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1989年
Left-Wing Melancholia: Marxism, History, and Memory
作者：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来源：同名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7）导论
在社会主义与野蛮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中，后者领先前者一个身位。进入21世纪的我们怀揣着比19世纪末先辈们更少的希望。——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1967年，莱因哈特·科塞莱特（Reinhart
Koselleck）重构了“历史是生活的老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这句话漫长的使用轨迹，这是西塞罗（Cicero）的箴言。科塞莱特强调，这句话在18世纪末枯竭了。当时，现代进步理念的诞生取代了旧的、循环的历史观。“过去”不再是一个巨大的经验宝库，人类不再从中汲取道德和政治教训。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未来”必须被发明出来，而不是从过去的事件中攫取。科塞莱特引用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话，人类的思想“在蒙昧中徘徊”，历史的教训变得神秘而无用。
然而，到了20世纪末，西塞罗的修辞方式似乎死灰复燃。自由民主获得了一种世俗神论的形式，在这个暴力世纪的尾声，吸纳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教训。一方面，历史学家指出，这个动荡的时代发生了无数变化；另一方面，哲学家宣布了“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福山（Fukuyama）乐观的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受到了批评，哪怕从“冷战”结束和共产主义崩溃中孕育的世界如此统一。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有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如此普遍的全球霸权。
1989年是一声巨响，有一种结束一个时代又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势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1994）在全球大获成功，首先得益于它将人尽皆知的一个周期、一个时代、一个世纪的结束纳入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像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样，这一年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看法，产生了新的历史想象。柏林墙的倒塌出人意料，极具破坏性，它立即成为一个事件，一个不问理由的划时代转折，它开启了新的愿景，倏然将世界投射到一个不可预测的星丛（constellation）。
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崩溃激起了一波热忱，并在短时间内对可能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产生了巨大的期望。但人们很快意识到，20世纪的整个表象已经分崩离析。众多左派人士感到不可思议，其中不乏反斯大林主义者。前东德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在她的自传《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中描述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她从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流亡出来，在精神上变得无家可归。
除了官方的、已经失去信誉的共产主义“不朽历史”，还有一种由“十月革命”创造的不同历史叙事，其中也描述了许多划时代的事件，比如西班牙内战、古巴革命和“五月风暴”（May 68）。根据这种方法，20世纪经历了野蛮和革命之间的共生关系。然而，在1989年11月的冲击之后，这种叙事消失了，它被埋在了柏林墙的废墟之下。
20世纪的辩证法（dialectic）被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非但没有解放新的革命能量，反而貌似耗尽了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轨迹。整个共产主义的历史被缩减到只剩下极权主义的层面，成为一种集体的、可传染的记忆。当然，这种叙事并不是1989年的新发明。它从1917年就已经存在了，但现在它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一种对过去无可辩驳的主要表达。
共产主义带着解放的承诺跨进20世纪，却作为异化和压迫的象征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后看来，拆除柏林墙的影像成为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电影《十月》（October，1928）的反转。当国家社会主义瓦解之时，共产主义的希望已经耗尽了。1989年，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重叠在了一起，将革命归入极权主义的叙述之下。
科塞莱克把1989年定义为一个“马鞍时代”（Sattelzeit），在这个时代的走廊中，我们看到了旧政体的危机和复辟。在这个灾难性的过渡时期，一种基于民族国家（nation）理念的新主权（sovereignty）形式出现了，当时欧洲的秩序社会被个人社会取代。词语改变了它们的含义，最终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概念——“单一集体”（singular collective），囊括了“事件的复杂性”和有意义的叙事（一种“历史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见证了一种过渡。我们的航标、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知识景观都发生了彻底改变。换句话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一种新旧形式融合的过渡。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市场和竞争这两个新自由主义词汇的基石成为了后极权社会的“自然”基础。它们殖民了我们的想象力，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类习惯，成为一种新的、“日常生活”（Lebensführung）的主要价值观。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老话来说，在这种价值观面前，以道德为导向的、资产阶级的旧式新教禁欲主义是古老的残余。这是“冷战”结束后开启的新世纪，这是这个世纪的政治和认知框架。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似乎让时间回到了1789年，让两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肩并肩。依照古典自由主义模式，自由和政治似乎是唯一的基线，1789年反对1793年，也反对1917年，甚至1776年反对1789年（自由反对平等）。
