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的黄金时代
Golden Age of Analog
作者：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Chicago/Turabian]：Galloway, Alexander R. "Golden Age of Analog." Critical Inquiry 48, no. 2 (2022): 211-32.
哎！知识分子对象征经济学和文化逻辑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关于书写和“文本之悦”（罗兰巴特语）的讨论也已不复存在。
今天要是还有批评家宣称“文本（text）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那将显得多么古板。谁还会这样说呢？谁还要谈论文字、象征、文本、编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
诚然，虽然我们之中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但这种语言只不过让人产生了对另一个时代的怀旧之感——更准确地说，是“语言的语言”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代。
虽然世界充斥着数据（data），但是近年来学术界有许多非数字（non-digital）主题的研究，比如关于情感（affect）和感觉（sensation）的书、关于美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文、关于伦理转向的文章（远离政治）或关于真实的物质性（远离象征性的抽象），并宣称在真实（the real）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一代人以前，理论人文学科专注于编码、逻辑、文本和象征秩序。今天，理论人文学科更有可能讨论诸如感知、经验、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等话题。为什么在数字时代，我们一些最好的思想家却转向了这些具体的模拟（analog）话题？
象征效力的衰落
不过，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把很多事情视作理所当然了。这些理所当然包括——数字难道不是指计算机和互联网吗？模拟难道不是指像留声机唱片或胶片这样的旧格式？那些灰蒙蒙、有颗粒感的人工制品（artifacts）？那些由电动马达驱动，甚至可能由手工摇动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把数字等同于文字、符号、文本、代码和逻辑，却用情感、经验、偶然性和真实来定义模拟呢？
模拟的表象（representation）离不开连续性（continuity）和连续的变化，而数字的表象离不开离散的单元（discrete units），比如字母和整数。同时，“这个的模拟”或“那个的模拟”意味着“比较”（comparison）或“相似性”（similarity），它来自古希腊语analogos（ᾰ̓νᾰ́λογος），意思是“使相称”（proportionate）。
“Analog”是英式英语“analogue”的美式拼写，尽管“analog”在美式英语中仍有“对应物”或“比较之物”的含义。
因此，数字和模拟在媒体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被理解为“离散”和“连续”的同义词，也涉及长期以来围绕相似性、同一性、差异性和表象形式的哲学讨论。
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们就在争论数字和模拟的定义与使用，那时电子数字计算机刚刚起步。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9年的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上大胆宣称：
每个数字设备其实都是一个模拟设备。
【译注】这篇控制论讨论详见诺伯特·维纳（上图）在1949年梅西会议上的会议记录。梅西会议召集数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语义学家进行了跨学科的讨论和合作，为20世纪后半期至今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奠定了基础。
参阅：Norbert Wiener et al., “Possible Mechanisms of Recall and Recognition,” in Cybernetics– Kybernetik: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ed. Claus Pias, 2 vols. (Berlin, 2003): 144-159.
一年后，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发表了他对这种模拟还原论（analog reduction）的看法：
在几乎所有物理学中，根本的现实都是模拟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物理变量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连续的，或相当于连续的描述。为了描述，数字化过程通常是人为的产物。
阿兰·图灵（Alan Turing）对模拟的自然基础同样充满信心。在提到“离散状态”或数字机器时，图灵承认：
严格来说，没有离散的机器。所有东西都是连续运动的。
对于这位“数字机器之父”来说，“数字机器”其实并不真实，只是一种“方便的虚构”。因此，对图灵、冯·诺伊曼、维纳和他们的同侪来说，模拟与自然界的“根本现实”相关，而数字是一种“虚构”或“人工制品”——尽管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人工制品。简而言之，模拟是真实的，而数字是象征性的。
