领域。比如，比较文学系声称他们传授理论而非哲学。这种术语的替换表明，那些“做理论”的人自认为他们的工作比哲学家更“谦逊”。这种“谦逊”取决于理论家愿意研究的现象种类，也因为理论家的头衔不需要严谨的认证。更重要的是，这种“谦逊”意味着理论家放弃了一切绝对事物（the absolute）的信仰。“理论家”这个标签是对主体局限性和知识局限性的吹擂。我这么说很矛盾。无论理论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多么局限和谦逊，他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下都用理论和做法彰显着某种不谦逊的自尊心。这些不谦逊的理论和做法关乎他们愿意赋予有限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关乎他们认为不值得研究的非理论。第一，所谓弱小的、被贬低的主体似乎凭借他们的局限性夺回了世界的中心。这里不展开讨论。第二，“后理论”的好战者们，也就是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历史主义者们大声疾呼，他们试图通过攻击那些理论家自欺欺人的理论来戳穿他们谦逊的伪装。“后理论家”坚持认为，理论家提出的问题太过宏大，无法通过研究文化产品来提供支援，也远远超出了研究者的专业范围，无法由他们或他们的研究对象来回答。我们这些在70年代末开始研究电影的人自称为“电影理论家”，以区别我们所做、所见的对电影更随意的方法。但很快，我们就感到自己腹背受敌。一方面，“后理论家”拒绝我们关于观看主体如何被缝合到电影中的问题，而选择去研究更温和的大大小小的技术革新，或者把每名导演或每十年的电影形式特征分离出来做单独研究。另一方面，德勒兹（Deleuze）拒绝我们对电影叙事的语言结构研究，而选择了运动、时间及二者关系的问题。
通过简单介绍今天的理论立场，我想提出一个（非原创的）观点。那种让不同立场相互对立的辩论太绝对了，是不合格的辩论，因为这种辩论把目光锁定在对方提出的问题上，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才是中肯和正确的问题，反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说对方提出的问题没有道理、大错特错。当你质疑别人的问题时，你就攻击了对方理论中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根本问题构成了整个研究领域。一旦你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一旦这个问题成为你的问题，你就进入了产生这个问题的理论领域。如果你对一连串问题都不感兴趣，那么你就会停留在这个领域之外。冷眼旁观的你，困惑多于兴趣。几年前举行过一场题为“（电影）竞争理论”的研讨会，吸引来自不同理论阵营的参与者进行辩论。有几次交锋火花四溅，但大多数时候都缺乏参与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的讨论。然而，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冷静和不接触是一种礼貌的伪装，目的是防止争端失控，因为争端失控会使我们亟需维持的文明表象消失殆尽。“什么才是好问题”，这个问题的分歧相当大，这是一场人们通向世界的合法性的道路之争。在几篇短文中，弗洛伊德（Freud）关注儿童对“性谜题”的知识兴趣。他提供了他对儿童问题和错误理论的观察。基于这些一手证据，弗洛伊德证明，童年并不是成年人过度保护之下的“性纯真”（sexual innocence）状态。弗洛伊德试图消解“纯真”的意识形态。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能证明“不成熟的人类”在“出乎意料的幼年”就被赋予了性本能，那么精神分析就能更好地在主体的哲学理论中补充说——性，是主体的先天特性。也就是说，性不再被想象为主体的次要特征，通过社会化（socialization）获得，而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本体论事实之一。简言之，性是主体的基本属性。很少有思想家像弗洛伊德那样天赋异禀，能从看似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数据中，从看似普普通通的材料中得出如此深远的结论。但是，即使人们意识到儿童的“性好奇”对这个主题事关重大，但弗洛伊德对儿童性问题的不懈质疑仍然考验着人们的耐心。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焦灼于下述两个问题——（1）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女孩是否有“小东西”（“widdler”，直译为“小便”）？（2）婴儿从何而来？无论如何，弗洛伊德认为，性的问题与这些问题分不开。【译注】“小东西”这个词来自“小汉斯”（Little Hans）的案例。小汉斯用“有无阴茎”作为判断一个东西“有无生命”的标准。他以为男女都有阴茎，直到目睹了母亲生下妹妹汉娜。他的想法受到了颠覆。汉娜出生三个月后，小汉斯的父亲给他画了一只公园的长颈鹿，小汉斯认为长颈鹿的阴茎更长，于是在下面添了几笔，并把它称为“小东西”。小汉斯问父亲，长颈鹿有“小东西”吗？还会问，为什么发动机喷水的机车没有“小东西”？弗洛伊德和拉康对“小汉斯”案例中的阉割焦虑有不同的解释，不再赘述。
在《论儿童的性理论》（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中，弗洛伊德的陈述对理解性和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儿童对性的求知欲不会自动觉醒，也许会由某种先天的、对既定原因的需求促成；当他面对一个新降生的婴儿时，这种对性的求知欲在支配自我寻求本能的鞭策下被唤醒。
