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和大学
The Humanities and The University
受访者：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研究所）
采访者：彼得·维尔（Peter Vale，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等研究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APA]：Vale. (2020). The Humanities and The University: Craig Calhoun Interviewed.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1), 91–100.
问：现在很流行说大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你认为这种想法的依据是什么？如果确实如此，你如何看待大学的“新生”？答：大学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被改造。我认为，“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一小部分非常精英、非常富裕的大学可以在不进行改造的情况下继续下去。比方说，哈佛大学没有财务压力，没有招生压力，也没有大多数机构面临的其他压力。但是，在此之前，大学已经被改造过许多次了。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大学是一种古老的机构，但它们今天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必须改造的事实感到沮丧。话虽如此，我并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改造，因为核心学者对我们今天的机构十分忠诚。学术领袖们试图捍卫大学而不是改造大学。因此，我们之所以陷入瘫痪，并不是因为变革，而是因为因循守旧。是什么因素使大学走到了这一步？首先，大学部门的扩张已然改变了大学。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为那些以前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人创造了更多的名额和机会。但是，向更多人开放的副作用是降低了内部辩论的质量，并创造了新的等级制度。因此，比方说，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大，产生了我们经常抱怨的全球排名结构。这些排名向金主和媒体传递专断的讯息，并反映了如下事实。今天，我们在全球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学领域。在国家内部，大学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因此，如今在任何一座南非城市，都有两到三所大学争夺同一个经费池，而以前只有一所大学。除了大学的扩张，还有大学的竞争。扩张的组织方式使得大学更具独特的竞争力。因此，大学是无休止竞争的舞台。尤其在大学内部，科学与人文的竞争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在外部，大学也在相互竞争，为了学生，为了声望，为了影响力。以前，所有大学都是特权的堡垒，即使一个大学比另一个大学更有名。现在，你去哪里上大学很重要，但你学习什么也很重要。经费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很难概括全世界的情况，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特别是那些大学发展成熟的地方，政府的资金要么被削减，要么被分散到更多的大学中（或者两者都有）。因此，竞争已然改变了公共资源的获取，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其他变化。于是，学校开始从学费中盈利。比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现在主要靠学生的学费维持。但在之前的世代，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英国政府。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盈利模式，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个很极致的例子，因为这所学校非常成功地吸引了众多的自费学生。这个例子反映了大学经费的转变和变化。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正在发生相反但不普遍的情况，比如在中国，国家正在主持建设更多的新大学，并掌握更多的经费来源。第三，大学的国际化也在扩大，包括教职员工的全球流动、全球声誉的竞争等等。这样一来，任何国家的顶尖大学都不能保证成为世界顶尖大学。我们还感受到了由技术驱动的转型苗头。显然，开放的在线课程（MOOCs）并不是大学转型的特殊形式。但是，围绕在线课程的讨论无疑表明，技术将以某种形式改造高等教育。影响高等教育的其他动态是“变革模式”，其中之一是政府政策，尤其是大学转型的管理方式。我必须说明一点，我认为政府不可能让大学保持原样。但是，政府责任的转变已经让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改变了大学制度。另一种变革模式在于，现在的学生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仅反映了“态度”的转变，而且以市场为导向是大学扩张的症候。今天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再是传统的精英阶层，他们不能完全依靠父母的收入过上富裕的生活。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以工作为导向的学习是有意义的。他们不熟悉大学传授的技能和中产阶级职业，我们也很难苛责那些为就业市场发愁的人。我们还有另外一群学生，他们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更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正在努力维持和复制他们的地位。在这个群体中，要求变革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他们像父母辈一样，上大学时不担心找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也着眼于不同的职业。这群学生可能会说：“我打算学英国文学，我喜欢它就去学，暂时不用担心工作的问题。”可是，对他们而言，世界已经变了。在大多数国家，我这代人都赶上了战后经济大繁荣的尾巴，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因国家/地区而异，也不仅涉及“全球北方”的大学。一段时间以来，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中，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某种转型抱持乐观情绪。基于这种预期，大学在改变世界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培植中产阶级的巨大前景，而这将改变经济结构。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转向以金融为主导的增长。这不是那种能创造新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因此，中产阶级在各种环境中都受到了压力。各地的情况当然各不相同，但这是全球普遍的样子。在不同国家，早期的经济乐观主义已经陆续让位于悲观主义。新的不平等形式与旧的不平等形式不断对抗，全球资本正在加剧世界各地大多数地方的财富差距，这种差距成为资本积累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大学生存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谁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你的大学有多少产出可以与我的大学相比？当大学相互竞争时，他们就会复制等级制度。他们的学生也在竞争和复制等级制度。