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有这个意愿”：拿不定主意做母亲的女性“I Kind of Want to Want”: Women Who Are Undecided About Becoming Mothers作者：奥娜·多纳特（Orna Donath，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本·古里安大学社会工作系）；尼扎·贝尔科维奇（Nitza Berkovitch，本·古里安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多瑞特·西格尔-恩格尔钦（Dorit Segal-Engelchin，本·古里安大学社会工作系）译者：陈荣钢引用[APA]：Donath, O., Berkovitch, N., & Segal-Engelchin, D. (2022). ‘I Kind of Want to Want’: Women Who Are Undecided About Becoming Moth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译文有删节。在这之前，奥娜·多纳特的第一本著作题为《后悔当妈妈》（Regretting Motherhood，North Atlantic Books：2015）的著作，褒贬不一，现有中译本。这项研究关注那些自认为没有拿定主意做母亲的女性。研究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如何在两种主要的、相互冲突的文化指示（directives）和观念（perceptions）之间寻找她们生活的方向。一是纠缠在线性时间观念中的生育激励主义（pronatalism）和家庭主义（familism），二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及其对应的流动社会（liquid society）观念。我们将论证，虽然对母职（motherhood）的犹豫不决（indecisiveness）来自个人化的新自由主义修辞，但它同时也破坏了这一修辞。导言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和女性生育意愿都有所下降。不过，对许多女性来说，做母亲仍然被视为默认选项。这些女性通常会思考如下问题：“我什么时候做母亲”“我想生几个孩子？”“我想生男孩还是女孩？”但她们很少思考或讨论：“我想做母亲吗？”“如果想，是因为什么？”基于生育激励主义的广泛意识形态，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巅峰与生育、抚养亲生子女混为一谈。文化形象把“母职”与“常态”（normality）捆绑在一起。加之，“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迫使女性“按时”做出这种决定。这种所有女性都想做母亲的共同假设，几乎不允许她们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深思熟虑或犹豫不决。当主流观点仍然赞扬母职的时候，生育率的下降促使人们对与生育率下降有关的结构背景和因素进行研究。此外，学术研究不断扩大微观层面，侧重探询女性决定做母亲（或不做母亲）的意图（intentions）、原因（reasons）和欲望（desires）。已有文献描述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包括那些决定不做母亲的女性和那些犹豫不决的女性。维弗斯（Veevers）、豪斯克内希特（Houseknecht）和蒂特延斯-迈耶斯（Tietjens-Meyers）是先驱研究者，他们的研究突出了两个不想做母亲的女性群体——早期表达者和推迟者。推迟者是那些尚未下定决心的人，她们再可以分成两个亚类。第一个亚类是那些一直想做母亲的女性，但由于她们的生活环境（缺乏稳定关系、缺乏稳定收入、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不允许而推迟的人；第二个亚类是那些一直对做母亲本身拿不定主意的人。吉莱斯皮（Gillespie）、赛特尔（Settle）和布伦利（Brumley）研究了那些对做母亲不感兴趣的女性，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分类——“主动决定者”和“被动决定者”。主动决定者指那些坚决不做母亲的女性。一些主动决定者在她们生命早期阶段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另一些主动决定者自认为最终会做母亲，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被动决定者”也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对做母亲犹豫不决的女性，另一类是渴望做母亲但因为生活环境而无法实现的女性。南迪（Nandy）研究了印度犹豫不决的女性，研究的参与者提到“墙头草”（“fence sitters”）这个词。马丁（Martin）的研究把这些女性称作“思来想去的人”（“debaters”）。那些对做母亲心怀不确定和仍在考虑的女性还没有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有两项研究将这一独特的女性群体作为“不生孩子”这一更大类别的一部分，与其他子类别一起讨论，这些子类别包括推迟做母亲、决定不做母亲和不能做母亲。因此，已有研究没有深入探究那些“思来想去的人”的内心世界。确有两项研究专门关注那些对做母亲犹豫不决的女性，然而这两项研究的范围仍然有限。一项是凯利·盖约特（Kelly Guyotte）的个人叙述，她探讨了她自己对做母亲的矛盾心理。另一项研究来自巴内特（Barnett），该研究在英格兰进行，调查了五位三十多岁对做母亲不坚定的女性经历。这项研究表明，参与者的年龄（标志着她们生育能力的下降）和社会对母亲的态度都在塑造她们的经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有必要对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做母亲犹豫不决的年轻女性进行广泛研究。我们的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此外，学术界很少关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包括女性的观点、欲望和她们深思熟虑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些背景对于理解她们至关重要，因此它们是我们研究的核心。正在斟酌做母亲的女性在公共讨论中也很少受到关注。在媒体上，当母亲的女性经常被表现为理所当然的规范模式。那些没有做母亲和不想做母亲的女性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她们仍然被表现为一种稀奇的事物。