但在那些年里，随着科学家们转向建造一种新型机器的实际计划，这种关于模拟起源的、激动人心的哲学讨论很快就被遗忘了。在模拟的基础上，一种新的数字范式迅速出现，它开始在许多学科领域（不仅仅是计算工程和电子工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当冯·诺伊曼等人正在建造他们的数字机器时，社会科学家们也在建造他们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s）。
大体上，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符号学（semiotics）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数字范式也在后结构主义的某些分支中蓬勃发展）。事实上，分析哲学承担起了数字理论中早期的一些重要研究。回顾一下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他在1954年发表的寻找“人类的数学”的文章。还有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这位颇有影响力的瑞士符号学家就曾经谈论过“回路”（“circuit”）和能指、所指的二元关系。或者想想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他借用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的简洁描述，使“‘符号问题’成为所有哲学的’系统中心’”。
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在提到罗兰·巴特70年代的著作时写道：“结构语言学把意义（meaning）作为两个对立术语的总和，也就是二元关系。”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这种二元关系有不同的称呼，比如符号秩序、符号经济、话语领域、符号和文本，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由能指和所指、自我和他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字母和数字等符号术语构成的系统，它们共同创造意义（或破坏意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重新发明了一系列发现意义的方法（符号、文字、代码、逻辑、文本），后结构主义则将这些方法放宽为更复杂的模拟和数字元素的混合物，涉及缝合和游戏、补充和残留、断裂和意外。
事实上，上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不经常使用“数字”这个术语，他们以其他名称代之（比如二进制代码、符号、数学）。那个时代充斥着离散的符号、代码、逻辑、结构、语言和文本。不过也有人明确使用“数字”这个词。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他的符号学著作《艺术语言》（Languages of Art，1968）中对“模拟和数字”进行了简短而重要的讨论，这本书在几年后引起了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以《模拟和数字》（Analog and Digital，1971）为题的批评。
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的《系统与结构》（System and Structure，1972）提供了更详实的分析。这是一本无法归类的控制论著作，混杂了一些欧陆哲学的理论，可以说包含了对数字和模拟的第一次重要考察。
作为拉康（Jacques Lacan）的早期追随者，威尔登意识到了控制论和精神分析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是拉康本人在1954年至1955年的研讨会上建立的。借用刘禾的话说，拉康对“0和1的组合逻辑”特别着迷。与结构语言学中的音节（syllable）或音素（phoneme）类似，0和1对拉康来说代表了一系列的基本块，它们可以以一种半独立的方式被安排和重新排列，与意识相互作用，但也以某种方式在意识之下和之上。
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继续把拉康与计算机更明确地关联起来。到了1992年，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详细阐明了后结构主义等同于数字的观念，他认为软件和个人计算实现了最初在法国理论中的想法。
与此同时，符号秩序已经在以各种方式衰落和消亡。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警告了宏大叙事的崩溃，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则写到了现代主体性的消退。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哀叹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的衰退，而乔迪·迪恩（Jodi Dean）（在齐泽克之后）也写到了象征效力（symbolic efficiency）的衰亡。
【译注】根据齐泽克等人的观点，“象征效力”的大概意思是一个事实（fact）要成为真实（true），仅仅“知道”它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实也被大他者（the big Other）知道。这些不同的衰退和消亡是否也意味着数字效力的衰落——符号、法则、逻辑或命名的效力的衰落？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衰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哲学上，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广受欢迎就体现出这一点（当然不能归结于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新经济和社交媒体的全球化根植于“块茎”（rhizomatic）情感和分布式驱动力，而非法则、符号或自我这样的传统构造。