所谓的“天鹅绒革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恰恰相反，它打破了之前的任何梦想，使文化生产陷入瘫痪。哈维尔（Vaclav Havel）这样优秀的散文家和剧作家一旦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就成了西方政治家的一个苍白、可悲的复制品。东德的作家们在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令人窒息的控制下，创作了寓言式的小说，激发了字里行间的读写艺术。他们的作品异常丰富，富有想象力，之后再没出现任何类似的作品。在波兰，1989年的转折引发了民族主义浪潮，亚切克·库伦（Jacek Kuron）和克里兹托夫·基斯洛夫斯基（Krizstof Kieslowski）的死亡标志着一个批判文化时代的结束。
这些革命并没有将自己投射到未来，而是创造了一个沉迷于过去的社会。致力于恢复被苏维埃共产主义绑架的民族历史博物馆和遗产机构在中欧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也迅速陷入了类似的僵局。在被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血腥内战阻止之前，他们摧毁了突尼斯和埃及两个令人讨厌的独裁政权，但不知道如何取代它们。他们的记忆由失败构成——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第三世界”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激励革命青年）。这些革命令人钦佩地自我组织起来，却相当缺乏领导力，在战略上无所适从，但它们的局限并不在于它们的领导人和社会力量。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这种起义和群众运动背负着20世纪革命的失败，这是一种压倒性的沉重，使乌托邦的想象瘫痪不堪。
这种历史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女权主义（feminism）。革命的女权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的许多假设提出了深深的质疑，尤其质疑后者所认同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男性视野和男性能动性（agency）。但这种女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解放思想，那就是投射到未来的解放。女权主义强调革命意味着全球的解放，它超越了阶级剥削，走向性别关系和人类生活形式的完全重构。它将共产主义重新定义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阶级而且性别等级也被废除，性别平等意味着承认性别差异。女权主义的乌托邦构想出一个新世界，亲属关系、性别分工、公私关系被完全重构。
在女权主义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也意味着性革命，意味着身体异化的结束和被压抑欲望的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指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也指新的生活形式的创造。女权主义的斗争往往被视为解放的实践，预示着未来，预示着一个解放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她们要求性别认同和平等权利；在左派内部，她们批评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范式，这种范式形成了从19世纪社会主义继承下来的军事化革命概念，并在俄国内战期间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强化；在妇女中，她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体意识。
共产主义的崩溃伴随着（或者说先于）女权主义斗争和乌托邦的衰竭，这产生了她们特有的忧郁形式。与左派一样，女权主义哀悼自己的损失，这种损失既包括解放未来梦想的消失，也包括真实转型的体验。
在“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社会宣布了女权主义的胜利，完成了司法平等和个人自决（商业女性的传奇）。女权主义乌托邦的衰落产生了各种倒退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学术界，女性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她们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后者不再将性别和种族视为历史压迫的标志（女权主义曾与之抗争），而是将它们转化为流动的、超文本的范畴，也就是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所谓的“形而上学”范畴，以适应对性别“他性”（otherness）的商业化承认。
温迪·布朗（Wendy Brown）认为，这意味着性别“变成可以弯曲、增殖、搅扰、重新符号化、变形、戏剧化、戏仿、部署、抵抗、模仿、调控的各种东西......但就是不能被解放”。
因此，21世纪是一个由乌托邦普遍消亡所塑造的时代。这是区别于前两个世纪的主要特征。“法国大革命”开启了19世纪，定义了一个新时代的基线，政治、文化和社会都被深刻改变。1789年创造了一个新的“革命”概念，意味着一种断裂和彻底的创新，并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种革命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王朝的秩序，摧毁了旧政权的“持存”，孕育了20世纪。但这场灾难也催生了俄国革命。1917年10月，俄国内战拉开帷幕，这是一个既重大又悲剧的事件。在这场血腥的内战中，一个独裁政权应运而生，并迅速转变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同时，俄国革命唤起解放的希望，动员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苏联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达到顶点，然后它便开始衰落，这个轨迹深刻地塑造了20世纪的历史。相反，21世纪以这个乌托邦的瓦解为开端。