所有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被卷入其中。这是一套不断拉伸的等级制度，有非常多级“台阶”。与早期不同的是，划分地位的不再只有两级、三级或四级“台阶”，而可能是两百多级“台阶”，而且对等级制度的中间地带存在很大争论。但是，即使在这种不断的变化中，我们也需要保留高等教育的古老理想，包括让公众知情的意义、促进对民主有意义的公共话语、为人类发展创造机会等等。答：有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有这些理想。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不再能沿用过去的做事方式了。因此，人文学科在这方面有一种有趣的作用。但首先让我理清一些概念——在南非，人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在美国和英国，社会科学会把自己与人文学科区分开。在下文中，我将使用当地的分类方法。在很多地方，人文学者都采取某种防御性的姿态，比如“我们必须保护旧制度”。因此，英国的人文学者有捍卫传统的压力。这可以理解，因为在传统的英国大学中，有许多投以深情的东西。但这种怀旧情绪忽略了20世纪60年带到70年代的大学改革运动。这些运动认为，旧有的模式并没有那么美妙。因此，人们需要意识到将“黄金时代”理想化的危险。我认为，人文学者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爱思考大学的“黄金时代”。尽管如此，人文学者也率先引入了新技术和新的学术生产模式，这些技术和模式有望使大学民主化，催生新的大学类型，利用在线媒体来学习考古学等学科。因此，人文学科经常处在重新思考大学未来的前沿。目标之一，是要把教育放在前位和中心。人文学科一直被以科学为导向的评估制度、科研经费制度和类似的制度所削弱。诚然，有时候，我们人文学科是被政府命令推到这个方向的。但是，我们也经常是这些制度的同谋，因为我们很乐意参与这些评估、排名和各种类型的评价体系。人文学科处于理想的位置，可以为高等教育做出更深入的变革性贡献。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眼前的趋势。眼下，人们首先将自己定义为研究人员，其次才是教师，这或许已经背叛了人文学科的一些基本要素。思考人文学科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育人育国的根本。这样，个人无法从自然学科中获得的东西，他们可以从人文学科的文化和培养中获得。而且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造就一个国家的东西不一定都来自代代相传的“民族性”，还来自人文学科的同情。如果这是一种合理的、思考人文学科的方式，那么教师的角色就会得到加强，甚至提升。因此，人文学科应该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他们应该通过纯粹的教学，通过智识的交流和准备来学习。
想一想人类学和历史，个体不一定非得成为专家才能理解事物。如果教19世纪历史这样的科目，他们不会对这个话题的每个部分都做研究，但部分乐趣是和知识打交道，是能够思考一些你可能永远不会写、讲甚至与学生讨论的东西。人类学也是如此。你可能会研究一个民族，但使这项研究变得生动的部分原因是把它放在其他民族志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语境下。
问：但是，我们是否不再能从这种观点中获益，因为高度专业化成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答：是的，科学模式和经费制度都给学者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去外部找资助。所以我担心——不是说外部资助是件坏事，也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国家经费更多地资助我们的领域，而是担心人文学者重新拥抱科学模式的时候只是“二等公民”。“教育第一”应该成为我们改造大学并为之奋斗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把大学理解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研究机构，顺便教教学生，那么我们就错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牺牲了让人文学科可以为个人生活和更广大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我想强调，不要觉得只有在你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教学才成为你的本职工作！问：这很有趣，因为它与这个国家有直接关系。这个国家的本科生质量不高，教学应该成为大学的支柱。你无疑为南非人提出了一项挑战，让他们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上的优先事项。答：我希望如此。我认为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美国和英国都如此，只要专业人士关心他们所做工作的社会价值。在这种特定的高等教育愿景中，有太多值得乐观的地方，但同样的事情也有可怕的低劣之处，它几乎是反乌托邦的。人们很容易想到一种狭隘的教学方法，让班级变得更大，让教学生的过程变得更简单。在这种方法中，学生可以获得专业学位，但他们没有受到教育。我认为事情不该这样。我不认为完全依靠人文学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完全依靠大学以外的研究经费来组织人文学科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事实上，即使人文学科是必要的，它也很难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被挽救，因为它将改变人文学科——出卖它，再改变它。这并不意味着有机会获得人文学科研究教职的人不好，我们不能指望一些人做出伟大贡献，这不是通用的模式。问：人文学科和所有学科都依赖西方的文献，使用西方的认识论，等等。你是否认为在南非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在我们特定的非洲语境下探索自己？答：让我把这个问题拆分成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触及我们声称继承的过去，另一个问题关乎我们现在正在创造的东西。诚然，文献、正典（canon）一直向西方倾斜，这部分是坏事，部分不是。重要的是要尝试扩大化和多样化，并重新思考正典。不是简单说要不要教莎士比亚的问题，但这确实意味着用不同的眼光来教莎士比亚，并审视莎士比亚著作中出现的种族问题，审视莎士比亚著作中出现的英国新兴殖民角色的问题。重点在于，重新思考正典并不是要抛弃它。在西方正典之外当然存在另一种历史，但是不是用一个替代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在亚洲和其他各种非西方环境中，西方正典的大量挪用已成为“全球正典”，因为它提供了人们理解事物的途径。在某些职业中（比如商业），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在成为全球公司高管或加入跨国商业委员会之前是否读过一些公认的正典是很重要的事。然而我认为，我们人文学科的工作中存在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拥抱当代，拥抱眼前。我们必须研究地方和全球之间的互动，这需要囊括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很重要，因为如今有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主义形式贬低了民族国家的事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夺走了创造更好、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国家的资源。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将南非的艺术家、作家、分析师、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探索性工作与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因此，当我们从事新的生产时，我不会放弃所有传承。尽管谁将为这项工作负责的问题尚不清楚，但人文学科在这些问题上有真正的机会！