【译注】“块茎”是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使用的著名比喻。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里，他们反对“树状”（tree-like）的知识观，因为这种观念与二元范畴和二元选择相结合。相比之下，“块茎”意味着“多根”（“mass of roots”）。前者的作用是垂直和线性连接，后者的作用是平面和跨物种连接。
所有这些都以悖论结束——在无所不在的“计算”中，世界被一系列模拟的文化技术浸染，从聚合（assemblages，或译作“装配”、“聚集”等，指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拓扑结构到情感和感觉，再到偶然性和异质性，再到最模拟的模拟状况，也就是“真实”。
因此，我的讨论从一种时代化的直觉开始——“过去的数字化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评价，而今天的数字时代，即所谓的数字时代，最好通过一系列的模拟问题意识来描述它”。但如果止步于此，这篇文章就不会在历史的波涛中徘徊。
对于“模拟转向”（analog turn）或“数字时代”（digital age）的概念本身，确实应该抱持怀疑态度，即使我可能出于便利而使用这些术语。
这样的框架可能更应该被理解为“主能指”（master signifier，对那些更倾向于数字的人来说）或偶然组合（对那些更倾向于模拟的人来说）之间的历史震荡。
明智的做法是将数字和模拟作为平等的分支来对待，而不是偏向其中哪一个。因此，我们通过模拟本身进行研究，不是把它理论化，而是通过描述它，描述是一种典型的模拟方法，然后沿着一种“从模拟到数字”的转换路径，慢慢将数字和模拟系统化，亦即，首先借鉴逻辑和模拟这两个概念，最后提出数字和模拟的一般公式。
模拟的许多特性将浮现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作为连续的变化，还是“使相称”，或者通过非数字（non-）或数字以外（extra-）的感觉或偶然性。
模拟的方法
当然，旧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议程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它的数字特征已经慢慢褪去。剩下的是这种方法的特性和特点——裂隙、痕迹、补充、修补、混合和混乱。这些仍然是时代的“美德”。正如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言，我们必须关注“补充”、“滑移”和一个“不完全凝聚”的世界。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谈到了“补丁”和“修补性”，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也是如此。罗安清将其与“纠缠”（entanglement）的概念联系起来，她还有所谓“生命方式错综复杂的开放式组合拼图”。帕特里克·雅戈达（Patrick Jagoda）描述了“一个混乱的、不确定的世界”，试图展示“对所有亲密关系中固有的风险性和复杂性的矛盾敏感性”。东浩纪（Hiroki Azuma）关注了“一种无休止的侧滑运动”。同时，当代话语青睐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从行动和生产，到表达、创造、表演和实验。德勒兹承认他的愿望是“移除本质，代之以事件。”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存在（being）和行动（doing）之间的古老哲学区分，前者是在场（presence）或存在（existence）问题，后者是意志（will）、事件（event）或行动（action）问题。今天，在德勒兹写下这句话近半个世纪之后，当代学者认为一个“实体”（entity）的存在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行动。这种趋势在各种学科中都很明显。因此，在数字设计领域，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最近写道：“平台由平台的作用决定。”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学科中（性别研究）也说过类似的话：“聚合可以被很多方法定义，但我在这里更感兴趣的是聚合的行动。”韦赫利耶（Alexander Weheliye）也同意这种实用主义的转变，他写道：“聚合本质上具有生产性，表达以前不存在的现实。”这类研究与日增加。从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到遍历分析（ergodic analysis）的转变，意味着世界的普遍基础也随之转变。这个新的模拟世界以过程（process）而非停滞（stasis）的方式来描述。今天的秩序是“成为”（becoming，或译作“生成”），而不是“存在”（being）。根据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估计，套用米歇尔·塞荷（Michel Serres）的话，我们的本体论（ontology）是“一个动荡的、内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不同的物质性相互碰撞、凝结、变形、演变和瓦解。”这句话中的每个词都是“非数字”的词。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将这种新状况描述为一种“有原则的不稳定性”。这里有我们熟悉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的痕迹，表明像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德勒兹等人对当代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反，世界闪闪发光、拼拼凑凑，颤抖着，有不可阻挡的生命力，永远改变和更新自己，永远成为新的形式。总的来说，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动名词（gerund）的崇高。