与此同时，对做母亲没有决定权的女性声音在大众和社会媒体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除了2016年出版过一本书《做母亲：适合我吗？帮你一步步想清楚》（Motherhood: Is it for Me? Your Step-by-Step Guide to Clarity）。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关注那些对做母亲犹豫不决、有所内省的女性，以此来扩大有限的现有知识。这种未决定的状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通过它来看待组织女性生活的一些文化原则和关于家庭和生育的观点，一方面是线性时间、社会灵活性和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生育激励主义和家庭主义。在以色列的背景下，女性在做母亲方面的不确定性特别有趣，在那里，除了个人化的过程，家庭主义和生育激励主义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都处在核心地位。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在以色列，拿不定主意做母亲的女性如何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化观念之间徘徊，在兼顾一些观念的同时，反对其他观念？本文旨在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在个人和团体层面为女性提供一个内省空间，使她们能够审视这种不确定性的意义，使之成为帮助她们进行生育决策的一种手段；第二，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创建一套有关女性对母职不确定性的新知识体系；第三，在以色列社会中，为这种对母职的犹豫不决提供空间和合法性。我们将论证，放弃生育的决定是对生育激励主义霸权的挑战（该霸权赞美父母身份，尤其是母职和生育）。在生育方面处于犹豫不决、矛盾和不作为的状态是对生育激励主义的社会秩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挑战（该模式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还认为，对母职的犹豫不决破坏了文化惯习，后者是一种基于“生物钟”前进和“发展”的线性时间观。不断变化的家庭制度和生育模式与当代社会维持僵化的父权制和性别化结构的概念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人认为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制度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事物。传统的家庭形式已经崩溃，并被多种形式所取代，包括选择退出任何形式的家庭的可能性。这些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人化的过程，它以“选择自由”的名义优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和需求——“选择”承诺了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亲密关系（intimacy）和自由（freedom）的能力，承诺了一旦关系不再满足个人情感需求就离开关系和追求新关系的能力。伴随着个人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逻辑和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行动逻辑的出现，它们已经渗透并支配了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个人和家庭领域——包括避孕方法的可用性、女性教育的增加、就业方面的考量，对过往“亲密关系”、“家庭主义”和“女性特质”的社会观点提出挑战。人口统计数据也证实了家庭面貌的变化。随着离婚率的上升，我们也看到了结婚率的下降，初婚、初育年龄的增加，以及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有偿就业率的增加。这些变化辅以新的生育技术，就形成了新的生育模式，也出现了不依赖已婚或同居夫妇或异性父母存在的多样化家庭形式。伴随着上述事态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出生率在下降。基于更广泛的制度、文化和经济背景差异，研究者也记录了不同国家生育率的差异。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成为父母，人们认为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丁克”（childfree）也取代了“无子女”（childless）一词，反映了当前的社会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意识地主动选择不当父母。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研究谈到了“无子女”和“丁克”的区别，前者在早期研究中非常普遍，有着消极的内涵。后来的研究向”丁克”的框架转变。对有些人来说，不为人父母是一种明确和有意的决定，而不是”意外”，因此“丁克”一词更准确地表达了这种选择。尽管“无子女”和“丁克”都被用来描述那些不想当父母的主体，但在本文中，当谈到那些思考过自己不做母亲这一选项的女性时，我们有意使用“不想做母亲的女性”这一框架。我们使用这个框架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我们争论的核心是对母职的犹豫不决，而不是孩子。其次，虽然有些女性在情感上对做母亲不感兴趣，她们避免与孩子发生任何关系或日常互动，但也有些女性对与孩子相处感兴趣（只是不想自己做母亲），因此她们转向治疗或教育岗位，可以从事与孩子相处的工作，或者花时间与侄子、侄女或家庭中的其他孩子以及朋友的孩子相处。这些与众不同的关系既不涉及生育子女，自己也不是母亲，但她们的生活中确实有小孩的身影，那么“丁克”的字面意思（childfree）就站不住脚了。对生育和母职感到犹豫不决的政治鉴于上述变化，许多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继续受到一种封闭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个圈子里，向母职过渡的观点基于生物决定论的命运问题，不可避免地“规划”女性对母职的渴望，将其转变为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认为女性是其命运的唯一主人，是成为母亲的内在的、个人的动力。