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 ）在《幻觉的消逝》（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的结尾处得出了这个结论，傅勒说道对资本主义的“顺从”（resignation），其他学者也欣然应道：“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另一种社会，今天世界上没有人就这个问题提供任何建议，甚至没有人试图制定一个新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并不像这位法国历史学家那样，他认为，如今，世界的末日比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想象。简而言之，21世纪伊始恰逢从“希望原则”（principle of hope）到“责任原则”（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的转变。
“希望原则”激发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战斗，从1917年的彼得格勒到1979年的马那瓜，从1936年的巴塞罗那到1968年的巴黎和布拉格。它也萦绕在最可怕的时刻，鼓励人们反抗纳粹。相较之下，“责任原则”出现在未来的黑暗中。我们发现革命产生了极权主义的怪物，生态学让我们意识到威胁地球的危险，我们便开始思考自己将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区分了萦绕在历史上却无法实现的社会想象，有妄想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梦想（抽象的、补偿性的乌托邦，如中世纪产生的技术原始社会所想象的飞机），也有激发当下进行革命改造的预期希望（具体的乌托邦，如20世纪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的消失和后者的蜕变。一方面，从科幻小说到生态研究的种种形式，环境灾难构成的未来噩梦反乌托邦（dystopias）取代了解放人类的梦想，也取代了极权主义时代的危险梦想，并将社会想象局限在当下的狭隘界限。另一方面，集体解放的具体乌托邦变成了对商品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个体化动力。新自由主义摒弃了集体解放的“暖流”，引入了经济理性的“冷流”。因此，乌托邦被私有化，成为一个具体的物化世界，并被摧毁。
科塞莱特认为，“现在”把意义赋予“过去”。同时，“过去”为历史的行动者（actors）提供了一系列经验，他们可以从中形成自己的期望。换句话说，过去和未来相互作用，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联系。它们不再是两个严格分离的板块，而是被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关系连接起来。
然而，在21世纪初，这种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的辩证法似乎已经耗竭。上个世纪的乌托邦已经消失了，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但无法投射到未来的现在。“期望的基线”看不见了。乌托邦似乎属于“过去”的范畴，在过去的时间里想象未来，因为它不再属于我们社会的现在。历史本身就像一片废墟的风景，是痛苦的活遗产。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等历史学家把90年代出现的历史性（historicity）制度描述为“现在主义”（presentism），它是一个被稀释和扩大的“现在”，将过去和未来都吸收和消解在自己身上。“现在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被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重塑的“过去”；另一方面，它是被新自由主义时间废除的“未来”。它不是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描述的“钟表的暴政”，而是证券交易所的独裁。这一个永久加速的时代，拿科塞莱特的话说，不存在“预言的结构”。
二十五年前，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让乌托邦的想象不复存在，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基线”的新兴末世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但还没有新的乌托邦出现。因此，“现在主义”变成了一个悬浮的时间，介于无法掌握的过去和被否定的未来之间，介于“不会消失的过去”和无法发明或预测的未来之间。
近来，“现在主义”已经远不止历史的不可知论，而成为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其中之一是前情境主义艺术史家T·J·克拉克（T. J. Clark）。他声称有一种尼采式的、失望的改革主义，提出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学，放弃一切乌托邦。他说：
不会有未来，只有一个现在，在这个现在中，左派总是处在困境之中或被边缘化，总是自豪地成为过去的老东西。左派努力组建尼采认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社会的材质”（material for a society）。这是政治的秘诀，而不是清净无为。
21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幻灭感。马克斯·韦伯在一个世纪前宣布了“世界的幻灭”，他将现代性（modernity）定义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非人化（dehumanized）时代，在那之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幻灭，源于工具理性替代方案的失败。这种历史僵局源于辩证法的瘫痪。我们看到的不是“否定之否定”，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扬弃”（Aufhebung）思想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超越，而是通过拆毁资本主义的敌人来加强和扩大资本主义的力量。