这一点很关键。儿童对性的求知欲不可能由“充分理由律”（相信“存在即合理”）唤起，因为这种定律不是先天的东西，而且在这个年龄注定尚未获得。因此，儿童对性的求知欲并非出于理性而对事物运作方式展开的无私调查，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它们直接对儿童本人产生影响，并受到儿童性经验推动。对性的求知欲有一个自利的维度。一个儿童被另一个儿童的到来（小汉斯看到汉娜出生）激怒了——她是“不受欢迎的到来”。弗洛伊德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过这一点。在此，弗洛伊德专门针对“婴儿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但后来，弗洛伊德把另一个问题（性别差异的问题）完全归结于女孩，并将此问题与备受争议的阴茎嫉妒（penis envy）联系起来。正是这个观察到自己和小男孩之间存在解剖学差异的小女孩，被性别差异的问题所困扰。我不认为阴茎嫉妒的概念很有说服力。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失误。但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对称性（这两个问题都由“嫉妒”引起），一种嫉妒由小男孩看到另一个儿童的突然降生引发，另一种嫉妒由小女孩看到小男孩的阴茎引发。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这种对称性说明什么呢？可是，儿童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因为儿童嫉妒地认为其他儿童与自己不同。哲学家们也经常注意到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源于以下事实——她可以从她的主体位置观察他人，但她无法观察自己，因此她看不到世界所有其他主体眼中的她。弗洛伊德描述了“小女孩注定要做出的重大发现”：她们注意到兄弟或玩伴的阴茎，尺寸醒目可见，一下子就认识到它是她们自己的、小而不显眼的器官的“高级对应物”，并且从那时起就成了阴茎嫉妒的受害者。
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阐述。小女孩可以凭借一个未经训练的、单纯的眼神，瞬间评估出男孩“小小器官”的“高级价值”，从而评估出小男孩的价值——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很低。但弗洛伊德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责备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无可救药地混合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计划建立在对女性的原始贬低（depreciation）之上，并把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这不可能，而且也被观察否定了。儿童一开始并不知道性别差异的意义。社会对女性的轻视之于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东西。
小女孩一眼看到了男孩的小阳具，看到了他的性别（“醒目可见”）。这就足够了，这是关键。女孩在一瞬间看到的并非男孩更胜一筹的社会价值，而是看到男孩是“一个有性别的存在”（a sexed being）。我们在这里见证了精神分析如何改变了哲学家们的论点。人的主体不仅仅是“存在者的存在”——这让她感到困惑；人的主体还是“性别的存在”。或者更具体地说，与性有关的经验使主体变得不易察觉，使她看不清自己，从而提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对男孩和女孩都一样。性本能导致男孩把突然出现的兄弟姐妹当作一种入侵，当作一种几乎肉眼可见的攻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他者，与男孩不显眼的感觉不对称。“（这些入侵的）婴儿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旨在补救男孩自己的不显眼，让他在自己面前显现。但弗洛伊德不厌其烦地强调，无论他们多么渴望得到问题的答案，儿童们都不会被“送子鸟的寓言”或其他任何父母编造的故事所吸引。【译注】小汉斯在妹妹汉娜出生时特别好奇婴儿从何而来，于是父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鹳在一些西方文化中又称“送子鸟”）。但是小汉斯心中有一种“婴儿”等于“粪便”的念头。父亲曾经告诉小汉斯，婴儿在母亲体内长大，然后像排便一样排出体外。结合小汉斯对马的恐惧，弗洛伊德判断小汉斯有排泄物情结（excremental complex）。汉娜出生后，小汉斯的父亲问他“汉娜像什么？”小汉斯说汉娜像一只刚出生的鹳，而且“比粪便大多了”。关于小汉斯的案例分析，另荐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第五章〈俄狄浦斯情结：评小汉斯病例〉。我们不能假设，儿童们之所以不能被这些故事说服，是因为他们的理性超乎我们想象，这些小孩不是莱布尼茨（Leibniz）的父亲，不掌握什么“存在即合理”的定律。相反，与性相关的经验不断使儿童们提出问题。他们究竟为什么不能被寓言说服？为什么儿童们不相信这些故事，甚至不相信父母讲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编的故事，并开始怀疑存在一些禁忌和秘密（这些禁忌和秘密被一些显然虚假的故事遮掩着）？儿童的怀疑基于“一种没有被改善的无知”，所有答案都回避它。