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Peter Schrank
拓展领域中的1968年：法兰克福学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Uneven Course of History作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历史系）引用：Martin Jay (2020) 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Uneven Course of History, Critical Horizons, 21:2, 89-105.
1971年，初冬，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受到凡·利尔基金会（Van Leer Foundation）的邀约前往耶路撒冷，并在海法和贝尔谢巴两座城市举行了会谈。除了学术上的交流，马尔库塞还要求在12月29日与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会面。会面获得了批准。他们讨论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又名“六日战争”，1967年6月5日至10日）之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涉及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的两国冲突解决方案，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新的暴力冲突。马尔库塞要求达扬承认以色列夺取了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反过来又承认在最近的战争中，以色列在捍卫自己方面“没有错”。马尔库塞顺便表达了对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可能被暗杀的担忧。他认为，如果只从西奈半岛部分撤出的话，这个预言很快就会成真——果不其然（1981年，萨达特在阅兵仪式上被士兵暗杀身亡）。马尔库塞还对新战争的焦虑发出警告。不到两年，战争就又爆发了。我以这段轶事开篇，并不是要重温过去半个世纪中东的动荡历史。我主要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要强调马尔库塞和达扬之间不寻常的相遇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马尔库塞是新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1968年学生领导的骚乱中，他对学生的鼓舞深入人心。达扬则是仅一年之前把以色列带向战争胜利的军事英雄。他们的相遇证明了我的信念，我们需要拓展对1968年意义的理解，以囊括之前一年在中东发生的看似不想关的事件。据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批判理论家与德国新左派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理解他们对后殖民主义斗争的不同反应。事实上，只有通过探讨法兰克福学派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反应，并更广泛地将巴勒斯坦作为“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另一种表达，我们才能在半个世界之后理解1968年的意义，看到这一年在全球史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肯定，传统意义上的1968年处在时间和空间的更大背景中。历史学家们经常争论说，1968年的起点应该至少回到1960年。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从社会民主党（SPD）中脱离出来。有人认为，所谓“漫长的60年代”直到1977年的“德意志之秋”才结束，极左组织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或译作“红军旅”）垮台，新生的绿党（Green Party）接受了选举政治。
“德意志之秋”期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汉莎航空181号班机。上图：1977年10月18日，汉莎航空“斯图加特号”在科隆/波恩机场降落之后，第九国境防卫队队员与人质走下飞机。
从空间上看，与1968年有关的一代人把反叛和政治撕裂带到了世界上至少三十九个国家，主要爆发之地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墨西哥。如果不把德国的情况放在所谓“全球6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似乎就不可能理解它受外部文化和政治浪潮的影响有多大。
上图：1968年6月，日本全共斗；下图：三岛由纪夫和学生辩论（参见纪录片《三岛：最后的辩论》）然而，时间和空间领域的拓展都暗含着一种根本的一致性，要么意味着一种历时叙事（diachronic narrative），要么是一种统一的共时比较（synchronic comparison）。在时间的拓展中，1968年的故事被说成“越界力量”的累积和体现。这种力量在那一年演变为危机，但在十年后，历经“德意志之秋”的徒劳暴力高潮之后，它又失去了动力，式微了。学生运动的最高纲领是颇有野心的乌托邦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受到了阻碍，但是在运动最活跃的国家，那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新左派可能从未上台，但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新兴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和生态主义）加速崛起。尽管早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就被放弃了，但人们认为，这场制度内部进行的漫长征程留下了重要的改革。后来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成为这些事件的回声。在21世纪多变的社交媒体景观之下，这些运动又有了新的特征。在空间的拓展中，德国的1968年已然成为这场世界性现象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共同的刺激因素，比如反对“越战”，反对老派的大学约束。不同国家采取共同的斗争形式，青年的乌托邦行动主义是重中之重，并且成为超越国界的因素。此外，相互模仿也是得以超越国界的扩散因素。与时间的拓展一样，空间的拓展也产生了一种或多或少统一、连贯的说法，它强调超越国界且富有成效的交流和巩固。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的代表。也许只有在1848年，诸多欧洲国家的动乱才能和1968年相提并论。然而，马尔库塞和达扬会面的象征性表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另一种拓展领域也出现了。但是，这个概念不如刚才描述的那些概念连贯和一致。我们撇开我们“后见之明”的立体性和视差不谈。