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提出了对生物决定论观点的批判性解读。然而，另一种解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认为女性的生活方式是自由决定的生活方式，女性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的控制力越来越强。这种解释无视了如下事实——向母亲的过渡由社会、意识形态和等级结构形成，这些结构限制了许多女性的自主空间。这些结构重现了女性特质与母职的等同性，从而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生育/收养建立家庭是社会认可的唯一和最有意义的仪式，也是衡量一个女人及其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女性有限的生育自主权（包括她们确定自己是否有做母亲的愿望的有限自主权）也表现在谴责“非母职”（non-motherhood）的社会反应上。尽管近年来这些反应已经在减少，但它们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在玷污不想做母亲的女性的个性和生活。许多对成为母亲不感兴趣的女性仍然不被视为“真正的女人”，认为她们自私和幼稚，是怪物，是沉浸于享乐主义的可悲之人，也被视为背叛家庭、值得同情的对象，进而认为她们未能实现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对生育决策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许多人可能仍然对做母亲抱有模糊的态度，缺乏探索自己的愿望和能力的可能性，并顺理成章地做了母亲。社会对母职不确定性的反对，以及女性对做母亲的有限决定能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组合的结果，它将生育激励主义与其他和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关的社会逻辑、社会对时间的看法以及主体性等成分结合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个人自我（individual self）的概念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这种观点中，个人是自主权（autonomy）的理想倡导者。基于这种观点，个人在他们选择的生活道路上有自由意志，他们理性、精于算计，对他们选择的结果完全负责，并被期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过去，生命历程基于预期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现在已经被贝克（Beck）所说的“选择生平”（“choice biography”）所取代。罗斯（Rose）指出，“选择生平”应该允许一个人“做自己”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如果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则来安排人生阶段和阶段之间的过渡，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罅隙，因此人们必须做出决定并构建自己的生命历程。伍德曼（Woodman）将其称为“自己动手的生平”（“do-it-yourself biography”）。理想情况下，人们能够成为“选择的主体”（“subject who choose”），这是一种让自己的生平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知道自己目标的主体，知道自己偏好的主体，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在生育激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融合中，“人类是命运的主人，每个人都要书写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修辞。社会上有很多培养、创造自主性技能的平台，帮助人们实践这些技能。通过打破和重建社会观点，通过个人和集体社会观点，赋予人们使用这些技能的合法性。然而，在生殖和生育领域，这种自主性相对有限。大多数女性在做母亲的问题上没有参与实际决策过程。时间和主体性生育离不开对“生物钟”的讨论。年轻女性意识到，有一个“生物钟”限制了她们成为母亲的时间跨度，她们被期望毫不犹豫地按照这个“生物钟”的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前所述，在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话语主导的社会现实中，在“征服”、“实现目标”和“决策”的风气盛行的当下，除了这些“自然”的时间表之外，女性还需要遵循其他时间表。所有这些“生物钟”导致了“自然和正确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生路线图的标准化和同质化，人们在某个时间前必须经过的特定“站点”（从接受教育、就业到婚姻，再到为人父母）。戴维斯（Davies）认为，这种时间观念将人类经验划分为分离的、连续一致的单元，一个人从一个单元“进步”到另一个单元。这种逻辑也决定了“正确的”生命历程，一个人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节奏下遵循它，以便朝着“正确的”线性方向发展。劳斯（Roth）认为，大多数人都在根据集体制定的规范“时间表”来确保他们以正确的步伐向正确的方向运动，这也是衡量他们人生进度的标准。通过与该规范进行比较，人们可以解释自己的历程，确定他们是落后还是进步，并找到跟上步伐的方法。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女性对做母亲的犹豫不决可以被阐释对（自然和社会）“时间表”的反对。这是一种不提供保证的拖延。研究表明，生育和母职问题表明，“等待”往往与“无望”、“实力不足”、“缺乏生育能力”、“人生陷入僵局”、“苦恼”和“脆弱”等特征有关。“等待”也被视为不活跃的标志，被动地任由时间摆布，时间会“对我们做它想做的事情”，或者预期“某些事情即将发生”。这些特征与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相矛盾，根据这些精神，人类本该是积极的行动者（agents），他们应该书写自己的人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自信和坚韧的态度在“正确的步伐”上驾驭自己的生活。