当然，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这种历史变化的唯一来源。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工人的记忆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记忆在过去关键的几十年里消失了。共产主义的垮台正好与福特主义（Fordism）的结束相吻合，后者是主导了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灵活的、流动的、不稳定的工作进入人们的生活，个人主义的工资竞争模式彼此渗透，这些都侵蚀了传统的社会性（sociability）和团结（solidarity）。
新的生产形式出现了，它和旧有的大工厂体系错位而立，又和大量集中的劳动力酿成了许多后果。一方面，它深深影响了传统左派，使左派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它瓦解了左派记忆的社会框架，左派的连续性被无可挽回地打破了。欧洲工人运动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文化。
同时，20世纪最后十年以传统的“政党模式”危机为标志。群众性政党在“二战”后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形式，左派政党（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这种政党的典型，但它们都消失和衰落了。这些政党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党员，深深扎根于民间社会，是形成和传播集体政治记忆的主要载体。取代它们的新兴“全能”政党是没有强烈政治认同感的选举机器。在社会解体的情况下，阶级记忆消失了，劳动者失去了任何公共的可见性。劳动者化身为隐藏的记忆（就像战后的“大屠杀”记忆一样）。欧洲左派也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真正的社会主义失败之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对过去的迷恋正在塑造我们的时代，这种迷恋源于乌托邦的黯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回顾过去。记忆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我们进入21世纪时没有革命，没有巴士底狱和冬宫的起义，但我们在“9·11”事件中收获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狰狞的赝品，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是恐怖而不是希望。
我们失去了期望的地平线。20世纪在我们回顾的目光中仿佛是一个战争和种族屠杀的时代。“受害者”，这个以前低调而谦逊的角色突然出现在舞台中央。大多数时候，受害者都是匿名和沉默的人，但他们闯入了舞台，主宰了我们的历史观。纳粹集中营和斯大林古拉格的证人成为了这个受害者世纪的标志，因为他们带来质量最高、影响最广的文学作品。托尼·朱特（Tony Judt）抓住了这一时代精神（Zeitgeist），专门讨论欧洲大陆的记忆，题为“来自死者之家”。
这种对受害者的同情用一种新的光线照亮了20世纪，在历史中引入了一类尽管无所不在，但始终处于阴影中的人物。从此，“过去”似乎成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需要思考的风景，在那里，一片废墟不断向天空堆积。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新天使》（Angelus Novus，1920）
然而，新的时代精神与这位德国犹太哲学家的救世主信念（messianism）正好相反。我们没有“现在时间”（Jetztzeit）与过去产生共鸣，以实现被征服者的希望并确保他们的救赎。古拉格的记忆抹去了革命的记忆，“大屠杀”的记忆取代了反法西斯的记忆，奴隶制的记忆使反殖民的记忆黯然失色。对受害者的纪念似乎无法与对他们的希望、斗争、征服和失败的回忆共存。
一些观察家早在1990年就写道，这又是一个“世纪的午夜”。墨西哥历史学家阿道夫·吉利（Adolfo Gilly）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攻势试图“在人类的心灵和梦想中消灭社会主义的想法本身”。
1989年的转折产生了历史和记忆的冲突。从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整个20世纪的学者都严格区分概念。“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是对过去的记忆，一定以封闭的方式出现，并且已经进入历史。换句话说，它产生于记忆和历史之间的碰撞。它塑造了我们的时代，是不同时间性（temporalities）之间的交叉点，同时也是一个仍然活在我们头脑中并被存档的过去镜像。
20世纪的历史书写是两种时间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行动者是证人，是历史学家的书写源头；另一方面，学者们不断拷问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自己的地位变得不稳定。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和保守主义者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的《幻觉的消逝》等书都反传统，但他们对20世纪的阐释都基于对事件的回忆，往往采取了类似自传的形式。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遗作《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1969）中，提议用“流放”（exile）的比喻来描述历史学家的旅程。在他眼里，历史学家就像一个流亡者或“异乡人”，是一个治外法权的人物。他区分出两个世界，分别是他生活的世界和他试图探索的世界。他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因为尽管他努力渗透到过去行动者的精神世界中，但他的分析工具和阐释学都来自他自己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差距既是不合时宜的陷阱，也意味着好处，因为它允许一种回顾性的阐释，而这种阐释不受历史主体行动背景的文化、政治和心理限制。历史叙事和对过去的表述正是源于这种差距。
流亡的隐喻无疑很有用。流亡仍然是现代世界史中最迷人的经历之一，但如今需要进行细微调整。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共产主义和革命史的左派历史学家）既是“流亡者”，也是“见证者”，因为他们深深卷入了构成他们研究对象的事件之中。