我要说的这个概念能够阻止我们迫不及待地聚焦于一种单一的三维视野。我的第一个灵感，来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并被阿多诺（Adorno）采纳的概念——“力场”（force field）和“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另一个灵感来自美国艺术史学家、评论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于1979年首次发表的著名文章《拓展领域的雕塑》（Sculpture in the Expanded Field），该文章收录于文集《前卫艺术的原创性和其他现代主义神话》（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她从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对传统的雕塑概念提出了挑战：雕塑的逻辑似乎与纪念碑的逻辑密不可分。根据这种逻辑，雕塑是一种纪念碑式的表达。它坐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象征性的语言讲述着那个地方的意义。
传统雕塑通常是具象的、垂直的，通过基座的介入与周围的场地分离，基座的功能就像画框一样，将物体分开。克劳斯认为，在19世纪末，传统的雕塑概念开始受到侵蚀，因为基座的中介功能减少了，物体失去了它的表现力，雕塑不再是一个惰性的纪念碑，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抽象物。与其说它有积极的内容，不如说它进入了所谓的“消极状态，一种无处可在、无家可归的相对位置”。雕塑只能被定义为“不是什么”，而不能定义为“是什么”。通过一系列的反转和组合，克劳斯认为，雕塑是“星丛”之中的一个术语，而“星丛”中的各个对立面本身又可以反转和组合。她的论点借鉴了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的数学变换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将一个表面上完整的物体拓展为“文化环境中的对立术语的宇宙”。颠覆传统雕塑概念的东西也可能对已经变成惰性纪念碑的历史日期起作用。1968年“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连贯叙事的节点，也不再标志着超越国界的平行事件”。1967年与德国1968年的某些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关联，对后殖民主义斗争及其引发的言论态度也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很重要。通过以这种方式拓展了这个领域，我们就能避免把1968年变成一个孤立的纪念碑，它的基座掩盖了它与多种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历史背景可以使它开始运转，并帮助我们理解1968年在今天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承认，1967年的“磁力推拉作用”对1968年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这些事件包括了1967年中东地区的动荡。我们必须记住，1967年6月2日，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不到一个星期，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他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德国）被一名警察枪杀，多年以后人们知道凶手是东德的一名斯塔西便衣特工。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因对这场谋杀案的愤怒而加速和加剧，因此与正在发生的中东事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只会随着学生运动对以色列战争胜利的分裂反应而加剧。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正如在犹太大屠杀之后人们预期的那样，在批评以色列及其作为受迫害犹太人避难所的角色时，西德左派犹豫不决。但是，一旦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貌似结束，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有问题的占领得到巩固，禁忌就解除了。有人认为，当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上提出的支持以色列国家生存权的决议被否决时，这种转变变得很明显。这与2012年创作反以色列诗歌的君特·格拉斯截然不同，后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虽然东德在这一进程中的参与程度仍有很大争议，但苏联集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似乎对加强德国左翼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产生了影响，他们往往特别热衷于巴勒斯坦的事业。然而，问题在于，某些反帝国主义、反美国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分子在热衷于捍卫巴勒斯坦的事业时，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他们利用了传统的反犹偏见。也许最明目张胆的是极左运动家迪特尔·昆泽尔曼（Dieter Kunzelmann），他是西柏林“第一公社”（Kommune I）的领导人物。他直言不讳地批判所谓“犹太主义”，说这是“犹太神经症”（Judenknax），批判战后德国向以色列支付赔款。因为以色列的事业受到美国和西德的支持，所以昆泽尔曼认为他们是现状的罪魁祸首。在后来被称为“议会外在野党”（APO，或译作“议会外运动”）的边缘地带，有一些团体将言论与行动结合起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致命的暴力。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以乌拉圭民族解放运动游击队命名的西柏林图帕马罗斯（Tupamaros），昆泽尔曼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他们的一些成员前往约旦的法塔赫恐怖分子训练营接受训练，并且试图在1969年11月9日，也就是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纪念日炸毁西柏林犹太社区中心，亵渎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尽管双面间谍彼得·乌尔巴赫（Peter Urbach）提供给他们的炸弹没有爆炸，但这一事件标志着一场长期且破坏性结盟的开始。在这场运动的高潮，两名德国激进分子威尔弗里德·博斯（Wilfried Bose，原法兰克福社会学学生）和布里吉特·库尔曼（Brigitte Kuhlmann）参与劫持了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该航班于1976年7月迫降乌干达南部城镇恩德培（Entebbe）。两人在解救人质的以色列突击行动中被杀害。