在这种崇高中，“成为”胜过单纯的“存在”；在这种崇高中，批判和文化理论的老方法总是历史化，并且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任务——总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也许这就是近年来聚合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如果动名词的崇高已经被取代，如果世界由反复无常的实体填充，如果它们确实是如此混乱、不确定、滑动和斑驳，那么德勒兹的聚合理论就有意义。这种理论可以用模拟的方式阐释多重性和差异性，是一种超越象征二元论和无语言的思想的好方法。由于内部的异质性，聚合允许人们超越离散的物与象征，而从力（forces）、场（fields）和网络（networks）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模拟转向可以视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内部的一场特殊辩论。贝内特以鲜明的措辞框定了这场辩论，承认她“追求的是德谟克利特—埃斯库罗斯—斯宾诺莎—狄德罗—德勒兹”（Democritus-Epicurus-Spinoza-Diderot-Deleuze）传统中的唯物主义，而不是“黑格尔—马克思—阿多诺”（Hegel-Marx-Adorno）传统中的唯物主义。这两串名字有各自明显的倾向性。德勒兹的观点来自激进唯物主义的传统（上帝或自然是斯宾诺莎的著名表述）；另一个传统则将辩证法放在中心位置，也就是否定（negation）、疏离（estrangement）和相异性（alterity）的循环，以及通过表达、认识和与他人的相遇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表达和过程到故障和混沌——这一切会导致什么？作为对当代理论人文学科的一次巡礼，到目前为止我所提供的参考文献当然没有详尽无遗，也许甚至没有代表性。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引文本身就是混乱的小碎片，太过分散而无法凝聚成任何类似于思想流派的东西。尽管如此，我综述的文献中还是浮现出一些特性和特征。首先最重要的是，模拟方法关注真实的物质性，即组合性、多重性、异质性和差异性。因此，模拟本体论喜欢“去疆域化”而“非疆域化”，“成为”而非“存在”，“过程”而非“停滞”，“开放”而非“封闭”。这就产生了一种模拟伦理学——它通过行动、生产、创造、实验和实用主义来定义。模拟的因果关系通过机会、意外和混乱来运作，模拟美学意味着差距、滑动、修补和混乱。当然，旧的批判语言在这里仍然地位显赫。如果不是对异质性和差异的问题意识，不是对真实意指的偶然性的问题意识，后结构主义又是什么呢？同时，诸多其他问题意识似乎已经消失了，这些问题意识曾经在批判方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现在似乎完全不重要了。前几代人喜欢的象征经济和文化逻辑（语言、文本、编码、结构、二元）已经被感觉、知觉、情感、欲望、强度、经验、内在性、非人类认知和机器生命取代。在一个数据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时代，最好的思想家却转向了这些关于模拟的话题？法国诗人勒内·道马尔（René Daumal）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相似的山》（Mount Analogue）很有趣，也令人难以捉摸，它关于“模拟性”（analogicity）的话语。我们很难明白道马尔的“相似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使用“相似”（“模拟”）这个词。小说讨论了神话中关于山的描述。它提到了比例与规模，特别指山的规模和不可接近性。也就是说，山脉是可见和不可见之间的门槛。这篇小说哀叹道：“对理解的需求无可救药。”的确，道马尔在语言与知识和理解的关系方面颇有趣味，因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sogol”的人物，他和一个名叫“Physics”的管家在一起。“sogol”是古希腊单词“logos”（“逻各斯”，或译作“理念”）的反拼。人们渴望一个叫Sogolana（“analogos的反写，“模拟物”）的人到来，但可惜她从未到来。道马尔写道：“所有思想都是一种把握整体分裂的能力。”读者应该如何看待这句话？这句话是对理性思想力量的赞美吗？还是承认，无论理性的力量如何，总是存在过剩的整体（或总体），虽然这种整体可能可以被把握，但这种可把握性本身就掩盖了与思想的根本分离？在某种意义上，道马尔正在回到希腊哲学的一些原始问题上。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模拟？什么是logos，什么又是analogos？因此，如果前文试图通过观察模拟的性质来描述它，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转向数字的方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思考模拟语言，把它作为语言中的一种关系。和“模拟”相关的术语（“analogy”/“analog”）都有logos这个共同的词根。因此，logos和analogos乍一看似乎有联系，至少在词源上是这样。但究竟如何联系？这两个词是对立的吗？还是说，它们之间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如果模拟的对立面是数字，那么logos在哪里？数字和logos是同义词吗？一些当代学者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卡亚·西尔弗曼（Kaja Silverman）最近在她的两卷本著作中把注意力从“差异”转向了它所谓的反义词——“相似”（analogy）。或者回顾一下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他是德勒兹在北美的第一位著名追随者，曾写过一篇题为《论模拟的优越性》（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nalog）的文章。