他们没有在探索一个遥远而未知的过去。他们的难度反而在于与一个切近的过去保持距离，这个过去来自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察，并且仍然困扰着他们的环境。他们与过去的行动者之间存在共鸣，但这种共鸣关系总是有可能被意外的“移情”时刻干扰，唤醒他们的经验和主体性。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学家书写记忆历史的时代，而民间社会继承了历史的鲜活记忆。因此，研究左派时引出了忧郁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历史和记忆的不稳定平衡间往复进行。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左派持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将世界革命描述为一个发生在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阵地”中的过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仔细研究了西方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官僚叛乱、“第三世界”蔓延的反帝国主义革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古巴革命（1959年）和越南战争（1975年）结束之间，这个愿景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教条的计划，而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五月风暴”是震动西欧国家的激进运动高潮，此外还有意大利的“火热之秋”（Autunno caldo）、葡萄牙革命，以及西班牙终结佛朗哥的独裁统治（197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公开反抗苏联的统治，威胁到其他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许多游击队运动效仿古巴的经验，但大多以悲剧告终，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Augusto Osvaldo Pinochet）在智利发动政变。在亚洲，越共给美帝的统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路易·马勒（Louis Malle）《五月傻瓜》（May Fools，1990）剧照
这些反叛经历之间相互融合，加之“世界革命的三个阵地”之间存在某种协同关系，青年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革命的理念和实践。
也许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全球流行文化，它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本的范畴，以小说、歌曲、电影、发型和服饰的形式出现。在意大利，皮诺·马西（Pino Masi）于1971年创作了一首题为《枪声响起的时刻》（Hour of the Gun）的歌。这首歌改编自《毁灭前夕》（Eve of Destruction，1965）的旋律，从一首和平主义歌曲变成了对叛乱的呼吁，描述了一个“从安哥拉到巴勒斯坦”的革命世界。这首歌列举了当时正在发生叛乱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波兰工人的罢工和美国贫民窟的起义。最终，歌曲以一个反问句结束：“所以，同志，你还需要什么来理解/枪声已经响起？”
在这些乌托邦式的“街头战斗岁月”中，记忆并不是一个崇拜对象。记忆反而被纳入了这些斗争中。奥斯威辛集中营在许多法国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反殖民主义承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越南战争期间，纽伦堡审判成为罗素国际法庭（Russell Tribunal）的典范，该法庭于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聚集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彼得·魏斯（Peter Weiss），他们聚在一起谴责美国的战争罪行。
将纳粹暴力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比较是反战运动的一个常态。记忆被动员起来打击现在的刽子手，而不是为了纪念过去的受害者。萨特将“反游击战”定性为“彻底的种族灭绝”；曾在美国流亡的犹太哲学家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建议将法庭转移到奥斯威辛或克拉科夫（Kraków），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
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战争记忆被纳入现在的政治承诺中。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引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话，他说这是一种“回弹效应”（un choc en retour）。在欧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被铭刻在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中；在“全球南方”，纳粹主义被视为一种激进的帝国主义形式。
然而，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9年7月，革命浪潮在马那瓜落下帷幕，这与柬埔寨的杀戮创伤相对应。在欧洲，“大屠杀”成为集体记忆的核心。反法西斯主义在公共记忆中被边缘化，受害者开始占据了新的纪念景观舞台。过去的遗产不再被阐释为斗争经验的集合，而是变成了一种捍卫人权（human rights）的强烈责任感。
突然之间，三十年的“冷战”从集体记忆中删除。在法国，“五月风暴”成了一场纯粹的文化变革，一场狂欢节。在这场狂欢节中，年轻人玩起了革命游戏，把社会从戴高乐主义（Gaullism）推向了现代形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70年代成了“领先的年代”（anni di piombo）。在德国，将70年代的激进左派与希特勒军团相提并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街头被镇压的一代否定自己过去的经历，转而在政府和其他强权机构中担任职务。在世界革命崩塌之后，它的“三个阵地”成为三个不同受害者的记忆领域，三个不同的哀悼场所。