库尔曼尤其恶名远播，她专门把犹太乘客挑出来大肆羞辱。德国激进左派拥抱反犹主义。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身为律师和前红军派成员的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曾是毛主义者，他从2000年到2003年成为极右翼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的成员。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大屠杀否认者，并且最终被定罪，以“煽动民族仇恨”（Volksverhetzung）的罪名坐了很久的牢。诚然，面对德国新左派的边缘分子、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纠结关系，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多年以来，这种复杂关系一直困扰着德国政治。哪怕身为主流政治家且事业有成的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联邦德国副总理、欧盟议会主席、绿党要员），也不得不出面解释他为什么在1969年去阿尔及利亚出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绿党的另一位领导人汉斯·克里斯蒂安·斯特罗贝勒（Hans-Christian
Ströbele）一直处于菲舍尔的“左边”，当他对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抵抗变成对伊拉克导弹攻击以色列城市的辩护时，却不得不辞去职务。当然，最近还有一些反民族主义的左派人士在反德意志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地保护以色列，反对任何批评。我想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迪特尔·昆泽尔曼的思想中，似乎有马尔库塞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思想的影子。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一些读者可能利用这本著作来为德国对大屠杀的具体责任开脱，并且批判广义的西方文明。但总体而言，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几乎没有对反威权运动产生直接影响，后者却混淆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中，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了最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没有用处。相反，他忠于犹太活动家马格尼斯（Judah Magnes）和“和平联盟运动”（Brit Shalom）在“二战”时倡导的两国世俗国家之理想。当然，弗洛姆早已与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前同事断绝了来往。在“议会外在野党”中，他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事实上，在沃尔夫冈·克劳沙尔（Wolfgang Kraushaar）编辑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学生运动的三卷书中，只有一两处提到了他。和马尔库塞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在“后大屠杀时代”感到焦虑，在这个刚刚抛弃他们的世界里，他们感到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受到了威胁。无论他们如何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具体政策，无论他们如何哀叹，在建立一个正常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犹太教的救世主潜能被削弱，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捍卫着犹太人的生存权。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ar）称作“与莫斯科勾结的法西斯首领”。他们补充道，阿拉伯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机会袭击以色列，屠杀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杰克·雅各布斯（Jack Jacobs）指出：霍克海默对这个犹太国家的疑虑与反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霍克海默很清楚，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为新纳粹分子提供了微弱的屏障，比如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为《德意志民族报》（Deutsche National Zeitung）撰稿的人，再比如那些东欧的共产党人。
同样，阿多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在一次关于美学的演讲中，他对本诺·奥内佐格的死亡发表看法，提到“以色列面临的可怕威胁，那里是无数逃离可怕命运的犹太人的避难所”。在阿多诺于1969年突然去世之前，他正准备拜访他的朋友格尔肖姆·朔勒姆（Gerhard Scholem）。即使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明确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里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在1985年首次访问以色列后，也毫不犹豫地宣布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同样的态度延续到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比如频繁访问以色列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77年，当时去给朔勒姆庆祝80岁生日。他谴责一些“议会外在野党”的参与者是“左派法西斯主义者”，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谴责以色列的谨慎态度。因此，德国新左派偏向巴勒斯坦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往往为潜在的甚至明显的反犹主义打开了大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强调批判理论的1968年领域扩大到1967年领域。我们处在德国新左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世界犹太人安全避难所的忠诚之间，两者有所重叠，也有所偏离，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一步，我们会发现，马尔库塞和达扬之间的相遇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所以我认为确实有理由扩大1968年领域，以囊括进1967年，因为正如罗莎琳德·克劳斯所言，扩大领域也包括对立和否定，包括积极的强化作用。