即使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期间，马苏米也坚持了他的原则。他知道，成为德勒兹主义者意味着完全拥抱模拟。他知道，成为德勒兹主义者就是成为一名“模拟的”哲学家。在那篇文章中，马苏米大胆定义了模拟和数字。对他来说，模拟是“一种连续可变的冲动或动力，可以从一种不同质的媒介跨越到另一种媒介。就像从电到声波，或热能转化为疼痛。”因此，模拟是一个通过连续变化的表象问题，一种能够在不同质的实体或区域之间“穿梭”的表象。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过另一个著名的模拟阈值的例子——黄蜂和兰花。相比之下，马苏米将数字定义为“一种基于数字的编码形式（0和1）......是量化的近亲。” 这两个定义基本上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定义——模拟意味着“连续性”，而数字意味着“离散化”。因此，如果说谷歌和Playstation是数字的，那是因为它们使用量化的象征进行运作；而如果说波浪、黑胶唱片和星盘是模拟的，那是因为它们使用跨越质的差异的连续变化进行运作。“逻各斯”是一个常见的希腊语术语，它包含多种意思，不能轻易对应到英语中。在日常意义上，“逻各斯”意味着“言语”，就像苏格拉底（Socrates）和对话者说话或听别人说话一样，总是关乎言语和文字。与“逻各斯”同源的是希腊语词汇，如lego（lέγq，说或讲）和logismos（lογijmός，会计、计数、计算、盘算和推理）。事实上，“软件”的法语单词logiciel在词源上也与之相关（译按：科技公司“罗技”[Logitech]的名字也来源于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1年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写道：“希腊语中的逻各斯没有对立面。”从那时起，许多人都在思考他的这一论断可能意味着什么。毕竟在这本早期对疯癫的研究中，令福柯感到困惑的是非言语的不可言说性。对于希腊人来说，“logos”的反义词当然是“alogos”——没有语言的生物，野蛮人、动物、儿童，我们称之为“婴儿”，来自拉丁语，意思是“不说话”或“没有语言”。除了孩子，也包括孩子的母亲和妇女，她们同样是父权制幻想下被沉默的人。所以“alogos”是“logos”的直接反转，因此意味着“不合理”和“非理性”（字面意思是“无比例”）。但“alogos”也是对“logos”的言语本身的反转，因此“alogos”从字面上讲是指“无言”。塞荷说，“alogos”是哑的意思。没有文字。没有言语。这里包含了“逻各斯”的第二种重要含义。它既指语言、话语和文字，但它也意味着“比例”（ratio），因此也意味着理性和理由。文字和比例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但请思考一下修辞艺术，想想一个熟练的修辞者将如何撰写和发表演讲。说话（而且说得好）意味着以一种连贯的方式说话，以一种由词语形成的适当结构安排说话的方式。或者想一想数学。基特勒写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Philolaus）和他的追随者将四度的4:3比例，五度的3:2比例，以及八度的2:1比例称为“logoi”。像4:3或3:2这样的数学比例被理解为“logoi”，因为它们也像精心编排的语言一样，这些合适的编排在音乐中容易听到，在几何中容易看到。
【译注】来自《音乐理论》（Theorica Musicae，1492）的插图，画上有毕达哥拉斯和菲洛劳斯
然而，“Analogos”是不同的东西。“analogos”中的“ana-”并没有否定“logos”，也没有提出其反证形式，而是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平行的关系。在最常见的用法中，“ana-”这个前缀意味着“向上”，和“向下”（“kata-”）相反。但在这里，“analogos”并不是“向上说话”的意思。皮埃尔·尚特兰 （Pierre Chantraine）在他的希腊语词源词典中指出，“ana-”也可以有一种分配价值，意思是“按比例”。这就揭示了“analogos”的真正含义。
数字和模拟的通用公式
但是，一个意为“比例”的古希腊词汇如何最终成为留声机等现代媒介技术的缩写？而为什么要用模拟这个词来标示那些对“情感”、“强度”和“成为”感兴趣的当代理论家？是什么将所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是什么将比例与连续性关联在一起？是什么将连续性与强度关联在一起？欧几里得（Euclid）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人们记得他是一位几何学家。但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Στοιχεῖα，Elements）是他当时所知的所有数学知识的总汇——从几何学开始，然后涉及比率和比例，最后是算术、非理性和其他主题。英国数学家阿瑟·凯利（Arthur Cayley）写道：“数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比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第五卷（‘比例’）更美丽的东西。”事实上，第五卷定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首先是数学上的比率，然后是比例——比率的等式。比例者，两几何以几何相比之理。两几何者，或两数，或两线，或两面，或两体，各以同类大小相比，谓之比例。——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五卷，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在logos和analogos的名义下，数字和模拟在这里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也许是历史首次）。“各以同类大小相比”，又怎样才能成为“同类”呢？4和3可以构成4:3的比例，因为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离散的因数（submultiple）来计量（公因数），这个被称作公因数的算术单位通常计作1（整数a除以整数b，且b≠0，二者之商正好是整数而没有余数，我们就说b是a的因数；1是任意个数的整数的公因数）。