丹·迪纳（Dan Diner）说，1945年5月8日的胜利纪念日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可以探索21世纪初记忆景观的这种变异。在许多国家，这个纪念日被确定为国家节日，但对西方世界、东欧和北非却没有同样的意义。西欧将纳粹德国对盟军的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解放事件来庆祝，这是一个和平、自由、民主时代的起点，也是一个卷入自相残杀的大陆的和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自己也坚持这种对过去的看法，放弃了他们对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一种民族耻辱的旧观念，这种耻辱首先是他们的主权被剥夺，然后是他们的国家被分割成两个敌对国家。
1985年，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szäcker）在一次响亮的谈话中把5月8日定义为“解放日”，二十年后，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希拉克（Jacques Chirac）、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小布什（Georges W. Bush）和普京（Vladimir Putin）并肩参加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德国采用了一种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话语，这无疑得到了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大屠杀”的记忆起到了统一叙事的作用。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结束一个“异步”的记忆过程。起初是战后的沉默，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回忆，由犹太人记忆的觉醒和新生代的变化引起，最后是过去20年对记忆的迷恋。
经过漫长的压抑，“大屠杀”终于从反犹主义（40年代之前的主要因素之一）中解放出来，欧洲文化中重新浮出水面。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参与了这一变化，不仅是法国（它拥有俄罗斯以外最大的犹太社群），还有德国（那里与战前犹太人的连续性被彻底打破）。
“大屠杀”以一种相当矛盾的方式在我们的历史表述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因为这一事件变得越来越遥远。当然，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随着纳粹集中营最后一批幸存者的死亡，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它在西方（欧洲和美国）的纪念空间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在那里，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公民信仰”。也就是说，根据卢梭的说法，这种世俗的信仰有助于统一具体的社群。
将集体记忆和“大屠杀”的民间信仰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错发。前者是过去在当下世界的存在，后者是一种教育和纪念的政治。“大屠杀”根植于跨国历史意识的形成，它的民间信仰是国家教育工作的产物。在欧盟内部，它试图创造一个建立在伦理价值基础上的超国家共同体假象，这种良性的表象很容易掩盖了建立在“高度竞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真空，但唯一的超国家主权只能通过中央银行体现出来。
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大屠杀”的记忆也有模糊之处。在德国，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个专门纪念被害犹太人的纪念馆，实现了历史层面的身份转变。纳粹主义的罪行肯定属于德国，就像宗教改革一样。德国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种族集体，而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血缘和土壤的神话被现代公民身份的观点取代。同时，在“记住”“大屠杀”的“责任”之后，东德的痕迹被系统地破坏了。东德的记忆和建筑（以及反法西斯主义的记忆）必须被抹去。
在受害者的时代，“大屠杀”成为西方记忆的典范，是对其他古代或近期暴力和犯罪形式的记忆基础。因此，一种二元论将历史简化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立。这并不只涉及对种族灭绝的纪念，也涉及对完全不同的历史经历的纪念，比如西班牙内战。
三十年后，佛朗哥独裁的幽灵又出现了。对再次陷入暴力的恐惧产生了对过去的镇压（一种既不强加也不完全的镇压，但很有效），这个过程伴随着民主的到来。今天，在新一代形成的稳固的民主制度中，西班牙的欧洲一体化也出现了纪念性的一面，并产生了一些矛盾的后果。
近年来，历史学家对西班牙内战的暴力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重新构建了1936年至1939年间暴力的形式、方法和意识形态，确认并量化了双方的受害者。弗朗哥的集中营第一次得到了认真的研究和描述。然而，在公开辩论中，对受害者的纪念只是掩盖了历史的意义。根据这种方法，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30年代欧洲人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变成了一连串的反人类罪行。一些历史学家描绘了西班牙的“种族灭绝”，在这场暴力中仿佛只有迫害者和受害者。
在东欧的另一边，“二战”的结束并没有被当作一个解放的时刻来庆祝。当然，在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德国投降的纪念日被当作“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来纪念。然而，在被红军占领的国家，这个纪念日只意味着从一个外国占领过渡到另一个外国占领。
纳粹噩梦的结束恰好是苏联长夜的开始，通过这种“绑架”，中欧与西方分离开来，而它的真正“解放”直到1989年才到来。这就解释了2006年夏天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发生的暴力冲突，爱沙尼亚人与俄罗斯人在一座专门纪念红军战士的纪念碑前彼此对抗。对俄罗斯人来说，这座雕像歌颂伟大的卫国战争；相反，对大多数爱沙尼亚人来说，它是几十年来苏联压迫的象征。