性欲或“性驱力”的“多少”不能被叙事或理性庸俗化或可视化，而是被“性化”，并附着在主体之上。主体的不显眼成为经验中的“秘密”，扣留在他/她身上，因此仍然作为“无知”继续存在，并继续发问“他/她是谁”。因此，当哲学假设在抽象术语中存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时，精神分析基于无数儿童和成人的实际询问指出，这个问题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弗洛伊德一开始观察到，儿童的性好奇表现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后来得出结论，认为性别差异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婴儿从何而来”）是女孩的专属问题。神经症患者（neurotics）——包括歇斯底症患者（hysterics）和强迫型神经症患者（obsessionals），似乎永远不知道自己如何融入这个世界，这让拉康相信，弗洛伊德把“我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性别差异问题放在女性主体那里是正确的事，但拉康重新表述了另一个折磨男性主体的问题：“婴儿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被拉康重新表述为：“我已经出生了吗？我是死是活？”弗洛伊德的早期研究似乎符合后来拉康的主张。对女性来说，天地万物从一开始就被性别差异撕裂。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她觉得自己构成例外的东西。然而，对于那些从男孩长成男人的人而言，性别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对他们来说，存在一个属于他们的“整体”（all），即使他们体验到自己是例外。
正是在性别问题与存在问题的这种纠葛中，我想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两种性别？”我经常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我承认，我要么对这个问题感到冷淡，要么感到恼火。
在我看来，不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谈论性别，就像不用摄影机拍摄电影。如果你意识不到自己需要一件趁手的工具来完成手头的任务，那么你很愚蠢。精神分析是唯一合适的论述，因为它是唯一探询“性别是什么”的论述，唯一在本体论层面上探讨性别、探究它如何运作的论述。其他论述要么认为性别理所当然，从而不对它本身进行研究，要么把它简化为其他事物的影响，从而使世界摆脱性别本身的存在。比如，福柯（Foucault）对性别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和这种概念对现代生活的灾难性影响提出了重要论点。但福柯的错误在于将“性的概念”（concept of sex）与性（sex）混为一谈，即使他坚决否认这一点。福柯的讨论有缺陷。他把弗洛伊德的论述和其他关于性别的论述堆积在一起，却没有悉心区分弗洛伊德的论述和其他论述。这种混合导致了一个理论上的怪物，一幅精神分析的“讽刺画”。福柯把性定义为“某种可以欲望的东西”，并在这种“可欲性”的基础之上定义“反对权力的性别权利”。事实上，精神分析远远没有把性设想为简单的“可欲之物”。相反，性导致主体在厌恶或惊恐中远离它，并经常挫败主体的意志或完全阻止主体行动。我们也不应该说，精神分析观点中的性是为了抵抗或反对权力。我们不应该说，性试图从压抑它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在精神分析领域，这种对性解放的呼唤是很陌生的东西，是福柯当时从他的其他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可惜这种革命呼声只是谎言，是它们与生命政治共谋的不祥之兆。最终，福柯完全摆脱了“性”，把性视作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海市蜃楼。他认为性是一种不断扩张的权谋结果。他对“心理—生命—政治”沆瀣一气的批判已经完成，于是开始四处找寻一种方法来思考缺失之物和必要之物，一种不同的、更热血的“身体和快乐的经济”，意在揭露冷酷的、“严肃的性别君主制”之假象，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这种经济无处可寻，因为他把精神分析概念中的性和他对性的错误认识混为一谈。弗洛伊德还在世的时候，他见证并反驳了一个早期版本的福柯，也就是瑞士精神分析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他提出的问题。阿德勒也把性别问题简化为权力问题，只是他早于福柯，且没有福柯那么复杂。弗洛伊德把阿德勒及其苏黎世的同行卡尔·容格（Carl Jung）归为同一类人。他指责他们为精神分析学编造了一套“家庭罗曼史”。在这套“家庭罗曼史”中，所有关于“低贱”（性）的主要观点都被赋予了“更高级”的血统。在弗洛伊德谈论性别的地方，那些人在谈论权力；在弗洛伊德谈论性欲的地方，那些人用抽象概念代替它。那些人发明了抽象的概念，“对智者和愚人来说都讳莫如深、不可理解”。耳朵被塞住，手腕被绑在桅杆上，他们小心翼翼地从“生命的交响曲中挑出一些文化泛音，却没有听到本能的、强大而原始的旋律”。换句话说，他们消除了混乱的、令人不安的性的概念，而选择了更“高尚”的文化理念。在我看来，大部分当代理论谈论性的时候都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对精神分析中发展出的概念修修补补，但又不屑于提及原乐（jouissance，或译作“绝爽”）、驱力（drives）和幻想（fantasy）。