我的意思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亲身经历的美国和欧洲背景以外的事件相对漠不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对西方以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比如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经常被赋予的救赎角色持怀疑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当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时，马克思主义汉学家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加入标志着对这个更广阔世界的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復古在“二战”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战后又成为一名右翼反共分子，于是他越来越被边缘化。当魏復古与霍克海默的圈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正式断绝关系时，没有人可以取代他身为亚洲研究专家的位置。在拉丁美洲，费利克斯·威尔（Felix
Weil）在研究所流亡美国期间经常往返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而且在1944年写了一本名为《阿根廷之谜》（Argentine Riddle）的书。但是，这本书不被视为研究所的产出，在他们之间没有回音。尽管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尚存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和文学的兴趣，但他在现代文明危机的分析中，并没有认真纳入中国古典思想和文本的现世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自己轨道以外的事件相对漠不关心，这一点经常令人唏嘘不已。在最近一本名为《左派忧郁症》（Left-Wing Melancholia）的书中，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认为，这种现象体现在阿多诺和非裔加勒比文化评论家兼小说家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L.R. James）之间，是“错过的对话”和“失败的相遇”。人们记住了詹姆斯对海地革命的开创性研究《黑雅各宾派》（Black Jacobins，1938）。詹姆斯与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一起，被称为黑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人物。当时，詹姆斯是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与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拉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ya）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中结盟。马尔库塞把詹姆斯介绍给了阿多诺，后者与弗洛姆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与杜娜叶夫斯卡娅保持着长期的书信往来。詹姆斯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一样，把苏联分析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而不是像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那样把它当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恩佐·特拉维索认为，阿多诺和詹姆斯在两个根本方面有所不同。首先，阿多诺已经放弃了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先锋的想法，并且对当时仍然没有起色的反殖民斗争毫无兴趣。詹姆斯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仍有可能取得历史胜利。他没有把启蒙辩证法看作一个主宰和衰落的黑暗故事，而是对斗争和抵抗抱有希望。其次，詹姆斯并不完全赞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的蔑视，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守旧主义者。詹姆斯本人在他的家乡特立尼达（Trinidad）是一名优秀的板球运动员，他后来写了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阐述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进行的白人板球比赛与在加勒比海等地进行的非常不同的板球比赛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前者冷酷地将教条式的理性应用到比赛中，而后者以审美甚至道德标准进行比赛。在之后的岁月里，詹姆斯将成为次大陆和后殖民研究的奠基人，而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个研究脉络发展中只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恩佐·特拉维索总结道：“我们有理由问，这种‘错过的对话’是否是批判理论的殖民无意识症状？至少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这样。”虽然说法兰克福学派是“非殖民”（non-colonial）意识更恰当，但特拉维索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没有对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进程中的早期事件（比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作出认真的回应。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对激发法国和德国新左派至关重要。这可能会使人们更加关注正在进行的、反对殖民统治及其种族主义遗产的斗争，也更加关注这些斗争引发的种种问题，但只要詹姆斯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Leninist），就很难说他对先锋工人党的信念能克服左派经常哀叹的政治缺陷，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广为人知的差距。