今天，在前苏联集团的国家，人们几乎完全通过民族主义的棱镜来重温过去。在波兰，1998年成立了国家纪念机构，该机构认为纳粹占领和苏联统治之间有很大的连续性，将20世纪的历史视为一段漫长的民族殉难的历史，是极权主义的寒夜。类似的民族历史观激励着布达佩斯的“恐怖之屋”（House of Terror）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致力于说明“与20世纪两个最残酷制度的斗争”，而幸运的是，这场斗争以“自由和独立力量的胜利”告终。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议会于2006年通过一项法律，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的饥荒定义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中欧各国政府将自己描绘成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将“大屠杀”的记忆置于边缘地位。这种对比自相矛盾，因为对犹太人的灭绝确实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这一部分，绝大多数受害者都生活在那里，纳粹在那里建立了贫民窟和死亡营。
欧盟的新成员似乎经常将“大屠杀”视为外交哀悼的对象。托尼·朱特引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为描述19世纪德国犹太人的转变而塑造的形象，将这种被迫的哀悼作为“欧洲的入场券”，也就是说，是为获得尊重和彰显人权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战争是西方和东方记忆的交叉点。“冷战”结束后，铁托（Tito）死后十年，这里的民族主义爆发了，重新激起“二战”的记忆，还挪用了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历史及相关神话。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与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的幽灵作战，在科索沃他曾是奥斯曼帝国征服者的象征。在另一边，欧盟发现了军事人道主义的好处，而记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轰炸塞尔维亚的城镇成为一种责任，以救赎古拉格的受害者，不重复慕尼黑的悲剧。哈贝马斯认为，北约（NATO）的炸弹是康德式世界主义权利降临的一个标志。
在北非，1945年5月9日的纪念日唤起了其他事件。在这一天，法国殖民军向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开火，他们在塞提夫（Setif）的街道上庆祝纳粹主义的失败。军事镇压蔓延到其他城镇和村庄，冲突以新的示威活动结束，阿尔及利亚土著被迫向殖民当局屈服，在法国人的禁令面前鞠躬。
根据法国或阿尔及利亚的文献资料，这次大屠杀造成了1.5万至4.5万名受害者。塞提夫是法国殖民地暴力和军事镇压浪潮的起点。在马达加斯加，1947年那里的叛乱被血腥镇压。2005年5月，当西方大国的代表庆祝“二战”结束的周年纪念时，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莱菲卡（Abdel Aziz Boutlefika）正式要求承认塞提夫的流血事件，将殖民主义定性为“种族灭绝”，并要求法国进行赔偿。
因此，对1945年5月8日胜利的纪念浓缩了纠缠不清的记忆。从西方、东方或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观察，20世纪的历史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向。这个纪念日交织的历史叙事各不相同，尽管它们对过去的受害者有共同的热忱。这是20世纪初至21世纪的记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当然，它们并不是单一的、不相容的记忆，它们的多元性可以在封闭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之外，打开富有成效的共存空间。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大屠杀、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显示了吸取冲突而非互补的“历史教训”。21世纪初的全球记忆勾勒出一幅支离破碎的痛苦景象。新的集体希望还没有在地平线上升起，忧郁仍然漂浮在空气中，在这个被过去连累的世界里，我们看不见未来。西方、东方和“南方”是以前世界革命的“三个领地”，诞生出三种创伤的记忆。1959年，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谴责西德（和欧洲）的健忘症。他解释说，“‘研究过去’这种非常可疑的提法”并不意味着“认真研究过去”，相反，它意味着“合上过去的书籍，甚至从记忆中删除它”。半个多世纪后，一种类似的失忆症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在那里，过去的整个层面（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都被埋没在“记忆的责任”的官方修辞中。
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景观中，解放斗争的遗产几乎变得看不见了，呈现出一种幽灵般的形式。正如精神分析指出的那样，幽灵在死后存在，萦绕在我们对所谓完成的、耗尽的经验回忆中。在我们的头脑中，幽灵是来自过去的人，是与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分离的复仇者。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勾勒了一种幽灵的类型，指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幽灵，即“幼虫”（“larval”）幽灵，它们“不能独自存活，而是顽固地寻找那些利用坏良心产生它们的人”。斯大林主义就产生了这种“幼虫”幽灵。
1989年的转折为被征服者提供了一个被破坏的社会主义记忆，一幅解放社会的极权主义漫画。不仅社会主义的预言性记忆瘫痪了，而且对失败的哀悼本身也被斥责。暴力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占据了公共记忆的舞台，而革命的经历成为“幼虫”幽灵萦绕在我们对20世纪的描述中，被征服者躺在那里等待着救赎。他们不再是像1790年的伯克（Burke）和1847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宣布“即将到来的存在”的幽灵。德里达（Derrida）在二十年前指出，它们揭示了“‘现在的过去’的持存，是全世界的哀悼都无法摆脱的死者回归”。今天萦绕在欧洲的幽灵不是未来的革命，而是过去被打败的革命。【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