显然，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与线性时间的逻辑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第一种逻辑传达的信息是，对新自由主义主体来说，“一切都很流畅和开放”。相比之下，第二种逻辑设定了限制，限制了主体的行动自由，也增加了自己在书写人生之时，经过每一个“站点”耗费的时间总量。以色列的背景：自主性特别有限如前所述，以色列社会为研究生育决定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背景。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个人化进程和家庭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以色列社会仍然是一个崇尚母性的家庭主义和生育激励主义社会。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以色列社会的高度家庭主义反映在其较高的结婚率、较低的离婚率、较低的非婚生育率以及较低的结婚年龄上。在所有三十五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之中，以色列的生育率最高，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许多中东国家中也是如此。这种高生育率与赞美儿童的文化驱动力有关。一项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以色列公众认为儿童是幸福和天赐的来源，也是生活意义的主要贡献者。值得注意的是，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生过孩子的人的生活是空虚和没有意义的。以色列的高生育率也与该国作为辅助生育技术超级大国的地位有关，对此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辅助生育技术的可用性使许多女性（包括那些高龄初育女性）能够成为母亲，履行着“多子多福”的诫命。这一诫命在正统派犹太教和世俗犹太人那里都有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通常被归因于大屠杀的创伤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同时伴随着对破坏巴勒斯坦人口平衡的恐惧。在这种背景下，生育已成为民族斗争的一种工具。因此，女性有权要求国家为生育医疗提供资金，以实现生育目标。尽管如此，以色列社会一直在经历个人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反映在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家庭制度中。人们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家庭生活道路和节奏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传统安排和集体考虑的约束。与其他社会相比，以色列社会的个人化进程并不一定与家庭和家族主义相矛盾，而是成为加强这些方面的另一种手段。例如，男女同性恋者为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而进行激烈斗争，但他们的目标侧重于承认他们的婚姻权和家庭权，特别是他们为人父母的权利。家庭和生育一直是他们生活的核心，这不仅是出于集体的原因，也是出于与新自由主义权利论述有关的个人主义原因，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获得幸福的情感权利”有关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格尔·古尔丁（Sigal Gooldin）认为，一般的家庭生活和父母身份仍然被视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关键。以色列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与个人主义进程相似，并没有削弱家庭制度，也没有挑战母职的中心地位。研究反映出，以色列低收入母亲在看似矛盾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做母亲的照护（care）工作和有偿工作之间游走。研究结果揭示了这些母亲调动新自由主义话语元素的方式，同时通过将其与母性（maternal）话语交织在一起来创造她们自己的“好妈妈模式”来挑战新自由主义话语。总结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拓宽有关女性的有限知识体系，这些女性处于犹豫不决、自我澄清和对母职不确定的状态。我们认为，犹豫不决的状态不应该被看作一个短暂或特别的阶段，而应该被看作一种值得被社会学全面研究的状态。对做母亲犹豫不决的状态（无论是长期还是暂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关于生育、母职、决定和犹豫不决的看法、话语类型和文化见解，以及决定和不行动之间的关系。我们证明，虽然犹豫不决的状态受到新自由主义修辞的滋养，但它同时也破坏了这种修辞，也破坏了生育激励主义和线性时间的规范。在现代晚期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后女性主义逻辑之下，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被视为“选择共和国”的平等公民。尽管如此，在生育和做母亲的领域，女性的自由似乎仍然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女性有权选择社会希望她们选择的东西。只要女性的选择符合霸权主义话语，并遵循霸权话语规定的优先事项和为她们选择的角色，女性就会受到社会尊重，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体，独立、自主，并有自由实现的欲望。然而，当女性的选择不符合社会指示时，就会遇到问题（比如拒绝“得体”或与配偶生活）。不仅许多女性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受到谴责，许多女性不仅因为这种选择而受到谴责，而且她们只能单独承受这些选择带来的影响，因为这被视为”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对于那些作出”错误选择”的女性，陷入规训行为和公开谴责是可以预见的事。因此，在当代，“没有选择”的话语已经被“不好的选择”的话语取代了。这种模式在生育和母职领域尤其明显。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有更多女性可以做出选择，但她们仍然被期望做出“正确的选择”。【延伸阅读】