但是，对于任何民族国家来说，塑造一种阐述民族国家问题的自我理解（比如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或城市形态）是至关重要的事（也包括在塑造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问：这引出了知识的语言（language of knowledge）的问题，是吧？英语越发成为全球学术界的通用语言。鉴于地方知识和大学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我们如何面对语言的问题？答：当然。南非也是这样，不是吗？尽管围绕南非语（Afrikaans，南非荷兰语）的抗争不断，但南非的语言问题并不像其他某些地方那样尖锐。在某些地方，自己的民族语言不被重视，人们强行使用完全陌生的语言。学者用当地语言发表文章将无法获得荣誉。毕竟英语是南非的语言，20世纪的南非诞生了一些最重要的英语作家，所以你在这个国家有独特的优势。但是，相对被边缘化的语言多样性对整个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南非语是一种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语言，但又是一种具有伟大文学成就的语言，它有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这种地位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当然，非洲各语言的地位也是如此，它们有庞大的语言共同体，有真正的文学和口头传统。更重要的是，那些语言也是大学生们的构成性语言。我认为，在研究和教学中，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不同的语言，接触它们，融会贯通，以充分增强学生的能力，同时也为创造南非的身份做出贡献。外人很难说清这项工作需要诉诸什么形式。它需要多少双语工作？有多少为研究不同语言的知识传统设置的学术职位？有多少语言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这是一个官僚问题。政府办公室里的表格是用什么语言印制的？你看，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界的问题。语言是人文学者应该努力的庞大领域。我昨晚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被问到“人文学科对普罗大众有什么贡献？”我提到了理解多种语言并学习使用它们。今天早上也有人说：“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面对语言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对语言问题思考了多少，但这显然是一个基本问题。问：如今，你现在是一名学术界的管理者，但你仍然致力于研究。你能说说你现在的工作吗？答：是的，我试图继续我的研究，但我更多地把它们放到了午夜之后的时间。目前，我对同一件事的三个方面感兴趣。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中那些没有被普遍关注的部分？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关乎我们已经触及的世界主义和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归属感是一个真切的术语，而且我知道它在南非有很多争论，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有些地方并不讨论归属感问题。我的研究关心人文学者们抱持的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放弃所有其他形式的归属，彻底成为世界主义者。此举当然是为了摆脱旧有文化习惯而采取的狡计，但它也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文化，有自己的文化形式。第二个研究兴趣围绕我们将紧急事态与全球层面系统性变化联系起来的方式。在我的会议发言中，我谈到了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问题，这是紧急事态的固有部分。让我继续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一些担忧。通过媒体、各种组织、非政府组织（NGOs）、政府和其他全球参与者，公众见证了一个陷入紧急事态的世界。这是一个短期的、突发的、不可预测的事件的概念世界，需要投以关注，同时搁置任何对继续产生紧急事态深层结构的分析，并且不成比例地将它们放在“全球南方”，或者集中在“全球北部”的穷人身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思维方式，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充满紧急情态的地方，却掩盖和破坏了对产生这些紧急事态的系统性分析？此外，当你把人道主义紧急事态的语法转移到金融危机时，后者被表述为“意外”或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例外”，结果却把最重要的一点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这便引出了我研究的第三个领域，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的脆弱性，以及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危机的关系。虽然我把这三者分开，但它们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批评者经常将这三个问题简单地描述为治理问题：“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全球治理，如果我们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将解决问题。”当然不会解决。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提出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和学习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然而，这种思维产生了一些盲点和一些奇怪的观点，在政治光谱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如此。答：有可能，但我的态度还是很乐观。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还是一个经过修正的建设者，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我在年轻时是比较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或许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其他类人。我仍然被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塑造着，但也看到这种观点的局限，所以也试图从各种角度来理解社会难题。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柏林墙的倒塌。世界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当代资本主义重大系统性差异的真正潜力。我们有很多自由资本主义的版本，各种国有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但我们现在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并没有任何想象力。所以，是的，我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对今天世界的问题意识。我一直很乐观。我的分析不断推动我更努力、更深入地思考。此外，作为一名学术领袖，我的反应是“好吧，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找到其他收入来源吗？是否有办法让我们减轻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学术界是否能扮演更具创造性的好角色？”我非常清楚，这些都是艰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