当代理论把这些概念编织成“哲学—政治—伦理”系统，扭曲或抛弃了临床分析中最激进的见解，使世界远离了性。这种例子多得很，我就简单提几句。我讲讲德勒兹，他挺有代表性。和福柯一样，德勒兹与精神分析接触颇多，既深入又令人懊恼。德勒兹经常接受精神分析的观点，然后对这些观点进行分解和重塑。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德勒兹的理论中有某种类似于“家庭罗曼史”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德勒兹把“性的缺乏”、“满足性的对象”和“构造性的幻想”三者剥离开来，最终提出了一个从无机物延伸到人类生命的“生成”（becoming）概念。继柏格森（Bergson）之后，德勒兹断言，我们不仅有“对事物的感知”（perception of things），而且有“在事物之中”的感知（perception in things themselves）：“眼睛存在于被观看的事物之中，存在于发光图像本身之内。照片在事物内部就已经被拍下了。”
简而言之，德勒兹找到了一种方法，他将世界变成了电影，却不用摄像机（就像我在前文的比喻）。德勒兹主义者认为，他代表了主体性的根本位移（displacement）。但是，我觉得这是主体性的放大或普遍化。
我必须抗议“为什么有两性”这个问题。精神分析首当其冲需要从性中剔除目的或作用。性别差异没有任何目的，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某种指定的目的。从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开始，精神分析开始不再将“生殖器交媾”和“生育”作为性的合理目的或自然目的。因此，试图在性的背后去问为什么有“两性”，是毫无意义的事。性是“没有原因的”（“without why”）。然而，我确实承认，我有义务回答为什么我遵循精神分析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谈论为什么“有且只有两种性别”。也就是说，我必须为我的立场罗列一些证据。当我反问“你想要几种性别”来回应各位审问者时，我首先怀疑一种显而易见的假设。有人认为，超过两种可能比两种更好。说不定“无数种性别”这个答案更好。但我坦率地说，简单的数字游戏常常代替了思考。弗洛伊德时期有另一场数字游戏，那时的精神分析师发明各种“驱力”去解释每种行为，所以各种“驱力”就特别多。这种失控不仅不利于解释每种行为的驱力，而且无法澄清各种“驱力”的性质。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认识最终表现为内部分裂而非多重性。对性别的解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声称“有无数种性别”的人举出证据，证明人的无限多样性，然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他们没有试着解释性别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它如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无数种性别”这个答案根本没有回答任何关于性别的问题。相反，这个答案回避了所有由性别引发的问题。比如，如果“有无数种性别”，那么每个单独的性别如何、以及为什么形成了各自性别的群体？是什么让性别不仅表明了主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还表明了他们实现这些差异的意愿和能力？人们有权怀疑一切原因和现象的解释，这些原因或解释过于接近、简单模仿了它试图解释的现象，它们只是对某一事物的单一表现的解释，但它们已经穷尽了自己，因而不能解释它的不同表现，甚至无法解释彼此矛盾的表现。对精神分析来说，性别在根本上不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而且它还为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现象提供了答案。弗洛伊德并没有从“存在两种性别”这一未经审视的命题开始，而是首先提出，对不成熟的主体来说，只存在一种性别。
那些坚持“有无数种性别”的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而是被大致分成了两组。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组人来说，精神分析论证的这种本体论转向听起来既陌生，又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说，性别的多样性使任何关于性别差异的讨论都不复存在。然而，另一类人认为上述论点证实了主体的单一性，即每个人的根本独特性。他们认为性别差异损害、束缚了每个人的独特性。我要去探索更深的水域了，请允许我在上岸之前说几句临别的话。我那句脱口而出的调侃“你想要几种性别”不仅强调了数量，还强调了数量与欲望的可能关联。切记，不要把理论和愿望混为一谈。在这个由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主宰的失望时代，这种混淆特别猖獗。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垂垂老矣，这个问题以一种更哲学的方式昭示于人，确实值得深思。一个人如何厘清这两种冲动？我对弗洛伊德的持久忠诚离不开我的信念，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例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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