此外，如果詹姆斯赞同将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浪漫化，将该斗争当作“第一世界”不充分革命的可行替代方案，那么至少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他对来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而非中心的救赎无法实现，这是不现实的政治赌注。无论谴责欧洲帝国主义的罪恶是多么合情合理，无论我们如何哀叹美国经常卷入的灾难性干预，我们都不清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模式是否应该让世界其他国家急于效仿。早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阿多诺就已经吹响了号角。在题为“野蛮人并不高贵”的箴言中，阿多诺坚持认为，因为殖民地人民经常急于追赶西方，共享西方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成果，所以他们的愿望更有可能肯定而不是否定了殖民的压抑。阿多诺警告说：“老派民族国家应该保持警惕，他们对一切已被证实的事物和西方的成功缺乏想象力，只有懒惰的品味。”阿多诺把前资本主义人民的品味贬低为粗暴的嫉妒，这肯定站不住脚，但他批判某些左派赋予自身夸大的作用，这一点并没有被后来的历史驳倒。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直接受到批判理论影响的一位杰出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非裔美国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我们会发现，特拉维索所谓“错过的对话”有很大局限。20世纪60年代，戴维斯在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与马尔库塞学习哲学，1966年去法兰克福与阿多诺一起工作。戴维斯追随康德（Kant）的遗产，这给阿多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在政治上并不相通。她后来回忆说，阿多诺“不鼓励我把自己在哲学和社会活动中看似不相干的兴趣联系起来”，“认为我直接参与那个时期激进运动的热望就好比一位媒介研究学者决心成为一名无线电技术员”。与此相反，马尔库塞极力为她回到美国从事活动的决心辩护，在那里她加入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切—卢蒙巴俱乐部（Che-Lumumba Club），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内的全黑人团体。戴维斯是共产党员，因此被开除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哲学教席。再后来，她被指控向黑豹党提供枪支，后者帮助同伙逃离索立达德监狱（Soledad Prison）时杀害了一名狱警。即使这样，马尔库塞也没有放弃她。戴维斯转入地下后被逮捕，还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十大通缉犯名单。戴维斯因绑架罪和杀人罪受审，最终于1973年宣告无罪释放。
安吉拉·戴维斯的通缉令，1970年
在宣告无罪之前，一场为她发起的国际运动已经展开。在法兰克福，像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这样的支持者热情地发动了这场运动，两人曾在一起学习过，他把她塑造成遭遇美国司法不公的典型。从1970年11月开始，声援戴维斯的委员会举行大规模集会，最终在1972年6月举行大会，马尔库塞是主要发言人，大会吸引了大约一万名与会者。虽然内格特利用这个机会谴责红军派的恐怖策略，最终可能在德国新左派的后续历史中产生更大影响，但对戴维斯的支持表明，她有可能成为批判理论和新兴后殖民运动以及女性主义和黑人权力之间的桥梁。不幸的是，虽然她对正统共产主义的忠诚坚定不移（她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时候就被母亲灌输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但这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帮助。在访问法兰克福后不久，戴维斯就去了东柏林，在那里她受到了刚刚取代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成为党魁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necker）的热烈欢迎，并像以前一样为1968年苏联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辩护。可以肯定的是，戴维斯的声誉基本经受住了她对党的忠诚的考验，而且她在晚年能够摆脱党的束缚，成为各种进步事业的有力倡导者，尤其成为监狱改革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倡导者。但是，因为她长期效忠于即将离开历史舞台的老左派，因此她无法克服法兰克福学派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少注意到批判理论的传统，而是在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各种不相干思想中汲取更多的思想营养。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印度，研究底层（subaltern，或译作“属下阶层”）的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让海德格尔（Heidegger）成为“欧洲省级化”（provincialize Europe）的盟友。埃斯彭·哈默（Espen Hammer）在他2006年出版的《阿多诺与政治》（Adorno and the Political）一书中呼应了这种观点，他写道：除了少许例外情况，阿多诺似乎对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包括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视而不见。他坦率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意识）使他拒绝、怀疑不符合他自己框架的文化表达形式（特别是爵士乐）。这也导致阿多诺把艺术表现的理性形式主要寄托在高度现代主义的审美形式上。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形式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和现实意义。
尽管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有这些明显的盲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努力从它的遗产中获取洞见，为不那么狭隘的目的服务。1995年，印度裔的加拿大学者阿莎·瓦拉达拉詹（Asha Varadharajan）在一本名为《异国情调的戏仿》（Exotic Parodies）的书中比较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阿多诺的研究。她说：“尽管阿多诺对帝国主义本身相对保持沉默”，但是：我认为，阿多诺关心交换原则的霸权，批判身份政治，这对于肯定“他性”（otherness）、抵制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采取的“恶毒”形式）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是，现代性（modernity）话语自诩为“规范的政治概念”......在去殖民化空间内编码民族国家的主张。