但是，苹果和桔子不能比较，因为它们没有“公因数”作为计量的基础。所以，“美学”和“数字性”属于根本不同的范式。感知很容易容纳“质”的差异，但“数字性”在结构上禁止这种差异。当两个比率相同时，它们就是比例。因此，“logos”的一般公式是a/b，或者是两个同质元素之间的比率；“analogos”的一般公式则是a/b=c/d。这两种表达方式很有启示意义。首先，它们证实了analogos事实上不是logos的否定或反向。因此，“模拟”不是“数字”的反面，而是在某种基本意义上，是它的孪生体或回声。然而，即使前者被证明是后者的反向，这两个术语在内涵和作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两种表达方式可能看起来很相似，而且它们彼此构成了对方，但它们最终产生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技术。首先，数字/“逻各斯”依靠一个同质的元素基底，这些元素在“量”上有区别。著名的“0和1”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但其余的整数就像自然数和所有有理数一样，都是数字。而且，讨论不必局限于数字，因为字母表也是一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与整数一样具有影响力，甚至影响更多——事实上，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等语言中，字母被用作计数的数字。任何由“量”的差异构建的中介系统都将获得“数字”的称号。这样一来，数字就遵循了可能被称为“2”的规则，即它需要不断被分离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2、3……这些部分被带入关系，并被组装成一个整体。我们已经提供了这种组合机制的例子——像3/4或5/8这样的比率数字，或者由简单的语言元素组成的单词和短语。然而，即使作为组合的整体，这样的比率也不会消除形成它们的两个元素。正如在音乐中，两个声音可以唱出五度音程的和声，但它们永远都是两个声音。在这两个声音之外没有五度，就像没有比构成3:2的两个算术“原子”更简化的形式。最后，也是最难证明的一点，因为在上述任何引文中都没有明确提到——数字在一种符号秩序中产生了一个超验的本质，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东西取代了元素的同质基底。数字比率的简单术语或多或少是无用的东西。单独而言，数字5或字母g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作为组合整体，它们就可以具有象征价值。这就是语言的魔力。字母表中的字母本身并无意义。其实，许多简单的词也没有特别的意义，但它们可以构成具有深刻意义的结构。换句话说，数字是后结构主义中所谓的象征秩序的场所。在这个秩序中，有一套可配合操作的术语的系统（字母/数字、能指/所指、自我/超我、自我/他者等），它们本身是空洞的结构，以复杂的方式重组以产生丰富的结果——从小说和诗歌一直到人类和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总之，数字也具有超验性。像它的数字孪生兄弟一样，模拟也可以被概括为一系列的运动或机制。首先，模拟依赖于一种基质，在这种基质中，所有元素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它们主要通过非量化的差异来建立联系，而不需要求助于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基础设施。对于这两个比率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似性（而非等同）。因此，当维吉尔（Virgil）将勤劳的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一窝蜜蜂进行类比（模拟）构建时，他这样做是出于某种形式的审美相似性，而不是因为蜜蜂的原子与迦太基人的原子是同质的：“这就是他们劳碌之苦，就像在流动的平原上辛勤的蜜蜂一样。”
综上，我们可以开始超越消费电子对数字的定义（以及对模拟的定义），涉及所有那些关于社交媒体、块茎网络、表情包、传染性技术、原生组织、比特币/区块链、后互联网美学等等的许多书籍和文章。数字性和模拟性是一般的中介模式，它们不是消费电子产品的唯一事实。因此，数字和模拟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社会学、人类学，甚至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经验观察。相反，数字性和模拟性是自由浮动的再现模式，也许在所有格式和时间里都是如此。
与其说数字是一个特质的清单，不如说它被定义为一个事件或一种运作。当然，定义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数字方法。数字是划分事物并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的能力。因此，数字似乎很明确地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这种运作的必要条件是一些基本的离散化或使之离散化的行为——切割、差异、区分、从“1”到“2”的运动（1→2）。
因此，数字最常出现在数学数字（0-9）甚至身体数字（手指和脚趾）中。因此，古希腊的“逻各斯”离不开两个术语，而不是一个。也因此，19世纪的数学家理查德·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将无理数定义为切割，从而允许“alogos”进入离散的话语。
因此，数字并不意味着“0和1”，至少不是完全或必然意味着“0和1”。它可能还意味着“1和2”（1除以/比2）。而且，作为一种反向而非否定，模拟可以被设想为“从2到1”（2→1）。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我们对数字和模拟的思考中前进一步，从“0到1”，再从“从1到2”。