最近，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和艾米·艾伦（Amy Allen）在批判理论的多代传统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麦卡锡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忠诚的翻译者，也是富有洞见的诠释者。他在2009年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研究报告《种族、帝国和人类发展的观念》（Race, Empire, and the Idea of Human Development）。在这篇报告中，麦卡锡谴责，传统的现代化概念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假设玷污了，但他对更开明的发展理论抱有希望，这种理论将结合欧洲中心自由普遍主义（Eurocentric liberal universalism）的最优遗产和多元文化的特殊主义价值。相比之下，艾伦就不那么乐观了。在2016年出版的《进步的终结》（The
End of Progress）中，她批评麦卡锡，批评哈贝马斯、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和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她认为，这些理论家对先前的发展理论太乐观了，认为能够摆脱颇有问题的欧洲中心主义包袱。艾伦决心使批判理论摆脱启蒙理性主义中的规范性基础及其对进步的、跨文化发展的隐含信念。她试图将福柯（Foucault）的谱系学（genealogy）概念与阿多诺对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强调结合起来。她要提出一个更包容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元规范的语境化”（metanormative contextualization），使之囊括后殖民主义话语的见解。艾伦认为，拯救进步理想的唯一途径是将它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过去事实的假设脱钩，这种假设默认了西方现代化的特权，并根据文化规范来改进未来，使之成为道德的必要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恩佐·特拉维索和哈默等评论家抱怨对欧洲和美国之外的观点包容有限，但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阿多诺）却因批判启蒙辩证法的阴暗面而受到赞扬。有人认为哈贝马斯正在努力对批判理论进行“后殖民”重估，因为哈贝马斯对宗教规范的“后世俗”价值一直满怀兴趣。可是，麦卡锡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很难再动员第二代和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为后殖民理论做贡献。在他看来，这些理论家对西方思想遗产的辩护没有从欧洲起源和流亡美国的经验中充分解放出来。我想说的是，无论选择传统中的哪一派作为最可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准绳，我们会遇到问题，很难通过注入后殖民主义话语来丰富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也很难弥补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缺陷。为了理解我的意思，我们需要回到将1968年置于一个囊括1967年事件在内的扩展领域中的重要性。诚然，1967年的事件可以被不同的角度解读。从一个角度来看，“第三次中东战争”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非欧洲世界的一个章节，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意识形态的结果，也表达了受害者对东方主义的抵抗。当然，这也是让德国新左派的“亲巴勒斯坦派”如此狂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因为它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的例子一脉相承。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意这种解释，所以后来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自有一番道理。但是，匆忙把以色列的事业和殖民定居者的实验相提并论，是一件危险的事。不管怎么说，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后见之明”下，我们也很难赋予巴勒斯坦人救赎的作用，不能以某种方式弥补欧洲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必须说，这并不意味着去殖民的民族独立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也不是说帝国主义（无论是直接通过政治控制，还是间接通过经济或文化统治）总是应该得到辩护。很明显，无论去殖民化进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一个严重偏向前殖民国家的世界体系仍然留下了诸多残余。纠正这种平衡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也不能在后殖民进程的论述中轻易把受害者浪漫化。显而易见的是，一旦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国家或其他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现在经常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都无法实现某些欧洲活动家赋予它们的解放，也没有乌托邦的潜力。对“地球上的可怜人”表示同情是一码事，依靠他们来救赎人类又是另一码事。对所谓“全球左派”的无意识声援，使我们很难避开那些“非解放性的”政权和运动。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错误地支持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包括萨特（Jean-Paul Sartre）、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萨特和波伏娃在北京，参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风从东方来：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法国毛主义分子也是巴勒斯坦事业的狂热支持者，比如在1972年，恐怖组织“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对以色列运动员发动残酷袭击。“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的许多领导人曾是不安分的犹太人，他们忠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激进的德国人的反应似乎比较平淡，也许是因为恐怖分子的要求之一是释放当时在监狱中的“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团伙。到了70年代末，毛泽东思想在欧洲失去了光彩。
1972年“慕尼黑惨案”，两名西德警察试图进入被劫匪劫持的以色列运动员房间，1972年9月5日回到本文的主要观点。拓展领域有助于我们避免将1968年变成历史上一个单独的、自成一体的事件。我们不要让它变成“英雄的纪念碑”，不要把这一年放在一个基座上，单纯供人纪念。在把1968年与“第三次中东战争”及其影响放在一起时，这一年提醒我们去注意相互冲突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十分重要。这些叙事可以使1968年超越前面提到的、更常见的时间拓展和空间拓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能把以1967年为中心的叙述阐释为与1968年相兼容的主流形象，后者被说成人类解放史上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后者还可以被看作释放了变革力量的时刻，这些力量可能因为与前者（1967年）的结合而变得丰富，因为前者在名义上充斥着反帝国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力量。在这里，德国新左派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发出声音，尽管他们有时令人遗憾地提出了反犹偏见，但也可以被看成这个“星丛”的一部分——反犹太复国主义从未真正实现，却为更多根本挑战提供了希望。在更大的意义上，恩佐·特拉维索和艾米·艾伦等学者呼吁用从后殖民话语中吸取的教训来纠正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换言之，他们强调，要把“第三世界”的“救赎性政治”视为克服法兰克福学派悲观主义及其政治缺陷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像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当时所做的那样，逆向解读1967年，认为它与其说是“第三世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失败尝试，不如说是对犹太民族生存的威胁，那么恩佐·特拉维索和艾米·艾伦的解释就受到了质疑。然后，一个非常不同的“星丛”出现在了一个拓展领域，1945年的残余（法西斯时代的残余）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常言道，德国的新左派比其他地方的新左派更被一个无法掌控的过去困扰着。学生运动的愤怒被这种感觉助长，他们父辈的罪孽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当权者没有解决，纳粹德国全面崛起的原因也没有解决。反之，当权者对他们所认为的“议会外在野党”的过度行为深感焦虑，担心法制（rule of law）正被那些甘愿使用暴力来破坏战后西德政治秩序、破坏来之不易的成就的激进分子践踏，从而重蹈魏玛时代（Weimar）前辈们的覆辙。换句话说，1945年仍在冒烟的余烬帮助点燃了德国1968年的火焰。然而，对1945年的未竟事业还有另一种隐含解读，它以另一种方式震慑着我们。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以色列的具体政策有所保留，但大多数成员对以色列感到焦虑，担心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利。因此，他们拒绝简单化的阐释，不认为这场冲突是反帝国主义争取全球正义斗争时一段“非黑即白”的插曲，要知道，这种解读引诱了许多左派人士。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来说，犹太民族的毁灭足以成为一种威胁，超越了他们批评以色列破坏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的具体政策。承认这种恐惧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同情他们以欧洲为中心，无法对“第三世界”所谓救赎使命投入很大希望的现象，也能理解和同情他们面对全球左派表示无条件声援时的犹豫和踟蹰。这让我们看到，阿多诺与詹姆斯的相遇是建立批判理论和后殖民话语联盟的失败，但不是那么可悲。从半个世纪后的角度回头看，“第三次中东战争”及其后果引发了迄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冲突双方似乎都不太希望被锁定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斗争中。但有一点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再次唤起曾经赋予后殖民主义话语以政治正确性光环的那种信心了。停滞不前的欧洲革命终将启动，会被那些最终在历史舞台上宣称自己为“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启动，但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刻还无法实现。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毛主义追随者从当年的中国寻找答案，但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引擎，却无法成为解放的灯塔。类似的评价也可以用在曾经光辉灿烂的拉美左派身上，这些人有过光明的未来，今天却如此颓败。我们在印度、非洲、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也看到过类似的希望，现在却也凋零了。我们回到开篇在耶路撒冷的相遇。现在看来，赫伯特·马尔库塞是理想主义学生运动的化身，他投下了历史阴影，但这个阴影比民族主义现实政治和战争艺术大师摩西·达扬投下的阴影要短得多，也不那么普遍。在1968年的拓展领域中，既有1967年和1945年，也包括2019年。任何历史领域都必须考虑到现在这个时刻，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要么是一个已经真正实现的可能未来，要么是一个被反讽逆转的未来。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自己身处的“当下”也将逐渐消失在过去的长河中。就我们所知，法兰克福学派破有争议的“自由国家战略”可能仍有先见之明，它的漂流瓶被冲上了新的海岸。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等到1968年的“百年纪念”再来评估这些猜想，毋庸置疑的是，不断发展的批判理论传统在这期间将留下许多值得我们玩味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