超越数字和模拟的消费电子理论，我们将看到一番全新的景致。什么是最伟大的数字技术？逻辑门（logic gate，集成电路上的基础组建）和计算机只不过是数字技术长河中的最新产物。当然，这些都是数字性的伟大技术。同时，超越消费电子产品的思考也解放了模拟技术。模拟现在不仅仅是黑胶唱片或磁带，而是时间、强度、感觉、情感，以及波浪、梯度和曲线。
只要模拟存在，定性的细节就有相似之处（不使用量化的“原子”）。事实上，模拟只是真实差异的接口（interface），但它是被剥去了浪漫和怀旧光环的真实，是没有任何逻辑存在或逻辑缺场的真实，是没有规范和偏离原则的真实。在这里，真实被理解为完整和连续的东西，在这里，表象与现实完全共存。模拟是没有抽象、没有还原、没有采样或捕捉的真实。这并不是要否认模拟是一种中介模式。只不过，模拟是一种始终保持在现实中的中介模式。因此，一开始描述的所谓“模拟转向”支持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而不是结构主义或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模拟的东西，它们对可概括的数字结构，如名称、词语、法则、技术、范畴或种类持怀疑态度。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本质上都属于唯名论（nominalism），也就是说，它们拒绝名称或法则；相比之下，数字性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名称和命名的一般化理论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模拟转折青睐美学而不是其他东西（比如理性和决断），为什么它的追随者要去疆域化而非疆域化，为什么他们倾向于从聚合、多重性、差异和异质性的角度思考。这些都是质的差异，这些特性优先于字母、数字或符号的常规结构。因此，把模拟和“离线”、“古老”、“真实”、“正宗”、“丰富的审美”这些俗语关联起来，这并不正确。关键不在于模拟性更真实，而在于它青睐综合的（synthetic）特性而非分析性的原子。由于不受专有名词或规则的约束，我们最容易在那些没有离散比率的方法和领域中发现模拟事物，尤其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美学和伦理学。最后，我们是否仍有可能对模拟思维的全盛时期进行时代分期？数字思维的时代分期呢？想一想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以及后结构主义的鼎盛时期。想一想让·约瑟夫·古克斯（Jean-Joseph Goux）写作的时代，以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或马克思（Karl Marx）的象征经济理论。此外还有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化的“无意识”概念，还有“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我猜想，上述这些代表了数字思维的高峰，至少从近期来看是这样。相比之下，90年代中期到今天，我们进入了成熟的德勒兹主义转变，拉图尔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起主导地位，另有激进的经验主义、新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各种反对方法的论点的兴起，甚至在文学批评中出现“我们现在如何阅读”的辩论。这代表了模拟的高峰，也就是模拟的黄金时代。这不会指责任何人。“不合时宜”（anachronism）并不是一种犯罪。事实上，模拟思维因其不合时宜而获得了新观点。这种观点确实很有价值。因此，我并不寻求用卫生学上的精确性来捍卫数字化对模拟思维的侵袭。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假设聚合和情感会拯救我们。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试图想象一种既非数字也非模拟的思维方式。许多人也被一种类似的冲动所引导——“数字—模拟”的区别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有人会问：抛弃它不是更容易吗？然而，这种猜测是一种特权。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译注：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曾经说过：“对处理粪便的恐惧，对于一个清沟工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奢侈。”最近的地缘政治事件表明，象征性的秩序很鲜活，无论是在主权者的指挥下还是在机器的基础设施中，都很鲜活。数字是当代权力的场所。数字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地方。数字组织了技术、身体和社会。但数字也意味着别的东西。数字是否定的机制，是二者的对抗，是与现状的决裂。事实上，数字是事件的场所，因此也是更普遍的政治对抗的场所。因此，数字既是一个描述当代权力基础设施的术语，也是一个意味着切割或区别的艺术术语。这样一来，数字既是任何当代斗争的场所，也表达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曾经就流行文化所说的那样。因此，现在是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数字了，但不是以牺牲真正的模拟为代价，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分支。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样关注凯瑟琳·麦基特里克（Katherine McKittrick）和韦赫利耶所谓的“沉重的波浪和振动”，但也是当代生活中的“邪恶的数学”，在身体（body）和心灵（mind）中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